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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一問時，正好那天中央電視台午間新聞后的“今日說法”節目里，播出了這樣一則內容：北京一個女高中生叫劉瑤，她母親与天蝶公司簽訂了一個由劉瑤方出資十万元、公司方出資二十万元、兩年之內由該公司將劉瑤培養成影視歌三栖明星的合同，但四個月后，劉瑤本人和她母親覺得該公司沒有什么作為，于是向公司提出退回已交付的五万元“培養費”款項。公司不干，說合同時間是兩年內完成對劉瑤的“明星培養”，不予退錢。無奈中，劉瑤母親把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定“天蝶公司”沒能按照合同內容完成對劉瑤應該做的培訓工作，應退回四万元。 《今日說法》持人最后說，此起民事官司，雖然原告劉瑤胜訴，但作為這樣的民事案件，它給我們很多反面的啟示，那就是：藝術明星這樣的人才，并不是靠簡單的人為包裝培養就能實現的。主持人提醒廣大學生家長，不要在培養子女問題上出現不合人才培養規律的錯誤做法。劉瑤的“明星夢”破滅的節目播出時間正好是新千年前夜。這件事永遠留在了過去，但“劉瑤現象”在當今社會還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來說明：中國目前每年約有二十多万青年在影視圈內淘金，其中女孩子占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說約有十六万女孩子在等待著哪一天會像趙薇一樣被“伯樂”發現和重用。也許平時我們确實看到生活中一夜成名的人物越來越多，所以才使一些家長為了儿女成才，不斷地制造著無數神話和离奇故事。而今确實由于許多所謂的“明星”帶給本人及家庭丰厚的物質与榮譽，因而使得無數夢想一夜之間改變命運的家長与青少年們，對明星的崇拜与追求，變得越來越瘋狂。 單說趙薇的追星族們的所作所為就能讓人气死。一個女孩子听說趙薇要到她生活的城市演出，后來因為知道是個“傳言”，于是就跳樓自殺，雖被人救起，仍造成終身殘疾。另一個姓李的女孩子死活要讓父母到派出所把自己原來的名字改成“李薇”，父母說你這不是神經有毛病嘛！就這么一句話，這孩子就离家出走了，把父母急得滿世界找，最后孩子的母親心髒病复發，死在了找孩子的途中……這些令人痛心和荒唐的事情，不胜枚舉。 1999年的北京電影學院因為《還珠格格》和學生趙薇的火爆，在新一年招生時簡直空前熱鬧，著實讓學院的知名度“實惠”了一番。本來表演系只招三十來個學員，后來報考者多達四千多名！我一個親戚在電影學院工作，他告訴我當時招生的場面之壯觀、之熱烈，听后真讓我感到我們這些夢想當明星的家長和孩子們太值得敬佩了。 他說有位廣州來的母女倆，前兩年曾來過電影學院報名，但因為沒有考上，老師有意無意間說了“這孩子還是有些靈气的”，高中畢業的女儿本來可以考進一所文科類大學，也因此放棄了高考，母親原來在一個公司當出口部經理也不當了，她說把女儿培養培養，以后成了明星“出口”，一夜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一年接上三五個電視片，百八十万元還不像撿似的！為此，母女倆在廣州請了几位專業教師當家教，天天訓練，花出多少錢不說，光那間原來當客廳的四十多平米房間里的地板都磨薄了兩毫米。當她們第三年出現在電影學院時，老師對那孩子的結論仍然是“有些靈气”，那孩子仍然被拒之校門外。女孩子哭得要死要活，當母親的也不干了，責問老師憑什么不錄取“有靈气”的孩子？老師被問急了，說我是怕傷了你們的心，才這樣說，可‘有靈气’的孩子并非你們家一個孩子呀！你們看看來報考的孩子中哪個沒有點靈气？再說‘有靈气’的孩子也并不一定就适合我們學校的招生要求呀！電影學院的學員還需要其它很多條件，比如文化課成績，藝術潛力大不大等等。那孩子的母親拉住老師的手追問道：那你再說說我們孩子到底哪個方面有問題？老師連連擺手，說我哪敢再給你說？要真說了你回去又花几十万元請人培訓，如果還是考不上，那時候你們不把我給宰了才怪。那母親大怒，順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往那老師頭上砸去：你以為我現在就不想宰你？狗日的，你害得我們好苦，光賠進的錢就是几十万元，還有要不回來的几年時光！ 有一位父親，說自從看張藝謀導演《紅高粱》成功后，他就發誓要讓自己的儿子將來也成為大導演。為此，這位父親從儿子十二歲起，就開始訓練他當導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擺陣布局，如何策划戲劇情節，如何調動演員情緒等等，那儿子也算是聰明，教什么會什么。后來大了些，到十五六歲了，有一天突然問父親，老這樣練太沒勁，得有些真人參加才行。父親就說那你能動員几個同學最好嘛。于是經過儿子出錢“招聘”，還真來了几個臨時“演員”，父親一看，還行，儿子找的女“演員”還算有點“靚”。管吃管住這是自然的事，父親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別人嘲笑他傻，這父親說你們才傻，我現在投資，將來儿子有朝一日當了“張藝謀第二”時，錢算什么東西？