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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5年期間，在西印度群島，我連續處理了几個案件。這些島嶼都很小，沒有一個大得可以辦起一間刑事實驗室。當發生大的刑事案件時，他們有時就要向外求援。因此，我就連續受理了几起案子：維爾京島一宗醉漢猛擊人頭案，百慕大島漢米爾頓海濱一宗強奸殺人案，卡斯特里后面山里兩起凶殺和縱火案。卡斯特里是草木蔥翠的熱帶島嶼圣露西亞的港口，許多旅游者要在那里上岸一、二天觀賞風光。不久，我就被叫去特立尼達檢查蓋莉·本森的尸体。她是在一個阿勃杜爾·瑪利克，即人們常稱之為“邁克爾X”的墓穴中挖出來的。這個墓穴在一個叫做邁克爾X罪犯的花園里。在西班牙港巡回大審法庭審問了這一案件以后回英國途中，我順便到安提瓜島(拉丁美洲)幫助倫敦警察廳的警官，他們是被叫到那里去調查一件英國貴婦人在阿拉伯橡膠樹林中被槍殺案。 在大多數較小的“天國樣的、長滿菠蘿、有棕擱海灘”的小島發生嚴重的犯罪案件時，病理學的標准都是很低的。我所受理的一些案件開始就是馬馬虎虎處理的。有一例，當地一位權充病理學家的醫官說是已經“作過尸体解剖”，并且寫了三頁紙的檢查報告。在我复查時就發現，他甚至連尸体里面都根本沒看。當我在一間很熱的殯儀館停尸室里复查尸体時，他一點也不感到害臊。顯然他根本就沒有完成他的工作。我感到有必要告訴站在我們旁邊的警官，我們最好把他那份“尸体檢查報告”稱為“初驗”。 1971年6月10日清早，圣露西亞的老港口卡斯特里那一側的山邊，有一間庄園式的房子突然起火。鄰居發出火警，但是等到那輛陳舊的消防車跌跌撞撞地開到城外崎嶇的道路上時，房子已經差不多燒光了。 消防隊人員在底層臥室里蚊帳和木料碎塊中間發現兩具燒焦的尸体。這兩具殘骸是詹姆斯和瑪喬里·艾德琳頓，他們是住在那里的一對做芭蕉生意的夫婦。 沒有人有任何怀疑。一個地方警察醫生在早上5點半鐘檢查燒焦的尸体。警察警衛著房子。第二天加勒比政府病理學家坐飛机來檢查尸体，報告說他們是被燒死的。燒焦的殘骸被裝進兩個塑料袋里，一起裝入一個用鋅箔襯里的棺木中，埋在鄰近的巴伯多斯小島上圣約翰教堂墓地里。 覺察到這是一宗凶殺案的是一個保險人員。他到房子廢墟周圍勘查了一天左右。在底層樓房后頭的洗碗處一個爛百葉窗子下面發現有一個泥腳印。這個百葉窗被人從外面往里打爛。這里是平房，既沒有被燒到，消防人員滅火時也沒有使用過這塊地方。但在附近的窗台上有一段綠色的膠管：可能是某些人用來澆花園的。 世界許多地方的保險人員對火災最抱怀疑態度。這個職員拿起膠管端聞一聞，多么強烈的汽油味！他一直沿著房子的后面追蹤到汽車房，那里停著一輛汽車，它的汽油箱開著，蓋子丟在地上。這是一宗縱火案，凶殺案！ 一個年青的劍橋大學畢業生，分配在倫敦警察廳工作的尼吉爾·福勒，第二天坐飛机赶到現場，撬起燒焦的地板，發現其下有四、五個起火點，并有汽油的碳氫化合物殘余。第二天我去查看尸体，實際是去做首次尸体檢查。我碰到倫敦警察廳的兩個偵探，莫利森警長和奧斯本巡佐。通過調查，他們已經“得到線索”。在那天晚上起火前，有人看見几個人在這問平房附近徘徊。當地警察局長塞繆爾·布魯克斯已經抓到三個出名的犯罪分子，正在審問。 “工作開展得好快！布魯克斯先生，”我說。“這很簡單，”他說，“在這個島上如果有什么真正的麻煩事，我就把這三個人抓起來：弗洛伊斯是頭目，福查和安東尼·查理斯是爪牙；如果他們沒有干，他們也總是知道是誰干的！” 他說對了。弗洛伊斯的頸、手臂有燒傷痕，胸部和面頰有指甲抓痕。安東尼的肩部和手臂被抓傷。這三個人無法證明不在現場，火災那天他們全都撈到錢。但他們不承認采取暴力——只是搶劫。他們只將那夫婦倆捆起來，沒有殺他們，也沒放火。頭子弗洛伊斯說那不過是不幸的巧合。必須拿出其他證据來。 第二天早上6點鐘，我們集合在圣約翰教堂墓地，發掘尸体。因為沒有隱蔽，這個現場的熱鬧程度甚至胜過在肯辛頓挖掘貝麗爾和吉拉亭·伊文思的尸体。數以百計盛裝的男女擁擠在教堂墓地牆外，有賣冰棋淋的貨攤和成群的孩子瞪大雪白的眼睛渴望著他們從來見過的盛會。警察挖出死尸來啦！凶殺案！英國科學家！倫敦警察廳！ 三小時后，因為受到挫折，我感到心神不定。只有一個老年挖墓人在挖，用的是陳舊的鐵鍬和兩個搪瓷碗，這兩個搪瓷碗全都生銹，每盛一次泥土拿到墓邊時，大半都漏了回去。這個墓穴長8英尺，寬6英尺，深5到6英尺，剛夠兩個人并肩躺下。這個老者很快就疲憊不堪，卻又沒有人來幫他的忙：他是官方的掘墓人，達便是他的活儿。要是有誰下去墓穴幫他，他就會上來。大約每10分鐘左右，他就要休息一次。有時要喝一點“古柯鹼”，然后又開始挖，但越來越慢。火辣的太陽烤了我們足足三個鐘頭，其后我們才看見棺蓋。可是墓穴旁邊的泥土又崩塌下去！又過了一個鐘頭，這副很重的雙人棺木終于撬起來？，其底下足以穿過粗帆布帶。 當在伊麗莎白皇后醫院打開棺蓋時，气味使人感到非常可怕。在我檢查這兩具燒焦的尸体時，在解剖室的觀眾馬上就跑光。盡管燒得嚴重，我還是能看到男尸的顱骨在左耳上方被鈍器砸碎。其下有血凝塊提示腦表面挫傷。我認為這個打擊非常猛烈，足以造成意識喪失，不過還沒有殺死他；在他的肺里，細小支气管發現有煙灰顆粒，血液和肌肉顏色的改變說明他還吸入了一氧化碳。死因是由于吸入火煙造成的窒息。女尸被火燒得更厲害，全身炭化。顱骨只剩下顱底部分還粘著一些腦組織。但是在她那燒焦的牙齒之間殘留有塑料包裹的布線條殘余物，說明她是嘴巴被布塞住之后放在那儿燒的。她的肌肉顯示紅色說明她也吸進火煙(通過鼻子)。 當我离開巴巴多斯島回倫敦時，要攜帶我那個大的黑旅行袋有點困難。一個年青的好管閒事的班机貨物管理員說，這個旅行袋太大，放不進一等机艙。我說我帶著這個旅行袋己旅行過許多地方，不打算將它丟掉。我沒敢說里頭有二具死尸的殘骸，要帶回蓋氏醫院我的實驗室。毫無疑問，旅客不會喜歡將尸首放在机艙里，班机職員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將死尸放在飛机上，就是放在貨艙里也不行。最后我找到一位保安官員說服貨物管理員說，這個袋里有一些“高度机密的內政部資料”必須放在我身邊：有警察特派員的委令。這個年青人才勉強地讓這個旅行袋帶進去。 對血液和肌肉標本的實驗室檢查證實兩具尸体都含有一氧化碳，沒有什么怀疑，這夫婦倆是被殘酷地用火燒死的。 三個月以后，弗洛伊斯、福查和查理斯在卡斯特里一間非常悶熱的法庭里受審。尼格爾·福勒和我坐在那里直淌汗，他列舉縱火的證据，我列出凶殺的證据。那些戴假發的，在倫敦訓練過的辯護律師沒有提出什么反對意見。