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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就在拜折續假的當儿，天津起了軒然大波，五月二十五日深夜遞到一件廷寄，曾國藩起床听人念道：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起釁，現在沒法彈壓，請派大員來津查辦一折，曾國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賞假一月，惟此案關系緊要，曾國藩精神如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會商辦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實屬罪無可逭。既据供稱：牽連教堂之人，如查有實据，自應与洋人指證明确，將匪犯按律懲辦，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眾，將該領事毆死，并焚毀教堂，拆毀慈仁堂等處，此風亦不可長，著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辦理未協之處，亦應一并查明，毋稍回護。曾國藩務當体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原折著抄給閱看。欽此！”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于天津知縣劉杰，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里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儿，因為瘟疫死了好几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沖突發生。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國駐天津的領事丰大業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訊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跡象，王三跟武蘭珍對質的結果，亦證明了武蘭珍只是胡說。但百姓不信，總以為崇厚袒護洋人，因而仍舊聚集在教堂附近，辱罵騷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門相距不遠，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彈壓，法國領事丰大業興師問罪來了。 丰大業十分鹵莽，挂兩把手槍，一進客廳就破口大罵，接著不分青紅皂白開一槍，嚇得崇厚赶緊躲入簽押房，丰大業就在客廳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這時取名“水火會”的天津民團，已聚集了數千人，群情鼓噪，大罵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來勸丰大業，有話好講，不必如此。又告訴他，外面情勢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則怕有危險。 通事把話傳譯了過去，丰大業怒气沖沖地答道：“我不怕中國百姓！”說完，帶了他的秘書西蒙，掉頭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馬弁護送。衙門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視，已有一触即發之勢，偏偏冤家路窄，遇著天津縣知縣劉杰，正從天主堂彈壓回來，預備去見崇厚回話。丰大業一見，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放，這一槍沒有打中劉杰，打傷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誰厲聲一喊，于是人潮洶涌，淹沒了丰大業和西蒙，等散開來時，只見地上躺著兩具尸首。 動亂不過剛剛開頭，水火會鳴鑼聚眾，號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門東面的天主堂，殺了兩名教士，放火燒房子，再往東面就是法國領事館，殺了丰大業的另一名秘書湯瑪生夫婦。最后出東門，打入慈仁堂，殺了十名“貞女”，把貞女教養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來，跟著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縣，一面彈壓，一面救火，但人多勢眾，無濟于事，整個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鍋，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靜下來。事后調查，另外又殺了兩個法國人，是在天津經商的一對夫婦，還有三個俄國人，被誤認為法國人而遭了池魚之殃。同樣地，英國和美國的六座教堂，也因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毀。至于教民死得更多，總在三十以上。 曾國藩閉目靜听，一言不發，他平日的修養，重在“不動心”，以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應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闖了這么一場大禍，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內犯的災難，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動心？所以口雖不言，神色已變，右眼下不斷抽風，額上筋脈躍動，靜臥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暈眩毛病，又已發作。可是，他硬撐著，只喊著他的第二個儿子說：“紀鴻，把燈移開些！” 曾紀鴻赶緊將他面前的一盞洋燈挪開，同時勸他躺一躺，說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緊！”曾國藩慈愛地說，“我還得有几句話問。”他問周家勳：“法國水師的提督，就駐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態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勳答道：“態度當然也很坏，不過不曾派兵上岸。” “別國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國領事，可曾有什么話？”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說，英國的李領事，要組團自保。” 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著應付。”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愿意分謗，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赶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丰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于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干練明快，极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气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凶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么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著實棘手，你看該怎么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凶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于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确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著手。” “中堂，”黎庶昌比較了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里，象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据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系甚大，廷寄只說‘体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听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机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出戲