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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定去完縣采訪，團地委派不出車來，為了搶時間，我匆忙跳上一個各体戶的面包車。 人沒坐滿，精明的車主吹著口哨悠著勁儿在耐心地等著。 我只好掏出几份《“希望工程”簡訊》翻了起來。 “哦，您是搞工程的？”坐在一旁的車主顯然是看到簡報上的“工程”兩個字。 我點了點頭，也給他來了點小幽默。 他又問：“是包工蓋房子的？” 我說：“不是。” “修橋造路？” “也不是。” 他哈哈笑了：“說說怕什么？我開車的又不會去搶您的生意！” 我說：“我搞的這項‘工程’，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參加的人越多越好！” 于是，我在小小的面包車上，對“希望工程”做了一次宣傳。 車主說：“听了您的宣傳，挺感人的。這樣吧，您的車錢我不收了，算是對‘希望工程’的支持！” 我笑了，大家也笑了。 …… “希望工程”，是一項著眼未來，造福后代的工程；是一項需要眾人參与的工程。 讓我們來听听眾人的意見： 柳志仁北京北太平庄農貿市場個体戶你們這個地方忒難找。我差不多轉了半個北京城，最后不得不花三十塊錢大“的”，要知道，這三十塊錢還不如拿去救助窮孩子。 近几年，托鄧爺爺的福發了點小財。不過，個体戶社會地位不高，誰都可以指著你的鼻子說几句，誰都可以讓你捐款派錢，捐款不知捐了多少次了，真正自愿的只有兩次，一次是去年南方水災，我捐了一千元，還有就是你們的“希望工程”。 前些日子看了報紙上的廣告，心里特不是滋味，那個叫王翠華的四川小姑娘太讓人可怜了，每學期二十塊的學費就把她難住了。二十元，在城里人看來算什么？ 我小學還沒畢業就來了“文化大革命”，最后鬧了個連什么文憑都沒有。人生一輩子，書能多讀點還是多讀點好。別看我現在能發點小財，可干大事業不成。 國家還是富了好，你瞧瞧人家美國，財大气粗，說打誰就打誰。伊拉克夠橫的吧，一夜間把科威特吞了，可最后被美國整得沒脾气。還有那個巴拿馬，連總統都讓美國人提溜走了。 國家要想富，沒有人材不行；人材從哪儿來，就得靠抓教育。我們平時學習不多，這點道理還是懂的。 沒想到全國有一百万孩子上不起學，仔細想想夠可怕的，什么叫一百多万？一個小國家也不就這么些人。 中國太大了，什么事都靠國家不行，就象做生意一樣，既要有國營的，又要有我們這樣練攤的。 “希望工程”好就好在不強迫不攤派，全憑良心，自覺自愿。 有句話怎么說來著，眾人撿柴火大？你二十元，他二十元，大家都出出力，事情就好辦了。 這是我的一千元，一點心意。我們几個哥們儿說了，去年搞過“賑災義賣”，什么時候再搞一次“希望工程”義賣。 拜拜了，我還得回去練攤。 對了，你們的宣傳材料再送我几份。 陳仕金廣西壯族自治區教委主任廣西是個比較貧困的地區，全區一百零五個縣，屬于“老少邊窮”有四十九個，其中屬于國家級貧困縣有二十四個，近五百万群眾至今尚未跨越溫飽線。 由于整個基礎差，政府還拿不出足夠的錢來辦教育，每年下達的教育經費差不多只夠維持教師的“人頭費”。許多縣財政收入不高，都拿出來辦教育也解決不了什么大問題。去年東南縣的財政收入是六百零一万，最后他們算了算，加上上級給的補助款，教育經費一共花了八百万。看去挺大的一個數字，可人家一個富縣，每年的財政收入都過億，按百分之三十來計算教育經費也有好几千万元。 為了發展少數民族的教育，雖然困難重重我們還是想了不少辦法。比如，我們抓了特貧縣七十所小學，除了他們自己的經費外，我們每年還給一些補助；我們在少數民族地區還辦了一些寄宿學校，每個月每個學生提供十五元的生活費；針對少數民族女孩子入學率低的現狀，我們還專門辦了少數民族女生班…… 但是，我們卻沒有力量改變全區每年二十万名失學少年的命運。作為教育工作者，看到這么多的孩子加入文盲大軍，心情是難以形容的。 正在這個時候，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實施了“希望工程”。對于貧困地區的失學少年來說，“希望工程”是“及時雨”，是“雪中送炭”。 通過“希望工程”的實施，引起全社會對失學儿童的重視，喚起民眾的愛心，以促使這個問題能得到盡快的解決。 “希望工程”雖然也是采取捐款形式，但它卻不是一般意義的慈善行動。你到廟里燒香，往公德箱里扔錢，那無非是拜了菩薩；可你為“希望工程”捐款，卻能改變孩子們的命運。 我听到這么一种議論，說“希望工程”搞得越好，說明教育部門問題越多。我覺得這個論點是站不住腳的，教育不單單是教育部門的事，而是全社會的事；有些問題不是靠我們教育部門所能解決的。“希望工程”正是做了我們暫時還沒有能力做的那部分工作。 大家應該都來關心教育事業，大家應該都為教育事業出力！ 鄧魯平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生去年年初，我參加了基金會和我們學院組織的“中國希望工程赴貧困地區百縣考察團”，到我的家鄉沂蒙山考察。 重新踏上這塊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迎接我的依然是那一排排低矮破舊的茅草房，一雙雙呆滯混濁的眼睛。 特別是那些因窮而失學的小弟弟、小妹妹，時時在揪著我的心。 “俺想上學……”十二歲的張德玲為了讀完小學，已經是第三次跪在父親面前了。她家本來就窮，母親卻又生了雙胞胎，負債累累。万般無奈，德玲被迫退學了。离開學校那天，她哭得象個淚人，跪在父親面前泣不成聲：“讓俺再念一年吧，俺可以邊帶妹妹邊念書，俺可以撿碎玻璃賣錢……” 然而，在這個連兔子都不拉屎的窮地方，又有多少碎玻璃能供小德玲撿了來賣錢呢？她終究還是輟學了，上學期間所得的那几張獎狀，全被母親拿去剪成了鞋樣。 德玲對我說：“等妹妹會跑了，俺還要上學。” 我想，等到她妹妹會跑了，她也已錯過上學的年齡了。可是，我實在不忍心毀滅她這最后一個希望的肥皂泡。 在蒙山腳下的大姜庄村，我和村小的老師來到四年級學生王明軍家。 王明軍正在吃午飯，見我胸前挂著相机，有點緊張，瑟縮著不敢過來。 “吃什么？”我問了句。 王明軍急忙叉開小手將碗捂住，可我還是看見了他碗里的“飯”：黑乎乎、干巴巴的一塊瓜干煎餅，稀溜溜半碗玉米糊糊。 “明軍家里窮，好几次失學。他成績好，學習刻苦，老師們覺得不上學太可惜了，每次都為他墊學費。有時家里沒得吃，他餓著肚皮也來念書……”一旁的老師感慨地說。 我唯一能做的是掏出身上僅有的十元錢，塞進明軍的手里。就為這，一直默默無語的明軍父親卻突然把明軍推到了我的面前：“娃子，快跪下！叫恩人，叫恩人哪！” 在沂蒙山區考察的那些日子里，我似乎每天都能听到熱切的呼喚──救救孩子！幫幫山區的教育！ 在巨山鄉，一位民辦教師听說我是為“希望工程”搞調查的，陪我走訪了几個失學少年后，硬是把我拉到他家里，要請我“坐坐”。 土坯草頂兩間矮房，屋里除了一張木床和一張木桌之外再無別的擺設。我終于明白了，他為什么三十歲了還未說上媳婦？村里那些由他墊付學費才不致失學的孩子為什么見了他不喊“老師”而喊“大大”（爸爸）？ 他在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捧出一只瓦罐來，拿筷子使勁捅了又捅，才倒出可怜的一小撮紅糖。 一碗紅糖水，已經是這位山區教師的最高禮節了。 “這里的娃子太苦了，什么時候俺們這里也能搞‘希望工程’？”他急迫的問我。 我知道，全國需要救助的孩子太多了，沂蒙山雖然已列入“希望工程”重點救助計划，但巨山鄉能否分到名額，心中無數。 老師說：“回到北京，你一定告訴基金會，沂蒙山的窮娃子在盼著呢，盼著‘希望工程’給他們帶來福音！” 我含淚答應了…… 劉奇葆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副理事長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社會問題。經濟發展了，并不等于社會問題就解決了。因此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一定要注意搞好社會發展。 如何解決社會問題，世界各國存在不同的理論和方式。有的主張建立福利國家，通過增加稅收，發展公共福利事業；有的主張政府少管，由民間去搞。据了解，美國共有二万五千多家基金會。一九九一年，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發展的自愿捐款達一千二百億美元，各种基金會在這方面起到了積极的作用。 