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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祿諾是在四月下旬离開天津的,臨走之前,表示法軍將派軍隊巡視邊境,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聲明將在西歷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號,分別進駐諒山及保胜,要求中國軍隊先期撤退。李鴻章對這個要求,率直拒絕,但對法軍巡邊,不置可否,亦未奏報。在他看來,中國軍隊駐守邊界,只求敵人不來侵犯,至于在界外巡邊,自是視若無睹,彼此不生影響,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為上策。 那知到了閏五月初一,西歷的六月二十三,法國軍隊九百人,由德森上校開到諒山之南的觀音橋,准備來接收諒山了。 觀音橋是個要隘,橋南橋北都是高山,橋南有四千人駐扎,由淮軍將領万重暄率領,橋北則由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兵三營防守。橋南万重暄的部下,因為德森出語驕橫無禮,首先開火,火器不及法軍精良,為敵壓制,退守橋北。德森揮軍追擊,想乘胜占領北山高地,居高臨下,脅迫諒山。 其時右營由誘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帶,見此光景,雖憂亦喜,急急分軍三隊,兩隊埋伏左右山麓,一隊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發炮下擊,法軍攻勢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齊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潰退不成隊形。各軍一直追到郎甲。中國方面說“殲其銳卒數百人”,法國方面發布的戰報說死二十二人,傷六十八人,雙方的數字,大不相同,但法軍大敗,則毫無可疑。 廣西巡撫潘鼎新原已認定粵軍無用,不給軍餉,預備裁撤,有此一戰,刮目相看,准發軍餉,而前方所需要的軍火,則始終不給。 潘鼎新与李鴻章關系极深,對李鴻章性情、作風,知之亦极深,當然要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應,因此他在廣西根本就不主張備戰。即令并無“保全和局”的顧慮,他亦不愿打仗,因為今昔异勢,打洋人對自己的功名有害無利。 多少年來的積習:諱敗為胜,如為小胜,必成大胜,戰報中夸夸其詞,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電報、有新聞紙,往往夸張戰功的奏折,還在仔細推敲之中,而報上已經源源本本揭露了實況。朝廷就常引報上的消息,有所詰責,這樣子毫無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現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雖不能不發粵軍的糧餉,亦不能不電奏報捷,但卻不敢夸張,甚至還有意沖淡些,詞气之間,仿佛表示,這是兵家常事,無足言功。這樣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鴻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興奮,不然就是助長了虛驕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辦到的難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敗軍之將貴如巡撫提督,革職的革職,查辦的查辦,正法的正法,既然功過如此分明,那么獲胜的官兵,當然應該報獎。潘鼎新帶兵多年,知道這一層是無論如何壓不下去的,不然影響士气,會發生絕大的麻煩,所以不得不報。 這一來要想沖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時潘鼎新遠在龍州也不知道李鴻章在天津跟福祿諾交涉的經過,將法軍自道依約巡邊,要接收諒山的話,都敘了進去。醇王一看,大為詫异,五款簡約,記載得明明白白,何嘗有這些巡邊跟接收的話?事有蹊蹺,非問李鴻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鴻章當然不承認有條約以外的承諾,只承認福祿諾曾經提出節略,打算在什么時候接收諒山,什么時候接收保胜,當經嚴詞拒絕,由福祿諾將節略上的這一項要求,用鉛筆划去,并有“簽字為憑”。 這個解釋自是片面之詞,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間,有此一節,不論怎么樣都應該奏報朝廷,好了解法國的用心。隱瞞不報,難辭含混之咎。 就在這時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議,認為中國違約,要求賠償巨額兵費,并且指出,五款簡約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內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慣例,條約都以法文為准,而況是法國本身与他國訂立的條約,當然更加堅持,一切都以法文本為證据。 事態演變至此,慈禧太后深為惱怒,一面降旨責李鴻章辦理交涉不善,一面對法持強硬的態度,分飭有關各省督撫、將軍、統兵大員,嚴密防范。當然張之洞和張佩綸也接到了這道密旨。 這時的兩張,正由李鴻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閱北洋水師。 其時劉銘傳亦正奉召進京,路過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門的上賓,宿將新貴,意气軒昂。李鴻章不論為了保持他個人重臣的地位,還是實現他創辦海軍的雄心,都須眼前這班“紅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籠絡,除去大張盛宴以外,親自陪著兩張一吳——他的會辦大臣吳大澂,出海巡閱北洋水師。 出大沽口自北而東,遍閱旅順、登州、威海衛各要塞,使張佩綸長了許多見識。當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鴻章曾多次閉門促膝,傾訴肺腑,取得了諒解。李鴻章几乎以衣缽傳人視張佩綸,唯一的要求是無論如何要在暗中協力,保全和局,否則不但創設海軍無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這是李鴻章看出法國其志不小,一定會在閩海一帶挑釁,但是他說不出退讓的話,希望張佩綸不管如何放言高論,在緊要關頭,能對法國讓一步。除此以外,李鴻章還期望張佩綸能對抗曾國荃將南洋大臣的實權收過來,一方面可与北洋呼應支援,一方面作為未來“經畫七省水師”的張本。 對于這個主意,張佩綸自然深感興趣,因而以“抽調閩局輪船聚操”為名,在天津就拜發了一個奏折: “竊謂海防莫要于水師,而閩省莫要于船政。 查閩省船政局,創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楨,造輪船以為水師之基,設學堂練船以為水師將材之選,用意至為深遠。雖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為舊式,而中國創設輪船水師,他日將帥必出于閩局學党,一、二管駕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嚴。” 所謂“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輪船,一共二十二艘,駐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省。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揚武”號,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張佩綸,管帶是一員副將,名叫張誠,接談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敗情形,至于操練,則向無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 “分操向無定期,合操亦無定法,舉各船散布海口,養而不教,勢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蝕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風,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縣者,序序之士,敬業樂群,狹鄉之士,獨學無友也。各路陸軍,重鎮練軍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簡練之兵,三時講武,分泛之兵,終歲荒嬉也。” 以下引敘西洋水師訓練之精,然后論到中國的水師: “中國急起直追,猶懼不及,若費巨帑以造輪船,而于水師訓練之法,忽焉不講,惟是南北東西,轉運應差為務,使兵輪管駕,漸染綠營賭博嗜好之習,將來設立七省水師,利未開而弊已伏。” 這是為了整飭軍紀,是建軍的根本要圖,理由极其動听,辦法卻是另有用心。 辦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鴻章“詳細熟商”,所得的結果是: “擬將局造輪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陸續調回,在閩認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駕之勤惰,船質之堅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鈍,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為微臣歷練之資。無論海防解嚴,各船抽調回閩,近者三五日,遠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貽誤,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輪散碎,分防适以資敵,安能折沖?故欲縱橫策應之功,終以大建七省水師為急。臣擬抽調局船,亦在閩言閩,一隅之計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調‘康濟’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驗看;廣東所調‘飛云’兩艘,現在駐瓊轉運,暫緩調回,所有南洋各艦,擬即分別電咨檄飭,陸續調至閩海操練一次,仍令回防。將來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實有犄角之勢,三洋斷無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撫及會辦諸臣,次第考求辦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陳,各為“考察操練”,其實是想騙南洋大臣轄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歸諸掌握。同時這道奏折中還有兩層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騙取朝廷承認,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輪船,都歸張佩綸指揮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駕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撫并行的欽差大臣。 拜發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還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為大海隔絕了。直到煙台,方始与李鴻章作別,与張之洞一起坐“揚武”號取道上海,分赴閩粵。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戰火复起,和約瀕于破裂,“海防”由“解嚴”而又“戒嚴”。最坏的是觀音橋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敗仗,則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為已足,可以無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無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國亦必不肯善罷干休,閩海只怕從此多事了。 張佩綸開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陸遜,“行邊”固可耀武,“臨戎”卻茫無頭緒,不知如何揚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著頭皮,赶到福建再說。 一到閩江口,由“北水道”入馬江,未進口子,只听巨炮連轟,隆隆然仿佛從四處八方圍擊“揚武”號似的。張佩綸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臉色已經發白,但要學謝安矯情鎮物的功夫,裝作不經意地問道:“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話,是長門、金牌兩炮台,放禮炮恭迎大人蒞任。” 听得張誠的回答,張佩綸不自覺地透了口气,既慚愧,又自幸,虧得能夠鎮靜,不然一到福建就鬧個大笑話了。 “取二百兩銀子。”張佩綸吩咐老仆張福:“請張副將犒賞兩台兵勇。” 于是張誠謝過賞,親自指揮揚武號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駛,江口兩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為區分,照例鳴炮致敬,張佩綸再次放賞。 繞過青洲,但見港灣深廣,水波不興,這里就是馬尾。南面一帶名為羅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碼頭,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經率領文武員弁,站班在恭候欽差了。 何如璋是廣東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繼德川幕府的“大政奉還”之后,發生“戊辰戰爭”,結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結束了多少年幕府專政的局面,開始了有名的“明治維新”。