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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我寫這部“百姓情怀，學子心聲”的《中國高考報告》的，是我听到几位秀美如柳卻內心燃焰的女孩子的話一一 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節目，一位剛剛考入大學的女孩子在談到高考時，以視死如歸的口气說：“我以我血荐高考。” 《夢里花季不下雨》作者，已就讀四川某大學的劉超、彭柳蓉兩位女生在寫文章談到高考時，不無激憤道：“高考不死，大難不止。” 《南方周未報》報道：一位女學生以《我要“武裝起義”》為題，撰文說：“如果有一天，全國的學生進行一次新五四運動，炸學校，拒考試，燒課本，那本人積极參加……” 我不知道國人听了這些女孩子的話以后有什么感想，我嗅到的，确是一股濃烈的戰爭气息。 二十余年了，中國恢复高考制度使得今天三十五至五十來歲年齡段的社會主流骨干們，每每談論起它時都有种“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我們通過高考，已經走出了人生未途……”的感覺。然而，在這一代人的子女也開始走向高考戰場的今天，為什么我們听到了截然相反的聲音呢？ 2000年的新世紀剛剛開埠，當國家宣布十年后將使我國高等教育入學率由目前的百分之九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的目標，全國各界為此齊聲歡呼之時，不知是否有人想到在今后的十年間，中國一億五千万多考生中仍將有百分之八十五左有的青年學生不能步入大學？這個數字給予我們的是怎樣的現實？那就是：上大學的競爭，較以往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激烈。 競爭將在城市与鄉村、東部与西部、好校与差校、窮人与富人之間展開……因此，高考仍將是中國未來二十年間百姓最關注的頭等問題和影響民族复興的大事。 當我下決心在世紀之交動意寫《中國高考報告》時又出現了許多想不到的事： “什么，你要采訪高考的事？那你什么人都不要找了，我就可以給你說上三天三夜！” 沒想到，我的采訪題目剛剛透露，竟然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鳴。 在素有“狀元之鄉”的蘇州，我碰到的第一位“計划外”的采訪對象，當時他激動得失態的情景，著實讓我嚇了一跳。 阿元，這位家居蘇州的江蘇某報名記者，在我与他交往多年的印象中，他從來是說話一腔軟綿悅耳的吳語，做事彬彬有禮，走路也生怕搶客人半步的“溫情男賓”。可這回，他竟然沒說完第一句話就從椅子上跳下來，激動得臉都發紅了：“不怕你笑話，我的女儿正准備高考。可為了她能不能考上大學的事，我們全家這三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過的。這三年，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圍著孩子讀書的事轉。我女儿不是那种很聰明的孩子，怎么下功夫抓，成績就是上下去。不怕你笑話，就在前不久期中考試時，當我怀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要來女儿的試卷看到她的成績時，我竟然當著孩子和老婆的面，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你听了好像有點不相信吧？老實說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怎么會做出這樣的舉動。當時我确實這么做了，我只覺得自己為了孩子的學習已經把所能盡的力量全部用上了。從初中二年級開始，到后來初中升高中的中考，到為她跑學校，以及進入高中后天天盯著她的成績……說得直露一點，我和老婆為了不影響孩子每天的晚自習和讓她自習后能踏踏實實睡好覺，我們甚至連夫妻間做房事的膽子都沒了，其它工作和生活上讓道的事儿就更多了。那天我打了自己的耳光，女儿嚇坏了，跪在地上說爸你就打我吧，是我沒考好。我對她說，不怪你，都怪我這個當爸的無能，沒給你想出好辦法讓你成績上去。我女儿听了哇地一聲號陶大哭起來，轉身就要沖出去尋短見。她媽見了急坏了，沖過去攔腰將她抱住拉回了家。后來我們全家三口子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夜……” 堂堂七尺男儿，在訴說他家千金高考的經歷時，竟數次嗚咽。 