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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國經歷了二十三個高考的年頭，當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經因為作文好或者數學好而考上了北大、清華等最高學府的學子們，今天大多數已經成了社會各界的主力。現今他們的孩子也差不多進入了高考年齡或者已經考進了大學。二十三年的歲月仿佛彈指一揮間，人們發現，同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則截然不同。當年，人們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學机會的學子們一听說可以參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見到了太陽，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見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當他們的孩子也開始考大學時，別說他們的孩子對高考感到害怕，這些當年在高考中出盡風頭的餃佼者們也异常迷惘和緊張，甚至比自己當年進考場更加忐忑不安。 這是為什么？因為今大的高考競爭已經比二十多年前的競爭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數上的競爭。1977、1978兩年雖說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參加高考，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實際上，如果用适齡青年的總人數來計算，真正可以參加高考的總人數應該超過一億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時，完全沒有准備。許多人徹底放棄考大學的權力，他們沒有走進考場，為那些走進考場的人讓出了机會。而且當年的高考，難度遠比現在簡單。 “我們那個時候參加高考心里沒有那么多壓力，無非是誰考上了就能夠重新走進學校讀書。即使考不上，身邊不是還有很多人嘛，他們沒有進大學還照樣有活干，有飯吃，說不定就在你上大學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個比你大學畢業出來分配的工作還好的崗位。這种情況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們的孩子也走進高考的今天，情況完全變了：你考不上大學，就意味著有可能一生的貴賤從此确定，你將永遠難以走進‘上層社會’，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你沒有大學文憑便走不進紅紅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場’，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髒兮兮的‘勞務市場’。這兩個市場實際上就是兩种不同階層的具体体現。還有一個情況是，那時我們參加高考雖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凡分就是几分，很多人個別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進了大學門。現在行嗎？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二十多分卻最后落得沒有學校上——因為第一志愿的名額沒擠上，另一所重點大學又不錄第二志愿，這种情況在二十年前怎么可能發生呢？所以說，同為高考，兩代人經歷的競爭背景完全不一樣。”一位兩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學生家長對我說。 從什么時候起，高考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充滿火藥味？家長說不清，學生更說不清，惟獨學校的老師能從他們一年又一年備戰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國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雖然剛剛實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變化）。把7月說成“黑色”，是因為如同戰爭一般的高考硝煙彌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煙彌漫的戰爭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變成黑色，可見高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為了7月7、8、9三日的決戰； 背誦和計算堆積如山的課本与參考資料，為的是跨越這高高的“龍門”； 哺育和操心的無數個日日夜夜，為的仍然是能讓儿女或學生能在考場戰而胜之。 7月，成了中國人每年必須經歷的一場年度戰爭，但決定戰爭胜負的，又豈是考試的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聞著火藥味的“校園備戰實況”—— 認為高考的胜敗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場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這么想。我從南到北采訪的十几所名牌中學，他們的高考錄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說，他們的高中生中每一百個人里就可以有九十五個考上大學（包括大專），也就是說只要能進這樣的學校，基本上就穩進大學了。名牌中學和重點中學，就是這樣在人們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樹立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結果表明，現在各地的那些所謂名牌中學和重點中學，最早時并沒有人授予他們這樣的榮譽，倒是因為高考之風把他們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學校，變成了名揚四方的明星中學。在商品社會的今天，一切有名的東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員可以獲得高額出場費，名產品銷售起來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業的無形資產听了就叫你嚇一跳。名中學的牌子同樣值錢，一個“計划外”名額招生指標，三万五万隨便可以進賬。 名牌中學之名靠什么而來？當然不是与生俱來的，關鍵是那個誘人的高考錄取率。 錄取率靠什么而來？下大功夫，認認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長們都偷偷地笑了，他們悄悄告訴我：如果“中招”招來的都是笨學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學率和錄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遠干不出聰明活的，只有聰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不費力的聰明事。 后來我才知道，他們的所謂聰明事，就是在學生還遠未進入高考階段，便已經選好了高考苗子——想盡一切辦法把成績优秀的好學生招進自己的學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從這儿考出去的學生不是北大就是清華，奧秘在哪？因為它每年可以從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學，它打出的每年錄取學生分數線比普通中學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們的“中招”分明打著的是600分，而實際上真正600分的學生是很難進得了四中的，為什么？因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進這所“北大、清華的搖籃”，結果四中的招生名額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興歎。“中招”五門課程考600分容易嗎？對一般學生來說，這是近乎于登天的記錄！所以凡能進四中的學生本來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國只有一所，而且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接關心的學校，所以我們排除其它學校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間的競爭就情況不同了，因為他們本來就都沒有北京四中那樣的特殊性，他們靠的是以各种“招術”來贏得社會和家長及优秀生“自投羅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務處老韓告訴我，他們學校每年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們學校來，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說他們教務處辦公室的一位同志專門負責對外宣傳和聯絡工作，定期請本市或者省報駐市的新聞記者到學校“聯絡感情”，其實就是請這些記者來為學校當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傳廣告費，以此讓社會明白他們學校是有實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個教職員工分配拉生指標，每拉到一個市級三好學生獎勵多少錢，每拉到十個過線（即超過學校錄取分數線）者獎勵多少等等，這樣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達到多少多少了。 “費那么大力气合算嗎？” “當然合算。”老韓肯定地回答我，他從一個老教師的親身体會中告訴我這樣一個規律：一般好生与差生區別，集中反映在學習的注意力上。