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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這部分內容并不打算寫，因為我的那部《落淚是金》已經把有關貧苦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學的事寫得夠讓人落淚的了。但是，就在我准備放棄這部分內容時，一日，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節目勾起了我落淚的回憶：一位叫楊修平的湖北籍孩子，1999年高考后被湖北師范學院錄取，但由于他家窮在原中學上學時欠下不少錢，中學就把他的大學錄取通知書扣住了，一直扣到電視新聞播出的12月2日還在校方手里。 現在的社會存在窮人与富人的客觀事實是不容掩飾的。富人為了上大學愁的不是錢，愁的是孩子不爭气考不出好成績。窮人的家長除了富人愁的孩子考不出好成績外，更有一愁的是，沒有錢供孩子上大學。 我原本以為寫完《落淚是金》后，我可以放下對貧困大學生的關注了，可想不到的是自作品發表之后的一年多來，我就從來沒有停止這一項本來跟我毫無關系卻始終讓我不得安宁的事——當一個窮人看到有人出來幫助他們后，成千上万的窮人都向我走來——《落淚是金》發表于1998年10月下旬，從那時起，找過我的貧困生不下數百名，經我之手給牽線搭橋解決貧困的學生有三百余人次。我知道團中央、全國學聯濟困助學辦公室獲得的社會資助達几千人次，僅北大、清華、中國農業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等首都十几所高校獲得的社會資助就多達几百万元……作為一名作家，我以為自己的一部作品能引發那么多社會資助并引起全國各界都來關注貧困大學生的熱潮，這就已經足夠了。可是不行，實際情況遠遠出乎我的想像和意料。還是一句話：中國的窮人太多，怎么就越來越多地從各個地方冒出來了？ 先是北京的某某大學來電話，是學生會的。一位小女孩有一天突然跑到我的單位，她自我介紹是團委派她來請我去作一場《落淚是金》專題報告。“我們學校不少人看了您寫的作品，都哭了。真遺憾，如果何老師您當初也到我們學校采訪一下，我們不可以獲得很多社會贊助嗎？中國農業大學和中國林業大學不都獲得了几十万元的資助？他們比起我們學校來算什么？我們的貧困生的比例遠遠超過他們……” 原來是這樣。從這個女孩子口中我才了解到我寫《落淚是金》時沒有采寫到的這所學校，其實比我自認為或者在教委、團中央那儿挂上名的農大、林大、民大等這些“貧困學校”還要貧困呢！這個女孩子的學校是所專業很偏的大學，在北京這樣著名學府云集的地方很難听到他們的聲音。女孩子聲明說最好別在文章中說出她的學校的名字和自己的專業來，我當場答應了，因為貧困學校和貧困生都不太愿意公開自己的“隱私”，他們有几怕：怕別人知道后學校以后招生就難上加難，生源不足對學校來說意味著窮上加窮，或者可能會走到關門的境地——某省有一所大學就是這樣，他們總共只有兩千多名學生，結果由于貧困生大多，學校背不起几百万元的沉重負債，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已被這所學校的叫苦搞怕了，說干脆你們別辦了。那學校的校長剛把這一不成文的信息向教職員工透了一絲風，學校立馬有近百名教授副教授和其他老師集体跑到政府那儿去請愿，說誰要關我們的學校，我們就上誰家去吃飯。哪個政府不怕學校鬧事？于是這個省的負責同志把“散布謠言”的人狠狠地批了一通，并立下規矩：要是誰再說那個學校窮誰就下崗。另外，團中央讓我寫《落淚是金》和因受作品的宣傳而獲得過二十多個人贊助的書中主人公之一的某學生也還不是跟我打了近一年的官司嗎？ 這個女孩子講到她學校和她同學的事時就哭了起來：何老師你不知道，我們學校是個不被人看得起的專業學校，就是因為它的專業現在根本不被看好，用我們當時參加高考時老師說的話叫“冷門專業”。就是現在社會上根本用不著或者隨著以后的科技發展，這樣的專業就要被淘汰了。