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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山的每一個早晨


  也許我們已經把他忘記,不過,太行山卻永遠記得一個名字──宴陽初。
  本世紀四十年代,宴陽初曾和愛因斯坦等人一起被美洲學者推選為“對人類發展做出革命性貢獻的世界十大偉人”。看到民眾不能受教育,他曾沉痛地疾呼:“吾輩羞視三万万以上的同胞,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流而文盲;吾輩恐懼四万□的大民族,不能生存于知識競爭的世界。”
  為了推行“平民教育”,他親手編寫了《平民千字課》,在河北偏僻的農村一住就是八年……
  元旦剛過,我來到了太行山麓的完縣,這塊土地曾留下過宴先生的足跡。也是國家級貧困縣。
  讓人不敢相信的是,從去年十月以來,縣里已經三個月不發工資了。團縣委副書記說:“現在我們全縣的干部都沒工資,包括縣長和縣委書記。這些日子縣長坐著吉普車四處借錢,怎么也得讓大伙儿把春節打發過去。”
  我問:“你們團縣委每年的活動經費有多少?”她伸出了三只手指頭。我說:“三万。”
  她擺□手。“三千。”她搖□頭,說:“三百元。”三百元!這就是一個二十八万人口的團縣委一年的活動經費。在經濟發達地區,還不夠請客吃一頓飯。
  該縣團結鄉,前年人均收入一百五十三元,去年鬧了一場大旱,庄稼減產四、五成,人均連一百元都不到。群山溫飽問題沒解決,糧食一般只夠吃半年。
  不久前剛調來的葛鄉長說:“自然條件太差了,你們看□,到處光禿□,几千畝山地和旱地,全部靠天吃飯。基礎又差,難唉!這個鄉唯一好做的是計划生育工作,由于窮,好些小伙子娶不起媳婦,前些年還有去湖南、廣西買媳婦的這几年差不多都跑光了。光棍漢多,入口處于下降趨勢。教育自然也不好抓,男孩子到了十四、五歲就想到外地干小工掙錢,女孩子也有不少到城里當保姆。”
  見不到一絲綠意,風卻鐵硬鐵硬。汽車沿著干涸的河床,在凍僵的公路上奔跑。
  傍晚,來到井爾峪村,村子极安靜,似乎也凍僵了。村民們站在土屋的房檐下,朝我們投過來的是黯淡、渾濁的目光。
  我們走進一個破敗的院子,一位中年男子嘴里“咿□呀□”含糊不清地“說”著,兩手激動地比划著。他叫冉平樂,兩年前突然中風,雖大難不死,卻留下偏癱,現靠拄著一根木棍勉強行走几步。
  家里的五畝山地,全靠妻子一人忙碌,去年才打了一千斤糧食。為了治病,把家里養的一只驢子賣了,把兩棵樹砍了,至今還欠著一千多元的債。
  去年十月,地委書記下鄉時專門來到他的家,從民政部門特批九百元救濟款,讓他家買了只小母牛養。
  冉平樂有三個孩子:冉紅、冉紅娟、冉紅州。三個孩子都到了讀書書年齡。冉紅在學校是位品學兼优的好學生,父親一病只好失學。班主任高俊美老師不忍心讓這位好學生流失,便替她代了學費。上了不到兩個月,她母親說:“孩子,家里的活儿媽一人忙不過來,你還是留在家幫□媽吧!”
