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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天:最神圣的地方為何也最丑惡?

  康熙十年冬,在北國古塔一個寒夜,江甫名士吳兆騫万万沒有想到在流放十八年的荒蠻之地見到了好友顧貞觀,兩人抱頭痛哭。當下,顧貞觀對吳兆春許下諾言:五年之內,一定幫助好友重歸江南故里和恢复名譽。素有“惊才絕艷”之稱的吳兆竅感激之余,寫下了一首充滿悲憤和生死离別之感的《寄顧舍人書》:
  嗟乎,此札南飛,此身北,夜闌秉燭,恐遂無期,惟愿尺素
  時通,以上把臂,唱酬万里,敢墜斯言。顧貞觀讀罷,淚流滿面,也揮毫寫下《金縷曲》一首回贈:
  比似紅顏多薄命,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
  包胥承一諾,盼烏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怀袖。薄命長辭知
  己別,問人生到此凄涼否?千万恨,為君剖。
  五年后的1681年,即康熙十五年,吳兆騫這位因涉順治丁酉江南科場案的“要犯”已在塞北度過了二十三個春秋的江南才子,終因被康熙看中其橫溢的才華而被釋放。然而五十四歲的他,最后卻因病去世于北京,未能回到他夢魂縈繞的故里。
  關于吳兆騫的惡運還得從頭說起。
  滿清入主中原后,為网羅天下知識分子,從順治三年又重新恢复了中國歷代進行的科舉考試。從此几乎年年有考。由于封建科舉考試是直接為朝廷所舉行的一种選拔人才的制度,便總會有人企圖通過科場達到“一路連科”,“青云直上”和光耀祖宗、門第貼金的目的,万种科場腐敗案也就相伴而生。江南名士吳兆騫生不逢時,碰上了清代最為罕見的一場科舉案。
  前往江西主持科舉考試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劉柞遠,在行至陝西潼關時,有布政司人役孟經魁為生員高巍然等說情,說高等三人可以每人出兩千兩黃金賄買舉人。這种事在封建社會的科舉場上并不鮮見,但因順治皇帝執政后,屢次嚴辭警告下官:倘若發現有人作案,當斬不恕。劉祚遠懾于禁令,不僅不敢收受賄賂,相反將賄賂人鎖拿,并奏皇帝嚴辦。但仍有人并不像劉柞遠那么听話,我行我素。于是触目惊心的順治丁酉科場案終于發生了。
  首發案是順天府的考官李振螂、張我朴等公開貪贓受賄,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無一不取。可也有人花了錢卻沒取上的,于是投狀叫冤。順治皇帝气不可奈,當即下令對李振鄴、張我朴等人“俱著立斬,家產沒,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徒尚陽堡”。在處決李、張等人的第二天,共達一百多涉案人被抄家流放。此案剛出不久,又有人告發江南鄉試舞弊。順治十四年八月,丁酉年江南鄉試放榜后,許多江南名士榜上有名,但在中舉榜上也有一些靠賄賂官員而上榜的,于是兩江士子嘩然。那些落第士子們群集江南貢院門前抗議。“有人還貼出一幅對聯:‘孔方主試付錢神,(指主考官方猶和錢開宗),題義先分富与貧(考題中有《論語》“貧而無謅”一章)’。并且將門上‘貢院’兩個大字的‘貢’字中間加了一個‘四’字,改成了‘賣’字;‘院’字用紙貼去耳字旁,變成了‘完’字,于是‘貢院’就成了‘賣完’。有人借考題發揮寫了一首《黃鶯儿》:‘命題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是貨殖家風。’其時,江南宁書坊中還刻了一部傳奇小說《万金記》,以‘方’字去一點為‘万’,‘錢’字去邊旁為‘金’,万、金二字,指的就是方猶、錢開宗二主考。書中极力描繪了科場中行賄通賄的情狀,作品一直流傳到京城,鬧得人人盡知。”(見《江南貢院》,周道祥著)
  順治皇帝得知江南科場丑事后,怒不可遏,當即下令:“方猶、錢開宗井同考試官,俱著革職,并速拿來京,嚴行詳審。”為了鑒別案子真假,順治皇帝決定親自在北京主持复試該科江南中舉的考生。參加复試者每人都身帶刑具,由護軍營軍校持刀監視,每兩名軍士看守一位舉人,气氛极其緊張。當時已值冬天,考場的舉人們凍得渾身發抖,但也不敢吱聲。瀛台复試,二十四人被罰停會試;十四人因文理不能,革去舉人;只有七十四人准許參加會試。順治一看結果,認定江南鄉試有假,于是便下令將方、錢二人立即正法,其“妻子家產,籍沒入官”,另外十八人也受到“責板四十,家產籍沒入官,父母兄弟妻子一并流放到黑龍江的古塔處分”。順治認定處理此案的刑部也不得力,一怒之下,革去了包括刑部尚書圖海在內的一批官人的職務。此案中本來并無吳兆騫什么事,但這位江南名士看不慣上朝如此愚弄考生,特別是當他走進瀛台,看到考場像刑場的感覺后,當場交了白卷。這下可激怒了順治皇帝,故也把他流放到古塔,且一去就是二十三年……