八年以后,中國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講的身分膺選。 在日本駐留了四年,任滿回國,何如璋到了京里,与舊日僚友相晤,大談日本風景之美,詩料之丰。張佩綸問他,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對。因此,張佩綸就很看不起他,雖然科名晚一科,卻不愿自居于后輩,見面直稱他的號:“子義!” 反倒是何如璋稱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廳,奉為上座,自己側面相陪,“幼翁”長,“幼翁”短,陳述船局的概況。張佩綸半仰著臉,“嗯,嗯”地應著,簡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陳述完了,何如璋又問:“局里替幼翁備了行館,是先進省,還是駐節在此?” “自然是進省。上頭當面交代,福建的應興應革事宜,讓我不妨先問一問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進省。” 這是指福州將軍穆圖善跟閩浙總督何璟,言下之意連福建巡撫張兆棟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銜著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闊斧地來整頓?益發不敢怠慢,當天陪著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塢,所屬的九個厂,以及教習制造和管駕的“前后兩學堂”。夜來設宴相邀,張佩綸辭謝不赴,何如璋將一桌盡是海味的燕菜席,連廚子一起送到行館,張佩綸總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標中軍,由首縣陪著,用總督所坐的八抬綠呢大轎,將張佩綸接到福州。將軍督撫以下,都在南門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則迎欽差,再則“請圣安”。 凡是欽差蒞臨,地方文武官員照例要“請圣安”,此時張佩綸的身分“如朕親臨”,所以下了綠呢大轎,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歲牌,下設香案,張佩綸一進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圖善跟何璟帶頭,鼓樂聲中,領班行禮,口中自報職名:“恭請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張佩綸只答了一個字,這一個字比“口銜天憲”還要尊貴,是等于太后和皇帝親自回答。 行完這套儀注,張佩綸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見禮——這時就不能不敘翰林的禮節了。 何璟號小宋,廣東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鴻章同年。張兆棟則比何璟還要早一科,雖非翰林,卻真正是張佩綸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輩”。只是“后生可畏”,這須眉皤然的一總督、一巡撫,在張佩綸面前,不敢有絲毫前輩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樣,口口聲聲:“諸事要請幼翁主持。” “國家多難,皇上年輕,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張佩綸一開口便是責望的語气,何璟与張兆棟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倒是穆圖善比較洒脫,直呼著他的號說:“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閩海的形勢,我們比較熟悉。局勢搞到今天的地步,其來有自,所謂力挽狂瀾,恐怕亦不能靠一兩個人的力量。都是為朝廷辦事,只要開誠布公,和衷共濟,就沒有辦不通的事。” 這兩句話,頗有些分量,加以穆圖善先為名將多隆阿所識拔,以后隨左宗棠西征,號稱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賢者,所以張佩綸不敢用對何、張的態度對穆圖善,很客气地答道: “見教得是!” “說實話,朝廷的意向,我們遠在邊疆,實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戰之間,莫衷一是。”穆圖善又說,“幼樵,這一層上頭,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張佩綸因為和戰大計,有些話不便明說,而穆圖善又有將布防的責任加上自己頭上的意思,因而發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軍務洋務,關系密切,如今各國形勢,大非昔比,和戰之間,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輕易開釁,深怕各國合力謀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過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頓防務又是一回事,決不可因為和局能夠保全,防務就可松弛不問。” “那當然。”穆圖善說,“只是閩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幫助?” “照規矩說,閩防應該南洋協力。不過合肥是肯顧大局的人,這次已經當面許了我,撥克虜伯過山炮二十四門,哈乞開斯洋槍一千二百杆。”張佩綸緊接著又說:“我想練一支新軍,要炮兵四隊,洋槍兵十几營。洋槍當然不夠,要請北洋代辦,合肥亦許了我,一定盡力。” 這就更顯得張佩綸的實力了!一到便要練軍,看樣子要長駐福建,那就不會久用“會辦福建海疆事宜”的名義。一下子當上總督,自不可能,調補福建巡撫卻是順理成章的事。 因此,張兆棟心里就不好過了。 “幼翁,”張兆棟立刻獻議:“紙上談兵,恐怕無裨實際,我看不如請幼翁先出海,將全省口岸巡閱一遍,再定籌防之計,比較切實。” “我也有這個意思。”張佩綸點點頭。 “那就歸我預備。”張兆棟自告奮勇,要替張佩綸辦差。 張兆棟雖很起勁,而何璟對出巡一事,卻不大感興趣,因為一則以總督之尊,伴著張佩綸同行,到底孰主孰從,不甚分明,未免尷尬,再則戰守之責,實在有些不敢承擔,不如趁此机會推卸給張佩綸。 打定了這個主意,便對穆圖善拱拱手說:“春翁,請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說實話,去亦無益。” 最后那句話,自承無用,張佩綸沒有強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張兆棟看總督如此,亦不便過分表示親熱,因而最后只有穆圖善陪著張佩綸到海口巡視了一遍。 看倒沒有看出什么,听卻听了不少。穆圖善對于福建的防務,相當了解,頗不滿何璟的縱容部將。談到福建的武官中,聲名最坏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署理台灣鎮總兵楊在元,此人籍隸湖南宁鄉,早在同治年間,以督標中軍副將,調署台灣總兵,因為吃空、賣缺,為人參奏,解職听勘,且以供詞狡詐,下獄刑訊,面子搞得非常難看。那知到了光緒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營餉,已照數賠繳”奏結,開复原官。 因為貪污下過獄的總兵,重臨舊地,儼然一方重寄,台灣的百姓,自然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的。而楊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總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報丁憂,戀棧如故,在穆圖善看,真是恬不知恥。 等二個是福宁鎮總兵張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兩名副將,一個叫蔡康業,一個叫袁鳴盛,紀律廢弛,根本不能打仗。不過新募了十營兵,防守長門等地的炮台,如果張得胜一調動,這十營新兵有潰散的可能。 張佩綸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專折言事,當然可以据實糾參,只是參劾歸參劾,調遣歸調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調遣總兵之權。回到省城,就擬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說海疆緊要,似楊在元這种“貪謬不肖之員,難与姑容”,請何璟“遴員接署”。 他的幕友勸他,這樣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規矩,奏參楊在元最好跟總督會銜,更不宜這樣徑自作了開缺的決定,而況台灣的軍務,已奉旨由劉銘傳以巡撫銜負責督辦,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權。 張佩綸悍然不顧,照自己的決定行事。拜發完了參楊在元的折子,接著又參蔡康業和袁鳴盛,特別聲明:“張得胜戰功夙著,不便臨敵易將,嚴加教誡,而撤該副將离營,諸軍始服。”又說:“臣以書生初學軍旅,來閩旬日,豈敢率爾糾彈?但大敵當前,微臣新將,非有恩信足以孚眾,若不信賞必罰,深慮此軍臨敵必潰。”等這個折子發出以后,才將張得胜傳了來,聲色俱厲地申斥了一頓。 消息一傳,沒有人敢說他跋扈,只覺得欽差大臣的威風,著實可觀。何璟、張兆棟、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鴻藻雖跟著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勢力,卻如日方中。張佩綸受慈禧太后特達之知,內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鴻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張佩綸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別是何璟,身為統轄全省文武,手操生殺予奪之權的總督,卻為一個后輩欺侮到如此,自覺臉面無光,十分苦惱。同時,軟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該持何態度?因而長吁短歎,恨不得上奏辭官。 他有個幕友姓趙,紹興人。這個趙師爺從咸丰十年,何璟當安徽廬鳳道時,延致入幕,追隨他已有二十多年。趙師爺本來專習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詩,談吐亦很風雅,所以東翁扶搖直上,由監司而巡撫,由巡撫而總督,對于刑名方面,雖不必再如何借重,卻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談詩論藝之暇,藻鑒人物,評論時局,頗有談言微中之處,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無此君”的密友。 張佩綸的作為,東翁的煩惱,自然都在趙師爺的冷眼之中。本來以為何璟一定會移樽就教,來談他的苦楚,誰知何璟整日為了應付張佩綸,只跟管章奏、管兵備、管洋務的幕友打交道,竟一連三天,未到趙師爺那里。 于是趙師爺按照隨園食譜,親手做了几樣好菜,又開了一壇家鄉寄來的陳酒,以詩代柬,邀東翁宵夜。到了晚上,何璟應約而至,見面是強為歡笑的光景,趙師爺故作不解地問起:何事不樂? “你沒有听說嗎?”何璟反問一句:“丰潤欺人太甚!我真正流年不利。” “大帥說那里話?”趙師爺斟酒相敬,“這是天助大帥成功,怎么倒自尋煩惱?” “你要我喝一杯,倒可以。如有稱賀之意,那就竊所不喻了。” 趙師爺不響,咳嗽一聲,向左右看了一眼,侍候的听差會意,都退了出去。 “我請問大帥,”趙師爺低聲問道:“丰潤此來,是為什么? 是不是想來立功?” “那還用說!不是立功,何以大用?” “那就是了。”趙師爺問道:“他的銜頭,是會辦福建海疆事務,若有功勞,難道就是他會辦一個人獨得?” “啊,啊!”何璟大有所悟:“你這話有點意思了。” “大帥明白就好。”趙師爺用筷子蘸酒,在桌上寫了一個“李”字,“丰潤此來,就等于他來。和也罷,戰也罷,必有‘錦囊’付予丰潤,到時候自見妙用。大帥何妨坐享其成?當年官文恭在湖北的情形,大帥莫非倒記不得了?” 何璟當過湖北藩司,是在同治年間,胡林翼早已下世,而官文仍舊是湖廣總督。當年胡林翼刻意交歡于官文,但求能暢行其志而功成不居,推讓于官文的苦心孤詣,鄂中老吏,都能娓娓而言,何璟自然記得。張佩綸雖決沒有胡林翼那樣的雅量,自己卻不妨學官文的度量,讓他暢行其志,反正不論軍務、洋務、緊要大事,必得會銜出奏,將來如有功勞,少不了自己的一份。 “先不談將來,且說眼前。丰潤即令眷風得意,一時亦巴結不到大帥的位子,如今事事依著他,教他沒話可說,大帥豈不省心?” 這是暗示何璟,欲保眼前祿位,唯有安撫張佩綸,張佩綸既不能取而代之,就不會有所搏擊。彼此都有退讓的余地,所以相安無事是做得到。關鍵所在,就是一個“忍”字。 想到這里,不覺深深點頭。趙師爺進言有效,越發話無不盡,“再退一步說,倘或局勢緊迫,丰潤束手,大帥……。”他突然頓住,然后問道:“有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 “說!怎么不能說。” “話不中听,怕大帥動气。” “笑話!”何璟很快地接口,“你我二十多年的交游,莫非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 “既然如此,我就說:倘或戎机不利,丰潤束手,想來大帥亦決沒有挽回的妙策。到那時候,總歸逃不了一敗,何妨讓丰潤擋在前面,大帥肩上的負荷可以輕得多!” 這一來,何璟不止于點頭,而且舉杯。趙師爺算無遺策,進退兩得其所。何璟心安理得地向張佩綸拱手听命,說如何便如何,絕少异議。唯一自作主張的一項措施是:調集了張得胜的一個炮隊,守護總督衙門。 法國的態度相當強硬。交涉分好几方面進行,第一處是巴黎,由法國總理茹費理向新任中國公使李鳳苞提出照會;第二處是北京,由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跟總理衙門折沖;第三處是上海,總稅務司赫德,接受李鴻章的委托,在向逗留不進的法國新公使巴德諾調停;第四處是天津,任何負有交涉之責的法國人,從茹費理到軍方代表都可以直接向他打交道。 因此,談和的情形亂得很。但法國的態度卻是清楚明白,署理公使謝滿祿在閏五月二十那天,向總理衙門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遵照簡明條約辦理,特旨通飭北圻的軍隊撤退,賠款二億五千万法郎。限七日內答复照辦,否則當自取賠款。”所謂“自取賠款”,是法國打算占領中國的一個城市,作為質押。照急進的孤拔主張,打算攻擊旅順、威海衛等地,但法國總理決定占領基隆或福州,這是賣一個面子給李鴻章,因為旅順、威海衛等處,是北洋水師的“口岸”。 