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并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愿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于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于公于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与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盡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后，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胡須，閉目靜听，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于私，自有裨益，于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于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三個人听他這一說，雖感失望，并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什么話說？ 于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于總署的意見，可以想象得之，無非息事宁人而已。我當然也要申明交涉的宗旨，奏請朝廷准許，或者告訴總署，那就表里一致了。” “然則請教中堂，”錢鼎銘問道：“中堂心里是怎么個宗旨？” “我總立意不跟他開釁。” “法國人要開釁呢？” 問到這話，曾國藩不斷點頭，慢吞吞地答道：“一個字： 挺！” “中堂的挺經有十八條，”錢鼎銘帶些調侃的語气說：“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條？” 雖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實是极嚴重的事。曾國藩遇到疑難之際，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現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紀鴻就關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雖不言，卻都直著眼看他，是作何話說？ “這一條么？”曾國藩的聲音顯得很蒼涼，“是頂頂管用的一條。我此刻不說，將來你們就知道了。” 別人開釁，會在兵船上用“后膛螺絲開花”炮，朝岸上轟，這一身硬挺是怎么個挺法？還說“頂頂管用”，實在有些莫測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語，旁敲側擊地一定要逼他說。 “那我就說了吧！”曾國藩終于慢條斯理地答道，“這一條叫做：我死則國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這件案子，曲直是非，現在還不甚分明，但法國人死了好几個，教堂燒了好几座，他沒道理也變做有道理了。緝凶、賠銀、賠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還要開釁，就只好我來挺，法國人要開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對准的地方。我想法國人也是講道理的、難道真的開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國一定不直法國所為，得道多助，我們的交涉也就好辦了！” 曾國藩的神態和心情，都跟從容就義的志士一樣。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尋，說出這樣的話來，做儿子的第一個就忍不住，眼圈一紅，赶緊悄悄背過身去，拭去眼角的淚水。 他的僚友們則更有深一層的想法，勳業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還手，不惜一身相殉，務求達成和議，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奮發自強，替國家爭口气，那就太對不起曾國藩的苦心了。 “那么請示中堂，”錢鼎銘不再勸曾國藩卸責，問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動身，應該作何准備？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沒有？” “那倒不必太急，謀定后動，庶乎無悔。我還要料理料理，總在月初才能動身。調甫，”曾國藩又說：“你看看候補道當中，可有腦筋清楚，言詞便給的人，挑這么兩員，用我的名義發札子，委他們到天津，會同府道，先辦理緝凶事宜。” “是！”錢鼎銘看著黎庶昌和薛福成問：“還有奏稿，由我這里辦，還是署里辦？” “我這里辦。”曾國藩接口回答，“今天也晚了，明天再說。我想，明天總還有上諭，把朝廷的意向弄清楚了再動手，也還不遲。” 果然，第二天又奉到上諭，崇厚自請治罪，并建議將地方官分別嚴議革職，而朝命先將崇厚和天津道、府、縣周家勳、張光藻、劉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別議處。”等曾國藩到了天津，“确切查明，嚴參具奏。” 督署之幕僚們，對這道上諭都覺得很滿意，認為朝廷不允崇厚所請，將天津地方官革職，而必留待曾國藩查明了“嚴參”，是倚重授權的表示。照這樣看，曾國藩將來可以放手辦事，不必憂慮掣肘。 曾國籍的看法也相同，但覺得朝廷的委任既專，自己的責任愈重。于是親自口授，寫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說的真假，為本案關鍵所在，決定由此著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以外，又說：“諭旨飭臣前往，仍詢臣病。臣之目疾，系根本之病，將來必須開缺調理，不敢以病軀久居要職，至眩暈新得之病，現已十愈其八，臣不敢推諉，稍可支持，即當前往。” 這個奏折到京，寶鋆才算放心，他一直在擔心他這位老同年，怕他病体難支，力不從心，不肯出任艱巨。但是曾國藩到了天津，只能保得當地可以無事，法國的“兵頭”在他安撫之下，不致操切魯莽，另生枝節，而整個交涉，還得總署跟法國公使羅叔亞來辦。 這個交涉是移樽就教的時候多。羅叔亞的脾气很暴躁，平常遇到各省發生教案，總是其勢洶洶，有一番很嚴厲的指責，這一次反倒不大著急，每次都說，案情重大，一定要等他國內的指示，目前不敢干預。這顯得事有不測，寶鋆深為擔心。請羅叔亞請不動，把他的翻譯官德威利亞請到總署，奉為上賓，向他探詢法國方面的態度。德威利亞倒不擺架子，把羅叔亞的看法都告訴了寶鋆。 羅叔亞認為這一案非同小可，最嚴重的是撕毀法國的國旗，其次是殺了丰大業和他的秘書，再次是殺了他的僑民多人，最后才是焚毀教堂。所以他不敢作主，一面向法皇請示，一面要看中國如何辦理？ “那么，”寶鋆問道，“請問貴翻譯官，敝國應該如何辦理，貴國始可滿意？” “不能答复。”德威利亞很快地說，接著便起身要走，怎么樣也留他不住。 寶鋆和董恂、沈桂芬面面相覷，都在心里把德威利亞的話想了又想，總覺得凶多吉少，看來不免要動武。 “曾滌生說，抱定宗旨，不跟他開釁，我看難免開仗。”寶鋆說道，“經不經得起打，且不說，光是軍費就不得了。‘西餉’還是胡光墉替左季高借的洋債，現在就算有什么稅課作擔保，跟洋人開仗，就借不到洋債。馬上大婚還要多少銀子來花。真正是，唉！”他頓足長歎，“把人急得想上吊！” “佩翁！”沈桂芬倒還沉著，“急事幸可緩辦，羅使不是說要向他國內請示嗎？一來一往，最快也得個把月的工夫，盡有從容應付的余地。” 想想不錯，寶鋆不再那么想上吊了，“走！走！”他把大帽子抓在手里，“上翔鳳胡同去。” 到了大翔鳳胡同鑒園，恭王在病榻前接見。商量了好半天，還只有用“以夷制夷”的老套，不過這個“制”不是制服，是節制，想勸出各國公使來約束法國，不叫他動武。當然，這有一套說法，主要的是發揮這么一層意思：倘或決裂，必于各國通商，大有關礙。換句話說，要想跟中國做生意，就不能讓法國跟中國打仗。 于是“董太師”盡斂威風，低聲下气地向各國公使去游說，經過兩天的奔走，總算有了結果。寶鋆在每日養心殿照例晉見時，面奏請召見董恂，听取交涉經過。 “各國使臣的意思都差不多，他們也曉得如果法國開仗，對各國商情都有關礙。不過中國倘無妥善辦法，似乎要居間調停，也很難措詞。羅叔亞的性情很暴躁，法國的那個水師提督，脾气更坏，万一失和，各國亦難阻止。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要中國先盡道理。” “什么叫先盡道理？”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煩，“你們爽爽快快地說吧！” “各國使臣的意思，最好請特簡大員，親繼國書，到巴黎覲見法國皇帝，先盡中國友好的道理。” “這也沒有什么不可以。”慈禧太后問道：“不過，國書上說些什么呢？” 國書上自然應該表示道歉。這話董恂卻不敢說，只拿眼望著寶鋆。“自然是敦睦邦交這些話。”寶鋆又說，“圣意可行，就請旨派人吧！” “你們看呢？” “臣等与恭親王商量，覺得不如就叫崇厚去，倒也合适。” 慈禧太后心里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嫻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确是個很适當的人選。 “那就讓他去吧！”慈禧太后又問，“崇厚留下來的那個缺呢？” “奴才几個公議，想請旨派大理寺正卿成林署理。” “成林？”