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過文化部部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王蒙先生也有過尷尬：他做過几次現在的語文試卷，結果成績都不理想，其中最好的一次成績是六十分，剩下的則是不及格。
　　也許在今天這個數字化時代，拿筆杆子的文人已經被貶為低智能的一類人了，但我們惟一自信的是我們在文字方面的能力還可以与別人比試几下。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今天，我們惟一的优勢也已失去，可以寫文章、出巨著的人，竟然連一個中小學的語文水平都不過關。
　　某君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儿子在他的熏陶下已經出過一部長篇了，可是他也不無悲哀地告訴我，他在儿子初中時的一次期中考試時為儿子搞了一次“壓題作文”，結果大作家的“壓題作文”只得了52分，老師說那篇作文缺乏規范語言。儿子從此再不敢讓當著名作家的父親代勞上陣了。
　　作家莫言的女儿曾把他的著名作品中的某一段“借”去寫入作文之中，等老師閱后女儿拿回家給他看時，莫言臉上現出了慚愧与怒气：我的作品沒有一句不是病句！
　　詩人鄒靜之為上小學的女儿做過一次吃力不討好的事，老師要求根据句子的意思寫一個成語，比如將“關于思想一致，共同努力”改成成語。鄒靜之對女儿說應該是“齊心協力”。結果老師批錯，標准答案是“共同協力”。另一題是把”刻畫描摹得非常逼真”的意思寫成一成語，鄒靜之經過一番認真動腦后，指示女儿應該寫“栩栩如生”。可第二天，女儿生气地跑來向父親責問道：爸，你怎么又說錯了，老師說應該是惟妙惟肖。詩人鄒靜之气得說不出話了，不過他真想用他那支多情的筆，吶喊一聲：一切都見鬼去吧，這樣的教育，只會將我們的孩子往死胡同里引！
　　順便說一句我本人的經歷。因為那個浩劫的年代，我連最基本的小學拼音都沒學好，但我自認為從上學到現在，寫作文一直在同輩中超眾，故在女儿面前惟一感到优勢的是“你的作文我可以包你到上大學”——我向女儿一直很自信地表示過，女儿也确實從。當作家”的父親身上得到過好處。但進入初三后的女儿，突然有一天在我繼續“主動”向她請求“上陣”時，她拒絕了，并堅決而無情地告訴我：如果再按你的作文做，我可能就得被撤掉語文科代表，嚴重的話，我可能連中考的成績都要被拉下來！我的天哪！女儿的話，嚇得我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我那點自感“优勢”的寫作本領了，而且現在發展到連她寫的作文都不要我“指導”了。女儿說如果我不照老師的要求去寫，就肯定得不到高分，你愿意你的女儿考不進重點高中？考不上大學？所以，為了你女儿的前程，老爸你暫時委屈一下大作家的自尊吧。
　　女儿的話多少讓我感到一絲安慰，但我仍感覺內心的意緒難平。后來我真的看到了——
　　《北京文學》1997年第11期一篇《憂思中國語文教育》，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討論。
　　之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晚報》、《羊城晚報》、《南方周末》等報相繼展開了“炮打中國語文”的一篇篇檄文。与此同時，社會各界也紛紛加入了“中國語文教育”的大討論，北大、复旦大學、中山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著名學府和科研机构的專家們的加入，使得中學語文一夜之間成了眾矢之的。
　　“教材編纂上的問題是中國語文讓人最傷心之處。”這几乎是所有專家和學者們共同的“痛恨之處”。
　　“從建國到20世紀末，五十年間，我們共有過九套語文教材，在早期的几套里，知識性占首要地位，而中期的几套，則充滿了政治色彩。自80年代以后的語文教材似乎有所注重人文意識，可惜所編排的教材，几乎沒有一點可以同這個時代同步前進的新內容……這樣的語文教材不讓我們的孩子在自然科學高度發展下，成為人文精神和知識方面的矮子才怪呢。”
　　“到下個世紀，孩子們都會使用因特网，并在网上購物与設計星球上的新家園，可是他們卻不會如何去面對和處理身邊的人与人關系，甚至不會懂得運用最基本的語言建立自己的民族精神。”
　　“未來的社會，什么都可能發生，我們可以与別的國家的人一樣去登月球，可以一樣建立自己的導彈防御系統，然而我們則不能用同樣的意志与精神去戰胜別的民族，因為我們的人文知識早已枯竭，那些語文課本里的東西害了我們整整几代人……”