优秀生或成績好的學生，他對學習往往有濃厚的興趣，俗話說能坐得住，不用老師費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個別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學習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么管他也達不到自覺學習的那种效果。還有一點差异是，好學生一般通常有极高的競爭意識，眼睛總是盯著更高的目標，差生就不一樣了，缺乏競爭意識，隨大流，你用鞭子在后面抽著赶著，也未必起作用。有經驗的教師所做的總結證明，在同等條件下，一個老師要把一個基礎差的學生培養成优秀學生，所花的時間和精力等于教三至五個基礎好的學生。這一比例說明，同樣一所學校，生源的优劣可以影響學校至少三至五倍的教育效率，其實這還僅僅是一般規律而已，如果把优劣生內在的個人因素一起放進去，這一比例將會更加增大。 老韓向我掏心窩子說：“你想，當老師的再有責任心，可學生總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可能給你‘全心全意’嗎？這就形成了誰都愿意教好學生，因為越是好學生教起來越省事，越省事教起來就越有情緒和興趣，這樣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煩都煩死了，一天到晚盡是些費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會起急，到頭來你還啥成績都沒有。所以我們給老師下指標，用獎勵手段來鼓勵大家去爭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積极想法子，因為誰都知道，与其等以后讓我去教一個差生班，還不如我現在就下下功夫爭取一班好生來呢！” 競爭就這么白熱化地展開了。只要我們到每年的“中招”會場看一看，你就會感覺搶生的火藥味。然而這僅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搶生競爭就更加白熱化。某校一個初二學生得了省數學比賽冠軍回到學校后，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點學校的領導登門接見，校領導當場向學生家長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時，他們免考招他入學。家長和孩子听了自然非常高興。這事被另一所高中學校的校長知道了，他們也把這個省數學冠軍搶到自己學校。他們听說這孩子還想在語文方面下點功夫，于是就派出一名优秀語文教師免費為這孩子當家庭輔導老師。一年以后，當那個承諾免考讓孩子上高中的校長來給孩子辦入學手續時，家長告訴他說孩子已經考進了某某中學，即被那個免費派家庭語文輔導老師的學校招走了。那校長對天長歎一聲道：完了，我失掉的何止是一個好生，至少是十個、二十個呀！果然，那個把“省數學冠軍”搶走的學校，立即借“省數學冠軍考我校”的新聞廣為宣傳，這“名人”效應即刻發生效果，家長們互相之間都在傳：你看人家省數學冠軍都考某某學校了，我們還傻挑什么呀！于是嘩啦一下都涌向了這所學校……哈哈，這所“搶得一頭鳳，引來万頭凰”的學校的老師、校長們，高興得不亦樂乎，因為這一仗不僅影響本年度招生業績，對以后几年的招生都將起到极富慣性的連帶作用。 几乎每個學校的老師們現在都知道，想要在“黑色7月”打個漂亮仗，必須在兵馬未動的招生時就先下手，且要下狠手！ 至于搶生源在校長心目中所居的位置更是別人所無法感受到的。現已离職的某校老校長老王跟我談了他的切身經歷，听后讓入覺得別有一番滋味—— 老王原來在市一中當校長。而一中、二中在某市都是當地百姓心目中名聲顯赫的學校。一中相對歷史要長些，所以在人們心目中稱得上“老大”，且有“省級重點中學”的牌子在那儿。王校長原先是在教育局當副局長，從教育局調到一中任校長時，有人說他不走運，因為論資格、論在局里的年歲也該坐局長的寶座了，可偏偏調整班子時，讓另一個部門的一位不是搞教育出身的年輕人占据了正局長的位置。這回他真生气了，向市領導提出宁可到下面的學校教書，也不想在教育局呆了。市里一研究，說行吧，“照顧情緒”，也為了能讓新局長工作順手，于是一紙調令將老王調到了一中當校長，同時還保留副局長的虛職。說老王不走運的人，是看了上面的這些情況才這么說的。 老王心里有數，教育局在市里和百姓心目中算個啥？尤其是像他原來當個副科級的副職局長，更是“小蘿卜頭”一個，誰把他當回事？教育局的大政方針都是上面指示、市委拍板、局長執行的，官道上那么清流一轍的事，有啥可圖？校長可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名校校長。老百姓說得形象：市長省長再大的官，我們挨不著他也不買他的賬；老師校長雖說不是官，可哪家沒有個“小皇帝”？老師校長專管咱家的“小皇帝”，所以老師校長是“皇上的皇上”，誰見了都得磕頭見笑臉。 到一中就任后，老王不是沒有壓力，這個壓力來自于周邊地市，也就是說兄弟市縣的中學間的相互競爭。壓力歸壓力，可畢竟老王的一中是個老校，建校歷史近百年，光上《中國名人錄》的大科學家和著名人物就有一大串。這么一年下來，老王也是僅在熟悉的過程中走完了一年的工作時間。8月份高考結束，一中的高考升學率再次創高，排在了省里的前三名，又比過去名列五六位的排名往前邁出了重要的几步。市里百姓特別是那些考上大學的家長們紛紛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要求給一中“記功”。在市新一屆人大會議上，一位孫子當年考上北大的人大副主任提議，應該“給本市教育工作作出杰出貢獻”的一中留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名額。這個建議立即得到相當一批子女在一中讀書或者是子女已從一中畢業的人大常委們的一致贊同。一中的代表名額下來后，自然理所當然地落在了校長老王身上。干了几十年机關公務的老工，第一次坐到了決定全市政治命運的權力机构的主席台上，此情此景，他驀然有种升天的感覺。 然而對王校長來說，這种“升天的感覺”僅僅是開始。市級人大剛開完，省人大代表的選舉又緊接著進行，老王在差額選舉中得票甚至比几個人大副主任還高。紅紅火火、熱熱鬧鬧的省人大代表大會開完，全省先進教育工作者的會議又按期召開。不用說，高考率名列全省第三的縣級市代表中，老王是最硬气的一個，因為高考升學率的前兩名是省城的兩所名校，老王的學校雖屈居在他們之后，其實含金量絕對不亞于前面兩校，這一點省教委的義頭多次在老王的面前這么說過。老王當然愛听這些話，說白了——這是一個顯示一中和他老王本人在与別人相比中的分量和資格的問題。 從省城几個會議回來，老王便從過去极少被市長、市委書記接見的“副科職”，一下成了市長、市委書記親自上學校來看望的紅人。市里不管什么會，只要一談起改革成就，領導們就會把一中、把他老王抬出來。老王從此成了當地家喻戶曉的名人，在百姓的心目中實際威望不亞于市長、書記。特別是新一年招生時，老王提出一中在前一年高考升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五的基礎上再上兩個百分點，達百分之九十六的目標，和再擴大招生一百名的“新舉措”，几乎使全市百姓都為之歡呼。 “一中”和“王校長”簡直成了大伙心口中最向往的地方和最了不起的人物。老王曾在鄰近的一個朋友那儿听說這樣一則“民間故事”：有位農民到市里辦事，一進城就迷路了，見了紅綠燈也不知是走還是停。天黑了，想找的地方還沒找到，便想找家旅館住下。可旅館要他身份證，他說我哪有身份證？旅館說你沒有身份證是不能住的。那老鄉想了半天就說我認識城里的一個人，你們不信可以問他。于是人家就問他你認識誰呀？他便把王校長的名字說了，并添油加醋地說了句：“王校長跟我是親表哥哩！”旅館的老板听是“王校長的表哥”，二話沒說，頓時像見了親娘舅似的為他開了個“高間”。那老鄉舒舒服服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有些緊張地走到賬台——他忐忑不安地想這回一圈豬崽的錢泡湯了。誰知旅館的老板不僅沒收他一分錢，而已笑嘻嘻地送給他三條香煙四瓶酒，還全是高級的。這位老鄉并不懂咋回事？那店老板悄悄對他說：我儿子就在一中念書，今年進校時，想給你“表哥”意思意思，可你“表哥”說什么也不要。這不，你跟王校長是一家人，我們想表的一份心意也有人收了不是？頭回進城的這位老鄉，哪想到一提“王校長是我的表哥”就得了這么多好處，于是回村后對老哥老嫂們說：城里就是好，你只要說是王校長的親戚，啥事都能辦。 “听說你現在的親戚多了去了？！”這位朋友講完“傳說”，便問老王本人是否真有此事？ 老王對“民間傳說”沒有否認，只是笑著說了句：麻煩也找了不少。其實老王心里是高興的，至少從這种“傳說”中可以看出他王校長在市民中的聲望。 好笑的事還有。市里要分一批福利房給教師，這消息傳出后立馬有几家房堤禚公司老板主動找到老王，說王校長您的房子包在我身上，白白送您一套咱們不敢干，那樣會讓人說是賄賂您，但好的地段、面積大小、朝向好坏，還有裝修方面，您只要一句話，我們全給您辦了。老王有兩儿一女，也快到結婚的年齡了，當教育局副局長多少年也沒有解決過一次房子，這回理應可以考慮，但因為看到學校几位老教師家里困難更大些，老王就把公房的指標給了人家。房堤禚商們并不知道老王想的心思，還以為王校長沒看中送上門的优厚禮物。于是相互之間打听到底是誰的“禮”更讓王校長笑納，暗地比著為王校長獻禮。大家都知道，誰能“打通”王校長的關系，誰就等于有了比金山銀山更堅實丰厚的財富——這就是自己的子女可以安安穩穩地進市一中、上大學。“咱這輩子誰英雄誰好漢，已經是明擺著的了，后一代誰英雄誰好漢才是家族興衰的根基。”百姓都認這個理，所以能在王校長面前燒把香、念個經是最最重要的事。但后來王校長沒有為自己要房，使得這次“送禮”競賽也悄然隱退了。 老王在一中的校長位置坐到第三個年頭時，教育局的那位年輕一把手被上面調走了。這時市委征求老王的意見，看他愿不愿意接第一把交椅。老王是聰明人，且又有一中校長的這几年“升天的感覺”，所以他連連搖頭說“能力有限能力有限”，給謝絕了。正是這一“謝絕”，使百姓對一中王校長的為人更加敬佩三分。 年過半百的老王，此時人气如日中天。 然而月有陰晴圓缺。 在老王上任一中校長的第四年時，這年的一中高考率首次出現跌勢，且跌幅達三個百分點。而同在一個市的市二中卻出現了奇跡——与“老大哥”一中同為百分之九十四的高考升學率。 這一年，當地新聞媒体的鏡頭都對准了二中校長。 高考前，老王正隨人大代表團在國外考察，回來得知此訊后暗暗吃了一惊。不過已經坐在“省級先進”頭把交椅上的老王自己對自己寬寬心道：偶爾一失，不足為奇。 他照樣做他們一中該做的工作，但是下面的老師們向他反映：二中今年招新生采取了新招，把不少好的生源搶走了。 老王听了有些不以為然：我們一中是全市百姓心目中的“王牌中學”，誰想歪招也別想擠掉我們。 在老王根本沒有把二中當作自己對手的第二年，二中高考升學率又一次与一中拉平。 “既然是平，就不能說我們輸給了人家呀！