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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為他們塑一座碑


  為了尋找流失的學生,每年他們要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路上行走近万公里;
  為資助貧困的學生,每年他們要從自己本來就不多的工資中拿出八万余元,墊付學費、看病買藥、購買學習用品以至于提供食宿,這些占他們全年收入的一半;
  盡管他們每人每星期已承擔三十節課的教學任務,還要擠出十來個小時,為山區的孩子們補課。
  他們,默默地憑著自己的微薄之力,不斷地在改變著失學儿童的命運:全鄉一九八八年失學五百人,返回四百七十九人,僅流失二十一人;一九八九年失學八百人,返回七百八十三人,僅流失十七人,一九九零年失學九百八十人,返回九百六十七人,僅流失十三人。
  誰說數字都是枯燥的?
  這組數字記載著羅田縣落梅河鄉一百二十名青年教師不平凡的業績,凝聚著他們的滿腔熱血。
  羅田縣地處大別山腹地,群山起伏,溝壑縱橫,交通不便,是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貧困縣之一。而落梅河鄉又是羅田縣最貧困的鄉,全鄉五千八百個農戶中仍有近一半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其中痴呆傻戶就有七百多戶。近几年來,這里又連續遭受到冰雹、冰凍、干旱、暴雨等自然災害的襲擊。
  落梅河水年年流、日日流,卻總也流不盡兩岸群眾的貧困。
  肖戰明鄉長告訴我們,全鄉去年的人均收入才只有二百六十元,正常情況下,全鄉每年缺糧七十万斤。
  我們來到了松子關村,前些日子,這里有一戶農民因為不識字,把農藥當作蚕藥用,養的蚕全都死了,一下子損失了三百多元,相當于一家人兩年的收入。村長說:“沒文化讓我們吃盡了苦頭。”現在村里制定了“四個五”的集資辦學計划,即每
  人每年出五塊錢、五根橫條、五塊方石、五個義務工,興建學校。
  人類戰胜自然的力量總是有限的,那些長年要靠國家救濟過日子的貧窮農民,當他們連肚子都顧不上時,哪還顧得上讓子女讀書!
  野菊坳小學六年級女生戴滿菊,家住高山村戴家垸。父母親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除了种几畝山地,養一頭豬和几只雞,家里再也沒別的收入。滿菊是個懂事的姑娘,從小學會了節儉。她的書包是姑姑做的,用了四年打了四個補丁,每逢下雨天,滿菊便把書包藏到衣服里面,緊緊帖著身子,不讓雨淋濕。看到父母親那憔悴的面容,听到雙親不停的歎息聲,她心酸得落淚。為了減輕一些父母的負擔,也為了使弟弟和妹妹能夠上學,懂事的滿菊決定自己退學,回家做父母的小幫手。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選澤這條道路,她的心像針刺似的。她知道老師們都非常喜歡她,要是把這個決定告訴老師們,他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答應的。走的那天,戴滿菊是悄悄走的,只是在
  校外,捂著臉痛哭了一場……
  他叫張存金,半年前,因為家境困難而失學。沒有什么比上學更讓他留戀,小金存不知夢里哭醒過多少回?每天早晨,他都要站在村口的山崗上,手里捧著一本書,兩眼凝望著下山的那條小路,他知道,那條小路一直通到他曾經上過學的學校……
  面對空蕩蕩的教室,教師們的心在滴血;
  面對流失生的呼喚,教師們再也坐不住了。
  他們率先踏上陡峭的山路,走進偏僻的山坳,決心把那些流失的學生找回來!