如今是科技和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的發展一日千里，但我們國家的高等教育改革遠遠跟不上時代發展，一些已經落后的專業和該淘汰的學校不僅沒有被淘汰，反而一直保留著，用于培養一些畢業就找不到工作的學生。可就是這樣的專業學校，它的存在卻起著另一种作用：滿足了一部分高考上成績不理想又想圓大學夢的人。這女孩子說她自己就是其中之一。“是社會把我推到了一所我根本沒有多少興趣來念的大學。”女孩子說我到這樣的大學好在我家里供得起，等以后有机會再努力一下考其它大學的研究生。但我的大部分同學是因為高考成績不高且家里又窮，所以報考了這些“冷門”專業大學。“冷門”的大學容易進，但進來后又出現了另一种叫人看后“渾身發抖的冷”——就說我們班上的一個同學吧，她是廣西的，家里只有母親和一姐一弟，她說她不是屬于超生，當地的計划生育政策不像城里那么嚴格，允許一定的寬松幅度。一個農村家庭里如果沒有几個壯勞動力，不僅种地會碰到困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會常常受到別人的欺負。這個同學考上大學后，母親希望女儿能走出山村，日后有個前程，但因為窮，只能在女儿上北京念大學時從米缸里取出一筐雞蛋，說娃你對老師說我們家里不是不想交學費，實在是拿不出能換錢的東西。城里人不是愛吃雞蛋嗎？你給老師送去，求求他們讓你進學校讀書。這位女同學還真實在，把母親的話放在了心上，千里迢迢，把一筐雞蛋背到了學校，報到那天她在交學費時真的拿出那一筐雞蛋，當時有五名學生處的老師在現場辦理報名手續，她就每人送五個雞蛋，然后再向每位老師鞠三個躬，嘴里一邊念叨著請求學校收她上大學。那一幕讓當時的老師們全都揪著心流眼淚，几位老師一商量，說這孩子一定要收下。后來他們把情況匯報到校長那儿，校長一听就急了，說好啊，你們做好人把不交學費的孩子都收了上來，我這當校長的怎么辦？我日后拿什么給你們發工資搞待遇？又怎么給學生把應該上的課上好，准備應該有的教學設施？下不為例，不交齊學費的不能同意入學，有困難等調查清楚后再決定給誰免給誰不免學費的事。校長發了一通脾气，其實他的“下不為例”已經說了好几次了，老師們知道，他校長本人就是個“菩薩”，要不我們學校那么多不交學費的同學怎么都進了校門？ 上不起大學這种現象本來已經消亡了許多年，怎么又死灰复燃起來了？我弄不明白。于是不得不重新再做一回“貧困大學生”調查。 首先是現今一個大學生上學到底要多少錢？ 《中國青年報》不久前公布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教所對北京部分高校的學生消費所作的調查顯示，平均每位大學生的年消費為七千三百元左右，其中學費約為兩千元左右，占百分之三十；餐費約三千元左右，平均占百分之四十；住宿費在五百元左右，占百分之六；其它消費包括交通、文化、娛樂等約占百分之二十七。該報公布的另一個數据還顯示：百分之三十三點七的大學生家庭的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八千至兩万元的家庭年收入占百分之三十六點八；兩万元至五万元年收入的家庭占百分之二十二點七，五万元以上年收入的家庭只有百分之三點四。我同時看到《中華周末報》對1999年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廣州、西安、成都七個城市的大學生上學到底要花多少錢作了一個更為詳細的調查。如文史類，南京的高校統一為三千二百元。在上海的熱門專業如复旦新聞、法律等專業為三千八百元，非熱門專業為三千四百元。最低是一千六百元，如華東師大思想政治和歷史等很少人報名的專業；最高達四千九百元，如華東政法大學的法學專業。北京普通高校為三千二百元，西安為兩千七百五十元，武漢為三千二百元到三千九百元；成都為兩千四百到三千五百元；廣州是三千五百元。理工科比文科普遺要高出几百到兩千元左右。南京約在三千五百到四千五百元；上海最高的前沿學科專業和醫學專業高達九千五百元。