　　當我靜下心來讀一讀專家們的這些震聾發聵的話語時，我的心被強烈地震撼了。我突然想起應該找出我們父輩和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女儿這一代人讀過的那些語文課本，來引證一下是否真的馬上會出現一場中國人文精神的大崩潰。我后來找到了八本不同年代的小學一年級語文教材，這些不同年代的不同教材使我們很容易認識中國五十年來的語文教育走過了怎樣一條路子。
　　下面是這些不同年代的人第一次走進學校上的第一堂課的課文及要學會的最初几句話和字詞。 

　　透過這些不同年份走進學校的第一堂課上所學的第一句話、所學的第一個字詞，我們不難看出在不同時代的那些編教材者心里都有一根編寫語文教材的“秤杆”，這就是當時的時代烙印。過去的五十年，中國大体經歷了三大歷史進程，一是“文革”前的十几年，那是翻身的中國人對毛主席、對共產党的朴素感情下產生的對知識的渴求；二是“文革”十年，政治使中國人的腦子簡單到只要“方向”不要其它的盲目；三是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人們注重精神，注重情感，也注重民族与世界對自我的影響。可見那些編教材的老師們頭腦里都依据同一個“時代准則”，有所區別的無非就是深度与點面方面的量和質的差异。然而我們發現，在所有其它教材不斷更新与變化的過程中，惟獨語文教材在過去的十几年里還是一副老面孔。只要梢稍翻一翻孩子們初、高中讀本，我們馬上就覺察到，那一本本裝幀越來越精美、价格越來越高的《語文》教材，內容的陳舊、篇目的單一，已經到了“誰看誰煩”的堤旖。
　　“政治人物的文章選得太多，誰的官大，誰就進語文課本。”
　　“魯迅文章的選編也值得研究，是否應該選這么多？”
　　“中學語文的十二本教材中，中國以外的作家所寫的作品只占百分之八，照理應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除高爾基外，20世紀的外國作家一個也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無一人入選……”
　　這是1998年末在北京大學的几位學生与他們的導師錢理群教授的對話錄。令人感到，學者們對現有語文教材選編內容上的“不平衡性”，有不少自己的看法，但我們的作家們似乎對這方面的問題看法要少些。
　　戲劇評論家董道明是1952年的高中生，他說，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語文課里艾青的那首訪蘇詩。另一篇令他一輩子忘不了的是蒲松齡的《促織》。“老師突然把我叫起來背那篇課文，恰恰是我剛背過的，于是站起來就背，沒有打半點絆子。老師為此特別夸獎了我。現在我仍然背得了它，尤其是‘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煙，相對默然，不复聊賴’這一節，我覺得他用几句話就把人物情感表現了出來，真了不起。”
　　著名作家賈平凹、余秋雨在談自己的美文与散文創作時則多次提到過他們在讀書時受朱自清《荷塘月色》、《背影》等不朽之作的影響。《荷塘月色》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式美文，是那种滲透了中國人文思想和孔子儒學傳統精神的經典之作。只有那些能夠被《荷塘月色》浸透的人，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散文大家。賈平凹認為朱自清這樣的文章是任何一個漢學文化學習者必須熟誦的。
　　其實，受語文課中的一篇經典文章影響一生的人并不僅僅限于作家。一位已經有十億資產的“資本家”感慨地告訴我，他說他從小就因為受了《鐵杵磨成針》的課文影響，才克服了自己沒有堅韌意志的毛病，“別看我現在資產多得可以用金子來堆山，但生意都是由一點點做起來的，而且生意場上大的和小的買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你沒有鐵杵磨成針的精神，你就永遠不可能擁有金山銀山。”
　　戰斗英雄黃繼光、董存瑞和羅盛教的故事，還有雷鋒、朱德的扁擔等名篇不是的确影響過千千万万的少男少女成為國家的棟梁嗎？
　　可為什么人們現在卻對已經走過了五十年歷史的中國語文冒出那么激烈和尖銳的意見了呢？
　　為什么連自己的文章曾被選進過語文課本的工蒙先生只能考六十分成績？
　　問題當然還出在教材內容的編選缺少科學性和合理性上。權威人士、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編輯室主任顧振彪這樣分析道：