管理總理衙門的奕劻,与李鴻章內外相維,始終不肯照醇王的意思不惜破裂,而要保全和局。千方百計想將法國新任公使巴德諾請到北京或天津,坐下來商談,無奈法國政府堅持不照約行事,巴德諾決不北上。及至接到最后通牒,自然不能不作讓步,由總理衙門照會謝滿祿,保證北圻撤兵,在一個月內完成。但拒絕賠款,仍舊希望巴德諾早日北上,依照簡約規定,“會議詳約”。 法國的反應,是派軍艦一艘,直駛馬尾。雖然一到就擱淺,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警報,張佩綸急電到京,總理衙門慌了手腳,因為七日之期一滿,“自取賠款”這句話,已可證明,不是虛言恫嚇。 想來想去,只好重托赫德斡旋。赫德總算不辱使命,調解出來一個結果,中國即日自北圻撤兵,由南洋大臣与巴德諾在上海會商。 但是情勢是外弛內張的局面,雖然法國外交部向李鳳苞表示,謝滿祿七日的限期可以不計,賠款的數目亦可商量,但馬尾陸續有法國軍艦開到,基隆亦有法國軍艦,与劉銘傳同日而至。只是這些強敵迫近的消息,都沖淡在一道上諭中了。 這道上諭是派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為全權大臣,克日到上海与法使議辦詳細條約。并派陳寶琛會談,蘇松太道邵友濂會同辦理。同時指示交涉應守的分際:“所需兵費恤款,万不能允,告以請旨辦理。最要者越南照舊封貢。劉永福一軍,如彼提及,答以由我處置。分界應于關外界分空地,以為緩沖。云南運銷貨物,應在保胜開關,商稅不得逾值百抽五之法。以上各節,切實辯論,均由電信請旨定奪。” 曾國荃想不到垂暮之年,還要跟洋人打一次交道,而電旨所示,与法國的要求,南轅北轍,根本是湊不到一塊的事。而且凡事“請旨定奪”,又那里是所謂“全權”?因此,對于此一新命,曾國荃深感苦惱。 陳寶琛則更是憂心忡忡。書生典兵,會辦南洋,大不了效命疆場,一死就可報答皇恩,不負平生。但是跟洋人交涉,強弱之勢判然,如果不是委屈求全,決不能成和議,能成和議,所簽的條約,一定是喪權辱國,罪浮于馬建忠。馬建忠為人罵作漢奸,那自己這一來又成了什么東西?半世盛名,平生清節,都要斷送其中,怎不教人著急? 思量到此,決意不受這個“會辦”之名。擬好電報稿子,拿去跟曾國荃商量,卻很受了一頓奚落,指他獨善其身。這倒是誅心之論,陳寶琛無話可答,當然亦不肯打消原意,照舊將電奏發了出去。 軍机處寄發的“電旨”,很快地到了,陳寶琛受了一頓申斥,措詞相當嚴厲,電文中暗示,如不遵命,便有嚴譴。陳寶琛無法,只好跟著曾國荃到上海。 其實曾國荃也辭過一次,不過他幕府中有老于吏事的高手,顧慮到會碰釘子,不敢正面請辭,假作尚未奉到電旨,先陳所見:“疆臣戰將,不敢与聞和議”。軍机處接到電報,自然詫异,電信瞬息即達,又是密旨,電報局何敢怠忽?細細參究,方才悟出曾國荃的妙用。當然不宜拆穿他的花樣,將計就計回了一個复電,認為他是未奉電旨以前方有此電奏,如今已經將派曾國荃在上海議和一事,通知法國,倘不赶緊赴會,就是失信。如果說疆臣戰將,不應議和,那么李鴻章難道不是疆臣?最后又特別慰撫,說如“所議無成,即回江宁布置,并非以辦事棘手之局,責該督以必行。” 話雖如此,曾國荃既然受命,自然希望和議有成,交涉中最棘手的是賠償兵費,如果在這一層上不能讓步,議亦無益。因此,去上海以前,首先要探明朝中意向,在這方面到底作何打算? 就在這時候,李鴻章函電交馳,先作了交代,聲明三點:第一、北圻撤兵之事,遲延有因,依照万國公法,不算背約;第二、福祿諾臨行以前,提出撤兵的限期,當時已加駁斥,既無公文照會,何足為据;第三、諒山的沖突,法國指華軍先埋伏動手,不足听信,實際上是法軍先開第一槍。 此外又有一個很要緊的電報,正就是曾國荃所亟亟乎想了解的一件事,李鴻章表示,法國如果提出賠償兵費的要求,數十万兩銀子,可以允許。又說:“各國公論,万不足恃”。這因為新派在總理衙門行走,頗為掌權的張蔭桓,正在托美國駐華公使楊約翰,建議華府,調停中法爭端,主張將李鴻章与福祿諾所訂的天津簡約,交付各國公斷。李鴻章怕曾國荃對此寄予深望,因而觀望,所以特為提醒一句。 就在曾國荃檢點行裝,准備專程赴會之際,北京方面仍在繼續交涉。法國代理公使謝滿祿給了總理衙門一個照會,聲明上海會議必須先允許賠償,方能開議細約,法國在華的海陸軍,暫以西歷八月一號為期,按兵不動。這是變相的另一通最后通牒,只是將限期放寬了五天而已。同時法國非正式表示的態度,亦很強硬。据報紙記載,一旦中法交涉破裂,兵戎相見,法國軍艦不但會攻擊福州及基隆,同時亦會攻擊招商局的輪船。這個消息在他人并不注意,在李鴻章及他左右的少數人,卻是入耳惊心,寢食難安。 招商局是李鴻章假公濟私的利藪。先以“各省在滬殷商,或自置輪船,行駛各埠;或挾資本,依附西商之籍,若中國自立招商局,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官局,似足順商情而強國体”為名,在同治十三年奏准“試辦”。而這年浙江漕米北運,海舶不足,由李鴻章策動浙江海運局總辦,候補知府朱其昴建議,即由未來的招商局承運浙漕二十万石,酬庸的條件是由朱其昴籌辦招商局事宜。 設在上海的招商局,不由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管轄,卻由北洋大臣遙制。李鴻章當然也知道此舉攬權過甚,遇到稍微厲害些的兩江督撫,一定會据理而爭。所以試辦之初,特為聲明:“所有盈虧,全歸商認,与官無涉。”將招商局的性質确定為商辦,就當然可以拒絕任何衙門的干預。 但是招商局名為商辦,其實是官辦,戶部雖只借出制錢二十万串,合銀六万兩,而東南各省藩庫、海關,由于李鴻章的力量,都有“閒款”放在招商局生息,利息极薄,在七八厘之間。至于營運收入,光是漕米一項,每一石發水腳銀五錢三分一厘,一年以運漕六十万石計,就可以坐收三十万銀子,真正是包賺不虧的無本生意。 為了招商局的籌辦,由浙漕海運,沙船不敷應用而來,所以不得不籠絡掌管浙江海運已有十余年的朱其昴,而李鴻章所信任的,卻是常州的一個秀才,捐班州縣分發到直隸的盛宣怀。盛宣怀又聯絡廣東一個商人唐廷樞來對抗朱其昴,李鴻章听從盛宣怀的策划,先奏請以唐廷樞為總辦,朱其昴為會辦,之后加委盛宣怀和徐潤為會辦,而朱其昴的胞兄朱其詔創局有功,似乎不便抹煞,為了掩人耳目,亦加派在內。招商局合計一總辦、四會辦,而實權都握在盛宣怀手中,間接也就是握在李鴻章手中。 由于招商局在營運上享有特權,所以一開辦生意就好,但亦是一開辦弊端就生,開支浮濫,冗員极多,帳目中不明不白的支出,比比皆是。好在名為商辦,任何人亦不能干涉。若想干涉,有李鴻章擋在面面,告到京里,軍机處和總理衙門,都是李鴻章的同年沈桂芬當權,也是“內外相維”,全力彌縫,怎么樣也不能將招商局的那筆爛帳掀開來,更不用說想掘盛宣怀的根。 不過兩三年工夫,招商局已設了十九個分局,有十艘輪船跑南北洋航線,南起香港,北至牛庄,營業鼎盛。這一來上海的洋商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旗昌各洋行,不能不聯合起來排擠招商局,壓低運值,爭攬客貨。招商局為謀對抗,必須增加資本,擴大規模,正好美商旗昌銀行,經營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設計收買旗昌銀行,談判成功,收買旗昌洋行的輪船,作价二百万兩,碼頭、棧房作价二十二万兩。由李鴻章奏准,兩江撥借五十万兩,浙口、江西、湖北共同撥借五十万兩。在這筆交易中,盛宣怀很發了一筆財,照例的回扣以外,還“戴了帽子”。而從旗昌買來的船,計有江輪九艘、海輪七艘、小輪四艘、躉船六艘,數目雖不少,性能卻不見得好,成了招商局一個极重的包袱,每個月須虧負五六万銀子之多。 這是光緒二年年底的事。不到一年,就有個御史上奏,指責招商局“置船過多,載貨之資,不敷經費,用人太濫,耗費日增。” 董俊翰的奏折中又說:“招商局各輪船每屆運載漕糧之際,各上司暨官親幕友,以及同寅故舊,紛紛荐人,平時亦复絡繹不絕。至所荐之人,無非純為圖謀薪水起見,求能諳練辦公者,十不獲一,甚至官員中亦有挂名應差,身居隔省,每月支領薪水者。”這是承漕運的遺習,照例用來“調劑”候補州縣的辦法,無足為奇,只不過從無“隔省”不相干的人,亦可“挂名應差”。這所謂“隔省”就是指直隸而言。 這個奏折,措詞不算峻厲,但按常規,理應查辦,卻由于沈桂芬的斡旋,只命南北洋大臣通盤籌划,認真整頓。這反倒給了李鴻章一個机會,明里張大其詞,說英商太古洋行如何“跌价傾軋”,暗中承認購自旗昌洋行的輪船“年久朽敝”,而整頓之法,主要的是各省官帑,超過“商股”將及三倍的一百九十万銀子,“緩息三年”,到光緒六年起,分五期拔本,每年繳還三十八万兩。換句話說,是公家免息借出巨款,供盛宣怀之流的“商人”去做生意。同時還有一個附片:“請旨敕下江蘇、浙江督撫,漕米須分四五成撥給招商局輪船承運,不得短少,余歸沙船裝載,以示体恤。此外江西、湖北采買漕米,仍照案歸局運津”。李鴻章說這些整頓辦法,“上不虧國、下不病商”。同時在折尾聲明,這個折子是他“主稿”。暗示招商局歸北洋所管,与南洋大臣的關系不大。 招商局那些“商總”因禍得福,而盛宣怀則更是官運亨通,補了天津道為李鴻章籌辦電報局。但是旗昌洋行一案,風風雨雨,流言始終不息,而內幕亦逐漸揭露。盛宣怀經手這筆交易,有明暗兩面的好處,明的是得回扣百分之五,暗的是旗昌經營不善,股票跌价,盛宣怀以七折收購,再由旗昌出面實足賣給招商局。明暗兩面的好處,總計百分之三十五,二百二十二万兩銀子,有七十多万落入盛宣怀私囊。至于李鴻章分到多少,無可究詰,只是李家在招商局有干股,卻是盡人皆知之事。 轉眼三年已過,到了該拔本的時候,招商局的“商總”又出了花樣,以積欠旗昌洋行船价六十九万兩,不能不先行拔還,“以免外人貽笑”的理由,請李鴻章出奏,以每年所運漕米應領水腳運費抵還。這就是說,如果各省漕米不交招商局承運,應拔官帑,即無著落。此外又有一個附片,一則說:“招商局之設,系由各商集股作本,按照貿易規程,自行經理”;再則說:“創辦之初,奏明盈虧全歸商認,与官無涉”;三則說:“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這樣反复聲明“商辦”,就是為五年以后留余地,只要每年有六十六万石漕米北運,水腳運費抵還官帑,則到了光緒十年,官帑還清,整個招商局就都落入“商總”手中了。 但是到了六月間,兩江的局面有了變化,劉坤一調任江督兼南洋大臣。他是老湘軍的系統,當然不會象沈葆楨、吳元炳那樣听李鴻章的話。于是,湘淮兩系的利益,在東南膏腴之地發生了沖突。 首先發難的是王先謙,官拜國子監祭酒,也是響當當的清流,奏折之中有建言、有搏擊,筆鋒所及,盛宣怀首當其沖,王先謙替他下了八個字的考語:“營謀交通,挾詐漁利。” “挾詐漁利”,即指收買旗昌輪船有瞞天過海的計謀在內;“營謀”當然是指百計取悅于李鴻章,得獲重用而言;“交通”二字,在這些地方常為“交通宮禁”、“交通近侍”的省略語,這例也不是無的放矢,而且王先謙本人也牽涉任內。盛宣怀走通了李蓮英的路子,常有“孝敬”,而王先謙据說用過李蓮英的錢,人言藉藉,大損清譽,然而并不影響他彈劾盛宣怀,尤其是因為其中有整頓招商局的建議,更不能不發交南北洋大臣處理。 這是光緒六年十月底的事,沈桂芬正攬大權,因而批复王先謙的諭旨,只令飭李鴻章和劉坤一,認真整飭。劉坤一主張徹查,李鴻章認為不必,只要分年拔還官帑一事有著落,即可奏复。正在相持不下時,除夕那天,沈桂芬一命嗚呼,等于盛宣怀失卻一座靠山,處境大為不利。 果然,只不過隔了半個月——光緒七年正月十五,劉坤一單銜复奏,說“王先謙所奏,未為無因”,指盛宣怀“蠹帑病公,多歷年所,現在乃复暗中勾串,任意妄為”,將他于“收購旗昌時每兩抽取花紅五厘,私自以七折收購旗昌股票,對換足額,以飽私囊”的內幕,和盤托出以后,嚴詞抨擊:“濫竽仕途,于招商局或隱或躍,若有若無,工于鑽營,巧于趨避,所謂狡兔三窟者!此等劣員,有同市儈,置于監司之列,實屬有玷班聯,將來假以事權,亦复何所不至?”因而請旨,“即將盛宣怀予以革職,并不准其干預招商局務”。 疆臣劾司道,很少有這樣嚴厲的措詞,只是等劉坤一來動手,為時已晚,盛宣怀已“成了气候”。李鴻章因為一方面還要重用他來辦電報、開煤礦;一方面公私兩端都無形中受了他的挾制。私的不必說,公的上頭,李鴻章不知保過盛宣怀多少次,說他“心地忠實”,說他“志切匡時”,而結果為劉坤一罵得這等不堪,則如無一言辯解,自己又何以交代?向來保舉匪人,舉主連帶要受處分,果然盛宣怀革了職,自己亦脫不了干系。因此,李鴻章只好抹煞良心,硬起頭皮,為盛宣怀硬頂。 他是這樣為盛宣怀“辯誣”,說此人“在臣處當差有年,廉勤干練,平日講求吏治,熟諳洋務商情,遂委以會辦之銜,往來查察。盛宣怀与臣訂明不經手銀錢。亦不領局中薪水,遇有要務,則与唐廷樞等籌商會稟。”談到旗昌一案,說是“即盛宣怀首發其議,亦于大局有功無過。況當日唐廷樞等于洋商已有成議,始邀盛宣怀由湖北前赴金陵,謁見沈葆楨。其事前之關說,事后之付价,實皆唐廷樞等主之也。” 這個奏折實在不高明,言不順、理不直、气不壯。收買旗昌輪船,要特地從湖北將盛宣怀邀到金陵去向沈葆楨陳述其事,反更顯得劉坤一原奏中,“或隱或躍、若有若無、工于鑽營、巧于趨避”這几句話,形容入妙。尤其是李鴻章將盛宣怀下一個“廉”字的考語,京中傳為笑柄,說盛宣怀如果可當廉洁之稱:則八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個個可以建坊旌表貞節了。 不過,李鴻章包庇盛宣怀,所憑借的本就是他的地位聲勢。由于保荐薛福辰是一件大功,慈禧太后對他真個另眼相看,恭王正在支持李鴻章全力籌辦“師夷之長”的各項洋務,愛惜人才,不免曲予优容,因此,盡管劉坤一的理由充足,還是李鴻章占了上風,盛宣怀竟得免議。 劉坤一大為不服,第二次上折嚴參,而且隱然指責李鴻章有意包庇盛宣怀,說“招商局收買旗昌輪船等項,糜費帑藏,以及收頭此項輪船后,折耗益甚,采諸物議,核諸卷宗,盛宣怀等實屬咎無可諉”,所以,“即將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為過,僅請予以革職,已屬格外從寬。” 到底劉坤一是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在疆臣的地位中,僅次于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有湘軍一系為后盾,并可望獲得清議的支援,因而劉坤一仍有信心,必能懲治盛宣怀這個劣員。誰知奏折到京,正在慈安太后暴崩之后,國有大喪,而且暴崩的原因不明,舉朝惶惑,誰也沒有心思來管這件事。這給了盛宣怀和李鴻章一個絕好的机會。各方面疏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劉坤一的奏折雖如烈性的火藥一般,威力強大,無奈藥線受潮,竟沒有能炸得起來。 其時李鴻章又出了花樣,決心要將各省存在招商局的官帑,歸入北洋。他的辦法是,配合向德國訂造“鋼面鐵甲船”的海防計划,奏准以招商局每年用漕米水腳為擔保,拔還各省的官帑,移充訂造鐵甲船款不足之數。這一來,等于扯斷了各省跟招商局的關系,以大部分官款所辦的招商局,竟越來越象“商辦”了。 這個金蟬脫殼与移花接木兩計合并而成的策略,相當成功,官帑營運的收益,都歸入商股,所以官帑還是一百多万兩,且大半屬于北洋,而商股則由七十余万增至三百余万。但是,招商局畢竟為北洋大臣所創辦,總理衙門跟戶部亦可干預,這一點“官气”脫不掉,無法化作一家一姓的事業。 那知道法國軍艦將會攻擊招商局輸船的消息,李鴻章与他的左右,在入耳惊心,苦思焦慮之下,竟“死棋腹中出仙著”,可以利用來作為一個讓招商局脫胎換骨,化公為私的大好机會。 這個脫胎換骨的秘計,是由唐廷樞所倡議。此人是英商輪船公司帳房出身,對船務比較內行。輪船如果怕為法國軍艦所劫奪,只有泊港不出,但那一來不但要蝕開銷,而且机器不用,必致損坏。除此以外,就只有改變船籍之一法。 這個辦法又稱為換旗。交戰國雙方的商船,如果改換中立國的旗幟,就可免予遭受攻擊,在万國公法上有詳細的規定。