  山路上,那個步履匆匆的年輕人正是趙建成老師。
  正月開學,全班二十七名學生,來報到的還不夠一半。趙建成心中有數,這一多半學生,如果不去做工作,便意味著流失。
  正月十八清晨,寒風凜冽,雨雪交加。趙建成起了個大早,一頭扎進了冰天雪地里。
  他今天要去的是离學校最遠的甘家沖。狹窄的山路象一條凍僵的長蛇,又硬又滑。好几次,趙建成摔倒又爬起來,爬起來又摔倒。當他敲開學生汪杏春家的門時,汪杏春的父親惊呆了:門外站著的這個人,外衣已經透濕,連眉毛上都結著冰珠。
  “你找誰?”汪杏春的父親問了句。
  趙建成嘴唇哆嗦著說:“我……我是杏春的老師。”
  “哦,老師、老師!”汪杏春的父親一把將趙建成拉進屋里。他一邊拍打著趙建成身上的雪粒,一邊抱怨道:“這种天你還上山來,連命都不要了?”
  趙建成稍稍緩了過來,他說:“我沒別的可說的,你就讓伢子去上學吧……”
  汪杏春的父親喉嚨哽住了,半晌,突然說:“去、去,讓他去!我就是討米也讓伢子去上學!”
  這時,汪杏春從里屋跑了出來,扑進趙建成的怀抱里。她說:“趙老師,我好想讀書喔,這些日子,我扎了二十把掃帚,好賣了去交學費。”
  從汪杏春家出來,趙建成又來到張言光的家。
  張言光的父親抱病在床,張言光正坐在床頭為父親喂藥。
  趙建成接過了藥碗,一邊喂著一邊說:“大叔,我知道家里的難處。這樣吧,你讓伢子去學校,他的學費、書費我代墊了。”
  張言光的父親感激的點了點頭,可過了片刻又猶豫了,他說:“伢子讀五年級了,得住校,不瞞老師說,家里可是在也找不出一條棉被了。”
  趙建成赶忙說:“棉被不必帶了,夜里言光就同我擠一張床。”
  張言光的父親激動得光是落淚……
  這一天,趙建成一共跑了六位學生的家。中午,只喝了一碗稀飯,他著急,覺得什么都吃不下。
  天擦黑時,他才下山。不小心把手電筒摔坏了,只得深一腳淺一腳摸著走。寒風中不時地傳來一兩聲狼的嗥叫聲,令人毛骨悚然。
  過揚家河時,一腳踩空,跌進刺骨的冰水里。他的左腳扭傷,左手小指骨錯位。
  當夜,趙建成發起了高燒,傷口痛得他一夜未能合眼。
  可誰料想,第二天早晨,他居然又站在學生江峰家的門口……
  靠著這种精神,趙建成一人就找回了二十三名學生……
  山路上,那個瘦弱單薄的身影不正是張春秀老師嗎?
  張春秀已經到戴滿菊家去過三趟了,她的父母一直沒有松口,還說滿菊自己也不想念書了。張春秀越想越納悶:滿菊在學校一貫刻苦、認真,成績也好,怎么會突然不想讀了?
  張春秀正想著,只見前頭山道上一女孩子提著一籃子豬草,正吃力地走著。她連忙赶上前去,一看,是戴滿菊。
  戴滿菊見了班主任,羞赧地低下了頭。
  “滿菊,听說你不想讀書了?”
  戴滿菊低頭不語。
  “你要有什么難處就告訴老師,老師幫你解決!”
  戴滿菊抬起淚眼,只說了聲:“老師,我好想你,好想讀書啊!”便“哇哇”地哭開了。
  在戴滿菊家,張春秀對她父母說:滿菊的學雜費我代墊了,以后,家里的活儿忙不過來,我再發動全班同學來幫忙。
  是石頭也能被感化。戴滿菊的父親老淚橫流:“張老師,你的心比菩薩還善啊!”
  ……
  大山為證,落梅河的哪道山崗,哪條小路,沒留下一百二十六位年輕教師的腳印?