一年不掙回几個百万就不是大導演！儿子也很賣力，天天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几個女“演員”導演，常常到很晚時間。突然有一天父親覺得到儿子回屋睡覺的時間了，于是來到“導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著身子与一位同樣光著身子的女“演員”摟在一起。父親气急敗坏地將儿子從地上拎起來，說我嘔心瀝血培養你當導演，你他媽狗日的小小年紀不干正事，盡給我丟臉呀！儿子嗡聲嗡气地說：我沒有不听你的話呀，不是都說要當好導演，先得學會睡女人嗎？這個父親气得差點沒昏過去 不知是今天的傳媒誤導了我們廣大學生家長和不懂世事的學子們，還是我們今天的大眾媒体過多地崇尚明星并給予他們太多光環的緣故，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与藝術和影視專業沾邊的大學越來越熱門。如北京的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廣播學院這些可以誕生明星的高等學府，成了廣大學子和他們的家長追求与奮斗的目標。為了能實現進這樣的大學而編織的“大學夢”，我們從每一個考生和他們身后的家長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無一例外的可以輕易進入我們的報告文學作品之中。 一對已經在中央音樂學院附近一間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東北父女倆，今年即將搬出這間“八年抗戰”的小房子，我听到了這位白先生講述他的“秘密歷程”—— 白先生是東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輕時是個很酷的男人。事實上正是這個原因，他才有可能被當時下放到東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團女學員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實實在在的工人出身，當時在哈爾濱一家肉聯厂當搬運工，体力勞動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眾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結婚的頭几年，白先生可謂風頭出盡，很快小兩口有了一個千金，日子就這么平平安安地過著。待到上山下鄉的知青開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來，1987年他們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臨時在閘北區蘇州河邊租了一間房子過日子。白先生的任務是負責每天接送孩子上學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臨時工。女人是搞藝術的，一出家門就很風光，誰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貧民窟”。過慣了那种充滿了頂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覺得上海這塊地盤不适應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實在無法正常維持，孩子是借讀生，學校收費比一般的學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妝上的費用還得靠他做臨時工拿的几個錢補貼。為留与走的問題，白先生沒少跟女人吵架，最后倆人達成協議：女人留在上海，他帶孩子回哈爾濱。离開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場，夫妻倆心里清楚，這一別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給她寄來一張离婚協議書。信中說，离婚的原因不用說了，孩子可以留在哈爾濱，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說什么也沒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視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從此開始了一個男人艱苦的追求与夢想。 “孩子在气質与長相方面都繼承了她媽的优點，同時又從我們東北人的血脈里獲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說，先天的條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該留在我這樣一個沒有一點儿藝術細胞的父親身邊。”