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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玉祥從北京出發,自通州經順義,到了怀柔便停下來觀望了。吳佩孚當然容不得如此,派人催促前進,于是經密云到了古北口,住在楊老令公廟;感歎楊業父子的遭遇,雅興大發,做了一副對聯,木刻懸挂。
  他在古北口是等待消息,消息來自三方面。一是蔣鴻遇報告直軍開拔的情況;二是教育部長黃膺白報告北京的政情;三是段祺瑞告知奉軍的情況——段馮之間的主要聯絡人是賈德耀。
  出古北口的第一站是承德以西的灤平;馮玉祥在此召集了一個會議,与會的人除了他手下的大將及重要干部張之江、李鳴鐘、劉郁芬、劉驥、鹿鐘麟之外,還有胡景翼的代表鄧寶珊。會中只作了一項決議,將來倒戈回京時,要看情勢。馮王祥深知吳佩孚的實力,若無把握,不敢輕發。
  及至吳佩孚親臨前線,雖可證明直軍不利,必須老將出馬;但吳佩孚一到山海關,也須能將局面穩住。更須觀望;因此發了一個電報到山海關討逆軍總部,報告軍次承德,沿途糧餉接濟困難,炮彈潮濕,戰力大受影響,同時探問第一路作戰的情況。
  吳佩孚其時正命他的參謀長張方嚴電催各軍,火速前進。接到馮玉祥的電報,給了他一個复電,亦是催促進軍,為了加強語气,特綴一句:“大局轉危為安,賴斯一舉。”馮玉祥一看知道戰況不利;而就在此時,馮玉祥派到北京跟黃膺白去接頭的代表劉子云,帶回來一封复信,勸他早作決斷。机不可失。這一電一函,促成了馮玉祥的決心,复電定于十月十九日回師南下,直指北京。
  馮玉祥的計划是,首先鹿鐘麟秘密兼程口京,會同新興兩旅的旅長孫良誠、張維璽,將部隊開到北苑,會合蔣鴻遇的部隊,一起進城,分任警戒。繼命李嗚鐘的第八混成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的交通。吳佩孚派去監視馮玉祥的胡景翼的陝軍,已預定改名國民軍第二軍,即日南旋,占領軍糧城,灤州一帶,截斷直軍的聯絡,防備吳佩孚回師西向。至于已抵承德的張之江、宋哲元兩旅,亦令克期回京。
  由灤平回到北京,需要四天的工夫,前鋒預計在十月二十三那天可入北京。以馮玉祥的統馭能力,及他的部隊的紀律來說,軍事占領北京,而要做到兵不血刃,匕圖不惊,是有把握的事。但一夕之間,推翻一個政權,改朝換代,如果不能有一篇堂堂正正,布告天下的宣言;以及按部就班,和平接收政權的計划,那末這樣的兵變,若非草莽作風,亦如宦官弄權,所以馮玉祥事先用密電約好黃膺白,在入古北口的第一站、密云縣的高麗營會面——多爾表帥師入關時,朝鮮亦派兵隨征,駐扎此地;因而稱之為高麗營。
  這件事,在黃膺白有如明朝景泰年間,徐有功策划“奪門之變”;事情不密,先遭殺身之禍,所以相當緊張。幸好馮玉祥的部署很周密,留守的蔣鴻遇,逐日預擬好的戰報,發到山海關吳總部及北京的陸軍部,所以政府之中,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巨變將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黃膺白照常到教育部辦公,還出席了閣議。中午回家,黃膺白關照司机,將公家車開回去給次長用;隨車保護的兩名偵緝隊員,亦跟著車子走了。
  飯后他總在午睡之后,兩三點鐘出門;這天亦仍舊是此一時分,開出私人的汽車,由黃太太陪著,到北京飯店把他放了下來;汽車開到東交民巷台基厂,在鬧區停了下來,黃太太進一家洋行購物。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偵探黃膺白的行蹤,他的了解是:“黃部長在北京飯店看朋友;黃太太在洋行里買東西,等她買完了,會再到北京飯店去接黃部長。”
  其實,黃膺白是從北京飯店前門進、后門出;預先雇了一輛汽車在僻處等候,坐上車出東直門,直奔密云;雇的是輛“老爺車”,路上拋了好几次錨,走了十個鐘頭,半夜兩點多鐘才到了高麗營。馮玉祥治軍甚嚴,一望無際的帳篷,刁斗無聲;幸好,他常應邀到馮玉祥的部隊里去演講,有個衛兵認識他,領到其中的一個帳篷,只見馮玉祥正席地坐在那里發愣。
  “你老可來了!”馮玉祥一躍而起,“吃了飯沒有?”
  “十個鐘頭,水米沒有沾牙。”
  “先吃飯,先吃飯!”