你們沒有看到我們學校今年又拿到了全省素質教育先進單位的金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輸了嗎？再說，我們都是搞教育出身的，不能只盯在學生的高考升學率上，那樣會使我們的應試教育越搞越嚴重，最終把培養人的教育工作引入不正确的路上，損害的是一代人或者可能是几代人的民族素質呀！”老王在年度高考總結會上對下面議論紛紛的教職員工這么說。他的話讓相當一部分人頻頻點頭，但也有一部分老師并不買他的賬，提出要离開一中，到二中去。 老王火了：想走的就證明他對一中沒有了責任感，讓他們走吧，即使是骨干！ 于是前后有五名年輕的骨干教師從一中調到了二中。 這一年二中為了搶得全市优秀生，便又出了個新招：他們与某國教育机构聯合，在學校開設了個“國際班”，進行中、英雙語教學。這使又一批本想報一中的好生又到了他們那儿去了…… “簡直是招搖撞騙！”老王听說后生气极了，把問題反映到市委。書記听后笑笑，說中國的舊教育模式也該改革改革了，雙語教育那么多人喜歡，證明有它的市場，探探路沒有什么錯嘛。 老王第一次听書記這么不把他的意見放在眼里，心頭不由一陣打顫：怎么，真的自己不如人家了？ 可不是，這一年高考再度明朗后，二中的升學率和文理狀元都超過一中，第一次取代了一中，并一躍成為全市、全省教育先進單位。在百姓中間，一中不行了，送孩子上二中才能考好大學的意識普遍流行。隨之而來的是生源和錢源像回潮的江水一般，全都倒流到了二中那頭…… “校長，今年修校舍的錢都不夠用了，是不是把那輛新奧迪換成桑塔那吧？”行政辦公室主任輕輕地走進校長辦公室請示。 老王气不打一處來：換！換掉！馬上去辦。 這一天，老王到市人大開新一屆代表大會，路上一輛嶄新的奧迪在他前面戛然而止，對方的車窗里探出一張頗為得意的笑臉向他打招呼：王校長呀！走，我們一起走吧。原來，那新奧迪里坐的是二中校長。 老王的臉抽動了几下，佯作笑容地向對方揮揮手，說我還要辦點事，你先行吧。 這一屆的人大選舉上，二中的校長當上了人大常委，一中校長的老王落選了。會議還沒有開完，老王就請假回了校。 人大會議結束時，便是春節。往年的春節，老王家的門檻簡直要被人踏破，他收到的參加各种活動的請柬和賀年卡能裝滿麻袋，然而這一年，老王只接待了不足十來個探訪者和二十來張賀年卡。 真是世態炎涼呀！當外面的鑼鼓和鞭炮齊鳴時，老王獨自在家里歎道。他撫摸著一疊曾經閃閃發光的獎章与獎狀，又看看當年一中新生摸底測試的成績單，沉思許久后，拿起筆和紙，給市委領導寫了一份辭職申請…… 兩個月后，老王的請求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政協教科文辦公室當主任。在一中新老校長交接大會上，一中校長握著拳頭對全校師生說：什么都是空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學校的高考升學率放在頭等重要的位子上開展工作。老王一听，有些吃惊地看了看自己的后任，他想說些什么，可又說不出來。 是啊，不把升學率提高上去，還有什么資格當校長？老王長歎一聲，永遠地离開了他心愛的教育戰線。 春節到來之際，接老王班的新校長拎著几盒點心來看望老校長，并借机討教些經驗。老王長歎一聲，說：我們本來就比二中強，問題出在生源的基礎上，一句話，你想赶過二中，重振咱們一中的威望，就得想方設法把好生源搶到手，否則再費勁也是白搭。 新校長再問老校長：那么搶生源到底要使什么招？ 老王說：什么招？凡是你可以把好生源抓到手的招都可以使。 新校長年輕，腦子反應快，便說：那我就從今年開始，跟各初中班的學校開始議定“合作聯助班”事宜，你看行不行？ 老王不解：什么叫“合作聯助班”？ 新校長說：就是從孩子上初中起，我們就以一中名義跟這些初中班結成合作伙伴，共同辦好初中三年教學，之后凡初中出現的好生优秀生他就得給我送到咱一中來！ 老王一听，拍案叫絕：這招好！家長和初中校都會歡迎的。 新校長站起身說：那我回去就這么干了。 于是，某市高考的搶生競爭便又向縱深處發展了一大步，初中階段的孩子和家長們，已經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高考“黑色7月”的硝煙開始向他們飄來…… 啥叫赶時？當然是赶時間唄。赶時間又有什么奧妙？奧妙大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訪過的所有高中畢業班發現了一個极其普遍的現象，那就是進入高三畢業班后，差不多所有學校全都沒了新課程。這怎么可能？按教學大綱規定，高三的課程是高考的重點之重點內容呀？高三不教課，高考能取胜？ 對頭，高三不教課，高考才能獲大胜。在一次教育工作現場會議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組組長王偉談了他積累多年的“經驗”。他說他們最早也一直按教學大綱規定，該在高三時照例上高三的課，等到高考前兩三個月才開始集中學生進行考前复習，但后來發現怎么弄就是感到緊張，要在兩三個月內把高考所涉及的內容從頭复習下來，學生感到緊張，老師也覺得難以完成。于是學校就決定在高三階段的上一學期必須把一年的課全部教完，畢業班在來年春節后一開學就全面進入總复習，這個效果明顯好于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課程壓縮成兩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后一個學期進入高三課程。后來他們還是覺得學校怎么抓，就是抓不過附近某縣中的高考錄取率。論師資、論教學能力，王偉說他們學校一點也不比鄰縣中學差，到底問題出在哪里？王偉便派人暗暗探訪——必須是暗暗地探訪，否則人家知道競爭對手來了，為隱蔽真相，會讓你一無所獲地歸。王偉說他是假借看望大學時的老同學為名，才獲得准确信息：原來人家絕招就出在高三的學期里根本不上新課程，全部進入整年制的大复習，用一年的時間投入高考的准備，以此來贏得大考全胜！三年的課程要用兩年來教完，不是原教學大綱有問題，就是學校出了邪招。王偉回去對自己的校長一說，當了大半輩子中學畢業班老師的校長怎么也想不通。畢業班班主任會議上，校長把皮球踢給了大家：你們看，我們是按照教學大綱走，還是按照兄弟縣中的路子走？多數老師說，這是明擺著的事，教學大綱就像國家的憲法，不照它做就是違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輕老師不同意這种看法，說現在是商品社會，什么都看效益，教育同樣要看效益，一個高中學校，如果不把高考錄取率搞上去，說什么都是空話，別說我們等于辛辛苦苦白干，校長面子過不去，學校的知名度也永遠上不去。高中三年課程是兩年上完還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是高考錄取率是不是第一位的，不把錄取率搞上去，我們學校就會失去生源，最后大家的飯碗便會砸了。討論异常激烈，三天下來，意見統一了，多數人服從了少數人，王偉的學校也決定從新一屆高中生開始，從入學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設置一個課時，每周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學時間，高三開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課。“對學生和家長講明白了：誰不參加加時課程的學習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績，我們學校概不負責。”校長最后拍板，老師們就像面臨世界大戰一般，一個班一個班地動員，一個家長會接著一個家長會，口徑統一：這是為了大家，為了你們有好的高考成績，為了你們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須校方、學生和家長一起努力。 是否這樣有違教育部的相關規定？國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規定非畢業班不准隨便增加課時，我便請教王偉老師。 是有規定，但有几個學校是按規定辦事的？除非你們北京的中學，因為离教委太近了，不敢違規。哪家高中學校不是我行我素？王偉老師說，事實上按照教學大綱的課程安排，高三的學生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進行高考复習。現在高考的分數競爭已經激烈到每爭取到一分就可能決定考生一生的命運的程度，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別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么可能出好成績？ 神州大地高考滾滾烽煙，就是在這一天天的搶課時中變得愈加火燒火燎。高考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車，越走越快，到最后誰也無力牽制，帶著積聚多年的巨大慣性，向廣大學子隆隆壓去，于是給廣大的考生留下一片片應接不暇的惊恐与無謂的掙扎……中國的高考緊張气氛几乎就是這樣形成的，不是在高三，也不是在高二，而大多是從高一入學的第一天起便已經開始了！ 某市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剛剛經歷了“中考”戰火的一批學生進入市重點高中后，以為可以徹底松弛一下，家長也是這么認為的，可是在開學的第二個星期，學校就宣布：從下星期起，周六不再放假，改為全天候上課，星期天上午是“特色班”輔導，下午是加強班開課時間，各班同學注意，凡是成績突出的可以參加“特色班”，成績差的必須到“加強班”補課。高一生們一听就叫起來了：還讓不讓我們活呀？老師連頭都不回地說了聲：要活就得按上面說的去做，否則誰也救不了你們。學生們回家跟自己的家長一說，家長們都很吃惊，但對學校這樣的安排只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有的甚至表面上与孩子一起在家“義憤填膺”，可心里則偷著樂——就得這么抓，否則大學怎么考？同學們沒有得到家長的實心同情，于是有“領袖”主動出來寫信給市教委控訴學校的做法。教委后來把信轉到了學校，學校拿到轉過來的告狀信，執行得也非常堅決：凡參与寫信的同學完全可以不參加“特色班”和“加強班”。“哇——我們胜利啦！”孩子們好不興奮，因為他們的斗爭贏得了胜利。但這些同學很快發現，由于不參加周六、周日的課程，他們再也無法在平時的課堂上与其他同學同步學習了，因為老師講的課已經遠遠走在了前頭。嘗到苦頭的學生回頭再想擠進周六、周日的班時，學校說：可以，但必須每人寫出檢查并加倍交補課費。到了下一周，參与寫告狀信的孩子一個個被家長押著走進校長辦公室，垂頭喪气地拿著補課費和檢討書站在那儿，逐個當眾悔過。打那時起，這個學校的周六、周日班再也沒有人敢提出异議，一直開到現在。學生和家長普遍反映：如果不是學校周六、周日班開課，家長肯定要多費不少心，說不定高考就拉下一大截。 剛剛過去的2000年春節前，國家教委為了給中小學生“減壓”，發了個“緊急通知”，內容要求全國各地在寒假時不得隨意開設各种“輔導班”。