文化背景不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也不一樣。我覺得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也應建設有自己特色的社會發展和社會保障方式。可以以政府為主導，以民間為配合，充分調動人民之間互助合作的積极性，目標一致地去解決面臨的社會問題。這既符合東方文化的傳統，也体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优越性。我們興辦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實施“希望工程”正是符合這個方向，是建立新的社會体系的應有內容、應有途徑。 團組織有三項主要的社會職能：一項是作為党的助手和后備軍；一項是起党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紐帶作用；再一項是代表和維護青少年的利益。 過去，我們在代表和維護青少年利益方面做得還不夠。要充分發揮這一職能，我想一是要參与有關決策，通過參与決策來表達代表和維護青少年利益；二是要服務青少年，為他們多做實事。我們的基金會和所實施的“希望工程”就是為青少年服務的。 近三年來，“希望工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但是，离我們要實現的目標差距還很大，路程還很遙遠。据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六歲至十二歲的學齡儿童中有三千多万從未上學或中途輟學，我們目前才救助了十來万人，實際上只解決了千分之一、二。 最近，我們又推出了“希望工程──百万愛心行動”，我們的目標是動員百万，救助百万。 參与“希望工程”的同志們有句很感人的話，叫做“捧出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我們就是要用這种精神，讓所有的失學儿童，有一天都能回到本應屬于他們的校園。 趙洪濤河北完縣楊家台鄉寄宿小學教師山里人見識少，但是我們這里一提起“希望工程”，老鄉們都知道。 楊家台是個純山區鄉，老百姓居住分散，大多數村小只辦到四年級，學生們念到四年級再不能念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地區教委出資三万元建了這所寄宿學校，設五、六兩個年級。 孩子們到這里來上學也是不容易的，有的為十几元的學費而發愁，有的被一床被子難住了。因此，一百來個學生，年年要走失一、二十個。 “希望工程”給這些貧困的孩子帶來了希望，我們校有二十一名學生被救助了。 在《資助就讀證》頒發儀式上，代表被救助同學講話的是翼鐵墩。這位曾几次失學的苦孩子，一上台就哭了，他說：“家里窮，沒有錢，現在好心人給我錢，我一定好好學習來報答他們……” 齊正軍代表被救助的學生家長講話，他是個盲人，是被妻子摻扶著上台的。剛說了句“各位領導”，便激動得泣不成聲。他讓妻子說几句，他的妻子說了句“感謝政府、感謝好心人”也哭了。台下不管是領導還是學生，全都流淚了。 這些被救助的學生，學習特別刻苦，他們都知道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机會。 作為他們的老師，我們也教得特別認真，我們覺得要是教不好，會辜負那些捐資者的一片愛心的。 而那些被救助的學生的家長，思想覺悟突然提高了一大截，逢人便宣傳“還是社會主義好”，而且都是真心的。 二十一名學生每年的救助款還不到一千元，差不多等于城里一桌豪華的酒席錢，但它所產生的影響卻那么的大。真希望“希望工程”的規模能搞得更大一些，被救助的孩子能更多一些。 老鄉們是最講實際的，誰為他們辦了好事，他們將永遠記住誰的功德。 肖小玲中央電視台《觀察思考》專欄主持人去年十月，剛接到“希望工程”這個題目時，我沒把它看得特別重，我只不過是出于一种善良之心，因為我也是一位母親。后來，攝制組到了甘肅，實地采訪了一些失學少年，特別是康樂縣馬義賓、馬義梅兄妹的不幸遭遇，令人万分同情。 十一月三日晚，《觀察思考》播出了“希望工程”的專題節目，我們都沒有想到會產生那么大的反響。 