白先生說完拿出一張女儿的相片給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嬌艷，非常出眾。 白先生听完我的贊美，頗為自愧道：這孩子如果放在你們北京人手里，現在不是趙蔽也應該是陳紅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難忘的往事之中，他說在孩子小學四五年級開始，總有人在他面前說，看這女孩長得多漂亮，將來准能當劉曉慶、鞏俐一樣的大明星。開始白先生并沒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學校被一家廣告公司看中，做了個食品廣告上了鏡頭。廣告公司給學校五千元報酬，上鏡頭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別禮物。孩子回家跟父親說了這事后，白先生琢磨了一夜，正是這一夜，白先生決定了一件大事：一定要把女儿培養成全國著名的大明星！ 從此以后，白先生決心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放在培養女儿身上，他心中有個強烈的愿望，那就是把從离婚老婆身上失去的東西，從女儿未來的光環中追回來！白先生本人對藝術一無所知，但他起碼知道兩點：一是女儿的學習必須好，二是女儿的藝術才能必須得有專業人士指導培訓。前者他自己能做到，那就是嚴格要求女儿上好每一天的課，做好每一道題。后者他可以通過高薪請人達到目的。為此，白先生憑著強壯的身体，身兼三職，每個月賺回兩至三千元來完成對女儿的培養。就這樣，白先生帶女儿度過了小學六個年頭。要上初中了，孩子未來的路怎么走，這可是個大問題。 “什么樣的環境造就什么樣的明星。沒有大的舞台就不可能出大的明星。”一位詩人气質的音樂教師對白先生說。這句話讓白先生整整几夜沒有睡好覺，因為有人對他說，你想把孩子培養成全國著名的大明星，不到北京的最高藝術學府學習深造，就等于白日做夢。 于是，白先生作出了一個令很多東北人稱道的選擇：辭職陪女儿上北京讀書。 這是個難忘的日子：1993年9月1日。這天，白先生怀著對北京的一片敬仰和對女儿未來的無限憧憬，住進了北京丰台區的一間農民房子。大城市規定就是多，外地孩子上學只能進私立學校，公立學校不可以上。白先生對此沒有怨言，他反認為北京就應該這樣嚴格管理，不過讓他不滿意的是北京私立學校收費太高，但為了孩子能上完中學，他忍痛把哈爾濱的三間祖傳老房子賣掉了，將所得的十二万元的三分之二交給了孩子上學的那所私立學校。 每次接孩子時，白先生看到像潮水一般的接送車隊停留在學校門口，他不敢把帶女儿的自行車停到附近三百米以內的地方，一旦被孩子的同學們看到了，就等于讓自己的孩子受到一次最沉重的心靈打擊。白先生听市民指指點點，說上這個私立學校的家長都是大款，心里總是暗暗叫苦。為了不讓孩子受到歧視，他在給學校的家長工作單位和職業一欄里填的是“民營經商戶”。顯然在私立學校里，大多數家長的職業都是生意人，他白先生也算其中一個吧。學校很會刮這些財大气粗的個体經商戶的腰包，一到逢年過節，總要想個法子讓這些有錢的家長們慷慨解囊。“六一節”到了，白先生又一次被當作家長代表被學校叫去，老師提了個小要求：希望家長們支持學校在“六一”前為迎接上級檢查而修建一座游泳館出點力，“當然是自愿啊，我們絕對不搞強求！”校長非常嚴肅地向家長們表示，并說一旦發現有強求之意，大家可以向上級教育局舉報。馬上就有真正的大款舉手，說拿出十万元贊助學校。這邊剛落下手，那邊的另一位家長立即表示愿意出二十万元無償支持學校。最后有位据說個人資產達十個億的學生家長一諾而出五十万元。白先生在會上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有錢人，也第一次領略到了窮人的滋味，從此他再不敢參加什么家長會了，他讓女儿以“爸爸業務很忙，出國在外沒時間參加”之類的話推辭。 其實，孩子上學僅僅是一方面的開支，白先生要負擔的遠遠不止這些。京城的藝術界大腕太多，名人也太多，一個好的老師可以一夜間把自己的學生捧上天，找不到門道，轉一輩子恐怕也不一定進得了藝術殿堂的門檻。白先生來北京時間一長，便多少知道些“圈里”的事，為此他給女儿設計好了几套成才方案，先是練習聲樂和舞蹈。這兩項基本功据說是未來女明星們必須具備的條件。白先生想要讓女儿成為最紅的明星，自然要找最杰出的老師。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收費并不太高卻注重人長相的“導師”，條件是學生在學習期間的演出收入歸他。白先生覺得這個條件是可以接受的，只是讓白先生不放心的是，他總覺得這位“導師”的眼里內容不太對勁。唉，藝術家嘛，不都是那個德行！只要為了女儿的藝術才能有長進，就是火坑也得讓她跳進去試一試。為了安全起見，白先生想出一個“高招”——他對那位“導師”說他愿意義務為“導師”家做家務。 “導師”眼睛一亮：行啊，說好了，我不付一分錢喲？沒錯。白先生保證。 女儿就這樣交出去了。但白先生越干越不對頭，因為那“導師”在給他女儿上形体訓練課時，怎么兩只魔掌總是在孩子上身亂摸！ 回到家，白先生旁敲側擊問孩子有什么不對勁的地方？孩子說沒有呀？于是白先生就不好再說什么了。接著上課吧。 