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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得到馬尾開戰的消息,是在七月初四。僅憑李鴻章一電,語焉不詳,情況不明,醇王非常焦灼。水師失利,固在意中,但法軍是否大舉登陸,船厂是不是守得住?倘或不守,福建省城能不能保得住?這些疑問得不到一個确實的解答,便有無從措手之苦。因此,除了密電沿海各省,見有法國兵艦進口,立即轟擊以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由總理衙門分頭詢問馬尾之戰的詳細情況。 到了初五,各方面的消息都到了,但說法不一,有的說我軍大敗,有的說先敗后胜,有的說互有胜負,有的說孤拔陣亡。當然,最應該重視的是張佩綸“自請逮治”的電報。總理衙門一接到,立刻轉送醇王,頭一起召見,便即呈上御案。 慈禧太后的臉色,在憔悴之中顯得堅毅悲憤,靜靜地看完電報,輕輕地說了句:“非決戰不可了!” “法國欺我太甚,決無坐視他們長驅直入之理。”醇王說道:“水師不敵,陸路實在是有把握的,只要福州能挺得住,一方面重用劉永福,一方面督促岑毓英、潘鼎新赶快進京,足可牽制法軍。為今之計,先要請懿旨,下一個明發,振作士气民心。以我中國之大,土地之廣,人口之眾,如果激于義憤,同仇敵愾,上下一心,決沒有不能打敗法國人的道理。” “我中國坏的就是人心不齊。不過也不能怪大家,朝廷雖早已拿定了大主意,辦事的人不知是何居心?倒象處處顯得情屈理虧,不敢跟法國決裂似的。這一來,外面當然摸不透朝廷的意思,難免遲疑退縮。”慈禧太后冷笑著說,“總理衙門的人倒是不少,一人一個主意,自己沒有定見,人家當然得寸進尺,步步逼了過來。咱們的洋務實在沒有辦好!” “這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有總理衙門以來,就沒有振過國威。”醇王的言外之意,依然在攻擊恭王,“其實,洋務如果責成李鴻章辦理,倒還省事。” “這話,眼前先不必去說它。如今既然決戰,籌兵籌餉,該有個打算。” “是!”這一層,醇王當然有過打算,“与法開仗,重在陸路,福建軍務,仍舊非起用老成宿將不可。左宗棠威望久著,福建的情形也熟,臣覺得不妨讓他到那里去督師。” “左宗棠年紀大了,身子也不好,能管用嗎?” “這無非借重左宗棠的威望,在南方坐鎮。另外當然要派人幫他,漕運總督楊昌濬是左宗棠得力的舊部,可以派他幫辦福建軍務,督勇援閩。” “當然。”慈禧太后點點頭,“要派左宗棠到福建,當然得派楊昌濬去幫他。此外,鮑超、楊岳斌都可以起用。” “是!”醇王答道,“一開戰,兵餉兩事,頭緒很多,請皇太后飭下軍机,与臣會商詳奏。” 戰守大計可以憑慈禧太后一言而決,如何戰、如何守,自然要靠醇王去籌划。親貴中,醇王一向有知兵之名,加以他很佩服左宗棠,也知道倚重李鴻章,自會向他們請教咨詢,斟酌盡善,所以她很放心,只是有句話卻不能不說。 “何璟在福建七年,炮台也修了不少,何以這么不經打?張佩綸也很能干,何以一開仗就敗成這個樣子?雖說輪船、大炮不及人家,如果謹慎小心,也不見就能讓法國人占了便宜。如今前方的情形還不十分清楚,而且也正在用人的時候,不便查辦。不過,喪師失地,不是小事,朝廷紀綱,更不能不顧。該怎么辦才合适,你們也得拿個辦法出來。” “是!”醇王答道,“大敵當前,自然以收攬民心,合力御侮為頂要緊的事。至于疆臣守土,責有攸歸,等馬尾開仗的情形,有了詳細奏報,必得要論是非、定功罪。朝廷紀綱所系,臣斷斷不敢徇私,不過眼前務必要求皇太后恩典,暫置不問。” “我原是這個意思,只要你記住了就好。”慈禧太后又說,“你下去赶緊找左宗棠商量吧!下午再遞牌子。” 醇王退出養心殿,立刻派侍衛分頭通知,到适園聚會。等他回府,奉召而至的王公大臣,已接踵而至,一共四個人:禮王、奕劻、孫毓汶、許庚身。 “左季高呢?”醇王問道,“他不來怎么行?” “左侯兩天未到軍机了。”孫毓汶答道:“我派蘇拉去請,左侯說是‘在家听參’。” “听參!”醇王詫异,“誰參他?為什么?” “延樹南上了個折子。万壽節那天,左侯沒有隨班行禮,延樹南上折糾參,奉旨:左宗棠交部議處。” “這也是小事。唉!”醇王痛心疾首地,“國事糟到如此,還講這些虛文小節?書生不懂事,真正可恨。左季高也是,何必為此小事鬧脾气,落個不識大体的批評,何必?” “這倒也不能怪左侯。”許庚身比較公正坦率,說話不象孫毓汶那樣暗含著陰損的意味,“他沒有隨班行禮,自然是失儀,但也是起跪不便之故,壯年戎馬,腰腳受損,老來不能跪拜如儀,平心而論,亦有可原。延樹南借題發揮,說他驕蹇,甚至斥之為‘蔑禮不臣’,持論未免太苛,而且也真是不識大体。