這應該是個好消息，但效果并不明顯，因為家長們一下急坏了，孩子在家干啥？整天看電視？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春節一過就又“硝煙四起”，考不好誰管？教委管嗎？不管。肯定不管嘛，它哪管得到千家万戶？所以說還得有輔導，于是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教師成了今春寒假最搶手的一族。以北京為例，所有中學教師几乎被“訂銷”一空，而且稍稍有點名气的名牌中學教師的家教費漲到每小時八十至一百元，就是這樣的高价，依舊忙不過來。某中學的一位物理教師告訴我，他從1月20日正式放假開始，每天安排的家教時間多達九個小時，春節的几天里也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沒有學生來上課。他說在放假的近一個月里，所掙的家教費相當于他半年的工資，日均收入在六百元以上。面對如此火爆的意外收入，這位教師不亦樂乎。我走訪了几個京城外的中學高中班，他們多數是在春節后其他行業的職工上班時，也都開始了全日制的“補習”。這种名為補習、實為開學的上班的目的，仍然只有一個：那就是赶教新課，抓緊高考前的點滴時間，備戰黑7月！ 赶課赶時，其實早已成為中國高中教育階段的普遍現象。學校的反映是：我們也不想這么干，但高考壓力實在太大，學校不為應屆生爭取更多的复習時間，就難以保證考生成績。家長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學校有經驗。老師知道應該用多少時間先學完高中課程，再用多少時間進行复習，以對付高考。只有學生感到太苦大累，因為三年的課程要在兩年完成，等于每一天二十四小時必須干完三十六小時的事。這么一赶，全中國的學生，全中國的老師和全中國的家長，便一下子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題，干不完的“加班”。于是，備戰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舉國上下都覺得燙手燙腳…… 也許，中國是由于人太多的緣故，一旦有什么大的事需要處置時，總會將人分為一二三類，三六九等。你看，進行階級斗爭的時候，把人分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爭的時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間派一說；搞國企改革時，便出現了編內編外、分流下崗等等，總之人大多太雜，便得按胖瘦高矮，划出個优劣好坏，似乎這樣方能循規蹈矩地推進某些事件的歷史進程。這些本來都是屬于科學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統統什么事都這么分來分去，可就要坏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學和升學率高与低，對考生和學校來說都是成敗在此一舉。將應屆學生分類，也就成了備戰大考的必須手段。于是最熱鬧的一招，莫過于考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戰。 按理，學生從來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樣的環境下也有好學与不好學之別，尤其是大學的專業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難免。但問題偏偏出在這必須分的過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發生學生与老師、老師与老師、老師与學校、學校与家長、家長与老師和學生与家長之間的种种激戰。 在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里，高中階段沒有分班分流一說，那時到高三下學期才為了便于報考上大學的志愿，要求學生有重點地進行文理側重复習。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高考壓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為趨勢。從人才培養角度考慮，進行“專業性”的文理分班無可非議，尤其是中國的教育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課程里，一直采用的是灌輸式教育，很少能發掘個人智力潛能，因此有專家認為在高考前一兩年，應該實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据上述理由，但現在的情況完全是另一种分班，即各學校為了取得高考錄取率而將同學科的學生們以成績好、中、差來進行高考前的大分檔。成績好的第一檔被編入A班，學生均是學校和老師認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績的，這是老師和學校內定的必保生，他們是決定學校年度高考錄取率的“主力部隊”；第二檔是那些成績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學的“二梯隊”學生，他們被編入B班；第三檔是完全沒有可能考上大學的差生，被編入C班。也許除了一些在國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國著名中學外，几乎所有的中學都這么做，有些分得還要細一些，如A、B、B、D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實質完全一樣。 “不分班不行啊。你想，學生總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考又是一道死死的門檻，小學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個班級大家不會有太多意見，可到了高考時學生和家長們便不干了，老師也不會干的。比如一個班本來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有希望考上大學，但就因為班上有几個差生總是拖后腿，課不能往前赶，必然會影響好學生的進步。所以一到高二，學校就頂不住來自家長們的壓力了。有一年我們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績好的那些家長就聯合起來把校長整整圍了一天，要求他必須答應分班，家長說否則孩子考不上大學就拿他是問。有的說得很激烈呀，說你學校要是耽誤了孩子考大學的前程，我就把你學校和你校長的家全砸了。你以為家長們說說就是了？想錯了，他們真能干得出來的！有一年一個學校就自以為頂住了‘分班風’，結果有兩位成績不錯的孩子沒有考上大學，學生后來對自己的家長說，全是因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們的后腿，家長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學校校長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長把打人的家長給告了。處理此事的法院院長的孩子，前兩年也吃了沒分班的苦頭而在高考時沒考上重點大學，人家法院院長明确告訴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長：你們這是活該！瞧瞧，你不分班試試？分班，那些成績好的學生和家長當然高興了。其實學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為利于教學，同時還能确保高考的升學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們感到自己是被學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學習了，成天搗亂不說，弄不好反過來會讓學校下不了台。那年我們學校就出現了一個分到C班的學生后來在高考時考了全校當年高考分數的第三名，這位學生在拿到大學入學通知書后，与家長一起用了一桶糞跑到原來的班主任家‘感謝’，說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無珠的老師。你說這老師冤不冤？這老師后來一個學期沒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問題最難處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學生，對他們有時很難界定。我就碰到一個家長很難纏地問我，憑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說是根据學校規定的三次模底考試成績多少多少這么分的，那家長提出你能保證那些所謂好成績的學生中，就沒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嗎？我說那誰也說不准。他說這就對了，你教師既然這都說不准，你就更沒有權利用三次簡單的摸底考試來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說你只要能在年級教研組長那里說得通，我就讓你孩子歸位到A班，后來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個月就自動要求退到了B班，因為他覺得A班進度太快，听了課仍等于沒學。所以說高考前的分班是最熱鬧的，也是最難弄的事，但每個學校又必須這么干。不干誰都不能安宁。你校長不想分，要是當年全校高考錄取率下降了，你校長日子就不好過；老師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長天天跟你磨，弄不好腦袋上給人砸個包出來。當然分了班也會不小心被人在你家里放把火。你作家可不要笑，真有這樣的事啊。我們鄰近的一個縣的一所中學，就因為有個老師在分班時得罪了某學生，高考結束后，這老師在鄉下的兩間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搶救及時才避免了大災。事后有人說，看到是那個落榜生所為，但誰也沒有證据，再說那學生后來到南方打工去了，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師有苦難言……”現在也在北京當文化“高級打工仔”的王先生，有聲有色地給我講了他過去在宁夏縣級中學當中學老師時的親身經歷，高考前的分班所帶來的陣陣惊濤駭浪把我深深震動了。 