我的心感到重重的一擊，沒想到中國的百姓們為了孩子能考上大學，竟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你寫，你一定要寫。你當作家不寫中國高考這樣一件正發生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你這個作家當得也沒什么勁！”阿元兄哽咽著，抹著滿臉的淚痕對我說。那眼神告訴我，似乎如果我不寫這個題材，我就是一個對不起十二億中國百姓的文化痞子了。 我知道，阿元兄居住的歷史文化名城蘇州，是個出文化人的地方，僅明清兩朝蘇州就出了好几十個狀元。那時的狀元可不像今天我們說的帶引號的“狀元”。舊科舉考試時代，每年一次大考，全國只有一名狀元（個別年份多一名武狀元），最后都必須經皇帝欽定。蘇州一市能出如此多的狀元，可見才能教育的風气自古就盛。阿元兄夫婦与現在多數中國家庭相同，只有一個孩子，女儿嬌嬌是他們夫婦的掌上明珠。知識分子出身的阿元夫婦對女儿從小重視培養，嬌嬌小時候聰明伶俐，愛好藝術，綿語細聲的蘇州口音，標致漂亮的臉蛋儿，使她從小有种天仙的气質。她喜歡蘇州評彈，更愛充滿現代气息的吉他，初中時，嬌嬌曾經獲得過市少年吉他比賽第二名，為學校爭得過榮譽。要上高中了，爸爸媽媽對她說，嬌嬌，上高中是為了考大學，可不能再分心了。嬌嬌是個听話的孩子，嗯了一聲后，抱起吉他，把臉貼了上去，然后將吉他挂到牆上，這一挂，就是整整三年……上高中后的嬌嬌無數次想摘下吉他，但手從來沒有敢伸上去。阿元在省報當記者，教育口誰不熟？女儿自然到了蘇州市的重點中學。但進了重點中學，并不意味著他的本來成績就不是很优秀的女儿一下就能成為佼佼者。為了跟上同班同學，嬌嬌使盡了自己的能力，可仍然居于下游。為此，阿元開始不遺余力地上學校一次又一次地討好嬌嬌的班主任、任課老師和各位校長大人，甚至還有那些比女儿嬌嬌成績好的孩子及他們的家長——他不止一次低三下四地向一個個“聰明固”和“聰明固”的爸爸媽媽們求教，甚至為了獲得某一“秘方”而不辭辛勞地尋找那些可以愉悅他人的“燙禚”，再撕下一向高貴的“無冕之王”的臉面，去叩開本來門檻低于自己一大截的“狀元”之門……但三年后的1999年高考時，嬌嬌和父親母親未能苦盡甘來，他們成了這個蘇州名校中僅有的几個“落榜生”及“落榜生”家長。 阿元急坏了，當他看到女儿整天不出門躺在床上欲死不能的情景，跺著腳對天發誓：孩子你放心，只要你爸有口气，我一定讓你像別的同學一樣去上大學。 阿元為此真的開始了“上躥下跳”，抖出全身解數，四處打听那些可以出錢進門的大學——“只要它開口，就是獅子口我也認了。苦的是你孩子成績太差時，你想找獅于口老虎嘴還找不著哩！”走投無路的阿元最后不得不尋求“電大”、民辦大學……就在這時，他的一個關系不錯的某醫學院的熟人告訴他：他們學校有個內蒙古來的新生，因為身体不行要休學，因而學校空出了一個招生名額！阿元一听，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了餡餅：“行，什么价都行！” 這個學院不算白也不算黑，阿元出了八万元（以贊助獎學金名義），終于圓了阿元女儿上學的夢。 “你這工薪階層出八万元送女儿上大學，是不是太虧了點？”几個月后，我再次到蘇州采訪，見到阿元時問他，阿元兄竟然一點不感冤枉地回答道：“虧啥？一點也不虧！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訴我，自女儿上了大學后，他現在“天天精神開心”，而且“喜歡做善事”——“我已經給几個因為經濟困難而上不起學的孩子資助或者幫著牽線搭橋。什么都不圖，就是覺得高興，就是覺得我女儿上了大學后整個世界都變得燦爛了。你听起來是不是覺得我有點阿Q精神？可這是我現在心情的真實寫照。” 阿元兄對我說這話時，臉上絲毫沒有半點自嘲自諷的神色。我的內心卻感到無比惊愕。 從蘇州回到北京，听說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學，我們全家忙去祝賀。她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叫紅紅。 紅紅是1999年9月跨進北京電影學院的。她上的中學是北京西城區的一所普通中學，沒有列入區重點，更不是市重點。紅紅在班上的成績一直是中流水平，這可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沒赶上好年份，像城里多數与他年齡相同的人一樣，在“文革”中“上山下鄉”去了，大學成了他們那一代人的一個未圓的夢，可他不死心，靠自學完成了大專，又續大本，讀完大本又攻下了碩士，最后成了某大學的系主任。