  勤務兵端來一盤饅頭、一碟鹽菜,還有一條不知什么小動物的后腿;馮玉祥說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為留一條后腿款客。
  就著熱茶,吃得一飽,開始談正事。黃膺白隨身帶得有墨盒紙筆,但帳篷中沒有桌椅,無處安放,只好臨時找到一家民居,敲開門來,說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馮玉祥將預先擬好的通電、取出來交給黃膺白看。
  “對曹仲珊仍稱大總統,把內戰的責任,加到吳子玉一個身上,那末國民軍不過為‘清君側’而已,未免小題大作,師出無名。煥章兄,以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來定稿。”馮玉祥說:“或者干脆你老另外寫個稿子。”
  黃膺白當仁不讓,伏在土坑上,振筆如飛,先寫通電的銜頭,自近而遠,天津是段祺瑞、張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紹儀;廣州是孫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來是各省巡間使、督軍、督理。正文以“國家建軍,原為御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開頭,下分三段,第一段追敘民國九年以來,“無名之師屢起抗爭愈烈、元气愈傷”云云,暗示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及這一回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始終是內戰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說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將為國民所用”,如內戰再不停止,“不恤執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軍已悉數到京,負責維持地方秩序”;至于“一切政治善后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這一點,馮玉祥与黃膺白早已達成共識,要奉迎孫總理北上,与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后的政局,借此達到全國和平統一的自的。
  馮玉祥看完通電,表示同意首先簽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國民軍第二軍軍長胡景翼,第三軍軍長孫岳,熱河都統米振標,以及國民軍的旅長,大部分是馮玉祥部將的張之江、李鳴鐘、鹿鐘麟、劉郁芬、宋哲元、蔣鴻遇、孫連仲、孫良誠、岳維峻,有的親署,有的代簽。通電發出,馮玉祥的部隊,后隊改為先鋒。一律臂纏白布,上書“愛國不扰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陽門前進。
  其時吳佩孚在山海關的專車上,剛剛起身,吃罷蒸餃稀飯的早餐,全副戎裝,帶領參謀,赴九門口督戰。出發不久,吳佩孚的日本顧問岡野增次郎,來找吳總部的政務處長白堅武,拿出兩個已由日文譯成中文的電報給他看;這兩個電報,一個來自北京日本守備隊;一個來自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內容大致相同,說“討逆軍第三軍司令馮玉祥,于什三日下午六時,退出戰場,未經槍戰,即攻入北京,發動政變,曹錕總統已失自由,北京情況不明。”下面是一張發動政變人士的名單。
  “這個消息可靠嗎?”白堅武深表怀疑,像胡景翼,本來是受命監視馮玉祥的;他跟馮玉祥結怨已不止一天了。
  岡野也不跟他爭辯;只問:“吳總司令在那里?”
  “他到九門口視察戰況以后,中午會到秦皇島。”
  于是岡野坐上汽車,直駛秦皇島;找到吳佩孚,出示電報。吳佩孚臉色大變,接著長歎一聲:“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當初我本想撤換他的第三軍司令,曹大總統替他求情,才沒有動;如今曹大總統是自作自受了。”接下來又說:“最近這几天,我輾轉反側夜夜睡不著,轉到左面,想到馮玉祥;轉到右面,想到張作霖。現在事情已經出來了,我希望你們先保守秘密,免得動搖軍心。”
  接著,下令召集軍事會議。其時直軍靠兩支部隊,一支是彭壽宰的第十五師,擔當山海關正面;一支是王維城指揮的第二十三師,及第九師,奉命出義院日,經乾溝鎮,直攻東面的綏中;此地在明朝稱為“中后所”,是出山海關第一個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來,足以截斷奉軍歸路,但就在距綏中數十里,不難一鼓而下之際,王維城接到馮王祥倒戈,吳佩孚召集會議的電報,不能不下令,暫停進攻,以待后命。
  “你們將各地守好!我回去殺馮玉祥;等我。回來,再直搗黃龍。”吳佩孚接著宣布,由張福來代理總司令。
  “大帥回去殺馮玉祥,預備抽調那些部隊帶去?”討逆軍參謀長張方嚴問。
  “有什么現成的隊伍可用?”
  “這里有前線撤下來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還有曹七爺的一個旅。”張方嚴率直說道:“這兩個旅不怎么能打。”
  “不要緊!我一帶就能打了。”吳佩孚這話,倒不盡是吹牛;他一到前線,直軍的士气頓時不同,便是一個證明。
  但馮玉祥的倒戈,已將他提升起來的土气,抵消有余;相對地奉軍士气則大為高昂,在石門寨的張學良、姜登選与韓麟春,決定集中力量,直線南下,攻占秦皇島,截斷直軍后路。
  山海關正面的直軍既在后撤,奉軍就不必再擺那么多人在那里;張學良与姜、韓二人商量,決定調郭松齡到石門寨來指揮出擊。這倒是一番好意郭松齡對上“刺儿彭”,奉軍的大炮轟不垮直軍的上蓋鋼板的戰壕,郭松齡師老無功,臉上無光,這回給他一個其勢必胜的任務,等于推功相讓。
  電令下達后,郭松齡決定抽調四個團助攻。他自己先騎了馬到石門寨,當時由張學良說明當前情況作戰計划,郭松齡也很興奮,不想韓麟春多了一句嘴。
  “這一來,也好讓你露露臉,大家都能立功。”
  郭松齡爭強好胜,气量极小,張學良常受他的气,但“平生風義兼師友”,百般忍耐,此時只見郭松齡臉色大變,忿然答道:“我從來不沾人家的光;我還是從山海關打過去。一說完,頭也不口地往外直沖,躍馬兩回。
  張、姜、韓三人面面相覷,好半天說不出話;很好的作戰計划,因此而無法實現,怎么辦?
  “哼!”姜登選用京戲中白口的腔調說道:“如此將領,該當何罪?”