還有特別高的是外語、藝術類專業，一般都在六千元一八千元。這些是硬費用，軟費用即生活方面的其它開支每年約在兩千至一万元左右。這兩項數据表明，中國的大學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數，將由于他（她）一人上大學而用去全家几乎所有經濟資源。事實上，据我這兩年中對貧困大學生的調查所知道的情況表明，上面的數据只是大体上准确。原因是在這些枯燥的數字后面，掩飾著的是這三分之一的大學生和他們的家庭為了上大學這件事，有的是全家人，有的是几代人，更有的是全族人一起跟著經受貧苦与債務的困扰。 在清華大學，我就遇見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生，他說他家在甘肅祁連山腳下，家里有父母和哥倆，四個勞動力种三十多畝荒地，每年辛苦三百六十天，所能得到的是湖住全家人的几張嘴，這還沒算哪年老天爺不爭气的日子。攤上有個災荒啥的，全家辛苦一年還未必能湖口度日。就這么個人丁相當旺盛的家庭，一年也拿不出几百元的現錢。他說他上學后每年交學費就得三四千元，在清華大學上學每年交三四千元并不算多，可他說他家里就是拿不出來。有一次老師讓他填家庭情況，他如實填了，輔導員后來就找他，說你家沒災沒禍的，又都是壯勞動力，怎么你也要當貧困生呀？他說他怎么分辯自己家里确實沒錢，老師還是不相信，說學校里補助的那些貧困生，一般都是家庭子女多，或者父母病重，或者是單親什么的，你家里什么都是好好的，怎么可能會把你划進“貧困生”行列呢？這位學生說我听后覺得再也無法解釋了，可家里就是這么個情況，你學校如果讓我家拿出价值三四千元的糧食還有可能，但你讓我們家里一下拿出几千元現錢，天作證也是拿不出的。城里不知道，咱農村特別是山區，地里刨出來的糧食要換成現錢，有時比我們在老天的鼻子底下收獲糧食還要難呀！我們現在很多城里人或者官員們一點也不了解下面百姓的實際生活，尤其是我們農村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北京讀書，一年學雜費加起來也要四五千元，一個月吃飯与生活費總得也要二百多元吧，這七加八加就是小一万元。我那可怜的祁連山腳下的爹和媽，還有兩個哥哥，拼死拼活干一年，能拿得出供我上學的這一万元錢？絕對供不起呀！可我是上了清華大學，全鄉全縣祖祖輩輩就我這么個“狀元”，我不讀對得起誰呀？這就苦了我爹媽和哥哥們。其實我也很苦，老師后來看我實在拿不出學費，就減免了一半。我就想法子打工，做家教，北京人看得上，所以一個月飯錢和生活費夠了。但假如我在一般的普通大學里怎么辦？恐怕日子就更難了。你寫過貧困生的事情，你應該站出來說真話，現在窮人真的上不起大學。 其實，窮人上不起大學的現實已經非常嚴峻地擺在了我們面前。像上面的這位清華大學的學生如果放在農業、林業等其它大學，他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貧困生的行列，也不可能獲得學校一分錢的減免。以中國農業大學為例，家庭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學生的月生活費低于一百五十元，也就是我們說的特困生。這些學生的學費基本是一律交不起。他們的生活費全靠打工、勤工儉學和借債來維持。中國農業大學東校區學生處同志告訴我一個數据，1999年他們沒有收到的新生學費就高達七十多万元，這就意味著有近三分之一的新生沒有交學費。北京物資學院、北京印刷學院等這些第一次被允許列入春季招生的大專院校為什么能獲得春季招生權？知情人笑笑說，就因為這些學校的專業，一般成績好些、家庭條件不錯的是不會去報考的，現在教委讓他們春季招生有那么點意思是讓這些學校避開夏季招生的風頭，招點家里有錢的學生，免得都招些貧困生把學校給拖垮了。能不能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有報道說，今年像北大、清華等著名學校的學費還將增長，到達一万元左右，其它大學也相應往上調，對眾多家庭困難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來說，上大學就更成問題。