慈禧太后詫异，“不是說病得快死了嗎？” “病已經好了。”寶鋆答道，“好在眼前有曾國藩在那里，等這個教案了結，成林再到任，也不要緊。” 慈禧太后有些遲疑，她也知道，“三口通商大臣”管理海關，是個肥缺，寶鋆要安插私人，但此刻不能到任，便幫不了曾國藩的忙，似乎不妥。 她把她的意思說了出來，寶鋆不慌不忙地答道：“天津教案，責成曾國藩一個人辦理，反倒易于收功。人多口雜，意見分歧，最容易坏事。以奴才想，就是成林到了任，也不能教他插手教案，他只管他的三口通商事宜好了。” 說得象有道理，慈禧太后很勉強地點了頭。接著又問起恭王和文祥的病況，文祥是身子虛弱，恭王是痧症為庸醫所誤，錯服了大涼劑，汗閉不出，几乎一命嗚呼。不過眼前總算已轉危為安，僅須調養而已。 “唉！偏偏就都病了。”慈禧太后自己也是從安德海死后，一直鬧病，這時抬手在太陽穴上揉了兩下，轉臉問慈安太后說：“你有什么話要問？” 慈安太后只有一句話吩咐：“天津的老百姓，也是看洋人蠻不講理，胡亂開槍，才動了公憤。說起來也是義民，得饒人處且饒人！” 寶鋆心里在想，慈安太后對外面的情形，一點都不明白，就算緝凶抵命，法國人也未見得肯善罷甘休，還說“得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什么好說的，只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体圣心，盡力去辦。”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擬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布了成林的任命。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諭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几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后事”。他已經反复考慮過，認為丰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杰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么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气坏，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著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諭紀澤、紀鴻兩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習气浮囂，俱難和葉。將來构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复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接下來說他歷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折“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万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于“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愿。”最后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于孝養之道多疏，后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于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后，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于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里說得完？只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于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后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只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折”保荐，大成疑問。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于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跡，讓他心里先有個數。 于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复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寫好加封，交驛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抬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云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天津的情勢，他了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將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于中，卻是一件難事。此來不但對內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范，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杰，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著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杰，曾國藩一口拒絕。“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致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感，豈不更深？” 崇厚語塞。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 可能見示？”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著手指，說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說，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系；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高明之至！”崇厚趁机討個輕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說，“明天我就‘放告’。”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稟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縉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說帖。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念給他听，有的建議憑借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衛，以為應敵之師。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民气如此，著實可慮。”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我看要出張布告。” 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布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又不能責以不是，頗難有兩全之計，倒不如不出為妙。 “中堂！”錢鼎銘提醒他說，“醇王六月初一上了個折子，陳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第一條一開頭就說：‘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我連日也接到京里的信，指肇事的人，‘捍衛官長，堪稱義民’，清議如此，中堂不可不顧。” “我宁可得罪于清議，不敢貽憂于君父！”曾國藩的語聲平靜，意志卻顯得极堅決，“如今是山雨欲來的局勢！洋人只講利益，不講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今天他在大沽口，只有兩條兵船，凡事還好說話，如果他從別處再調來几條，有恃無恐，則已有的成議，一定借故推翻，別生枝節。所以交涉愈早了結愈妙，要想早了結，就不能不自己先壓一壓，才能息事宁人。我這番苦心，亦不求人諒，但求能為國家免禍。 只是，唉！”他搖一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了。 “我看這樣，”錢鼎銘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請中堂再派定几位承審委員，盡三兩日之力，務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談其他。” 大家也都認為先問案情，后出布告，措詞的輕重分寸之間，比較有把握，力勸曾國藩接納錢鼎銘的建議，他也就答應了。 在錢鼎銘主持之下，派出候補州縣官當承審委員，事實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說，純粹是因為不了解教堂內部的情形而起的誤會。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雜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規制，只拿《水滸》上描寫黑店的情形來比附，以為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義民”所釋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傳訊他們的親屬，亦都供稱自愿送堂收養，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詞反复莫衷一是。曾國藩為了怕法國人疑心中國官府鍛煉成獄，決定先押起來再說，同時親自擬一張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的銜頭，蓋上紫泥關防，實貼城廂內外，通衢鬧區。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國，息事安民的本意，對天津“義民”，不但沒有一句嘉獎的話，而且看來官腔打得十足：“嚴戒滋事！” 這一下天津的紳士百姓，大失所望。他們本就不相信沒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對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監候訊，認為是袒護法國人的表示，再看了這張布告，越發憤懣惊詫，都說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沒有什么分別！ 消息傳到京中，自不為清議所容，紛紛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論根本，比較平正通達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話，認為應該部署海防，免得万一決裂無所措手。 這時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魯士七國駐華公使，已經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的照會，同時法國与英國的兵船，紛紛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東煙台兩地，形勢极為緊張。而總理衙門夾在洋人与清議之間，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辦法。羅叔亞看著不是路數，親自跑到天津來跟曾國藩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談，到了天津更不利，辦叔亞触目所及，都是仇視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訴，這一下，羅叔亞的態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國藩，提出四個要求：賠修教堂、埋葬丰大業、查辦地方官、懲辦凶手。前兩個條件，曾國藩一口答應，懲辦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辦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職才談得到。 等羅叔亞辭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赶了來，一見曾國藩的面，便气急敗坏地說：“坏了，坏了！洋人要大起波瀾了！” 曾國藩和他的幕友們，無不詫异，及至崇厚轉述了羅叔亞的話，更覺詫异。羅叔亞認為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杰和路過天津的記名提督陳國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這三個人抵命。“這成什么話？”一向喜怒不現于形色的曾國藩，使勁擺頭，“万万不可！” 崇厚也知道羅叔亞的要求，過分無禮，是再也辦不到的事，但他也決不能因為曾國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來的，只是本來想用個“晴天霹靂”把曾國藩嚇倒，然后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后的一句話，此刻看看嚇不倒曾國藩，就唯有開門見山，直抉本題了。 “崇大人！”在座的錢鼎銘，有意要讓他心煩，“你可別忘了，陳國瑞現在神机營當差，是醇王的愛將，無憑無据的事，得罪醇王犯不著！” “我又何嘗愿意得罪親貴。實在是事出有因。” 事出有因是不錯的，大家都听說當丰大業斃命時，路過天津的陳國瑞，不無煽動的情事。民間又紛紛謠言，說法國人迷拐小孩挖下來的眼睛有一壇之多，已經讓陳國瑞帶進京去了。照羅叔亞的調查，這就是陳國瑞自己傳播的謠言，以誣陷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話，羅叔亞不是說說的，真有那么個想法。中堂，我看，我們得先站穩腳步，好封他的嘴。” “喔！”曾國藩說：“站穩腳步這話我要听。我們的腳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會，我們自己先辦。地方釀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為地方官不能化導于平時，防患于未然。拿道、府、縣先撤任，听候查辦，亦是情真罪當的事。” 曾國藩不斷搖頭：“我雖不惜得罪清議，這樣的事也還不敢做。” “中堂……。” “地翁！”曾國藩打斷他的話說，“這件事難商量。” 口風中水都潑不進去，崇厚不得要領而去。到了第二天，羅叔亞又來見曾國藩，嘰哩呱啦說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于病体不宜，當場不敢照譯。但羅叔亞詞气神色的凶悍，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著就送來一件正式照會，另附中文譯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張光藻、劉杰和陳國瑞抵命，以及嚴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戰机一触即發。”黎庶昌壓低了聲音對薛福成說，“我們先想個保護中堂的辦法出來，再把照會送上去。” “沒有別的辦法，只有把銘軍飛調到津再說。” 銘軍大部駐扎在山東与直隸交界的張秋一帶，另有三千人由劉銘傳的部將，記名臬司丁壽昌統帶，駐扎保定，要調就只有調這三千人。 等商量停當，才把照會拿了上去，曾國藩有些沉不住气了！對于黎、薛所建議的調丁壽昌所部，移駐天津附近的靜海，他亦認為有此必要。不過他不是為他自己著想，主要的是拱衛京師，免得洋人長驅直入。擋不擋得住是另一回事，擋總得要擋，不然對任何一方面都無法交代了。 “你們讓我靜下來想一想。”等幕友退出，曾國藩一個人繞室徬徨，通前徹后考慮大計，口中不斷在自問：“拿什么來打？” 其實這已經考慮過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無論如何不与法國人開釁。但事到如今，有難以控制之勢，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后果。 很自然地，曾國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聯軍，那時有僧王和胜保當前敵，恭王和桂良主持撫局，文祥辦理軍需供應以及京師城防，猶不免一敗涂地。如今只得丁壽昌三千人馬，擋一擋也不過為兩宮太后和皇帝騰出一兩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難”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還是要和。英法聯軍入京，一把火燒掉了圓明園，先帝雖為此急怒攻心，病勢加重而“棄天下”，但圓明園畢竟是离宮別苑，英法聯軍不曾毀傷宗廟社稷，還可以和得下來。而這一次果然讓法國兵打到京里，為了報复起見，在大內放起一把火，連太廟一起燒掉，那時再要說談和的話，無异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為清議所不容，而且對后世亦難交代。這樣和不下來，就只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亂，盜賊蜂起，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終于亡國為止。 轉念到此，曾國藩眩暈的毛病又發作了，只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赶緊扶著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來的感触，又梗塞在他心頭了，一切不如人，說什么都是空話，唯有忍辱負重，奮發圖強。