回憶他的“后大學”經歷，姐夫用了這樣一句話：“那真正是奔命。”他有了家庭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單位工作情況需完成六年的高學歷課程，姐夫的苦可以從他“少年白頭”上找到答案，更可以從他不該先逝的父母身上獲得某种解釋，當然我還從姐姐的無數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辦？一向神通廣大的姐夫看到女儿在一個高考升學率比較低的學校里尚旦混個中等水平，明擺著照此下去上大學沒戲，唉聲歎气的情緒几乎都帶到了自己的講台上去了。 不能就這樣斷送了獨苗苗的前程！高中一個學期一個學期過去了，姐夫比自己面臨壽命縮短還要著急。怎么辦？偌大的京城，該想的轍都想到了，沒有的轍也想到了，但最后還是沒轍，高二了，紅紅的學校和紅紅的成績還是老樣子。逼急了的中國人就是能想出招，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別人沒招的情況下想出招來——他終于打听到河北燕郊中學能把“死馬治成活馬”。原來，那是個農村中學，是個專門訓練考生的“工厂”、專門培養高分的“集中營”。 于是姐夫決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學。 “第一次送她到那個學校時，我哭著心懸了一路，送走紅紅回來時我哭了一路。那學校哪是我們城里孩子上的學校呵！說太慘了，好像我有意給人家抹黑，可對我們這些城里生活慣了的孩子來說，真是要什么沒有什么呀！”姐姐曾親口對我這樣說過。 “那天爸爸媽媽幫我向學校交完好多學費，在沒法說不髒的學生宿舍里舖好床，向我揮手告別時，我的眼淚嘩地涌了出來，我心里向他們喊著我要跟你們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來。我知道為了能考上大學，我是惶旎去了……”紅紅想起當年的情景依然一臉悲傷。 “先不說錢——那肯定少不了。紅紅她媽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都去看孩子，無奈，為了方便就借錢買了一輛小車。開始我們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時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東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學校和老師瞅見了不高興，更怕孩子看到了心里不踏實。頭几個月，弄得我們夫妻倆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個在城里嬌生慣養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既陌生又十分艱苦的農村，怎么能習慣？十七八歲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還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更放不下了！總之，比當年自己上山下鄉那份難熬勁還難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說。 紅紅就是在自己的煎熬中度過了三百六十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過了三百六十天…… 1999年7月初，紅紅回到北京原來的學校，与同學們一起參加了高考。8月，成績下來，484分，被北京電影學院錄取，而這個分數在燕郊中學，許多同學根本進不了重點名牌大學的門，最多進個大專，或者就只有名落孫山。 姐夫后來笑著告訴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讓紅紅离開北京到鄉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說河北的錄取分數線要高出北京近100分。也就是說，在河北那儿上學，考分最差的學生，在北京可能就能上重點大學。