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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的春天來得很晚。已經是陽歷三月了，古城蘭州還披著一層煙塵和土霧。惟一使它顯得有點生气的是滿街亂竄的“下邊人”——抗戰期間突然從南方各地涌來一些著西服打領帶穿旗袍登高跟的男男女女，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文化人。在這些匆匆奔走的過客之中，有一對气度不凡的青年特別引人注目：高大魁梧的常書鴻和他漂亮活潑的妻子陳芝秀。這是一對來自法國巴黎的藝術家夫婦。他倆來蘭州已經好些日子了，整天無所事事地到處轉游著，眉宇間充滿無可奈何的憂戚。 常書鴻對古老的蘭州水車情有獨鐘。每天清晨，他總要坐在黃河岸邊，望著巨大的披滿了綠色苔衣的水車緩慢地、永不停息地轉動，發出沉重的、有節奏的吱吼聲。水斗里洒出的水花濺在他的身上、頭上，使他感到一种透心的涼快。手里的畫筆急速地揮舞著。勾勒下充滿西部情韻的高原春曉。他的腳下，剛剛解凍的黃河像一匹脫韁的野馬，跳躍嘶鳴著向前奔去。河面上浮動的晶瑩細碎的冰塊，在陽光下閃爍著藍的紫的和紅色的光。五彩的河水向著遙遠的地方永無止息地流去，流去……常書鴻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畫筆。他的眼前又浮現出了一條藍色的河——美麗的塞納河…… 每當傍晚時分，一群留學法國的青年藝術家，總愛來到塞納河畔散步談心。他們是“中國留法藝術家學會”的成員：冼星海、沈西苓、常書鴻、劉開渠、呂斯百、王臨乙、陳芝秀……他們經常探討和爭論的問題是：藝術向何處去？冼星海和沈西苓認為，藝術要和現實生活相結合，要為喚醒沉睡的中華民族而戰，藝術的根深埋在祖國的土地上。常書鴻則認為，藝術必須是純而又純、靜而又靜的，純粹得像新鮮的空气，平靜得像老子的哲學。這樣的藝術才是崇高的，永恒的。所以當沈西苓回到上海，拍出了電影《十字街頭》時；冼星海回到延安，創作出《黃河大合唱》時；常書鴻還蜘躅在巴黎街頭，儼然以蒙巴那斯畫家自居，在西方藝術的海洋里徜徉。他整天待在畫室里，專心致志于靜物畫的創作。畫呀畫的，一直畫到鮮葡萄變成了爛葡萄，鮮蘑菇生出的菌絲蜘蛛网似地布滿瓷盆和台布。他更用鮮花一樣的心情去描繪裸体少女优美的身姿，決心畫出像古希腊的女神，以及文藝复興時期布提什利和19世紀恩格爾的作品那樣永恒美麗的畫面。那一段時期，他對西洋繪畫的痴迷已經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他千百遍地在盧浮宮和其他一些美術館巡禮，對達維的《拿破侖加冕》、安格爾的《土耳其浴室》、德拉克洛瓦的《西島大屠殺》、馬納的《林中之宴》、莫奈的《睡蓮》、德加的《舞女》、米勒的《晚禱》等名畫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堅信這才是世界美術的正宗，人類藝術的源泉。 一天，常書鴻怀著十二分滿足的心情，從盧浮宮參觀出來。他習慣地經過圣杰曼大道，順便到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瀏覽瀏覽。塞納河水輕輕地蕩漾著，微風掀起舊書攤上的書頁。常書鴻隨意地翻尋著，忽然發現了由六本小冊子裝訂的《敦煌石窟圖錄》。他好奇地打開了合裝的書殼，眼睛突然一亮：整整300幅敦煌壁畫和雕塑的圖片！完全陌生的東西！那大幅大幅的佛教藝術的构圖，特別是公元五世紀北魏早期壁畫，那遒勁有力的筆触，气魄雄偉的构圖，完全可以和拜占廷基督教繪畫相媲美。其風格的奔放，甚至比西方現代派還要粗擴。而它的人物又刻畫得那樣地生動細膩！而這竟是1500年前的作品呀！他惊訝得扭曲了面容，半天也合不上嘴巴。而常書鴻這次小小的也是意外的發現，便決定了他此后將近60年的人生道路。 “先生，”書攤主人被青年畫家如痴如醉的神情吸引住了，“您是中國人吧？” “哦，是的。”常書鴻翻著畫冊，頭也不抬地回答。 “這些東西，”書攤主人帶著炫耀的口气說，“還是我們的英雄伯希和博士去突厥斯坦探險時，在貴國的荒漠中發現的。” “噢？”常書鴻又是一惊。 “是從一個叫做敦煌的山洞中拍攝的。” “敦煌！”常書鴻不由念出了聲，“哦，敦煌！”他心里也涌上了一股悲涼：自己身為中國人，卻從來不關心也不知道這樣一個地方。倒是法蘭西的“英雄”伯希和捷足先登了。 多么不可思議呀，竟有這樣多珍貴的壁畫照片及一千多年前各民族古代文字的題款！常書鴻凝神靜气，愛不釋手地翻看著，一個鐘頭過去了，兩個鐘頭過去了。巴黎傍晚的夜色徐徐降臨，塞納河畔黃昏的煙霧也慢慢濃重了。 “先生，”主人要收拾書攤了，“您是否要買這套圖冊？” “是……是的。”