時間過得很快，當白先生又一次將五千元學費交給那“導師”時，對方告訴他說下個月要帶學生上南方去演出一次。大約十天時間。白先生一想：反正孩子放暑假了，倒是個實習机會。不過臨出門那天，他教給女儿出門在外的几個“注意事項”。天真爛漫的女孩哪知父親心頭的擔憂，只顧點頭，卻并沒在意老爸那雙眼里隱藏的几多憂慮。 在女儿出去的几天里，白先生心神不定，那天因為想女儿的事而獨自呆呆地在冷凍庫里忘了出來，結果被同事關在里面，差點出了人命。第二天他便不能上班了，正好這天半夜，女儿突然從外地打來電話，哭著要回來…… 到廣東順德一家賓館終于找到了女儿。還好，白先生見如花似玉的女儿沒有出什么大事。只是這回他再不讓女儿跟那個“導師”學藝了。女儿告訴父親，就是這位“導師”在到廣東順德的第一天晚上，便讓她進他房間“陪陪”。開始她并不懂“陪陪”是啥意思，后來發現不對勁時，便哭著要走。那“導師”就大發脾气，狠狠地抽了她兩記耳光，气呼呼地對她說：“像你這樣呆頭呆腦的丫頭也想出人頭地？哼，只要我在圈內，就休想！” 去他媽的！北京有的是比他強的。走，我們重新找人給他看看！白先生讓女儿擦干眼淚。 漫長的六年中學生活之后，白先生由初到北京時渾身散發著陽剛之气的東北壯漢，變成了從里到外透著不堪一擊的弱朽之軀。“那是人苦心苦給逼成這樣的。”白先生說。孩子在北京一年，學費加學藝的費用至少三万元，全靠他一個人掙出來。在北京當臨時工最多的收入一年也就在万把元，其余的錢怎么來的，白先生說他不愿意講。 最后他終于說出了他的秘密：每年他賣三次血，能得五千元；每個周末外出收廢品，一年也在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他幫過一個小哥們在東北做成過一次大豆生意，賺了兩万多元。“總之，除了沒偷沒搶，什么事我都干過。”白先生說。 同時，女儿自己也想了不少辦法，比如她利用一個星期兩小時為比她小的同學做家教。她自己的學習用具都是靠她自己掙來的錢買的。白先生很自豪地從一個打好包的紙箱里取出几個不同的書包和筆盒給我看：這些都是她用自己的錢買的。 我撫摸著一個個已經磨破的筆盒，感慨万千地想：也許白先生的孩子，是世界上惟一一個在“貴族學校”靠自己的勞動掙錢的學生了。 “可是你花了那么大的心血，最后卻為什么沒有讓女儿上藝術類大學呢？”我一直不理解在北京苦苦掙扎了八年，一心想把女儿培養成明星的他，結果在去年女儿考大學時，卻把她送進了一所普通大學，而沒有送她到他夢寐以求的電影學院和戲劇學院或者是舞蹈學院。 “不是不想，而是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想法太過時了，或者說太急功近利了。”白說，触動他產生這個想法的是前年他帶著女儿去某藝術學院招生現場所看到的一幕。“那天我和女儿本想觀摩一下，誰知，那天的一個意外事情使我和女儿都改變了往日的明星夢追求。其實也不算是惊心動魄的大事，這种情景听藝術院校的老師們說年年都可以見到。正因為如此，才真正触動了我和女儿的心哪。那天我和女儿到音樂學院門口看招生，想不到初試的人有几千人！而且這些孩子一個比一個強，女孩子個個長得像花似的，好像都曾在電影電視里見過。結果呢，這些孩子沒有多少被錄取。我們看到有父女倆抱頭痛哭，哭得傷心的程度令在場的人不得不過來勸解。那女孩子一邊抹眼淚一邊向在場的人說，她父親已經得癌症三年了，就是為了她考音樂學院，不惜到一個有毒的礦上干重活掙錢才得上的。三年了，他把看病的錢全都花在了女儿的學藝上，這最后的一年，結果她沒考上，父親再也無力到礦上為她掙錢繼續學藝和考大學了……那父親后來不顧臉面地流著眼淚對我們在場的人說，你們也別信啥明星不明星，孩子能有個有幸福的家庭、有個工作做就行了。人死了，還有啥求的？就是儿女成了大明星，當爹當媽的都累死了，能看見些啥呢？就算我們的儿女當了大明星，心里會有歡笑嗎？沒有，不會有的……” 白先生久久沒有從這段往事中收回他的思緒，而我也同樣因這個震憾心靈的故事而沉默了。 一個家庭的明星夢的破滅，使白先生父女倆對自己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選擇。我問他是不是因為別人的失敗也動搖了他們的信心？白先生搖頭說：“完全不是。我的女儿的先天條件和后天才能都使我有足夠的信心。但我們父女倆都一致同意放棄往日的明星夢，覺得這條路現在被嚴重誤導了。如果說大學高考是千万人搶行的獨木橋，那么選擇當藝術家、當影視歌明星、主持人等職業的路，其實是比獨木梳、比鋼絲繩更難走。你想，現在高考錄取率全國大概是百分之十左右的比例，大中城市几乎達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可制造明星的藝術類大學的比例是几百分之一，甚至是几千分之一！我自信我女儿可以成為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但我想，假如我女儿成了這几百分之一、几千分之一，那不意味著由于她的成功而使他人的夢想徹底毀滅了嗎？這太殘酷了！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出現這种被人擠壓的殘酷，但我也不愿意看到我和我孩子使別的孩子和別的家庭出現這种結果，所以我和孩子決定放棄。而且我也借此希望那些仍在苦苦追求把孩子制造成明星的家長們，早早休戰吧！