這得請教律師,招商局聘雇得有現成的法律顧問,是英國的皇家大律師,名叫戴恩,認為此事可行,但有時效,如果一旦戰事爆發,換旗就不為法國所承認了。 當然這決不可能隨自己的意思,換那一國的旗就是那一國的旗,首先需要取得換旗國家的承認,這就只有一個辦法,將招商局的產業,賣給那個國家。 這就有疑問了,招商局到底不是唐廷樞的私產,說賣就賣,除非暫時賣出去,事定以后還能買得回來。不過,這也不是不可以談判的,所以唐廷樞一面向英商怡和洋行試探,一面密電北洋,請示机宜。 很快地,李鴻章派了一名道員到上海,主持其事。此人就是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學貫中西,而且曾由北洋派赴駐外各使館學習洋務。回國以后,派在北洋當差,是李鴻章幕府中洋務人才的后起之秀。朝鮮之亂,李鴻章丁憂回籍,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派馬建忠与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艦東渡觀變。定策為朝鮮平內亂,因而有吳長慶領兵三千東援之舉,及“誘執首亂之策”,將大院君李是應騙來,連夜送上兵艦,直航天津,這些都出于馬建忠的策划。 李鴻章所以選派他來辦這樁差使,第一是因為他精通西洋的律例,第二也就因為他有魄力。果然,一到上海不久,他就跟戴恩商量決定,因為英國的法律繁雜,不如美國法律來得簡易,如果換旗以換“花旗”為妥。 美商中經營輪船最具實力的,還是旗昌洋行,一經接洽,旗昌洋行有意作這筆交易,議定招商局全部財產作价五百二十五万兩銀子,移交旗昌洋行接管,旗昌洋行則開具美國銀行的支票交招商局收執。 一筆值數百万兩銀子財產的移轉,就是那么買蘿卜青菜似的容易,合約由何人出面所訂,內容如何,原約保存在何處,什么人都不知道。而且此事瞞得滴水不漏,連總理衙門都不知道。旗昌洋行的支票,一時自然還不敢兌現,脫胎換骨,總也要長大成人。 但是,招商局的輪船,忽然由黃龍旗換上星條花旗,卻是瞞不過人的,總理衙門接得報告,大為困惑,仔細一打听,才知道招商局已經被出賣。雖說是為了防備法國奪船,但事先竟不奏聞,其心何居?實在費解。 因此,總理衙門用電旨詢問: “從前設立招商局,置買輪船,系奏明辦理。現聞售于美國,李鴻章何以未經具奏,殊屬非是。海上轉運,全恃輪船,此舉自因恐為法奪起見,究竟是否出售,抑暫行租給?著据實奏聞。并隨時酌奪情形,設法收回。” 雖然這通密電,措詞不算峻厲,而且已為李鴻章開了路子,留下余地,如果是“租給”而能“設法收回”,便可無事。 但也夠他受的了。 顯然的,宰相肚里雖好撐船,但几十條輪船,几十處倉庫碼頭,到底也難吞得下去。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問,而眼前卻不能不先搪塞。李鴻章找了盛宣怀來,反复推敲了五天,才將复奏擬成。 這通复奏,首先還是婉轉說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輪船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雖賴官為扶助,一切張弛緩急事宜,皆由商董經管。至与外人交涉權變之處,官法所不能繩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維持。 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權處置招商局的產業,而對外交涉,由商人來處置,反較官府出面為方便有利。 以下便敘“海疆不靖,局勢日非,華商輪船二十余艘,駛行洋面,日有戒心。法人遍布謠言,遇船劫奪,南北商旅咸以搭載局船為戒。”因而不得不換旗,但是: “細查各國律例成案,凡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釁以前。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之旗,有二艘換旗于戰事三日前,遂為法人所奪,复有二艘易旗于戰前,暗立售回之据,亦為英國所奪。布法之戰,兩國商船多售与他國,易旗駛行,事后仍复原業。若暫行租售,則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 千回百折,忸怩作態,最后終于道出,招商局是被賣掉了。至于不事先奏聞朝廷,則已隱約解釋,是為了事机急迫。 不過招商局雖已賣去,卻可收回: “美國旗昌銀行主,愿將招商局產,悉照原值銀五百二十五万兩,統歸該行認售,該行以銀票如數抵給。他日事定,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權操自我,仍可改換華旗。道員馬建忠素習洋文,熟諳公法,前委赴滬會查招商局務,該員就近与戴恩及旗昌反复商論,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价收回,旗昌亦誓言,決不失信,故于价值亦不計較。” 這就要談到責任了,到底此事是誰作的主?李鴻章是這樣說: “馬建忠偵知法事叵測,遂毅然決然,獨肩其責,因与眾商定議,訂立合同,將各船棧,暫交旗昌,代為經管,換用美國旗幟,照常駛行。兩面所押契据,銀行期票与股票,按照西國律例,均交律師戴恩收執,日后藉以為憑。是戰前商船換旗出售,為各國常有之事,中國雖屬創見,而眾商為時勢所迫,亦屬万不得已。至將來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眾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复。” 這是一面將責任推在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馬建忠開脫。然而數百万兩銀子出入的大事,李鴻章如說毫無所聞,那是自欺都欺不過的,他只好以“當法使議約未成之際,軍事旁午,臣雖知商船暫換美旗,而未悉其詳,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詞。這樣說法,自嫌牽強,因而再一次使盡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辯,論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華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憑信義;律師既援西例擔保,而官長卻未便主議。外侮橫加,商情惶迫,數千人身家關系,而官無法以保護之,更無力以賠償之,商人自設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數十万,皆有著落,事竣可以操縱自如。但冀法約早定,船棧照議歸還,中國商務复興,更無吃虧之處。惟聞法人四處偵探,總疑商局輪船,并非實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間攫拿,俾為軍用,美國官商亦惴惴相与隱諱,竭力保護。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鑒而曲原之。” 這個奏折是由專差送到京里,投遞總理衙門。總理大臣已有十三員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權的只有三個人:閻敬銘、許庚身、張蔭桓。而閻敬銘憂心時局成病,在家休養,許庚身在軍机處极忙,不大到署,所以這些公事都歸張蔭桓看。 張蔭桓才气縱橫,明敏异常,一看李鴻章這個奏折,支离破碎,不僅不能自圓其說,簡直不成話說。其中最大的疑竇,就是究為“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未說清楚。如為實售,則旗昌所開“收票”,應該向銀行收兌,縱為“期票”,兌現亦總有日期,現在交与律師收執,到期不兌,不是白白吃虧利息? 若是“代為經管”,則產權仍屬招商局,旗昌經管營運,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說憑几張不能兌現的“期票”及“收票”,憑空接收价值數百万銀子的輪船棧埠去做生意,所入盡歸于己,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聞? 至于說事机急迫,倉卒定議,“美國官商亦惴惴相与隱諱”卻總不能說連朝廷也瞞著。這一點心跡難明,真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說別樣,只責成李鴻章將“兩面所押契据,銀行期票与收票”,從戴恩那里收回呈驗,就拆穿了西洋鏡,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張蔭桓以前受李鴻章的賞識,最近受李鴻章的重視,論私誼自然要替他遮蓋,談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瀕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賴斯人,亦不宜在此時將他置于言官圍剿的犀利筆鋒之下。好在當初電旨所責成李鴻章的,亦無非“設法收回”,這一點有了著落,其他可以置之不問。找個方便的机會,跟慈禧太后回一聲就是了。 誰知這個折子的內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細讀之下,只覺得李鴻章處處拿洋人欺壓朝廷,只因為“官法所不能繩”洋人,還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維持”這個借口,便該放縱商人,自作主張。這樣的想法做法,又与漢奸何异? 不過,他只是從整個文气中,有這樣一种感覺,談到西洋的各种律例,買賣規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個人可以請教,這個是他本旗的晚輩,名叫杰治,曾跟崇厚當隨員,駐留過法國和俄國,西洋的情形相當熟悉。 杰治也說到底是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搞不清楚,“倘是實售,斷斷沒有將來‘將銀票給還、收回船棧’之理,那是另一碼事。為什么呢?”杰治解釋:“船是活動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損耗,出意外沉沒也有常事,雖有保險,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數收回?” “這樣說,是代為經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搖其頭,“代為經管比實售更麻煩,實售只要价錢談妥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快當之至。代為經管便要談經管的酬勞,管得好,怎么樣优為酬謝,管得不好,要負點儿什么責任?有得好談,不是十天半個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這么一泡貓儿溺呢?” “這話,熙大爺,我可不敢說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證:“我不會敘到折子里去。 你盡說不妨。” “照我看,是賣掉了。只是怕這塊肥肉,會有骨頭卡在喉嚨,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贓不遲。”杰治又說,“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說銀票,后來又說期票、收票,莫衷一是,這就有毛病。” “這三种票子不同?” “當然不同。銀票是銀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們中國的庄票一樣,只要這家銀行信用好,擱長些不要緊,隨時都可兌款。不過,也沒有這樣傻的人,不去兌款,白吃虧利息,若是相信這家銀行,拿銀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豈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說越多了。”盛昱很有興趣地問:“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開。譬如說,我有一筆款存在英國匯丰銀行,留下簽字式樣,銀行就發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數目以內寫明,憑票付多少就是多少,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過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這比中國錢庄憑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總覺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將杰治的話從頭細想了一遍,找到疑問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銀行里存著那么多的錢?” “這自然是憑信用,比較妥當是到銀行里‘照票’,現在有電報,重洋万里,片刻之間亦可以查清楚。不過‘收票’不兌,總有危險,万一出票商家倒閉,收不到錢,豈不是自貽伊戚?所以我實在不懂,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給英國律師收執?” “這又是搬出洋人來唬人,以為洋人信用好,万無一失。如果他呈驗契据,又可以推托,說存在洋人那里,一時取不到。” “那有這回事?”杰治笑道:“這話哄小孩子怕都哄不過。洋人居間,也不過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銀子的出入,豈能一點憑据都沒有?至于向銀行收銀的票据,更沒有交給律師的道理。万一律師跟對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來就怀疑,怎么說‘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眾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复。’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擔得起五百万兩銀子的責任?且不說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盜這筆巨款,只說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個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則所謂‘節節矜制’豈不是脫了節,如斷線之鳶,無影無蹤?如今听你所說,根本不合規矩,則所謂‘交戴恩收執’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詞。國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輕侮嗎?