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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長談


  徐永光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不久前,筆者与徐永光秘書長有過一次長談,以下是這次長談的簡要摘錄)筆者:為了創作這部報告文學,我跑了六省十三個縣,采訪了近百名被“希望工程”救助的孩子,至今仍在失學的孩子以及山村教師。現在,我也成了一名“希望工程”最忠誠的宣傳員了,口不离“希望工程”,走到哪儿動不動就是:如果你們要救助失學少年,我可以幫助聯系。
  徐永光:(笑)這就是“希望工程”的魅力所在。凡是采訪過我的記者和海外的來訪者,听完我的介紹都想馬上掏腰包,我想你也不會例外。噢,對了,听說你在廣西和河北采訪時都當場捐了錢。一位記者看到一些犯人寄給基金會的信后,說:“希望工程真是一件連坏人都說好的大善事。”
  筆者:“希望工程”實施快三年了,你作為基金會的負責人和“希望工程”的主要設計者,一定會有很多感慨。
  徐永光:記得在“希望工程”實施一周年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位外國記者問:“你們做的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精神可嘉!但是,面對每年百万多名失學少年,‘希望工程’能起多大的補救作用?”我這樣回答他:“每年救助一百多万名失學孩子,需要資金不過近千万美元。如果我們的事業能得到海內外更多的善良人們、有識之士、友好團体的理解和支持,我認為做成此事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當年我們定下的目標是:經過三、五年的努力,在三百二十八個國家扶貧縣普遍布點實施救助,到一九九五年,每年將至少為十万名失學少年提供助學金。現在看來,今年我們就將超過百分之五十提前達到這個目標。
  十五万名相對于每年百万以上、累積近千万失學儿童這個數字來說,距离甚遠。不過,我們所做的工作,主要還是點燃希望的火种,形成示范力量,用“精衛填海”的精神,喚起更多的人來關注和支持儿童教育事業,關心貧困地區的發展,關心國家、人類的前途。
  筆者:上次從甘肅采訪回來,我曾在你面前發了一通感慨:一個孩子生在貧困的農村就是農村的窮孩子,生在城市就是城市的“小皇帝”。城里的孩子從一出生就享受到農村孩子享受不到的特權:像教育、文化、衛生及各种福利。
  徐偉光:我承認,農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從呱呱落地起就存在著不平等。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一篇報道,講一個縣招考播音員,一名青年力挫其他竟爭者榮登榜首,他甚至持有中央一級播音比賽的獲獎證書,但縣人事部門不同意錄取。原因:他是農村戶口。這說明在同等的條件下,農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的竟爭是不平等的。我們的基礎教育,應當成為縮小這种這种不平等的橋梁,而不應該再成為擴大這种不平等的鴻溝。“希望工程”的實施就要讓所有的儿童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權利。
  筆者:我在采訪時,听到這樣一种議論,說“希望工程”的實施是在暴露社會的“陰暗面”,你們宣傳的都是落后的東西,是在丟中國人的臉。
  徐永光:建國以來,我國的基礎教育有了長足的發展,到了一九八九年,學齡儿童入學率已達到97.4%,文盲已由建國初占人口的80%下降到20.6%。這一成績是不能抹煞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正視,由于經濟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我國的教育發展步履維艱。
  落后是客觀存在,你講了是落后,不講照樣是落后,回避是回避不了的。關鍵是既要承認事實又積极想辦法去解決它。
  “暴露陰暗面”一說,頗帶“左”的色彩。難道讓我們數百万貧困地區的孩子沒有書讀才叫社會主義的“光明面”不成?出生在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的父輩、祖輩一般都沒有文化,一生与貧窮愚昧為伍。到了這一代,他們應該有書讀。“希望工程”是關系成千上万孩子命運的事,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會無動于衷的。
  筆者:我到太行山區的淶源縣采訪,那里的領導特別開通。他們說:“你可以到我
  們最貧困最落后的地方去看看。”他們實施了“希望工程”促進了全縣教育的變化。領導重視了教育,群眾關心了教育,教師增強了責任心,學生學得更刻苦,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种發展教育的會合力。
  徐永光:你說的實際上就是“希望工程”的社會意義。
  我們在宣布實施“希望工程”的時候,手里只有注冊資金十万元。兩年以后,每年資助強度達到三百多万元(不包括地方基金會所提供的資助),它的發展速度超出我們的想象。實際上迄今為止,“希望工程”用于救助失學孩子創辦“希望小學”的資金投入不過千儿八百万元,還不夠建一座中檔賓館的錢。但是,它產生的社會效應,卻遠遠地超過了有限的經濟价值。
  在工作中,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希望工程”是深入人心的善舉,它能激發人們最純朴的感情。精誠所至,一呼百應。我們是民間團体,沒有行政命令,所有的捐贈者全都出于自覺自愿。
  那位冒著大風找到基金會,留下一万元,連名字都不說的退休老人:那位倒了三趟車,從香山赶來要救助一名孩子的盲人:那些普普通通的士兵,憂國憂民的大學生……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所以又有人把“希望工程”稱為匯
  集人間真情的“愛的工程”。
  今年四月,我們又推出了“希望工程──百万愛心行動”計划,這是“希望工程”向更深層次發展。
  我們想象一下,如果把貧困山區的一百万名孩子和城里的一百万個家庭結成對子,它給貧困地區帶去的不僅僅是支援教育的財力資源,還將通過千万條受、贈雙方的聯系渠道,吹進改革開放之風,滲透先進的思想、觀念和文化。我們不是說現在是個信息時代嗎?長期封閉落后的貧困地區正是最需要信息的時候。如果真正把項工作組織好,“希望工程”所產生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
  筆者:在基金會机關采訪也好,到各省市采訪也好,我覺得你們的工作人員都是充
  滿著熱情和朝气,難道你們沒碰到過困難和挫折嗎?
  印了几万封信投寄給一些大企業。可那時候誰知道“希望工程”?這年頭拉贊助的多著呢,誰知道你葫蘆里賣的什么藥?
  我們的工作人員,長年累月都是超負荷運轉,一些同志累出了病。他們付出了很多,得到的經濟報酬卻很少,因為我們的工資、福利完全是由國家支付。對此我們的同志毫無怨言。
  應該肯定,在廣大充滿愛心的群眾的支持下,三年來,我們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是“希望工程”推進得還不夠快,做得不如人們期望的那么大。別忘了我們是個泱泱大國,如果參与這項事業的人再多一些,那么一百万將算不了什么,我們工作還大有潛力可挖。筆者:就象她的名字一樣,“希望工程”充滿著希望!能再談談今后的打算嗎?徐永光:兩年前,我曾對基金會的同志提出,要通過我們的努力,出現這樣的局面:為“希望工程”做貢獻成為一种社會時尚。我們惊喜的看到,今天,這种局面已經開始出現。這說明,我們從事的事業,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体現了人民的意志。我們的信念依然是:中國只要還有一名因貧困而失學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會結束。雖然面臨難以想象的困難,但我們義無反顧。
  筆者:“希望工程”什么時候能夠完成它的使命,能說得更确切些嗎?徐永光:我想,在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將向世界宣布:在中國的土地上已經沒有因貧困而失學的少年儿童,“希望工程”的歷史使命就已經光榮結束了。
  筆者:讓我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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