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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人愛做夢。西方人也愛做夢。但東方人和西方人做的夢完全不一樣。 兩千五百年前，正是中華民族戰火四起時，在魯國，一位失去父親的十七歲天才少年在又痛失母親之后，擦干淚水，怀著“學也，祿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師，不恥下間，后來終于“三十而立”。中年之后的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屢次失敗后，便開始了周游列國，時達十四年之久。當他飽受艱辛、倍至窘境，處處碰壁而終不得志后，有一大仰天長歎，忽見頭頂有一异樣之物自由飛翔在藍天白云間，他便對其弟子感歎道：“鳥，我知道它會飛，可是會飛的還常被人射下來。魚，我知道它會游水，可是會游水的還會被人們釣起來。獸，我知道它會走，可是會走的還常落了羅网。只有一樣東西，人們不會控制它，它愛在云里來就來，它愛在風里去就去，它愛上天就上天，這就是龍……你們要做就做龍吧。” 在凄哀与絕望中“望子成龍”的士大夫，最后告別人世時留下的這一遺訓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這位一生雄心勃勃，卻落得終身不仕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孔仲尼。由于他一生追求“學而优則仕”，且“忠君尊王”，以仁為怀，故被后人奉尊為中華民族的大圣賢，流芳至今，雖在他死后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毛澤東的“批林批孔”，但在兩年五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畢竟僅僅是小波小瀾而已。大圣人留下的“惟庛惟大，讀書是上”和以他的思想遺傳下來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古老而經典的“圣訓”，時至今日仍被億万國人所崇尚，而我們也到處可見孜孜不倦在寒窗之下苦讀ABC，以求一張大學文憑的瘋狂与戰爭般的赶考熱…… 從魯國這位周游四方的圣賢誕生到今日，世界東方衍生的龍子龍孫們舉目遠眺時，卻發現這塊本是閃閃發光的大地，被一個僅僅只有兩百五十來年歷史的西方大國气焰囂張地遠遠甩在后面。 那個國家是誰？比“學而优則仕”更“优”的夢在激蕩著哪個奇异的民族？ 是的，确有這樣一個夢。這是一個西方人的夢。它的時間僅有兩百五十多年，比東方泱泱大國的歷史少了二十倍，比東方圣人的誕生時間晚了十倍。 這個夢是從英吉利海峽的普利茅斯港出發的，它乘著“五月花號”的小帆船，經過數月的惊濤駭浪，初冬的一個早晨，抵達一塊叫“詹姆斯頓”的北美狹長地帶，并開始在那儿插上一面米字旗。后來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條旗，于是誕生了一個新的合眾國，英文簡寫為USA。從此，“五月花號”的小帆雖然永遠不再啟航，但成千上万的“六月花號”、“七月花號”及包括沉沒的鐵達尼號在內的無數帆船与鐵船都涌至那塊狹長地帶，由于越來越多的帆船与鐵船涌來，狹長地帶漸漸擴張，再擴張，一直到可以稱霸全球的今天……。 這就是被現代人類治國專家們長期崇尚、叫那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聲說話的國家的人無比驕傲的“美國夢”。 “更多更好，永無止境……”起初代表這個簡單思想的“美國夢”，后來在《獨立宣言》中便化作了這樣一些庄嚴的語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賦人權”。 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GO IT——在佛羅里達宇航中心的鋁合金門上，美國人銘刻下了這句話，它譯為中文就是：只要我們能夠夢想，我們就能夠實現。 我似乎明白了東方人与西方人在行為与觀念上的差异，也似乎多少明白了這兩個世界為什么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爭斗后，今天仍然時常表現出各不相讓、各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東方人以追求圣賢与完備自己的學問為自己所要實現的人生之夢； 西方人以追求無限的個人自由与幸福為自己所要實現的人生之夢。 兩种夢帶著兩种完全不同的意識，不同的觀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 我由此終于明白了上面的問題而不用去解釋為什么同是年少或年青的孩子們在一起比較時，我們中國的孩子在計算和學問上總能拿冠奪王，而在實踐和創新上美國的孩子總是优先爭胜。 東方人總是以自己悠久而輝煌的歷史自豪； 西方人則把實現今天和明天的美滿幸福當作自己的生活目標。 其實，西方人追求的“夢”的實質，是一种精神的張力，這种張力產生出了這樣的制度：多党議會、民主國体、崇尚自由一一當然都是資產階級的。這种精神張力下的人便誕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內基式的經濟學家和比爾·蓋茨式的科學實業家，同時也滋生出了“貓王”式的搖滾瘋狂、無法抑制的愛滋病蔓延和狂轟濫炸南斯拉夫的稱霸嘴臉。 中國人的“學而优則仕”的夢，帶給后來几千年的歷史是什么呢？當然有很多很多進步与無數偉人的出現，但同時帶給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更多的是制度的死板，國体的專制，思想的封閉，還有其它許多許多…… 說來也巧，那天在南京采訪，朋友們說你寫中國高考問題，那就不能不到我們南京的夫子廟那個“大考場”看一看。到了夫子廟，我抬頭只見一座四角飛檐、走馬騰龍的大閣中央閃出四個金光大字：江南貢院。 中國“第一古考場”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尋來全不費功夫。 走了几十所現代學校和高考的考場，我一直在尋覓古代中國的考場是什么樣？并想由此把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考試國和歷史最為悠久的考試作一比較，從中求得某种關聯。我始終認為今天中國的高考到了如此白熱化程度，總不會沒有一點歷史的相關因素吧。結果如何呢？ 在現存最大的中國古“考場”里，我發現了歷史的許多相似之處一一 話說公元1368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農民領袖，舉著起義大旗，橫卷黃河兩岸，推翻了元朝統治，重建起以漢族地主階級為主体的明王朝。朱元璋在歷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為使明朝江山長治久安，他把選拔人才放在頭等大事位置上，并在定國大策時說：“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后治。故為國得寶，不如荐賢。” 在朱元璋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已走過千余年，前五百年，治國選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選拔和自上至下的賞賜為主要途徑。從堯舜禹夏商周始的奴隸社會起，推舉和“傳子”几乎是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統治的基本模式。當然這過程中也有一些是通過比考選拔出的用人先例。《周禮·地官·鄉大夫》中便有這樣記載：“三年則大比（考試），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者（即考試選拔德才兼備者）。”秦漢封建王朝的建立，這种原始選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的改進，但基本形式依舊如故，只是更加強調了禮賢養士風气，所以這段歷史上出現過像“竊符救趙”、“千金市骨”、“完璧歸趙”、“毛遂自荐”、“懸梁刺股”等許多經典故事，但真正采用考試方式選官取士則是從公元607年的隋朝開始。隋皇帝的一項詔令：“文武有職事者，以孝梯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洁、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驍壯十科舉人。”第一次提出了“科舉”二字，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試策”取士治國掀開了值得記載的輝煌一頁。從此，科舉考試，金榜題名、“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等令普天下讀書人目眩眼亮的詞匯便一直延至二十世紀。雖然科舉錄用人才制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畢竟給那些無官無祿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平等登高攀峰的金梯。 科舉的考試极其复雜，有鄉試、會試、殿試，而各朝代的叫法也不盡相同。以明朝為例，鄉試是由南北直隸和各布政司舉行的地方考試，三年一次。明朝鄉試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國子監為第一考場，明都遷至北京后，故南京的考場就改稱為“江南貢院”，且始終是全國最大的鄉試考場，直至清末廢除科舉之日。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國家級考試，能進這一級考試者便是俗稱的舉人。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級考試，狀元就是從這一級考試中誕生的。殿試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頭名是狀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余稱作進士。有道“連中三元”，即為鄉試第一名，又獲會試第一名，再獲殿試第一名。其實這“連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僅有黃觀、商輅兩狀元中得。“狀元”是科舉考試金字塔的塔尖，也是舊時讀書人的最高境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第一位狀元孫伏迎起，至清光緒三十一年最后一名狀元劉春霖止，在長達一千二百八十余年的漫長歲月里，中國先后產生過可查得名字的文武狀元約一千四百來名。 “十年寒窗無人曉，一朝成名天下聞。”科舉時代，誰能中得狀元，不僅能成為所有天下讀書人敬仰的塔尖儿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狀元都由皇帝親自封爵頒祿，而且一旦成為狀元，不管你以前家貧如洗，或者沾有什么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門第升天，苦盡甘來。