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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別山南麓有一個紅安縣。 紅安是一塊神奇的土地── 共和國的兩位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就誕生在這里。建國后，從紅安走出來的兩百多位功勳顯赫的將軍中，有兩人任過全國人大長委會副委員長，有四人任過國務院總理，有十人任過中央正副部長，有二十人任過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還有一百八十多人擔任過省級領導或授予少將以上的軍銜。 紅安是塊為中國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土地── 戰火曾把這里燒成一片焦土，“無人區”從縣北一直延伸到縣南。在先后持續的二十几年的戰爭中，全縣遇難群眾達十万之多，登記在冊的烈士二千二百人。紅軍長征時，每四名烈士中就有一名屬紅安籍。 天台山、老君山、黃毛尖……到處是險峻綿亙的山峰，這里的每座山頭都曾在烈火中顫栗，它們用自己的胸膛擋過敵人的槍炮，譜寫了一曲又一曲的悲劇之歌。 然而，大山卻也有劣勢。和平建設時期，它們隔斷了山外的文明之聲，固執地把貧窮和愚昧挽留在自己的怀抱之中，致使紅安這塊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成為我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 那是北京初夏的一個午后。 李先念來到參加六屆人大二次會議的湖北省代表團，他問起了家鄉的情況，當代表告訴他仍有相當一部分群眾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時，李先念顯然激動了：“家鄉好、家鄉窮、老蘇區窮，這是個普遍問題；井崗山窮、大別山窮、延安窮、洪湖也窮。我們對老區人民是欠了帳的，可是，鄉親們沒有報怨我們……” 我在紅安采訪期間，听說了這樣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 三年困難時期，張体學省長從紅安視察回武漢后，連夜要通了當時任國務院總理李先念同志的電話：“李副總理，你就是砍我的腦殼，也要給我撥兩億斤糧食，家鄉父老鄉親實在活得太艱難了。”李副總理更著急：“你就是砍我的腦殼也拿 不出兩億斤糧食，現在活得艱難的不僅僅是一個紅安縣、一個湖北省！”紅安人听到這個消息后，坐不住了，他們作出決議：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外省重載區。三百多位人民代表在縣人代會上一致投了庄嚴的贊同票。而當時，四十二万紅安儿女自己卻在饑餓中掙扎著…… 這就是紅安人！這就是紅土地的精神！ 七里坪鎮──紅四方面軍的誕生地。如今，當獨聯体已經將列宁的誕生地列宁革勒又改為圣彼得堡時，這里的那所創辦于一九三０年二月十八日的小學，依然高挂著“列宁小學”的校牌。陳列室收藏著半個多世紀前列宁小學的國語課本── 當時的蘇維埃政府編寫了這樣的教材：“春風起，秋風涼，打倒富豪不交糧。”“列宁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他一生都為革命工作。蘇聯的十月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完成的。”在這里，老赤衛隊員記憶猶新，當他們第一次跨進列宁小學的校門時，他們的父母像送子參軍一樣，為孩子們披紅戴花。 老區人民并非不懂得教育的重要，只是貧窮一直困扰著他們，使這里的教育處境窘迫。 就在离七里坪鎮不遠的花園畈鄉馬蹄山村，我們走進了學生鄭紅艷的家。 兩間進門要低頭的矮牆土屋，已經年久失修。屋內，除了一張油漆剝落的舊桌子，几張搖搖晃晃的板凳和一只木臉盆架外，再也找不到別的家具。可是，讓人想不到的是，牆上竟赫然貼著一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兩年前，父親不幸病故，他沒有留下任何值錢的家產，卻留下了一千元的債。 