  張學良愣了一下說道:“我把他找回來!”抓起軍帽,唱了一句“蕭何追韓信。”
  當天晚上,張學良追到九門口,勸了一整夜,“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個執意不回,一個聲淚俱下;不過百鏈鋼終于化作繞指柔,還是把郭松齡功了回去,照原計划行事;不過出擊的日子耽誤了兩三天。
  這一耽誤,便宜了張宗昌,平地一聲雷,成了個暴發戶。
  原來直軍董政國所指揮的第九師与第什師的陣線動搖以后,張宗昌帶著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蹤進入冷口,他的部隊既雜且亂,白俄以外,還有日本人、朝鮮人,甚至還有參加過歐戰的法國人,這個“外籍兵團”是騎兵,指揮官是日本騎兵少佐名叫是永,當前鋒直沖深州;張宗昌則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營以后,与胡景翼取得聯絡,十月廿七日占領深州,將直軍截成兩段。吳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過灤州,否則可能會被張宗昌活捉。
  這時的直軍,正所謂“兵敗如山倒”,團長以上的高級將領,紛紛逃亡,士兵無路可逃,只有棄械束手;東起昌黎,西至唐山,這一帶的直軍不下六、七万之眾全數為張宗昌所收編,輜重軍械,所獲不計其數。張宗昌的部隊一下子擴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當班長;班長當連長;連長當團長;團長自然升旅長,肩章來不及換新品,用錫箔紙糊成黃色來代替,一時蔚為奇觀。
  在熱河的李景林,得知張宗昌拔了頭籌,既妒且羡又急,下令開拔,進喜峰口,連續急行軍四百余里,也到了灤州,
  其時奉軍一、三聯軍已輕易地占領了秦皇島,直軍潰兵遍野,收編了五万多人,張學良又親自赶到深州,一見張宗昌所獲比一、三聯軍更多,也不由得翹起大拇指說一聲:“長腿,你真行!”郭松齡所擬的作戰計划,原意是讓張宗昌的部隊打前鋒去充直軍的炮灰,那知他有這番揚眉吐气的表現;連郭松齡也不敢小覷他了。
  當李景林、張宗昌相攜往天津進軍時;京津好些軍政元老,眼看著直軍大潰,奉軍追擊,深恐地方糜爛,正在積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沒有一個人夠資格在直奉兩系之間,充任調人,而段祺瑞則另有打算還不肯走到幕前來。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負地方責任的直隸道尹吳履觀,主張外交調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總領事吉田茂,道明來意,吉田認為循外交途徑,必須由北京与東京聯絡,有結果總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緩不濟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個建議,由吳佩孚擁戴段祺瑞出山,跟奉軍談和,張作霖就不能不賣這個面子了。
  于是商定了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由吉田分電北京、奉天及東京,進行調處停戰;一面与吳佩孚聯絡,約期見面。
  見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點鐘,胡景翼的部隊,已經占領天津北面的楊村,京津之間的鐵路、公路均已截斷。北面奉軍正在兼程急進;南面則山東督軍鄭士琦已宣布,不准直軍由津浦路入境。吳佩孚已如瓮中之鱉,境況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個能使他脫困的辦法,他一定樂于接受。
  吉田是這樣進言:“目前局勢之迫切需要解決,有間不容發之勢。調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請段祺瑞先生協助。中國之事,應由中國自己解決;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請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殘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師生之誼,足下為國家前途計,應該一掃過去感情上的隔閡,推段出山。”
  吳佩孚听日文秘書翻譯完了,摸著兩撇黃胡子,大為搖頭,“八德張則國憲立、國運盛。”由此開始,大談四維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書翻給吉田听的,卻只簡簡單單兩句話;吳將軍認為結段以背曹,大義名分不存,謝謝足下的好意。
  原來吳佩孚將曹錕當作劉先生,而以關云長自居;關云長身在曹營心猶在漢,何況亦未到勢窮力蹙,走投無路的地步,結段背曹,有悖大義,所以一口拒絕。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強。”吉田又說:“不過,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軍又打過來了;听說張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為足下計,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戰敗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齒的。謝謝,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謀瓦全。”
  一場無結果,便得吉田掃興而去。吳佩孚談得倦了,靠在沙發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來,決定將他的專車往南開到“老站”,因為一出“老站”,走過“万國橋”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緩急之際,逃命容易。
  那知車身一晃動,吳佩孚就醒了,詢知原因,勃然大怒,厲聲說道:“誰要我進租界,我要誰的腦袋。”
  “那末,”白堅武問道:“孔明先生兵敗,還有一套空城計!大帥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煥章把我怎么樣?”
  “馮煥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樣?能殺我?”