常書鴻摸了摸口袋，猶豫地問道，“要多少錢？” “看樣子您是一位學生，”書攤主人和善地說道，“這樣吧，您給個成本价：100法郎。” 常書鴻倒抽了一口涼气。他除了平日畫點靜物畫，有些微薄的收入，勉強地維持著自己和妻子陳芝秀以及在法國出生的女儿常沙娜二口的生活外，可以說是身無長物。哪來100陰法郎買書？ 看到青年畫家尷尬的模樣，熱心的書攤主人爽朗地說：“先生，您不必買它了。我給您介紹一個地方，保您大飽眼福。” 常書鴻用感激又殷切的目光望著書攤主人。 “离此不遠，有個吉美博物館，您大概沒有去過吧？那里收藏著許多彩色的敦煌絹畫，您看了一定會滿意的。” 第二天一大早，常書鴻就來到了吉美博物館。那里陳列著許多伯希和于1908年從敦煌盜來的唐代大幅絹畫。青年畫家眼含熱淚，目不暇接地參觀了4個小時。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幅公元七世紀時所作的彩繪《父母恩重經》上。這幅巧奪天工的作品，早于文藝复興時代意大利佛羅倫薩畫派先驅者喬托700年；早于西洋油畫的創始者佛拉蒙學派的大師梵愛克800年；早于長期僑居意大利的法國學院派祖師波森1000年。這簡直是一個奇跡，人類藝術史上的奇跡！而且不僅僅是時代上的差距，敦煌藝術比起早期西洋藝術來，在表現手法和技巧上，更顯出雋永先進的水平！ 常書鴻感到一陣內疚。面對祖國如此悠久燦爛的文化藝術，他深為自己言必稱希腊羅馬，拜倒在西方藝術腳下而愧悔。他忽然悟出，對一個中國的藝術家來說，出路不在塞納河邊，而在長江黃河。還是冼星海說得對：我們的藝術之根在祖國，在飽受苦難的億万同胞之中。當他离開吉美博物館時，內心深處不由自主地涌動著兩個滾燙的詞：祖國——敦煌！就在此時此刻，他下定了決心：离開法國，离開巴黎。等待著青年藝術家的將不再是各國畫家聚集的熱鬧喧騰的蒙巴那斯大街，而是遙遠荒涼的蘊藏著十几個世紀民族藝術珍寶的敦煌石窟。 1936年秋，常書鴻終于結束了藝術上的彷徨，攜帶妻女，离開僑居十年的法蘭西，回到了戰火紛飛的故國。可是他卻遲遲未能實現去敦煌參拜的夙愿。最大的原因是困扰著藝術家的經濟窘迫的現實。于是，他便一面在北平藝令，杭州藝專教書，一面等待著机會。几年之后，終于等到了一個天賜的良机。1943年初，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宣告成立。經徐悲鴻和梁思成的大力推荐，負責此事的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止式聘請常書鴻為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是年二月，常書鴻攜夫人陳芝秀，11歲的女儿常沙娜，兩歲的儿子常嘉陵离開了陪都重慶，來到西北重鎮蘭州，具体籌辦有關事宜。 今常書鴻感到焦慮的是，一個多月過去了，許多事情還毫無頭緒。甘肅的大員們主張將敦煌藝術研究所設在蘭州。他們的理由是：蘭州查資料方便，文化人又多，可以互相切磋。當然，更重要的還是生活條件好，大米蔬菜水果肉蛋一應俱全，而且一出門就有“洋車”可坐。常書鴻一听火了，蘭州距离敦煌2400多里路，要在歐洲，已是另外一個國家了。這樣遠的距离，怎么能夠保護敦煌文物、研究敦煌文物？一切豈不成為笑談？他從那些閃爍其辭的高論中，看到了他們的真實目的：研究所設在蘭州，可以安插一批党國棟梁的衙內、千金、姨太太、姘頭，等于用國庫的錢又開設了一個衙門！由于常書鴻態度堅決，力主將研究所設在敦煌，使姨太太們的美夢落了空，那些原來表示“大力支持”的頭頭腦腦一個個都不見了。陣容龐大的籌備委員會最后就只剩下他一個孤家寡人。 常書鴻被迫孤軍作戰。他像一頭無助的大象，到處亂碰。一個偶然的机會，碰到了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龔祥禮——他在國立北平藝專教書時的學生。 “哦，常先生！你怎么在這里？” “西大取經，路過蘭州。只有貧僧一人，難以成行啊！” “我陪你。” “你？” “我去，我去。”龔祥禮的口气十分堅定。 唐僧取經，尚有師徒四人。于是龔祥禮又串連了一位小學教員陳延儒，這就成三人了。還缺一名會計，常書鴻到教育廳舉辦的會計訓練班去招聘。老師把他領到教室里，常書鴻用浙江官話問道： “大家知道敦煌嗎？” 敦煌？敦煌在哪里？全班40多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露出茫然的光。 “敦煌可是個好地方，”常書鴻介紹說，“那里有舉世聞名的壁畫和彩塑，有价值連城的文物，還有……” “先生！”一位抹著口紅的小姐打斷了常書鴻的絮叨，“敦煌有電影院嗎？” 常書鴻搖搖頭。 “有舞廳嗎？” 常書鴻聳聳肩。 “有酒樓嗎？” “沒有！”常書鴻悶聲喊道。 下面傳來了哧哧的笑聲。 常書鴻忽然淚流滿面了，發出了男子漢憋不住的哽咽。他為今日之中國痛哭，為民族之悲哀痛哭。 