  高俊美听說了,又發動同學們幫冉紅家砍柴,做家務。就這樣也不行,冉紅和她妹□仍逃不了失學的命運。
  离開校園那天,冉紅和冉紅娟兩姐妹,一人拿兩本書(這里的孩子一般都沒書包),几步一回頭,哭得像淚人似的……
  大岭后村小學,學校已經整□一年沒領到一分錢的辦公費,三名教師也已經三月沒領著工資。寒冬里,連買几張窗戶紙的錢都拿不出。往年,校門口的那几棵柿子樹還有點小收入,用它買點煤,在教室里生個火爐子。今年,柿子樹鬧災絕收,教室里的火爐子生不成了。上課,只好干凍著。
  那天中午,在去楊家台鄉的路上,我們遇到了三個放牛的孩子。那個稍大一些,戴著一頂破軍帽的叫趙英山,小一些的叫趙豆忠,還有一個叫趙金銀。
  問他們念過書沒有,他們全搖頭。讓他們寫□自己的名字,他們說,每念書,寫不了字。
  “知道天安門嗎?”我們中有人問了句。趙英山想了好一會儿,猶豫著說:“是不是過去皇帝住的北京天安門?”
  “廣州呢?知道廣州嗎?”又有人問了句。“廣州”把他們全考住了。我問他們為什么不上學,趙英山指著趙豆忠說:“他的父母全沒了。”又指著趙金銀:“他現在幫人家放牛,到開春時就可以借人家的牛耕地。”
  “那你呢?”我說。“爸□說,念書得花錢,家里供不起。”說罷,他低下了頭。
  “村里不上學的孩子多嗎?”趙英山說:“不少,光放牛的就有七個。”楊家台鄉總共一千零五十二戶,卻散落在五十三個自然村。點多面廣,且又多為溝□岭□,給辦學帶來了极大的不便。
  村里的小學最高才辦到四年級,學生們一般念完四年級就不再念了。想再念,必需到鄉寄宿學校念。
  觀音堂村有個叫臧陽的孩子,全家五口人,姐弟三人只有他一人上學。該升五年級了,做父親的想,再苦也讓孩子把小學念完吧。可再一想,他又發愁了,到寄宿學校上學,就得給孩子帶一條被子。可好几年了,一家人就靠一條補丁的破棉被過冬,到哪儿再去給孩子找一條被子?最后,臧陽會不得不停學。
  鄉寄宿學校在鄉政府后頭的半山腰上。趙全民校長告訴我們,全校就設五、六兩個年級,四個教學班,一百二十一名學生。學生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上午再赶來。有的學生家在深山里,單趟就要走四、五個小時。
  我問六年級(2)班的趙顏忠同學:“你們平時吃飯怎么解決?”“學校有個小食堂,我們星期天返校,帶些糧食交給食堂,再給食堂交一捆柴。”
  “菜呢?”“家里帶一瓶咸菜疙瘩,吃一個星期。”我又問:“上完小學你還准備上初中嗎?”
  “我想上,可是……”趙忠顏搖了搖頭,“家里困難,肯定上不了……”一位家長說:“我們咋不想讓孩子上學呢?孩子的成績在班上也是數得著的,可總不能讓孩子空著肚子上學吧,總不能把房子賣了供他們上學吧?”
  貧困,撕碎了多少孩子的讀書夢!踏著銀灰色的積雪,我們來了淶源縣。祭刀岭、插箭峰、將軍峪、走馬驛……面對這樣一些地名,不由得要叫人發思古之幽情。
  這是一塊有著古老歷史和英雄業績的土地。在我們的民族慘遭日軍鐵騎蹂躪的苦難歲月里,這里的人民和八路戰士,浴血奮戰,普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救亡的壯麗篇章。那位所謂的“名將之花”(日軍阿部規秀中將)就凋謝在這里的崎嶇的山岭上。
  淶源城東有一個村子名叫孫家庄,在孫家庄北有座“全神廟”,這便是赫□有名的“白求恩手術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晉察冀抗日根据地軍民為粉碎日寇的冬季大掃蕩,在易縣摩天岭同敵人展開激戰。援助中國抗日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改變了原定的回國計划,率醫療隊來到孫家村,選擇了這座小廟作臨時手術室,搶救從摩天岭撤下來的傷病員。