　　新中國第一階段（1950年至1955年），語文課本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編輯的。初中、高中各六冊，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這套課本基本上反映了我同人民民主專政各個方面的胜利，清除了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對課本的惡劣影響。但在語文教育方面沒有來得及作周密的考慮，語文訓練和語文知識沒有系統安排，過于忽視文言文。
　　第二階段（1956年至1957年），文學、漢語課本是在建國后第一次對語文課本內容的改革基礎上形成的。初中六冊，高中四冊。相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文學教學体系，選文絕大多數是名家的名作，編排方面也比較靈活多樣，但由于過分強調純文學教學，忽視了作文教學，也忽視了一般語文能力的訓練与培養，而是按照文學史系由古到今的編排方式，違反了由淺入深的原則。
　　第三階段（1958年至1960年），重新編寫的語文課本，初中高中各六冊。這套課本選材面廣，課文按思想內容組成單元，語文知識短文穿插在各單元之間，但課文總數過少。后來在1959、1960年重新對上述缺陷進行了修訂，可是單元的編排方面缺少計划性，同時語文訓練也不夠。
　　第四階段（1961年至1965年），先后有過初、高中十年制和十二年制課本。這套課本注意了政治思想教育，注重了培養讀寫能力，選文力求規范，工具性較強，但缺點仍然明顯，即實用性少，編排也不具嚴密性、科學性。
　　“文革”中的語文教材不值一提，都是以語錄為主。
　　第五階段（1978年至1988年）編的語文教材，對提高學生語文教學質量起過重要作用，其間曾經修訂過几次，但老問題仍沒有得到很好解決，主要是時代气息不足。
　　第六階段即20世紀最后十多年的現行語文教材，雖然專家們力圖改變以往的毛病，然而令人失望的恰恰又犯了老毛病——不愿触犯所謂的“敏感區”，結果因為多選老的內容而舍棄新的內容的“保險”，使整個教材遠离現實，遠离時代，最終被人譏諷為“爺爺上的課，儿孫仍在背”的古董。
　　中國的語文教材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人人都知道它不能再轉動了，但卻似乎誰也拿不出高招勇敢地摧毀它！
　　1995年，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做了一次實驗，讓該校當年的三千五百一十一名新入學的專科生、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做一次中國語文測試。結果測試的平均成績為63．9分。另一個結果是，學歷越高，成績越低。此次測試中，碩士生和博士生全都不及格。
　　嗚呼！為什么？一位博士生說：我是學理科的，其實小時候我挺愛好語文，可后來從小學讀到初中后，讀來讀去就是那些死板的東西，初中的課文与小學的課文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變化，無非就是“思想深度”增加了些，再就是多加几篇古文和外國人寫的文章。所以高中后我興趣轉到了理科。
　　對死板不變的教材，那些教學時間長的老師們更有意見，只是他們中大多數人不愿去捅破這層紙而已。
　　《盲點》一書中舉例說的馬文奇是一位普通的語文教師，1954年走上講台，一站就是四十多年，而他對教材的感歎，便不僅僅是失望了：
　　1957年，他送走了他第一批學生。教第二批學生時，他對語文教材已了如指掌，他很想給學生們講點新東西，于是他就反复思考教材中的每一篇課文，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做一些新的理解，在過去的備課筆記上又增添了新的內容，他的努力同樣換來了學生們的成績，馬文奇老師感到前所未有的為人師的快樂。
　　這樣送走几批學生后，馬文奇老師已教了十多年書，他對中學語文教材已倒背如流，在學校里被稱為“語文通”，但他卻感到深深的苦惱，他即使想從教材里再挖，點新東西講給學生听已是力不從心，他覺得無論自己怎樣冥思苦想又都轉回到自己講過的東西上。他感到束手無策，他覺得一篇又一篇他講那些不知講過多少遍的講義，是愧做老師的。
　　他于是打報告給校領導，想講一些教材以外的文章，這在當年無异于惊世駭俗，得到的答复是：講教材是老師的義務，至于講其他是絕不允許的。他只好打消了這個念頭，照本宣科，老老實實他講教材，雖然，從那時他就開始有些厭倦這本教材了。