他的哭聲震撼了莘莘學子們的心靈，教室里死一般地沉寂了。 “我報名！”一個穿著長布衫的學生站了起來。他叫辛普德。 “可是敦煌很苦啊，”常書鴻擦干了眼淚，用欣喜的目光看著朴實憨厚的辛普德，又加上了一句“敦煌在沙漠里”。 “沙漠也不怕。您是留學法國的博士，您都能受得了，我為什么受不了？” 于是，唐玄奘有了，孫悟空有了，豬二哥有了，沙和尚有了，取經的班子全齊了——這就是最初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全部人馬。 然而最要命的還是錢！离開四川時，教育部只給了常書鴻五万元的籌辦費。而當時的五万元，只夠達官貴人們吃一桌不算十分豪華的酒宴。常書鴻只得自力更生了。他將自己的几十幅油畫裝裱一新，辦起了個人畫展。徐悲鴻欣然命筆，為畫展寫了一篇激情飛揚的序言。 不到一個禮拜，40多幅油畫被搶購一空。這才購置了紙筆、顏料、儀器等必須用品，包了一輛羊毛車——用羊毛從蘇聯換來的日卡車，扛著由于右任書寫的“同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牌子，浩浩蕩蕩地上路了。 翻過烏鞘岭，就到了連接歐業大陸的絲綢古道。天邊是茫茫的祁連雪山，腳下是冰封的河西大地。當年駝鈴叮當、商旅興旺的絲綢之路，如今已是一派敗落荒涼的景象了。師徒四人再加上陳芝秀、常沙娜、常嘉陵一共七位中世紀的朝圣者，身穿腥味刺鼻的老羊皮祆，頭戴西北老農的舊氈帽，頂著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風，坐在匡當匡當響的敞篷卡車上，炒面充饑，雪水解渴，望眼欲穿地向著他們心中的圣地馳去。一路顛簸搖晃，苦不堪言。1200公里路程，這輛汽車居然走了一個多月！比牛車還慢半拍。常書鴻舉目望去，茫茫原野，一片蕭瑟。几簇干枯的紅柳在寒風中索索地抖動著，起伏的沙丘像荒累似地布滿大地。偶然，一位孤零零的荒村野老，倦伏在枯瘦的毛驢背上，寂寞無言地走向斜陽落日的遠方。一縷淡淡的悲涼涌上了他的心頭。 讓常書鴻十分惊喜的是，他們一行七人來到敦煌不久，他在北平藝專和杭州藝專授業時的高足董希文、張琳英、潘絜茲、張民權、李浴、周紹淼、烏密風從北平、南京、浙江、河南，賣掉衣物，自籌經費，千里迢迢地赶到敦煌，和老師在鳴沙山下相會了。 師生相聚，頭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個洞窟參拜，以便對研究所的家底心中有數。他們首先參觀了第254號洞窟。巨大的北魏早期壁畫《薩垂那太子舍身飼虎圖》赫然出現在藝術家們的面前。這是《大藏經》中的一個故事：很遠很遠的地方，有個大車國。國王有三個太子，大的叫摩河波羅，二的叫摩河提婆，最小的叫摩河薩垂那。有一天，三位王子外出游玩，來到一座陡峭的高山上。這時，山谷中有七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圍著一只餓得奄奄一息的母虎，嗷嗷待哺。八條生命即將在世上消失，使薩垂那太子极為傷感。“我應該救活它們，它們應該享受生命的快樂。”三王子在心里默念著，“我要像一條大船那樣，從大海中把落水者救起來，使他們渡向安全的彼岸。”于是下定決心舍身飼虎。他支走了兩個哥哥，默默地祈禱上天讓母虎延續生命，然后刺破血管，從崖頂縱身跳到虎旁。頓時，大地為之震動，太陽為之無光。狂風怒吼，海浪翻滾，一個鮮血染紅的悲壯場面出現在天地之間…… 粗野狂放的畫風，深刻含蓄的寓意，使常書鴻和他的弟子們久久不能自己。 “我离開重慶的時候，”常書鴻凝視著1500年前的畫面，若有所思地說，“于院長一再叮囑，到了敦煌，第一要看的就是這幅壁畫。現在看來，于院長這話是用心良苦，別有深意的。是啊，對于研究所的每位同仁來說，只有抱定舍身飼虎的決心，才能干出一番事業來。” 弟子們動容地點了點頭。 這時，千佛洞下已經是桃紅柳綠，春意盎然了。一群群的商販，一隊隊的香客，以及牛羊騾馬大小車輛，絡繹而來——盛大的四月八廟會開始了。按照往年的習慣，香客們將牲口拴在白楊樹上，把羊群赶進青草園里，自己則找個好點的洞子住下。常書鴻不讓他們住，他們就問常書鴻：“我們的廟，我們為啥住不得？”研究所長正告說：“莫高窟已經收歸國有了，你們知道嗎？” “那我們就開店錢。這總行了吧？”香客們說著就去掏口袋。 常書鴻哭笑不得。于是下決心修筑一堵長達兩公里的高大圍牆，將千佛洞徹底保護起來。否則，一場廟會下來，樹皮被牲口啃光了，洞子被人們熏黑了，無异于遭受一場劫難。 他把這個計划向敦煌縣長說了，希望得到縣政府的支持。不料這位“父母”尚未听完就笑出了眼淚。“我的所長先生！”縣太爺擤著鼻涕，頭搖得撥浪鼓儿似的，“你的洋墨水喝得太多了。這里不是你們浙江，也不是我們湖北。這里是中國有名的鳴沙山，這里全是沙、沙、沙！你要筑牆，有土嗎？