一份來自江西、四川、廣西、河南等十個經濟欠發達省份的調查資料，顯示出一個令人堪憂的結論：大多數農民家長不期望子女讀高中。農民們認為，由于當地的農村教育條件和水平差，在中學讀書的大部分高中生考不上大學，特別是考不上重點大學，而目前所謂考上大學的大多數農家子弟也僅是一些專業很偏的“冷門”專科學校。這樣的“大學生”先不說畢業后找工作還要花一大筆錢“找關系、走后門”，就是現在上了大學，其一年的學習費用也要比普通大學貴出許多。《中國青年報》的一項調查也表明，專科生僅住宿費就約是本科生的三倍，研究生的七倍。專科生的學費高于本科生的百分之五十。講實際的農民們也越來越會算賬了。他們掐著手指說，在前几年，我們拼命把孩子送到中學讀書，為的是能考中專、考大學，因為中專生、大學生國家都能給安排工作，孩子們也可以從此改變命運，告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生活。可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中專生、大專生都不能安排工作了，連本科生弄不好還要自己想法找工作。与其這樣，還不如初中畢業后就出去打工。上高中一年少說要花出去千儿八百塊錢，讀大學更不用說了，一年小一万元。三年高中，少說家里花出三四千元，上三年大專那就是多花三四万元。如果孩子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一年怎么也該拿回四五千元吧！這就是說，對一個家庭來說，等于三年之內，一個上高中的孩子比出去打工的孩子少賺了兩三万元，而上大專則使家庭經濟損失多達五万元以上，而且還白白讓孩子耽誤了几年工作時間。窮人既然念不上、念不起大學，何必再爭著上三年沒有用的高中呢？ 同時我又看到了另一則報道，“零點市場調查公司”對山東、江蘇、天津等五省市兩千零七十名富裕農民的調查結果顯示：百分之九十三點八的富裕農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念到高中以上學歷，其中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希望孩子們在上高中后能考上大學，并且把考上大學作為培養自己子女最重要和首要的選擇。一個富裕了的溫州農民，曾出資年薪十五万元請家庭教師，將來要把自己的孩子送進大學。他的全部理由是，我自己生不逢時，雖然賺了很多錢，但仍然是“一身土气”，惟一的愿望就是要讓孩子考上大學，實現他父親想改變門庭地位的夙愿。 富人千方百計希望儿女上大學，而窮人又不想讓子女白做大學夢，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從此又開始進入“大學僅為富人開”的時代？ 中國的貧困學生，小學有，中學有，大學更有。這是我國國情決定的。到底現在中國還有多少人屬于貧困階層，恐怕沒人能說得上。國家早先有個在2000年前消滅八千万貧困人口的計划，現在該到時間了，但真正摘掉了多少貧困人口的帽子，或者說摘掉貧困帽子后又有多少人重新變得貧困，這實際上是一筆很糊涂的賬。因為中國太大了，中國的情況也太复雜。可我們又都知道，自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富人不是很多很多了嗎？這也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可中國畢竟是個發展中國家，城市中的絕大多數人和自然條件相對好一點的農村的人民生活是富裕起來了，而且有的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甚至中康水平，但沒有多少改變和沒有多少提高的貧困地區也還相當多。世界人口報告有個數据，說全世界目前貧困人口還有十億多，國際人口与經濟机构衡量貧困的標准是以“日收入不足一美元”計算。按此標准，中國的貧困人口就有約三億多。