為了還債，母親吳喜梅終日勞作，省吃儉用。在他們家，一年也難得吃到一回沾油星的菜。哥哥正在上初中，每天一放學就跑去幫別人家放牛，為的是在農忙時能借人家的牛耕耕地。 鄭紅艷寒、暑假一天都不敢在家里呆，全在縣城里幫人照看孩子，每學期几十元的學費，就指望著兩個假期靠自己去掙。 “你會帶孩子？” “開頭不行，后來慢慢學會了。” “帶一個月給多少錢？” “十七元。” 吳喜梅紅著眼圈，說：“兩個孩子不講吃不講穿，就想著讀書。成績也好，哥哥每回第一，紅艷也是頭几名。好几回，我想說：孩子，家里實在太窮了，你們就莫念了……可話到喉頭，我又說不出口……” 是的，沒有什么比孩子對讀書的渴求更讓人動心！ 鹽店河村的秦羅庄，是一位上將的故鄉。站在將軍的舊居前，我的兩眼在四處尋找著，試圖想尋找出這個一代名將的誕生地，有什么与眾不同之處。然而，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個破舊的小山村。 村民秦巨華的家就住在將軍舊居的后門。六口之家。去年的全部收入是：三千六百斤稻谷。油料賣了二百元，打小工掙了二百元，村里還給了二百元救濟款。秦巨華身上披著一件面子已經破了好些洞、裸露著發黑的棉絮的舊軍棉襖。 有人問：“老秦，這軍棉襖是誰給的？” “這？听說是那年秦先楚將軍回上興集鎮老家，見鄉親們過得艱難，專門從部隊調來的，十好几年了。” 秦巨華的三個儿子，除了老小在上小學，大儿、二儿子都失學在家。我說：“老秦，你家老大、老二怎么只讀了三年，就不叫再讀了？” “同志，不瞞你說，是叫窮逼的。我常年有病，孩子媽是個啞巴，老娘八十多歲，這些年是年年欠債。老大、老二上學都是老師代墊的學費，到現在還欠了張老師和劉老師一百多元沒還。” 秦巨華的啞巴妻子一會儿撩開自己的破衣爛衫讓人看；一會儿又把人拉進里屋，指著千瘡百孔的蚊帳比划著，不知說些什么。 村支書告訴我們，一九八九年初夏，將軍回來過一次，當時，有人提出來讓將軍開開口，請中央、省里幫助解決一些困難。將軍為難了，他說：“我們在外面當領導，如果光顧著自己的家鄉，有人會說閒話的。家鄉要想真正富起來，還得靠鄉親們自力更生。”有將軍這番話，鄉親們諒解了。 當年，秦羅庄同將軍一起出去當紅軍的有近百名后生伢，几十年南北轉戰，都相繼倒在了异鄉的土地上，將軍是唯一的幸存者。今天，看到家鄉的人民還被貧窮折磨著，將軍的心像灌了鉛似的沉重！ 太湖縣──也是地處大別山的腹地。 群山起伏，溝壑縱橫，自然條件惡劣，農民靠天吃飯。一九九０年，全縣人均收入只有一百二十六元，人均糧食一百七十四公斤，离國家規定的“人均收入三百元、人均糧食三百公斤”的溫飽線，還差著好大的一段距离。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都不能相信，這里至今仍有１０％的人家常年吃不上食鹽，只有在春節或農忙季節才能得到國家的一點救濟鹽。一位細心的記者在為桐山鄉中心小學的師生拍了一張合影后，寫下這樣一段話：“我注意到：一百零六名學生中竟有七十四名赤著腳站在冰冷刺骨的雪地里，許多孩子都只穿著一件极其單薄而又破爛不勘的褲子，大腿卻裸露在寒風中。孩子們沒有一個不拖著長長的鼻涕，那一雙雙皺裂的小腳被凍得通紅，那一張張稚嫩的小臉被凍得烏紫，那一個個弱小的身軀在寒風中立顫栗！這些可怜的孩子，他們當中有几個穿過真正的襪子？又有几個吃飽過一頓白花花的米飯呢？也許他們天天都在幻想著能有一小碟咸菜，幻想著能有一件能遮寒的棉襖，幻想著能有一雙溫暖的棉鞋！也許，他們什么都不曾幻想，他們只有一個小小的心愿：‘我要讀書’！” 他叫李明林。 兩年前，媽媽不幸癱瘓。去年，才十四歲的姐姐又因病去世。白天爸爸要上山种地，留下媽媽連口水都喝不上。為了照料媽媽，李明林不得不輟學回家，小小年紀過早地分擔了家庭的重擔。他要洗衣、做飯、打柴，還要為媽媽端屎端尿。晚上，本可以歇一歇了，可是，只要爸爸一進屋，他便拿起書本，舉一支活把，托著疲憊不堪的步子翻一座山，到鄰家上學的小伙伴那儿去問字。他才九歲，他才只有九歲啊！ 他叫胡為忠。 那天，放學回家，只見屋里圍著好些人，媽媽在失聲痛哭著。他急了，一問，才知道在城里拉人力車的爸爸讓汽車給軋死了。爸爸死了，家里的生計無法維持。媽媽說：“孩子，你就別讀書了，好嗎？”