接著便想起洪楊平定以來的諸般新政，沈葆楨所經理的福建船政，規模龐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師的同文館等等，總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為有這些成就，曾國藩越覺得非和不可，此時忍辱，將來才有報仇雪恥的机會，否則剛創下的一點基礎，浪擲在戰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爐灶？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与法國開釁的宗旨，真正是万不可移。如今只要挺得下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因此，當第二天崇厚又來談天津道、府、縣一概撤任，听候查辦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決定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府、縣兩缺，由崇厚保舉一個姓馬、一個姓蕭的署理，据說這兩個人對天津地方，极其熟悉，辦理緝凶，非此兩人不可，曾國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會銜的奏折尚未到京，總理衙門已經接到法國公使提出強硬照會，以及羅叔亞在天津与他們的水師提督頻頻會商的消息，看樣子戰端隨時可起。寶鋆急得食不下咽，只怨自己運气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當儿，出現了這么棘手的局勢，而且軍机上三個人還不能協力同心。李鴻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說，他后面有醇王和清議的支持，發言頗有力量。看來撫局難成，戰火要起，這副千斤重擔，怎么挑得下來？ “我也知道，這副擔子你挑不下來。”慈禧太后听得寶鋆的陳奏，斷然作了處置：“現在只有一面催文祥赶快銷假，一面讓恭王進宮來看折子，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他不能不力疾從公。” 以私人的交誼，寶鋆不忍把這副重擔放在病骨支离的恭王肩上，但情勢所迫，無可奈何，只得遵旨傳諭。 “鬧教案不想鬧成這個樣子！”慈禧太后神色抑郁地說：“這一陣子，我們姊妹愁得都睡不著覺，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緊，都不知道該怎么辦了？總得有人切切實實出個主意才好。不知道各省是什么個意思？” “丁日昌給奴才來信說，總宜保全和局為是。” 寶鋆的話一完，李鴻藻接口便說：“丁寶楨也給臣來信，其中有兩句話，臣請上達圣听。”接著，他用极清朗的讀書的調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釁非我開，則用兵亦意中之事。” 這江蘇、山東的兩丁，是巡撫中頂尖儿的人物，寶鋆和李鴻藻針鋒相對，各引以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說話了。 “現在就是先要辨個是非曲直。曾國藩的頭一個折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以臣愚見，局中人見聞較切，這一案既已責成曾國藩查辦，不能不多听听他的意見。” 這番話看來平淡無奇，其實是放了李鴻藻一枝冷箭。李鴻藻也跟倭仁一樣，雖受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卻從未視過事，“局中人見聞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与言洋務。總理衙門的大臣都跟李鴻藻格格不入，只是沈桂芬秉性以陰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樣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鴻藻的暗斗，不為人所注意。 三個軍机大臣，寶鋆、沈桂芬站在一邊，自然占了上風。同時李鴻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勢的人，他并不主戰，只是覺得有責任為“義民”說話而已，話說過了，責任就盡過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話中有刺，隱忍不言。 只要不抬杠，兩宮太后都樂意他們多說話，于是慈禧太后便又問起朝中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說話的甚少。這對兩宮太后來說，多少是一种安慰。 但等曾國藩和崇厚會銜的奏折一到京，這份安慰便變成极沉重的負擔了。奏折中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列陳所以“致疑”的原因五點，奏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這已經是要從長計議的事，又要將天津道、府、縣三員撤任查辦，以及派兵彈壓，并俟“民气稍定，即行緝凶”，那就決不能輕許了。 不許怎么樣？寶鋆和董恂不知說過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會開仗。是和是戰，兩宮太后無法作任何決定，慈禧太后還覺得這事也不能只听少數人的意見，于是召見病起第一天進宮看折的恭王和軍机大臣，面諭召集御前會議。 ※ ※ ※ 養心殿地方太小，太后又不能出臨外朝，決定在乾清宮西暖閣集會。奉召的一共十九個人，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親貴，惇王和孚王。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鳳標、倭仁四相，以及恭王為首的軍机四大臣。第三是近臣，御前大臣醇王、景壽、伯彥訥謨詁，弘德殿行走的將相，翁同龢、桂清、廣壽。第四是掌管洋務的總理大臣，董恂、毛昶熙。除了孚王以外，其余十八個人都在近午時分到了乾清宮，由惇王帶班，進殿行禮。軍机大臣和總理大臣跪在東邊，其余的跪在西邊。 乾清宮是天子的正寢，在康熙以前，皇帝臨軒听政，歲時受賀賜宴，以及日常召見臣工，都在這里，是內廷中規制最宏偉的一座宮殿，廣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中間三楹設寶座，楣間有塊順治御筆的匾：“正大光明”。自從康熙末年鬧出“奪嫡”糾紛以后，從雍正開始，廢除了立儲的制度，皇位的繼承，由皇帝御筆書名，錦盒密封，這個錦盒就藏在“宮中最高之處”的“正大光明”匾額后面。 左面三楹為東暖閣，原名“抑齋”，自從高宗因為得了絕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題名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閣，題名“溫室”，高懸高宗御制的一篇“乾清宮銘”。其時正當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銘中最后一段是這樣六句話：“五福敷錫，万國咸宁，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体乾，惟皇永清。”現在，兩宮太后及十五歲的皇帝，就是坐在這篇銘文之下，為了“一國不宁”，召見“惴惴矜”的親貴重臣。 分班行了禮，所有的太監都奉命退出殿外，這時慈禧太后才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天津的教案，沒有想到鬧得這么厲害！現在法國人蠻得很。曾國藩的折子，想來你們都在軍机處看過了，要辦地方官，要拿殺洋人的百姓，這件事該怎么辦？我們姊妹倆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來商量，有話，你們盡管說！” 這樣的場合，第一個說話的應該是惇王，他是早就預備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后，開始發言：“曾國藩不是不講理，不体恤下屬的人，他這個折子，也是大不得已。不過民為邦本，民心一失則天下解体。所以這件事要慎重。” 這几句話說了等于沒有說。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開口就顯得很激動，“民心宜順！”他大聲說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沒有罪，張光藻跟劉杰，平時的官聲很不錯，他們當然不能偏袒教民，討洋人的好。事情鬧開來，全怪那個丰大業太野蠻，拿槍就打，這還成話嗎？如果說中國的使臣，在他們法國也是這樣子蠻不講理，槍擊職官，不也一樣要犯眾怒嗎？至于陳國瑞路過天津，說了几句嘉許義民的話，正見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國看，他們有罪，在中國看，何罪之有？他們的罪，是總理衙門給安上的，咱們自己還在查辦，總理衙門倒先替天津的義民認了罪的。給法國公使的照會，說什么天津的‘舉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這种措詞太失体了！還有人說，天津的百姓，無緣無故殺法國人，不過借此搶劫擄掠。誣責義民，于心何安？” 那段話是寶鋆說的，他不能不申辯：“啟奏兩位太后跟皇上，七爺的責備，奴才不能受！燒教堂的時候，有人大搶特搶，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總是有的。”