  有人作過調查,對失學學生的走訪,每名通常在三、四次左右,多的達到十七、八次。以平均走訪一名學生往返十六華里計算,三年來,這群青年教師走訪的行程,加起來相當于他們每個人從北京到武漢步行了一個來回。

  找回一名學生,付出一番心血;
  找回一名學生,獻上一片真情。
  這些苦命的孩子重新回到了教室,老師們的心依然懸著,他們知到,由于家庭的困境,有些學生說不准哪天又會重新流失。
  剛剛返校一個多月的陳有舟又不見了,為了他,老師已經上他家跑了九趟了。到過陳有舟家的老師都清楚,他的家境實在是太窮了。一家人住著一間破瓦房,父母常年有病,沒人干活儿,缺少吃穿。偏偏這樣的家庭卻出了個聰明的儿子,陳有舟一直是全鄉數學第一名,還曾獲得過全縣三科賽總分第二的好成績。
  陳有舟的不幸,緊緊地牽動著老師們的心。當他又一次被找回來時,大伙儿湊了四十元給他作學雜費;曾選明校長拿出自己的兩套衣服,送給他換洗;學校教工食堂無償地給他發飯票。這些凝聚著老師們愛的錢和物,使陳有舟重新揚起了學習的風帆。
  張金存同學重返學校后,班主任張碧云像慈母般地關怀他。天冷了,張碧云脫下自己身上的毛線衣讓他穿上。張金存從家里帶來的糧食不夠吃,張碧云拿自己的糧食為他交到火房里。那天,上課時,張碧云發現他不停地咳嗽,便帶他去找醫生,經診斷,張金存患了肺炎。她不僅掏錢為他買了藥,還逼著他跟自己一塊吃飯。張金存激動地說:“我有兩個娘,一個是生我的,另一個是張老師。”
  十來元學雜費,在城里算不了什么;可對于貧困山區的學生家長來說,卻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在落梅河,如果實行先交齊錢再上學的話,全鄉恐怕有一半的學生不能按期入學。進三年來,學生應交學費二十七万元,實交六万元,下欠二十一万元。
  這二十一万元學費,教師們主動轉到自己身上,把自己的工資一股腦地全墊上。他們首先想的是讓學生來上學,把書買回來,至于欠款什么時候還,還多少,怎么還,容不得更多地考慮。
  我的采訪本上記著几位老師的名字:
  蘭結年:二十五歲,帶課老師,每月工資四十五元,三年中共為學生墊款四百八十七元。除了每月十多元的生活費,有半年多時間沒領過工資。
  張碧云:二十五歲,公辦老師,每月工資六十元,三年中,代墊款四百六十三元。
  金文:二十歲,中專畢業生,月工資六十四元,兩年中,為學生墊書費四百六十三元。家里蓋房父母給他們兄弟三人分配任務,老大開車出三千元;老二教書出三百元;老三當木匠出一千元。老大、老二都交了錢,唯獨他拿不出錢。
  學生家長們見老師們自己過得极清貧,還得替自己的孩子代交學費,心里十分過意不去。常常是黃豆收了送一、二十斤黃豆,白菜下來了送些白菜,或是送几把掃帚、一筐木炭,以物抵錢,算是還老師的賬。
  張碧云告訴我們,有一天,一位學生給她送來了一捆“火紙”(一种迷信品,燒了供“陰間”的魂靈)。她覺得好奇怪,一問,那位學生說:“老師,我爺爺前些日子過世了,這些‘火紙’是親戚送來要燒給爺爺用的。奶奶說家里還欠著你的學費,讓我把‘火紙’給你送來,就算抵了學費。”張碧云听后搖搖頭苦澀地一笑,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原野菊坳小學校長朱冬明,是為學生墊付資金最多的一位。有人替他算了一筆賬:他參加工作八年,總收入八千零六十四元,為學生卻花去了五千八百八十六元,占73%。
  難到他生活得很富裕嗎?在他簡陋的宿舍里,見不到一件像樣的家具,找不到一件超過四十元的衣服,沒有一雙值二十元的皮鞋。他對學生說:“我宁愿過得再苦些,也不愿看到你們失學。”