那實在是太痛苦的廝殺，殺害的都是我們自己。” 想不到學問不深的白先生說出了如此動听的警世之言。 人為的制造明星，在今天的中國其實是個很泛濫的現象。据說目前在北京几家電視台“寄生”的編外節目制作人大約有上千人，而他們每人手下的“學生”少則十几位，多則上百位，也就是說北京城里的几家電視台外圍至少有万人以上的少男少女（以少女居多）在等候哪一天中央電視台的大門或者北京電視台的大門給自己留出一條縫來，并期望在某“大導”的提攜之下一鳴惊人，紅遍神州。北京某台文藝部的一位名導不無苦惱地向我訴說，自從他當了文藝部節目的主審后，就時不時有陌生人跑到他家堵他，“你要是不理他們，說不定某個小報就出來一篇文章把你損得有苦難辯；你要是理吧，他們有的是全家，有的是父女，有的是母女，像藤似的纏著你，說是向你送人才來了，把一個大活人往你面前一推，說這是俺家的千金、公子，如何如何的愛好藝術，如何如何的有靈气，又如何如何的向往影視藝術。有錢的，開口便直截了當地說開什么价都行，只要讓我孩子能像‘小燕子’一樣演部戲。還說趙薇算什么？要是我孩子演小燕子，准比她強几倍。沒錢的也一樣慷慨，你大導演只要能讓俺孩子演個角色，哪怕在鏡頭里露個臉，我們全家給你做牛做馬都行。有一次我實在被一對父母的執著所感動，同時看看那女孩子相貌也确實可以，便有意讓她在一個小節目里試著演個小角色。哪里想到，這位自報是高三生的女孩，竟把二百來字的台詞讀錯了五六個地方。我說你這個文化水平以后怎么進大學呀？她說藝術院校主要是考藝術專業，文化課成績不是主要的。我一听就跟她急了，誰告訴你的？你以為現在還像前十几年考一二百分就可以進藝術院校？美得你！現在，人們都以為唱一首歌，演個角色，露一次面就可以成為大明星了，就可以名揚四方、財源滾滾！這是天大的誤導！中國現有專業影視人員不下一兩万人，每年又有數百人從大學畢業，能在影視屏幕上閃閃發光的也就是那么二三十個，加上紅火的歌手、樂手和其他藝術家不到一二百人，不久前是我們熟悉的大牌名星几年沒戲接的比比皆是。就是趙蔽同班同學和比她高几屆的電影學院表演系的學生，在影視圈里打雜的也有的是。”這位有責任感的藝術家的一番話，足以讓沉浸于明星夢的人們清醒了。 在南京，當我講起電影學院1999年招生的“后趙薇現象”時，朋友笑說這并不稀奇。前一年，電視劇《小蘿卜頭》的劇組招聘演員引發了一場爭當明星的大戰。劇組在重拍這部歷史題材電視劇時；導演考慮到“小蘿卜頭”的特殊形象，“要漂亮，看上去要有三四十年代的感覺，弱弱的小可怜的樣子，當然孩子還必須有靈气……”原定開机時間快到了，可主角仍沒适合的，于是有人提出公開招聘，這樣可能選擇的面更寬些。《新華日報》、《揚子晚報》透露消息：劇組准備在全國范圍內尋找“小蘿卜頭”演員，一個三至四歲，一個七至八歲。豈料從劇組透露信息到開机拍攝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全國共有十万余儿童少年經家長們之手，參加競選“小蘿卜頭”。最后從這十万余名竟選者中，杭州的小唐天被劇組“一眼盯上”，成為一位“一步登天”的小明星。 一個人選十万人爭！可見中國人追逐明星夢多么狂熱。 對現實生活淺薄的認識、新聞媒介片面而庸俗的誤導，使相當多的一部分學生和家長產生了做明星可以一步登天的錯覺，因而在培養大學生的人才道路上出現了許多無謂的投入和盲目的追求，如今，已經到了打開這一誤區的時候了。 与此同時，十分相信神和喜歡造神的中國人，又特別迷信那些制造天才的神話，可謂是急功近利，使盡招術。記不得哪家電視台報道過這么一則新聞：有一位三十來歲的農民，把自己十二歲的女儿培養成了神童，1998年考進大學，他的招術就是不進學校，因為他的理論是，傳統的小學、初中、高中教學目的只是為了高考一關，用十二年時間太長。他便按照歷年考大學的要求，自制“教學大綱”，每天把孩子關在一間小屋里進行封閉式教學。從電視屏幕上看到這位家長的孩子很一般，看不出有特別的靈气。但這位把自己女儿制造成“神童”的家長，還真的把十二歲的女儿送進了大學。這种教育路子培養出的孩子，是否值得提倡，暫且不論，值得關注的是，當這位家長把十二歲的女儿送進大學的消息傳出后，湖南、江西、湖北等好几個省的家長帶著孩子，要求進由這位農民開的“神童學校”。當地教育部門得知后，說這是非法辦校，勸說那些送孩子來的家長把孩子領回去，重新進正規學校。誰知家長們一個也不听教育局官員的話，他們說，我們培養孩子就是為了讓他們能夠考上大學，至于選擇什么方式誰也管不著，只要能保證孩子考上大學，他（指那農民）用什么方法我們都不在乎。据悉這個電視報道后，該農民的“神童學校”又一下多了兩倍的學生。几十位來自各地的孩子正在進行著“神童”的教育与訓練，有的孩子家長甚至連自己的家都不要了，陪著孩子到當地住下，他們一心期待兩三年后自己的孩子能穩穩當當地走進大學校門…… 有人后來問那位農民“校長”為何有此奇想，他的回答很簡單：中國科技大學不是也在搞大學少年班？那是國家花大錢在搞，我不花國家一分錢，同樣出了少年大學生，利國利民，你們應該表揚我才對頭。 有人再問這位農民“校長”：你把女儿培養成“神童”了，她進了大學又能怎樣呢？他理直气壯地回答：我沒有想過她上了大學以后會怎樣，但重要的是她比別的孩子提前好几年上了大學。中國的家長對子女們能有什么愿望？不就是希望他們上大學嘛！我的目的就是：我已經做到了。 