我非參不可。” “熙大爺,”杰治提醒他說:“合肥自命懂洋務,實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許有人在欺騙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馬建忠。我當然也放不過他,而且必得從他身上來做文章。不過,說合肥受欺,這話倒難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屬下也沒有人敢欺他。”說到這里,盛昱長歎一聲,“怪來怪去是我錯!” “這就奇了。”杰治大為困惑,“跟熙大爺你什么相干?” “我不該參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樞廷,合肥決不敢如此胡作非為,再往前說,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羅!” “那,熙大爺,你是說,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戰,跟合肥主張不同,不過,要開仗,也還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這一點,才敢于這樣子悍然無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務,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戰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這樣子,真正左右逢源,無往不利了。” “對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訴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戰?戰有胜敗,一敗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講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卻能唬朝廷,可以當一輩子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辭,盛昱隨即動筆草擬彈章,明攻馬建忠,暗攻李鴻章。將他們綰合在一起,作一建議: “奴才揆今日情事,縱不能將該員監禁為質,似應即行革職,飭下總理衙門,責馬建忠以收贖招商局保狀,飭下李鴻章,責以羈管馬建忠保狀。招商局關系江海碼頭,中外商務,勢不能不稍從權宜,以冀收贖。如竟不能收贖,即將該員正法,如該員逃匿,即將李鴻章正法。使外國人聞之,知小臣權奸,皆難逃圣明洞鑒。” 折子是擬好了,但就在要謄清呈遞時,得到消息,法國署理公使謝滿祿,已經下旗出京。這是交涉決裂,邦交中斷,雙方將以兵戎相見的鮮明跡象,所以總理衙門密電各省督撫備戰。大敵當前,戰机迫切,如果以這樣嚴峻的措詞,參劾重臣,未免太不識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將折底鎖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說。 謝滿祿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歸于決裂,當曾國荃在上海与巴德諾開議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開議是六月初七。曾國荃与陳寶琛以外,新派駐日使臣許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協助交涉。巴德諾提出要求三款,其實只有兩款,又重在賠兵費上面,開价兩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紋銀一千二百五十万兩,同時要決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國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話,賠款可以減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劉永福的職,只要賠款談妥,當然可以讓步。 曾國荃由于曾得李鴻章的授意,當即表示:可以用撫恤法國陣亡官兵的名義,付給五十万兩。巴德諾一口拒絕,而朝廷又以輕許賠款,傳旨申斥,曾國荃搞得兩頭不討好。而會辦大臣陳寶琛為了支援張佩綸,又堅決主張由南洋派出兩條兵輪到福建,正遇著曾國荃情緒大坏的時候,就沒有好臉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絕,“我決不能派。” “元帥,”陳寶琛的詞气也很硬:“閩海危急,豈容坐視? 不能不派。” “閩海危急,南洋難道不危急?前一陣子張幼樵電奏要船,軍机處复電南北洋無船援閩,由廣東、浙江酌調師船。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曉得?”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如今小宋制軍急電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義,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國荃只是搖頭,“我南洋也要緊。”他說,“沒有從井救人的道理。” 這是表面文章,曾國荃真正的顧慮是怕一派兵輪,貽人口實,巴德諾會認為一意備戰,并無謀和的誠意,因而使得大局決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僅只南北洋兩大臣,連主戰最力的醇王,反對賠償兵費最堅決的閻敬銘,亦都動搖了,因為調兵籌餉,處處棘手,倘要開仗,實在沒有把握。閻敬銘愿意設法籌一百万兩銀子,以“邊界費”的名義,付予法國,征得醇王的同意后,會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議政王”有所不同,從不与軍机大臣一起進見,或則“獨對”,或則与總理大臣同時跟慈禧太后見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親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見臣工,學習政事,只有召見“本生父”的醇王時,方始“回避”。 這天是与奕劻、閻敬銘、許庚身及其他總理大臣同時“遞牌子”進見,奕劻首先陳奏:“巴德諾已經有照會給曾國荃,昨天是西歷八月初一,議定賠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國任憑舉動,無所限阻。看樣子,只怕一定要占領我中國一兩處口岸,作為勒索之計。事机緊迫,請皇太后早定大計。”“法國的限期,也不止說了一次了,到時候還不是沒事?”慈禧太后微帶冷笑地說,“你們天天商量,是和是戰,到現在也總沒有一句切實的話。要打,有沒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總得找條路讓大家好走啊!” “現在法國也是騎虎難下,巴望著找個台階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從中轉圜,据曾國荃打來的電報,恤款能有三百万兩也就夠了。李鳳苞從巴黎來電,說法國已有話透露,可以減到兩百五十万兩。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給一百万兩銀子,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一百万兩也不是小數目,那里來?” “跟皇太后回話,”閻敬銘接口答奏:“這個數目,臣可以籌足。” “是賠法國的兵費嗎?” “不是賠兵費,是給法國的‘邊界費’。” “什么叫‘邊界費’,還不就是‘遮羞錢’嗎?”慈禧太后堅持不允,“決不能給!這一次是法國無理,反而叫咱們中國賠他兵費,欺人太甚。照我說,應該法國賠咱們兵費。凡事總要講道理,如果你們肯用心辦事,早請出別的國家來調停公斷,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國得寸進尺的局面?” “各國公論,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國愿意出面調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國使臣楊約翰見面,總拿好話跟他說,楊約翰說美國极愿意幫忙,總在這几天,他京城里就會有确實回音來。”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說。” “只是法國蠻橫無理,怕他們這几日就要挑釁,基隆、福州都很危險。” “万一要開戰,也只有接著他們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著備戰,總不能說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嚇得發抖吧?” 听到這樣的話,醇王只覺得臉上發燒,再也說不出求和的話了。 “我也不是一定說要開戰,不過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說。”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說,“法國兵艦有好些開到福建,當然不能不防。你們再仔細去籌划,果真開仗沒有把握,咱們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轉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樣了,而就在這時候,張佩綸上了一個“密陳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態度,又趨強硬。這個奏折是這樣寫的: 臣于閏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請進軍馬尾,力遏敵沖,飭記名提督黃超群,引軍由陸潛進。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鴻章電,稱法領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滿,即攻馬尾船局之說。臣恐敵釁,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發,侵曉駛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兩營隊伍選鋒亦至,臣令沿途多張旗幟,列隊河干疑敵。” 除了疑兵之計以外,張佩綸又很得意地奏報孤拔對他有忌憚之意: “先是臣軍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師游擊張成率揚武兵船一艘,暨兩小蚊船与敵船首尾銜接相泊,備敵猝發,即与擊撞并碎,為死戰孤注計。敵人惡之,三日以來,賴以牽制。晨光熹微,法水師提督孤拔,驟見臣軍旗鼓,則就師船詰問,疑我欲戰,臣令張成答以中國堂堂正正,戰必約期,不尚詭道,囑該提督無用疑懼。該提督即邀張成相見,詞气和平,言中國待我有禮,聞百姓惊疑,我船亦擬先退兩艘等語。視二十七日法領事帕里塞照會之辭頓异。臣仍飭水步各軍嚴備,并親率黃超群等周歷中岐山,以望敵師,船則大小五艘,錯落羅星塔,距船厂僅半里許。連日茶市頗停,民情洶懼,蓋敵取福州之說,騰播于兩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來敘述船局難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條疑兵之計:“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備戰,顧臣軍實無一雷也。” 這條疑兵之計,在第二天即有效驗,法國兵船退了兩艘,但“出則聯口外之三艘以駭長門,入則聯口內之兩艘,以疑船局”,而閩江僅有三條“局船”,孤危撐拒。敵人可退可進,可戰可守,況且“南北洋兵船迄無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敵退解嚴?”同時也提到總理衙門的一個電報。 總理衙門倒是看准了法軍的謀略,第一,必得占領中國一處口岸,作為勒索的憑借,但中國与外國議和,非李鴻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則逼近畿輔,京師震動,李鴻章的處境相當困難,和局難成,對法國亦沒有好處。 因此,第二,所占之處須遠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對海軍補給方便的地方為理想。這樣,基隆有煤礦,福洲有船局,便成為法國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就是首當其沖的鵠的。 總理衙門因為連日接到電報,法國兵艦在閩江口出入頻繁,而交涉方面劍拔弩張,看樣子福州船局必難幸免法國兵艦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鴻章的判斷,“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馬尾守軍肯小小吃些虧,戰局不致擴大,則和局猶可挽回。所以給張佩綸一個電報:“小挫可圖再振”。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會追究責任,勸他忍辱負重的意思。 張佩綸自然懂得,卻不受勸,他說:“果臣軍一敗,資仗都盡,無兵無餉,又誰与圖再振乎?”當然,他這樣侃侃而談,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為了反襯他的忠勇奮發之忱,他不能不牽扯彭玉麟作個比較。据說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辦理廣東軍務,与兩廣總督張樹聲划定防區,彭玉麟當南面瓊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動廣東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為保障。此事為張佩綸所卑視,正好拿他皮里陽秋一番,用來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揚自己的功勞: “當臣出次時,省城民無固志,風鶴皆兵,頗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瓊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進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馬尾不戰而失,遂其質地索償之請,而臣且在省靜候,与此土一并贖還,其靦然何以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謂此軍即可制胜也。” “此軍”就是黃超群一軍,是張兆棟留以自衛,為他硬奪了來的,此軍雖未必可以制胜,但張佩綸卻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親至前敵,則頗覺各營之偵探、各路之電傳,半亦法人虛聲恫嚇,而臣前請先發制人之算,尚非毫無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兩點判斷,第一、中國對法國一再讓步,法軍不必死戰,而反恐張佩綸所指揮的水師和陸軍,拉住他們死戰,在士气上先已遜了一籌;其次,法國在閩江之內的兵艦,僅不過多于局船兩艘。