　　馬文奇老師的惊世駭俗之舉在“文革”中成了他不可饒恕的罪行，他要深刻反省講教材以外的文章是出于什么思想動机，有什么反革命陰謀，是不是想趁机向學生灌輸不良毒素？
　　馬文奇老師的回答是想讓學生們多接触一些优秀的文學作品，結果，這句話成了一條更大的罪狀，馬文奇老師因此被打折四根肋骨并被關進了監獄。
　　新時期以后，馬文奇老師重返講台，面對那一張張稚嫩的渴望知識的臉龐感慨万千，他重新整理備課筆記，雖然他累積起來的几米高的中學教學筆記在“文革”中皆被燒毀，但所有的筆記都藏在他頭腦中，他重新開始了教書育人的辛勤工作。
　　從他第一次教書到他重返講台再為人師時，時光一瞬間已流走了近三十年，可他手中仍舊是當年那本教材。他雖然因為想講點教材以外的文章而進了監獄，但他并沒有“認真反思過”。他再次向校方提出，在講好教材的前提下，他想給學生講點儿教材以外的文章，因為這本教材他已經教了近三十年，其陳舊感是不言而喻的。他感覺中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他對這次提出抱有莫大的希望。
　　但校方領導對此卻听而不聞，只是說，如果學生考得不及格，影響了升學率，到那時，上至教委，下至學生家長都不會答應。
　　馬文奇老師不明白，校領導只是開口閉口地提到教委和學生家長，為什么不真正考慮一下學生呢？他們所學所用以后在社會上發揮什么作用，為什么沒有人來關心一下呢？
　　馬文奇只好按部就班他講下去，看著那些學生，他有時真不忍心再這樣教下去，可他沒有一絲辦法。他有時想，怎么就沒有人來呼吁一下教材改革呢？他曾經呼吁過，但他人微言輕。
　　有一次開家長會，一個他不認識的學生家長激動地叫他老師。原來，這位學生家長是他50年代教過的學生。這位學生家長對老師的恩難忘，憶起當年事情時感慨万千。馬文奇告訴學生家長，孩子的語文不太好。學生家長也很苦惱，不經意說出的一句話讓馬文奇几個夜晚難以入眠。學生家長說：“馬老師，怎么學的還是那本教材啊！我當年的學生筆記丟了，如果不丟，讓孩子看看，一定會考好的，這孩子就是記筆記不認真。”
　　一句不經意的話說出了多少天下父母的心聲。
　　身為多年老師的馬文奇覺得一下子被這句話刺痛了。如果50年代的一本語文筆記，可以幫助90年代的孩子考出好成績，那我們到底在教給孩子們一些什么東西呢？
　　還有一次，馬文奇在課堂提問時，被學生問得啞口無言。學生回答不上來一篇文章的主題和段落大意，馬文奇讓他好好想想時，學生說：“老師，我特煩語文課，昨天，我爸爸說，他們那時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題，現在怎么一點儿沒改變呢？”
　　馬文奇看看眼前稚气未脫的學生，覺得學生說的正是自己這么多年想說的，他看看學生，無奈地搖搖頭，讓學生坐下，一言不發地拿起粉筆把“教參”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讓學生們認真地抄在筆記上，然后背熟，記牢。
　　馬文奇臨退休前一直盼望著能看到語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后他是帶著滿腹的失望离開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講台。他很想告訴學生語文不是這么學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讓學生多讀點唐詩、宋詞、元曲、《三國演義》、《紅樓夢》，甚至老子、庄子，但他這些年只告訴學生要讀好教材，要找對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點字的解釋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語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書生涯中卻沒有一點儿得以實現。
　　退休的馬文奇望著已經上了高中的小孫子在台燈下寫作業，而孫子的教科書竟然仍是當年他所用的教材，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淚。這眼淚不應該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畢 竟是改革開放的年代啊！