王爺請想想,以左侯的功勳,說他‘蔑禮不臣’,不就說他恃功而驕,要造反了嗎?這話在雍乾年間,非同小可,就拿今天來說,若是認實了‘蔑禮不臣’這句話,也是‘大不敬’的罪名,如何處置,律有明文,請問王爺,是摘他的腦袋,還是充他的軍?就算格外加恩,也得革職,能這么辦嗎?不能這么辦,就變成紀綱失墜,所以說來說去,他這個折子,只顧自己逞快,實在是讓朝廷為難。”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說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气。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折子很難。因為……。” 因為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据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說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為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說話,我一定說。”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折子,上頭還說我措詞太偏激。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為左季高說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為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构思,提筆寫道: “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壽圣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并不隨班行禮叩拜,据實糾參一折,左宗棠著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為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借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勳勞,并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為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為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于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体,深為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后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故,并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胜,將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圖恢复。”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与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余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划,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台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与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里打听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据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醇王對于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机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胜。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盡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征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万銀子,解交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里,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赶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后。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准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交代。這天夜里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閒气,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布,通國皆知,可是并沒有激起什么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 第一個受指責的是張蔭桓。他以佐雜出身而能置身于樞要之地的總理衙門,本就為正途出身的朝官所歧視,而他本人又自恃才具,頗露鋒芒,因而与同官又不和睦。當然,最令衛道的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的是,与李鴻章互為表里,力持和局,在有些人看,向洋人求和,就是秦檜、賈似道。如果和局真能保全,也還罷了,誰知千回百折,一再委屈,結果仍招來法軍的“暗算”,馬尾一仗,師船全毀。既然如此,何必自取其辱?倘或不是求和,耽誤了辰光,趁法軍援師未東來之前,毅然決戰,則先下手為強,局面就全不相同了。 因此,張蔭桓成了眾矢之的。此外久辦洋務的周家楣、李鳳苞、馬建忠、盛宣怀,亦無不令人切齒,意想不到的是,閻敬銘亦大受其謗,因為他亦是主和的巨擘,雖然老病侵尋,請假已久,卻仍有人不放過他。 彈劾張蔭桓的人很多,有一個是內閣學士徐致靖,他中進士是抄了張之洞中解元的一篇八股文,但卻罵張蔭桓是“洋廝”之后。另外一個是山東曲阜的孔憲穀,官拜浙江道御史,指參張蔭桓私自寫信給上海道邵友濂,表示法國如索少許賠款,不妨允許為泄漏朝旨。慈禧太后听得有人提到對法賠款,就會冒火,因而令飭總理衙門“明白回奏”。 复奏說致上海道的電信,是公同商辦,并非私函。這一下使得本來就對總理大臣大半不滿的慈禧太后,越發生气,除去當時請病假及出差的閻敬銘等人以外,其余連奕劻在內,共有九個人,一起交部議處。 就在這時候,有個山東籍的御史吳峋,上折嚴劾閻敬銘,說他“執拗剛愎,怙過任性”。慈禧太后及醇王對閻敬銘都很敬重,所以吳峋反受申飭。但總理衙門其余的大臣,就沒有閻敬銘那么好的運气了,慈禧太后一下子換了六個。事由張蔭桓而起,受連累的人,自然都恨他,其中最冤枉的是翁同和的門生周德潤,在總理大臣中几乎只有他一個人是主戰的,結果也跟主和派一樣,退出總理衙門,未免出人意外。 出人意外的事還多。第一件是福州軍務的部署,左宗棠以大學士為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穆圖善和楊昌濬為幫辦軍務,何如璋內召,這都還在意中,奇的是以張佩綸接替何如璋,兼署船政大臣。 第二件是以鄧承修充當總理大臣。這位號稱“鐵漢”的言官,一向以搏擊為能,從不曾听說他懂洋務,而居然會入值總理衙門,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于是有好事的人去打听,才知道他這個總理大臣是由一個奏折上來的。這個折子中大談方略,共陳三策,他認為法國所恃者,不過越南,如果師分三路攻越,法國自救不暇,就決沒有力量再侵扰福建、台灣。這是上策。 中策是分兵而守,敵至則戰,敵退不追,雖然師老餉糜,但我軍如此,法軍亦是如此,利害相共,不算吃虧。至于顧慮道路阻隔,糧餉不繼而不敢言戰,則非但不是下策,簡直可說是“無策”。 這套話,在慈禧太后覺得非常動听,特意問到醇王。