第二天一上班，辦公室的鈴聲不斷。我記得特清楚，第一個電話是西單一家殘疾人福利厂的厂長打來的，他說殘疾人經常受到社會的關怀，看了昨晚的電視，好多工人都表示要為那些失學孩子獻一份愛心。 我們手到的第一封來信是人大外語系的張曼玲老師寄來的，她和她的愛人外語學院的張放老師看了節目后，感到十分震惊。他們都是搞了几十年教育的，對這個問題看得更重一些。這些孩子本世紀末就是國家的主人，每年几百万孩子走進文盲大軍的隊伍，太叫人傷心了。他們表示要積极參与這件事，親自救助一、兩個孩子。 寄到台里的第一筆捐款是深圳市的工程師趙振華，全家人看了電視，坐不住了，立即匯來了一千元，要我轉給“希望工程”。 長沙市第一中學的万波老師，看完電視，第二天利用早自習，向班里的學生倡議，幫助同齡人。一天里，學生們共捐了一百六十七元錢，加上万老師的二十元，托我轉給基金會。万老師還寄來了几篇學生們寫的日記，其中，有個學生寫道：“我的口袋里有五元錢，這是媽媽給我過生日的，我一直舍不得花，准備哪天到書店買兩好書看。万老師提議向‘希望工程’捐錢，開始我有些矛盾，捐了，我就不能買書了；不捐，又覺得良心受到責備，最后，我還是下了決心：捐！”……孩子們太可愛了。 《觀察思考》開播以來，“希望工程”這個專題是播出后反映最熱烈的一次。一封封來信、一次次電話、一筆筆捐款，讓人感動，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是最可尊敬的。 我曾經想過，這個片子本身并沒有更高超的地方，為什么會引起那么多人的關注？最根本的還是那些失學孩子的命運把大家的心給揪住了，因為孩子們是祖國未來的希望。 我記得《觀察思考》過去曾播過“扶貧·脫貧·任重道遠”這個專題，要想改變貧困地區的落后面貌，結論是不能光停留在“輸血”上，而是要增強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現在，“希望工程”幫助解決貧困山區的失學孩子問題，實際上也是從根本幫助貧困地區脫貧。讓山區多一個有文化的孩子，就是多一分改變山區落后面貌的力量。 作為一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我為自己所主持的“希望工程”專題節目，能吸引這么多的觀眾而油然產生一种職業自豪感…… 顧金池甘肅省省委書記我救助康樂縣虎關鄉失學少年馬義賓這件事批露報端之后，一些人問我此目的何在？作為一名普通公民，給那些貧困孩子一點援助，無非也想盡一份愛心；作為一名省委書記，帶頭救助失學少年，是想喚起各級領導都能為“希望工程”添磚加瓦。 甘肅地處大西北，基礎薄弱，經濟落后。而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程度又比較低，据統計全省文盲、半文盲共計六百二十四万人，占全省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經濟落后，必然約束教育的發展；而教育落后，又反過來制約經濟發展的步伐。我們搞過一些調查，那些貧困的山區，可以舉出种种貧困的原因，但總的原因還是教育太落后。 為了加快我省教育發展的速度，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基礎比較弱，要想在短時期內解決所有的問題，顯然是辦不到的。甘肅省每年有十几万名學生因家庭貧困而失學，要讓這些孩子全部回到校園里，對于各級政府來說也是個沉重的包袱。 “希望工程”的實施正好是幫助我們解決這個難題。 兩年來的實踐，效果相當好。我省已經有七千多名失學少年被救助，而且看發展勢頭，前景可觀。 蘭州化學工業公司首創將捐資救助活動与扶貧興教直接結合的方法，憑借大企業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幫助渭源縣發展經濟，興辦教育。這种厂縣直接挂鉤的救助方式被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稱之為“蘭渭模式”。團甘肅省委經論證后認為，在甘肅目前的情況下，以大中型骨干企業為依托，對口幫助貧困縣的失學少年，有基礎，有优勢。從而又确定了工作基礎好的二十五家企業團委以“蘭渭模式”投入“希望工程”，每家救助指標以一百名為起點，一救五年。