如果法軍全部登陸,則可乘虛襲擊敵艦,倘或登岸一半,僅不過數百人,以兩千陸軍迎擊,法軍未必能占上風。而況敵軍深入內陸,處處可以斷他們的歸路。同時近來潮汐“小信”,法國兵艦出入不便,這都犯兵軍之忌,而為張佩綸所以要想開戰的原因。 論兵法講究“知己知彼”,說過自己有這樣的胜算,還要估量敵情,張佩綸滿怀信心地表示,敵人看見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舊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國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師提督,挾盛气而來,謂閩官必降心相從,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講,复欲与之先戰,若遽爾退師,亦恐見誚他邦,取譏士卒,是以游駛壺江,以掩其退避之跡,而仍為挾制之端,計亦狡矣!臣逆料該提督必已密電巴德諾,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須遣人赴滬講解,曾于昨日電達李鴻章,囑其斷勿赴滬。當此主憂臣辱,臣既有軍旅之寄,不能一戰以建威折敵,更何敢大言不怍,無臨事而懼之心?惟念敵情,當以力爭,難于理喻。今法船在閩,其勢稍轉,必有一二自命能辦洋務之人,攘臂以居辨難調處之功,沒將士死守之孤忱,為無賴希榮之捷徑,長敵焰而損國体,無逾于此,是以將前敵實情,委曲敷陳。” 這番陳奏,大大地壯了慈禧太后的膽,而最使她感動的是,張佩綸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勢轉惡,“我援竟斷,法艦紛來,恐彼猝攻前敵,据我上游,我軍終于不敵,然臣所將水步兩軍,誓當与厂存亡,決不退縮,以貽朝廷羞。”是這樣有為有守、忠勇奮發的气節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國“說合”的打算,終于落空,法國正式拒美國調處,同時對基隆采取了行動,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領兵艦四艘,轟擊基隆炮台。劉銘傳得報,一面下令自行炸毀基隆煤礦,一面親率提督四員,擊退了登陸法軍,不過他自己亦赶緊退到了淡水。据劉銘傳自己的解釋:台灣沒有兵艦,海面無法与法軍爭鋒,只有引誘他們上岸,才可以“聚殲”。 法軍不肯上當,留下三艘兵艦在基隆海面監視,同時由巴德諾照會曾國荃,法軍攻取基隆,作為質押,暫時不取福州,要求賠償兵費八千万法郎。 局勢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見此光景,和既不甘,戰又不可,六神無主之下,只有奏請召集廷議。 就在這時候,陳寶琛來了一個電報,有一句話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這句話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開仗必敗無疑,慈禧太后深知這班清流,賦性剛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處万難,絕無可為,決不肯說這种万般無奈的泄气話。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實在不知道說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總理大臣們歎气,“到底能不能打?你們總得有句實實在在的話。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悶熱不堪,醇王急得滿頭大汗,很想說一句:“要開仗亦未見得沒有把握。”卻就是說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無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為他無用。所以兵餉兩事,此刻便直接向許庚身和閻敬銘兩人垂詢。 “許庚身!”她問:“你看,如果開仗,有沒有把握?” 這是最難回答的一問。不過許庚身對和戰大計雖不能完全拿主意,而從洪楊平后,在軍机當“達拉密”,凡有關重要軍務的上諭,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軍而興的淮軍,積習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師,則如甫离襁褓,正在學步,還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營更是虛糜“京餉”的“擺設”,所以雖管兵事,卻主持重。當然,他不肯得罪李鴻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說他們的兵不中用,平時一再表示:備多力分。此時亦仍是這樣回奏。 “我中國幅員遼闊,口岸太多。當初祖宗設兵駐防,專重陸路,道光以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當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龍馭上賓,仰賴皇太后操勞于上,發捻次第削平,講究海防至今,亦不過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國已經營了几十年的海軍相比。備多則力分,處處設防,處處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連三,急電請援,而南北洋實在都抽不出兵艦可以調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調動,法國又舍馬尾而攻基隆,飄忽難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報紙,說法國水師提督孤拔是一員猛將,打電報到他們的海軍部,要攻山東芝罘、威海衛、旅順,敵師北犯,京畿震動,所關不細。”說到這里碰個頭,結論就不必說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歎口气,轉臉又問:“閻敬銘,你怎么說。” “依臣看,以收束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餉,目前餉源甚絀。最可慮的是,南漕多用海運,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時……。”閻敬銘很吃力地說道:“‘民以食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糧食一向不夠,如果南漕中斷,這一缺糧,人心浮動,會引起极大的變亂。轉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這樣說,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豈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說:“圣諭教臣等置身無地。” “是啊,不但你們置身無地,我將來又有什么臉面見祖宗? 大家總得想個辦法出來!” “臣愚,臣以為國家百年大計,不爭一日之短長,而要有持久之策。”許庚身越次陳奏,“歷來廷議,空言搪塞的居多,這一次要請嚴旨,責成大小臣工,悉心詳議,如是空言塞責的复奏,當即擲還。” 許庚身很巧妙地轉移了話題,慈禧太后不自覺地點點頭:“你這話說得實在。就照你的意思擬旨,這兩天收到的照會,南北洋跟福建來的電報,陳寶琛的折子,都發下去,公中閱看。” “是!”醇王答應著。 等退出殿來,醇王汗流浹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爭強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來一直說恭王不好,受了孫毓汶的鼓動,貿貿然定計奪權,將一副千斤重擔,糊里糊涂接了過來,一上肩就有不胜負荷之感,如今進退兩難,寸步難行。想起有人傳來恭王的一句話:“看人挑擔不吃力”,自覺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樣內心的激蕩,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對許庚身說,“我先回去。你們跟萊山商量一下,出宮先到我那里。” “是!王爺請先回去歇著。千万不要著急!”許庚身安慰他說,“局勢總還可以挽回。過了這一關好好籌一條持久之計,不患沒有揚眉吐气之日。” “現在也只有這么想。不過……,”醇王眨著眼,在轎子旁邊想了好一會才說:“咱們回頭再談。廷議,你們好生預備。” 他是不到軍机處的,平時辦事,都是在府,常由慶王傳話。最近因為局勢緊急,而且醇王特加關照,所以這天下午軍机處散值以后,慶王、孫毓汶、閻敬銘、許庚身一起上适園謁見。 “廷議定在二十二。”慶王說道:“御前、軍机、總署、六部九卿、科道、講官。” 這是報告規定參与廷議的人員,醇王詫异地問:“何以沒有王公?” “萊山!”慶王轉臉看著孫毓汶:“你跟七爺回吧!” 廷議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創例,此例是孫毓汶所創,目的則在解醇王的圍。因為醇王“在野”時,放言高論,抨擊恭王措施失當,詞鋒往往极其銳厲,如今易地而處,怕恭王,還有向來有什么、說什么,出言不加考慮的惇王,當著大庭廣眾拿話擠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講官必然會隨聲附和,于是醇王在無法招架的情況之下,作成主戰的結論,那時大局就難收拾了。因此,孫毓汶贊成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干脆不讓恭王跟惇王与議。 當然,這話不便直說,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當中,不也有王公嗎?” 醇王也會意了,點點頭不提這事,卻問到講官:“盛伯熙他們不知道會怎么說?” “他們還能說什么?無非定論而已。”孫毓汶又說,“張幼樵在福建、陳伯潛在南洋、吳清卿在北洋、張香濤在廣東,都是手握兵權的,如果開仗,他們當然運籌帷幄,決胜俄頃。朝廷預備著紅頂子就是。” 在這番似譏似嘲的話中,孫毓汶透露了他的權術,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陳寶琛已說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話,足以看出主戰的論調已大不如前。而非為講官首領的盛昱,如果有所責難,亦就等于跟兩張陳吳等人過不去了。 意會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過兩三個月的工夫,當國的苦況,他已經領略透了,和戰之間,并不能一言而決,和也罷、戰也罷,都無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勢來說,“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為“不和而悔”必然喪師辱國,賠償兵費,追究責任,搞得天下大亂,元气大喪。“和而悔”則至少保全了實力,可以徐圖再舉,發奮為雄。這樣淺顯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繞上許多彎子來應付慈禧太后的責難和清流的主戰論調,尤其是清流,人多口雜而個個振振有詞,真是重重牽絆,處處掣肘。現在听孫毓汶所說,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較好辦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詞。向來廷議必有复奏,稱為“公折”,預先備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單獨具奏。公折或由內閣主稿,或由軍机撰擬,或由領銜召集的王公預備,看所議何事而定,這一次議的是和戰大計,理當由軍机預擬奏稿。 但孫毓汶又有异議,折底雖由軍机預備,卻不妨交由伯彥訥謨詁提出。這好象匪夷所思,但經他一說明緣由,卻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這樣做是為了要避免一個人扰亂全局,這個人就是左宗棠。從他五月間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寵不衰,仍舊入直軍机,兼管神机營。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發大言,好罵人,而且神智恍惚,說話顛三倒四,軍机同僚,沒有一個不覺得頭痛。如果這個公折底稿由軍机預備,他一定有許多意見和挑剔,弄得無法定稿,所以不如由這次廷議中爵位最尊,复奏領銜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聞,反倒清靜無事。 “這也好!”惇王深深點頭,然后又皺著眉說:“此老實在煩人。” “有辦法!”孫毓汶接口說道,“此老本不宜參廟議,看机會還是請他出去帶兵吧!” “萊山這話如何?”醇王看著閻、許二人問。 閻敬銘和許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論人情,亦覺得太過。只是此老在朝,也實在是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見。 “看情形再說吧!”醇王也覺得這樣安排不妥,擱置不談,“折底就請星叔動筆。” “是!” “我還有件事,跟大家商量。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現在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這么辦,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爺的例子,以‘奉命大將軍’的名義,帶領神机營,到越南去打法國鬼子。” 此言一出,舉座大惊,連孫毓汶都張口結舌了。“老五太爺”惠親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為奉命大將軍,只不過督辦畿輔防剿事宜,与出師越南豈可同日而語? “祖宗創業維艱,雖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不過騎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關的時候,王公大臣沒有不能開強弓,說‘國語’的。