他說：“不，我要讀書！”媽媽說：“下學期，媽實在拿不出學費了。”他苦著臉，想了想，說：“媽，我自己掙。”學校放暑假，他開始打柴賣。每天清晨，天剛蒙蒙亮，他就動身上山。近山的柴差不多都打光了，他就到遠山去打。一個暑假，他的雙肩鼓起了一個又一個的血泡，脫了一層又一層的皮。開學那天，他帶了一包硬幣去交學費，可是數來數去，還差八毛九分錢。他急得出了滿頭的汗，“哇”地一聲哭了：“老師，你們就讓我上吧，不夠的錢，我星期天再去打柴賣……”班主任也被感動得哭了，一把摟過胡為忠：“可怜的孩子，你來上吧，不夠的老師替你墊了。” 他叫劉小山。 生出來三個月，爸爸就去世了。媽媽拉扯著他，什么苦都受過。 該上學了，他嚷著要上學。可那十几元的學費卻把媽媽難住了，急得“巴嗒巴嗒”直落淚。后來，媽媽變賣了家里的床板，送他上了學。 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他瞞著媽媽一個人到深山里打柴。那個星期天，北風凜冽，天寒地凍。傍晚了，他沒回來；天黑了，他還沒回來。媽媽急了，去找村長，村長一拍大腿，說；“坏了，可能要出事了。”村長帶著全村鄉親們滿山遍野地找，終于，最后，在一個偏僻的山坡邊上才找到了一根骨頭和一本課本.媽□撕心裂肺地喊了聲“我的儿啊我的儿”便昏死過去了。 后來，媽□成了瘋子，披頭散發，見人就喊：“我的儿啊我的儿──”僅□一個太湖縣，去年就有五千二百九十四名儿童因家庭貧困而失學，這些將來有可能成為國家棟梁之材的孩子們，含淚离開了學校，匯進了文盲大軍之中。 去年“六一前夕，大別山鄂豫皖三個老區縣（湖北省羅田縣、河南省新縣、安徽省金寨縣）的三位縣長，聯名發出了《全社會都來關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長》的呼吁： ……為了振興山區的基礎教育，我們這些山區貧困縣一直是“勒緊褲帶辦教育”。在財政狀況十分艱難、党政干部的工資都發不出的情況下，每年仍擠出一半的財政收入投入教育。我們的口號是：“再窮不能窮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粥少先讓孩子喝”。但是一些貧困家庭的子女死。失學問題，仍然深□的困扰著我們這些“地方官”。在目前情況下，縣、鄉兩級政府尚無力全部免去這些失學孩子的學習費用。看到這些老區人民的子弟含淚离開本該屬于他們的校園，我們猶如一塊巨石壓在心頭。儿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怠誤了儿童等于怠誤了未來。為此，我們呼吁全社會都來關注貧困地區的少年儿童失學問題，共同伸出友愛之手，讓貧困地區的孩子与全國所有孩子一樣，在社會主義陽光的沐浴下，幸福生活，健康成長…… 李先念主席一次在接待來自家鄉的縣委書記時，曾十分感慨地說道：“早年時，咱們山里人要是連有几個丰年，肚子里見了油水，就要搞名堂了，什么燒香修廟、修墳積德；現在不興這些了，可是現時有現時的善事，下點本錢，把學堂辦好，就是給后代積了大德。看這社會的潮流，不多喝几瓶墨水，將來怕是要連飯都吃不起了……” 我在翻閱《洪安縣革命史》時，看到這樣一段文字：1926年9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擊了漢口，在董必武等支持下，黃安縣（即現在的紅安縣）党組織領導革命知識分子奪取了黃安縣教育局的領導權，成立教育委員會，領導全縣教育改革：一是廢除私塾，興辦了學校和夜校；二是考核教師，淘汰不稱職的私塾教師。1927年初月18日，縣教育局第一次檢查全縣教師，董必武定下了這次國語試題是做一篇作文，題目是《如何打破黃安縣偏處山鄉消息閉塞的局面？》，經過考試，那些教“子曰”的私塾教師多被淘汰…… 我們呢？在過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我們也來考考怎么樣？題目依然還是那個題目： 如何打破紅安的封閉和落后？ 如何打破整個大別山的封閉和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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