　　老教師馬文奇的傷心，亮出了一個中國教材、也是中國教育問題上長期存在的頑症，這便是見不著影子的官僚政府行為。北京市崇文區教研中心教研員蘇豫生以自己親身的經歷指出了這一頑症的症結：“我教課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約一千多節語文課，平均每年一百多節課。我覺得語文課最主要的問題是把一篇生動的課文肢解成一堆知識拼盤，弄得學生對語文最沒興趣。我曾經調查學生最喜歡哪些課，其中喜歡語文課的人特別少，這跟我們今天的語文教材和教學方法有關系，這當中也涉及政府行為。比如教材的陳舊問題，現在中學語文大綱規定的一百零一篇基本篇目，全國各地教材都要包括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這一百零一篇摳好了，就會影響學生高考。所以，老師要受教材束縛，還要受高考束縛。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國各地編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听到一些專家學者說，這個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討，這只能通過政府行為來解決，不是任何一級教育領導机构能說了算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學作報告時，問同學們誰能說出90年代中國出過什么著名文學作品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回答我，到最后才有一個女生站起來說：“瓊瑤的《還珠格格》。”
　　我哭笑不得。
　　“你知道現在的老師要求我們的孩子怎樣寫作文嗎？”一位頗有經驗的家長振振有詞地告訴我，“其實很簡單，他們不要求孩子們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獨立的立意，甚至獨立的語匯。因為在老師們看來，孩子們的考試能力与‘標准答案’越接近越好。”
　　原來如此。原來我們中國的語文都已經進入了數字化“標准”操作階段了。然而自然科學的高度發展，已經在徹底改變人類的思維形態和語言表達方式。
　　這使我想起了1999年高考語文試題在新聞報道中公布時，四川成都的一個中學的師生們頓時一片歡呼，原來他們的老師這年押題押出水平了——高考作文題《假如記憶可以移植》，正好与他平時給學生講的一篇科普范文相同！老師和同學們為此歡呼万歲——正因為押題的正确，至少使這個班的一半以上同學朝著大學的門邁進了好几步。
　　“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彈，是我們人類自身的創造性被人為地扼殺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人物愛因斯但早就警告過我們。但中國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則一意孤行地做著這樣一件可以用“喪心病狂”四個字形容的事！
　　“她寫的作文几乎全是假話、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學几乎都寫過扶老婆婆過街，給老師送傘，借同學橡皮那類的故事。她們快樂地共同編著一樣的故事，然后套上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格式，去教師那儿領一個好分。她們老師說‘天下文章一大抄，誰不抄誰是傻子’。”詩人鄒靜之在《女儿的作業》中這樣慷慨激昂道，“我在書店看到過《儿童作文經典》這類的書，擺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經典’這詞現在已經變得這么隨便。這些書的最終目的并不是為了提高你的寫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應付考試的、可以改頭換面的模本……我曾接触過一些大學生，他們看過的經典比我在‘文革’當知青時還要少，他們不看巴爾扎克，也不看馮夢龍，他們不看金斯堡，也不著白居易。談到希望，再也不能想像十几歲的人能寫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千古名句了。好像文化提高了，好像上學的儿童很多了，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模子里走出來的孩子。”