慈禧太后為他們排解，“這一層，現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辯。”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說吧！”慈禧太后告誡：“就事論事，別鬧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負屈的聲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諒，嬉笑怒罵的也很多，臣等總想著受辱負重四個字，能夠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點儿，算不了什么。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實心為國，知道現在還不是可以跟洋人開釁的時候，平日多加化導，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應該体諒國家，平長毛、滅捻匪，現在陝甘還在用兵，國力凋敝。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這樣一個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為仇？” 董恂一口气說下來，上了年紀，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說，接口便駁：“說百姓与朝廷為仇，是斷斷不會有的事！這話在自己都不能說，何況說給洋人，形諸文字？試問，洋人誤信百姓与我大清為仇，不更以為朝廷孤立無援，越發得寸進尺，沒有個完結？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說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辯解，就顯得有些軟弱了，“措詞當然要不同些。” “怎么個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態，慈禧太后心想，倘或引出主戰的論調來，今日一會，便難收場了，得要想個辦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戰的那條心，專就“撫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夠議和而不太吃虧才是正辦。因此，她搖一搖手：“不必在這些細故上爭執。”接著，擺出不胜悲憤的神情說道：“道光、咸丰兩朝，咱們中國都吃了大虧，洋人是咱們的世仇，你們如果能想一條計策，把洋人滅掉，我們姊妹倆就死也甘心！” 這番話說得群臣動容，都覺得語气嚴重，不敢輕易奏對。 慈禧太后細看西面那一班從領頭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臉色，知道自己這兩句話把他們“鎮”住了，于是又用緩和的聲音說：“皇帝還沒有成年，諸事要從長計議，你們都是國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關，跟外頭不一樣，總得要擱下成見，多替國家著想。” 醇王是主戰的一方，既無徹底滅洋人的長策，就不敢再多說。軍机和總理衙門，除了李鴻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慈禧太后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說。彼此沉默之下，作為清議領袖的倭仁，就不能不發言了。 “臣愚昧，”他說，“張光藻、劉杰兩員，既然官聲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鳳標同聲附和。 因為這三個人的位高望重，寶鋆等人不便說話，只有恭王起而相駁，但他病后虛弱，無力多言，只說得一句：“不依曾國藩所請，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現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覺得這是個給自己講話的机會，便提高了聲音說道：“臣有愚見。曾國藩所請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國法是非所系。請再申問曾國藩，洋人此后如無別項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乎不必在倉促間定議。” 這是折中的論調，也合乎慈禧太后“從長計議”的指示。在主戰的一方，認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該這么辦，而主和的一方，覺得以此作為讓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個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話，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著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號，臣子擬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號，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國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間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于是，他抬臉沖著翁同龢說道：“這時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來問答？”這句沖口而出的話，成了危言聳听，兩宮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這廟堂籌議大計之時，也許大沽口的外國兵船，就已經在開炮了。戰端既然隨時可啟，往來問答，稽延時日，以致誤了大事。這一下原來以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覺得他的話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著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李鴻章呢？”慈安太后又問，“他此刻在什么地方，這件案子，他怎么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惇王听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只有一個丁寶楨，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討价還价”上打主意，因而接著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凶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么，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拐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么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咸丰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說到最后，他亦是“無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体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 慈禧太后點點頭，看著恭王說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點儿不象話！”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著醇王說：“軍机擬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盡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于是御前會議到此結束。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著看軍机處所擬的旨稿，如有与廷議不符之處，象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体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机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擬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与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擬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敘曾國藩的原折，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遣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爭著先看這一件，只見寫的是： “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請將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諭旨宣示矣。