從舊式的科舉考試程序看，能獲得狀元稱號也實則不易，雖然舊制度中常有買賣祿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編了許多像“陳世美”這樣被人貶罵的忘恩負義的坏狀元，但百姓心目中還有像呂蒙這樣刻苦攻讀、終成大器的好狀元。無論如何，狀元作為讀書人考試能獲得的最高境界，它已經作為一种“考試文化”深植于民族心理之中，要不今天我們為什么把考進北大、清華等名校或者在當地考得最好的學生總是美譽為“狀元”呢？ 我雖不知自古以來的狀元是否真有濫竽充數者，但我從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兩位考上狀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狀元的翁同和，他做了清朝兩代皇帝的師爺，中國最早舉起“開放門戶”大旗的就是他，而他鼓動光緒皇帝与腐朽沒落的慈禧太后斗爭，在一百多年前掀起的那場惊心動魄的“百日維新運動”，使這位狀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為稱翁同和是“維新第一師”。另一位便是光緒二十年考上狀元的張謇，從這位“不敢惊天動地，但求經天緯地；不敢指望立竿見影，療治古國千年沉痾，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歲之遙”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者身上，我感覺到了狀元的力量与智慧，狀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許正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不甘落后、不畏艱難、努力苦學、勇于進取的品格，自古人們便對獲得最大成功的“狀元”們總是給予褒獎。 天下讀書人以當狀元為榮，本身并不為過，問題是狀元的產生過程讓人感到心惊，又讓人感到恐懼。 南京的“江南貢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最初僅供縣、府學子考試用。朱元漳定都南京后，此處集鄉試、會試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貢院發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間，蘇皖分建兩省，而兩省政治、軍事仍舊一体，鄉試也沿襲明制，故此地一直成為全國云集學子考試的最大場所。我雖未能看到古考場“江南貢院”當年恢宏的原貌，但當我見到這座位于金陵東南隅風水寶地的古考場遺址和博物館時，仍心潮澎湃。僅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間，江南貢院衛就誕生了五十八位大狀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畫壇怪杰鄭板橋、《西游記》作者吳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和中國共產党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處揮汗應試過，他們中有的考中了秀才、有的考中了進士、有的考中了狀元。 在江南貢院這座“科舉考城”中，最為壯觀、占地面積最大、令人青后最為毛骨悚然的要算“號舍”了。所謂“號舍”，即是考生考試的地方，又是考試期間考生們吃住的場所。江南貢院這個大考場有“號舍”鄉達兩万零六百四十四間之多！我走進一排排像養鳥的籠子式的“號舍”細細觀降，覺得十分恐怖，那號舍外牆高約八尺，門高六尺，寬剛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號舍長短不等，多則百間，少則几十間，前排与后排之間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個考場就像一排排豬圈鳥籠式的建筑，舊稱“號巷”。號巷門口設有水缸和號燈，供考生夜間行路和白天飲水使用。號舍三面是密不通气的牆，只有朝南的一面是出入處似號試見光處。號內有一塊掀起的木制的桌案和一張坐凳，考生晚上睡覺時就把桌案翻下作床舖，有的就干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進這里，一直到考完才能离開號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据傳有一位才華橫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為沒有占据好一些的號座，只得坐于巷尾的“糞號”，結果几天下來，被糞桶熏得昏頭轉向，無法考試，還差點送了性命。有史料記載，由于號舍管理雜亂，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則受不了號舍之苦，用燭簽自刺身亡或懸梁自盡。至于考場的一條條規矩，更是名口繁多，且嚴厲之极，是我們現代人聞所未聞的： 負凳提籃渾似丐，過堂唱號真似囚。 襪穿帽破全身舊，襟解怀開遍体搜。 未遇難題先忐忑，頻呼掌管敢遲留！ 文光朱向階前吐，臭气先從號底收。 這是清嘉慶年間文士繆仙記述鄉試感受的一首長詩中的片段，讀后仿佛能令人親身感受舊考場上那种“三場辛苦磨成鬼，功名兩字誤煞人”的辛酸以及獲得“一路連科”的不易。江南鄉試，各科應試學子多達兩万余人，但能夠錄取的只有一百多名，其比例僅為1000：1，相比我們現在的高考成功率難上几十倍。多數久困場屋、備嘗艱辛的學子，最后只能名落孫山，折桂無望。但科舉考試畢竟又是讀書人通向榮耀祖宗、改變命運之路，同時也是證明個人才學實力的机會，所以像《儒林外史》中描寫的一直考到七八十歲的人不足為怪。鄭板橋從二十三歲考上秀才，到四十歲才中舉人，前后歷經十六年之久；比我們現在考博士要艱辛得多。而許多名流學士還連秀才進士都沒有考取，當然有人本來就對八股文不感興趣，但舊科舉考試的艱難一面多少也能從中体現出來。 當歷史車輪滾滾碾入二十世紀時，滿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堤旖。一日，光緒皇帝收到一份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奏折，上書：“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奏折后來到了慈禧手中，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無力抵抗時局變化，便順水推舟，于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詔書全國：“……著即自丙午科（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亦即停止。”此詔書一經傳下，宣告了中國長達一千三百余年的科舉考試制度的結束。1903年江南貢院鄉試后得頭元的劉春霖，因此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爺。 科舉廢除之日，像北京清華大學、京師大學堂和上海馬相伯創建的“江南第一學府”复旦大學等現代學校已經開始建起。尤其是中國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長后，中國的教育更進入了第一個全盛階段。“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學問的人團聚起在一處，一面研究高等技術，一面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大學教育准則，几乎成了后來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近現代大學的辦學靈魂。“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的這些思想与觀念締造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以學問為天職的那种勤學精神和對政治与物質常常不屑一顧的清高。中國的大學，在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導者們的奠基下，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崛起，并為二十世紀中國誕生大批政治家、社會學家，特別是自然科學家准備了溫床。但在前半個世紀，大學的大門一直朝有錢人敞開，窮人不可能或者說极少有人可以跨進去。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宣告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的誕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開始以公平競爭獲得上大學的机會，當然也有不少人因為工作和勞動的突出表現而被直接送進了大學，他們畢業后在各條戰線上成了骨干和管理者，這使得大學真正意義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學府。然而由于國家底子薄，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讀上小學、初中的就很不錯了。在建國初的十几年里，大學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通過這十几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后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開始有机會向大學門進軍。可就在這時，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政治与文化的“浩劫”，使中國人上大學的夢徹底地被打碎了，大學被停辦和關門，這是中國教育有史以來受到的最為痛苦的一次摧殘，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連筆者在內的無數适齡學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權利，并在一個相當長的階段里處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這种痛苦，并由此帶來的沉淪只有親歷音才會有切膚之痛。 后來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有過重上大學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個“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給本來已經落后的中國又添了重重的一層冰霜，中國人久碎的夢何時复圓？ 蒼天在問，百姓在問，更有眾多青年學子在問。 