不能不承認分班教學的优點，它可以讓那些比較有把握的學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并向更高的目標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來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當時又能迅速赶上的學生，獲得上大學的可能；而對那些本來离高考錄取分數線就有較大距离的學生來說，也可免受備戰之苦，踏踏實實坐下來學些真知識。然而分班備戰高考，客觀上使學生們在還未進入高考的決戰時，就開始經歷一場心理考驗，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發展到忘形的堤旖。有位家長頗有切膚之感地對我談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學校A班的儿子的變遷過程：他的儿子原來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時進入A班，那小孩子高興得一下子從家長那儿獲得了兩千塊的“獎勵”——這是他老爸早先許諾的。在兩千塊錢拿到手進入A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為听了老師的一句“A班就是大學的預科班”，以為自己進了A班就可以穩拿大學錄取通知書了。不出一年，這位學生由于對自己要求不嚴，成績跟不上，被逐出A班，降到B班。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學校里受到同學們的白眼嘲諷，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頓。在如此几方面的壓力下，這學生從此開始厭學，最后又降到了C班，成了徹底的差生，高考自然沒有他的戲可唱。他父親想為他再出錢弄個社會大學上上，但儿子說什么也不愿意，現在就只能在一家裝飾公司做苦力活。 這位家長還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學學生張雯的家長更心酸。他們的“千金”張雯在前九年義務制教育時都是品學兼优的好學生，是同學、教師心目中的寵儿。可到了高中后成績下降了，老師和她父母都著急，張雯自己更著急，為把成績突擊上去，她真的几乎達到了“頭懸梁、錐刺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長，身体跟不上了，記憶力也差了，在高二時她被無情地分到差班。分班名單公布的第二天，張雯沒有來上課，她給父母留下一張字條后，在家中割脈自殺了。她在遺書上對父母說：“……女儿實在無顏面對你們，無顏面對老師和同學，也無顏面對自己，既然無法抬起頭做人，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么意義……”像張雯這樣被高考備戰時的分班所擊倒的何止一個兩個！東北某市1997年10月就發生過一起七名女中學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她們留給學校和家長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說：“是分班的殘酷現實使我們不得不遠离屈辱之地……”可見，不得不進行的分班教學，是高考前很多學生必須面臨的一次近似殘酷的考驗。 分班帶來的戰火并不僅僅燒在學生身上，教師之間也常常因此而烽煙不斷。 某校劉、王兩位女老師原來是少有的好姐妹，她們是同一所師范大學同班同學，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學且同帶一個高中班。本來兩人你有事我就幫你代課，我有事叫你一聲絕不會說“不”字。但進入高二時，劉老師被學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師則安排到了C班任課，這种差异讓王老師無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過來，而且越想越覺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劉某算計了，因為她知道校長對劉有好感，于是玉百思不解，最后認定肯定是劉為了達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為校長“獻身”，結果把她作了墊底。王越想越無法忍受這等恥辱，尤其讓她气不打一處出的是，每當上課鈴聲響后，劉某還總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時更加親熱。“假惺惺的，少來這一套！”王心里罵得咬牙切齒。差生本來就叫人頭痛，王心里不舒暢，再加上班里學生老出亂子，校長不時在大會上批評她，對教A班的劉某則大加贊美，這使得王更加認定：劉出賣了她，劉与校長有見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聲地帶完了高考前的C班教學，高考下來，她的班全軍覆沒，劉的A班則大出風頭，有個學生還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說，王与劉兩人在學校里徹底地成了优差兩類教師的代表，劉成了全校的紅人，而王則自我感覺正是由于劉的大紅大紫，才使校長把她打入“冷宮”。一气之下，王用一夜功夫，寫下了三十封狀告劉某与校長通奸的誣陷信，并發到市委、教育局、報社等几十個單位。這事鬧大了，檢查部門派人一調查，純屬誣陷，王因此被開除出校。當她离開學校時，已經原諒了她的劉老師前來為她送行，王摟住劉泣不成聲地忏悔…… 王走了，但學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開始了，校長說得非常明确：不這么做，誰也确保不了學校的高考率，与其讓一些人感到難受，不如讓更多人在考上大學和考上重點大學后好受。 校長還說，我們僅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見招。 什么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据平時學習成績，加上參照每年高考的錄取分數線進行測定，把那些似乎沒有希望考上大學的學生分流出校，這樣做往好听里說也是為了學生未來的前途考慮——有時智力和能力差的确實有，讓他們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龍門跳不過，就赶快抓緊時机另抓出路，如考職高呀，念私立學校呀，再在別的學校蹲班复讀呀，總之你得离開本校，另謀出路。 分流從什么時候開始的？1995年時，國家教委曾發過通知，針對那些很難考上大學的學生，學校可以將其在高考前分流“出局”。這個通知精神當然有它的積极意義，首先是發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門沒有對分流一事有過任何態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學校中已成事實；第二是分流确實能減少高考對全民的壓力，使學生。家庭和學校三方面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費。然而，分流本來就存在很多人為因素，加上不少學校借此作為手中的一根權衡自身利益。調節高考升學率的魔術棒，分流便成了備戰高考的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預演”。另外，當時教委下發的允許采取分流的通知曾明确規定“必須經本人和家庭自愿”的原則，問題恰恰就出在下面并沒有注意這個“自愿原則”。 因此，分流使學生和學校之間的矛盾變得异常激烈。學校在這一問題上几乎都表現積极主動，因為這是決定本校高考升學率的大事。我走訪過某省一個偏僻的縣級普通中學，在那里你看不出有什么硬件和軟件方面的优勢，破舊的校舍据說都是“文革”時擴建的，全校除校長辦公室有一台電腦，專用作打印文件外，現代化設施很少，更不用說什么“語音教室”了。學生說他們連做物理實驗用的儀器全都是些破破爛爛的壇壇罐罐。至于那些老師的教學能力，更不敢恭維。我問一位英語教師是什么地方畢業的，他說是地區專科學校，選他任教英語是因為學校找不出第二個比他英語更強的人了。他們的老師中絕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很多人連省城都沒有去過。但是這個中學對外稱自己的高考錄取率能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這個比例在大城市當然不算高，可在內地的普通縣級學校里，那絕對是個高水平的學校了！后來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奧妙：原來他們開設的四個高三班中，有一個五十六人組成的大班是复讀班，即專為那些落榜生“回爐”再讀而特設的班級。复讀班學生一般不在學校應屆生的冊子上，但學校卻等高考一發榜，便將其中考上大學的人一下編入在冊之列。而在另三個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在進入高三第二學期，便被強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個別不愿走的，學校明确說，同意你留在高三班上課，如果畢業會考及格也可以發畢業證，但絕對不准參加高考。如此一進一出，這學校的高考“錄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個百分點。到時學校有面子，老師有面子，當地教育局和縣長、書記臉上都有光。据調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學里，如此分來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戲說：越是教學質量差的地方，高考錄取率會越高。其中的奧妙全在于它可以借各种手段甚至動用政府行為把那些學校認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們把剝奪學生上大學的權利變成了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長、局長和縣長想要什么樣的高考錄取率，其分流的魔術棒便會怎么個轉動，在這樣的魔棒下，廣大學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犧牲品。 我听說過一個并非是笑話的笑話：西北某省有所邊遠中學的校長和老師們，最大本領不是如何在教學上下功夫提高學生的高考水平，倒是在分流學生這事上招術頗奇。