瞧，有据有理，頭頭是道。 是啊，中國人對后代的期望，自古至今都是一個，那就是成名成家，“學而优則仕”。也許正是這個不朽的心愿，才使我們五千年的古老教育傳統里，總有甩不掉的造神模式和造神本身帶來的奇特效應。 現在四十歲上下的人都應該清楚地記得，當1977年國家恢复停止了許多年的高考，數以千万計的青年人狂喜地重新拿起書本，走進新奇而陌生的大學校門時，一位年僅十三歲的少年，也以优异成績考進了中國科技大學，坐在了比他年歲大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身邊。他就是名噪一時的神童——宁鉑。這位被江西冶金學院教師發現并向時任副總理的方毅同志推荐的少年神童，具有超常的智力，兩歲半就能背誦三十多首毛主席詩詞，三歲能數一百個數，四歲學會四百多個漢字，五歲上學，六七歲開始攻讀醫書，并掌握許多中草藥，八九歲時已經能下圍棋、熟講《水滸》……“請科技大學去了解一下，如屬實，應破格收入大學學習。”副總理大筆一揮，當年12月底，正值全國恢复高考第一年的最緊張階段，江西省招生辦派出要員，直赴宁鉑家鄉對這位神童面試，結果發現果真情況屬實。這宁鉑不僅在文學、數學、醫學和棋藝上才能超群，還有相當高的實際能力，主考老師跟他下圍棋三盤，老師輸了兩盤。考試結束后，小宁鉑還當場提筆寫了一首七律詩。 “好好！太好了！有思想，有觀點，有文采。此乃真神童也。”考官大人們不無拍手叫絕。宁鉑從此作為中國神童的代表，在科學的春天里廣為國人傳頌。而也正是他這一神童的出現，使得全國各地迅速冒出了無數的神童來。那時中國是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人才是國家最寶貴的資源和財富，党中央高層人士對智力超常少年給予极大重視，第一個神童大學生班——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便由此誕生。之后，北大、清華、上海交大等等著名大學都相繼辦起了“少年班”，一時間，中國的“神童”到處都是。而像宁鉑這樣的少年天才的事跡，确實深深地影響和鼓舞了被“文革”耽誤了一代的中國年輕人發憤圖強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信心与決心。 宁鉑式的神童，在中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极左時期結束后的撥亂反正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更給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新華社在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二十周年回眸的一篇報道中這樣說：科技大學在二十年間已向全國各地招收共七百一十多名十五歲以下的大學生，已畢業十五屆，共五百五十名學生，其中百分之七十二考取國內外研究生，一百多名已獲博士學位，這一比例遠遠高于普通本科生。少年班創造了中國教育界的一系列之“最”：十一歲的大學生、十五歲的研究生、二十三歲的博士生、二十六歲的副教授、三十歲的教授，他們漸漸顯示出群体优勢，在國內外一些著名學府、科研机构和經濟領域中嶄露頭角，擔任重要工作。十三歲考進科大少年班的施展，畢業后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一舉攻克數學界著名的難題“關于布朗運動的數學模型”，剛屆三十歲就已成為法國居里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在美國加州大學的科大少年班學生張家杰是世界上第一位認知學博士……所有這些，都充分讓人相信，“神童現象”的存在是客觀的，有輝煌業績的，特別是在人類社會進入“知本家”時代后，人們對二三十歲的博士在美國華爾街威震世界金融界的一條條誘人的報道，怎不叫國人歎為觀止！ 二十多年過去了，關于中國有沒有神童，大學少年班的路子是否真的成功了，這些問題一直是人們關心和議論的焦點。而人們之所以熱衷于這樣的話題，就在于中國對造神運動始終情有獨鐘，它源于我們上一輩人對后一代人寄予的希望之巨、之熱切，就像希望孩子像“小燕子”一夜成名那樣，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數理化方面有宁鉑般的超常能力，中國的各個階層的家長不免人人都有此心。這就使得“神童”們頭上的光環更加神秘。 天才神童真的有嗎？ 1999年11月中旬，我來到了如今全國惟一的保留少年大學預備班的蘇州中學調查。這也是我作為蘇州人第一次踏進這所從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中國名校。吳江橋下古運河畔的蘇州中學，也許是今天中國几万所中學中建校時間最長的中學了。1035年，四十七歲的北宋大文學家范仲淹到蘇州任郡守。范大人在城里轉了一圈就選定了一塊建宅風水寶地——南園。“妙妙，此地真好，在此建宅，世世代代必生公卿。”一位風水先生在范仲淹面前連連稱道。