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鄧小平自告奮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個炎熱的夏天，他心中裝著一件早已想透又沒來得及說出的大事，便在人民大會堂，親自召來四十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員，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蘇步青、張文佑、童第周、于光遠、王大珩等畢生從事科學与教育的專家。雖說那時“兩個凡是”仍高懸在人們頭頂，但因為此會是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所以有人說這個會倒有點像“神仙會”，大家暢所欲言，難得這么痛快。 8月6日下午，有一位被鄧小平邀請來的教授大概受到這個會議的气氛影響，激動地站起來，面對鄧小平慷慨陳詞：請中央領導盡快采取堅決措施，迅速改變現行的大學招生辦法，切實保證新生的質量。因為大學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的第一關，其作用就像工厂的原料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產不出合格的產品。可是這些年來，我們招收的大學生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我們這些大學教授只能為他們補中學甚至小學的文化課，大學成了什么？什么都不是，還談什么教育成果？這种情況不改實在是不行了！ “查教授，你說，你繼續說下去。”坐在沙發上的鄧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煙，探出半個身于，示意那個被他稱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說，“你們都注意他的意見，這個建議很重要哩！” 查教授提提神，繼續他剛才的慷慨演講。這時人們發現鄧小平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与會人士抑制不住心頭的激動，因為他們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說想做卻又不敢打破束縛的大事情就要誕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發言完畢，鄧小平詢問了一下身邊管教育的劉西堯部長有關具体細節后，當机立斷：好，就這么辦。招生會議重新開，高考從今年就立即恢复！ 高考立即恢复！立即恢复高考！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是最高興的一個，全國人民也跟他一樣興奮不已。 這消息應該說是1976年10月結束“十年浩動”后，在中國老百姓中第一個引起最大反響的事。盡管那時國家的整個机体仍處在僵硬狀態，但恢复高考則如冬眠的肌体的脈管，開始有血液在涌動，正是這根血脈的涌動，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技青綠…… 1977年，新中國教育史上出現兩大奇觀：四十四天連續不停的教育工作會議；第一次在冬季進行大學招生。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鎖都已解除，但這時突然有人提出：中國雖然是個考試大國，積壓了整整十年的考生一起擁進考場，誰也沒有組織過呀？首先需要一大筆經費，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紙張啊，這兩樣事現在想來根本不可能成為問題，甚至可能是考試主持部門賺大錢的好机會呢！當時不行，全國上下一片窮。問題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結果是，中央決定：關于參加考試的經費問題就不要增加群眾負擔了，每個考生收五毛錢即可，其余由國家負擔；印考卷沒紙，就先調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印考卷！ 從此，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考試，參加考試的總人數達一千一百六十余万之多。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個月時間內，神州大地竟有如此龐大的考試大軍一起擁進考場，這本身就值得史學家們大書一筆。 中國人的大學夢在此次的大考中獲得了最徹底、最淋漓盡致的展現。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 就學齡而言，應該說我正是屬于這部分人中的一員，但我卻沒有這個福分親歷這場波瀾壯闊的大考——我當時已經走進的另一种大學（穿綠軍裝的人民解放軍大學校），使我遺憾地喪失了這次机會。但在今天，我身邊卻有很多這樣的朋友与同事，他們以自己的親歷替我們那一代人圓了歷史性的一場大學夢。 這場夢做得好苦，而圓它時又突如其來，讓人不知所措。 “當時我一個同學特別興奮地騎車來告訴我，說要恢复高考了。我雖然早就盼望這一天，但還是一下子就惊呆了，眼淚一涌而出。我跟同學反反复复他說一句話：這下有希望了！當時那种情況，有點像在黑夜里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你什么東西都看不見，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走。恢复高考這個消息，就相當于前頭突然冒出火光。當時沒有別的念頭，只想著我赶快蹦到那儿去。”中國儿童劇院編劇、北京師范大學78屆學生陳傳敏所表達的心情正是當時數千万年輕人共同的感受。 那种感覺的真實情形，其實用語言無法表達，只能是惊愕，只能是夢幻，只能是眼淚…… 肖正華，67屆高中畢業生，77屆考生，現為安徽某師專附中高級教師。他對我說的那年恢复高考及參加高考的過程是一場“天方夜譚”： ……1977年第四季度的一個早晨，我從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喜訊，就立即把它告訴了正在喂豬的妻子，她卻并沒有多大的反應，更沒有我那种欣喜若狂的激動。一個農村婦女關注的主要是實際生活：丈夫、孩子、柴米油鹽…… 而我則有些措手不及，因為當時被公社抓差去寫個現場會材料和編一個短劇。完成后，我掐指一算，离高考只有十一天了，能用于复習的也只有十一個晚上了，考什么呢？理科吧！翻晒物理，沖洗化學，只覺得“霧都茫茫”，欲記還忘。改道易轍，考文科！耙地理，挖歷史，搶數學；語文和政治，就靠自己的“老板油”——憑自己經常為公社寫點“四不像”的看家本領。總之，一切听天由命吧。 開考了，我坐在縣二中第五考場第27座。每場我都大刀闊斧，一口气從頭殺到尾，然后再回師圍殲“頑敵”。雖然時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滿弓刀”的遺憾，但絲毫也沒有改變我“不到長城非好漢”的信心和意志。為了下一場的輕松順利，每一場我都第一個交卷，決不戀戰。一位滿唇茸須的小老弟考生替我擔憂道：“喂，27號老大，還能泡幼儿班，做游戲嗎？”十一年才盼來這個机會呀，人生能有几個十一年呢？換成李白，不說“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為了赶這趟考，事前我還專門向老岳父匯報了思想呢。“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唄。”考取后，我才笑著向他解釋，當時為了孩子，大的六歲，小的三歲，隊里又剛分責任田，水旱地十畝，妻子拖著兩個孩子怎么种呢？轉著彎子好請岳母大人照看外孫子。第三場考下來，正往外走，背后有人喊我一聲。回頭一看卻愣住了。此人頭上赤貧一片，嘴邊蠻荒崢嶸，身著光滑滑黃滋滋的老棉襖，沒外罩，沒鈕扣，攔腰一帶束肝斷腸。“磨剪子唻搶菜刀——”他一聲吆喝，撥云破霧，讓我抓住了記憶的根襻。這不是當年因平均99．7分（百分制）而苦惱的老同學嗎？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紅衛兵嗎？這不是后來下獄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嗎？原來，他剛平反釋放，就馬不卸鞍地赶來應考了。“什么都顧不上了，只好穿這紀念服，大剎風景，大剎風景喲！”他爽朗地笑著解釋…… 開學那天，我在火車站等火車。漫不經心的視野里出現一位高中時的女同學，她大腹便便坐車去合肥某大學報到。听說后來在開學典禮儀式上，作為“老三屆”的代表發言，那理直气壯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矯飾和虛偽頂得無處藏身。她侃侃的話語，不時被台下熱烈的掌聲打斷。 想想當年我們這些遲到的大學生，身在校園，心系妻子儿女，能修完學業，順利畢業，真不知是怎么過來的，至于父子同級（儿子上小學級）、夫妻同班、師生易位，种种巧合，說來話就更長了。 黃蓓佳，我的老鄉，著名儿童文學作家，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 那年恢复高考前她在長江江心的一個小島上插隊勞動，在此之前地已經在這個長青島上“接受再教育”四年了，而且還早已准備再繼續個四年（？）、四十年（？）。那時知青除了老老實實“扎根”外，還有什么企圖？沒有，也不敢有。不過黃毛丫頭黃蓓佳有，因為她在1973年就已經寫小說了——她現在坦言說當時寫小說就是為了“改變一下自己的命運”，但那是她藏在被窩里的想法。1977年夏天，黃蓓佳在島上勞動，在揚州當老師的父親寫信告訴了她一個“內部消息”：可能要恢复高考！真的呀？黃蓓佳高興得跳了起來，她知道她惟一能實現多年藏在內心的理想的机會終于來了。一切都很突然，但好在“教師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复習資料。在考試之前，公社和縣里進行了兩輪篩選，很多人在初試時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所以男生們很狂。黃蓓佳外柔內剛，她發誓為女知青爭口气，當然更主要的是能為自己“找回個城市戶口”。初試結束后就到縣城填志愿。黃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實當時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考試能力，“可我們那時好像什么顧慮都沒有，想啥就填啥，至于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碼事”。于是她填的志愿是北大圖書館系。填完志愿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件決定她能否正式應考的大事。這天生產隊召開全体社員大會，會議只有一個內容：讓社員們評議，到底讓不讓黃蓓佳參加高考。這實際上是對黃蓓佳的一次政治審議，當時，黃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這些大字不識的貧下中農手中。黃蓓佳緊張极了，因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僅憑這一條，她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獲得通過，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里面在開社員大會，我一個人在門外徘徊，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感覺開會時間很長很氏，其實最多也就是半小時，可我太緊張了。