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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該說的都在前面的書頁上說了，后記就免了吧。但是年輕美麗的女編輯說，你最好還是寫一點什么吧。 或許是掩卷之后，覺得還意猶未盡，想更走近一步，知道有關她們——再后面的事情。曾經寫過不少這類作品，讀者朋友問的也盡是這類話題。 這是些永遠也無法窮盡的話題。因為這些活著的故事，會在歲月的泥土里不斷地伸展根須，開花結果，即便是枯枝敗葉，也會凋零有聲。 今天我就收到了《魔鬼之戀》中的女主人公居吻雨在1998年5月22日寄自女子監獄的一封長信。她說在對阿陽“美好的回憶中异常心痛……當初嫁給他后，他所有的朋友都對我非常尊重，我一下子覺得自己有頭有臉，虛榮心得到了极大的滿足。但是后來，我發現他除了會賺錢之外，沒什么优點。唯一的好是不管熟悉或陌生的人來求他辦事，他從來不會拒絕……我几天几夜痛得死去活來生下八斤重的儿子時，他還是為了賺那該死的錢，沒有回家。從此我就一直想報复他……我現在淪落到這個地步，也是我欠他遭到的報應……如果人有來世，我真愿為他做牛做馬，重新為他做個真正的賢妻良母……陸老師，人真會有來世嗎？” 信讀到這里，我想她已經真正感受到歲月的沉重了，她定會一天比一天更深刻地理解前夫阿陽第一次接見她時說過的話——等著看到儿子結婚。 真到了二十几年后她儿子結婚時，展現在她面前的生活，會是一副什么模樣？我們現在卻無法穿越漫漫時空加以揣摩了。 那個《吻別死神》中的女主人公火吻燕告訴我，1998年春節前，女子監獄根据她在監外服刑的表現，又為她減去了兩年半的刑期。她說她是整整一夜趴在床上流著眼淚讀完了我寫她的文章，她女儿說：“媽媽你是苦盡甘來了。”几天前我与她通了一次電話，得知她仍然沒有勇气將這篇文章給她的王先生看，她說陸記者，真的，我還是怕…… 她怕什么？不同的人可以為她作出不同的解答，但是我們不能代她作答。 我們唯有在一旁默默地注視。默默地真誠地為她的現在和將來祝福。 《情愛黑洞》中那個黎吻雪早已不在人世，但是她用她的痴迷、決絕、罪惡与痛苦，為我們這個世界留下了一部哀怨凄涼的愛情悲劇。我不斷地收到天南地北的讀者來信，他們各抒己見，對這部紀實中篇里的几個人物議論紛紛。 有個姓吳的先生來信說：“尊敬的陸萍老師，我在中學時代就知道有一個詩人叫陸萍，您寫的《黑色蜜月》以及《生命透支的悲哀》是我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讀到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生命》一文改變了我這几年的人生……我原不知情為何物，苦戀四年卻換來三年惡夢。而今惡夢醒了生活已全新，我和妻子現在是以一种超然的心情，讀您的《情愛黑洞》，我們為里面的女主角深深惋惜，也為自己慶幸 打擊毒品犯罪是世界性的大課題，《魔鬼之戀》記錄了毒品犯罪的一個層面。 女死囚居吻雨的前夫阿陽，真是個人間大丈夫！當初采訪時，無意間得悉了他的一些細節后，我是被他的寬宏大度深深打動，隨后就開始了長期的追蹤采訪。 同一案事中那個“吃軟飯”的魔鬼情人阿良，与他形成了強烈鮮明的反差。這兩個男人有著天壤之別，偏巧又全讓居吻雨一人同時碰上了。于是心靈矛盾的沖撞就充滿力度，案情也就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情愛黑洞》揭示了婚外戀釀成的罪惡。里面痴情的女主角黎吻雪，實在讓人可哀可歎可恨可咒，難以忘怀。 采訪期間，有不少人要我以道德法庭的形式，用輿論去譴責她那個曾經身居要職的情夫，可我終究沒有去充當一個道德法官。 我覺得人世間有一些是非善惡，法庭并不是最終解決問題的地方。女人天性中的某些弱點，或許更是人間悲劇的必然。 《吻別死神》展示了性虐待個案的一個极端。文中女主角火吻燕九死一生，終又重返人間，從女死囚到敬老院院長，出世与人世之間讓人感咽無窮。 這里順便提一筆，性虐待狂原本是自然界的一种疾病，可惜直到今天，還是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記得此文見報后，我收到了不少正遭性虐待狂折磨（所敘情節大都有惊人相似之處）的妻子們的求助信。對于這些姐妹同胞難言的痛苦和焦慮，我深深同情和理解，卻也常常愛莫能助。一個記者能做的事，不外用手中的筆，對藏匿在生活深處的這些鮮為人知的暗角，以揭示的方式向社會披露和呼吁。真希望能夠有——真正能拯救這些不幸家庭的社會賢達，來開一點良方。 三個紀實中篇的相同之處，都是惊天地泣鬼神且又負著命案的情愛悲劇，不同之處是三個女人迥异的命運。 當她們踩上生命的斷崖時，一個才二十多歲，一個三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 而今一個已被打下了地獄，与她有緣無分的那一個男人，正背著心靈沉重的十字架，万念俱灰地行走在人間；一個正在遙遙迢迢跨世紀的刑期中，點點滴滴品咂著自己釀出的苦酒，与她有緣有分的那位先生，正以博大的胸怀等待著她這個不能回家的女人；一個已在漫漫十五載的煉獄中獲得新生步出了高牆，与她有分無緣的那名男子，早已命歸黃泉。