然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回神一想：既然此處風水最好，与其吾家得此富貴，何不在此辦所學校，讓天下讀書人都在此深造而共得此富貴呢？范仲淹不愧是一代名士，他立即將自己的想法上奏仁宗皇帝，請求捐地建學，造就人才。仁宗皇帝甚喜，准得奏章，從此蘇州有了學校，“甲于東南”的吳學也由此開始，并一直沿襲至今。范仲淹捐地辦學的故事在江南廣為傳頌，而作為建于此的蘇州中學雖几經易名，但其根基在近千年間卻始終未移過南園寶地一步。至于這里出過多少名士才人，真可謂不計其數。我只知道僅二十世紀百年間就有孫中山的大秘書陳去病、語言學家呂叔湘、國學大師錢穆；史學家呂思勉、教育家王國維。葉圣陶、政治家孫起孟等一大批學者都在此執教過。在名師熏陶下的蘇州中學，莘莘學子中人才輩出。當代名人史學家胡繩、顧頡剛、教育家匡亞明、科學家錢偉長、文學家于伶、嚴辰、陸文夫和國家女排教練袁偉民等都出師南園寶地。僅蘇州中學出來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就有三十一人之多，這個數字与北京大學現有的院士數量不相上下。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蘇州中學在最近的二十多年里，還為國家教育事業擔當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即為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輸送少年大學生，是名符其實的“神童”的搖籃。 那應該是個神秘的地方。走進這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學校時，我猜測著校長是不是愿意接受我這個帶著“有色眼鏡去看神童”的特殊來訪者？不想，倪振民校長一談“身世”，我們馬上成了“自家人”——當年他插隊的地方，就离我曾經干過不少年農活的鄉村不遠。一种天然的親近，使我有机會比較客觀和真實地對中國現存的“神童”現象作出相對准确的結論——我真的很感謝倪校長，他的大智若愚的學者風范使我獲益匪淺。 倪校長向我介紹，蘇州中學的“大學少年預備班”是當時根据國家教委精神，与中國科技大學聯合創辦的，始建于1985年。首先是針對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招生后出現的一些問題，如怎樣更好更系統地發掘少年天才？是否從小學畢業就開始抓而不是大學招生時才進行培養等等。故而，蘇州中學成立了“大學少年預備班”，客觀上成了大學神童們的搖籃。事實上，十五年來，他們也的确充當了這樣的角色。倪校長談起此事頗有自豪感，因為十五年來，每年大學從全國招收的那些特別优秀的少年大學生中，前一至五名几乎都是他們蘇州中學出來的，而現在又從大學走向更高學府深造、成為國內外著名人才的，也正是這些少年天才。据說自像蘇州中學這樣的大學少年預備班建立后，相關大學的“少年班”招生一般不再在社會上直接尋覓与招考了，而是從這些中學預備班里選招，這樣減少了很多盲目性，而經歷了中學預備班兩年時間的系統培養，該是“神童”的也就顯露出來了，不像以往某些大學少年班招來的學生，開始确實在某些方面顯示出天才智力，可上大學后，漸漸地“神童”不神了，怎么也跟不上同班同學，退也不是留也不是，把本來一個還算比較优秀的孩子給毀了，造成多方被動。從中學預備班招生，就避免了這樣的問題。 那么中學的“大學少年預備班”的學生是怎樣招來的呢？蘇州中學在招收時，由中國科技大學与他們本校的老師共同組成主考委員會，開始是跑到各地去招收，后來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家長和當地的老師、官員都會主動給孩子報名。預備班的學生必須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年齡。一般來說不能超過十三周歲，同大學少年班入學年齡條件相吻合。二是初中畢業生水平，考生可不受是否是應屆生限制，但必須達到初中畢業水平，甚至是优秀的初中畢業生水平，這是為了下一步孩子們能夠順利地接受高中甚至比普通高中更深、更廣的知識教育作准備。通常《招生啟事》公布后，考生可以自己填寫報名，也可以由家長、學校、地方有關机构推荐，這是學校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由學校根据學生情況設置几個考點，進行初試。初試采用筆試，考數學、語文、英語和理化，成績突出的再進行复試，其比例一般為4：l左右，能進入复試的則有很大可能進入預備班，如蘇州中學1985、1986、1987、1988年最初四屆的報考人數分別是一百四十五人、一百三十六人、一百五十三人和三百零五人，能參加复試的分別是二十八人、二十二人、二十八人、二十八人。這個比例好像有很大的人為性。倪校長證實了這一點，他說這主要是考慮他們每年只招收二十人左右一個班，“但從初試到复試篩選的比例是符合客觀情況的”。倪校長進一步解釋說，在复試后仍有一些學生被刷下來，如蘇州中學前四屆的最后招生分別是二十一人、十六人、二十人和二十人，宁少勿濫是他們最基本的原則。 