紅紅通過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學校的中等水平，回到北京自然就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這樣的重點大學。 秘密原來就在這里。我看到姐夫說這話時的那張笑臉上流淌的是苦澀的淚…… 第三件事是我一個戰友的故事：他原來是部隊上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轉業了，原因是為了他永遠不愿再提起的一次執行任務。我与他曾經在一個部隊工作多年，看在這個份上，他才最終開口。他的故事是由于他的一槍射出，徹底毀掉了一個考生的大學夢，我的老戰友因此不愿意再繼續從軍，甚至對功臣的榮譽感也產生了某种動搖…… 我的這位戰友的名字很普通，叫金龍。中國人中有多少叫這個名字的？有几千？還是几万？太多了。金龍自己告訴我，他說他村里有三個姓氏，一千來人吧，叫金龍的就有五個，除張金龍王金龍趙金龍外，還有張姓金龍中的大金龍和小金龍之分。中國人從古至今最崇尚的是自己的子女成龍成風，因而給子女起名為金龍金鳳者之多，恐怕只有在今天電子計算机時代才有可能統計得出來。有一次我出差到浙江某縣，正好賓館里扔了一本當地的電話號碼簿，那上面有住宅電話，我無意間瀏覽了一下姓名，結果叫“金龍”的戶主竟多達九十四個。一個小小縣城會有九十四個“金龍”，這自然還沒有包括那些裝不起電話的“金龍”們，你設想一下，中國有多少叫“金龍”的名字？！我的戰友僅僅是千千万万個金龍中的一個而已。戰友金龍是河南豫西人，家鄉就在豫陝邊界，先生要多几份黃澄澄的色彩。他運气算好，1974牢高中畢業后就輪上參軍，當時對一名農村青年來說這是太偉大的事情了，參軍意味著跳出“農門”，邁向“龍門”。別小看這個參軍，在那年代，几乎是全中國青年們最偉大和崇高的選擇了，就像今天的青年們報考北大清華一樣，你想，那時城里的知青也只能“上山下鄉”，而下鄉知青一般是不被推選去當兵入伍的，只有農村青年才有這樣的待遇。要不就是將門子弟才能跨進綠色軍營。所以，它是我們那個年代的青年們的崇高選擇。 但金龍和我成為戰友時就曾對我說過，參軍本來不是他惟一的選擇，他本想去上大學，公社已經推荐他上河南大學，正在這個時候，他們同村异族的另一位金龍卻与他發生了一次口角。那個金龍与他同歲，也是生產隊的一名強壯勞力。這兩個年齡相同的金龍在村上的表現也不分上下。但是我戰友金龍的叔叔在公社當革委會副主任，那個金龍也有一個當過官的叔叔，只是那個官是在舊社會當的，叫作“保長”，近于解放后的生產大隊長。兩位金龍由于各自族叔的官位的不一樣，后面的命運就差多了。兩位金龍高中畢業后都回到農村，都很積极，而且暗地里有點儿較勁。因為他們心里明白，公社每年都要從村上挑選好青年推荐去工厂，就是進城當吃商品糧的城里人。在那個年月，能進城“吃商品糧”，就等于是上了天堂。當年除了招工外，還有一件美事就是推荐上大學。种田人上大學當然要比單純地“吃商品糧”要強出一截儿，因為鄉下人進大學，這是金龍村上有史以來從沒有過的事。在金龍高中畢業前三年有過一個娃儿被公社推荐上學了，那是洛陽啥專科學校，中專生也是了不起的事呀，那年全村人特意召開了一個歡送會，為此大隊長還宣布全村社員放假一天，以示慶賀。 金龍回鄉勞動不久，卻遇上了好机會，公社讓村上推荐一名工農兵大學生。這個消息傳來，全村人簡直沸騰了起來，但沸騰之后馬上又一下沉默了，因為兩個家族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竊竊私語起來：這個上大學的名額該給哪個金龍？說啥也得把名額給俺金龍，否則就不中！推荐未開始，李趙兩邊的勁儿就已經較上了。果然，那天大隊開會，整整吵了一天沒有把人選最后确定下來，無奈只好把兩個金龍都報了上去。結果下來得很快，這邊的金龍被推荐上了，另一個則落榜了。“你們以權謀私嘛！”落選的那個金龍家族的人不干了，說這邊的金龍不就是憑著有個當公社革委會副主任的堂叔嘛！而偏偏這邊的族人們直著脖子告訴對方：哎，就是那么回事，誰讓你們族上沒出大官，有個當“保長”的小官還有“歷史問題”。事儿越吵越凶，最后歸結點都上到了那個解放前當過“保長”的人身上。就在這邊的金龍要上大學的那天晚上，村子上發生了一件大事：那邊的那個金龍把有“歷史問題”的同族堂叔給砍傷了，差點儿出了人命。由于村上人百般袒護，加上受傷的“保長”覺得全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沒能讓本家族的金龍上大學才弄出了這么樁事，所以在上面來人辦案時，他力爭大事化小，免了那個因沖動而傷人的金龍的刑事責任。