  “不是說殺不殺,是大帥犯不著受辱。”
  吳佩孚不作聲,大家面面相覷地僵持了一回;有個在吳佩孚身邊當海軍參謀的海軍部軍需司長劉永謙,看看是可以說話的時候了;便即挺身而出。
  “大帥,”他說:“我替大帥預備了一條船在那里,不如把火車開到塘沽,棄車登舟。”
  原來渤海艦隊司令溫樹德,經由沈鴻烈的秘密聯絡,与奉軍已經通了款曲,把軍艦都帶走了,只有一條運輸艦華甲號,艦長与劉永謙是知交;應劉之請,冒險把這條運輸艦留了下來,以待最后關頭,載吳脫險。劉永謙深知吳佩孚的脾气,宁折不彎,所以先不敢說破;現在看吳佩孚的意思有些活動,而且事實上胡軍已由楊村逼近北倉,真到了千鈞一發的時候,非獻這條三十六條中的上計不可了。
  三面陸路皆斷,唯有海道是一條出路;英雄末路,能免垂淚,吳佩孚凄然說道:“我今天是敗軍之將,雖然運窮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時,只有收拾殘軍,浮海南下,先到青島,看形勢再定行止。”
  這天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十點多鐘,接到胡景翼前鋒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吳佩手下令開車;他的總部由三十余節頭等車廂組成,但已有一半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時,車到塘沽;華甲號原為德國兵艦,吨位很重,無法靠岸,由小輪接駁登艦,已是上午九時。
  就在這時,華甲號的艦長,送來一封曹錕辭職的通電。原來馮玉祥一進京,仍舊住在北苑,并不進城,但下了兩道命令給他所委派的北京警備總司令鹿鐘麟,一道是逮捕李彥青;一道是扣押王克敏,當然是為了克扣欠發軍餉,要跟他們算帳。王克敏運气好,臨時脫逃,避入東交民巷;李彥青則不但被捕,而且當天就被槍決。
  消息傳到筵慶樓,曹錕有些著慌了;原以為馮玉祥倒戈,只是為了對付吳佩孚,大家都這么說,曹錕自己也覺得對馮玉祥很不坏。吳佩孚几次跟他作對,都是自己從中庇護轉圜,料想他不致于恩將仇報。但看對李彥青如此辣手,才感到他來意不善;當時便派國務總理顏惠慶到北苑去看馮玉祥,征詢他對時局的意見。
  顏惠慶帶回來馮王祥所開的三個條件:第一、頒停戰令;第二、免吳佩孚本兼各職;第三、召集全國各省代表會議,共決時局。
  “第一條,不成問題。”曹錕說道:“第二條——。”
  “第二條只怕也沒有還价的余地。”曹銳看他的“大總統哥哥”有些猶豫,便即接口,“人家本就是沖著咱們的討逆軍總司令來的。”
  曹錕黯然,“好吧!”他說:“先給子玉弄個什么名義?”
  “不說要到青海辦屯墾嗎?”曹銳建議:“派吳子玉督辦青海墾務好了。”
  “好!就先給他這個名義再說。”曹錕接下來問:“第三條怎么樣?駿人!”
  駿人是顏惠慶的號,“大總統,這不忙!”他說。“等新閣成立以后來辦;我現在當面向大總統請辭。”
  曹錕想了想說:“大概我想留你也留不住;你看誰來接你的手?”
  “大總統,我想你不必操心了。”顏惠慶說:“今天我到了北苑才知道,外界的傳言不假,這回馮煥章回師入京,是黃膺白一手策划的。”說完,一鞠躬退出。
  就這時听得樓下人聲嘈雜,且有爭吵之聲;衛士進來報告,馮玉祥的部下吵著要見軍需總監。
  曹銳是討逆軍的軍需總監;一听這話。就要出去,曹錕不許,走到陽台,對約莫二、三十名纏著國民軍白布臂章的士兵,大聲說道:“這里是總統府,你們怎么可以在這里吵鬧?有事情馮檢閱使自己來好了。”
  大總統的威儀,鎮懾下級軍官有余,為首的排長,敬個禮整軍而退。但不到兩小時,原班人馬又來了。
  這回不大客气了,對著延慶樓大嚷:“總司令請曹四先生馬上到總部去!”
  “我去!”曹銳站起身來;曹錕猶待阻止,曹銳毅然不顧,將身上的一百多元鈔票,還有几個銀元十一起掏出來扔在桌上,憤然說道:“他們想從我身上榨出一毛錢來,都別想!”