　　模子是什么？模子可以用先鋒詞匯解釋為“典型的數字化”。人的思維模型一旦成為像摩托羅拉手机一樣以一种樣式成千上万地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時，難道不是人類自我毀滅的一天到來了嗎？
　　中國的教學模式之所以引起國人的恐慌与大聲疾呼“拯救”。便是這一道理。
　　深圳朱健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過兩個例子讓我難忘。他說參加了1998年高考語文閱卷的張智乾先生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在閱卷時發現，有道題要求用時間為主語造出兩個比喻句，那些寫“時間如航船，載我們去胜利的地方”的考生們，都被批卷的老師給了滿分，而另一些寫“時間好比我們手中的沙子，從我們手里漏去，從此不再回歸；時間就像一列列車，載著我們，經過無數的人生小站，最后抵達死亡”的考生，則被老師判為“思想不積极”而給了零分。為此，身為判卷老師的張先生曾与同為判卷的老師們發生過爭吵，結果失敗的還是他，而且他還因此讓某些領導產生了特別的看法。离奇的是，有位重點中學的權威老師，在調進一所高校的那一年，他的儿子正好考大學，儿子讓他借著押題做答案，他的答案結果被判“錯誤百出”。后來他當語文教研組長后，以自己的權威告訴大家，他的答案就是標准答案，那些曾經判他幫助儿子做的題是“錯誤百出”的老師們竟一致拍手通過：組長的答案就是比我們的標准！
　　看，這就是中國教育中所謂的“標准答案”，原來是這樣游移不定，原來是這樣的隨意。
　　那天我在北大与几位曾經胜利走過十几年的考試而邁入中國最高學府的社會學研究生們一起議論此事時，他們大為感慨道：“標准答案”是一個自然科學里轉化來的數字概念，它是計算机時代的產物。可是社會學科里很多問題的解釋和理解是不能用什么“標准答案”來判定的。中國的文字和詞匯之丰富，一個字詞又能有几种解釋，還有明意、暗意之分，在這种情況下，誰能把諸如‘齊心協力’与‘同心協力’、‘一心一意’与‘全心全意’這樣的詞語分解出誰對誰錯來。它們之間的標准与非標准，就連電子計算机都無法判定，何況我們那些靠主觀臆斷的几個判卷老師。而在社會學科里（其實一些自然學科里也同樣存在）用“標准答案”來規范、框定學生和考生的認識、行為和能力，培養和訓練出來的只能是那些考試机器和失去活躍思想、失去聰靈敏捷、失去獨立人格、失去創造性的人！這樣的民族教育即使每一個人都進入大學，其危害性也是很大的，大到用最快速、最強制的時間表來毀滅我們這個古老而优秀民族的活力！
　　中國已經走過了五千多年有記載的歷史，几代人的時間在歷史長河中僅僅是一瞬。但歷史又常常因為一個人或者一個時代的某些行為，使得航船出現巨大的傾斜。由此我們設想，從我們已經深感“標准答案”之危害的過去十几年，到今后仍繼續進行如此嚴酷死板的應試教育，那么我們中國就會出現兩至三代人的創造力与獨立人格的毀滅。而這未來的二三十年將是人類比任何時候都要快速發展的時代，當別人已經教孩子們如何通過网上搜尋去占有資源与財富時，我們仍停留在教育孩子如何“鐵杵磨成針”，這之間的差异將注定中國被人吃掉的日子不會久遠了。
　　每年近千万參加高考的考生，加上他們的家長就是小一個億的人數，再算上三億中小學生和大學生們及他們的家庭成員，中國不是天天都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在被“標准答案”所困惑并埋頭苦干著嗎？年年都有大批的學生不能繼續升學，年年都有那么多靠死記硬背而邁進死板式教育門檻的學生，年年有那么多經歷“標准答案”拿到一紙文憑卻到社會上連飯碗都不好找的畢業生，無論他們是“成功”還是“失敗”了，不都是這种人為的模式化教育的犧牲品嗎？
　　如此看來，中國的作文准都不會寫了，只有那些老師，那些制定且背熟了“標准答案”的老師，那些手執考試卷子和紅筆的老師們才會做。真是可悲。
　　有一位專家對我說，中國的高考語文試題，特別是作文試題，可以說恢复高考二十二年來，絕對打不了及格分，因為從國家考試中心的題庫中選出題目開始，到閱卷老師的判卷、打分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八股文風”！他的話提示了我對二十二年來的高考語文試題作了一次認真的翻閱，結果發現确實很有趣，也很可笑。
