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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母雞下蛋”說起。 “教育是只母雞”，這個概念的版權似乎應該屬于日本人。冰心老人在《我請求》一文中寫道》：“……我憶起抗戰胜利后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們是第一批到日本去的，那時的日本，真是遍地瓦礫，滿目瘡痍。但是此后的几次友好訪問中，我看到日本是一年比一年繁榮富強，今天已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大國。為什么？理由是再簡單不過！因為日本深懂得教育是只母雞”！ 這個缺乏自然資源的彈丸之國，明治維新后，便提出了“教育立國”的政策。一九八二年在《學制令》中明确提出“教育應該普及于全体人民。要使農村中沒有文盲家庭，家庭中沒有文盲成員。”即便在二次大戰后的困境中，仍优先恢复和發展教育 前文部大臣荒木万秀夫曾說：“明治以來，直到目前，我國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非常惊人，為世界所重視。造成這种情況的重要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及和發達。”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金蛋作用”。 中華民族曾以古老的文明飲譽于世。悠悠五千年歷史，從孔夫子到陶行知，從蒙學 到私塾，無不證明中國人崇尚教育。 但是，當現代美國人已經普及了中等教育(适齡青少年入學率高達96.4%)，高等教育已經初步實現了大眾化(50%的18──24歲青年上大學)；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經過四十年的努力，都已經在全國實現了普及十一年制(小學4年加初中7年)義務教育的宏偉計划時，不得不承認我們已經落后了。 中國的“母雞”究竟得了什么病？ 我在采訪中，一路上听得最多的是：訴苦。縣里訴經濟不發達，財政收入入不敷出；各級教育部門訴教育經費少，發了“人頭費”，所剩無几。 人的肚皮都填不滿，哪還舍得大米、小麥去喂雞？而母雞長期營養不良，又怎能下得了蛋？ 財政困難造成教育落后，似乎是個最通俗又最有說服力的答案。不過，根据一些公開、內部的、民間的材料證明，我們原本還是有些糧食的，只不過它并沒有喂到“母雞”的嘴里。 六月十七號，《北京日報》刊登南冰、漢軍雜文《公宴何時“倒牌子”》，不妨摘錄文中几節： 披閱雜報閒章，見某省某局長因大肆揮霍公款，被繩之以法后在獄中作詩一首，頗值玩味：公款吃喝何時了，花費知多少？雅座一夜盡酒興，党紀國法通通腦后拋。山珍海味今猶在，只是主人改，問君囚中几多愁？恰似一江苦水肚里流。看罷這位“酒官” 的“自白”，定讓你生出許多感慨。 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少領導也曾揮淚斬之，公宴(指用公款非正常的大吃大喝)的“牌子”依然很響。從城里到鄉村竟是前仆后繼，源源不斷。全國每年的公款花費相當于重建一個“長春一汽”的粗粗統計并非夸大其詞。 我們的祖先在很多領域是領先世界的，可后來斗落后了，唯獨“公宴”大有獲諾貝爾獎之勢，這是令那些會吃、愛吃、敢吃的人引以為自豪的…… 重建一個長春一汽，我想四千万是絕對不夠的。但我知道四千万能讓一百万名失學的孩子交夠一年的學費。 我在北方某國家級貧困縣采訪，這個縣窮得每年第四季度發工資都很困難，可吃喝風在這儿卻非常盛行。我在招待所住了三天，稍稍觀察了一下，招待所餐廳的十二個小單間每天中午、晚上都是賓客滿座。咱們少算一些，每個小單間每天要設一桌酒菜，每席一百元，一年下來，光這個餐廳就要吃掉四十三万元。就算這個縣有五千名失學少年，他們一年的學費也不過二十万元。 至于南方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公款吃喝更是厲害。一個縣的接待科長告訴我，去年光經過他的手批的吃喝發票就有二十八万元，加上各區、鎮，各部、委、辦、局，各個企業單位，全縣絕不少于一百万元。 難怪，有人憤慨地說：“一邊是一百多万孩子因貧困而失學，一邊是當權者的山吃海喝。不要多，從那些公款吃喝者的牙縫里摳一點儿，也足夠孩子們交學費了。” 与公款吃喝同樣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人的嚴重失職和玩忽職守給國家造成的損失 据《了望》雜志披露，一九九一年，全國各級檢查机關立案查處玩忽職守案件三千一百八十九件，這些案件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達八點億元。 然而它僅僅是嚴重失職、玩忽職守行為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的一部分，因為還有相當一批此類案件因各种原因沒有報案查處。以此估計，嚴重失職、玩忽職守一年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至少達數十億元。 上海市檢察院去年受理的二百四十二起玩忽職守案，共造成國家和集体經濟損失八千七百多万元。 