進入預備班的孩子，用學校比較規范的話說，都是屬于智力超常者，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神童”。我特別認真地問倪校長：到底有沒有“神童”？他听后笑笑。倪校長顯然是位嚴謹的人，他是這樣回答我的：“神童”這個概念在教育和科學上是不存在的，但孩子的智力差异是存在的，聰明与不聰明是存在的。他說他考察“預備班”的孩子時發現，這些孩子与同年齡的孩子相比，他們最大的特點是“坐得住”。 “同樣的小孩，一般上四十分鐘課就不行了，有的成績差的孩子在課堂也最多能靜得下心二十來分鐘，可預備班的這些孩子就大不一樣，他們通常可以認真地听你講三四個小時的課，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能坐得住的時間相當于我們成人，這就使得他們對知識、對事物的學習与研究比同齡學生要強得多。”倪校長進而給我揭示“神童”的秘密，“從我們的預備班生源來看，所謂智力超常者，他們的家庭環境占主導作用。比如教師的孩子或者在家接触較高知識層次的爺爺奶奶等。應該說，這些孩子中真正屬于超常智力者僅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大部分是屬于中等、偏上水平。正是由于這些孩子從小受的環境影響，比如一些山區或者條件不太好的地方的教師自己的孩子，他們因為在家沒有人照顧，就被教書的父母帶進了學校、帶進了教室，他們在很小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在開始接受初等教育知識，二三歲的小孩，從人的腦力開發科學角度講，是非常重要的階段，而這些孩子正是在此時得到了外界有意無意的腦能開發，所以日后他們的智力就明顯比同齡孩子要強。一些有爺爺奶奶關照的孩子也是這樣。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神童”產生的根源。當然，先天特別聰明的孩子也不是沒有，但那种孩子的比例實在太小。我們招收的几百名少年預備班學生中，可能有那么几個而已。” 原來“神童”并不神呀！只要他們有意無意接受了一种特別的環境，就有可能成為天才神童呀！但是當產生“神童”的過程不再成為秘密，像宁鉑三歲時就能背誦几百段毛主席詩詞、計算很多數學題在今天很多小朋友也輕易可以做到時，人們迷信和刻意制造与追求“神童”的現象，為什么不僅沒有停止而且仍然趨于瘋狂呢？ 還是來听听培養“神童”的專家是怎么說的。倪校長在我請他回答這個問題時顯得非常嚴肅，他說：他作為一名中國名校的校長和一個有使命感的中國教育工作者，認為中國這么大的一個有古老文化的國家，一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偉大國家，必須有科學大師、必須有政治和經濟包括文學方面的大師，這是時代和我們作為一個大國所必須具有的，大師可以被認為是某一方面的天才人物，這些天才人物确實有超凡的智慧与能力。但是，這樣的天才不是制造出來的，靠刻意的制造是永遠出不來的。因此，廣大家長們要做的是，如何符合科學的思想与規律，較早較好地進行孩子的早期智力開發，把孩子培養成素質型与專業型相結合的人才，這才是根本的任務。倪校長向我透露：目前中國各大學的少年班已經越來越少，只有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少數几所大學還在保留。曾經各地都蜂擁而上的“大學少年預備班”現在基本都停了，只有蘇州中學還堅持著。他們之所以堅持辦下去，是基于三點考慮：一是他們已經辦了這么多年，積累了不少經驗，二是中國如此一個偉大的國家，确實有一些非常超眾的人才需要發現和對他們進行早期的有系統的培養。三是中國是個教育大國，其教育模式不應是單一的，應該丰富多彩些。 “目前辦少年預備班有很多困難，好多學校辦不下去是有客觀原因的，比如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制，對孩子入學年齡限制很死，這樣要在十三周歲前就能完成初中畢業學習并不容易，而大學少年班的最低年齡定在十五周歲。其二是少年預備班的投資是普通高中班的三倍，一些學校很難承擔起這樣的負擔。生源也是個問題，我們最多一年有五百多人報名，現在只有六七十人報名……另外，現在孩子基本都是獨生子女，個人獨立生活能力不斷下降，高考又開始改革，以前大學少年班參加高考是不考政治的，3＋X就不行了，這些都是使少年班越辦越難的因素……”倪校長坦言苦惱。 看來，二十余年的中國的“神童”之路由興到衰，也說明了：真正意義上的天才少年，并不是靠人為的制造就可以產生出得來的。正如蘇州中學倪校長所言：是天才的，我們應該給予特別的發現与培養，不是天才的，我們也不要刻意去制造和折磨孩子們，讓后一代在符合科學与自然規律的條件下成長，這是最重要和最可取的。 在每一年高考中少一些“神童”，多一些优秀生，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家長就都該知足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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