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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當我進入法醫學領域時，國際性法醫病理學會議是難得開一次的。但自從空中旅行將所需時間大大縮短以來，我們差不多常在世界各地會面。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已經在各地召開的這樣的會議上發表了演說，包括從斯德哥爾摩到布達佩斯的大多數歐洲國家首都；在遠東，在悉尼、墨爾本、新西蘭；在多倫多、紐約、新奧爾良洲、洛杉磯，以及加勒比地區、羅得西亞和南非……如果一個人在全世界有很多熟悉的法醫病理學同事的話，世界就象一只可以輕易橇開的牡蠣一樣。 再則，許多國家缺乏這個領域的真正專家，我曾被許多外國政府召請去處理各种凶殺案，包括塞浦路斯、百慕大群島、巴巴多斯、圣露西亞市和其他加勒比島；我還應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科威特、直布羅陀和維爾京群島當局要求發表對案件的看法。邀請是如此殷勤，款待是那么慷慨，致使我無法對有一次(僅僅一次)連自費旅行都不讓我入境，并且拒絕讓我察看尸体的事件抱怨了。 這件事發生在葡萄牙。1959年2月，有個英國布萊頓市的牙科醫生亞瑟·圖里斯同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乘車出發度假。但到達里斯本附近格多斯溪他們下榻的姆克西多汽車旅館時，這次度假卻突然悲劇地結束了。安置孩子們上床后，圖里斯夫婦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拉古什烏比杜斯的蛤肉和小牛肉，午夜11點回到了他們的單獨的木造小屋里睡覺。第二天上午10點，一個侍女去敲他們的房門，中午再去一次，下午4點又去一次，都沒有得到回答。她請來旅館經理，后者強行進入房內。饑餓、疲倦而又困惑不解的孩子們告訴他，爸爸和媽媽“還沒有睡醒”。經理很快就明白：他們再也不會醒來了。 圖里斯四肢伸開躺在床上，只穿一套睡衣褲。他的妻子帕屈麗莎，則衣著較整齊，跪著靠在另一張床邊。沒有強行進入或翻箱倒柜的痕跡，也沒有足以讓警方怀疑謀殺還是自殺的東西。 阿馬達地區檢查官指令醫官(相當于警察外科醫生，不是病理學專家)檢查尸体。除了兩個尸体的臉上和衣服上有嘔吐物斑跡外，他們沒有找到損傷或其他有關死因的線索。在里斯本的英國領事列斯里·布列克韋爾打電話告訴圖里斯的父母，并將孩子們用飛机送回國。《每日郵報》的記者哈里·韋福覺得其中必有文章，飛往里斯本，在那里他被告知死因是食物中毒：特別是拉古什的蛤肉。 韋福提出顯而易見的問題：還有多少人受牽累？答复令他惊异。旅館的不少客人吃了同一批蛤肉，剩下的由餐室職工包光了，然而連出現肚子痛的人也沒有。一個名為詹斯·杜斯萊士的侍者告訴韋福，在圖里斯死后他還吃了五只蛤肉說這些蛤肉的味道好极了，他健康得很。事有蹊蹺、韋福得到旅館經理的允許，巡視了圖里斯住過的小屋，并試圖發現他們在晚飯后到斃命這段期間里干了什么。經理指給他看尸体被發現時的准确位置。一個浴室毗連著臥室，其中一個人，顯然是圖里斯，在那里洗過澡。雖然水已放光，但浴盆里還留有水平面的標志，四根用過的火柴枝保留在水熱器附近。圖里斯夫人顯然在浴室的臉盆里洗過襪子。這似乎就是他們做過的一切。他們的床沒有被睡過。看來，—他們似乎是突然、急劇地同時發病，或其中一人還能夠呼救。 回英國后，韋福与西瑞爾·普拉格內爾醫生取得了聯系，他是圖里斯在蓋氏醫院時的同學和好友，普拉格內爾听過我上的法醫學課，因此建議韋福，應該征求我的意見。普拉格內爾非常關心孩子們的前途，他們多半要受到雙親身亡的嚴重影響。圖里斯在出發度假前，曾投保一万英鎊的災害保險。 無疑，他考慮到在國外時可能發生車禍或游泳失事，但保證金不止包括這些。保險證書用通常的措詞對災害死亡所下的定義是：“投保人遭受身体上完全的、唯一的、由于偶然的和可見的原因造成的暴力所致的傷害，這种傷害与任何其他原因無關，并導致他(她)的死亡”。