承平日久,習于驕逸,純廟高瞻遠矚,极力糾正,較射三箭不中鵠,立刻斥責,八旗子弟鄉會試,先試弓馬,合格了才許入闈,此所以有‘十大武功’。當時明亮、奎林他們,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場。純廟圣諭:‘周朝以稼穡開基,至今以農立國,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廢武?廢武就是忘本!’”醇王說到這里又激動了,“就因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敵欺凌之辱!” “王爺見得极是。”孫毓汶勸道:“不過以王爺的身分,親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親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關內安營,指揮督戰,無須親臨前敵。”醇王又說:“唯其以我的身分,親自督師,才能振作士气。” “說實在的,王爺有這番意思就夠了……。” “不夠,不夠!”醇王搶著搖手,“一定要到前方,打個樣子給大家看看。有人說神机營是虛好看,我不服气。從前文博川帶神机營到奉天剿馬賊,打得很好。他回來跟我說:神机營不是不能用,只不過京師繁華之地,把他們養得懶了。一到苦地方,擺不上‘旗下大爺’的譜,自己不動手,連頓飯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這話真是閱歷之言。再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營操練了這么多年,臨到該他們露一手,還不拚命爭個面子?我意已決,你們勸我也沒有用。” “王爺!” 閻敬銘才說了一句,醇王便又搶著開口,“丹翁!”他拱拱手,“這餉的方面,你無論如何要幫我的忙。乾隆年間,大將軍督師,都特簡大臣籌辦糧秣,你年紀這么大了,我當然不敢勞動你,不過,務必要請你派年輕力強,吃得苦、耐得勞的司官,替我管糧台。” 說到這樣的話,閻敬銘只能恭恭敬敬應一聲:“是!” 孫、閻二人都“沒轍”了,只拿眼望著許庚身。他當然也有一番話說,只是看醇王滿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潑他的冷水,越潑越坏,變成激將,更難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著,怎么能讓醇王知道,神机營不中用,而又不傷他的自尊? 才能讓他知難而退。 這片刻工夫,已經思量停當,卻閒閒問道:“王爺預備用什么人參贊?” “榮仲華!”醇王脫口相答,“仲華委屈了好几年,我心里也很過意不去。沈經笙下世的第二年,我想保他复用,他不肯。如今總得幫幫我的忙。我已經有打算了,皇帝到了該“壓馬”的年紀,我備八匹好馬,作為他的報效,只要有旨賞收,自然就會開复他的原官。” “王爺篤念舊人,真是教人感激。榮仲華是好的。不過,王爺,”許庚身說道:“三國的故事,不可不以為鑒。” “三國的故事?”旗人拿《三國演義》當作兵法,醇王雖不致如此,陳壽的《三國志》,卻是當年在上書房的時候,奉宣宗面諭,特別要念熟的,所以三國的故事,知道得很多。 “不知道說的是那一個?” “我說的是赤壁之戰。當時劉、關所部,不過精甲万人,劉琦的江夏兵還不到一万,周瑜、程普亦不過各領万人,合孫劉之兵,不過四万。曹瞞所部,號稱百万,實際亦有四十万,以十對一,而眾寡不敵,只為魏師北來,水土不服,軍中瘟疫流行,以致于一把火燒得他卸甲丟盔。”許庚身緊接著又說:“南人乘船,北人騎馬,習性使然,無可勉強。神机營子弟到奉天可以收功,亦就因為奉天的气候跟京里相差不遠,如今到了炎荒瘴癘之地的西南邊境,天時不對,水土不服,再中了瘴气,沒有一個不病倒的!英雄只怕病來磨,那一來,豈不損了王爺的神威?” “啊,啊!”醇王悚然動容。 “星叔,這話說得是。”閻敬銘急忙附和,“我在山西辦賑的時候,深知饑民易救,瘟疫難當。到那時候,赶緊運藥到前方,怕都來不及了。” “是的,是的!” “王爺体气雖壯,從來也沒有到過南邊,万一水土不服,上系廑慮,”許庚身用极懇切的聲音說:“王爺又何能心安?” “責備得是。”衷心悅服的醇王,措詞异常謙恭,“拜受嘉言,不敢不領教。” “王爺太言重了!”許庚身站起身來,垂手答說。 “一切仰仗。”醇王拱拱手,“明天一早,宮里見吧!” 第二天黎明時分,醇王已經約了他的儿女親家伯彥訥謨詁,在內右門的內務府朝房見面,一起看許庚身所擬的公折底稿。 這個稿子一共分四大段,第一段申明同仇敵愾之義,說法軍猖獗,攻擊基隆,在廷諸臣,同深憤激。第二段提到陳寶琛的折子,說他素日剛毅,現在有“和亦悔不和亦悔”的奏語,自然是他身在局中,親見親聞,不能不重視的見解。這是道明戰有困難,引起第三段保全和局的主張:如果法國“悔過輸誠,怵于公議,尚可示以大度,仍予轉圜”,因為“此時餉絀兵單,難于持久。況外夷逼處,為千百年未有之局,与發捻迥异。” 看到這里,醇王深深點頭,認為這樣措詞,是道出了真正凶症結,非常恰當。再看第四段,也就是結論,卻近乎空話了。 這個要作為廷臣公議的結論,認為法國如果挑釁不止,終于不得不戰,則不可為小挫所動搖,那時要設法募兵籌餉,或者舉辦團練,或者分道扼守,以為“持久之策”,而最要者為申明軍律。 伯彥訥謨詁看完這一段,搖搖頭說:“這不太虛浮了嗎?鬼子已經打進來了,還在募兵籌餉,那來得及?辦團練更是件靠不住的事。” “不然!”醇王答道,“你沒有能看得仔細。這段話的要旨,是在表明最后的打算。法國人适可而止,中國不妨示以大度,真要欺人太甚,一打起來,那就沒有完了,非拚到底不可。” “嘿!”伯彥訥謨詁一面來回蹀躞,一面將雙掌骨節捏得“格巴,格巴”地響,用微帶不屑的神气說,“是打算把法國鬼子嚇得不敢動?” “他們敢動不敢動,咱們不知道,反正洋人只要一上了岸,就討不了便宜。”醇王說道:“洋人的厲害,是他的鐵甲船,大炮,一上了岸,咱們處處攔他、堵他、困他,叫他走投無路,非告饒不可。劉省三在基隆,用的就是這個法子,張幼樵在馬尾也打算這么辦。總之,去我之短,用我所長,陸戰必有把握。” 伯彥訥謨詁默然。他父親僧格林沁在英法聯軍內犯時,跟洋人在通州接過仗,結果潰退回京,如引此故事,說洋人不可輕敵,就變成揭父之短,但如醇王所說“陸戰必有把握”,他也實有看不出把握在那里?那就只好不開口了。 不開口不行,因為這個折底是由他提出來,必得他先有信心,才能說服大家一起列銜。所以醇王催問著說:“你有什么意思,說出來大家琢磨。” “我的意思是,要說痛快話,和就是和,戰就是戰,不痛不痒的話,似乎沒有用。” 這話卻是搔著了痒處。從同治初年以來,每遇外敵,朝廷應付之道,總不外備戰求和。求和是真,備戰是假,而假的要弄成真有其事的模樣,真的卻又迂回瞻顧,倒仿佛虛与委蛇似的。照伯彥訥謨詁看,這個公折中所提的見解、主張,亦复如此。 醇王卻不肯承認。陸戰有把握,是他所确信不疑的,就怕帶兵官不肯用命。這個看法,他跟親信談過好几次,許庚身深為了解,所以擬的折底,能夠符合醇王的意思。現在伯彥訥謨詁不以為然,而醇王似乎欲辯無詞,他不能不說話了。 “如今跟外國開仗,都要站在理上,不然,洋人一定合而謀我,眾寡之勢,胜負不待智者而決。法國如果敢上陸,那就是彰明較著侵犯我國,誰是誰非,十分明白。即令其中有國家想挑撥,亦就無所借口。再有一層,洋人來我中國的,已經不少,內地一開仗,炮火不免傷及他國僑民,各國必不容法國猖獗,出面調解,自然對我有利。” 經過這一番解釋,伯彥訥謨詁才沒有話說。到得近午時分,坐轎到內閣大堂主持廷議。所謂主持,其實是到一到而已。御前大臣与大學士高高上坐,兩面是六部九卿,下面設一張長條案,團團圍著一班熱心國事的翰詹科道,在傳閱上諭、南北洋的電報,以及總理衙門送來的八件法國照會。 文件多人更多,天气太熱,只見各家的听差,川流不息地走進走出,絞手巾、倒茶、裝煙、打扇。廷議本就是近乎隨意閒談的一种集會,這天的秩序更不易維持,東一堆、西一堆,三五成群,各自找涼快的地方敘話。其中風頭人物是盛昱。他已成了翰林中后起的魁首,所以圍在他左右的特別多。 在大老中,李鴻藻閒廢,潘祖蔭回鄉,翁同和冒了上來,成為扶持風雅的護法,盛昱跟他走得很近,也很佩服他,所以見他一到,特意迎了上來招呼。 “我剛下書房,來晚了。”翁同和問道:“議了些什么?” “還沒有開議。總是這樣子,議不出什么名堂來的!听說是伯王預備的折底。如此大事,由御前主持,也算是新樣。” 翁同和笑笑不答。停了一下問道:“你大概又是單獨上奏吧?” “那要看公折怎么說?如果有個切實的辦法,可以不致于辱國,我也就不必多事。” “你來!”翁同和招招手,“我給你看封信。” 信是一個抄件,先看稱呼,再看具名,是張佩綸在上個月二十八由福州移駐馬尾以后,寫給李鴻藻的信,卻不知翁同和怎會有此文件? “是我問起幼樵的情形,蘭翁特為錄副送來的。”翁同和說。 “喔,蘭公病泄經月,只怕更清懼了。”盛昱一面答話,一面看信。信很長,主要的當然是談他的部署: “佩綸定出屯馬尾之計。所撥兩營,乃友山留備省防者,其將黃超群前解凰翔之圍,与友山患難交。佩綸在陝西文牘中見其姓氏,又觀其履歷,曾在胡文忠守黔時充練勇,而隨南溪先先轉戰行間。訪問省城名營,惟此軍隊伍尚整齊,是以特調用之。二十七午,合肥忽來電,稱林椿云:‘二十八日期滿,定攻馬尾,惟先讓法為救急計,鴻不敢許。’等語。” 盛昱知道林椿是法國的一個領事,不知道的是,李鴻章何以听信此人的話?看樣子他是以一個領事為交涉的對手,未免与他的地位太不相稱。而且他既“不敢許”,何以又電告張佩綸,是不是暗示張佩綸“先讓法為救急計”,失掉馬尾,他可以從中斡旋,使張佩綸脫罪呢? 這是一個難以猜透的疑問,盛昱姑且擱下,先看張佩綸作何處置: “鄙見法特恫嚇,然特告督撫必大扰。遂以是夜潛出。侵曉,敵舟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行營距敵舟一里許,日來市易如常,迥非省城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軍書之暇,雨余山翠,枕底濤聲,猶胜城市之日接褦襶也。” 看完這一段,盛昱大為搖頭,他覺得張佩綸真是太自負,也太自欺了!居然以為法軍震于他的威名,所以“望見旌旗,遂亦無事。”而文字故作洒脫,仿佛羽扇綸巾,談笑可以退敵,強學謝安的矯情鎮物,只怕真到緊要關頭,拿不出謝安的那一份修養。 “真是書生典兵,不知天高地厚。”盛昱冷笑著說,“我就不信,只有他一個人能干。” “你再看下去。”翁同和笑道:“幼樵真正是目無余子。” 于是盛昱輕聲道:“法入內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然僅粵應兩艘,余皆袖手,畏法如虎,不如無船,轉可省費。二十八夜,戰定可胜。” “這是什么話?”盛昱詫异,“他不是一再電奏請旨,催南北洋赴援嗎?如以為雖有船而‘畏法如虎’,倒不如沒有船,反省下軍餉,這是負气話,還可以說得通,卻又說‘二十八夜,戰定可胜’,既然這樣有把握,又何必電請增援?而且,既有把握,何不先發制人?” “戰端固不可輕啟,而幼樵亦未免夸夸其言。”翁同和又說,“我擔心的是,幼樵處境太順,看事太易,量敵太輕。” “是!”盛昱想了一會說道:“還可以加一句:‘受累太深。’” “受什么人的累?”翁同和問:“你是指合肥?”盛昱點點頭,然后又接下去看信:“今局勢又改,趨重長門,不知知各宿將正复如何?” “‘知各宿將’是指穆將軍守長門炮台嗎?” “對了。下面不是有段小注:‘春岩与論相得,瑣細他日面談。’看樣子,幼樵在福建,還只有一個穆春岩,為他稍所許可。此外,不但福建的督撫,連總理衙門諸公,亦不在他眼下。” 這段話是指張佩綸自己在信中所說: “兵机止爭呼吸,若事事遙制,戰必敗,和必損,況閩防本弛耶?譯署以辦團練為指授方略。抑何可笑?漳泉人較勇,然亦無紀。本地水勇,知府送來二十人,皆里正捉來水手,未入水即戰栗。” “辦團練本非長策。”盛昱又搖頭,“幼樵這話倒說對了。‘兵机止爭呼吸’,亦有道理,只不知呼吸之間,他能不能臨危不亂,應付裕如?” 就在他們以張佩綸為話題,一談不能休止的當儿,大廳中已在宣讀公折底稿,并作了一處修改,仍舊請各國公斷,美國調處。等到翁同和、盛昱接得通知,回入大廳,已經紛紛濡筆具名,而講官則大多不愿列銜,表示另外單獨上奏。盛昱自然也是如此,翁同和則覺得公折的文字不坏,提筆在底稿上寫下名字。所謂“廷議”,就這樣草草結束了。 公折以外,另有三十四個折子論列和戰大計,上折的都是兼日講起注官的名翰林,少數連銜,大多獨奏,總計言事的有四十個人之多。 因此,慈禧太后認為有召見此輩的必要。但不可能凡上奏的都召見,一則從無此例,再則人多口雜,也問不出什么來,所以她決定只召見其中的領袖。 “如今講官是誰為頭啊?”她問醇王。 “如今算是盛昱。”醇王老實,心里并不喜歡盛昱,但不敢欺騙慈禧太后。 “講官到底都是讀書人。他們的議論,跟我的看法差不多。”慈禧太后又說:“看法國的樣子,得寸進尺,叫人快忍無可忍了,你也該好好預備一下。” 這就等于明白宣示,不惜一戰,而主持軍務的責任,是賦予醇王。理解到此,醇王頓覺雙肩沉重,汗流浹背,不過當然要響亮地答應一聲:“是!” 接著,慈禧太后便傳懿旨,召見盛昱。照例,凡夠資格上折言事的,本人都須到宮門候旨,講官縱有論述,极少召見,所以盛昱并不在宮里。軍机處特意派蘇拉去通知,等他赶到,慈禧太后已經等了一會了。 盛昱深為惶恐,也深為感奮,這樣心情遇著這樣流火鑠金的天气,自然汗出如漿,以致進殿以后,竟致連叩請圣安的話,亦因為气喘之故,語不成聲。 這是盛昱第一次面圣。慈禧太后對這种初次覲見,戰栗失次的情形見得多了,不以為意,反和顏悅色地說道:“你有話慢慢說!” “是!”由于殿廷陰涼,盛昱總算不再那么頭昏腦脹,定一定神,清清楚楚答一聲:“是!” “你是‘黃帶子’?” “是!”盛昱答道:“臣肅親王之后。” “如今局勢這樣子糟,你是宗室,總要格外盡心才是。” “奴才世受國恩,不敢不盡心上答天恩。”盛昱答道:“奴才年輕識淺,見事不周,報答朝廷,只有一片血誠。” “你們外廷的言官講官,我一向看重,有許多話說得很切實。”慈禧太后說道:“軍机跟總理衙門,偏偏有許多古里古怪的說法。以前我總以為恭王他們辦事不力,所以全班盡換。 那知道……。”她歎口气:“唉!別提了。” 這一聲歎息,大有悔不當初的意味。同時也触及盛昱的痛處。如果不是自己三個月前首先發難,一個折子惹出軍机全班盡撤的大政潮,也許局勢還不致糟得這樣子。轉念到此,更有“一言喪邦”的咎歉悔恨,不自覺地碰了一個響頭。 “談政事跟我意見相合的,只有醇親王,不過,也不能光靠他一個人。你們有好辦法,盡管說。”慈禧太后問道:“你看張佩綸這個人,怎么樣?” “張佩綸居官好用巧妙。”盛昱脫口答了這一句,自覺過于率直,不合与人為善的道理,因而又接下來說:“不過他的才气是有的。仰蒙皇太后,皇上不次拔擢之恩,自然要實心報答。奴才看邸抄,張佩綸在折子上說,‘所將水步兩軍,誓當与厂存亡,決不退縮。’果然如此,即使接仗小挫,亦不要緊。” “我也是這么想。胜敗兵家常事,最要緊的是能挺得住。從前曾國藩他們平亂,也常打敗仗,朝廷不能不處分,責成他們戴罪圖功,其實從來都沒有怪過他們。現在各省督撫,練兵籌餉,只要能想得出辦法來,沒有個不准的。朝廷待他們不薄,到現在應該激發天良,好好為國家爭口气。誰知道畏難取巧的多。中外大臣都是這樣。你說,怎么得了?” 慈禧太后說到后來,不免激動,聲音中充滿了悲傷失望,使得盛昱也是心潮起伏,滿腹牢騷,不可抑制,大聲答奏:“天下事往往害在一個‘私’字上頭。圣明在上,中外大臣雖不敢公然欺罔,可是私心自用的也不少。奴才想請嚴旨,只要辜恩溺職的,不論品級職位,一概從嚴處治,才能整飭紀綱,收拾人心。” “朝廷原是這么在辦。等唐炯、徐延旭解到京里,我是一定要重辦的。”慈禧太后說到這里,忽然問道:“你跟鄧承修可相熟?” “奴才跟他常有往來。” “听說這個人的性情很剛?” “鄧承修忠心耿耿,不畏權勢,他的號叫鐵香,所以有人叫他鐵漢。” “才具呢?”