  三十歲了,還沒成家。原先,他有個女朋友在麻城工作。那回女朋友來信告訴他,說是托了關系,准備將他調到麻城。誰想朱冬明卻謝絕了,他說:“我實在是离不開這些可愛又可怜的孩子。他們需要我。”他們在相愛了五年之后只好又痛苦地分了手。
  朱冬明現在是羅田縣“希望小學”的校長。他正帶領全校十四位青年教師,為改變山區落后的教育面貌在勤奮地工作著。
  朱冬明給我們談了這樣兩件事:
  前年都快放寒假了,教師們一月份的工資還發不出,眼看著就要過春節,借又借不到。朱冬明急了,發牢騷說:“反正也領不到工資,下學期過了正月十五再開學。”可初六他到學校一看,一半多教師已經不約而同地來了。
  去年署假,六位教師主動提出為程度較差的同學補課,他們在酷署里忙了一個多月,連一分錢的補助都沒有。
  “如果你選擇了教師著個職業,這一輩子,就別再打算享福了。”
  朱冬明最后講的這句話,讓我琢磨、回味了好一陣子。
  我合上了采訪本,但采訪本中記錄著的那些人物,卻又一個個在腦海中浮現:張有才,平順縣山區一位年進花甲的老教師。相距六公里的三所村小就他一位教師,每天上午在一個村庄給孩子們上完課,中午又到另一個村庄給那里的學生上下午的課,然后再到第三個村庄上晚上的課。他不得不在三個村庄都備了鍋爐,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夏天,頭頂烈日;冬天,頂風冒雪。三十多年來,風雨無阻,從不間斷。鄉親們說:連結這個村庄子間的這條路,走得最多的是張老師……
  代國孝,蒼溪縣白鶴鄉一位民辦教師。二十几年了,一直住在一間又黑又破,四面透風的土房子里。窗戶上蒙著裝化肥的塑料薄膜,散發出一股股臭味。寒冬里,那床鐵一樣堅硬的薄被,常使他凍得半夜醒來。而到了夏天,卻連一床蚊賬都置不起,為了防蚊咬,睡覺時連衣服都不敢脫……
  劉曉嵐,淶源縣銀坊鄉教師。一心扑在教學上,家里的責任田連著兩年沒打下糧食。每月四十九元的工資,既要養活妻子儿女,又要贍養八十歲的爺爺。拉著几千元的債,卻還一門心思在封閉的鄉村學校試驗反饋式的教學法。為了填飽肚子,也為了節約時間,他每天熬一鍋棒子面粥,早上喝新粥,中午添上水喝舊粥,晚上再續上水喝剩粥。有人問:“你這么玩儿命為了什么?”他回答說:“當老師的就應讓學生多學到一些知識,正因為我們山區窮,更需要他們多掌握一些本領。”
  王維安,皖南山區貴池市棠溪鄉花廟村七井村民小組小學教師。在這座海拔八百米的偏僻的高山上,他已渡過了二十七個春秋。山上至今不通車,不通電,一些農戶想方設法遷移下山。山上常住人口已只剩下十三戶共五十九人。七井村小學學生也從最高峰時的十六人,降至如今的三人。在這所“袖珍”小學里,王維安仍在一絲不苟地教著,他說:“哪怕只剩下一名學生,我也要堅持下去,盡一份教師的責任,把書教好。”
  盧胜興,平果縣海城鄉瑤族教師。每天他得翻一架山,到下車屯小學上課。屯里窮,學生的學雜費根本收不起來。粉筆得自己買,連晚上批改作業的油燈也要自己買。他說自己教了二十四年書只病了三次,最長的三天。不是不得病,是實在不敢病。病了,學生該怎么辦?他自己家里窮得叮當響,卻把大部分工資接濟了上不起學的學生。問他為什么這樣做,他想了片刻,說:“說謂師生師生,有了學生才有我們這些老師。學生要是都流失了,還要我們這些老師做什么?”
  ……
  到了那一天—
  當所有的貧困山區都脫貧致富的時候;
  當陽光下所有的山區孩子都獲得上學的權利的時候;
  當文明的春風吹遍大山的每一條皺褶的時候;
  讓我們共同呼吁:
  應該用黃金,為那些默默地工作在貧困地區的教師們塑一座碑,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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