福查站在被告席那里說，弗洛伊斯告訴他必須將受害者燒死，“因為英國有一种使死者說話的新方法。”弗洛伊斯似乎真的相信可以從死者那里將電子錄音到磁帶上去。“如果我們燒掉他們，那么灰燼就不會說話了。”檢察長約翰·林韋克在他總結發言中提到這一點，指出灰燼通過尼格爾·福勒和我自己的證据已經非常雄辯地說話了。三個人全部被判有罪，處以絞刑。 有一次在電話里听見一個很有教養的聲音說：“教授，我這里是外交部，我想看看您明天早晨是否能到特立尼達。那是邁克爾X案件。地方警察發現一個英國姑娘的尸体埋在他的花園里，而且說這是一宗凶殺案，想得到您的幫助。” “晤——噢，是的，當然嘍。”但是我還不清楚明天的工作安排。就象心不在焉的希萊里·貝洛克那樣，由于要作公開演講，他打電話給在倫敦的秘書說，“親愛的，我現在在克魯，我應該去哪里？”我記得當時是星期五晚。沒有再好的了，因為我在特林鄉下我的家里可以輕松地過一個平靜的周末。 “是的，當然。”我重复著說，“早晨我可以离開。” “好极了。”在電話的那一頭用純正的英語說。“我們會把您的飛机標放在希思羅的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辦公桌上。坐9點15分BA697班机。我們會通知特立尼達。要不要我們派汽車接您？” 好一個平靜的周末！到星期六黃昏，我飛了4000英里到皮阿可机場。再驅車15英里离開西班牙港到阿麗瑪花園，碰見了警察局長尤斯塔斯·伯納德，看了一下被燒掉的房子和發現兩具尸体的墓穴，在希爾頓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覺。到星期天上午9點鐘，我們全都到綜合醫院那間通風很差的解剖室，對腐爛的，發出臭气的受害者衣物、刺創和凶器等進行檢查和照像。下午2點鐘，經午餐討論以后，我們又出發到西海岸海灣，那里另一個受害者斯蒂維·耶蒂斯前不久“意外地”溺死了。下午5時30分我去洗澡。7點在西班牙港鬧市的中國餐館，大約有20名當地醫生，包括我的老學生和律師，設宴招待我。10點，經過一場令人毛骨悚然的猛沖赶到机場，為我的耽擱向英國海外航空公司表示歉意后，登上BA697(現在是698)班机，机上的女乘務員說，“先生，我以前沒見過您吧？”她是經過一天日光浴休息以后准備回家的。星期一早上8點回到希思羅。 “請你猜猜我是在哪里過周末的。”上午9點30分我對在蓋氏醫院的秘書希拉麗·怀特說。 “我在報上已經看到了，”她回答說，“你這一次旅行愉快嗎？” 是呀！我已經從時常被約請到國外處理犯罪案件中得到許多樂趣。他們幫了我一個“忙”，使我逃脫了在英國必須處理的日常工作。 “對，怀特小姐，”我誠實地說，“那是一個非常歡樂的周末”……我忍住一個呵欠。一大堆星期一的常規工作擺在面前。經常都是第二天你才感到疲勞。 這真是一件轟動全世界報刊的工作。邁克爾X或阿勃杜爾·瑪利克，在任何地方都是使人討厭的。雖然新聞記者不期望一個英國姑娘被殺案成為下一次的新聞，但他們還是察覺到一點事情的發展。 瑪利克出生在特立尼達，父親是葡萄牙种植園主弗萊塔斯，母親是西班牙港的黑人姑娘。他來到倫敦在諾汀山与一個黑人姑娘結婚，然后逐漸進入墮落世界。他變成一個嫖客、酒鬼、賭徒，加入了腊次曼的“不動產”行業。