也就是說，按照國際統一的衡量標准，我們還有三億多人口是貧困人口，他們組成了近一億個家庭。這些家庭的孩子也要占我們每年參加高考和被高考錄取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這就是說：我們國家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貧困群体！ 國家教育部門已經宣布，2000年全國的大學招生將在去年的基礎上再擴招二十万，總數將達到年度招生三百万人。這對那些想上大學的人來說無疑是個福音，不過“擴招”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則是悲喜交加。喜不用解釋，能有机會上大學可以實現自己和祖輩的夢，悲的是能考上大學，卻會因沒錢而進不了大學門。從去年各“擴招”學校得知的情況證實，去年与今年各大學的學習費用普遍提高，像北大、清華的學生上學費用增幅達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一般大學也跟著往上漲。這使得那些本來上大學就感到困難的窮家庭雪上加霜，有苦不敢說——因為你只要一說，馬上就有那些生活條件好的人會告訴說“上不了就快把名額讓出來嘛，咱孩子還急著上不了大學哩！”窮人們哪舍得？已經榜上有名的孩子絕對不會輕易答應，他們的家長們也不會隨意放棄孩子跳出農門進龍門的机會。唉，再苦咱也得忍著，孩子的前程是大事！“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也不能窮了教育！”家長們、鄉村干部們這樣發誓。于是，便有了我們經常在新聞報道和電視劇中看到全家人餓著肚子供一個孩子上大學的故事；也常常听說這家的父親為儿子籌措學費而累死在放牧的路上或采煤的礦井內；也常听說，一個在學校成績优秀、表現突出的女大學生，突然在商場或大街上因偷竊而被拘留…… 21世紀的中國又多了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教育發展了，窮人卻越來越上不起大學了怎么辦？ 我和另一位“貧困問題作家”黃傳會先生已經看到了很多雙流淚的眼睛，和無數個為了几千元學費和今天或者明天的一頓飯錢，而不得不低下高做頭顱去當乞丐与娼妓的卑賤身影，我們因此時常有一种欲哭無淚、欲呼無聲的感慨。 我真的盼望哪一天在陽光下所有考上大學的人們臉上都充滿發自內心的金色笑容！我想會有這一天。 關于大學貧困生問題，國家想了不少辦法。但問題是我們國家畢竟是個發展中國家，每年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不說為了搞活國有企業每年几百億几千億地往里填，不說為安置下崗職工又從總理的口袋里掏走了數百個億，不說為科教興國需要每年在原有基礎上給教育、科研領域加了上百億，不說每年國家為防災救急備上几百個億，不說接二連三的各种不得不搞的大慶、大典，單單是每年國務院扶貧辦撥給貧困地區的救困費用就是好几百億，我們還有龐大的軍隊，龐大的行政干部隊伍……總之，每一條線都可以輕易地從總理的口袋里掏走几百億。國家一年的收入才多少？銀行一次又一次的降息也沒有拉動內需，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仍得不到根本性改變，國家哪有那么多錢再為那些窮人家的孩子減免學費？大學擴招已經定為國策。擴招容易嗎？現在國家培養一個大學生的基本費用每年在一万兩千元左右，而目前從學生那儿回收的錢僅為六七千元，如果按2000年六百万在校生計算，國家需要貼進三百多個億。這個數字已經夠讓總理費盡苦心的了，每次全國人大會議上總有人高喊要增加教育投入，實在是難為了腰包本來就不鼓的總理同志。現在又冒出個數量近百万的貧困大學生，國家從這些學生身上几乎回收不到几個錢，一百万人又得讓國家貼進一百個億，難啊，國家的當家人更有常人不可知的難處。 