這時隊長從里面出來，他朝我笑笑，說你去考吧！就這么一句話，我的眼淚嘩地流了出來……”黃蓓佳說，她考試并沒有太費心思，考得比較順利。只是在揚州參加高考閱卷的父親對她有個要求：每天考完后，把答完的題寫信告訴他，好讓他估估分——老頭子雖不在女儿身邊，可心里比誰都著急。黃蓓佳說她每天考完后，竟能在當晚把所考內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來給父親寄去。几天后，父親來電話告訴女儿：基本沒問題。有父親這句話后，女儿就放下心了，干脆從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學錄取的消息到來的時間里，她動手給父親織了一件毛衣。毛衣織好時，知青朋友也歡天喜地地給她送來入學通知書：北京大學。沒錯。 黃蓓佳打開入學通知書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動得直發抖：她沒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錄取了！這正是她夢想卻又怕沒把握而不敢在志愿上填的專業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們江蘇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個同學喜歡法律，結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畢業后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結果畢業后被分配到了外事辦。我不高興，因為我想當作家，所以拼命地寫啊寫，結果就一直到1984年寫到了江蘇省作協當專業作家。” 黃蓓佳說，她到北京走近自己“夢中情人”——北大的校園時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為以往夢中的北大僅是個概念，就像對皇帝頭上的那頂皇冠的認識一樣，可進了北大校園后，黃蓓佳發現這儿太大了。她當晚寫信給父親，說北大大极了，就像我們家的縣城一樣大！這位江南才女入學后就忍不住又動筆寫了一篇感受上大學的作文，后來這篇文章被很多報刊轉載了。當時沒有稿費，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后來轉載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來的七元錢稿費。“七元錢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筆稿費呀！我用它買了一個鉛筆盒，一本字典。鉛筆盒伴我度過了四年北大讀書時光，小字典至今我還用著……”黃蓓佳說著從書房里拿出那本已經很舊很舊的小字典給我看，她坐在沙發上久久撫摸著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當年走進北大的那段難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們今天的作家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跟黃蓓佳走過的路非常相似。他們從小就有當作家的夢，而正是恢复了高考，才使他們真正有机會實現自己當作家的最終愿望。 那年与黃蓓佳在北大同班學習的陳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現在是我的兄長兼上司，是國內外很著名的作家了，還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建功上大學之前當了十年挖煤工，過的苦日子比誰都多。1968年，剛高中畢業的建功還在北京城里“鬧革命”，天一，突然有一個同學告訴他：京西煤礦來招工，我替你報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這樣去了煤礦，這一挖就是十年。到礦上后，他喜歡動筆寫些東西，又喜歡發表些自己的見解，所以礦工們很欣賞他，工農兵學員招生時，大伙推荐他，但一到党委那儿就沒他的戲了。特別是有一天他從岩洞里挖煤出來，看到太陽剛剛出來，就猛然吟起《日出》里的一首詩：“呵，太陽出來了，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然后伸伸懶腰。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于是他便有了攻擊“紅太陽”的罪名。恢复高考的消息傳到他那個礦上時，建功表現得并不特別，因為他當時并不太了解時勢的變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親一樣是個“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當個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當時文藝界都認為作家必須是從基層生活中才能培養出來的，學院那种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親知道了儿子的想法便不答應了，說什么也得讓儿子“赶考”一次。建功說媽我現在連最大公約數、最小公倍數都不知是什么了，怎么個考法呀？他媽說你不會找兩本書看看！ “這年秋天，我便開始了一邊上班一邊溫習功課的生活。當時我們礦的知青中大約有一半人都在溫習。”陳建功回憶說，“离校近十年，我的數學已經忘了很多，但經過溫習有不少也漸漸看明白了，但對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卻始終搞不明白，也不肯背。當時和我在一個工棚里住的有個叫黃博文的，他數學挺好，我就發牢騷，我說這太复雜了，我背不下來。他說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導數來解。他也問我，作文怎么開頭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說你看題目沾不沾邊，如果沾邊你就可以寫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個清晨，天還未亮，我們礦上用一輛大卡車，將我們這些參加高考的礦工拉去考試。那時天气已經很冷了，我看見寒星還在天上閃著，山路非常崎嶇，卡車似乎開了近一個小時，才到了一個特別衰敗破爛的院子，這是一所學校。我們都知道，決定我們命運的時刻到了。第一門是語文，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一出考場，黃博文就緊緊地擁抱我，他說你給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給我爸媽寫信的形式寫的。最有趣的是，考數學時也有兩道題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來了，我的數學后來居然得了95分……听說自己被北大中文系錄取的時候，我正在洞里篩沙子，更确切地說，那位工友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時，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陽。我記得听他說完了，當時我似乎淡淡一笑。接著，我又翻了個身，我還想晒晒我的后背。那人說你怎么這樣？我說著什么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后背也晒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來去領我的錄取通知單。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儿后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歲，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總分在我們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樣子。最為滑稽的是我的語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為我把作文寫得比較花哨，寫成了文章，而教師判題時卻是按照作文規范要求的。听說北大要錄取我時，還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辦詢問：這個人為什么語文分數最低，而別的分都很高？招生辦的人好像說的是，這個人可能是個寫文章的人，簡歷上說還發過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陳建功這樣進大學門前后有過奇特經歷的，不止他一人。 鄭曉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學。現在他是南昌大學教授、校報主編，在生命社會學科方面是國內知名專家。他在給我寄來一堆他的代表作時，隨信告訴了我他那年參加高考的一份難忘經歷： ……我擠在一輛破舊的井岡山牌貨車的邊緣上，手緊緊地抓住車廂板，极力屏住呼吸，抵擋著陣陣刺鼻的臊味。 在鉛山咸湖加高考后，我好不容易硬擠上一輛回武夷山墾殖場的車子，誰知它裝了一只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車上人多，路又顛簸不平，不一會，氨水溢出，滿車沖鼻刺目的气味。我透過盈眶的淚水木然地盯著路旁一排排往后飛奔的小樹，心情沮喪到了极點。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鄭紅返回了闊別十年的南昌。我這個被戲稱為“山里的猴子”的人，對這個變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說不清的戀情。鄭紅和同學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馬路上東逛西跑，晚上則去看《雷鋒》、《地道戰》、《地雷戰》等老電影。這种生活与我在山中出門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覺的生活有天壤之別。鄭紅的母親在飯桌上一邊給我夾菜一邊盯著我說：“你就一輩子呆在山里嗎？”這話像箭一般直刺我的心髒，就是這一瞬間，我突然下決心：是應該從山里蹦出來，改變改變了！ 這時恢复高考的消息傳來了。回到西坑分場后，我憑著几本《复習資料》和1977年全國各省的高考考題匯編，開始緊張的考前复習。白天我到茶場去工作，區分茶葉的等級，照看整個茶葉制作工藝的過程；晚上就著昏暗的燈光苦苦攻讀。 擺在我面前的困難太多了，似乎難以克服。我在農村中學讀書，物理課講農業机械，化學課講農藥的使用，數學課教大家怎么撥算盤，而語文課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語錄》。