  一面說,一面開衣柜取馬褂。他大概是看到李彥青的下場,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与其受辱,不如自裁,偷偷地吞了一匣鴉片煙膏,含著眼淚向曹錕告辭,坐上汽車赴約,到得北苑馮總部,一開車門,曹銳從汽車中滾了下來,人已昏迷不醒;馮總部的軍醫急救無效,一命嗚呼。便宜了美國花旗銀行、英國匯丰銀行、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曹銳許多化名存款,化作一道青煙了。
  曹銳這一死,害苦了他的大總統老兄。原來馮玉祥對曹錕,多少也還有點感情,而且有個大總統在手里,是能起作用的一張牌;只以黃膺白要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于此役,主張驅除,馮玉祥表面不能不听,暗中卻希望能与曹錕間接打交道,商量出一個与己有利,亦能為曹錕找一條出路的兩全之道,這是他要找曹銳的本意。如今曹銳自裁,而曹錕的其他親信,如王毓芝等人,都已逃入東交民巷,沒有适當的管道可以溝通,便只有將曹錕軟禁在延慶樓。曹錕原有第十六混成旅作他的“禁衛軍”,此旅由他的胞侄,也就是老五曹鈞的儿子曹士杰當旅長;但在馮玉祥回師的那天,為孫岳部隊包圍繳械;所以軟楚曹錕毫不費事,只由鹿鐘麟派出一個營,駐扎延慶樓四周,營長換了便衣,隨侍曹錕,共同臥起,仿佛第二個李彥青,只是不替曹錕“洗腳”而已。
  曹錕雖失自由,倒也不怎么發愁,因為他相信吳佩手從前線一回來,事尚可為;及至到了十月底,馮玉祥提出一張“攝政內閣”的名單,要曹錕任命;同時要求他通電辭職時,他才知道吳佩孚一敗涂地了。
  攝政內閣的總理,當然是黃膺白;但閣員人選,卻是由馮玉祥与胡景翼、孫岳所擬定的。馮玉祥在張、段、孫三角聯盟中,擁護在廣州的孫總理;因為張作霖、段祺瑞久在北方;各有自己的勢力,而國民党的軍事勢力,從未到達北方,如孫總理能到北方,出任元首,他的國民軍自然名正言順地成了正統派,因而提議以曾任黃克強總參謀長的李書城為陸軍總長;原孫總理的總參謀長李烈鈞為參謀總長。此外,黃郛自兼交通總長;王正廷以外交總長兼財政部長;教育總長是李石曾推蔗的易培基。
  這個攝政內閣實際上等于國民党內閣,原已為孫總理北上,南北和平統一舖開了一條路,不道孫岳在會中提議,請段祺瑞出山;理由是山東督軍鄭士琦屬于皖系,段祺瑞出山,便可命令鄭士琦截斷津浦路,進而夾擊直軍。當時沒有想到吳佩孚垮得那么快,為了眼前的軍事利益,沒有考慮到政治后果,竟一致贊成。當時決定一面派專使到廣東迎孫總理北上,一面電請段祺瑞人京。隔了兩天,段祺瑞被推為國民軍大元帥;段祺瑞亦發通電,響應黃膺白主稿,馮玉祥領銜的主和通電,不過他對“入京”卻還在觀望,表示若無實權,不愿出山;其時也正是由王揖唐聯絡吉田茂、打算說服吳佩孚擁段倒曹的時候。
  其時攝政內閣名單已經發表;曹錕亦在吳佩孚浮海南下之日,通電辭職;這是民國五年段內閣司法總長張耀曾,應黃膺白之邀,重作馮婦的條件,因為他反對曹錕賄選最力,所以必須曹錕辭職,始允就職。事實上既稱“攝政內閣”,當然是無元首的情況下,才能出現。
  十一月初四召集第一次閣議,發表了大批人事命令,馮玉祥讀古書的老師王芝祥,當了京兆尹;京畿警衛司令,自非鹿鐘麟莫屬;京師警察總監派了与奉軍有關系的保定畢業生張壁;在段祺瑞与馮玉祥之間負聯絡之責的賈德耀,被派為陸軍部次長;馮玉祥的部屬薛篤粥;劉治洲,分任內政、農商兩部次長,代理部務;孫岳為河南省長;王承斌“收复失地”仍兼第二十三師師長。此外又裁撤了好几個衙門,包括前清稱為“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衙門在內。
  最后,黃膺白交議了一件修改“优待清室條件”的議案。“优待清室條件”,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凱逼迫隆裕太后退位讓國的交換品;全文八條,包括尊號不廢;歲用四百万元,由民國撥付;日后移居頤和園;宮內各項執事人員,照常留用等等。以后袁世凱稱帝。又作了一次“交易”,由“小朝廷”的內務府,給了袁世凱一道正式公文,說“現由全國國民代表,決定君主立憲國体,并推戴大總統為中繪帝國大皇帝,為除舊更新之計。作長治久安之謀,凡我皇室,极表贊成。”以交換袁世凱在原优待條件中一段跋語,保證履行原條件:先朝政權,未能保全,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條件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袁世凱志。乙卯孟冬。”
  及至民國六年,張勳复辟;段祺瑞、馬厂誓師,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亦由駐地廊房開拔,張勳的辮子軍不堪一擊,這出鬧劇,前后歷時六天,便已結束。溥儀不得不頒第二次的“退位詔書”。當時馮玉祥本主張,廢止优待條件,但無人響應;這回鄭重其事地向黃膺白提出,黃膺白亦本有此意,因而第一次閣議中,即提出討論,主張較馮王祥緩和,不擬廢止。只是修改。
  “了巨复辟,清室自違退位的諾言,原已失去被优待的條件;不過民國財政困難,歲費四百万,從未照約履行。似乎亦不欠缺。這一次修改优待條件,必須切實能夠履行。各位贊成者,請舉手。”
  出席的閣員連代理的次長,一共六個人,全体舉手,一致通過。
  “那末,請鎔西兄現在就擬修改后的條件吧!”