腊次曼是訛詐財產的人，他通過雇用象弗利他斯那樣的暴徒在佩丁頓有色人种地區制造恐怖，讓那些土地占有人放棄他們法律上“占有的財產”，因而讓他的財產价值暴漲。 瑪利克，就象他自稱的那樣，被美國一個自稱為馬爾科姆X的人領導的黑人運動所迷住。瑪利克效仿他，用上邁克爾X的名字，創立了一個“种族調整行動協會”，并自命為倫敦黑人社會的救世主。“當你想到我的時候，你就會想到希特勒……他有力量！”他告訴他的信徒。他教他們組織力量，鼓吹向任何与黑人姑娘在一起的白人開槍。這導致他在1967年以种族關系法被監禁12個月。1969年夏天，他被指控搶劫及勒索錢財時逃亡了。1970年听說在特立尼達又發生一次。英國當局并不去尋找引渡他，宁愿讓他到隨便什么地方去而不讓他在倫敦的講台上挑起种族沖突。他有許多有錢的朋友——小戴維斯，約翰·倫農，作家亞歷山大·特勞基，尼格爾·塞繆爾，百万富翁的儿子——有不少的信徒真誠地相信他就是黑人的救世主，而且認為不可能會有最后使他垮台的那种犯罪活動。 跟隨瑪利克的人中有一個外貌迷人的英國姑娘益莉·本森，當時20歲，是個正直的有教養的人的女儿。她的父親是名人錄里的一員，船長利奧納德·普勒奇，是個作家、旅行家、軍艦發明家，查塔姆的前議員。她和瑪利克的關系不是肉体的，肯定沒有性關系。她和他的一個穆斯林信徒海金·詹馬爾生活在一塊。但瑪利克能象教唆犯那樣控制著她。他從沒有過拋棄他的老婆德莎麗的想法，一閃念頭也沒有，但卻企圖無情地控制蓋莉這個姑娘的意志。他們在一次宴會上相遇，瑪利克把她描繪為“我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姑娘——長而直的黑發，皮膚象黑橄欖”。他說他已經“對她做了各种罪惡的事，她卻從未抱怨。但我并不因此而愛她，我恨她。有一次我將她四肢綁在床上鞭打，一直打到我疲倦。”她并不計較。對于他，她虔誠得就象十足的奴隸，而她只不過是許多被他弄得神魂顛倒的白人姑娘中的一個。 1969年，當瑪利克從倫敦逃跑時，蓋莉和她的愛人海金·詹馬爾跟隨他到特立尼達。開始他們大家過得不錯。瑪利克再干起勒索保護費、賣淫，并逐漸走向政界。舉行會議醞釀游行，接著是黑人運動的示威，最后挑起1970年使警察總署撤退的兵變。在這方面，瑪利克被深深的陷在里頭，而當這兵變被鎮壓下去時他的名聲便在為衰落。這時他缺乏銀錢，到1971年底，他菲常急于買下阿里馬一所价值2万英鎊的房子。這房子离西班牙港大約有20英里遠。他開始持槍勒索，組織武裝搶劫，而且派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叫約瑟夫·斯卡利特的罪犯去襲擊一個鄉村派出所(這是他的致命錯誤)。斯卡利特不服從，而瑪利克卻簡單粗暴地命令他去執行。包括斯卡利特在內的一伙人挖了一條深溝。當這條溝挖好后瑪利克就用一把彎刀將這個違抗者斯卡利特的頭斬下來，并把他理在里頭。這條溝填好之后，瑪利克命令他的花匠“种點東西在上面”，第二天就种上一些萵苣。干這种事情的代號是“种樹”，瑪利克的同伙都知道他們當中的任何人隨時都有可能落得同樣的下場。 斯卡利特是在1972年2月8日被殺的。僅僅几天后，他們這一伙的另一個成員斯蒂維·雅蒂斯在去桑斯·索西海灣作游泳旅行時“失蹤了”。那是一個很平靜的小港，我自己一個人曾去那里游過泳都很安全。這伙歹徒里每一個人都緊張不安，脾气暴躁。