我的知識實在是少得可怜。況且高考必試科目的地理、歷史我壓根儿沒學過。沒辦法，拼了。我便把各門課程的內容分寫在小紙條上，吃飯時背，走路時默，上廁所也拿著一大疊紙條。三個月過去了，武夷山墾殖場參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總場中學應屆畢業的八十余名學生同赴鉛山縣正式考試。 天气炎熱异常，揮汗如雨，許多題目我簡直不知如何下手。語文考卷竟然沒有作文題，只有一道什么“改寫”題。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寫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媽呀！我從未听說過什么叫“改寫”，應該用原文里的話寫？還是純粹用自己的話寫？連這一點我都搞不清楚。躊躇半天，只好提筆硬著頭皮寫吧。每考完一場，眾多的考生便圍著送他們來的老師激動地議淪著考試內容。人頭攢動，教師侃侃而談，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踮著腳吃力堤於捉教師和那些趾高气揚的應屆生說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題的答案都与我寫的不一樣。越听越沮喪，越听渾身越乏力。 坐在這該死的氨水車——大家沿途這么詛咒著，總算回到武夷山墾殖場，再換乘手扶拖拉机，傍晚時分，我進了西坑分場。不愿惊動任何人，我輕手輕腳地回到房間取了內衣，來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邊，衣服也沒脫，縱身一躍，扑通一聲，全身沒入水中。憋著气，直到肺部要炸開，再探頭出水，猛地吐出滿腔惡气，定睛遙望溪水對面的崇山峻岭，歎了一口气：這一輩子就呆在這儿吧！ 天蒙蒙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邊發呆。山上的薄霧還未全散，一絲絲，一縷縷，或飄浮在山腰，或纏繞于翠竹綠樹，不時傳來几聲犬吠，山里小鎮的清晨十分靜溢，人們還在睡夢中。吃過早飯，我一心一意去做茶葉了。 一個月以后，我們几個知青晚飯后照例坐在分場總机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場景似乎已被遺忘了，我也极力去忘卻它。 天漸漸暗了，陣陣涼風迎面襲來，我們仍天南海北地扯著，話務員在里面喊：“高書記，電話！”与我們在一起聊天的分場書記高得福起身進去，一會儿出來對我說：“你考中大學了。”大伙全都愣住了，我有些眩暈，到今天我仍無法用文字來表達當時复雜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場部打听消息。辦公大樓前已貼出大紅喜報，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紅榜第一名。全墾殖場近八十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個多月的沮喪之情一掃而光。10月份，我出山赴學校報到，搭上一輛裝毛竹的車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說：“現在的命金貴了。”以前我從未想到珍惜這條命，不知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連帶著對生命的態度都變了…… 鄭曉江沒有告訴我他走出大山時對生命的這种重新認識是不是后來成了他重點研究生命价值取向的一個原因，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這個“山里的猴子”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王學文，1978年考生，現為黑龍江農墾紅興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干部、高級老師。我們來看看他的《大學圓夢》—— 1977年初冬第一場雪后，村上小關校長告訴我：鄧小平出山了，恢复高考，老三屆都興報名。 剛离開學校那會儿，魂牽夢繞的是想上大學。隨著時光流逝，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遙遠的夢。走出校門已十一年了，人生能有几個十一年？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系复雜，使我喪失了當兵、招工、推荐上大學的机會。隨著娶妻生子、柴米油鹽，我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大學夢早已破滅。听關校長一說，頭腦中的記憶鮮活起來。我抵不住大學夢的誘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五毛錢報了名。但回家沒敢和妻說，怕她不批准。 初試在公社舉行。感謝我學生時代的老師，教給我的知識仍深深烙在我的腦海里。作文題目是《舊貌變新顏》、我提筆就寫：“踏著松花江邊初冬的第一場雪，我复員回到了闊別五年的家鄉。”真是意到筆隨，一气呵成。監考教師一個勁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來十個手指有八個纏著膠布。 通知我參加复試是在半個月后，關校長到我家告訴我，12月20日到呼蘭縣城參加統考，并說我那篇作文在全縣三千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經印發給各學校。公社文教助理到處打听這個复員兵，說以前咋就沒發現呢？ 妻對我說：“你有本事就去考唄，啥事扯過你的后腿？將來出息了別把俺娘倆蹬了就行。”其實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時生產隊里扣了我九十個工分，足足相當于春天九個工。 妻把隊里剛分的豆油和亞麻籽油裝了兩桶，我馱到离家十五里的火車站，賣了作考試費用。為了區別二者，我在兩個桶上分別貼了標簽。在小胡同里溜達，見人就問：要豆油和亞麻籽油嗎？就像電影里地下工作者接頭對暗號一樣。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窩頭切成片，分別放在兩种油里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嘗，一致認定我搞錯了。夫婦倆對我的辯解不予采納，還教育我中年人要誠實。我妥協了，將錯就錯，亞麻籽油當成了豆油賣。 那一桶豆油成交順利，一個戴大口罩的男子讓我給他送到家去。我樂顛顛地跟在他屁股后走了老遠，一抬頭卻發現到了派出所門口。原來那老客是喬裝打扮的治安員。結果豆油沒收，理由是：糧油沒完成統購計划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里直后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統考那天，我揣著妻給我烙的發面餅，早上5點動身，冒著冬下三十度的嚴寒，奔向六十里外的縣城。等到考場時，人已經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歲的娃娃，也有比我還老相的孩子爸媽，有一個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鋼筆，寫不出字，凍了。我一邊隨手把筆放在身后的爐筒上烘烤，一邊慢慢審題。等要動筆時，發現坏了：鋼筆烤成了彎弓，一寫字直轉。監考老師忍不住笑，把他的筆借了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謝意。誰知一下子笑收不回來了：這監考老師就是那天買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頭答我的試卷。 作文題目是《每當我唱起東方紅》，我想不落俗套，就寫成了一韻到底的散文詩。監考老師老在我身邊瞅我的試卷，瞅得我心里直發毛。交卷离開考場時，听他背后說：“寫跑題了，不讓寫詩歌嘛！”我心里這個后悔呀，誰叫你審題不嚴呢！后來我看了山西一個考生的范文也是用散文詩寫的，覺得散文詩也可往散文這邊靠，此是后話。 中午在躍進飯店吃飯。把凍硬的發面餅掰碎，泡上飯店免費的老湯，再兌點醬油、醋和辣椒末什么的，吃起來有滋有味的。望著泛著油花的湯盆和“為人民服務”的牌子，感到這家飯店确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心想，等考完后一定寫封表揚信。等下午考完試赶到飯店時，發現湯盆和牌子一并不見了。服務員抱怨說供不起了，考試的人太多了。看來做好事貴在堅持。當然，表揚信也沒寫成。 接下來要解決晚上的栖身問題。住旅店兩塊錢一宿，超出財務支出能力。我找到“四海”大車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二毛錢，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里行書。電壓不足，燈火一明一暗，一會儿眼睛看字就重形，屋里充滿了煙味、汗味和泡豆餅的酸味，拌和著車老板粗重的鼾聲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調，叫人有一种喘不過气來的感覺。炕很熱，很舒服。不一會儿有活物在動。開始局部偷襲，后來全面進攻，重點集中在隱私處。不撓，又痒又疼；撓破了，火辣辣的，更痒更疼。划火柴一照，老臭們忙不迭地往牆縫里鑽。听說臭虫喜歡對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換個地方，學車老板的樣子，把衣服脫得精光，用繩子捆了吊在高處。剛有點睡意朦朧，起早赶路的將鐵桶、馬勺又磕得“梆梆”響。第二天照鏡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撐著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連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來通知書時，我正在馬圈里起糞。助理很為我鳴不平，說比你分數低的都進了本科，你才走了個大專。我說鄧公沒忘了咱們，就夠意思了。再說這學咋個上法，我還得和孩子他媽好好合計合計呢。 去學校報到的頭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對而坐，恍如夢里一般，妻說了很多話，我一個勁地答應，記住了，又沒記住。儿子睡了，夢里帶著笑。女儿給我數白頭發，女儿說：“爸，我也要等長出白頭才能上大學嗎？” 我把女儿緊緊地抱在怀里，說：不會的，永遠不會的。 王秀文，1967屆高中生，1977年考生，現為中央某部駐外高級經濟師。 他知道我在寫這部“高考報告”，所以電話告訴我說沒有他的那段經歷，那這部作品“將是殘缺的”。如此危言聳听，我便如約去采訪。 王秀文确實与眾不同，因為他是有過“劣跡”的那一類人。“文革”中他一度紅過，還當過某市“兵團”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從此再不愿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點小“技術革新”。