  司法總長張耀曾當仁不讓,即席草擬了五條“修正清室优待條例”,最主要的是宣統自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以及“即日移出宮禁”,且并無可以移居頤和園的字樣。至于補助清室家用,由四百万元改為五十万元,但另撥兩百万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厂,盡先收容旗籍貧民。草稿送交黃膺白核閱文字,略加修正,照案通過,并議決交由鹿鐘麟、張壁,會同社會名流李石曾執行。黃膺白等秘書繕正后,將草稿送給張耀曾作為紀念品;正本隨即用了大印,送交警衛司令鹿鐘麟。
  十月二十日,住在永和宮的端康太妃,也就是光緒的瑾妃,急病去世。靈樞移到慈宁宮治喪,王公大臣穿孝上祭,喇嘛念經;深宮寂寞,所以雖是喪事,也是能令人生气勃勃,感到興奮的。小醇王載灃在十月計三日那天,召集內務府大臣會議,說是“咱們熱鬧熱鬧吧!”決定大辦喪事。那知第二天一早,北京城內情勢大變,通衢要道,警備森嚴,全市戒嚴。這一來只好暫時“封靈”,等局勢平定,再來“熱鬧”。
  及至听說馮玉祥倒戈,鹿鐘麟已掌握了整個京畿,這一惊非同小可,因為馮玉祥早想驅逐溥儀出宮,是宮內盡人皆知的事。于是溥儀的英文老師英國人庄士敦,与進宮一年余,已深得溥儀信任的太子少保銜總管內務府大臣鄭孝胥,分別到英、日兩使館去打听消息,都說馮玉祥這回要采取行動,是無庸置疑的事,而且可能沒收王公親貴的財產;慶新王奕劻的長子載振,星夜避往天津。載灃天天進宮,召集王公、“帝師”。“舊臣”開會,与會諸人,不是夸夸其談,不得要領,就是愁眉苦臉,一言不發。這樣拖到了十一月初五,日夜憂慮的事,終于出現了。
  這天一大早,鹿鐘麟將張壁与李石曾請了來,會商執行的步驟,張壁問道:“這是件大事要帶多少軍警?”
  鹿鐘麟成竹在胸,很輕松地答說:“進宮,只帶軍警各二十名就夠了。”
  當然外圍要布置好,紫禁城四周一律斷絕交通;宮內裝有電話,先是專為溥儀好玩,亂打電話給胡适之,“天橋八怪”開玩笑,后來內務儲等處也安裝了,為了封鎖消息起見,電話線當然也割斷了。
  一切布置妥當,才由鹿鐘麟帶頭,由神武門進宮;每通一道宮門,派軍警各一警戒,這樣一直到了養心殿,溥儀正在召集御前會議,得報由內務兩大臣紹英出來接見。
  執行命令的一方,自然由鹿鐘麟出面,首先出示修正的优待辦法,紹英看完以后,還能力持鎮靜。但一听鹿鐘麟宣布:“請溥儀先生馬上出宮!”頓時臉色大變。
  “你,”他指著李石曾說:“你不是穆宗的師傅,李文正公的公子嗎?何忍出此?”
  李石曾的父親是同治皇帝啟蒙的師傅,官至協辦大學士的李鴻藻,歿于光緒廿六年,贈太子太傅,賜祭葬,溢文正,入祀賢良祠,恤典优隆,受恩深重,紹英希望以此來打動李石曾;但李石曾早就參加了革命党,自然笑而不答。
  這時紹英又想起鹿鐘麟的身世,“你不是今上賜謚文端的,鹿中堂一家嗎?”他問:“干么這樣子逼迫我們?”
  鹿是個僻姓,明朝末年出過一個鹿善繼,河北定興人,官到太常少卿,崇禎初年辭官園里,有一次清兵破邊牆入侵,破定興城時殉難,謚忠節。鹿鐘麟就是他的后裔。馮玉祥常以孫岳為明末名臣孫承宗之后,及鹿鐘麟為席善繼之后,向人夸耀。
  紹英所說的“鹿中堂”,是指鹿鐘麟的本家,當到東閣大學士的鹿傳霖。歿終宣統二年,謚文端,所以說“今上賜謚”。
  時至今日,紹英還有這种口吻,實在也太不識時務了,因此,鹿鐘麟板著臉說:“你要知道,我們今天到這里來執行國務院的命令,是為了民國,同時也是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們,那就休想這樣子從容了。”
  “我大清入關以來,寬寵為政,沒有對不起百姓的事。何況优待條件尚在,怎么能夠這樣辦呢?”
  “你這是替清室說話,你要談到滿清入關的事,那末,我告訴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遠忘不了的。”鹿鐘麟接著又說:“況且張勳复辟,顛覆民國,优待條件早為清室自己所毀棄;當時全國軍民一致要求嚴懲复辟禍首,到現在還是一件懸案。攝政內閣成立,各方又紛紛提出這個要求,群情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動。此刻宮內外已布滿軍警,其勢洶洶,只等動手,如果不是我們勸阻,立刻就要出亂子了。”
  紹英無法,只好說道:“你們等等。”返身入內,料想他是去報告溥儀。
  溥儀一听馬上就要出宮,不由得慌了手腳;哆嗦著說:“這、這便如何是好?”