于是，“決不讓一個學生因貧困而輟學”的口號不得不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會注意到，喊這些口號的大多是北大、清華、复旦等著名學府，他們完全可以喊得響當當的，因為他們的學生大部分是有錢人，极少數缺錢的窮人家孩子能走進這些高等學府，他們一般都會得到校方堅強有力的支持，減免學費一般都不成問題。另外還有社會各界“捧星”般的主動要求幫助這些名校的狀元們，所以這類學校的校長們高喊“決不讓一個學生因窮困而輟學”的口號，就像喊自己的名字一樣輕松。但像農大、林大等等專業學校的校長們就不敢輕易喊這類口號了，因為越來越多的學生交不起學費就進入了學校，給學校的正常教學開展帶來了困難。如果再輕易答應減免的話，就會從教師們的口袋里硬掏錢了，惹出的問題恐怕就更复雜。于是在全社會一致反映与要求下，本來就貸款貸不出去的廣大銀行家們做出了一個姿態：向貧困大學生貸款上學。听起來很好听，1999年九十月間，這個消息在新聞電視上很常見，然而效果卻出人意料堤旎好。原因是實際操作上仍然無法解決窮人的實際問題，那就是貸款是需要抵押和擔保的。后來抵押這一條放松了，可擔保仍保留著，銀行從不做虧本生意，特別是已經成熟了的商業銀行家們。他們笑眯眯地向大學生走來，原來也想開拓一條“生意新路”，結果此路不通。凡想貸款的學生都是貧困生，而窮人想找人作擔保沒有人愿意。如今越是有錢人借錢越容易，而越窮的人越借不到錢，這是世界性的規律。中國人的素質确實有待提高，特別是中國的一些百姓，他們都經歷過大鍋飯的“美好時代”，“吃飯不要錢，上學不要錢”。在新中國前几十年的模式里，“孩子上大學后就是國家的人了，既然是國家的人了，還要我們掏什么錢？”好多人今天還這么想。 再者，借錢容易還錢難是一些人的習性，你不得不承認。中國金融方面存在著的最大問題，就是前十几年大批資金出銀行后再也找不回來。現在不行了，銀行收不回貸出去的款，就先砸自己的飯碗。對大學生也不例外，你沒有擔保人給你作保，銀行就把臉別過去了。許多貧困大學生對擔保貸款一事意見很大，說這等于是在紙上給他們畫了一個餅，想吃又根本吃不著。我就收到過一個我采訪過的貧困大學生的信，她已經几個月口袋里沒有錢了，听說銀行到他們學校里辦貸款的事，她很高興，可當銀行說必須有擔保人時，她無所适從了，因為在北京她舉目無親，找老師和同學們，大家說我怎么給你擔保法？你再過兩年畢業了，你貸的款到時還沒有還，銀行找我怎么辦？言外之意是誰也不情愿當這樣的擔保人。這個學生把心中的苦處告訴了我，她說：“現在人与人之間沒有最基本的信任感，他們一點也不相信我，難道我是那种賴著不認賬的人嗎？我可以用人格擔保呀！”我看后既為她抱不平，同時又覺得無可奈何。在商業行為和法律范疇里，“人格擔保”在我們中國好像不能成立。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中誰敢對一個并不是親人的外人作金融性質的擔保呢？我叩問自己，想想也确實不敢，因為中國之大，人的情況的复雜，許多事能想得到嗎？辦好事得不到好報而反咬你一口的事太多了。“貧出無賴”，此話雖有損廣大貧困者的心，但現實中确有這類人。對此，我想廣大的貧困大學生，也應該對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 但理解之后，我們大喊了半天的貸款實際上又成了一件有頭無尾的事。為了照顧教育部門和銀行自己的面子，有過几條這樣的消息：首都几家銀行紛紛搶灘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為學生貸款。問題是銀行家們除了敢到這些完全能貸得起、還得起的著名學府外，他們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貸款、貧困生又多的學校去呀！“那些學校，誰去了誰就倒霉。”一位女銀行職員如是說。 一切几乎還是回到了原位：窮人難上大學。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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