這里并不包括食物中毒，保險公司對此作為疾病對待；但它又包括了下列一些危險，如火災、建筑物倒坍，及其他可能使投保人在旅館中遇到的災難。但有沒有這樣一种災害的證据呢？食物中毒是不大可能的，因為侍者和其他任何人都未遭害；但有嘔吐，還有什么原因可以導致他們的死亡？ 食物中毒并不是引起嘔吐的唯一原因，它也常見于一氧化碳中毒——一种非常突然和無聲的殺人者——的晚期。我問韋福有關浴室內水熱器的情況，顯然是由丁烷气体供熱的。供气筒是在浴室內還是在浴室外？——一在室外。有沒有嗅到什么气味？——沒有。水熱器有沒有煙道？——沒有(啊！我激動起來)。浴室內通風一類設備怎樣？——极少(我更加激動)。假如他們在浴室內就差不多被一氧化碳所征服，但又剛好設法蹣跚地走出來，他們能倒在尸体被發現的地方嗎？——能，尸体的位置似乎剛好表明是那樣。 由于旅館燃燒气体的通風裝置有毛病或不足所導致的一氧化碳中毒，肯定符合保險公司的災害定義。 是不是葡萄牙醫官們沒有去尋找證据便立即作出錯誤的結論？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愿意承認錯誤，尤其是對外國人，因此我們謹慎、机智地開始工作。我沒有告訴葡萄牙當局，如同我經常向我的學生們所指出的那樣，我們都將在我們的最后一餐飯后死去(但并不一定就推論是這餐飯殺死我們)；我也沒有提醒葡方——因為無疑他們應該明白——這不是浮游動物會使蛤產生危險的季節。開始我們只要求驗尸報告的副本。答复我們說，尸体已移到里斯本的法醫學研究所進行檢驗，并且怀疑某种“毒素”中毒。在經過一些“暗示”后，我們被告知，檢驗已經證實，死因是由于食物中毒。但是研究所拒絕提供任何毒物、培養物、細菌或其他科學證据。在溫和的壓力下他們后來承認，圖里斯夫人身上“存在有微量的一氧化碳”“但不足以致死”。 “為什么不是兩個人？”我問道，“他們是一起的。” 很清楚，從尸檢報告上看，葡葡牙專家們只取了內髒作分析，卻沒有取重要的血液和肌肉標本檢驗一氧化碳。顯然他們心照不宣地采納了醫官在現場所作的假定，而一氧化碳气体的問題被完全忽略了。我几乎不能相信，調查工作是如此草率，因為我發現尸檢報告記有圖里斯太太兩側肺的情況。雖然好几年前她的一側肺已被著名的外科醫生布羅克勳爵切除掉，這已由复核他的記錄而證實了。 我告訴普拉格內爾，葡萄牙給我簽證后，我愿意立即去檢查尸体和小屋。于是他和韋福飛往里斯本。在汽車旅館，友好的主人為他們打開了圖里斯的房門，他們檢視了浴室并照了像。浴室非常小：長8英尺，寬4英尺6英寸，高10英尺。他們檢查并試驗了水熱器，确信它沒有漏气。但是，正如韋福說過的，沒有煙道，浴室通風也非常不充分，只有半扇緊閉的小圓窗和一個小小的天窗。從他們提供的情況看，很清楚，自從悲劇發生以來，并沒有檢查過小屋的電或煤气設備，或檢查過通風情況。 普拉格內爾成功地會見了法醫學研究所所長，但是其他要求全被拒絕了，他們不許他檢查尸体，取回標本、血液或肌肉，或詢問葡方專家。最后，他轉達了我的意見：死因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并詢問可否讓我檢查尸体和現場。這引起里斯本一個檢查官正式的、巧妙的反駁，說他的政府的專家早已“解決了問題”，而且，如果允許任何一個外國人核查警方的現場或驗尸報告，那是違背葡萄牙法律的。我關于浴室內的煤气導致伴有嘔吐的虛脫和死亡的意見被輕蔑地駁回，理由是我沒有看到尸体或了解精心設計的分析，而這些都是發生在里斯本的。 精心設計？還不如說，是精心設計的不當處理——斷言毒素和組織胺等等。證明一氧化碳的存在只要花2∼3分鐘，連能力一般的“實驗室的學徒”都會做。 無論如何，葡葡牙當局的意見是決定性的，我沒有被允許去里斯本檢查尸体。為此，我亮出了一張王牌：死者家屬通過正式的途徑(不是我們的法醫或新聞渠道)提出詢問，葡萄牙政府可否讓圖里斯夫婦的尸体安葬在他們的祖國。當然，這個請求是不可能被拒絕的。 死后的第16天，兩具密封在棺材里的尸体空運到希思羅，立即送到益氏醫院我的驗尸所，而不送去擯儀館。同遺体一道送來一份檢察宮的正式文件，最后結論是：“死亡原因未定”。而我只消几分鐘就可以判定，而且是無可怀疑的。 