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譎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將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于緝凶、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异詞。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嚇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据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扎張秋之兵，自應調扎附近要隘，以壯聲威。李鴻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后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著曾國藩斟酌情形，赶緊复奏，再降諭旨。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并著隨時馳奏。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諭令其嚴行戒備。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后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机營飭令該提督赴津听候曾國藩查問矣。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采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么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諭，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气不順，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后認可，時間局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飛遞，明發由倭仁帶回內閣去處理。出宮時刻，已快下鑰，卻有一騎快馬，飛奔而來，天津的折差，遞來崇厚的一個折子，說是曾國藩病重，請另簡大臣赴津主持。 ※ ※ ※ 曾國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臥床不起，無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勢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間接是受英國公使威妥瑪所逼。 當教堂被焚之初，英國駐天津的領事李蔚海，就聯絡各國領事，組織了一支“自衛隊”，名為保僑，其實是有意要反襯出中國官府不能維持地方。及至羅叔亞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瑪自告奮勇，陪著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動。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縣及陳國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風，賠償損失最少得數百万銀子，殺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來的《申報》又載著英國人的議論，說是必須用武，儆戒中國官民。同時崇厚打听到，羅叔亞不僅每天与法國水師提督會商，而且已有兩千洋兵開到，大沽口和煙台的外國兵船，亦日有增加。 這些消息把崇厚嚇得膽戰心惊，万一開仗，朝廷主戰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時追究責任，第一個就會把他殺掉，至少也是充軍的罪名。這是不可避免的，兵敗議和，則殺主戰的大臣，和議決裂，不惜一戰，則必殺主和最力的人來激勵士气民心。為此，他一天几次去見曾國藩，反复申說，必須答應羅叔亞在照會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則大禍就在眼前。 曾國藩撤張光藻、劉杰的職，奏請治罪，已覺內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話？最后被逼不過，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態度。 “洋人亦須适可而止。”曾國藩依然保持著他那平靜舒緩的語聲，“莫以為我立意不開釁，便是怕事不設防！我已密調各路軍隊到津，軍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運，軍糧呢，福建采辦的兩万石米，可以奏請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過，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囁嚅著說，“我竟不知有這些部署！” “現在你知道了。”曾國藩閉眼捋須，接著又說：“我自募勇剿賊以來，此身早已許國。幸賴圣祚綿長，將士用命，蕩平巨寇，百戰名將，如今凋零雖多，也還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楊厚庵，那個不是念切時艱，心存君國？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繼起亦复有人，不見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這番話一說，崇厚無法再談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無法判斷曾國藩的話，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國藩處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調兵遣將，非無可能。看這樣子，說不定曾國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緩兵之計，等軍隊開到，又是一樣說法，那就非把大局搞決裂了不可！ 這樣一想，他覺得曾國藩在天津，有害無益，苦于無法把他請走。誰知事有湊巧，曾國藩因為崇厚一味媚敵，逼人太甚，心境大為不快，眩暈的毛病越發嚴重，以致當客嘔吐，臥倒在床。崇厚靈机一動，趁此机會，飛奏曾國藩病重，不能任事。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舉動，但照崇厚的想法，這一來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國藩，讓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擔卸下來，回保定安心養病。 在同一個奏折中，崇厚又說，法國公使已提出職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還未有确實答复，法國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殺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國兵船，就在這一兩天內開到了九艘之多。 這個折子遞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點鐘。如果說已經決裂，則事已無及，而期限過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純為空言恫嚇的感想。因此，奉旨進宮看折的恭王，對這一層倒不怎么擺在心上。 然而曾國藩的病倒在床，卻不能不重視。恭王和總理大臣們都知道，崇厚對外則資望不足，為敵所輕，對內則与情不洽，動輒獲謗，已經無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請“簡派重臣”，實在有此必要。為難的是這個能辦洋務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這是個火坑，派誰誰倒霉！”寶鋆苦笑著說，“和議成不成是另一回事，先就得讓那班‘清流’罵個夠！” 他的話一半是牢騷，一半也是實情。沈桂芬則比較沉著冷靜，心想寶鋆的話一傳出，更難找人，于是緊接著說道：“話雖如此，事情也得兩面看，這時候誰要肯挺身而出，把曾爵相都未能辦成的撫局辦成，必享大名。再說，為國家建了大功，朝廷亦必不薄待。” “對了！”恭王許了愿心，“誰要是把這副擔子挑了下來，我一定保他，或是換頂戴，或是調劑差使，兩宮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話，立即便有人自告奮勇，那就是以兵部尚書奉派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筆從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鄉辦團練，比起曾國藩、李鴻章戡平大亂的勳業來，自有天淵之別。