一個月沒有看到蓋莉工沒有一個人想要問問她的情況。局外人都避開這一伙， 后來，突然整個肮髒的勾當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完全全暴露出來了。瑪利克帶著他的老婆到圭亞那作“講演旅行”，就在那天晚上，他那座房子被他那帶槍的歹徒中的一個點著火。當瑪利克一住進喬治城里一家小旅館時，他就接到了火燒房子的消息。他的反應很奇怪。他打電報給他在西班牙港的律師，要他出示禁令，禁止任何人去檢查他的房子。但太遲了。警察跟著消防隊去了。一個巡官認為花園里那小塊土地的萵苣長的“太高太黃”。他的隨從將這些萵苣挖出來，就發現了斯卡利特的墓穴。兩天以后他們又發現了一個墓災。离地面約5英尺深，發掘出一具穿著粉紅色上衣和玫瑰色緊身短襯褲的女尸：一個白人婦女。 兩天后，我到達特立尼達不久查看這座墓穴時，取了泥土標本。警察局長開車送我回希爾頓。當我們進入酒吧間時，那里的談話中斷了。他們全都知道我為什么到那里：《百眼巨人》晚報已將我的照片登在頭版，因此很難假裝說我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旅行推銷員。 世界各地的新聞界代表都已飛到皮阿可机場。在希爾頓酒吧間飲朗姆酒或者可口可樂，隨便湊在一起吃晚餐的或走到陽台或圍在池子邊的人中，我認出不少。事實上，我所感興趣的只是睡覺。原來的計划是早上“到教堂去”，但中途我拐彎到了停放蓋莉尸体的醫院，因為去做禮拜太遲了。 警長麥克·菲利浦對尸体作了初步的個人識別。后來由她的牙科醫生勞倫德·奈特檢查了她的牙齒，認出了他幫她填補的35個牙齒中的25個。根据埋葬的情況、深度，我估計她已經死了大約2個月，因而是在斯卡利特死前一個多月被殺死埋掉的。 檢查尸体沒有發現使她喪失活動能力的毆打，也沒有性暴行的跡象。她的臉沒有損傷，但她卻明顯地抵抗過攻擊。發現一個咬下來的指甲在她舌后的咽部，這指甲不是她自己的。她的前胸部被砍了10刀，但都不深，只砍破了皮膚。背部肩胛下角有一個一英寸寬的刺創，同樣也很表淺。左臂肘關節處有一個貫通刺創，入口4英寸，出口2英寸，外觀是典型的“防衛傷”。最后有一處刺創是使她致命的，該創位于頸胸交界處，創口細長，左右向，長3英寸，穿入左胸，深達6英寸半。它穿過胸骨上端，進到左肺，使血液和空气進入胸腔。我告訴警察，凶器是一把長刀，刀尖銳利，刀刃至少能夠刺穿6英寸以上。因為它穿通胸骨，刺戳力量肯定是相當大的。這一刺創本身就足于致死。但它卻不是唯一的死亡原因。在她喉嚨的后部，气管和呼吸道都發現有污泥，与我從墓穴那里取來的標本相似；在她的胃粘膜上粘有更多這樣的泥土。她吸進和咽進這樣多泥土的事實證明她還沒有死就被埋葬。緊接著的呼吸道阻塞必定加速了她的死亡。指甲還在她的喉嚨里，既沒有被嗆出來也沒有被吞下去這樣的事實，說明指甲剛咬下她就被埋葬掉，而且死得很快。 一位報社記者在馬薩諸塞州發現死者的丈夫海金·詹馬爾，他說他正在尋找蓋莉。“三個星期以前，自從她在特立尼達失蹤以來，我就一直在找她。”根据特立尼達警察的調查，近兩個月來，這個島上沒有誰看見過她，當時他們已要求圭亞那的警察拘留瑪利克。他們發現瑪利克的老婆還在喬治城，但這個邁克爾X叫他的總管刮掉他的胡子以后就失蹤了。