加上社會各界救助的名額，將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現在，我們省級領導每人都救助了一名失學孩子，大部分地、縣領導也都包了孩子，可以這么說，“希望工程”已經列入各級領導的議事日程。 在甘肅的老百姓中，“希望工程”也有著比較廣泛的知名度，特別是那些實施“希望工程”的貧困縣，群眾一說起“希望工程”都是贊不絕口。 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看到，“希望工程”只是發展甘肅教育的一种輔助手段。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把經濟搞上去，你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自然也就顧不上。 對領導層來說，最重要的還是要激發自己的責任感、緊迫感，借當前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机，把甘肅的經濟建設搞上去。 凌峰台灣著名藝人上個星期，和我太太賀順順到山東平邑縣為一所“希望小學”落成剪彩，路上出了車禍，差點划了個人生的句號。 山東已經旱了好久，我們去的那天卻下起雨來，我說老天夠給面子的，讓小小凌峰給平邑人民帶來了一場好雨。話音剛落，樂极生悲，只听“吱”的一聲急剎車，車頭撞到路邊一棵樹上，頂回來，滾到了溝里，翻了兩個跟頭，又是老天有眼儿，溝不深，只受了點輕傷。從車里爬出來，我對大伙儿說：“看來，在實施‘希望工程’的道路上，艱難險阻是免不了的。” “希望工程海外愛心基金委員會”成立一年多時間，在海外積极進行“希望工程”的宣傳聯絡工作，至今已為“希望工程”籌集資金二百五十多万元，并在貧困地區援建了八所“希望小學”。我們的“希望工程首場義演”也已在全國三十多個省市演了三十多場。 有人問我為什么對“希望工程”這么賣力，我說：“再沒有什么比這樣兩組數字更令炎黃子孫感到沉重：一組是全世界文盲半文盲近十億人，中國占了近四分之一；一組是全世界失學儿童約有一億，中國占了近三分之一。”失學的孩子就像黃河流失的黃土，失學的孩子就像民族流失的希望，因為每一塊黃土都可能長出參天大樹來。 今天我凌峰也算是個人物了，可是并非我身上有什么多才多藝的遺傳基因。我祖籍山東，是庄稼漢，窮苦人出身，肚子里沒有半點祖傳“墨水”。父親是工人，全家六個孩子張嘴要飯吃。我當過學徒，踩過“娃娃車”，干過水泥工。成年后浪跡海外多年，曾在酒吧歌廳唱歌。對于人間殘酷，世態炎涼，我比其他人有著更深切的感受。我凌峰有今天，靠自己的努力、奮斗，也靠眾多好心人的幫忙。所以，對于那些因家庭貧窮而上不起學的孩子，我天生就有一种格外強烈的同情感。五年兩百塊錢，對于孩子們來說像座山，怎么也爬不上去，你在后面幫忙推一推，他也就上去了。很可能這兩百塊錢會改變一個孩子一生的命運。 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中國，台灣的中國人的位置在哪里？我想不僅僅是借諸台灣的生產力，或是綜合國力，最關鍵的是我們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歷史使命承擔了多少？對十一億大陸同胞的關怀實踐了多少？這一代台灣的中國人，如果沒有這點雄心壯志，我認為，我們很難在歷史的長河中沉淀。眼前的花月良宵，富貴榮華，在歷史看來，不過是鏡花水月，曇花一現罷了。 “希望工程”是中華文明重生的希望，海峽兩岸的同胞共同去實踐“希望工程”，才能讓世界人民看到中華民族的整体感。 再好的种子， 撒在水泥地上， 永遠也不會發芽； 再好的苗子， 沒有陽光雨水， 永遠也不會長大； 再大的國家， 如果沒有文化， 永遠也不怎么偉大。 再窮只能窮自己， 再窮不能窮孩子， 窮鄉僻壤， 該有點起碼的志气。 這首為“希望工程”創作的歌曲，獻給那些我心疼的孩子，獻給這塊我深深愛著的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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