  吳兆騫這樣的的命運在封建科舉考試中并非鮮見,像他這樣看不慣科場的真才實學者忿憤甩筆出場者大有人在。
  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總司令”、我國二十世紀新文化運動的主帥、中國共產党的主要締造之一的陳獨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很多人可能還未必知道,中國共產党的創始人陳獨秀其實還是位封建科舉考場出來的真正“秀才”呢!1896年,陳獨秀以“古怪的方式對應了古怪的考題”,結果稀里糊涂當上了“秀才”。第二年,在哥哥的极力要求下,他到南京參加盛大的“江南鄉試”,以圖弄個狀元當當。心不在焉的陳獨秀對在著名的南京江南貢院三天科舉考試印象极深,他在日后的《實庵自傳》中有詳情記述:“……我背了竹籃、書籍、文具、食糧、燒飯的鍋爐和油布,已竭盡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領試卷,我便會在人叢中拼死。一進考棚,三魂嚇掉了兩魂半,每條十多丈長的考筒,都有几十或上百個號舍,號舍的大小仿佛現時的警察的崗棚,然而要低得多,個子長的站在里面要低頭彎腰,這就是那時科舉出身的大老以嘗過‘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里面七齊八不齊的磚牆,自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過,里面蜘蛛网的灰塵是滿滿的……坐進去拿一塊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寫字台,睡起覺來不用說,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8月中旬還是奇熱,大家熱得都把油布挂起來遮住太陽光,號門緊對著高牆,中間是能容一人來往的長巷,上面露著一線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連這一線天都見不著了,空气簡直不通,每人都在對面的牆上挂起燒飯的鍋爐,大家燒起飯來,再加上赤日當空,那條長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給我印象最深,考頭場時,看見徐州大胖子,一條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挂。腳踏一雙破鞋,手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的腦袋左右搖晃著,拖著怪聲怪調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之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豎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也!’”
  正是這位“上下大小的腦袋左右搖晃”的徐胖子,使本來可能中狀元榜眼的陳獨秀,痴呆呆地看著眼前的情景而忘了應試一事。几十年后,陳獨秀回憶起這段往事說道:“在這之后的一兩個鐘頭里,我并非盡看他,乃是由他聯想到所有考生的現狀;由這些怪現狀聯想到這般兩足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聯想到所謂揄才大典,簡直是隔几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因此又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這般的毛病……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之最大動机。一兩個鐘頭的冥想,決定了我個人往后几十年的行動。”