  眾人面面相覷,亦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是鄭孝胥出個主意:“請皇上電諭太傅徐世昌,即刻前來保駕。”
  “電話不通了。”載灃接口。
  “那末,派人傳諭。”
  “內外軍警密布,”紹英答說:“出不去。”
  “那,”鄭孝胥說:“只有施緩兵之計了。”
  于是七嘴八舌地商量,決定仍由紹英去交涉,要求緩期;但鹿鐘麟一口拒絕:“今天非出宮不可。”
  如此往返數次,一味軟磨,令人難耐,鹿鐘麟心生一計。到第四次紹英再出現時,不等他開口,搶先作了表示。
  “你們快去告訴外面,”他故意看著表,作出很緊急的神气,“時間雖然到了,事情還可以商量,先不要開炮放火,再延長二十分鐘。”
  紹英一听“開炮放火”四字,赶緊搖著手說:“好商量、好商量!”隨即掉頭就跑。
  于是溥儀召集“御前會議”,決定接受修正的优待條件,交出“國璽”,遷居“北府”——太平湖的醇親王府,為光緒出生之地,稱為“潛邸”;載灃襲爵后,在后湖另建新邸,宮中稱之為“北府”。下午三點鐘,由鹿鐘麟、張壁、紹英,將溥儀跟他的一妻一妾,護送出宮。“國璽”由鹿鐘麟送交國務院,同時复命;黃膺白指示張壁,通知市民,第二天一律懸挂國旗一日,以資慶祝。
  消息傳到天津,前清遺老及主張复辟分子,自然都震動了,緊急集會,推派鐵良、升允、袁大化及羅振玉,進京抗議,連段祺瑞亦深表不滿,致電攝政內閣,主張“從長議之”。為此攝政內閣不得不發表通電,詳加解釋。當然贊成稱道的亦很多;特別是章太炎的一通“快郵代電”稱之為“諸君第一功”,說“溥儀妄以复辟,則优待條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強行篡逆,坐以內亂,自有常刑。今諸君但令出宮,貸其余命,仍似過寬,而要不失為优待。”此外又致電馮玉祥,主張沒收“畿輔庄田”,還之于民,因為清兵入關“圈地”,本系豪奪,“非有買賣契券,不得各為私產。諸公應移知內部,舉以還民。民國十三年間,未有德政及民之舉。能辦此事,則紅載黎元,普蒙沛澤,益見諸公處事之公。首陽怨謗,何損于周德。”
  不過,社會普遍的關注,集中在古宮寶物上,其時已有流言,最盛行的兩個“故事”是,一個說張壁在宮中,見到桌上有一對均窯花盆,种的菊花,知道均窯是珍品,便告訴隨行的警察說:“這菊花是好种,給我帶回去。”
  另一個是說鹿鐘麟,看見桌上有個翡翠西瓜,隨即脫下軍帽,扣在瓜上。至臨走時,衛士連瓜帶帽一起捧到鹿鐘麟面前說:“司令忘記戴帽子了。”鹿鐘麟答說:“很熱,我不戴。你拿著吧?”就此順手牽羊將翡翠西瓜帶走了。
  一個星期以后,攝政內閣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員會組織條例”八條;同時發表了一張善后委員會的名單,由李石曾擔任委員長,委員十四人有汪精衛、蔡元培、鹿鐘麟,以及清室方面的代表五人。另外有監察委員六人,吳稚暉、張繼、庄蘊寬,均在其列。
  黃膺白想竟辛亥革命未竟之功,徹底推翻滿清,到了辦理清室善后事宜,可算已告一段落。但頭腦冷靜的人,則持根本否定的態度,認為國事如麻,兵捐未解,攝政內閣作此不急之務,見小忽大;而且溥儀十三年的小朝廷,不比李自成盤踞大內兩三個月,一旦被逐,煙消云散,溥儀亦自有他的一部分影響力量,如果不是深思熟慮,斬草除根,說不定就會自召隱憂。
  但黃膺白自有他的苦衷;攝政內閣所憑借的是馮玉祥的“國民軍”,但論軍力,還不如奉軍;當王承斌在馮玉祥支持之下,在天津附近收編吳佩孚殘部時,由冷口長驅直入的李景林所部,繳了直軍計三師四十六旅的械。這一旅的旅長孫清山,是王承斌一手所提拔,所以當馮玉祥開始倒戈時,王承斌指使孫清山拉隊回天津,實力保存得相當完整;王承斌的打算是,以孫旅為基礎,奪回并重建二十三師。他預料有奉張与馮玉祥的關系,地位還會更上層樓;到時候會將二十三師師長讓給孫清山。誰知李景林連攝政內閣所委的王承斌為二十三師長的事實亦不承認;以优勢兵力在天津車站包圍孫旅,全部繳械,王承斌見勢不妙,逃入租界,只待“老帥”進關后,向他哭訴。
  其時奉軍源源而至,自山海關到天津這一線上,連小孩都學會了“馬拉巴子”這句“奉罵”。為此,奉軍特地成立了一個“津榆駐軍司令部”,張學良出任總司令,而實際上由副司令郭松齡主持;這個任務比作戰繁重,因為除了嫡系部隊,尚能控制以外,李景林、張宗昌所部,都成了驕兵悍將,尤其是張宗昌的雜牌隊伍,連他自己都感到頭痛了。
  不過,張宗昌有一項長處,气量甚大,不記前嫌,所以能找到人來幫忙;他有個任第一師師長時的參謀長李藻麟,改投直軍作了彭壽莘的參謀長;這一回二次直奉戰爭中,打得最好的是彭壽莘的十五師,即由李藻麟所指揮。李藻麟曾在陸大當過戰術教官,奉軍將領提起他來,都很佩服的。
  但不論如何,張宗昌与李藻麟此番則是冤家對頭,他卻并不在乎這一點,對他的參謀長王嗚翰說:“你想法子把李伯仁找來。”李藻麟字伯仁,是北京附近以种花出名的丰台人,家住北京。