沒有土，別說我這個七品芝麻官，就是國民政府主席來了，也無計可施呀！” “再見！”常書鴻頭也不回地走了。 他明白，在中國要辦成一件事情，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大大小小的官僚身上，那就意味著离傻瓜不遠了。還是那句話：自己救自己。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如醒醐灌頂似地恍然大悟。那天，他帶著芝秀和沙娜在熱鬧的廟會上閒逛，無意間看見兩家飯館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小的圍牆。他連忙去向飯館老板請教。老板笑笑說：“倒也沒有什么訣竅。還就是當地的沙子，關鍵是要加點水。”老板說，“莫高窟的水含鹼量很大，和沙土攪和在一起，夯實了，完全可以作牆。” “吁——”常書鴻長長地出了一口气。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常書鴻當場為老板畫了一幅肖像，恭恭敬敬地送給他：“好兄弟，你可是幫了研究所的大忙啊！” 听說敦煌藝術研究所要筑圍牆，憨厚的山民們背著炒面，扛著鐵掀，從四鄉八岔跑來幫忙。山民們熱熱乎乎地說：“這下，看他洋鬼子還怎么進洞偷佛爺！”全所同仁和山民們起早貪黑，挖沙澆水，光著脊梁干了50多天，筑起了一道高2米、長2000米的結實堅固的圍牆，將492個石窟連同上寺、中寺、下寺三座廟觀嚴嚴實實地保護了起來。正是這座黃沙修筑的“長城”，堵住了流沙的侵襲，堵住了羊群的踐踏，也堵住了外國的、中國的、明的、暗的、大的、小的各式強盜！50多年過去了，常書鴻和他的許多弟子已經离開人世，這座飽經滄桑的圍牆卻依然挺立在莫高窟的身旁！ 有了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大家就開始著手業務活動了。但是困難也隨之而來。從蘭州帶來的那點紙很快就用完了，而由于交通閉塞，在敦煌很難買到臨摹效果比較理想的四川夾江紙。藝術家們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許多質地較好的窗戶紙。自己裱褙。顏料需要量很大，靠蘭州帶來的那點，簡直是杯水車薪。于是他們想起了古代藝人用的顏料，就自己動手試驗。藝術家們找來許多紅泥，用水漂淨，再加上膠汁，就成了紅色顏料。依此類推：黃泥巴做成了黃顏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顏料。經常是這樣：當藝術家們在洞子里臨摹了一天，回到住處吃過晚飯后，便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每人手里端個大泥碗，拿根小棍子，一邊天南海北地侃著，一邊攪動小棍子。上下五千年侃完了，那碗里的顏料也就碾成了。 最頭痛的是臨摹一些巨型壁畫，特別是高達五六米的洞頂畫面，簡直無從著手。因為洞子幽暗深邃，很像是神話傳說中的煉獄。天陰的時候，連自己伸出的手掌都看不清楚，何談原原本本、一筆不錯地臨摹？聰明的藝術家們發明了一种“蜈蚣梯”——在一根兩丈多長的圓木上，鑽上距离相等的圓孔，插入一根根木樁，便成了一條百腳蜈蚣。臨摹時，常書鴻喊著號子，董希文一幫年輕人一齊用力，將蜈蚣梯豎起來。李浴、烏密風、潘絜茲便上到梯子的頂端，將畫板、畫架、顏料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繩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燭，摩頂放睡，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滿身的汗水和沙子粘到一起，發出臭烘烘的味儿。 這還僅僅是一些小小不言的困難。自從1943年初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后，它的主管單位——國民政府教育部，就將這個單位忘記了。藝術家們在沙漠絕塞之中夜以繼日地勞作，卻半年領不到工資。無奈之中，給梁思成去了一封電報，請他幫助查詢一下。梁思成立即去教育部查問，教育部推到財政部。又到財政部去問，財政部查了半天，回答說并無“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這樣一個單位，倒有“國立東方藝術研究所”的經費，因地址不詳，無從匯款。梁思成一听，哭笑不得。肯定又是哪位老爺或者小姐打麻將打得發了昏，將“敦煌”寫成“東方”！而正是這些寫不來“敦煌”的蠢貨，卻主宰著學貫中西的藝術家們的命運，你還有什么辦法？！ 工資寄來了，研究所里又有了笑聲。盡管他們的生活條件是那樣差：董希文、潘絜茲、李浴、烏密風這些才華橫溢的青年畫家都住在馬棚里。