  《自述》中的陳獨秀和吳兆騫兩位名士在科場拒考,使前者的后半生產生過輝煌歷史,后者則深受苦難。古人曰:科場如吃人的獸場。此比喻有兩种含義,一說舊科舉制度對考生身心的摧殘,二說科舉制度下,种种腐朽的勾當使廣大真才實學者深受其害。然而,今人也有這樣的話:自古考試森嚴,總有惡跡昭彰。
  也許在百姓心目中,能夠端平一碗水,靠實力跨越人生命運新台階的事非高考莫屬了。正是由于大家對高考的這种認識,被稱之為“國考”的中國高考,在百姓心目中越來越神圣。考生們吃盡苦中苦,熬過十几年寒窗之后,踏進考場的那一瞬間的無比緊張、激動,都是因為這一原因。然而,人們當然不會想到,在高考這一神圣的淨土里,其實也從來就沒有讓很多百姓感到過真正意義上的放心一回。所以有位考生家長對我說:天下腐敗者,惟在高考中做手腳的人最可惡!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高考,本不該有丑惡的現象出現,但既然是丑惡的東西,只要有机會与土壤,它便蠢蠢欲動,興風作浪;高考中的腐敗,則是直接使不該飽受落榜之苦的人失去了燦爛前程和一生輝煌。
  中國高考中的腐敗源于封建社會留下的舊意識,始于“文革”中“群眾推荐”加“組織選拔”的錄取制度慣性。考察几千年中國走過的選錄人才的歷史,有兩條線是非常清晰的,即靠推荐和考試。早期的封建社會和后期的封建社會都用過這兩种方法。比起官官相佐,你拉我捧的推荐制度,科舉考試更容易避免人為因素在錄取人才上的舞弊現象。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世紀里,通過考試上大學是教育体制的舉措,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其目的就是更公平地在同等條件下選拔人才,一改像“文革”中出現的那种誰有權。跟誰關系好就可以一步跨“龍門”的弊端。然而,無論是封建社會還是今天的新社會,那些營私舞弊現象從未斷絕過。恢复高考的二十二年間,這類叫人憎恨的丑惡現象几乎年年都有,且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与發展,營私舞弊的手段与方法也變得越來越可惡。
  我按不同時間采訪過几位在不同方式下的高考受害者,他們的不平与悲憤經歷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時代的共同遭遇。
  第一位是汪海潮先生,他現在是上海綠谷集團公司的副總裁,生意場上玩得非常順手。我們是在共同作為北京電視台一個節目的嘉賓時認識的。汪海潮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參加考試的,這位從小吃盡苦頭的農家子弟,當年听說可以通過考試上大學的消息后,把地里干活的鐵鋤往田頭一扔,飛步到過去的同學那儿借來一大包沒頭沒尾的舊書就“啃”。后來他感覺非常好地走出了考場。但卻一直沒有等到入學通知書,他心急如焚地跑到教育局問,人家告訴他:“你是不是有什么親戚歷史上有問題?”汪海潮一听就像癟了气的皮球——那時候“政治”在人們的心目中是第一把尺子,汪海潮對那個教育局干部“呸”了一聲,就發誓永遠不再參加高考了,因為他后來得知正是他的“社會關系有歷史問題”,而白白將自己獲得的一個好大學“送給”另一位掌權的領導子女了。汪海潮幸運的是第二年他意外地獲得了“解放”,鄧小平同志及時發現了恢复高考后所出現的這一問題,一筆把“注意考生政治表現和社會關系”這一條從“考生條件”中給划掉了。
  第二位是河南王光明先生,他現在在一家計算机公司當老板。王光明本來是學文科的,到了大學畢業后才改行的。他改行是因為那年高考錄取中遇到了一樁几乎讓他毀滅生命的倒霉事。王光明參加高考是在80年代中期,那時高考已經相對規范,但競爭則比開始几年更激烈,特別是像河南這樣的高考大省,每年的高考就是几十万考生的一場生死大戰。王光明是其中的一名考場士兵。他報考的是河南大學中文系。河大在河南學子心目中算是圣殿般的地方,誰要是能考進去,就意味著畢業后可能到河南或者鄭州的省府、市府里當干部呀!王光明考得不錯,考分高出河南大學錄取線30多分,母校的老師都為他高興,因為他所在的小山村里能考上河南大學就算“狀元”了。然而,王光明沒有等到河南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卻等到了第二志愿的外省一所師范學院的錄取書。其中的問題恰恰出在普通人并不了解的這個鐵幕后面。