　　考題大体為四類。一類便是像1977年的《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二類像1982年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1998年的《堅韌——我追求的品格》；三類如1980年的《讀《畫蛋》有感》；四類像1998年的另一考題：《媽媽只洗了一只鞋》。這几類考題，“教書匠”們自我評价是“年年高考話作文，年年文題有創新”。其實，細看一下，就會發覺中國的高考語文試題都有一個共同的老毛病，這就是“八股”气。它集中反映了考題總是以模棱兩可、含糊不清來實現對學生的“假想敵人”的攻擊；往往不是側重將作文作為考察學生的寫作能力這一主導方向，而是使考生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花在猜測題意上。像1988年的看四幅落水救人的圖、1996年的《給六指做整形手術》和《截錯了》兩幅漫畫題，這樣的題意，不同考生可以得出不同看法。其實本來是可以發揮學生的創造性思維的，可偏偏考生們不敢這么做，因為老師早已告訴他們：如果不扣題，就會失大分。所以誰還敢輕易任思緒飛翔？一頂模式化的“標准答案”大帽子壓在考生頭上，你想發揮一下嗎？你敢？當心你的一生命運可能就砸在這一“發揮”上！
　　于是，學生們每天都在課堂上听老師講那些其實就是“八股”中“破題”、“承題”等傳承而來的“扣題”、“立意”。其結果是說“扣題”，實力讓你戴著手鑄跳舞；講“立意”，實則叫你蹲在井里游泳。久而久之，教書的老師就有了一套對付這种考題的本領，如老師教給學生：凡以后遇到像需要表明“責任”一類的題目時，就按照“談談孔繁霖，批判王寶森，想到錢學森，聯系中學生”的方程式去填就行了，而且准能獲得高分。于是1998年高考作文主題“戰胜脆弱”的卷子上，成千上万的考生為了表現“堅強”的精神，竟然不惜讓自己的父母都“雙亡”，那一模一樣的故事編得最后連判卷老師都發笑了，最好調查一下，如果真的父母雙亡的，我們就給好分，如果不是，我們也給好分，因為這是中國式的“標准作文”。
　　用放大鏡看完了語文教材和高考語文考題的幽默劇，再回頭想想孩子們為什么不愿學語文，和今天我們龐大的國家，越來越出不了能寫优秀作品的年輕人，是不是与此也多少有點關系？想想今天影壇、歌壇、電視台里那些膚淺不堪的“流行与時髦文化”，是不是也同樣与我們多年來的語文教學有關呢？
　　太悶了，有人就會出來說話。關于語文教材的改革問題，自《光明日報》、《羊城晚報》、《北京文學》等報刊頻頻發表文章后，1998至1999兩年，几乎成了“討伐中國語文”年。有人說，“讓今天的孩子再讀魯迅的文章是教唆他學會跟政府對著干，是讓他們從小學會伶牙俐齒”，“早該把魯迅這樣的古董從教科書還原到墳墓之中”；“郭沫若是什么？他的文章里滲滿了奴骨，讓孩子學他能獲得賺錢的手段還是做人的准則”；“中國為什么出不了比爾·蓋茨這樣的軟件之王，就是因為几代人一直在傻學雷鋒故事和朱德的扁擔那种傻人傻事”等等。本來是优秀民族文化的輝煌遺產，本來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杰出締造者留下的經典之作，本來是共和國大廈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基石，想動搖和拋棄它，不是很危險嗎？什么可以丟，什么不可以丟，什么應該改進，什么應該弘揚，什么必須拒絕，什么必須堅持，如此大是大非，“秀才”們千万不要忘了，忘了就會出現麻煩。中華民族的优秀文化遺產和馬列主義在任何時候都不能輕易“討伐”的。記住這一點有好處。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完成此作時，听到國家教委發出的關于《2000年秋季中小學教學用書目錄》，首先是內容將作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大調整，其次是高中語文的舊教材將被停止使用，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現在的教育部門适應了時勢的發展需要。同時也證明了社會上那么多人對現行教材的不滿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國家教委所進行的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中，對教材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讓人歡欣鼓舞！
　　我們期待新教材真的能适合培養高素質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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