那是什么樣的住處喲！在馬棚的一側，盤了一個极大的土炕，藝術家們一個挨一個地擠在一起，頭和腳互相磕碰，實在比監獄里的通舖好不到哪去。一張從廟里搬來的油漬斑斑的供桌放在土炕的前面，供藝術家們作畫、寫詩、練書法。而另一側則是牲口和草料。這些天國的使者們白天在黑乎乎的洞子里臨摹，晚上就聞著馬糞狗尿的味道，在牛馬驢騾咀嚼草料的伴奏聲中呼呼入睡。 然而這樣的生活并沒有嚇倒這些當代的達摩祖師。只要有一點點草料，他們就能擠出鮮濃的奶汁。特別是董希文，那种為藝術拼搏的狠勁，常常使常書鴻感動得落淚。這個性格倔強的青年，几乎是丟魂失魄地暢游在中華古代的藝術之宮里。兩年多的時間里，沒有洗過澡，甚至沒有痛痛快快地洗過一次臉，也很少理發。蓬亂的頭發披散在肩上，胡子足有一尺長。皮膚晒得又黑又粗糙，衣服褲子磨得到處是洞，補丁打了一個又一個。偶然照照鏡子，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被同事們戲稱為野人。然而正是這位“野人”，卻最大限度地攝取了敦煌藝術的精華，從而形成了自己熔中西畫風于一爐的獨特風格。董希文是學西洋繪畫的，他吸收了敦煌壁畫色彩鮮麗、畫面明亮的特點，糅進油畫的創作之中。如解放后所作的名畫《開國大典》，就完全擺脫了西洋油畫的程式，拋棄了一邊明一邊暗的陰影法，而采用敦煌壁畫中的渲染法，使人物的面部有了立体感。色彩的使用上也學習敦煌壁畫的辦法，面部不用黑色，不留陰影。而衣服也只用一种顏色，從而使整個畫面顯得凝重、渾厚。 特別使常書鴻感到欣慰的是，陳芝秀自從到了敦煌，一掃路途中的憂郁沉悶，复又變得熱情奔放了。燦爛輝煌的敦煌藝術，使這位年輕的雕塑家欣喜若狂。在巴黎學習的時候，陳芝秀所看到的西方雕塑都是革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卻全是金碧輝煌、色彩斑斕的彩塑，集雕塑、繪畫、裝飾藝術于一体，簡直美极了！那一座座佛像，一尊尊菩薩，有的丰滿健壯，有的亭亭玉立，衣飾不但華麗而且非常開放，袒胸露臂早已不是洋人的專利。神態更是妙不可言，遠不是“庄嚴生動”四個字可以概括的。這么說吧：有一千個人參觀，便看到一千种不同的神態；有一万個人參觀，便可以留下一万种不同的印象。這怎能不使天性活潑的女雕塑家激動不已呢？她在一個又一個洞窟中欣賞觀摩，流連忘返，她和丈夫興奮地互相切磋探討，急切地交流新發現新認識。在常書鴻的鼓勵下，陳芝秀開始了雕塑創作…… 就在這時候，研究所來了一位年輕的退伍軍人。此人名叫趙忠清，是酒泉的一個熟人介紹給常書鴻的，与他們是浙江老鄉。 常書鴻急忙把陳芝秀叫出來。几句寒暄之后，兩位老鄉已經用家鄉話套上近乎了。常書鴻分配年輕精干的趙忠清擔任研究所的總務主仔。漸漸地陳芝秀和小同鄉的關系密切起來。 而此時，赤誠的藝術家卻一心扑在敦煌的事業上。那樣多的積沙要清除，破舊的洞子要修補，一些重要的石窟要安上木門，至于壁畫的臨摹，文物的研究，工作量就更大了。常書鴻早晨五點多起床，晚上一兩點睡覺，每天勞作十八九個小時，一上床就鼾聲大作，根本顧不上去關心体貼妻子。對于身邊悄悄發牛的微妙的變化，更是毫無覺察。他忘記了，他的妻子原是一個生性活潑、喜愛浮華的女人。瀟洒的風度，藝術家的气質，使她顯得既年輕又漂亮。無論走到哪里，她都是一朵出水的芙蓉。 可是現在，在這個荒無人煙、風沙蔽天的地方，陳芝秀的昔日風采一去不复返了。她出身于大戶人家，從小吃慣了大米魚蝦。而在敦煌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線之外，就是無邊的寂寞了。即便生了急病，也無法可想。她不知這种日子還要熬到几時？她深知她的丈夫已經鐵了心，要和敦煌長相守，甘愿服完張大千所說的“無期徒刑”。而她卻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就在這時候，她的小同鄉趙忠清乘虛而入，向這位南國美人展開了攻勢。她病了，快怏地躺在破廟的土炕上。常書鴻顧不上照顧她，趙忠清卻問寒問暖，關怀備至，將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里，百般地安慰她，奉承她，鼓勵她离開“鬼見了都搖頭”的敦煌。 他們形影不离了。這時，陳芝秀經常和常書鴻無休止地吵鬧，動輒摔碟子摜碗。她明白無誤地向丈夫攤牌：要她，還是要莫高窟？如果要她，馬上打點行裝，全家人回江南水鄉。如果要莫高窟，那她只好遠走高飛了…… 陳芝秀終于隨趙忠清走了……不過，那位心高气傲的女藝術家与兵痞趙忠清并未結合，時間不長，二人便分道揚鑣了。 陳芝秀走后，常書鴻經歷了一段心血瀝瀝的時光。家還是那個家，炕還是那個炕，充滿了幸福充滿了喜悅的全家福照片還挂在牆上，但和他相濡以沫甘苦与共十多年的妻子卻再也不會回來了！嘉陵哭鬧著要媽媽，沙娜背著父親偷偷地流淚，眼睛都哭腫了。