先是硬的，不行就來軟的，硬軟不吃的就來泡磨術——天天派專員到學生或家長那儿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沒有做不通的，因為他們手里有特別武器——對那些實在做不通的，交縣、鄉領導親自處理，竟然出現過有一位党員的子女堅決不愿分流离校，縣、鄉兩級領導多次找到這位党員家長，說你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來認識和做好儿子的分流工作。那党員家長說我儿子愿不愿從學校分流的事跟“講政治”挨得著邊么？縣、鄉領導很認真地對他說，怎么挨不著邊呢？我們縣是省上的教育先進單位，如果今年的高考錄取率上不去就會影響全縣的榮譽，這不就是政治嘛！最后那党員家長被逼無奈只好將儿子送到剛剛開辦的職業高中去了。而對待普通老百姓的辦法就更多了，你一定不服從分流也可以，我就罰你個夠，罰得你心痛，看你還硬不硬！更有甚者，某校為了把個別“難纏”的對象分流出高考之列，竟然讓醫院開出弱智和“神經有問題”等診斷，徹底判處其“高考死刑”，從而順順當當笑摘“高考狀元縣”、“狀元鄉”的桂冠。 然而今天的百姓已經不完全是愚民了，他們知道怎么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2000年元旦剛剛過后的几天，北京市朝陽區机械工程學院附中的女校長怎么也沒有想到一場官司輪到了自己頭上，告她學校的正是几年前被學校分流出去的女學生、現在已就讀北京聯合大學的余亭亭。余亭亭在訴訟中陳述的理由是，她在1996年7月被該校高中部錄取后，讀了兩年，到高二升高三時，學校怕一部分學生考不上大學而故意出難題試卷，結果包括她在內的几十名學生，因不及格而無法升高三，被迫分流到了“成人高中”，失去了寶貴的高考机會。余亭亭在家長的努力下不得不轉到一家私立學校，并交了兩万元贊助費才讀上了高三，后來順利地考上了大學。余亭亭以自己“分流受害者”的親身經歷与事實，起訴該校“剝奪了”她和其他同學讀完普通高中和考大學的權利，并因此要求法院判決原中學賠償她上私立學校所花的兩万五千元和精神損失費一万元。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受理了余亭亭的起訴。這場官司在本文成書時尚沒有結案，但它至少說明了分流的做法多少包含了對學生高考權利的不公正的侵犯，否則國家教委也不會在1999年重新發文要求中學停止分流的做法。而余亭亭上訴后，被告方校長稱，她的學校并非像原告所說的分流入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二，實際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然而這百分之三十的分流數還算少嗎？這等于因為分流而使該校高三學生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被無情地剝奪了高考權利，難道這還不夠殘酷？ 堂堂首都北京市都有學校敢這么干，那些遠离皇帝天王老爺的邊遠地區的學校還不知會干出什么名堂呢！人說“高考黑7月”，這個“黑”字不正是被濃烈的戰火硝煙熏黑的嗎！ 問高考生在高考前什么最令人頭疼，他肯定會告訴你是沒完沒了的模擬考試。馮小剛的三部“賀歲片”今年出籠后，看到他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廣告式宣傳腔調，百姓們就群起而攻之、罵之、煩之。馮小剛的“賀歲片”才三部就讓人感到“沒完沒了”，不可容忍，卻沒有多少人運用媒体宣傳工具指責高考前學校里進行的一遍、二遍、三遍……几十、几百遍的模擬考試和練習考試，這真是怪了。 其實說怪也不怪，因為高考前的几個月、甚至一年兩年的練兵考試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种習慣，一种誰也無法扭轉的歷史潮流。 一個“考”字，几乎代表了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全部內核。看看自古至今在培養人、教育人、選拔人方面，哪一樣离開過“考”字？它成了對付人的万能手段，而且值得稱奇的是几千年來它從未走樣。中國的考試是千古不朽的教育經典。 你問三百六十天天天考有什么可考的？！那就大錯特錯了。教師們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即使天天考，時間也還永遠不夠。至于為什么呢，你就得往下看：首先是針對高考的五門課程，如果按一星期抽測兩次，二五一十，一星期就是平均每天都得有兩次考試，上下午各一次。這太輕松了！怎么可能安排得這么松松垮垮呢？至少每個課程兩天一測驗，一周一小考，兩周一大考嘛！這是學校的規定。于是學生們發現，各門課程考試頻率一下增加了一個“二次方程式”，成了每半天有兩門以上的考試了！ 但任課的老師還是著急：你們這樣搞平均主義不行，數學是高考中的關鍵，數學考試和摸底考試量必須是別的副科一倍以上。于是僅數學就變成了每天上下午各一場小考，每三天一次大考。大考和小考是有區別的，小考是年級組織的，大考是學校組織的，考好考坏都記錄在案。同學緊張，老師也緊張。 數學老師剛剛調整考試計划，外語老師又跳了起來：擠啥課程都成，但惟獨不能擠了外語。誰都知道外語是高考中分數往下掉得最多的一門課，我們以往高考錄取率，低就低在外語考試的分數上不去嘛！怎么大家還不吸取教訓？說什么外語考試也不能少于數學，至少是一樣多。 既然外語這么重要，那就跟數學課安排一樣多的考試吧。學生就此又發現：每半天的考試由原來的兩課時，增加到了三課時。 憑什么數學和外語搞特殊呀？高考的每一門都不能隨便掉分，語文其實是最重要的課程。俗話說，考試考試，沒有不重要的考試。既然每一門都重要，為什么复習和備考時就分重分輕，不公平嘛！ 反正高考是統計總分的，哪一門拉了下來都不好交待，所以平時怎么抽考怎么測驗各門任課老師自定。校長最后拍板道。 呼啦——會議一散，文數物化外史地政各科教研組老師聚集一起，緊急制訂考試計划，瞬間，全校展開了一片考試廝殺，你考我考大家考，早考晚考中午考，今考明考天天考……再往教室一看，學生的頭一齊扎進了“卷場”。老師也不輕松，這個卷子還沒有收上來，那個老師又嘩啦啦地滿屋卷子撒了出去。有個學生給我講了個親身經歷的笑話：那是在他高三時，在班上“最后沖刺”第十周時，平均每天十節課，几乎課課都有考卷發下來。有位同學那天鬧肚子，一節課下課后就往廁所跑，上課鈴聲響后他還沒來得及回到教室。大約又過了十來分鐘，這同學提了褲子赶緊往教室跑，一邊跑，一邊想著這堂課的外語測試，一進教室便向年輕的外語女教師要卷子。女教師看他那個慌張樣，就說回你的座位。這學生以為老師生他的气，不讓他考了，便急了起來，連聲懇求，并解釋拉肚子的事。女教師不耐煩地說你解釋半天干嘛？回你的座位。學生一著急，本來就沒有系好的內褲外褲稀里嘩啦全都掉了下來。教室里的人頓時哄堂大笑，那年輕的女教師紅著臉扭頭就回到了教研組的辦公室。掉褲子的學生心想今天可是闖了大禍，要不馬上向老師檢討就再不能參加今天的考試了。想到這儿，他急急慌慌地提起褲子向老師的辦公室奔去，見了女教師連連陪不是，最后懇求道：老師你怎么批評和處分我都行，可就得讓我把這堂課上的考卷做了。女教師終于忍不住火了，高聲嚷嚷著：這堂課哪有考試嘛？那同學張大嘴巴愣了片刻后飛步跑回教室，喊了起來：我得到了一個世界級新聞：這節外語課沒有考卷啦！教室里隨后又響起一陣哄笑，同學們告訴他，大家早就知道了。可是這位同學仍然歡欣鼓舞地說：這一定是他鬧肚子帶來的好運！ 這件事听起來很滑稽很好笑，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處在高考備戰中的學生們早已被整天的考試攪得暈頭轉向，神魂顛倒，在他們看來天天考、節節課考才是正常的，假如某一天、某一節課不考了，他們就認為是不是可能發生了世界大戰。從高考走過來的學生都這么對我說：開始時大家很不習慣天天做卷子、節節課搞考試，后來習慣了，每天坐到教室，每節課鈴聲響后就是做考卷，要是哪天、哪節課沒有了卷子，反倒讓學生們不自然地打听起來：是不是老師病了？是不是上面又有更大的摸底考試來了？ 就像戰爭到來之時，有的人因為經受不了戰爭的殘酷，常常未見硝煙先瘋了。一次次模擬考試和頻繁的練習測試，使得一些心理素質較差的學生也時常臨陣怯戰，或半途而退。某校有個女生平時成績還算不錯，在一摸、二摸時的成績也不斷往上升，可在三摸后一下子掉了下來，最后她在上課時一見老師挾著卷子進教室便緊張得渾身發顫，弄得老師不知怎么才好。可是這女學生又很要強，還非想做完每一張卷子；她越想做卷子就越緊張，最后不得不放棄后一個多月的复習練兵。家長急得滿城找醫院為她治病。醫生說這是“考試過敏症”，需要靜療，就是必須安安宁宁地慢養慢治。到了這份上也只能如此，她和家長知道這种情況就沒法參加當年的高考了，于是心神慢慢地安頓了下來。時過一月，醫生和老師突然上門來慰問和檢療，大家又有說有笑，什么事都沒有，于是醫生和老師對那女學生說，你愿意跟我們出去走走嗎？那女學生說行啊，我在家一個多月快悶死了。她便跟著醫生和老師一起出門了，后來她發現醫生和老師把她帶到了高考考場，那學生很惊詫地問老師：是不是讓我也參加高考？老師朝她笑笑，說是的，醫生說你的病現在好了，所以我們給你的報考手續全辦好了，今天特意讓你來參加高考的。那學生心頭好激動，可她又怕自己不能上陣，便回頭看看醫生，醫生朝她點點頭，示意她完全可以進考場。接下來那女學生在老師的陪伴下進了考場，發榜時她的成績達到了錄取線，她高興得流出了眼淚…… 應該說這女孩子算是幸運的。我問過我在醫院工作的太太，是不是真的有這种“考試過敏症”的患者，她說當然有，1999年她所在的西城區几所醫院里，臨近高考時就收過好几例類似的病人，其中十三中就有一個女學生因為得了這种過敏症，渾身上下都起了皮癬，最后連上學都根本不能去了，自然不得不放棄高考。 听听，這難道不是“黑7月”的戰火給鬧的？ 但是教課的老師不這么認為，他們說高考不亞于打仗，既然打仗前的練兵是戰爭取胜的必要准備，那么高考前的模擬考試和測驗考試是同樣道理。有人扛不住倒下了，證明扛得住的學生更有可能在高考中獲胜。什么都不要有顧慮，把卷子發下去，明天還繼續接著考——考完了本校編的卷子，再考鄰校的卷子，考明白了本地的卷子再考像你們北京這樣大城市、有名聲的外地卷子，考完了歷屆高考的卷子，再考今年各部門、各出版社、各考試机构提供的新練習卷子，考完了新練習卷子再回頭考老卷子……別忙，即使新考卷都已筆試過三遍，那也得再進行口試、面試，口試、面試完了還有開卷考、閉卷考，總之什么時候高考時間沒有到就一直考下去，考到你感覺煩得不能再煩，可一天不考心里又空蕩蕩神慌慌時，考到你离開了考試仿佛就不能進入正常生活狀態時，考到你吃飯睡覺做夢都在想著試題考卷時，考到你金榜提名、落榜無淚為止。 “你們這些作家、記者根本不知道高考的競爭有多激烈！不這么一面再、再而三地考試行嗎？高考就像登泰山的天門，每一張卷子就是登天門的一個台階，不走過几百個台階行嗎？”一位老師這樣對我說。 考完試你就以為沒事干了？錯錯錯，每一次考完后你們就看看那張排名表上自己的位置吧！ 排名為何物？就是把全班的考試成績按名次排列出來。班級排完后再看年級排名，年級排名后再看全校排名。別忙，全校排名后還有全區、全市排名。 如此复雜繁多的排名何用？排名的重要性可以用最复雜的話表述，也可用最簡單的話講明。