  他后來為此事跑到已經開了學的河南大學新生班調查過,從中了解到有几個學生的考分成績在他之下,可人家為什么就進了河南大學呢?王光明因此不服,把那張外省的錄取通知書往口袋里一塞,獨自到縣上、到省里的高招辦,想問個究竟。那些高招辦的老師不是躲著他,就是用“屬于保密”而搪塞他。王光明就是不服,到省政府、省教委上訪,也有領導給他批示,可最后還是查不出到底為何他王光明沒被河南大學錄取。几個月過去了,王光明一無所獲,那所外省的師范學院也因為一直沒見他報到而取消了他的學籍資格。
  之后,王光明上廣東打了一年多工,与王光明同宿舍的一位甘肅籍小范師傅說,我的情況与你一樣,為什么考上了沒有被錄取?那是人家在調檔時做了手腳,比如你們河南大學在你們地區錄取十個名額,按道理是論考分排隊,但是有人与招生辦的人有關系,他們就可以把分數在后面的人調在分高的人前面,就像排隊買東西時有人“夾塞”了,擠掉的當然是像你我這樣一沒有關系、二沒有權勢的平民百姓嘛!原來如此!王光明气得咬牙切齒。小范師傅則笑笑道:這還只能算高考不正之風中的“小動作”,“大動作”你可能听都沒听說過。王光明第一次從打工兄弟那儿听到了一些地區的“考官”和“領導”們互相串通一气,种种触目惊心的營私舞弊的傳聞。
  想到自己的不幸經歷,王光明此刻才有了改學計算机的念頭。他有一個簡單而朴素的愿望:錄取提檔要是用計算机處理,誰想做小動作也難,或者一查即清。兩年后,王光明真的考進了某大學的計算机專業。他感到欣慰的是,不僅自己重新考上了大學,而且知道現在的高考錄取中的提檔等等都實現了計算机操作,使那些想利用職權做手腳的人,再也不那么容易得逞了。現代化先進科學技術的運用,有效地避免了眾多的王光明式的不幸遭遇的出現。
  我們對恢复高考二十二年來多少人走進了大學門有過精确的統計,但誰也沒有對每年數十万、几百万的考生中,有多少人是通過非法手段走進大學這所圣殿的情況做過統計,當然也就沒人關注過那些本該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卻被种种腐敗和丑惡現象所剝奪了的人又有多少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中國人必須經歷的“年度戰爭”,在千万考生和几倍于這個數字的家長們,竭盡全力跨過“獨木橋”的時候,也有人用出賣良心、出賣党性甚至出賣肉体所聯結的黑色人造梯子越過了“獨木橋”。有位采訪對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他現在的女儿在去年也參加了高考,巧的是他和他女儿兩人都不同程度地被這种“黑色人造梯子”從獨木橋上掀翻過。當年他被掀翻時還有原因可解——他在插隊時雖然已是党員先進分子,公社革委會也將他作為知青的代表推荐為“工農兵大學生”,但后來到了縣上他就被刷了下來。半年后听說是一位副縣長的女儿取代了他。“當時我真想自殺,真的。農村的生活實在太艱苦了,我不隱瞞自己在插隊初期拼命表現積极有些是投机行為。”這位如今已在國家机關任“局座”的老兄不無坦誠地說道,“那時哪個知青不想离開農村回城?可路只有兩條:一是頂替父母回城,二是爭取被推荐上大學。現在覺得工農兵大學生不吃香了,但那時誰能進大學都是做夢的事。我那時有過被走后門擠下獨木橋的痛楚感受,万沒想到的是當我女儿考大學時,這种丑陋的社會腐敗仍然非常猖獗,而且比以往的單個人塞塞紙條、走走后門要嚴重得多!
  “有些地區的招生部門和學校聯起手來做,從中相互得到好處,并結成了一般情況下根本無法搗碎的‘舞弊長城’和鐵索鏈。”他說他女儿去年第一志愿報的省某重點大學,以其高考分數進入了該校提檔的前十几位。然而結果就是沒有錄取她。后來知道這個學校突然把十几個名額的“計划”指標從這個市“調撥”到了另一個市。為什么這樣做?全因為某市与該校有一筆為數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給我些招生指標,我就多給你“捐獻”些資金。最后倒霉就倒霉在像這位老兄的女儿一樣的考生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這些“黑洞”。一些高校為什么年年在起勁地向教育部門要“自主”政策?說透了,其中有大大的“黑洞”存在!問題是,你還不好說,因為這是學校的“權利”。可是百姓心里也有杆秤:你的這种權利背后就是嚴重的腐敗,或者讓人看起來是“合理合法”的腐敗!不懲治這种腐敗,天堤旎容!