長夜漫漫，苦不成眠。常書鴻信步走出皇慶寺。清涼的春風吹拂著他發燙的面容，撫慰著他滴血的心靈。鐵馬聲聲，如泣如訴。好像鬼使神差似的，他又來到了254號石窟。薩垂那太子舍身飼虎的畫面惊心動魄地展現在他的眼前。粗獷的線條幻化成奪人心魄的佛光。藝術家不由自主地跪下來，眼淚模糊了他的視線。 “离開敦煌！离開敦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的聲音。 离開敦煌？！常書鴻惊出了一身汗。揉揉眼睛，薩垂那太子正用一雙慧目默默地注視著他，無言之中包含著無限的啟示。此時此地，藝術家似乎得到了頓悟。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靜了。他明白，從今往后，自己就是真正的苦行僧了。然而他更明白自己的使命。在敦煌的土地上留下了足跡的玄奘、法顯那些高僧能夠做到的，他常書鴻為什么就不能做到？因為他是一個充滿了良知和熱血的藝術家，是一個痴情地眷戀著敦煌藝術的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啊！ 在采訪過程中，我從敦煌老人們的口里，听到的更多的是對那位女性的理解和寬容。他們几乎异口同聲地說：陳芝秀是個好人。她生性善良，平易近人，很容易上當。他們說，陳芝秀比現在的一些青年好多了。她畢竟在大漠孤煙的戈壁灘待了兩年多。而現在的一些大學生分配到敦煌后，在洞子周圍轉上一圈，連個招呼都不打就開溜了。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不要了。他們能和陳芝秀比嗎？人家是留法十年的藝術家啊！主要是當時太苦了，她實在挺不住了，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啊！ 1945年秋天，常書鴻和他的弟子們在凄風苦雨中迎來了抗日戰爭胜利的消息，也迎來了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紙電文：抗戰結束，百廢待興，國家重建，資金有限，精簡机构，勢在必行。從即日起撤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此令。 真是晴天霹靂！好一個堂哉皇哉的國民政府！公款吃喝有錢，購買小車有錢，游山玩水有錢，出國“考察”有錢，惟獨養不起一個小小的文化單位！苦澀的淚水從常書鴻的面頰上默默地流淌下來，他感到自己的心在被人一塊一塊地撕碎。 加急電報。聯名寫信。言之鑿鑿，聲淚俱下：如此舉措，不啻自毀中華文明，上何以對祖先，下何以對后代？不予理睬，拒絕回答。工資停發，斷糧斷炊。常書鴻和他的弟子們慘淡經營，剛剛起步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不到三年就壽終正寢了。 董希文和張琳英夫婦來向常書鴻辭行。 “老師，”董希文顯得有點難以啟齒，“這几年，我和琳英在敦煌受了您的不少教誨，我們會永志不忘的。現在研究所撤銷了，日本鬼子也投降了，我們想回南方老家看一看。” 張琳英又加了一句：“老師將來如果還要辦這個所，只要您打一聲招呼，我們就回來。” 常書鴻默默地點了點頭。兩年多的時間，這對伉儷在常書鴻的心中留下了极為深刻的印象。他們的勤奮，他們的人品，在研究所的同仁里，有口皆碑。董希文除了平日在洞子里臨摹之外，還利用星期天到附近農村和牧區寫生，積累了大量的創作素材。尤其是他臨摹的《沙彌守戒自焚》和《薩垂那太子舍身飼虎圖》，真正可以說是吸取了壁畫藝術的精髓，成為敦煌摹品的佼佼者。妻子張琳英怀孕臨產，因為莫高窟沒有接生條件，所里用兩頭毛驢一副擔架把她送到縣城去。30公里的風沙顛簸，她沒有一句埋怨的話。半路上，她肚子疼得厲害，汗水浸透了衣褲，她都一直咬著牙沒有呻喚。現在，在他們為敦煌事業的開拓立下了汗馬功勞之后，卻要悄然無息地离去了。常書鴻背過身去，任淚水流淌。他只听見董希文臨出門時喃喃自語的聲音：“我和琳英雖然离去了，可我們的心永遠和敦煌在一起，和老師在一起……” 李浴、周紹森、烏密風也來告別。他們三人要結伴回東北老家去，魂牽夢繞的白山黑水、大豆高粱等著他們。 “好吧，只要你們心中還有敦煌！” “我們哪會忘得了敦煌！”李浴顫聲說，“我們要把敦煌藝術的花种，還有敦煌精神的火炬，帶到長白山下、松花江畔。” 潘絜茲也來了。他囁嚅著說：“老師，我也想……” 常書鴻鼻子一酸。這位著名的工筆畫家原在張自忠部隊搞宣傳工作。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后，他斷然丟掉了在軍隊中的鐵飯碗，一路賣畫來到敦煌。來了之后，便成為研究所長的得力幫手。他臨摹壁畫，自有一种清新剛健的風格。他以后成為技壓群芳的大畫家，實在是得益于敦煌藝術的熏染。