上海中國長城工業公司上海分公司業務員徐余梁，在職期間嚴重不負責任，輕信詐騙犯顏某的謊言，与其分別簽定了貨物名稱、數量、金額相同的收購合同与出口合同，在沒有向有關机關單位進行必要的考察和了解的情況下，違反貨款必須匯至生產單位的規定，纂自將貨款轉入詐騙犯指定的單位，導致巨額貨款被騙，直接經濟損失高達八百多万元，僅追回五百万元。 上海鋼鋸厂原環保專職干部韓照法，為急于處理本厂含氟廢渣，違反市政府《關于 上海市鄉鎮企業環境保護管理暫行辦法》，与江蘇省張家港市一家村辦化工厂承包人曹某草率簽約，將本厂近三百吨含氟廢渣交給這家化工厂處理，簽約后，承包人曹某指使職工將這批廢渣扔到河中，致使嘉定縣方泰、朱家橋等五個鄉鎮的二千五百畝水域嚴重受到污染，大批河魚死亡，造成集体損失一百多万元。 北京中國机電設備總公司華北公司財務物价處出納員華真在參加工作兩個月后，便開始挪用公款。在隨后的十五個月里，這位年僅二十三歲女職工利用一人掌管支票支票專用章以及企業法人名章的條件，采取制造假銀行對帳單，私刻公司開戶銀行印章等手段，從本單位開戶銀行挪用公款二十五筆，合計金額達五百二十七万八千元， 交給個体承包者趙文華使用。直到趙攜四百多万元巨款潛逃，華真向公安机關投案自首，華北公司總經經理王孝榮，總會計師張蓮香和財務物价處副處長馬召民才發現巨額資金已經不复存在。 由于決策錯誤造成的經濟損失，同樣令人震惊。 鐵道究九線投資十三億元，運算設計量一千八百万吨，然而，當巨資耗盡，路軌舖到究州時，經進一步勘測，才猛然發現此地原無煤可運…… 還有全國集團的購買力，像張著血盆大口，每年要吞下大量的資金。一九九零年，有据可查的就有七百多億元，是當年全國教育資金的近兩倍。 我們窮，可是我們有時花起錢來卻大方得要命！ 我們窮，可是一些敗家子糟蹋起錢來比誰都厲害！ 我們這只可怜的“母雞”，原來是可以多吃一點糧食的。 今年五月十八號，《中國青年報》刊登了湖南省來陽市花石鄉江波村的兩幅照片：一張是剛建的鋼筋水泥結构的气宇軒昂的“鐘氏祠堂”；一張是古態陳舊的土木結构的江波小學。 “鐘氏祠堂”是村里的几位長輩，發動本村和外村的鐘姓群眾集資集工興建的。祠內供奉著三尊名曰“姑奶奶”的木頭菩薩。每逢菩薩“生日”，前來燒香拜佛的人川流不息，敬獻“姑奶奶”的錢財源源不斷，上百席的宴席一擺就是好几天。祠內香火繚繞，熱鬧非凡。這种活動每搞一次，耗資都是以數万計。 江波小學是一所村辦聯小，現有學生一百五十余人，村舍低矮、陰暗且潮濕。由于年久失修，木質腐朽，六個牆垛有五個開坼，最寬坼達二十多厘米。總共六百多平方米的校舍有四百多平方米屬于危房。尤其到了雨季，老師要穿著長統雨靴上課，學生則要帶著草帽听課。 究竟使江波重建喊了二十年不能付諸實施？ 有人說：因為現在的學校還沒倒。 也有人說，建了新祠堂，菩薩可以保佑學校不倒，子孫后代會興旺發達。 悲哉！我們本來就不多的錢，卻不是都用在刀刃上。 同樣道理，像我們這么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將有限的教育投資科學使用使它獲得最佳的社會效應，也非常值得研究。据世界銀行教育署賽可堯勃勞斯的研究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物力投資的收益率一般在10%左右，而用于小學教育投資的收益率為27%，中等教育投資收益率為16%，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為13%。因此集中有限的財力，大力發展基礎教育，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抉擇。 据有關的資料統計，我國教育經費使用比例：初等教育占31%，中等教育占39%，高等教育占30%。而世界其它發展中國家教育經費比例，一般初等教育占49%中等占31%，高等20%。 在我國還有個怪現象，上大學不要交學費(生活費當然要自己解決)，上小學反倒要較學費。 一共就那么塊蛋糕，要分給三個儿子吃，是大儿子多分一些，還是小儿子多分一些，光憑感情用事不行，還得講點科學性。 “希望工程”走過了將近三年道路，從最近這個設想提出，到十几万失學儿童重返校園，這畢竟是偉大的一跳。不過，十几万与數百万，它們之間還有一段相當遠的距离。 如果我們在決策上少一些失誤，如果我們的每一位公務員都盡職盡責，如果我們的社會集團購買力能壓縮一些，如果那些公款吃喝者嘴下能稍稍留點情，又將有多少孩子將回到校園？ 六月七日，在北京廣播電台經濟台專設的“百万愛心行動報名台”旁，一位工人師付問我：“記者同志，你說全國有多少縣、處、團以上干部？” 我搖搖頭說：“這可答不上。” 他說：“中國是個多“官”的國家，如果每一名縣、處、團以上干部都包一名失學孩子，那可以使多少孩子免受失學之苦！我再問你，全國有多少党支部？” 我答道：“全國有多少党支部不知道，不過据說光四川省就有党、團、支部數十万個。前些日子，他們在搞“十万個党、團支部獻愛心”活動，號召每個党、團支部救助一名失學孩子。” 工人師傅說：“是啊，光四川省就有那么多個党、團支部，全國恐怕是几百万。如果真能做到每個党、團支部數十個。如果真能做到每個党、團支部數十万個。前些日子，他們在搞“十万個党、團支部獻愛心”活動，號召每個党、團支部救助一名失學孩子，那么基金會也沒什么事可做了。所以，我建議你們多去動員動員那些當官的，中國的事情就這樣，當官的帶頭，什么事都好辦了。” 