醇王已經到了六神無主的地步,慈禧太后說好,不敢駁回,亦不知道如何駁回。因而承旨派鄧承修入值總署,而且就拿他的三策,作為指授方略的根据。 不過整個局勢仍是混沌的,法國軍艦雖已退出閩江口,但動向不明。据說法國政府与孤拔的意見不一,孤拔极力主張北進,先占芝罘,再占威海衛和旅順,直接向北洋挑戰,而法國政府不愿擴大戰事,尤其不愿意使李鴻章為難。這就是朝廷對李鴻章不但沒有絲毫責備,而且繼張之洞和曾國荃真除以后,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的道理。 主和的閻敬銘不曾被參倒,主和的李鴻章恩眷益隆,而主戰的周德潤卻退出了總理衙門,這些令人迷惑的舉措,顯得慈禧太后似乎并沒有破釜沉舟的決心,而醇王似乎對開戰也沒有可以致胜的把握。 于是美國公使楊約翰,第四次出面調處中法糾紛,中國方面的交涉對象是李鴻章。 距馬尾之戰,已將匝月,福建的京官,大都接到了家信,信中都談到了馬尾之戰。 于是一百多京官在會館集議,連上兩個公呈,第一個痛擊何璟和張兆棟,第二個專為張佩綸而發,由籍隸福建長樂的翰林院編修潘炳年領銜,請都察院代呈。 軍机處自然早有消息,為了平息公憤,在八月初一先下了一道上諭: “閩浙總督何璟,在任最久,平日于防守事宜,漫無處置,臨時又未能速籌援救,著先行革職。福建巡撫張兆棟,株守省城,一籌莫展,著交部嚴加議處。 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專責,乃接仗吃緊之際,遽行回省,實屬畏葸無能。著交部嚴加議處。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統率兵船,与敵相持,于議和時屢請先發,及奉有允戰之旨,又未能力踐前言。朝廷前撥援兵,張佩綸輒以援兵敷用為詞。迨省城戒嚴,徒事張皇,毫無定見,實屬措置無方,意气用事。本應從嚴懲辦,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屬勇于任事,從寬革去三品卿銜,仍交部議處,以示薄懲。福州將軍穆圖善,駐守長門,因敵船內外夾攻,未能堵其出口,而督軍力戰,尚能轟船殺敵,功過尚足相抵。著加恩免其置議。 嗣后閩省防務,左宗棠未到以前,著責成穆圖善、楊昌濬、張佩綸和衷商辦,務臻周密。” 這道上諭是連張佩綸的原奏,一起明發的。福建京官,一看大嘩,因為張佩綸所奏報的情形,与各人家信中所說的情形,大不相符。 于是除了公呈以外,福建崇安籍的吏科給事中万培因,單銜上奏,案由是“為閩省諸臣,諱敗捏奏,濫保徇私,仰懇收回成命,并請迅派大員,馳往查辦,按照軍律,亟置重典,以伸公憤”。其中指出“七可疑”: “初三之戰,以臣所聞,何如璋有隱匿戰事之事,張佩綸有不發軍火之事,又有遣魏瀚往緩師期之事,堵在照會以前,其可疑一也。 水陸各營之師,以臣所聞,輪船惟福星等四船,死戰屬實。藝新船小逸去,伏波自鑿,揚武并未開炮,余船縱火自焚。陸軍則方勳所部潮勇先潰,而黃超群一軍,乘亂入學堂、廣儲所、机器房等處,搶掠殆盡。其可疑二也。 敵船被毀之數,以臣所聞,敵以八船入馬江,僅用三船來攻,開巨炮七,我船已相繼沉。惟福星曾擊坏其魚雷船一。 其可疑三也。 方勳、黃超群拒敵之事,以臣所聞,敵攻馬尾后,次日复擊船厂,轟坏鐵厂,煙筒半折,船槽微損,即下船出攻長門。是時,方勳不知何往?黃超群已于初三日退入后山,但竄而未潰耳!其可疑四也。 閩安、館頭等處之戰,以臣所聞,炮台各軍,聞炮即鳥獸散,敵遂上岸,用鏹水裂炮,擲火藥以燔民居。苟不上岸,炮何由裂?其可疑五也。 何如璋之回省,以臣所聞,何如璋預雇輿夫為逃計。六月初二日法人演炮,何如璋短衣大堂呼輿,眾白為空炮乃返。初三,聞炮即從后山遁,是夜奔快安,复奔南台洋行,晨始入城,以便服戴頂帽坐竹兜中,所到眾噪逐之,乃四出狂竄。 其可疑六也。 張佩綸之駐厂,以臣所聞,初三日,張佩綸徒跣走雷雨中,夜奔鼓山下院宿,以葦荐席地坐。遲明奔出后彭田鄉,遣弁向城內巨紳家假絮被,匿累日不出。初四,敵攻厂時,張佩綸方由鼓山入彭田,何守厂之有?其可疑七也。” 這“七可疑”雖然傳聞异辭,但与潘炳年領銜的公呈合看,可信之處就多了。此外,万培因也談到“洋人之論”: “臣聞洋人之論,謂法兵之闖馬江,駛入絕地,有必敗之道三,地本內港,只須以船摧船,法艦必全沉,此上策也。以四號炮船,護以夾岸陸軍,法兵盡為炮的,敵必不能上岸,此中策也。盡驅兵船以駐上流,只以本地小船,裝置火藥等物,順流蔽江而下,加以陸軍火罐火藥,夾岸拋射,法當大窘,此下策也。” 這些紙上談兵,不一定有人懂,但說張佩綸“陽主戰以排和,陰實望和而怯戰”,卻是一針見血之論。 不過參得雖然厲害,幫張佩綸講話的人也很多,這完全是二李——李鴻章和李鴻藻的關系。