  由于“大官父親笨儿子”總是存在的,于是該操心者總是層出不窮。而且現在有權人比過去那些“遞張條子”、“走個后門”的老一輩腐敗者來說要會用權得多。你這儿不是不錄取嗎?那好,我到他那儿——他那儿的錄取分數線比你這儿低三五十分哩!說不定還能進“重點”。于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個月,那些省与省交界之處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著為鄰近的某某市長、某某局長的公子、閨女辦遷戶口手續!這樣的“通力合作”兩方有利:一邊解決了難題,一邊“引進”了人才且還有很丰厚的額外財政收入。
  老百姓沒有門道也沒有多少錢,所以他們的子女只好“落榜”。于是他們憤然:這樣的“交易”算不算腐敗?如果算腐敗,那就也該天堤旎容!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敗。小官也有小官的辦法,可別小看啊!
  這几年小官干了不少讓人們大開眼界的大腐敗之事。
  比如1999年初,《中國青年報》兩次披露山西兩所大學查出了几十個假大學生。這樣的事在十几年前是聞所未聞,現在竟什么事都冒出來了。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醫大的鄭彩云、杜海峰、趙建康、李霖君和梁澤民五位假大學生。山西省招生辦考試中心的情況通報這樣披露:
  鄭彩云,原朔州市朔城區一中1998年應屆畢業生,本人1998年7月在一中報名參加高考,考分470分。在高考報名接近尾聲時,其父鄭某持鄭彩云的戶口和其它有關證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該城區二中,以鄭彩云的名字報名。二中具体辦理報名工作的謝万紅在未核對有固炷料的情況下,按二中高中應屆生對待接受其報名,并給辦理了高中學生檔案。替考者成績567分。就這樣,真鄭彩云以“假鄭彩云”的考分被山西醫大錄取。
  杜海峰,1998年在朔州市平魯區李林中學報名參加考試,本人考分450分。其父杜應(平魯區教委党委書記)為保證其子能上大學,便通過李林中學建檔教師趙建華提供的檔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別名)戶籍證明、畢業生證書在區招辦報了名。由于具体辦事人孟山森把固旎嚴,沒有核對考生照片是否同戶籍等有關證件相符,使得內蒙籍替考生順利參加了高考,成績535分,被山西醫大錄取。
  另外三位假大學生趙建康、李霖君、梁澤民的造假情況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趙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學的哥哥趙建峰代替考試。哥倆替換更容易蒙混過關。
  有位山西的朋友說,有几千年黃河文化熏陶歷史的晉國人,考試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國罕見的。其實,就全國范圍而言,類似山西的舞弊現象不在少數,且有這樣一個特征:越是經濟和文化落后的地區,這种冒名頂替造假現象越嚴重。
  在《中國青年報》披露上面這則丑聞的第二天,該報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頂替事件。江西某國防科技工業學校的四個班中一下查出二十二個假學生!如一個叫“蔣禮虎”的96屆44班學生,該生還是此班班長。他對記者的采訪連隱瞞都不隱瞞!他說他真名叫周起文,是都陽縣人。1996年參加全省統考后离錄取線差几分,于是家里人就給了“教育辦”的干部兩千元錢,于是他周起文成了現在的“蔣禮虎”來到了這個學校。假蔣禮虎說他根本不認識真蔣禮虎,但他現在在學校的檔案里都是真蔣禮虎的,連上面的照片都沒有換。該校目前已經查出的二十多個假學生的情況基本与“蔣禮虎”一樣,都是出錢或者有權者變花樣讓他們上了學。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這么不高明的造假活動,如果錄取學校稍稍把工作做細一點,是絕對可以避免的,但這個學校沒有那樣做。原因雖不明,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某些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學校個別決策者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是這些丑惡現象得以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考中的舞弊造假之風,如今就像我們經濟生活中經常遇到的那种情況:上面大喊反腐敗,下面腐敗之風卻非但絲毫沒有收斂,反而貪污受賄的數額越來越大,頂風作案者層出不窮,這可能是當今中國的一大特色。