他是堅守到最后的一位弟子。如果不是遠在蘭州的妻子反對他繼續待下去，拒絕回复他的一封封書信，他是會和常書鴻一起与敦煌共存亡的。 走了，都走了。人去樓空。 常書鴻徹底失眠了。夜是這樣地長，鐵馬風鈴一聲比一聲凄涼、一聲比一聲哀傷，似乎是一首催人淚下的挽歌，在為過早夭折的敦煌研究事業送葬。他披了一件衣服，走出屋子，到空蕩蕩的莫高窟輾轉徘徊。大熟悉了，這里的每一個洞窟，每一抔黃土，每一片樹葉！短短的兩年啊，他和他的學生們不負使命，飲風茹雪，將一條條坍陷的棧道修起來，把許多破損的洞子修補好，又臨摹了那樣多高質量的壁畫，還有离他而去的妻子陳芝秀所創作的那一件件精美的雕塑！短短的兩年，他在沒有一根木頭的情況下，給一些主要的洞窟安上了結實的本門。那又是怎樣安裝起的喲！得知莫高窟來了一位留學法國的大畫家，敦煌、酒泉、安西的官員、財主、商人都來求畫。常書鴻來者不拒。但有個條件：每人為千沸洞做一件善事——給飽受風沙的佛爺修一扇門。當然，好多人都照辦了。 月影憧朦，星光閃爍。層樓洞天，依稀可辨。他又仿佛看到了220窟貞觀十六年的唐人壁畫。這幅杰出的初唐作品，近千年來一直被掩蓋在平庸的宋代重繪下面。是他和他的弟子們仿照張大千的辦法，將這幅金碧輝煌、燦爛如新的壁畫剝露出來。畫面上維摩居士的形象，充分体現了晉代大畫家顧凱之清雅傳神的畫風，是莫高窟所有50余幅維摩變中最好的一幅。是前人——包括伯希和、斯但因、華爾納以及張大千所未見識的。這幅珍寶的重見陽光，無疑是敦煌藝術史上的一件大事。 然而這一切僅僅是個開端。對于常書鴻心中畫的藍圖來說，這些工作，猶如唐玄奘西天取經時從長安走到了咸陽，离喜馬拉雅山后面的天竺國還遠得很哩！ 他忽然想起了一句名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嘴里默默地吟誦著，眼睛漸漸地潮濕起來。 “所長，您還沒有休息？”兩個操敦煌口音的青年從黑影中鑽了出來，憨憨地站在常書鴻面前。 令常書鴻感慨不已的是，就在這日薄西山、魂斷秋風之際，平時悶聲不響的這兩位青年卻沒有离他而去。他們是泥瓦工兼車夫竇占彪、勤雜工兼總務范華。 “你們為什么不走？” “我們就等你一句話！” 常書鴻感動了，聲音哽咽地說：“兄弟，好兄弟！我馬上到重慶去，你們等著我！” 敦煌到重慶，數千公里之遙，路費怎么辦？常書鴻一咬牙，決定賣掉所有的家產。他將從法國帶來的高級用具，几套高級料子的西裝，平時蓋的毛毯，甚至連進城騎馬的皮靴，都讓范華拿到縣城處理了。籌足了路費，藝術家怀著一腔悲憤，滿腹惆悵，帶著儿女离開了敦煌。 兩頭毛驢上分裝著簡單的行李，常書鴻騎了一頭，沙娜摟著嘉陵騎了另一頭。竇占彪和范華各執一根韁繩，一左一右并排走在常書鴻旁邊。 “我走后，你們要把大門看好，不要讓牧人把牛羊赶進來。” “哎！” “洞子里有了沙子，要及時清理出來。也不要讓閒雜人在里面住宿。” “哎！” “要把賬目保管好。所里的那點財產，是咱們的命根子，不能讓鄉霸們瓜分了。” “哎。” 兩個青年答應著，眼圈紅紅的。 刺骨的寒風吹落了千佛洞前大片大片的楊樹葉子，吹落了常書鴻和他的弟子們新栽的桃、杏、李果樹嫩生生的綠葉。常書鴻又一次回過頭去，深情地望了莫高窟一眼。三年來的酸甜苦辣一齊涌上心頭。他忽然感到嗓子咽住了，灼熱的淚水滾下臉頰，滴落在破舊的鞍子上。他使勁地踢了一下驢肚子，兩只毛驢便撒開蹄了，飛快地跑下了山坡。 一直到“佛爺”（敦煌的年輕人背地里這樣稱呼他們的所長）的身影消逝在天的盡頭之后，兩位身高体大、滿身塵垢的青年還一動不動地仁立在沙梁上，很像是兩尊沙礫岩雕成的羅漢。 莫高窟從此沉寂了…… 1946年冬天剛剛來臨的時候，敦煌出奇地下了一場大雪。這是一場百年不遇的大雪，將近一尺厚的積雪封住了阿爾金山以下方圓數百里的地面。那一天，范華和竇占彪像往常一樣，手持棍棒，睜著一雙警惕的眼睛，在千佛洞四周巡視。“佛爺”离開敦煌已經整整一年了，一直杳無音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說：常書鴻不會回來了，絕對不會回來了。但是兩個青年的心里卻死死地記著“佛爺”的那句話：“你們等著我！”一种直覺告訴他們：這話是算數的。 巴掌大的雪片在他們的眼前飛舞著，老羊皮祆和氈帽上的落雪已經結成了冰。忽然，兩位青年的目光凝固了：天地相連的前方，一個“雪人”正緩慢地在雪地上移動著。看那艱難跋涉的模樣，已是筋疲力竭了。但他的腳步并未停止，依然頑強地朝著莫高窟走來，一步，又一步。近了，近了，兩位青年凝固的目光被淚花模糊：“佛爺”回來了，終于回來了！ 兩個青年哭著喊著，邁開大步向“佛爺”奔去。常書鴻也張開雙臂，高興地呼叫著，扑向兩位可愛的青年。三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衣服上的冰雪被熱血奔涌的身体融化了。 “你們看，”常書鴻伸手向后面指去，“那是什么！” 