然而也許他的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宁的騷動意識，1973年開始他的命運便急轉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視為“孔老三”——他公然說“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与道德信仰的基石”。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中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關押在牢里十個月，后因身体不好保外就醫。粉碎“四人幫”后，他總算可以回家了。1977年高考消息下來，王秀文興奮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几天，說這回自己總算有了出頭之日。但到市招生辦報名時，竟然沒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罵人家是小“四人幫”。可招生辦的人說你才是小“四人幫”的爪牙。王秀文搞糊涂了，后來有人悄悄告訴他：你是內定為還沒有搞清問題的“5·16”分子。王秀文一听傻眼了，追夢十余年的考大學看來与自己永遠無緣了。于是他傷心地出走了很長時間。他到了新疆沙漠深處的一個戈壁灘農場，想与這儿的荒蕪与嚴寒苦度一生。他學騎馬，學放牧，也學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從內地逃過去的野女人，他變野了，連頭發都不理。突然有一天農場來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羊皮的浙江人帶了一台小半導体，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來听了一個上午，他听著听著，眼淚就掉了出來，然后就一下子不醒人事……生意人嚇得赶緊將他送到附近醫院，還好，人家說他過度激動。咋回事？醒來的王秀文說：我馬上就要回老家參加考試，我可以考大學了！廣播里說像我這樣所謂有“政治問題”的人也可以參加高考，入學條件一律平等！浙江那個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說：今晚我請客。這一夜、王秀文喝得酪配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嚇了一大跳，因為人家都知道他在新疆“自殺”了。“死人”現在竟然复活，還要吵著考大學！1978年某市招生辦都知道這事，也知道王秀文這位“野人”。 离參加高考僅有十來天時間，王秀文從一個老師手中借來一疊复習資料，把自己反鎖在一間租來的小房里，他對家人和老師說：“你們這段時間誰也不要打扰我，只要在考試前一天來叫我就行。” 家人已經習慣他的“神經”了，以為他又犯病了，所以除了每天從窗口扔進點東西給他以外，并沒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師們也偷偷地笑這個真真假假的“王瘋子”是不是又瘋了。他确實瘋了，一連几天沒有人見他從里面出來過，偶爾在夜深人靜時，听到他在高聲他說“瘋話”。九天過去了，誰也沒有把他考不考大學當回事，照；日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沒地從里面走了出來，他學著“范進中舉”的樣儿，搖搖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邊嘴喊著“哈哈，中了，中了”，一邊做出一副醉樣，惹得一幫小孩跟在他后面喊他“瘋子”。“瘋子”。而王秀文則越加得意地做著中舉的范進樣。有個小孩使坏，在他半閉著眼往前走時，用一木椅絆了一下，王秀文扑通一下，跌倒在地，孩子和路過的行人樂得哈哈大笑。這時有人過來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場了，你是不是真去當一回范進大人呀？ 王秀文大惊，連忙問：今天是多少號了？ 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訴了他。 “嗚呼哀哉——我差點要誤大事了！”王“瘋子”一下變得不瘋了，他赶緊返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場上人頭攢動。這時已經出名的王“瘋子”到了考場，負責看門的人一見“瘋子”來了，大喝一聲：你來干什么？走遠一點！ 王秀文跺著腳：哎喲我的師傅，我哪有一點瘋嘛！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證嘛！ 看門的看了看准考證，沒錯。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來招生辦的人問：這“瘋子”怎么也有准考證？ 招生辦的人笑了：他是有點瘋，不過不是神經病的那种瘋，而是思想上有點那個，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門的回頭重重地用拳頭砸了一個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別再裝瘋賣傻！ 好喲！王秀文就這樣走進了考場。 四門考課，王秀文從來都是第一個出來。有人問他考得怎么樣？他總是學著范進的樣連說“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這家伙准又瘋了。人們在背后朝他指指點點。 考試結束，又過了一段時間，与王秀文同進考場的人一個個相繼接到了入學通知書，惟獨他沒有。 王秀文這回沉默不語了。有人這時拿他開心：瘋子，這回“中了”沒有啊？ 呸，你們都給我滾！王秀文怒气沖天地拾起地上的磚頭和石塊，不管是誰就扔過去，嚇得周圍的人都大惊失色：瘋子又瘋了，別再去惹他了。 后來，王秀文听說自己的數學考了7分！他大怒，跑到招生辦就滿樓嚷嚷，吵著要看卷。大樓里的人一看是他來了，一邊說著“瘋子來了”、“瘋子來了”，一邊赶緊紛紛關上門。玉秀文更火了，見門就踢。最后他查到了自己的卷子，結果發現真的出現了大錯：他的數學分數應該是77分，抄分的人沒有認真看，抄成了7分，整整給他少算了70分！ “對不起對不起，實在對不起。因為這次考生中數學交白卷的不是一個兩個，能考7分的也不算少了，所以險些誤你的大事。”招生辦的老師，一万個道歉。 這回王“瘋子”很有風度地說了一聲：“沒關系，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終于如愿以償走進了一所名牌大學，后來又當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處“瘋”著。 像王秀文這樣的“瘋人”獲得上大學的机會，可以說它象征著中國封閉了多少年后真正走向開放的標志。但中國又是個人口眾多、教育落后的大國，能上大學畢竟是极少數人，至1980年，我們的文盲仍有一兩億之多，絕大多數的青壯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么時候上大學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愿望？當然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結果。當“科學的春天”之風吹拂神州大地時，當徐遲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把陳景潤這樣埋頭搞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奉為民族英雄和時代象征時，當鄧公一句“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發表時，當北大方正、中關村電腦城如日中升時，當一群又一群知識經濟下的百万富翁誕生時，當党政机關。中外企業甚至個体民營老板的招工牌上第一條件就是文憑，上大學越來越成為人們自我生存与爭取有所發展的必備條件時……每一個中國家長、每一個到了就業年齡的青年和正在准備踏上社會的學生們都清楚地意識到：沒有相當過硬的學歷和文憑，個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態將面臨不可抗拒的挑戰。 大學和學歷，隨著中國開放程度与國力增強，以及知識經濟与科學發展的進步而在不斷升值、不斷升溫。現在，甚至已經到了誰若沒有一張過硬的文憑，誰就難以跨進就業之門，更不容談大有可為的嚴峻時代了。 大學像一道無形的命運与身份的分水岭。 大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必須。 誰拒絕了大學，誰就將拒絕挑戰；誰放棄了大學，誰就意味著放棄了選擇。 此時此刻，問中國的百姓什么是你生活中最大的愿望？他和她准會告訴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養孩子上大學！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為什么中國人把錢都存在銀行里？我們的國家決策者也費盡心思地通過各种手段來“拉動內需”，但從來就沒有真正成功過，為什么？因為中國人的心里有個情結，就是賺了錢為孩子上學，存足了錢還是為了孩子上學，沒有錢的也要存錢同樣是為了孩子上學。据上海最新的一項調查表明：百姓手頭的錢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作為“教育儲備金”，這些錢他們不去進行其它投資，而是為了供儿女上大學之用。另一項調查表明，家庭經濟越不富裕的家長們，越是把更多的錢用于子女教育，教育費用占他們手頭資產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目前，中國個人的存款和現金達十万億元之巨，也就是說中國人准備了近五万億元左右的錢為了子女上大學。五万億元錢像頭猛虎，如果一下沖出來，可以摧毀整個國民經濟，可以摧垮整個市場体系，可以讓江山搖搖欲墜，但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卻溫情地將它緊緊地握在手里，以無比寬宏的胸怀，一點一滴地、細水長流地交給他們的子女，讓他們去努力讀書，讀到他們認為可以体面地進入能夠獲得良好生存條件的大學…… 十二億人几乎都這么想著，這么做著，因此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后二十年間對大學的理解与刻求，比任何時候都更明細，比任何時候都更瘋狂，比任何時候都更迷戀，競爭的殘酷也就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滲透到几乎每一個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問題專家孫云曉先生給我們講了下面一件事：黑龍江某煤礦城市，有一個姓宋的礦工家庭，全家五口人，僅靠几百元收入勉強度日。宋家有兩儿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都在讀初中。女儿最小，讀小學五年級。這個經濟貧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三個孩子學習成績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蹤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沒有蹤跡，于是只好報警。