1999年“國考”剛剛結束,震惊全國的一南一北的兩大舞弊案即刻“浮出水面”:一是黑龍江望奎縣二中高考十六份雷同卷牽出二十二個涉案人,主管副縣長、教委主任、副主任、二中校長及考場教師,全套人馬一起上陣作假舞弊,實屬奇跡!南邊的廣東中考中發生考題泄密大案,几個校長為追求升學率,相互勾結,串通一气,造成兩万六千多名考生重考的“國考”大案。這回廣東清遠的中考大舞弊,多多少少也使曾几度瘋狂的該省某些地區高考頂替冒假的“小魁首們”有些小巫見大巫的感覺,著實暗地里歡欣了一番。
  為了考察“中國當代高考舞弊之怪現象”,我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錄制室,又重新看了一遍1997年10月23日的《焦點訪談》。在這個以“偷梁換柱,法理難容”為題的節目里,披露了這樣一件事:湖北省通城縣原招生辦副主任熊云鶴在任期間,利用修改考分考號、冒名頂替等卑劣手段,將其親朋好友的子女送進學校,共作案十二起之多,涉及被冒名頂替的考生十五名。這一案件非常典型。熊云鶴利用職權,使一些本來擁有上大學机會的學子身怀終生遺恨。他的行為,大可叫人生出“千刀万剮方解此恨”之感。因為正是他的卑劣做法,使得那些本來滿怀希冀的青年男女,從此失去了上大學的机會,甚而走上一條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當看到那位因人為“落榜”的女孩子不得不年少嫁人的凄涼情景,凡有些血性的人,都會憤怒詛咒熊云鶴這個喝考生血的無恥之徒。
  据教育部門与檢察部門介紹,像湖北通城的熊云鶴這樣借招生辦負責人職務之便,在中考、高考中“做手腳”的人,几乎每年都有,就像經濟領域中那些頂風犯罪的腐敗分子一樣,他們极端的自私利己主義思想,嚴重玷污和攪混了中國神圣的中考、高考殿堂,能讓老百姓不憤怒嗎?
  雖然這种企圖借高考為個人私利大撈一把的敗類們,早晚總會受到法律制裁,但是,法律雖然可以斬斷那些伸向高考的“黑手”,但卻難以撫平一顆顆受傷的心靈。
  白天德,一位現在不知是否還在人世間的身患絕症的中年庄稼漢。十五年前的那“黑色7月”之后,他以非常优秀的成績考上了師范學院。他和全家人滿怀喜悅地天天等候入學的喜報送達,可是沒有,永遠都沒有……當上面我所說的那個《焦點訪談》節目播出后,勾起了這位庄稼漢“被秋雨浸泡了十几年的灰色記憶”,他從死亡的病榻上艱難地支持起已經被死神咀嚼得所剩無几的身子骨,用盡全部的力气,忿憤地寫下了自己的那段親身經歷与日后的苦難:
  ……臨近開學的日子,我還沒有收到師范學院的錄取通知,而沉寂了几個月的天空終于蘊育了一場綿綿的秋雨。飽受暴晒的世界被清涼的秋雨洗滌得面目一新,連綿起伏的遠山在靠微煙雨中愈顯蒼翠,空气中透著雨后特有的清爽。初秋的細雨給人以仲春時節的感覺,喚起人想要作詩的沖動。
  可是這雨下起來就沒完沒了。天空終日灰蒙蒙的,整個世界都籠罩在一片迷茫的雨霧中。我有些坐立不安了,開始覺得這綿綿不絕的伙雨讓我感到納悶。我想這點雨不會阻隔我的錄取通知!但除此之外,還會有什么原因呢?我的行李早已捆綁停當,靜靜地靠在冷清的牆角,無言地等待我出發的日子……
  雨一刻不停地下著,堅硬的土質路面被浸泡得松軟,一擱腳就會陷進去。已經過了9月1日法定開學的日子,我依舊沒有收到任何消息,父親看出我的焦慮,安慰說,這樣的學校開學要晚些時候。
  難捱的日子在這漸漸瀝瀝雨中一天一天捱過。我從鏡子里看到了自己灰白枯槁的臉,感到這沉悶的天空簡直要把我壓垮。我再也無法忍受這种死寂的等待,我的心情坏到了极點。
  終于、父親再也無心上他的課,向鄰居借了一柄傘和一雙雨鞋出發了,他要步行六十公里才能到達縣城。望著父親在雨中蹣跚的樣子,全家人不由得替他擔心。
  惴惴不安地度過了兩天,第三天早晨,父親帶著滿身的泥泞冒雨赶了回來,褲腿開了大口子。看到父親的臉,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他此刻的表情。父親滿面疲憊,說話時盡量避開不看我,但那偶爾一瞥,飽含著父親對儿子獨有的關切。
  父親從縣城教育局一位熟人那里探知,我的檔案根本未投,取代我的是教育局某副局長落榜的女儿。
  當父親找到教育局,囁嚅著詢問那位副局長時,得到的竟是這樣的一句答复:“你們工厂子弟好招工。”
  這就是理由!狼吃小羊的理由!僅僅是為了自己女儿的就業,便毫不客气地斷送我的前程!