事情本來告一段落，可因為在同等條件下沒能同樣走進大學門，那個金龍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雖然后來不再傷本族堂叔了，卻不時跑到已經上了河南大學的這個金龍學校里來鬧事。出于安全考慮，有一年正好部隊需要從大學里挑選一批干部，金龍便被半推半送地轉到了部隊，使得那個金龍從此再也找不到這個金龍的蹤影。 同村的兩個金龍，從此天各一方。依然在農村的那個金龍后來就在家鄉結婚成家，并生了個儿子。而在部隊上的金龍后來也落腳在南方某省的省會城市，由解放軍轉到了邊防部隊，并且与當地一名城市姑娘結婚成家，生了一個閨女。 天下的金龍千万個，本來這兩個金龍完全可以過各自的日子，偏偏后來的命運又讓他們兩人巧遇了。去年，已經在省直屬支隊當參謀長的金龍接到一個命令：帶部隊執行槍決一批死刑犯。身為參謀長的金龍，為了确保第二天万無一失，親自出馬進了死刑犯看守所，對死刑犯的情況進行逐個檢查。就像小說一樣，金龍万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儿碰到了本村的那個金龍。 “怎么是你？”一身武裝的金龍瞅著那個失魂落膽的死刑犯，好不吃惊。 死刑犯抬頭只看了一眼，就扑過來抱住金龍的雙腿，號陶大哭起來，哭得撕肝裂膽：“金龍兄弟，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呀！” 接著是死刑犯的哭訴：好兄弟，你是知道的，那年你上了大學，可我沒有被推荐，對我的打擊有多大啊！你到部隊后我再也打不著你了，慢慢也就死心了，村上的人都說我是瘋了，可我自己明白，那是一時想不開啊。后來我知道再也沒有希望，雖然恢复高考時我也曾想過試一次，可那時人家說我的瘋病沒好，我自己腦子里也找不到半點數理化知識了，就這樣上大學的夢想永遠從我身上消逝了。第三年村上人就給我介紹了一門親事，女人是隔山陝西潼關人。你知道在農村一結婚就啥前途都完了，生儿育女和种地兩樁事成了全部生活內容。老天還算開眼，給我添了個儿子。有了儿子的那年，村上的人都說我的病突然好了，我自己也感覺到了這點，從那時起，我除了种承包的十凡畝地外，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花在儿子身上，因為我心頭有個愿望，就是將來一定要上大學，雪我這輩子的恥。我的儿子還算爭气，從小學到初中都是班上的尖子，后來他上了俺們縣城的重點中學。高中了，我喜在心里，因為能上俺們的縣中，就等于离大學就差一步了。可老天爺對我就是不公，就在孩子上高一那年，孩子的爺爺奶奶相繼去世，俺們那儿你是知道的，辦一場喪事比辦場喜事還花錢，兩場喪事辦下來，我拖了一屁股債，偏偏我家孩子他媽又得了痔廉，頓時全家債台高筑。沒法，為了能給孩子交學費，我到了你們南方這儿打工。哪知道外面打工也不是好干的事，費了十几天才找到一份苦力，要說干活俺能扛得住，但這儿的老板太黑，過了三個月也不想發給我們工資，就每人每月發五十多塊飯錢，還說誰中途不干或者干不好，就得扣掉說好的月工資。我從春節后一直干到八月份，老板還是不給我工錢，我急了，因為娃儿九月一日新學年開學就得交學費，我就跟老板要，可老板就是不給，還說現在給了你誰知道你是不是轉身就溜了。我真火了，時他說你今天不給也得給！那家伙就找來几個保安人員，硬是把我赶出了厂門。我當時又恨又惱，心里想著千里之外的儿子在等著我寄學費回家，這邊又碰上如此心黑的老板，越想越惱，當晚我就跳進做工的厂房，順手抄起一根鐵棍，然后直沖老板住的地方。我跳窗進了老板的臥室，一把將那混蛋從睡夢中揪起來，問他給不給我工錢，那家伙嚇昏了，哆嗦著連說給給，后來他從柜子里取出五千元，說全給我，只要不對他行凶。我心想拿到工錢就行，我才不行凶呢！誰知我剛出門就被蒙頭一悶棍，就再也不知人事……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在拘留所。后來才知道，那老板從柜子里給我拿錢時悄悄按動了暗藏的警報器，我就是被他的保安人員給擊倒并當作搶劫犯送進拘留所的。公安人員還算公道，把我拘留十天后放了出來，但老板那儿的工錢我是永遠不可能再拿到了。怎么辦呀，想著正在家里等我寄學費回去的娃儿，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那几天我大白天上街搶人家包的心都有，愁得在火車站到處亂轉。也許我當時愁得太讓人看著不正常，突然有個戴墨鏡的年輕人走過來拍我的肩膀，說老鄉你是不是想找活干？我說是呀。他就問你愿不愿找個來錢快的？我說赶情好，最好干一次就能拿三五十元的。那人笑了，說行，你跑一趟就給一百元怎么樣？我一听樂瘋了，連連揖手謝菩薩。