公安人員費盡辛苦也沒有找到，最后發現老大有些不對勁，被列為怀疑對象。父母堅決否認，說老大是個好孩子，從不招是非，更別說做坏事了。學校老師和同學都出來證明這家的老大是好學生。但公安人員的審訊結果卻出人意料：老大承認是他親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如此殘忍地殺害親弟妹，誰听了都會毛骨悚然。原來這孩子經常听到他父親說：咱家窮，只能供一個孩子上大學，你們兄妹誰考上了我就供誰，考不上的就下來干苦力活，供上大學的讀書。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績都不錯，要是有兩人能考上大學，就得有一個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績可能不如老二老三，這樣上大學的希望不等于沒了嗎？他越想越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除掉競爭對手。主意一定，老大從從容容地設下計謀，誘騙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裝玩挖坑埋人的游戲，便將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誰都不愿听這樣的悲慘故事，但它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人們議論說這孩子大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說他父親不該在孩子面前說那樣的話誤導。可不管如何解釋，在這個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种強烈的上大學的欲望，為此，他選擇了他認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辦法。我們該怪誰？怪這孩子？怪他父親？也許我們誰都說不清。可有一點是清楚的，除了我們不知道年齡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學對他們的重要之外，殺害弟弟和妹妹的老大及其父親心中是极明白的。父親因為自己的貧困和無能在為孩子惋歎，老大是從父親的話中体味到自己可能失去上大學机會的恐懼，正是這父親的惋歎和儿子的恐懼，直接導致了這場悲劇。 大學，在這個礦工的家庭是一場噩夢，它毀滅了全家的幸福，也絕了這個家的根。當然，像這樣的事例是极少數的，也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大學夢對多數中國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險峰，有人通過這种攀越來證明自身的价值，有人則把大學作為自身价值取向的始發點、動力源。 說到這儿，我不由得想到一位如今已是風云人物的年輕都市才女，她叫張粲。 我曾對張粲說，如果這本《中國高考報告》中少了她的內容，就是一個缺陷。她當然沒有明白過來，因為那時我的書稿尚在邊寫作邊采訪之中。 同在一個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馳騁在商場上的女億万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計有可能完不成這個采訪計划，因為我僅從一篇有關張集的報道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況，其余一無所知。有趣的是無巧不成書：當我托人滿北京找這個才女時，突然有一天張粲打電話告訴我：“我的公司就在你們作家協會對面呀！” 望著對面高出作協辦公樓兩倍的“建材大廈”，我心中頓時升起一股“世界真的是你們的”感歎——因為張粲說：這29層高的建材大廈就是她蓋的！ 她在京城蓋的大樓不止一棟兩棟了，僅她本人的“達因集團公司”下屬就有四十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藥業和房堤禚業，公司員工超過三千人，在美國硅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隊＼ 那天我推門進她的辦公室，第一面見她時差點問她“你們老板張粲在嗎”，要不是她搶先說“你是何老師吧？”我想我真會把上面的話說出口。張粲的形象給我感覺就是大公司里那類漂亮年輕和能干的“女秘書”，然而她恰恰是大老板。更不可思議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議的大學經歷。 張粟1982年以优异成績考上北京大學，那時她才十九歲，小姑娘一個，又長得南方姑娘的那种清秀淑雅，聰明而有才气，活潑又机靈，她當上了學生會文体部副部長，在北大能成為這個角色并不容易。我們還記得1985年的國慶大游行中，北大學生經過天安門時突然向城樓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張粲是那次北大學生組成的兩千人集体舞的總指揮。 那時的張粟，青春又單純，充滿活力又性格開朗。 突然，事隔几日，學校通知她：你的學籍已被開除，回家去吧！張粲沒弄明白怎么回個，眼前的天已經塌了…… 原來，三年前，張粲在第一年高考時她報的第一志愿也是北大，因為才十六七正值青春期的她，在考試時老發無名燒，結果平時成績很好的她沒有考出好成績，后來被當作“服從分配”分到了東北某學院。上北大是張集的惟一選擇，北大也是她從小向往的學府圣地，加上張粲家里确有困難，她是部隊干部子女，哥哥姐姐都上外地當兵去了，家中祖母年邁，母親兩眼視力又不好，老父親和整個家需要有人在身邊，故部隊出面請求東北某學院按休學為張粲辦了退學手續。第二年張粲便以优异成績考上了她向往的北京大學。然而按照當時的規定，第一年考上并被學校錄取的學生就不能在第二年參加高考，也許因為張粟太出名了，有人將她的事告到了北大，校方便在并沒有全面了解事實真相的情況下作出了開除張粲學籍的決走。 還有什么比這更殘酷的打擊？一個前程無量的北大优秀才女，卻在一夜之間成了轟動全校的“被開除生”！ 盡管張粲和她家人及部隊方耐無數次向校方提出申辯，盡管北大全校有很多學生自發組織了“張粲聲援團”為她力爭挽留，盡管北大博士班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主動聯合起來集体為張粲向校方提交懇請書，班主任、系領導等一些人，仍鐵面無情地一次又一次逼張粲退學高校，搬出校門。 “你們就不能讓我留在這儿？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學習、上課還不成嗎？”張粲哭著懇求，甚至就差沒有跪在那些人面前。 “不行就是不行！”依然是冷面。 張粲眼淚干了，嗓子也沙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被好心的同學們架著去“散步”……“那樣的場景，只有在八寶山才有呀！”現在的張粲說。 “那時我确實想死的心都有。但我還是挺了過來，一是我太戀北大了，二是同學和一些老師對我太好了。我本來就在學校比較出名，這件事出來后，沒有哪個同學對我另眼看待，大家似乎比以前對我更好了，更包容了。正是這兩點，我挺了過來。我發誓要在北大讀完四年課程。那些日子里，我一邊堅持留在學校上課，一邊不停地寫上訴材料，一有空就跑教委、跑新聞單位、跑各种有用和無用的關系，盡一切可能力圖恢复我的學籍。”張粲回憶道：“也許正是那些日子里，我學會了到什么地方都不發怵的本事。我那時小姑娘一個，是學校的博士生們教我的，他們說你就得學會進門就跟人家說話，并用最簡洁的語言，把你的故事講給人家听。有一次到水利部，因為听說那里面有人跟當時兼任教委主任的李鵬認識，但人家有把門的，我沒有證件進不去呀！于是同學們就教我，說你只管大搖大擺地往里走，有人問你找誰，你就看都不用看他一眼，對他說‘我找我爸’，你准能平安無事地進去。后來我還真就這樣混進了水利部大院……” 我倆都笑了。 張粲說：“最讓我傷心的是，有的老師明知我委屈，卻就是不讓我進教室上課，你怎么求他也沒用。班上組織集体活動，這是我最想參加的，可班主任死活不讓我同去，現在想起來我還深深感到心痛……還有人向我中學的班主任發難，給她處分，并在現場大會上點名，要她檢查。可我老師說：‘我沒錯，我相信張粲是個好學生，不信咱們十年后再看。’別人后來把這話傳給了我，使我堅強了許多。我一直感謝這樣的老師和北大的同學們。因為即使按照上面的精神，像我這种情況也不應該受到開除學籍的處分。1984年下半年，教委就已經作出了廢除原來規定的在對考生進行‘服從分配’時不与本人和家庭見面的做法，作出對非志愿分配考生必須与學生本人和家長見面的新規定。所以我堅持認為學校對我的處理不公平。我第一次報的也是北大，但因為身体原因沒考好，人家不征求我本人和家長意見硬把我分到東北一個我根本不感興趣的專業上大學。我從小愛小動物一類的東西，后來看爸爸能把一枝杜鵑嫁接得開出好多鮮艷的花儿，就想當位生物學家。第一年高考時我報的就是北大生物系。后來由于報考受了挫折，一气之下，我在第二年考了北大國政系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卻沒有想到我后來的大學夢出了這樣更大的意外。我被學校作出開除決定是在1985年3月8日，從這年的‘三八’婦女節起，我在北大便成了一個‘黑人’。但不管他們怎樣想把我赶出大學門，我就是不走，直到与班級同學一起讀完四年本科全部課程，而且還一門門參加了考試……” 1986年7月，張粲以非凡的毅力，完成了學業，但她沒有拿到文憑，僅得到一紙證明，證明她堅持學習，成績合格，及各方面表現不錯，不包分配等。 張粲的情況在北大是惟一的一個，像她這樣后來被許多老師和同學敬佩的“不讀完大學誓不休”的才女在建校史上并不多見。歷史的原因，使張粲這樣才華出眾的女大學生經歷了并不公平的曲折磨難，然而她從來就沒有倒下過。靠自己优异成績和在北大人人公認的才能与表現，她頑強地走過了青春最好年華。在同學們歡天喜地的畢業典禮上，沒有張粲的身影，那時她已經到市團委、團中央和團校去打工了——她在這些地方干的是骨干工作，卻只能拿一天一塊多一點的臨時工工資，因為她是沒有拿到大學文憑的大學生。 大學始終是張粲一個衡量自身价值取向的坐標，因此她即使在經受別的女孩子可能永無能力承受的困難的歲月里，也從沒有放棄對知識的追求。后來她力爭通過考回北大研究生的方式來彌補她曾經有過的一段大學裂痕，可是客觀因素阻礙了她。在此情況下，張粲仍然沒有放棄初衷，一如既往。她從打水掃地開始，從倒賣電腦做苦力生意入手，一步步在自己設計好的大道上邁步走著，直到离開北大十一年后，她又以出色的成績考進了北大國際金融專業研究生班，而此時的她已經成為資產過億的著名民營企業家和團中央表彰的全國十大杰出青年科技人才之一了…… “讀書永遠是我的生活，大學是我畢生的內容。”張粲在与我道別時說的話，道出了多數中國人對大學的那份抹不去的情結。 郭小林，著名詩人郭小川的儿子，現在中國作家雜志工作。他是我的同事，比我大十歲，但他的副編審職稱卻晚了我八年才拿到。1999年10月，中國作家協會職稱“高評委”又開會工作，身為雜志社負責人之一的我和另外几名領導同志极力把郭小林報了上去。几天后五十三歲的郭小林終于如愿以償。然而在我祝賀他的時候，這位老大哥沒有一點欣慰之色，他說：如果當時我不放棄考大學的話，不僅“高級職稱”的事早已解決，而且也許會是位著名的“知青作家”了。 我握了握他的手，默默地點點頭。