复雜的話叫做：你不處在競爭的漩渦中，你就永遠不會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長、山外的山有多高，你知道、懂得和明細競爭對自己有多重要后，你就會不顧一切、埋頭加油、拼命朝前赶。簡單的話只有四個字：落后可恥。 誰都不想在排名表上落后，但既然是排名表，便必定有前有后，于是高考前的硝煙便這樣越燃越烈…… 張玲是某校高三班學習班長，老師對她說，去年本校高考成績不夠理想，今年必須把全校的名次從兄弟學校那儿奪回來，你是班長，要帶頭，為了你個人的高考榮譽和全校的榮譽，必須次次爭取考試排名第一。張玲深感任務無比崇高和艱巨，她努力再努力，進步更進步，一次次模擬、一次次測試，成績都在全班第一。老師又找她，說班里第一還不夠，要爭取全校排名第一，張玲又開始努力再努力，進步再進步，終于，她又不負眾望，為全班爭得了新榮譽。后來老師不找她談話了，而是校長找她了，說張玲同學，學校根据你的表現，准備發展你入党，這樣你就是我們全校惟一的學生党員，建校三十年來頭一次有學生党員。現在給你一個任務，就是爭取再把排名往上提一提，爭取下次模擬考試時，為我們學校在全區拿個排名第一。張玲在紅色的党旗下宣誓時，雖然背的是党章規定的那凡句誓詞，但腦子里想的是：我必須拿出好成績，報答校長和老師的器重，爭取全區排名第一。她再努力又努力，一直努力到有一天被人抬到了校醫那儿……老師和校長后來再不理會她了，因為他們都認為正是她臨陣膽怯而使全校的排名落到了第二位。 可恥！校長和老師用目光對她這樣說。 真是可恥！張玲自己在心里罵自己。 后來她怎么再努力也沒有把自己的名次往前提，反而使她們班在全校的排名一下子降到了第六位。 一天，張玲向兼党支部書記的校長交了一份東西。 什么？你竟敢想退党？校長气得渾身發抖，連聲罵道：你是懦夫，徹底的懦夫！ 張玲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 与張玲同班的李也同學，被老師認為是可以接替張玲的重點培養對象。 李也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從小接受的是要比別人強上強的教育。但李也的成績在高一時并沒有排在年級前六名之列，這使得在初中全校第一名的她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傷害。她恨過去自己的那所中學基礎太差，但更嫉妒現在比她高分的那些神气活現的同學。“有什么稀罕，不就是靠老師開小灶嘛！”李也以前看到張玲這樣名列前茅的人，打心眼里不服。她暗暗使勁，几乎在高一、高二的兩年中放棄了作為都市女孩的全部樂趣，把可以利用的一切時間都用在了赶超同學的分數上。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進入高三之后，李也的分數已經列在張玲和另外一名男生之后，成為全校第三名，她本來就戴近視鏡的眼睛前又多了一道圈，同學們因此送她個外號叫“靶子”。這回李也真的成了全校排名的“靶子”了，那天張玲“退居二線”后，校長在全校高考第二次動員大會上把李也推到了前台，表揚了李也這几年的刻苦与進步，并要求通過李也和指導老師的共同努力，爭取在“二摸”中將學校的名次奪回來。會后，李也同樣得到了她過去十分嫉妒的“開小灶”待遇，她初次走進教研組，靜靜坐在那儿听老師講題的感覺實在太好了，只有她一個人，而且老師是針對她存在的問題而講的，這种有的放矢、毫無干扰的“小灶”，如果她几年前就能享受到，怎么可能有張玲輝煌的份呢？第一次“開小灶”時，李也体會最多的就是這個。 “李也，你現在与一般同學不一樣了，是學校的重點培養對象，下次區組織的‘二摸’，關系到我們學校以前被張玲同學丟失的榮譽能不能重新奪回來，校長的態度很明确：務求必胜，所以在學校練兵時，你的目標是必須做到百分之百的全校測驗第一名。” 百分之百？！李也忍不住有些緊張起來，因為以前她是在別人后面赶超，心里想的總是努力朝前，而這种赶超過程除了她自己有感覺外，誰也不太會注意她，現在可好了，所有的人都盯著她這個靶子。李也一下子感到了巨大壓力，而且同學們現在都知道她是吃過“小灶”的，考第一名是應該的，而落后于任何一個人都是不正常的。李也暗暗叫苦：過去我是只管一路拼殺，埋頭朝前赶，現在我是站在山的巔峰，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我的媽呀，一旦有閃失怎么辦呢？先不說是否對得起自己，老師和校長那儿就沒法交待呀！ 李也從來沒有感到心頭有如此大的壓力。她忽而感覺四周有那么多人盯著她，有嫉妒的，也有嘲諷的，有幸災樂禍的，更有殺气騰騰准備吃掉她的……“啊——老虎！老虎來啦！”李也已經几次在半夜突然大叫起來，而每次醒來全身總是濕淋淋的。 噩夢，做不完的噩夢。李也開始在一次一次保第一名的考試拼殺中漸漸感覺到精疲力竭，每次從考場上出來時，她都會頭重腳輕，甚至胸口發悶，后來發展到一見卷子就冒虛汗，終于有一天她倒下了。這下可把老師和校長急坏了，因為再有三天就是全區性的“二摸”了，他們怎么也不想看到“第二個張玲”，所以此次采取了對李也的特別措施，有兩名校醫進行二十四小時監護。到第三天“二摸”考試時，李也大有英雄出征時的那种聲勢，前后都有人護著，校長也來了，特意送給她五個字：第一屬于你。李也當時掉淚了，她全身熱血因此而沸騰，走進考場的那一瞬間真的有种視死如歸的感覺。 上帝保佑，李也不僅堅持考完了，而且獲得了全區第一名。學校為此舉行了高考前的一次慶功暨最后沖刺動員大會。校長把李也請上了主席台，給她戴上了大紅花，并號召全校應屆高三畢業生以李也為榜樣，爭取本年度高考錄取率再創新水平。 然而，出入意料的是，在此次會議后，李也堅決拒絕了學校希望她在“三摸”時保第一的要求，而是連續請了兩個星期的病假。有同學去看望時，李也講出了自己的心聲：我不想再當第一名了，因為我不想讓自己成為這种考試排名的“敢死隊員”。同學好奇地說：當“敢死隊員”有什么不好？能“開小灶”，還能接受校長親自戴大紅花的榮譽，多風光呀！李也使勁地搖頭，說她宁可什么都不要，因為當“敢死隊員”最終不會有好結果的，不是死在戰場上，就是在戰場上被殺得渾身傷痕累累的。 “李也，你得了第一名說話這么輕松，可你知道我媽上次看到班上的那張排名表后怎么對我說的呀？她說我是天下第一笨，下次再不把名次往上提前十名，她就抹脖子！”李也的好同學蘇亞男學著她媽的樣子做了個自殺的動作，連哭帶跺腳地說：“你說我可怎么辦？一摸、二摸都排在全班后十名，要是高考真的考不上，我媽她真會抹脖子的呀！嗚嗚嗚……我怕死了，李也……” 李也抱住好同學，用雙手拍拍蘇亞男顫抖不止的肩膀：“放心，我一定幫你把名次赶上去……”說完，李也跟著大哭起來。 班里的排名雖說只在四五十個同學之間進行，但每一次考試成績下來，那張排名表就像一道無聲的發號令，激烈的戰斗因此而開始。 光明和嚴恪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小伙伴，小學到高中從來沒有分開過，除了是對好哥們外，還因為他倆都愛好足球。光明是前衛，嚴恪是守門，只要他們倆同在，年級里的足球賽十有八九的冠軍屬于他們。進入高中后，足球比賽被漸漸剝奪了，一切時間都被捆在了教室考場。光明和嚴恪的成績排名基本都在中游水平，前后差不了兩三名。但是到了高三第二個學期后，光明發現嚴恪的排名高出了他十多名，跨入了全班前五名之列。光明覺得嚴恪很不夠意思，既然是哥們儿，要進步就得一起進步嘛。有一天放學后光明到嚴恪家，他一進門就見正在埋頭做作業的嚴恪慌里慌張地從自己的小屋里走到客廳，那陣勢似乎不想讓光明見到什么秘密似的。這越發讓光明想看個究竟。后來光明終于推說要向嚴恪借盤VCD而進了嚴恪的小天地，他往嚴恪的寫字台一看，發現了《北京海淀考王》。原來如此…… 第二天起，光明就開始不再理會嚴恪了，他覺得自己的小哥們儿跟他玩心眼：這還不是明擺著的事，像《北京海淀考王》這樣老師推荐的高考复習好書，他光明所在的小城里是見不著的，誰能搞到這樣的書就很“牛”。光明心想，你嚴恪從小跟我是哥們儿，但到了高考复習的關鍵時刻，卻連得到了好的复習資料都不肯借我看，一個人暗著使勁把我扔在每次考試的后二十几名，說輕一點是不夠哥們儿義气，說重一點是忘恩負義——可不是嘛，在中考時我光明從表哥那儿得到了一套名校复習資料時，就毫無保留地給你嚴恪复印了一份，現在你小子得了一套《北京海淀考王》就偷偷藏在家里一個人看，這不是忘恩負義是什么？ 光明要報复，因為他知道嚴恪有個弱處，那就是他的外語不好。但老師和同學們從來沒見嚴恪的外語排名落后過，這其中的奧秘只有哥們儿光明知道。 新一輪考試又開始了，嚴恪的數學成績照例直線上升，在排名表上已經躍居前三名。瞧著嚴恪那得意洋洋的勁儿，光明心里的气不打一處來。机會終于到了，外語考試的卷子剛剛發下，光明見監考的老師走到桌前時，有意擺弄了一下自己的筆盒，然后用嘴呶呶坐在右側前排的嚴恪。老師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不動聲色地暗暗盯著嚴恪的每一個小動作，大約在開考十分鐘左右，嚴恪動作了：只見他佯裝換筆，將筆盒的底一起翻了過來，正在這時，一只大手從嚴恪的背后伸過去抓住了那筆盒，再翻過來一看，筆盒底有一張寫得密密麻麻的小字條……嚴恪作弊被當場抓住。坐在他后排斜側的光明臉上露出了一絲快意。 新一輪的排名表出來后，嚴恪從上次摸底的前五名一下降到了二十几名，而且受到了班主任在全班大會上的嚴厲批評。嚴恪痛苦地低下頭時，用仇視的目光斜了一下昔日的好友、如今成了仇人一般的小哥們儿光明，那目光分明在說：准是你小子出賣了我，否則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我筆盒下的“秘密”。 像上面這對因排名而反目為仇的小哥們儿，在高三年級中為數不少。有位同學告訴我，他說老師搞的考試排名次，使本來和睦相處的同學間互相成了對手和敵人，常常同宿舍、同桌的人都互不說真話，誰要是能借某一計謀把對手弄蒙了，心里好像比考高分還得意和開心似的。“一張排名表，使同學間的友情全都徹底消失了，整天老死不相往來，埋頭盯著對手使暗勁。可气的是老師還要用排名引發同學間的不和，進而制造家長与子女、以及家長与家長之間的矛盾。他們對排名在前的同學和他們的家長笑臉相迎，對排名在后的同學及其家長則橫眉冷面，仿佛欠了他（她）債似的。”有個學校的同學們還透露道：他們的學校做得更絕，每次考試前是任課老師跟他們訂合同，等考完后排名一出來就開始“現場兌現”，達到“合同”標准的，可以享受“提高班”免費上課的待遇，沒有按“合同”規定達標的，想進“提高班”必須交一百至二百元錢。這种“合同”開始是在老師和同學之間簽訂的，后來又變成了學生与家長之間簽訂，如果學生考得沒有達標，不僅學生本人受到某些像上“提高班”要交費那佯的罰款式的處罰，學生家長同樣要被召到學校接受訓斥。 我參加過一個高考班的家長會，那會上若干位受到點名批評的學生家長中有的是大公司的老板，平時在自己的單位里從來是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可是到了這樣的家長會上，就只能老老實實當三孫子。我問其中的一位家長對學校搞考試排名次有何感想。那家長很肯定地回答，他是贊成這种做法的。“排名可能有些負面作用，但正面作用應該大于負面作用。高考對孩子們來說是決定一生命運的門檻，不想爭上游的人以后怎么可能在社會上獲得比別人更多的成功呢？”