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本書中的三個女主角：黎吻雪、居吻雨、火吻燕，都是化名。她們名字當中相同的一個“吻”字，是我刻意所為，想把她們組成一個特殊的系列。 就為了醉人魂魄又浸潤著罪惡的這一“吻”，我在漫漫時日的采訪和寫作的過程中，心頭沉甸甸地一次又一次地掂量過她們所付出的代价。 這代价沉重昂貴至什么程度，我甚至無法在這里用文字表達。 常有人問我，這么多年來你為什么要用“女記者采訪手記”的方式進行寫作，我想在這里簡單說一說自己的想法。 都知道一個人犯了罪之后，要經公安局抓獲、要經檢察院批捕、要經法院審理、要經律師辯護，然后被量刑判罪再投進監獄服刑改造，這套法律程序是十分嚴密复雜而公正的。當然為使國家政權鞏固，公、檢、法、司之間相互制約又相互獨立，這讓我們國家法律的實施，日趨完美；而每個獻身這一事業的公職人員，也几乎是竭盡全力忠于職守，為神圣的事業而奉上他們畢生的心血精力。作為公民之一又兼為作家和記者的我，往往對他們崇敬有加。 公、檢、法、司是維護階級統治的國家机器。我知道，法律要處置一個罪人，猶如机器處理一個小零件那樣，很簡便也很有操作性。 机器是鐵做的，難免冰冷也難免無情，所謂法律是鋼性的、直角的說法，我一直大為贊同。 但是大千社會繽紛生活，在法律“鋼性直角”的大框架之下，還有很多柔軟曲折而复雜的內容，“机器的簡單操作”并不能囊括人們生活的全部。 一顆子彈可以在瞬間結束一個罪惡的生命，但是散落在生活角角落落里的罪惡，卻無法用一顆子彈來全部清除干淨。 所以我覺得，“机器簡單操作”后所剩下的事情，就是我們社會工作者所要致力去關注的事情。在法場上被中止的這條有罪的生命，和這顆正義的但并不昂貴的子彈，也應該被演繹成我們當今社會生活中一筆財富。 事實上，除了判處极刑的伏法者之外，一個人犯了罪服了刑之后，在他（她）們的身上，已經罪罰相抵了。他（她）們的罪孽，已經在被囚禁的時（刑期的長短）空（失去自由的監所）中得到了相應的懲罰，這与我們平時一貫倡導的對刑釋解教人員不得歧視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每當我踏進監獄這扇森嚴的黑門，我覺得自己更應該真實地去記錄——這些羈押在高牆鐵窗下的罪人們“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生存狀態，當然也包括隱藏在他（她）們靈魂黑匣子里的真實的世界。 除了法律地位与我們對立之外，他（她）們血肉之軀中的某些情感，几乎与我們毫無二致，都為人父為人子、為人母為人女、為人夫為人妻，因著這些相同的社會角色，（除了某些特殊情況之外）我深信獄牆內外的他們与我們之間，都有不止一條的小路和小河，可以走通。 于是我在政法記者的身份之中，注人了一個普通現代人的情感，在寫作時把他（她）們具体的犯罪情節，處理成心靈活動的背景。 因為這些“情節”早已被“公、檢、法、司”机關，詳盡地、一遍又一遍地記錄在案，我再不必贅言，我以一种人間情怀尋找著常人的視角——即在這些“背景”前著意去凸現人性、人道和人情。這樣，情与法之間就找到了一個綠草茵茵的中間地帶，嚴酷的法律就變得那樣容易面對，而一般人情也上升到了社會道義的水平。 我知道這些人類共有的尋常情怀是永恒的。生与死。愛与恨可以飛越時間和空間。 既然生活厚愛于我，讓我有這個机會走進獄牆內這片异乎尋常的天地；讓我有机會如此真切地目睹——陷入生命极地、失足在囚籠中的生命同類們的絕望和痛苦，我就感到自己負有一种無可卸脫的責任，我一定要記下一點什么來，告訴大牆外正在享受自由陽光的人們。 否則我將不得安宁。 我無法拒絕我靈魂的呼喊。 于是，就有了我的這本書《走近女死囚》，以及其他的一些已經完成、正在完成和還沒有完成的采訪手記。 1996年2月，在我出版的《一個政法女記者的手記》這本書里，余秋雨先生為我作的序中，有過這樣一段話，因我非常喜歡，特錄下作為我后記的結尾： “死囚要受到法律的懲處，但是他（她）們畢竟也還是人，他（她） 們有理由要求人格和智力比他（她）們更高的人，在他（她）們死之前給 他（她）們的靈魂獲得某种緩釋，給他（她）們精神帶來一點平靜。在生 理上講，我們對醫院里那些明知活不了几天的病人還要盡力搶救，那么， 在精神上講，我們也不妨對不久于人世的囚犯作點力所能及的幫助，這是 一种精神的人道主義。 監獄是人性的邊緣地帶，而邊緣地帶的感覺神經總是最敏感的。為此， 許多科學家喜歡做“邊緣試驗”，而一般人也愿意探詢天涯海角、黃昏黎 明等等邊緣性風景。讀者喜歡讀監獄里的悲劇性故事，也与此有關，可能 有些讀者只是獵奇，但肯定有不少讀者是出于一种關注善惡、美丑、悲喜、 人性獸性、崇高無恥等人生基本谷線的熱忱。在紛紛攘攘的現實生活中能 不時地萌發出這种關注熱惰，是可貴的。社會公德有可能在這种關注中漸 漸普及。” 陸萍 1998.10.18.半夜02：19于（夢鄉小站）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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