因為我早已從他人那里知道：在當年的“北大荒”知青里，后來非常出名的梁曉聲、張抗抗、陸星儿、肖复興等人，都是郭小林的知青戰友，但當年的郭小林詩才橫溢，且在當地小有名气，他的詩作出名時，文學圈里還沒有上面提到的那几個人呢！“當時，我出名后，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昆明軍區創作組等五個單位要調我去，可我卻沒有去，自己還挺牛的，認為我在北大荒能當個真正的詩人。”郭小林自己說。 郭小林虧就虧在他失去了本不該失去的上大學机會。 其實郭小林的“大學夢”也很強烈，只是他的特殊遭遇，使他几次与上大學的机會失之交臂。 1976年，已經到了河南林縣的著名詩人郭小川被當時的批斗弄得心灰意冷，對局勢發展不抱任何幻想，決定長期留在林縣。為此，他向林縣有固煒門提出了調遠在“北大荒”的儿子郭小林到身邊照顧自己的要求。郭小川這個要求得到了批准，就這樣，郭小林來到了久別的父親身邊，并被安排在林縣城關中學教書。可是郭小林沒有想到，他來到父親身邊僅不到三個月，他親愛的父親、中國人民心目中的著名詩人郭小川，莫名其妙地在安陽地區革委會招待所里被大火吞噬了生命——他是在四化建設前夕、粉碎“四人幫”后即將出任文化部領導的前夕告別人世的。“郭小川之死”曾震動過中央高層，有關他的神秘死因，一直是人們猜測和疑惑的不解之謎。家庭長期遭受政治迫害和父親的突然去世，給了剛剛定居林縣的郭小林以沉重的打擊。而當郭小林還沒有從失父的悲慟中醒過神儿來時，1977年的高考消息意外地傳到了他的耳邊…… 我要上大學！郭小林的第一個反應极其清晰和堅決。這也是父親郭小川對儿子的期望。 那時的林縣，交通落后，信息十分閉塞。從郭小林得到國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向學校提出休假學習時起，离考試開始只有一周的時間了。 “教學工作很忙，只能給你三天時間。”學校領導說。 三天就三天吧。天生就有詩人气質的郭小林不以為然。 那會儿我可狂了——早几年在北大荒推荐上大學時，有人問我，如果是省師范學院你上不上？我竟然不屑地說：不，要上就上北大清華！這后來還曾成為團支部批評我驕做自滿的證据之一；因我那時已在省級報刊和兵團小報上發表了不少詩歌，在知青中小有名气。轉到內地農村中學后，見有的教師對學生這樣解釋“廈門”：廈門就是中國最大的百貨商店……你說，年輕的我能不狂嗎？所考四科中，我自信語文、政治、史地毫無問題，也來不及复習了。麻煩的是數學。文革前我考上高中，沒有上學就去了農場，十几年用進廢退，文字能力頗有長進，但那點初中數學的老底子，早就忘到爪洼國去了。于是手忙腳亂地找書、求人，求縣一中高中數學老師給我輔導；三天里沒黑沒白，一天十几個小時地看書做題，滿腦子全是xy、sin、cos……什么眼睛、什么睡眠，全都管不了了，拼了！大考之日（我至今清楚地記得是1977年12月7日），我一早赶到十几里之外的另一所農村中學，考場就設在那里。我的心里出奇地平靜，大概是自信能考好吧。環顧周圍的考生，似乎少有知青模樣的，全是二十來歲的農村孩子——而我那年恰滿三十周歲。 填寫報考志愿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北大中文系，那時分不分一二三志愿，現在已記不大清了，反正我沒有給自己留退路。不出所料，語文等三科，都是提筆即答，一气呵成：作文我最為得意，因為我在這种現場命題的作文考試中動了真情，落了眼淚。作文題為《我的心飛向毛主席紀念堂》，一見我便心中暗喜：這不正是為我預備的嗎！稍加琢磨便伏案疾書——“當我翻開新出的畫報，見到新建成的毛主席紀念堂的大幅彩照，我便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我進京瞻仰主席遺容的情景，我的心又飛向了紀念堂……當我站到他老人家面前時，我心中激動地默念著：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可不是一個人來看您的，我是帶著兩顆心（一顆知青的心和一顆老戰士的心）來的！”——接著，我回憶了父親在林縣听到毛主席逝世時的悲慟心情，他讓我給中組部打電報請求回京參加遺体告別的情形，以及他因意外事故去世而最終未能見主席一眼的遺憾；我還敘述了當年他在延安如何在主席思想哺育下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和詩人、他如何對主席有著深厚的感情、粉碎“四人幫”之后華主席如何率領我們撥亂反正，等等；當然最后結尾時也不忘加上“大顆的眼淚滴落在畫報上，使我從回憶中惊醒過來”，“我決心在以華主席為首的党中央領導下，為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貢獻一切力量”云云。這篇作文當然不可避免地帶有當時的時代印記，說了些套話，但我确實是動了真情的，在寫到“帶著兩顆心”處時，我抑制不住自己，眼淚真的奪眶而出，滴落在考卷上。据一個當時被抽調到安陽地區參加閱卷的教師事后告訴我，他听說我這篇作文被當作了全地區的范文，大家都認為寫得不錯，但由于在“飛”字上做文章做得不夠、對華主席歌頌得不夠兩點，未能得到最高分。考試結果，我落榜了。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本以為即使數學不行，但其它三科考好了，可以“堤內損失堤外補”；而且我天真地幻想著，万一我考得不大好，國家不會不考慮剛剛從“文革”廢墟上站起的中興大業是多么需要人才，能不能网開一面讓數學雖差卻在文學創作上已嶄露頭角的我被破格錄取呢？然而，我的美夢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顯得是多么荒唐！其實，那時教育戰線的极左影響還极深，表現之一就是排斥老三屆等大齡考生——以二十五歲為界，應屆考生的錄取分數線為150分，大齡考生的錄取分數線則為250分；年齡相差十歲，分數線卻相差了十的平方！据別人告訴我，我的總分是240多分，數學不是0分就是僅二三分，与錄取線只差几分。我就此与大學無緣。 倘若是在北京，或許消息靈通一些，我會和老三屆們一起，去做攔蔣南翔同志的車之類的事情；或者，今年沒考上，來年再考（据說1978年高考形勢就有了极大改變，對大齡考生一視同仁了，題也容易一些）；我的命運也許會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我困守窮鄉，信息阻隔，加上我犯了強脾气，發誓再也不考大學——這种唾面自干的做法，正說明我的愚蠢——從而失去了78、79兩年再去爭取的极好机會。 今天，已是年過半百，但依然從里到外冒著詩人“傻气”的郭小林這樣對我說。 “那時我考大學，与其說是為了學習，不如說是為了調回北京。這是第一個誤區。”郭小林剖析自己一生痛失大學生涯時回憶道：“為了調回北京，1980年借調在京期間，我還有過兩次考研究生的念頭。頭一次是寫信詢問北大的謝冕老師，得到的回答好像是當年他不收研究生；時間隔得太久，記不清了。第二次是得到一份招考研究生的簡章之類，匆匆一看就草率決定報考复旦大學吳開晉老師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國古典詩詞專業；還跑到什剎海附近的老北師大報名站去報了名。可笑的是什么情況也不摸底，就在報名之前給吳老師寫了信。在報名站，一位老師看到我的名字便認出了我，原來她是我小學同學的母親。她見我報得不妥，便問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聞研究所辦的研究生院，那是專為新聞系統的子弟而設的，報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親生前在人民日報工作），我只得据實以告已給上海方面寫信了。几天后吳老師終于來信，說是只招一名學生且早已內定了。所以，兩次報名結果都是無‘考’而終。兩位老師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實根本不具備考研的水平，而且這樣輕率，既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也是對老師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對調的辦法回到北京，上大學的動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時此刻的臉上布滿了凝重的陰云。“1982年初，我到首屆茅盾文學獎的初選讀書班做秘書工作，在香山昭廟見到剛畢業分配來作協的77屆大學生王超冰，她告訴我，那年他們听說我報考北大，都想著我能來呢。這可极大地滿足了我的虛榮心，而忘記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這种認識在后來一段時間，甚至發展成了混雜著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緒——大學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們強多了！你們看重文憑，我偏不要文憑！況且，人們把當時社會上一窩蜂地考文憑的做法稱之為混文憑，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張紙之后，實際水平并沒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憑又不成，晉級、評職稱、分房……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無不受此影響。在几經猶豫彷徨之后，有一年我終于決定去考成人自學高等教育；一打听，乖乖！十二門課程，門門不易——又給嚇回來了。1988年秋，我自己給自己鼓了好几回勁儿，終于又下決心去考民族學院的成人函授大學。那天，好容易打听到報名地點，沿著民院新樓的樓梯往上攀，見身邊上上下下全是年輕而富有朝气的莘莘學子，不知何故就自慚形穢起來，越往上攀越沒了勇气，到了報名處，看到排在前面的姑娘小伙儿在登記表上填的都是十八九、二十來歲，想到只有自己是個四十多的半大老頭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實誰也沒朝我看，自己就那么渾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時候，我的勇气終于泄盡，終于象逃也似的跑走了。現在回想起來，只覺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學習、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丟人嘛，你說你害的哪門子臊！但說是這樣說，做起來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學拒我，是我拒大學也。” 如今女儿已大學畢業的郭小林說：“現在平心靜气地想一想，上大學的心理障礙不存在了，經濟上的困難也不大，只是沒有時間——忙了單位的事，忙家里的事；最主要的是老想寫東西——雖說其實也沒寫出個樣儿來，卻總是牽腸挂肚，因為我不甘心當年的輝煌多年不再。至于大學嘛，或許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學，以圓我今生之夢。” 像郭小林這樣欲以畢生的時間圓其大學夢的人，在中國有千千万万。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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