尸体只不過是個空殼，所有器官都被拿走了，但那無關緊要。10分鐘內，取自大腿的標本證明，一具尸体的肌組織液內含52%的一氧化碳，另一具含50%，推算血液內至少含有60%——這是一氧化碳致死的飽和度。但甚至在檢驗之前，我就确信我的論點是正确的。當棺材蓋一被打開，我就确信了，我見到皮膚的特征性櫻桃紅色。為什么所有葡葡牙“專家們”都看漏了呢？仍是未解決的謎。沒有別的，這只是福爾摩斯式的簡單思考和推理的案件：觀察一切事物，了解它的意義。 我讓我的同事康納德·蒂亞爾單獨進行尸体檢查，他同意我的意見。我的關于一氧化碳飽和度的數字進一步由當時的首都警察實驗室主任尼科爾和英國空軍醫學研究實驗室的弗利爾少校證實了。同時，丁烷研究所的主任化學家制造了浴室的實体模型，并安裝了同樣模式的水熱器。他的實驗表明，一小時內發生的一氧化碳可以積聚到0.28%濃度，“這個濃度”，他報告道，“能在半小時內致人于死地”。 我們將我們的發現通知了葡萄牙當局，并且邀請他們的專家來檢查尸体、物證及我們做過的實驗室檢驗。他們拒絕接受邀請，否認煤气中毒的可能性，并且詳細闡述了他們的食物中毒的理論。 這對我或普拉格內爾或圖里斯家屬并沒有什么為難。驗尸官安·邁爾大夫(兩具尸体是進入他所管轄的倫敦地區的)听取了情況后，便在南瓦克舉行了公審。在他管轄的區域內所發生的一切不能令人滿意的事情，他都有權這樣做。我們的證据不但使這位精明的倫敦驗尸官感到滿意，甚至連為倫敦和蘭克賽爾保險公司出庭辯護的律師也感到滿意，該公司以前承受了圖里斯的保險。听了我介紹的這些發現后，他告訴法庭，“任何合理的要求”都將會得到滿足，不需要進一步的訴訟或費用。一万英鎊在一星期內付給了圖里斯的孩子們，是完整地全部支付給他們，因為卷入該案的任何專家都沒有對他們的服務索取一個便士。 “一個頑強的英國人的胜利”，驗尸官這樣稱贊道。哈里·韋福在《每日郵報》發表的報道最后一章里給予我一個令人愉快的稱贊：“神秘的案件被一個端坐于千里之外自己辦公室里的法醫學家解決了。” 一個人不會為了獲取獎章而幫助兩個孤儿申張正義，但是我几乎不認為我應當被人申斥。在外交部高大的房間里，站在稍為陳舊但非常雅致的地毯上，也許帕麥爾斯頓勳爵曾經在那里派遣炮艦去給外國人“上課”。時代不同了，一個文雅的外交部重要官員嚴厲地指責我，他意欲送給“我們最老的盟國”一封情書。他冷冷地瞪著我說，麻煩的國際關系已經出現，好象這樁“可悲的案件”中，我在詢問蛤肉的毒性問題之前就應當想到政治影響似的。難道我會愿意親自寫信給里斯本或是阿馬達市當局，以助于修補兩國關系間的裂縫？或是愿意由外交部草擬一份類似內容的信由我來簽名？ 他的訓誡只有一點我同意，這就是那樁案件的确是可悲的，因為一個葡葡牙的新發明，以超過英國標准的營業法典安全水平八倍的劑量，使一對無辜夫婦被殺，使他們的孩子們變成孤儿。正是因為外交部不希望這類評論出現在我的信內，所以我告訴這位官員，在這种欺騙勾當中沒有我的份，就拿起帽子走了出來。 我被這個事件所困扰，因為在從事尋找事實真相的職業上，是不允許有任何欺詐或不誠實行為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因素都決不允許作為借口，用來阻撓或轉移法醫學鑒定人在他們的職責范圍內設法尋找事情的真相，即使這樣會損害誰的感情或聲望也在所不惜。 一、兩年后，在匈牙利召開的歐洲法醫學會的一個會議上，我抓住了這次在布達佩斯偶然遇到的机會，在演說中談了這個看法。第二天清晨，一輛大型黑色的俄國汽車來到旅館，在一個司机和一個不祥的、面孔嚴峻的“同志”陪同下，我被帶到市政廳去。市委員會主席用法文作了長達兩小時的關于匈牙利政府在法醫學服務方面的效率的訓誡之后，我在后門被釋放了，從市政廳的人行道上象一個不受歡迎的訪客那樣离開。我妻子看見我再次走入旅館感到又惊又喜：在歐洲，有人因為發表了遠比我少的議論就被拘留、審訊，并且被長期關在監獄里。 (郭朱明 郭景元) ------------------ 轉自中鑒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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