  等將李藻麟找到,張宗昌的銜頭,已變為“蘇皖宣撫軍第一軍軍長”;李藻麟便被派為“隨軍參謀長”王鳴翰保持原來的名義,北洋軍閥中一個人有兩個參謀長的,只有張宗昌。
  原來當十一月初十,張作霖到天津与段祺瑞、馮玉祥會議;南京也有一次重要會議,主角是江蘇督軍齊燮元、湖北督軍蕭耀南,以及由福建崛起,聯合齊燮元打敗了盧永祥,自封為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因為曹、吳徹底失敗,奉軍勢力膨脹,決定聯名通電,維護段祺瑞出山。齊燮元等聲稱中央政府中斷,攝政內閣所發命令,概不承認。情勢很明顯的,張作霖既無意于取得中央政權;亦決無理由以武力支持攝政內閣,便只有支持段祺瑞才能打開僵局,因而十一月十七日召集的天津會議,決定推舉段祺瑞為臨時總執政;其時吳佩孚已在漢口与蕭耀南相晤,齊燮元又領銜發出十省及海軍將領二十人聯名通電,提議黃河上游及長江同志各省在武昌組織護憲軍政府。形勢迫急,段祺瑞應該從速出山,才能將局面穩定下來。
  一看時机成熟,段祺瑞于二十一日發表通電,決定組織臨時政府,期于一個月內,召集各省區代表,開善后會議;產生國民會議,解決一切根本問題。第二天專車進京,黃膺白在車站迎接;陪著到了段祺瑞在府學胡同的私邸,有兩件事要談。
  第一件是攝政內閣總辭,段祺瑞表示,臨時政府不能接受前政府的辭職書,黃膺白碰了個軟釘子。
  第二件是“國務院現在保存著清室大小玉璽,一共十五方。”他問:“應該如何處置?”
  段祺瑞尚未答話,內定為執政府秘書長的梁鴻志接口:“送執政上房吧!”
  黃膺白不作聲,在梁鴻志看,便是照辦的意思;接著談了些不著邊際的話,黃膺白辭出回家,与段祺瑞同車進京的馮玉祥已等在他家了。
  談了与段祺瑞會晤的經過,黃膺白又說:“梁鴻志竟以為我是來呈辭傳國璽的,豈不可笑?這是國家的財產,我打算送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保存。”
  “這是正辦。”馮玉祥問:“攝政內閣總辭的事呢?”
  “執政府既不接受,我只有發個通電辭職。”
  “你辭我也辭。”馮玉祥說:“當初本是要擁護中山先生出來主持大局的,所以用國民軍的番號,表示跟國民党站在一邊;誰知道只是替段芝老制造机會。中山先生就應邀北上,也不會有什么作用,我要把國民軍的番號取消。”
  黃膺白黯然無語,沉默了一會說:“煥章見,沒有你就沒有攝政內閣,我想由你出面,邀大家聚一聚,以為共事的紀念,如何?”
  “好,好!”馮玉祥滿口答應。
  “執政府定在廿四日成立;日子我想定在廿五。”
  “好,好!”
  “地點呢?我想在你司令部。”
  “好,好!”
  下一天十一月廿三日,黃膺白、馮玉祥都發了辭職的通電;再下一天段祺瑞在陸軍部大禮堂,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公布“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制”六條;同時發布內閣名單,當然以安福系為主,令人矚目的是,唐紹儀長外交,李思浩長財政,葉恭綽長交通。此外在國會成立非常會議,由未參加賄選曹錕的國會議員組成。
  再下一天十一月廿五日,攝政內閣全体閣員應邀至旃檀寺的馮總部赴宴,那知馮玉祥人面不見,亦不知爽約之故;原來此時馮玉祥不告而行,已上北京西郊的天台山靜養去了。
  原來馮玉祥之入山,是看不慣奉軍的气焰;在十一月廿四日張作霖由天津進京的前一天,李景林先帶兵入京,分駐城內外重要地處,郭松齡帶領精銳一團,進駐黃寺;張作霖的行館順承王府,則由張學良帶一個營,親自警戒。張宗昌亦住在順承王府,每天推牌九,玩姑娘,八大胡同提得起名字的,都到順承王府出過條子。
  張作霖、楊宇霆,則与段祺瑞、王揖唐、吳光新等開會分配地盤。首起爭執的是直隸,段祺瑞想把這個地盤給盧永祥,并且逕自發表了命令,以盧永祥為督軍,但李景林亦要此地盤,張作霖對李景林驅逐王承斌,本來深致不滿,但李与盧較,自然還是支持李景林。最后協調結果,執政府免了江蘇督軍齊燮元的職,由奉軍護送盧永祥南下;名義是蘇皖宣撫使,張宗昌的宣撫第一軍,便是由此而來的。
  對于馮玉祥當然亦要安撫,但奉系決定不讓他在有海口的地方發展,所以先后任用張之江為察哈爾都統、李鳴鐘為綏遠都統,派馮玉祥為西北邊防督辦,希望他能克日到任。但馮玉祥卻還在考慮,只常常請“斯人獨憔悴”的黃膺白上山聊鬧天;黃膺白認為這一回“首都革命”,唯一做對了的一件事,是驅逐溥儀出宮。但有一天,他不提這話了,因為溥儀已經逃入日本公使館;是不是會生什么后患,不得而知;而驅逐溥儀出宮,并無一個适當的處置,這件事是不是做對了,當然亦大成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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