對于教育誰都說重要，但在我們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卻有那么一些領導，“說 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 于是，有人提出教育的立法問題：義務教育必須是強制性的。 美國在一九二零年，就在全國通過了義務教育法令。這些法令規定，不送學齡儿童上學，父母要受到法律制裁。日本的明治政府為實現“家無不學之人”，則規定：上學的儿童都要佩帶注明家長姓名和地址的標記，以區別未入學的儿童。對閒散在街頭上沒有佩帶標記的儿童，警察有權詢問為什么不上學，并督促其家長。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也主張對儿童實施初等義務教育，他在《共產党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應該對一切儿童實行公共和免費的教育”，這既包含這免費，也包含著強制的因素。 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國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正式頒布。這標志著我國普及教育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容樂觀的是，經過四年的努力，到一九九零年通過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檢查驗收的縣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六個，占全國縣的66.8%；全國1.22億小學生中，能畢業的僅三分之一。 雖然，在《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中，我們也規定：“對學生輟學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解決的要對有關行政人員給予行政處分。”；适齡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它監護人未按規定送子女或其他被監護人就學接受義務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轄區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机构，農村由鄉級人民政府，進行批評教育；經教育拒不送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監護人就學的，可視其具体情況處以罰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被監護人就學。”但我在采訪中，卻未發現有一例因學生輟學而受到處分，或因未按規定送子女而被處罰的。 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個命題：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前提是，教育必須是免費的。在那些連溫飽問題都沒解決的山區，你讓家長送孩子上學，人家會說：“連飯都吃不飽，還上什么學？”就這一句話足以把你噎住3是啊，“民以食為天”，還有什么比吃飯更重要的？在貧窮面前，連法律法規都變得軟弱無力。 又回到根本問題上來了，要解決教育問題，最關鍵的是要把經濟搞上去。 發展教育，离不開教師。一個國家教師的地位，側面反映出這個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程度。 一九八一年德國軍隊戰胜了法國，人們向當時統一德意志民族和戰胜法國的普魯士首相卑斯麥慶祝胜利時，卑斯麥指出：主要的功勞應歸功于全德國的小學教師，他們為國家訓練了愛祖國、守紀律、善作戰的英勇的士兵。 在日本，教師的社會地位高，被稱為“圣職”。人們普遍認為，教師是為社會作出巨大犧牲的職業，是無比神圣的。無論什么人一旦事業取得成功，首先要到自己的啟蒙老師家拜訪致謝。就是未來的老師──師范生也處處受到禮遇。他們一進師范學校的大門，就穿上教師服，乘車有人讓座，購物請其优先。有人對日本社會八十种職業調查，中小學的教師居十九位，中小學的校長居第九位。日本教育的發達，可以說与教師的优厚待遇密切相關。 我又想起了那些含辛茹苦任勞任怨生活、工作在貧困山區的教師們，想起了李恕、韋造祥、蔡海山、馬希明、高玉芳、朱冬明……他們像牛一樣，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是的，我們國家財力有限，還不能給教師太多的待遇。但是，我們的各級領導是否都盡到自己的气力，在可能的范圍內給教師更多一些關心？一位小學教師曾對我說：“苦些累些沒什么，我們最需要的還是領導和社會的理解。” 預言家們指出：二十一世紀將是太平洋的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 如何面對時代的挑戰？如何走好這關鍵性的七、八年？對中國的決策者，對沒一位中國人都是一次考驗。 “現代化建設的本質上是世界上國家与民族之間的經濟競爭，而現代化經濟建設本質上又是科技競爭，智力競爭，鄧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實現現代化的關鍵是科技，基礎在教育。”這是一九九零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團中央召開的“奮斗者的足跡”知識分子報告團座談會上的一段講話。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發表講話：如果我們這個擁有十一億人口的大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將意味著我國二十一世紀新一代勞動者人均受教育的年限有很大提高，意味著總個民族素質有很大提高，毫無疑問，這就為二十一世紀我國經濟的騰飛和社會的發展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時代呼喚著教育！ 中華民族的振興呼喚著教育！ 不過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國基礎教育普及所面臨的困難。 一九九零年初，聯合國儿童基金會駐中國辦事處委托上海市智力開發研究所承擔《基本教育于國家發展：中國和印度的歷史經驗》研究項目中國部分的工作。 据專家們預測： “下一個十年中國的基本教育將面臨學齡儿童急速增長的嚴峻挑戰。自一九八六年開始，中國進入第三次生育高峰，預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七每年出生的人口將超過零點二二億，比一九八五年的靈點一八五億淨增19%──20%。至二零零零年，中國小學在校生人數為一點三六億。因此，在二零零零年全國范圍內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標實現有待于全社會的艱苦的努力。” “普及基本教育的困難不僅在于學齡儿童的急速增長，還在于中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農村貧困地區是中國普及基本教育的難點。一九八九年，全人均純收入在二百元以下的貧困人口還有四千万人，大多分布在西南和西北自然條件惡劣的地區。這些地區社會發展程度低，經濟落后，縣鄉的財政都非常困難，如不采取特殊政策措施，很難在本世紀末全部普及小學教育。” 有關教育經費，專家們預測，至二零零零年若每一學生的平均事業費要達到屆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10%的比例(國際上在八十年代初已達到的比例)，估計單是小學事業費就要二百八十三億，是一九八八年九十四點六億的二點五倍。如果加上小學教育基本建設投資，估計要超過三百五十億，接近一九八八年國家財政用于教育的全部經費。因此，普及基本教育的經費籌措任務也將是十分艱巨的。“ 國家教委普教司司長陳德珍在一篇專題論文中提出：“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億多人的發展中國家，普及九年義務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程。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依靠中央和地方、社會團体和人民群眾等方面的積极性，才能辦到；那种由國家全包下來，和集中過多、統得過死的作法，都不符合我國國情。” 正因為困難，才有了“希望工程”的設想。 正因為困難，更需要“希望工程”的實施。 近三年的實踐表明，“希望工程”符合我國的國情。它為發展我國的基礎教育， 為解決各級政府頭痛的儿童輟學問題劈開了一條新路。 一位國際友人在了解“希望工程”后，欣喜的說：“你們的工作了不得！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如果解決了儿童失學問題，普及了義務教育，那么，不僅對于本國發展有戰略性意義，同樣也為其它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一個最具說服力的樣板。因此，我們可以說：”希望工程“不僅僅屬于中國，同樣也屬于世界。” 中國也好，世界也好；黃皮膚也罷，白皮膚也罷，黑皮膚也罷，任何一個孩子只要來到這個地球，就有權利享受人類文明的教育。 一九九零年九月三十日，聯合國世界儿童問題首腦會議通過的《儿童權利公約》，提出“儿童优先”的原則，要求在本世紀結束的時候，讓地球上每一個儿童受到基本教育。七十多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數十個國家的外長或常駐聯合國代表在《公約》上簽了字。中國駐聯合國大使李道豫代表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政府簽了字，同時也代表他們的決心。距离二零零零年只有八年了，讓我們共同去努力吧：為了孩子；為了明天； 為了那藍天下的圣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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