這位家長說。 那次家長會上，學校的老師最后說：盡管上面一再要求取消考試徘名，但他們不准備取消這种做法，其目的除了讓學生有比學赶幫的競爭意識，還可以動員教師、學校和家長等各個方面的積极因素來确保孩子們在高考前一直保持高昂的戰斗狀態。 雖然近期國家教委又明令不讓將學生的分數進行排名，但看來只要高考不停，排名次的備戰手段也不會輕易消失。 “考考考，老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當高考前所有的招術再翻弄不出新花樣時，一切好生和差生、估計能考上的和考不上的全都成了學校和學生以及家長的議論中心時，一項更加惊心動魄的備戰措施開始悄然拉開了帷幕，這就是“招外之招”的戶口大遷移。 湖南与廣西交界地區的A縣和B市，是兩個相鄰卻各屬兩個省份的不同區域。以往A和B都是兩省的邊遠小縣，是那种窮得沒多少人愛管的地方，這兩個縣有一座相連的大山，大山的腹地隱藏著地下資源，過去曾經因為搶挖不均，發生過許多次血腥的械斗事件。不知什么時候開始，這兩個地區的百姓之間竟然停止了械斗，變得和睦相處起來。B得益于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优勢，由縣改為市，而A則仍沿革縣的舊体制。兩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地方，突然因為一件根本不能放到桌面的事，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睦鄰友善好兄弟。 這事說來蹊蹺，是因為孩子參加高考引發的。A縣在湖南，都知道湖南也是中國“五個高考大省”之一，每年參加高考的學生數量一直居高不下。受傳統影響，送儿女上大學一直是毛主席故鄉人的好遺風。當年湖南出革命的大人物，而今湖南出狀元也在全國挂得上名。但在湖南考大學實在不易，應屆高中生中能上大學的平均百分之三十的比例都很難達到。那么多湘妹子湘伢子想上大學咋辦？總有轍吧！有一天，在廣西工作的B市教育局老李回到湖南老家的A縣，他剛進門，本家的二叔就來找到他，說兄弟啊，你在那邊的教育局工作，我想問問你，怎么都是在中國地盤上，俺的伢子考了450多分還上不了大學，可遠房表妹的孩子在你們那個市才考了400分剛剛出頭，咋就被大學錄取了，而且還是個重點大學吶！這是咋回事？ 老李笑笑，說二叔呀，我們那儿是廣西，是國家照顧的少數民族地區，同樣的高考生，最后在錄取分數線時要比咱們這儿的湖南省錄取分數線要低不少呢！二叔一听，眼珠子一轉，說兄弟呀，那你能不能想想法子，把我訝子的戶口轉到你那儿去，等娃儿明年再考一次，我想憑他今年的分數，明年考上學應該是沒啥問題的。老李不好推辭，說我回去就替你試試看，能不能先聯系一個接收的學校，這樣可能更好辦些。二叔听后很開心，說兄弟這事你要辦成了，我請你客，給你兩大塊腊后腿肉。老李咧著嘴笑，說事成了再說。老李回到廣西的B市，憑著自己在教育局工作的面子，市二中的校長一口同意了接收那個湘忻子到他們那儿讀書。 “校長，這事我得好好謝謝你呀！”老李在電話里對二中校長道了好几個謝。 “老李啊，你這一聲‘謝’不是說遠了吧？要說謝，還得我謝你哪！你給我送人才來，明年真的高考錄取比例上去了，我這個校長臉上不更有光了嘛！說不准還能加一級浮動工資哩！” “哈哈哈……好事好事。”老李和校長一拍即合。二叔小伢子轉戶口的事由于校長出面到當地派出所去辦理，很快也就成了——那派出所所長的孩子就在二中上高二，校長出面不是一句話的事嘛！再說B市是新建市，各方面的人才奇缺，正在通過各种渠道吸納人才，重點中學吸引好學生進來也可以算得上是“引進人才”吧。二叔的伢子從進B市二中讀書，到把湖南的A縣戶口轉到廣西B市，用了前后不到一個多月時間。第二年高考時，這位湘伢子在廣西B市考了578分，結果順順當當地被廣西某重點名牌大學錄取。消息傳到湖南的A縣老家，整個山洼洼都沸騰了。二叔一高興，特意把有功之臣的本家兄弟、在廣西B市教育局工作的老李也叫了回來，熱熱鬧鬧地在寨子上辦了十几桌酒席。 “我家的伢子能被名牌大學錄取，全仗著我們李家兄弟在B市那邊花的心血。我得向這位兄弟鞠三個躬，燒三炷香。”二叔當著寨內寨外的親朋好友，實實在在地給本家老李兄弟彎了三個九十度的腰，點了三撮香火。 這事很快傳遍了A縣三村五鄉。于是張三來托老李、李四又來向老李求情，他們都是為了一件事，就是請老李把自己的孩子由湖南的A縣轉到廣西的B市去上學、去落戶。于是乎，老死不相往來的A縣和B市之間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親熱通道”，一個又一個湘伢子湘妹子通過李伯伯、張伯伯、王科長、趙局長什么的被安安全全、廁順當當地換成了自治區公民。于是乎，一向在自治區連名都挂不上的B市的高考成績如箭般直線飛升，一躍成為屈指可數的先進市。校長們榮光滿面，市長們也得意洋洋。 “這事是好事，應該‘特事特辦’。”市長對教育局和公安局、勞動人事局的頭頭們揮手道。 有上方主劍在，一時間，涌進B市的外籍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從湖南、從四川、從湖北等省份紛紛而來，B市在這中間不僅獲得了在高考錄取率上的絕對优勢，而且還在財政上獲得了非常可觀的收入——因為每辦一個進市的戶口，必須收繳几千至几万不等的“農轉非”管理費。那些在湖南或者湖北等其它省份上不了大學的娃儿們，在這儿都輕輕松松地考上了大學，圓了他們和他們祖輩們的夢。 關于通過异地轉戶口從而考上大學的事，我在采訪中發現，這還真是百姓為了孩子求學想出的絕招之一。其實异地轉戶口或者本地轉戶口，并非像湖南的A縣轉到廣西的B市那么簡單。中國現行的戶口制度是一個非常嚴密而复雜的机制，想動一動可是牽動社會很多根神經的重大問題，可不是一般人一般地方都能順順當當地辦得成的事。在南京，有位朋友告訴我一件事很有代表性，他說他的一個同事的老爹是省城一名職務不小的官，是當年解放西藏的老同志。這位老同志有個孫女前些年在南京上學，由于先天性智力差，成績一直在班里“老未靈”，這可急坏了這位老同志的全家，孩子是全家的“千金”，眼下又都是獨生子女，假如這女孩連大學都上不了，不說孩子將來好工作難找，說出去全家臉面上也過不去呀！儿子夫婦倆直讓當老爺子的這位老同志想想轍：“你認識的人多，看看上海北京有沒有熟人，那儿高考的分數比我們江蘇低一百分呢，怎么著也得讓孩子上個大學嘛！”那些日子，老爺子一下班，他的耳邊就是儿子儿媳的沒完沒了的催促。但北京和上海的戶口一下兩下不是那么好辦，可時間不等人啊，轉眼孫女上高三了，老師拿著几次摸底考試的排名成績找到這位身居高位的老同志，說在我們江蘇這樣的高考大省，每年錄取分數線那么高，以您老的孫女現在的成績，想上大學肯定沒戲。 通融通融也不行？ 難，現在的高考判分和錄取都實行了電腦聯网，不是哪個人可以做得了手腳的。 听了老師們的介紹，這位老同志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把歷年各省的高考錄取分數線的有關資料給我找一份來”，他命令秘書從教育局借來好几本相固炷料，像當年研究連隊渡江戰役的作戰圖一樣認真仔細。 根据孫女目前的成績應該接近哪個省的高考錄取線呢？廣西？云南？嗯，与這兩個省比較接近，但接近也意味著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更何況接近錄取線就不可能上得了重點大學。宁夏倒也不算高，但宁夏……宁夏的几位老戰友死的死，退的退，真想讓他們辦點急事還說不定誤在他們手里哩！不行，再看看。西藏，呵，西藏的分可夠低的呀！党的民族政策真是處處体現嘛，尤其是像西藏這樣的地方。對啊，如果孫女的分數能在西蔡湖加高考，不是一定有把握嗎？說不好讓這丫頭弄個什么狀元當當呢！唉——沒出息的娃子！ 就這么著吧，西藏還有几個當年一起進藏的戰友還在位，一輩子沒求人家一次，這么件事總不至于被婉言謝絕吧？ “什么什么，到西藏去啊？老爸有沒有搞錯哇？”儿子、儿媳听后大惊失色，說你老爺子不是將孫女往火炕里送嗎？那樣我們宁可不讓她考大學！ “真是短見識。讓她參加西藏的高考，又不是讓她一輩子進西藏！”老爺子見儿子、儿媳還沒有明白，提高嗓門道：“等她按照西藏的高考錄取線考上了大學后，就不能再想辦法把她的戶口重新辦回南京來？” 儿子和儿媳恍然大悟，連聲叫絕：“哎喲，還是爸爸的點子高啊！” 后來的情況我不得而知，想想這位老同志所下的功夫倒也實在不易。不過這類無奈中使出最后招術的遷戶口之舉，其實公安部門最了解底細。北京中央國家机關多，每年各部委一些調京的領導同志也不算少，我就遇見過有位調任某部委机關任司長的熟人，照例他在前几年就可以把全家的戶口遷到北京，但他沒有像別人那樣著急，原因是他的儿子正在老家讀高中。“孩子的成績一般，我想讓他在老家讀完三年高中，即使他的成績在我們老家是中等水平，但要到北京參加高考就有把握進重點大學了。”這位司長高屋建領地說。 果然，在去年高考前他辦好了全家戶口的遷移手續，儿子赶上了參加北京市的高考并一舉中榜，進了一所理想的重點大學。 像這樣借全國各地大學錄取分數線的差异，又根据我國戶籍制度上有可乘之机而進行高考前的這類“合理的流動作戰”的，有人估計每年總有數以千計的人，他們确實也因此而上了大學。我們暫且不去論說“戶口大遷移”到底對与否，但有一點可以說明，為了備戰7月，只要可以運用的手段，學生和家長們都會去試一試的。 “這算什么？只要能讓我的孩子考上大學，就是上天攬月，我也會在所不借。”這几乎是家長們共同的心聲，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錄取分數線低、考生成績相對差的孩子家長，他們現在流行把孩子送出都市，通過親戚朋友關系，介紹到一些高考分數特別高的江蘇、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縣地級甚至更下層的中學去接受高考前的特別訓練，等到一年半載后再回城參加高考。雖然一時讓孩子受點苦，結果則很叫家長們滿意，因為孩子帶著外地考生的學習精神和備考方法，基本都能穩拿大學入門券。河北燕郊中學，每年都接受一大批家在北京的高中生中途插班或者三年跟班學習。現在該校已經把開發北京生源當作學校發展的重頭戲來做。而知道這所學校情況的北京的學生家長們也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這里，首先是路程不遠，其次是這里的收費是北京城里同等學校的三分之一左右，更重要的是這里所進行的高考前的一整套備戰招術全是“河北式”的，從已經接受這所學校短期或者長期考前備戰又回到北京參加高考的學生情況看，家長們獲得的預期效果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也就是說很多本來在北京考大學沒戲的孩子，因為受外地學校不同教學和備戰方式“感應”后，基本上都考上了大學，甚至大部分超出了預想的效果。 一切都已准備，只等7月高考的鈴聲響起……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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