一隊人馬出現在雪原上。他們是常書鴻從重慶、成都和蘭州帶來的新弟子。 1945年底，常書鴻攜儿帶女，歷盡艱辛回到重慶。此時，國民党的接收大員們都到南京和上海發國難財去了。重慶几乎沒有什么人上班。每到一個單位，人家的臉上都刻著四個字：免開尊口。藝術家不死心，聯絡了向達、陳寅恪、梁思成、徐悲鴻一幫敦煌藝術的忠貞衛士，在報紙上寫文章、發呼吁，先把輿論造起來。十分幸運的是，著名學者傅斯年此時代理朱家嘩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傅斯年先生對敦煌藝術頗感興趣，對敦煌遺書的研究亦有心得。常書鴻找到他，向新任的研究院院長匯報了几年來他和他的學生們在大漠絕地孤軍奮戰的情形，請求恢复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建制。傅斯年听了以后十分動容。時間不長，就正式宣布敦煌藝術研究所歸中央研究院管轄，為研究院的一個所。在傅斯年的親自過問下，常書鴻奔忙了好几個月，購置了大批圖書資料和設備器材，又從陳誠處要了一輛美制十輪大卡車。接著便招兵買馬，擴充實力。由中央大學教授呂斯百推荐，招聘了中央大學藝術系畢業生郭世清、南京師范大學畢業生劉縵云；由國立藝專王臨乙教授推荐，招聘了該校畢業生凌春德；又在四川省立藝專招聘了圖案系畢業生范文藻和該校青年教師霍熙亮。四川省立藝專教授沈文福夫婦也一起搭車前往敦煌考察。途經蘭州，又遇上了重慶國立藝專畢業生段文杰。這位青年藝術家自從兩年前在重慶觀看了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之后，便深深地愛上了敦煌藝術。一年前，他辭別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從四川步行到甘肅。到了蘭州，才知道敦煌藝術研究所已經撤銷了。但他不死心，就一邊在蘭州挑擔賣水，一邊等待著机會。現在研究所又恢复了，他便跟上常書鴻，來到朝思暮想的圣地。從此他便一頭扎進敦煌藝術的研究之中，為敦煌學回歸祖國做出了重大貢獻，成為繼張大千、常書鴻之后，我國最优秀的敦煌學家。至于一路行程，那就可想而知了。那輛所謂美制十輪大卡車，原是戰場上退役下來的舊車，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兩個月之后才到達敦煌。剛到縣城，就徹底“休息”了。常書鴻和他的弟子們抑制不住興奮急切的心情，不等天晴路干，就踩著厚厚的積雪，奔莫高窟而來了。 后來，提起這段如煙的往事時，已經退休多年的范華老人眼里噙著淚花，無限感慨地對我說：“當常佛爺在飛雪漫天的戈壁灘上出現時，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當時誰都覺得他不可能再來了。他那樣一個大畫家，南京、上海，哪里還找不到好工作！為什么一定要到沙漠中來吃苦？他自己就不說了，可是孩子們也跟著受了罪。他第二次來敦煌時，又把一雙儿女帶上了。那時嘉陵才五歲，正是快上小學的時候，可是莫高窟周圍沒有學校，就把孩子的學習給耽誤了。沙娜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机會，學習可能也就耽誤了。嘉陵后來一直找不到工作，還是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工作的沙娜把他弄到北京，學會開車，當了司机，至今還是一名工人。如果佛爺不來敦煌，他的儿子肯定會得到很好的教育，說不定已經繼承父業，成了有名的畫家哩！”說到這里，老人停下了，渾濁的目光里閃現出點點火花。我感覺到，他此刻正在一往情深地重溫著50年前的時光。 “還有，”老人接著說，“佛爺如果這次不回來，莫高窟也就完蛋了。” “噢？”我望著老人，停下了手中的筆。 “你想想，當時是什么形勢？沒有多大功夫，解放戰爭就開始了，國民党節節敗退。那時河西一帶駐滿了馬步芳的軍隊和中央軍的潰兵。許多國民党特務也逃到了敦煌。這种時候，誰不想到莫高窟撈一把？一些美國文化特務也跑到敦煌來，想重溫華爾納的美夢。要不是佛爺帶著大家用血肉筑起一道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死死地守住洞子，聞名世界的敦煌壁畫早就被這些兵匪特務剝光了。” 听著范華老人激動的話語，我似乎更深一層地理解了為什么人們要稱常書鴻為“敦煌的保護神”了。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网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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