但正如俗語所說的，“沒有功勞有苦勞”，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個肯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則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資升為尚書、侍郎的大臣，都看作書生。這時因為法國公使以兵船脅迫，他認為以兵部尚書，總理大臣的雙重資格，該去看一看虛實，因而毅然請命，打算著能夠化干戈為玉帛，是一件名利雙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艱險，且又是總理衙門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納。但与寶鋆、沈桂芬密商的結果，認為辦洋務的長才，第一推丁日昌，如果真的和議決裂，則拱衛京畿，又非李鴻章不可。此外托詞臥疾，遙領直隸提督銜名的劉銘傳，亦該征召。商定了這些辦法，立刻進宮請旨定奪。 那几天因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歿，作為親生長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養心殿的常朝暫免。這時，只有恭王一個人“遞牌子”，兩宮太后在御花園欽安殿召見，自是一奏就准，當天就下了諭旨。名義上仍舊尊重曾國藩，讓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該督抱恙甚劇，恐照料或有未周，諭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幫同辦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來，須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同時“諭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于是毛昶熙帶著四名隨員，由京師星夜赶到天津，預備与“洋官”會議。 毛昶熙的四個隨員是，翰林院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務長才，其實只有一個陳欽是好手。他在總理衙門的章京中，稱為“總辦”，就好比軍机章京的“達拉密”，內務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腦。曾國藩對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視，倒是對這四個人，一談之下，贊歎不絕，許為“難得之才”。 難得的也還只是一個陳欽。在与法國公使羅叔亞、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會議席上，他据理力爭，侃侃而談，引證各國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業應負激發沖突的責任，同時表示修堂、賠銀以外，天津府縣撤職交刑部查辦，緝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辦理，安三、王三兩名禍首已經照羅叔亞的要求釋放，中國所應該做到的，不但已經做到，而且已經過分，不能再有所讓步。 羅叔亞被駁得無話可說，一味堅持職官抵命的要求，變成無理可喻，威妥瑪自然也就挑撥不起來。等會議不歡而散，羅叔亞与威妥瑪大概覺得還是總理衙門比較好對付，隨即便离津進京。 崇厚一看這情形，正是脫身之時。一則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責任，再則怕羅叔亞在天津未能討得便宜，會跟總理衙門去找麻煩，他得從中去說好話，以排解見功。所以拿“奉使法國請入都陛辭”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羅叔亞后面，匆匆赶進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坏在誤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于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靜下來細想一想，覺得羅叔亞的態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樣的強硬，則會議決裂，接著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無表示，悄然進京？ 這個疑團，很快地就被打破了。從英國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爾各答的“電報”，傳來消息，說是普魯士跟法國開了仗，起因于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侖的侄子，稱為“拿破侖第三”的，表示反對。于是普魯士王遣大將毛奇，領兵進攻法國。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內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么樣也不肯開釁。 “天佑吾華！”曾國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內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內顧之憂，我們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几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气。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机，奏請慈圣，執持定見，促成和議。請你去擬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只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折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体，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本打算著“投荒万里之行”，有几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將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万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折，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听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机緊急，守備則万不可缺，至于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搖”。這番話的意思，与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后“謀划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万不可听。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气不出，都發泄在曾國藩頭上。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致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曾國藩挨罵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杰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么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將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接著，軍机承旨，發了一道上諭：“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万無允准之理。傳諭錢鼎銘將張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什么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机會到了，听張光藻和劉杰要請病假，一口答應。于是張、劉二人，當天离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凶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凶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听審的百姓极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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