  父親當時還沒有從“右派”的陰影中徹底解脫出來,雖然在家像只虎,但在把握自己命運的局長大人面前不得不做只小羊羔。
  雨,依舊不停地下著,天气已經變得十分寒冷。
  我并沒有哭。只是一頭扎進冰冷的雨中,任憑刺骨的秋雨把我澆透。
  那場秋雨纏纏綿綿地下了四十多天。天放晴的時候,父親決定讓我复讀。那時已是10月中旬了。此后他曾為這事去了一次省城,但回來后一句話也沒講,家里人也沒有問。
  也許是我恐懼于每次回家向父母要錢時的痛苦,在勉強堅持一段時間重新讀書后,我平生第一次違背了父親的意愿,自動退學了。父親沒有為我的退學責備我。不久,上面來招工,我便成了工厂的一名合同工。
  然而我從此也落下了一毛病:每逢秋雨時,無論晝夜,我都無法呆在室內,總要獨自徘徊在雨中,任秋雨把我淋濕。我的嘴里也總是哼著同樣的一支曲子:茫茫的街頭,錯亂的腳步,走過的街頭只有雨和露,寂寞的心情忍不住,何處是歸路……這首本來是描寫失意戀人的悲涼歌曲,卻真正成了我此刻處境的真實寫照。心灰意冷的我在寒風秋雨中孤獨地咀嚼那种百般無助、万般無奈的滋味……
  但我一直都沒有哭。
  只是當電視台的記者采訪那位与我同命運的女同學,她泣不成聲地說了一句“熊云鶴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時,我禁不住淚流滿面……
  感謝上帝使熊云鶴的卑鄙行徑大白于天下,也感謝通城縣有固煒門為那几位被冒名頂替的同學作了“适當安排工作和學習”的補償。我祝愿這些弟弟妹妹們能奮起直追,把失去的盡可能地找回來。
  可是對于我呢?我已是一個身患絕症、早已把遺書鎖在抽屜里的垂危病人,就連這篇短文也是我耗費了許多精力才完成的。我無視目前沸沸揚揚的“下崗擇業”,因為我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運用全部的精力來應付死神的侵襲。我最大的遺憾是自己今生沒有從事夢寐以求的教師職業,“做一個比父親強的优秀教師”,也真正成為我的理想之“夢”。
  我無意也無力再去追究什么,只希望那位副局長的女儿沒有辜負我十年寒窗的辛苦,一直堅守在“教師”這個我難以企及的崗位上,并且做出不菲的成績。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但我已無力再出動接受它的洗禮。我突然記起,那年暑假的勞動并沒有掙到一分錢,那場罕見的秋雨毀了所有的灰窯,楊樹葉并未枯黃就落了,是秋雨后那場突降的霜凍促成的。
  我想:那就是我。
  我几次与山西省團委和《山西青年》聯系,想打听白天德的近況,但一直沒有消息。有人說他已經在一年多前去世了,有人說他還在作死亡前的最后掙扎。可我知道,不管什么情況,對一位身患絕症者來說,前景總是一個。人都有一死,白天德并不怕死,只是十五年前那位教育局副局長在招生時伸出的一只“黑手”,深深地害苦了白天德及他父親和全家人。不知那位局長大人能否知道這一切,倘若知道的話,是否良心上該有所醒悟。因為你在給自己女儿留下光明的時候,怎么會沒有想到另一位青年將被你推向黑暗的深淵!
  白天德本來可以成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師,而且從他的文筆來看,他還可能成為一名不錯的作家,然而現在他什么都不可能是了,連寶貴的生命都將無情地被剝奪了。像他這樣因高考而遭受飛來之禍的人并不少,但愿那些置別人于死地而為自己營私的人能良心發現,免得哪一日遭遇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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