  往事如煙。面對這座在歲月的風刀雨箭下,顯得衰舊敗落的小廟,我突發了這么一种遐想:假如這座小廟不在這里,而是在廣東順德,或福建石獅,或浙江溫州,它的生价又如何呢?那些精明的南方人,准會把她開辟為旅游胜地,既可以讓人們緬怀歷史,又可捎帶增加當地的一筆收入。
  “小廟”遭冷落,還不是因為一個“窮”字?提到“窮”字,縣里的領導說:“你想在我們縣找一個富的典型,那真是不太容易;你要是想了解貧困情況,只要一出縣城,到處都是。”
  我說:“那就隨便挑一個村子看□吧。”縣里領導說:“你們可以先去桃木疙瘩村看□。”
  桃木疙瘩村位于海拔二千米的韭菜山上。我們在縣政協車志忠副主席的陪同下,驅車來到山腳下,誰料想殘雪未化,山路被阻,不得不臨時決定放棄此行。
  曾經三次到過桃木疙瘩村的車副主席,談起桃木疙瘩來感慨万端。第一次上韭菜山,車副主席他們是去考察旅游資源的,沒想到大山頂上,還藏著這么八戶人家、三十來口人的小自然村。
  一群衣衫襤縷的孩子前腳后腳地跟著隨著,簡直把他們看成“外星人”了。他們戴的眼鏡、手表都引起孩子們莫大的好奇。
  一間低矮昏暗、四面透風的泥巴房,便是村里的小學。地上到處是羊屎,一問,老鄉們說這里還得關羊。
  一名代課教師十三名學生,一至三年級三級复式,讀三年級的只有兩名學生張胜利和呂成山。
  代課教師告訴車副主席:“這里好象從來沒來過這么多生人,所以,孩子們見了你們感到格外新奇。”
  待車副主席第三次上山,小學已經解散了。村長告訴他:半年前,張胜利的父親病故,他沒法再讀書。他不念,三年級只剩下一個呂成山,呂成山也念不下去;這中間,由于家庭困難,又哩□啦□流失了九個孩子,最后只剩下村長的兩個孩子,兩名學生,叫老師怎么教?村小只好停辦。
  車副主席听后默□無語,心像山一樣沉重。一九五九年從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分到淶源后,他一直嘔心瀝血地工作在教學第一線,好几次調回北京的机會他都放棄了,這里雖然貧窮,可山區的教育需要他。
  回到縣城后,為了桃木疙瘩村這十一名流失的學生,車副主席四處游說,八方呼吁──恰在這時,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楊曉禹帶著調查組到了這里,張胜利他們幸運地成為第一批被救助的儿童。
  堅實的經濟實力可以促進教育的發展,而教育的發展又可以帶動經濟的繁榮。可是,在貧困地區,經濟的貧窮和教育的落后孿生,形成一种惡性循環,難以解脫。生產方式的陳舊,導致物質文明的落后,物質文明的落后又制約著教育事業的發展。
  這是一個怪圈!阜平縣的曹縣長進山考察,在壽長鄉上寺村,路過一個羊圈時,竟然從里頭傳來讀書聲──因為沒有建校,村小只得設在羊圈里。頭頂上,漚爛了的稻草一滴一滴直往下流黑水;腳底下,一堆□羊屎散發著惡臭。曹縣長落淚了,責成有關部門限期解決這個問題。可是,阜平縣近千間破危的校舍,全國近八十万平方米亟待修繕的校舍,并不是哪一位領導當場拍板即可解決得了的。
  站在城南庄當年晉察冀抗日根据地司令部的小院前,我久久地注視著東牆上刷著的那條標語:“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在太行山區,几乎到處可見這條標語,這是一种多么良好的愿望啊!然而,經濟不發達,良好的愿望,也只能僅□是一种愿望而已!
  太行山,古老而神圣的山!昨天,抗日戰士以它為舞台,在這里演出了一部英勇而又悲壯的話劇;
  今天,太行儿女,將會借改革開放的惠風,再來一次偉大的覺醒,再來一回神奇的再生!
  太行山的每一個孩子,在充滿生机的早晨,都能背著書包,走進本該屬于他們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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