就這樣我接活了，那人不讓我知道給我送的東西是什么，只要我按他說的，上下午給兩個賓館里的三名小姐各送一份“點心”。我當時确實不知道那點心里還會有什么，于是只管認認真真地完成任務。一個星期下來，那戴墨鏡的人說我干得不錯，就給了我三百元工錢。我覺得挺好的，就馬上給家里的娃儿寄了回去。說實話，當時我是十分感激人家的，因為是他給了我一份“好工作”，才使我的娃儿能繼續上高中，离大學門又近了一步。后來那人不光讓我送貨，而且讓我到出境口接貨，由于我一副鄉下人的老實巴交樣，每次送貨接貨都順順當當，新老板對我很賞識，三個月下來，他們就給了我整整三千多元。我想這下娃儿三年高中不成問題了，再干一年下來，掙它個万把元，孩子上大學的學費都可以不愁了。正在我做美夢時，又一次我到南邊的口岸“接貨”時，突然被一群全副武裝的公安人員當場抓了起來。他們說我是大毒品犯，先后經手過三十多公斤毒品，我一听這就知道這下完了。說實話，看到老板對我出手那么大方，一個月有時給兩三千塊錢，我不是一點覺不出自己到底在于些什么，但我确實沒有見過和動過毒品，但那毒梟也确确實實是借我之手進行著罪惡勾當的。按照國家法律，我對自己构成死罪沒啥說的，可我心痛呀，因為我出事后，正准備考大學的娃儿一下受不了這個打擊，當他知道自己的三年學業全是靠我在販毒運毒的過程中得來的罪惡之錢維持的時候，就再不到學校上學了，成天喊著要上南方來替我“打工”……娃儿是瘋了，我好后悔啊！嗚嗚嗚 金龍看著從小与自己一起長大的同村同學落得如此下場，心頭久久不能平靜。死罪是不能更改的，這一點他清清楚楚，但他難以面對的是，明天竟要親自帶領執刑的戰士槍決异鄉遇見的這位老同學。 “你現在還有什么需要我做的？”金龍問金龍。 那個死刑犯金龍，再次扑通一下跪倒在金龍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乞求道：“好兄弟，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在廣州車站等我娃儿，一定要等他，再勸他回去上課考大學，啊，我只有這個要求，請你告訴他，我在九泉之下等著他考上大學的消息，啊，我就這個請求，你千万千万……” “瞄准——執行！” “砰！” 金龍走過來讓法警用鐵鉤鉤了一下，見他腦漿迸裂，眼珠翻出，像一條被鐵具砸爛的蚯虫…… 一條“龍”轉瞬變成了一條永遠死去的和腐爛的虫。唉，人世間啊！ 金龍對天一聲長歎，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离開刑場之后，有近兩個月的時間，他几乎天天到火車站等候遠方來的那個本該進大學的高中生，就像等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多少個等待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地這樣設計著：假如他來了，就送他回豫西老家，再陪他上完補習班，來年再考，即使考不上也不要緊，后年再考嘛，一直到考取為止。 但金龍始終沒有在廣州火車站等到已經死去的那個金龍的儿子出現。他向老家打過几次電話，那邊說娃儿离家后就一直沒有任何音訊……一年過去了，金龍不再抱什么希望了。而在這漫長的折磨中，我們的功臣同志也變成了另一個人，他常對自己的妻子說，他在夢中常常見到那個同村的金龍指著自己的鼻尖一字不變地對他說：“是你，一切都是因為你當年搶走了我上大學的名額！” 妻子越來越后怕了，她瞞著丈夫向部隊領導為他提出了轉業的要求。后來的一切便是我們知道的，我們這位名噪一時的功臣戰友离開了心愛的部隊崗位，轉業到地方，成了普通的公務員。他說他不后悔，因為他這輩子畢竟有過不少輝煌，特別是上過大學，這對山洼洼里出來的人來說，那是最值得榮耀的事。現在他和他妻子的一切，就是在一兩年后，完成送女儿上大學的任務…… 考大學——這三個字，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其分量實在太重大重了。到底有多重？它能重得使許多中國人的腰背都壓彎了，而且連我們大中華民族的脊梁也被壓得出現了嚴重的畸型。 正因為我感覺到高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故而決心去冒一次巨大的風險和代价，來完成這部涉及中國億万人命運的高考報告，因為它實在是和平時期中國百姓生活中傾心傾力的第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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