“我說我不是理發師，但他用剪刀尖對准我強迫給他剃，”這個總管后來在法庭上說，“我太軟弱了，”他補充說。 剃光胡子的瑪利克穿上一件粗布新外衣，戴上黑眼鏡，出發去离巴西邊界約300英里的地方。才走60英里，在一個密林里就遇上一個測量隊。這時他已經跌跌撞撞，全身濕透，疲憊不堪，身上只帶著小刀、魚鉤和繩子。當時已是黃昏，他們就帶他到樵夫的棚屋里。一個測量隊員認得他，就打電話給警察。第二天破曉他醒來的時候，三個端著手槍的圭亞那警察面對著他。“請別開槍，”就是他說的一切。 8月，瑪利克以謀殺斯卡特利罪受審，被判有罪，處以死刑。特立尼達政府還控告他謀殺蓋莉·本森，也許是因為害怕他可能上訴而逃脫第一個判決。其他兩個人，斯頓富·阿勃特和艾瓦德·徹迪，也被指控謀殺蓋莉。10月我回到特立尼達在地方法院作證。同時我在西班牙港接受邀請給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醫學會作一次及時的“打气”談話，內容是在怀疑犯罪行為時醫生應該做的工作。 地方當局決定對阿勃特和徹迪交付審判，但一直拖到八個月后即1973年7月才進行。同時瑪利克仍然在押。他施展了各种上訴的手股，外界仍然廣泛存在著恐懼。1973年5月，海金·詹馬爾在波茨頓他家門前被五個帶槍的歹徒殺死。一般人都認為：是邁克爾X從他那死刑囚犯的牢房里下令“處決”海金的。這就可以解釋當我回去參加審判阿勃特和徹迪時所受到的嚴密保護。便衣警察日夜都坐在我臥房外的走廊里(就好象我是一個同案被告)，另外兩個人則負責在我去水溏沐浴時跟著我。人們普遍還害怕瑪利克可能會采取另一次突然襲擊，就象三年前那次，他把整個中央警察局包圍起來一樣。 西班牙港的第一號大審法庭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一個又長又闊的法庭，有很大的窗子，窗門朝一側開，天花板很高，裝飾華麗。法官加文·斯科特先生，穿著紅色長袍，戴著假發，接受檢察長、副檢察長和辯護律師照例的表示敬意的鞠躬，在一些例行的异議之后，陪審團宜督就職。一個被告反對我出庭听檢察長說明案情，因為他可能提示我和其他證人要講些什么，這樣我就离開法庭或是在“加爾各答土牢”里等候，那里大約30個證人在流汗，或是在外面驕陽烘烤的陽台上等候。沒有一個人忍受得住這樣的悶熱。 我悄悄地溜進有冷气設備的第二號法庭消磨時間。這里在复審另一個刺殺案。 我正在看得入神，听到走廊里在叫我的名字。我回到隔壁一號法庭。 在這個案件中，我的證据沒有受到反駁，主要由另一證人阿道弗斯·帕米沙證實，他參与這一凶殺案。他說蓋莉被斯蒂維·雅蒂斯引誘到凶殺現場，斯蒂維后來又“意外地被淹死了”。他指給她看挖好的坑，她問是用來干什么的。“把鮮貨放進去腐爛，”他回答說，然后就將她推進去。經過一番激烈的搏斗以后是斯蒂維(他們說)用他的彎刀砍她的脖子。 阿勃特和徹迪都被判死刑。邁克爾X的最后上訴被倫敦樞密院于11月駁回，終了被處絞刑。這差不多是在蓋莉和斯卡利特被殺后二年的事了。 (伍新堯 郭景元) ------------------ 轉自中鑒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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