慈禧太后說,“我看他論洋務的折子,倒很中肯。” “鄧承修在洋務上很肯用心。” “辦洋務第一要有定見,不能听洋人擺布。”慈禧太后話題又一轉,“我現在很看重你們這一班年紀輕、有血性、肯用功的人,張之洞、張佩綸都還不錯,陳寶琛平日很肯講話,如今在曾國荃那里,好象也礙著情面,遇事敷衍似的。張蔭桓起先很好,說話做事,都极有條理,現在看他,也不過如此,這趟中法交涉,實在沒有辦法。” “這也怪不得張蔭桓。”盛昱把下面的話咽住了。 語气未完,慈禧太后當然要追問:“那得怪誰呢?” “自然要怪李鴻章。”盛昱率直陳奏:“李鴻章主和,張蔭桓听他的指使,一味遷就,養成洋人得寸進尺的驕恣之气。洋務之坏,坏在李鴻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輪船賣給旗昌洋行一案來說,李鴻章一直到朝廷查問,方始复奏,其心可誅!” 這話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這樣一個想法,凡有人攻擊李鴻章,必是心存成見。照她看來,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鴻章,雖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國強民富,買輪船、造炮台、設電線、開煤礦,都是自強之基。如果總理衙們的大臣得力,能夠不失國家的体面談成和局,當然是好事,和局談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挾,是總理大臣無能,怪不上李鴻章。 至于出賣招商局輪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蓮英說過,完全是事机緊迫,為國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覺得李蓮英有一句話說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棧,碼頭,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樣,權柄操在老佛爺手里,他有几個腦袋敢欺老佛爺?” 因此,她雖不愿公然斥責盛昱,回答的語气卻很冷漠,“李鴻章有李鴻章的難處。”她說,“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樣,咱們大清朝決不能教洋人這么欺侮。” 盛昱一听話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說什么。慈禧太后也覺得該問的話都問了,該說的話也都說了,便吩咐“跪安”,結束了召見。 回到宮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從前凡遇大事,她雖也能出以沉著鎮靜,但心里卻總丟不開。自從大病以后,接納了薛福辰的諫勸:養生以去煩憂為主,因而養成一种習慣,不召見臣工,不看奏折的時候,便能將國事擱在一邊。她覺得閒下來及時行樂,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煩劇之時,反更能應付裕如。所以越是國事棘手,她越想找點樂趣。 當然,這要找蓮英。一問不在長春宮,說是皇帝找了去問話了。 皇帝十四歲,纖瘦、蒼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樣子。跟穆宗當年一樣,未親政以前,隨侍太后,召見臣工,唯有醇王入見,因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間的禮節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許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計,雖不得与聞,但每天軍机見面,也能听到很多話,而在書房里,師傅隨時啟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還能談論得失,形成見解。 這時候找李蓮英來,就是他有一番見解要說。后天就是万壽,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為要避開七月初一“祫祭”的齋期,所以提前兩天,改六月二十六日為万壽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對李蓮英不能直呼其名,照書房里的例子,稱他為“諳達”。皇帝說道:“李諳達,我想讓你跟老佛爺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戲。” 這是為什么?李蓮英愕然相問:“是怎么啦?” “局勢不好,洋人這么欺侮咱們,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時候?” 李蓮英心想,又不知是在書房里听了那一位師傅的話,回來發書呆子气?不唱戲万万辦不到。不過這位“少爺”的話也不能駁回,得要想一番說詞,讓他自己收回他的話。 “万歲爺真正了不得!憂國憂民。老佛爺知道万歲爺說這話,不知道會多高興。” 一頂高帽子將皇帝恭維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說吧!” 他催促著,“說定了就好降旨。” “不過,万歲爺,這里頭有個斟酌。讓奴才先請問万歲爺,老佛爺万壽,該不該唱戲?” “那自然。你問這話為什么?” “自然有個道理。今年是老佛爺五十整壽不是?” “是啊!這還用你說?” “五十整壽,更該唱戲。如今局勢雖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時候万歲爺一定要盡孝心,替老佛爺熱鬧、熱鬧,是不是呢?” “當然是。” “這就是了。”李蓮英說:“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時候老佛爺想到今年万歲爺万壽,沒有唱戲,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戲。万歲爺想想,怎么個勸法?” “啊!”皇帝連連點頭,“你這話說得倒也是。明天還是唱吧!” “這才是。”李蓮英說,“老佛爺操勞國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閒。借万歲爺的好日子,唱兩天戲,哄得上人樂一樂,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點頭,“李諳達,我倒問你。照你這么說,我還得按規矩上召串老萊子?” “這得到老佛爺的万壽,才是這個規矩。”李蓮英趁机說道:“万歲爺只拿戲折子請老佛爺添兩出戲,一樣也是盡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時候,我就說。” 于是李蓮英悄悄先退。回到宮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問起,皇帝傳問何事?李蓮英知道她必不愛听皇帝不愿唱戲的話,反過來說是,皇帝所問的是太后連日煩心,該想個什么法子娛親? “倒難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亂出主意。奴才只跟万歲爺回奏:順者為孝,這句話就都在里頭了。” 接著慈禧太后問起“南府”承應万壽戲的情形。“南府”的名稱起于乾隆年間,最初是高宗喜愛昆腔,初次南巡時,就從蘇州、松江、太倉一帶帶回來一班年幼的梨園子弟,教習演唱,稱為“南府”。到了道光年間,宣宗賦性儉朴,不好戲曲,認為梨園樂部不應該稱“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親不同,頗嗜聲色,所以升平署又有興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為了示天下以勵精圖治,才將民間的梨園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監串戲。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愛皮簧,宮中不便傳“四大徽班”來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傳膳听戲,盡一日之歡。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駕崩以后,推原論始,多為宣德樓頭听王慶祺一出《白門樓》,擊節稱賞,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絕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進春冊”的秘辛,演變成絕奇的大不幸。這樣一層一層想去,歸根結蒂,害在一個“戲”字上,怕触景傷情,摒絕絲弦。事實上,穆宗和嘉順皇后的大喪“八音遏密”,宮中有兩三年不能唱戲,想听亦听不到。 從一場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絲竹陶寫,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會說掃興的規勸話,所以升平署再度振興,而且另出新樣,傳喚名伶到升平署當差,名為“內廷教習”,外面稱為“內廷供奉”。 供奉的規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戲園子唱戲,但初一、十五,佳期令節,或者慈禧太后興致來時,想听一听戲,隨傳隨到,好比唱一次最闊的堂會。自然每次都有賞,賞銀通常是二十兩。 這班“內廷教習”是上年四月間挑選的。起初大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以為一入宮內,便不再放出來,既怕妻儿暌隔,又怕所得俸祿不足以養家活口,所以都走門路,托人情,設法規避。這一來,挑進去的一批人,就不怎么出色,使得慈禧太后頗為失望,亦嘖有煩言。 這件事先不歸李蓮英辦,以后听慈禧太后抱怨得次數多了,他才親自來管。不過他做事八面玲瓏,不愿得罪人,原已在京的好腳色不能再挑了進去,因為慈禧太后會得查問:當初何以不挑?這就顯得內務府的官儿辦事不力了。 有此顧忌,他只能傳出話去:如有新到京的好角,不可遺漏。這樣陸陸續續挑了几個,也還是不大出色。不過,新近挑來的一名須生兼武生,卻很可以夸耀一番。 “跟老佛爺回話,”他拿著黃綾的戲單子說:“三天的戲,合适不合适?請老佛爺的旨意。” 這張戲單子上所刊的人,慈禧太后大多知道他們藝事的長處,至少也知道有這么一個人。看到一半,發現了一個陌生名字,不由得詫异:“這個楊月樓是誰啊?” 李蓮英要想夸耀的,正是這個人,“他是張二奎的徒弟。” 他說,“如今是三慶的掌班。” 提到張二奎,慈禧太后不由得想起同治初年的樂事,那時惇王常常辦差,每次請示傳召那些名伶,總少不得有張二奎。他的儀表甚偉,唱“王帽戲”最好,嗓子宏亮,扮相出色,又長于做工,比起程長庚的平穩得近乎古板,余三胜的時好時坏,慈禧太后總覺得听張二奎的戲最得勁。可惜沒有听得几年,就听說他已物故。因而此時听說楊月樓是張二奎的徒弟,先就有了几分好感。 “這個楊月樓,唱得怎樣?”慈禧太后問道:“你總听過?” “是!奴才听過。不然也不敢跟老佛爺保荐。不過老佛爺的眼界高,奴才說好,老佛爺未見得中听。” “他是張二奎的徒弟,想來差不到那里去。”慈禧太后又說,“這出《打金枝》,就是張二奎的好戲,他沒有几分能耐,不敢動這出戲。” “奴才可沒有赶上張二奎。”李蓮英陪笑說道,“張二奎是怎么個好法,求老佛爺給奴才說說,也讓奴才長點儿見識。” 這是看出慈禧太后的興致好,有意湊趣。果然,慈禧太后便將張二奎當年唱這出《打金枝》,如何一舉一動,純為王者气象,令人不知不覺中,屏聲息气,仿佛真如上朝一般,全神貫注的情形,描畫了一遍。李蓮英一眼不霎地傾听著,臉上是無限向往的神情,使得慈禧太后談得越發起勁了。 因此到了傳膳的時候,還是在談明天開始的万壽戲。侍膳的皇帝,是早就受了教的,等李蓮英一個眼色拋過來,便即說道:“這一陣子,難得老佛爺興致好,儿子想求老佛爺添兩出戲。” “明儿看吧!” “万歲爺的孝心。”李蓮英接口說道,“老佛爺何不就成全了万歲爺?” “也好!”慈禧太后問道,“你說楊月樓唱得好,就讓他來個雙出。” “是!”李蓮英答道:“楊月樓又叫‘楊猴子’,他是須生、武生兩門絕,猴儿戲最好。” “那就添一出《安天會》。”慈禧太后又說:“楊隆壽也是雙出,添一出《探母》。” 這是慈禧太后最喜愛的戲目之一。然而這出戲卻是“奎派”戲,李蓮英為了捧楊月樓,在万壽正日,派他演《探母》。同時他也有些討厭楊隆壽,兩下一湊,正好損此楊,益彼楊,將楊隆壽的雙出,硬給打消。派了另一名“內廷供奉”,外號“大李五”的須生李順亭,加唱一出。 到了第二天,皇帝不上書房,慈禧太后卻照常召見軍机,領班的禮王不愿耽誤她的工夫,將重要而麻煩,需要詳細陳奏取旨的政務,都壓了下來。因此,不到八點鐘,便已跪安退出。慈禧太后也不再回寢宮,直接由養心殿啟駕,出月華門,過乾清宮,經蒼震門直沖進蹈和門,駕臨宁壽宮。 宁壽宮在大內東北,整個范圍比“東六宮”全部區域還大,重修于乾隆三十六年,歷時十五年方始完工,規模完全仿照內廷的正宮正殿,皇极殿等于乾清宮,養性殿正如養心殿。這因為高宗已經決定,歸政后移居此處,太上皇燕憩之所,体制不能不崇。 從嘉慶四年太上皇駕崩以后,宁壽宮就沒有皇帝再住過,至今八十余年,雖未破敗,卻已荒涼。唯一的例外是暢音閣和閣是樓,內務府的歲修,一點不敢馬虎,所以富麗如昔。 暢音閣是一座戲台,在養性門東面,坐南朝北,對面坐北朝南的閣是樓,中設御座,是當年高宗看戲的暖閣。暢音閣的戲台极大,僅次于熱河行宮的那一座,太監稱之為“二爺”。戲台一共三層,有机關可以移動升降。构造最奇的是,台下有五口大井,為用极妙,第一是聚音;第二是藏砌末。內廷大戲,共有三种名目,按月搬演,名為“月令承應”;祥瑞征慶的吉祥戲,叫做“法宮雅奏”;而搬演神仙故事的劇目,稱為“九九大慶”。其中有一幕“地涌金蓮”,金蓮就藏在井中,用絞盤絞到台上,花瓣開處,出現大佛五尊。又有一幕更為奇觀,是搬演羅漢渡海的故事,有樣砌末是條可藏几十人的鰲魚,口中能夠噴水,自然也是井水。高宗在日,最喜愛西洋的噴泉,特延意大利籍的天主教士,在圓明園設計制造,稱為“大水法”。這條鰲魚,就是當年的遺制。 這天万壽演劇,慈禧太后的興趣在于皮簧,然而奉旨“入座听戲”的大臣,以及在內廷行走有机會在暢音閣當差的官員們,卻大多希望看看這些吉祥戲。因為一等一的名角,在外面花錢就能听到,唯有這些場面熱鬧、砌末奇巧、行頭講究的大戲,只有到得宮中,机緣湊巧,才能一飽眼福。 照定制,凡遇万壽,應該唱搬演神仙故事的“九九大慶”,無非海屋添籌,麻姑獻壽之類,論情節無足為奇,講熱鬧确是罕見。最有趣的是一本《三變福祿壽》,三層戲台,滿布神仙,最初是福居上層、祿居中層、壽居下層,一變再變,終于壽星高高在上。每變一次,笙簧齊奏,合唱北曲,魚龍曼衍,載舞載歌,台下個個眉飛色舞,只有慈禧太后不甚措意,三十年來,這些戲她看得厭了。 再有一個不甚感興趣的人,就是皇帝。他的性情跟他的堂兄穆宗相反,不喜戲文。听戲在他是一件苦事,因為侍立在慈禧太后身旁,一站就是大半天。特別是在這時候,外侮日亟,那談得到歌舞升平?所以他的目光在暢音閣,而心思卻在基隆、馬尾。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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