有人說,張佩綸屢有“先發”的建議,朝廷為保全和局,又恐誤傷他國兵船,引起意外糾紛,所以不曾允許。說起來,此人還是有才具的,人才難得,不妨責以后效。 又有人說,張佩綸到福建不久,情形不熟,布置欠周,情有可原。其中最有力的辯解,直接來自李鴻章,他說:“福建的炮台,兵輪不足以抵御法軍,本在意料之中。福建的炮台,不知如何做法,听說炮口完全向外,所以法國軍艦,可以由內而攻,這是“失勢’”。炮台不能轉動,是他的同年何璟的“七年經營”,李鴻章早就知道,故意說是“不知如何做法”,無非為了庇護張佩綸,只好“嫁禍”老同年。 他又說:“中國兵輪開辦未久,船不如人家的精堅,操練不如人家的純熟,斷難抵敵是中外盡人皆知的事。”這段話既為張佩綸卸責,亦為他自己解釋,何以必須委屈求知? 談到醇王所一直主張并希望的“誘敵登岸,設伏出奇”,他認為必須有后膛槍、后膛炮才談到此。而各省都沒有后膛槍,“后膛輕炮”亦很少,徒恃肉搏,難有把握。而置備后膛槍炮,甚費財力,北洋累年經營,勉強算有了規模。這意思是不可深責閩軍守厂不力。 以下又論南洋的戰備,說長江水寬而深,是用水師之地,吳淞、江陰等處炮台,亦堅固可用,但是“敵船雖或受炮擊損,其机器皆在水線下,仍可駛行。”接著他引用前兩年由北洋衙門翻譯印刷的一本《防海新論》,其中所敘美國南北戰爭的戰例,證明他不是欺騙沒有見過兵艦的人。 至于談到布設水雷,确為“阻河”最得力的利器,但馬江寬至十余里,甚至數十里,何能遍設。總而言之,他的意思是,馬江戰敗,不是張佩綸的責任。而就此刻來說,什么地方也不能阻止外國軍艦侵入,更不能与外國軍艦對敵。 就為了這些理由,使得慈禧太后除了黯然長歎以外,無話可說。當然,張佩綸的責任不能不追究,左宗棠就要到福建去了,正好派他就近查辦。 議和的事,倒象有轉机了。楊約翰特地由北京到天津去看李鴻章,說接到美國京城來的電令,法國已要求美國出面調停。美國的意思,中國如果肯讓步,法國亦必采取同樣的步驟,在相互讓步之中,總可以想出一個顧全彼此体面的辦法。楊約翰又表示,他是專誠為此事而到天津來的。言外之意,中國須看調人的面子。 中國如果讓步,自然多少要賠兵費,而煌煌上諭,已經剴切告誡,凡有主張賠償的,一定治罪。所以李鴻章的電文中,根本不敢提兵費二字。 總理衙門當然不敢轉奏。同時對法國求和的誠意,亦很怀疑,因為据上海、香港、福州等地來的電報,孤拔可能顧慮馬江沉船塞口,歸路斷絕,不敢在福州登陸,卻有窺取基隆的模樣,增援的船只之中,有一艘載有挖煤机器,更為意在基隆煤礦的明證。 果然,八月十三,孤拔第二次攻擊基隆。 第一次是在馬尾之戰二十天前的六月十四。孤拔率領戰艦六艘,載陸軍三千,直到基隆,分艦三艘,窺台灣四大港之一的滬尾——淡水港。 台灣的防務,共分五路,大甲溪到蘇澳為北路,由提督曹志忠領兵四千防守,最近增防,調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率領所部三營,專責防守台北府。此外又有章高元的淮軍,楊金龍的湘軍,章、楊二人亦都是提督,加上劉銘傳一共是五顆紅頂子守台北到基隆這一線。 六月十五,孤拔一面開炮轟擊,一面派兵一千登陸,曹志忠、章高元力戰卻敵,陣斬法軍中隊長一員,士兵一百多,奪獲聯隊旗兩面。法國陸軍后退登艦時,掉在水中溺死的亦不少。于是孤拔請稅務司出面,邀請劉銘傳登艦相會,劉銘傳峻然拒絕,第一次攻台之戰,不了了之。奏報到京,特發內帑三千兩犒賞。 劉銘傳幕府中有個專管海關,兼与洋人打交道的洋務委員,名叫李彤恩,人很能干,認為淡水港水道寬闊,“紅毛城”上的五尊舊炮,毫不管用,等于無險可守,因而提出塞口的主張。 駐淡水的英國領事,得到消息,提出堅決的反對,他的理由是秋茶已經上市,如果港口封塞,船只無法出入,秋茶不能出口,影響英國的商務。 李彤恩不是輕易能讓洋人嚇倒的人,當反复爭辯,不得要領時,李彤恩要求英國領事擔保,法國軍艦不會從淡水港入口。這下算是難倒了對方,照原定的計划,沉下几條船,塞住了淡水港口。 就因為這明智的一著,孤拔卷土重來,就不容易占到便宜了。 法國兵艦十一艘,由原駐馬祖澳的孤拔,親自率領,是八月十二到基隆外海的。清晨兩點鐘,法軍五百人由仙洞地方登岸,与曹志忠的重慶中營相遇,展開激戰。章高元接到報告,率領兩百多人赴援,法軍不敵,因為道路迷失,被困至日中,又死了一百多。 這時的劉銘傳,正在基隆炮台督戰。相持不下之際,諜探來報,法國兵艦五艘將到淡水。劉銘傳下令收兵,回救离台北三十里的淡水。 “省帥,”曹志忠疑惑地問:“這不就是把基隆丟掉了嗎?” “不要緊!”劉銘傳說,“我自有道理。你那里抽三百人,跟林朝棟一起守獅球岭。” 林朝棟是彰化巨族,名將之后,他的父親就是林文察,咸丰八年,捐餉助軍,授職游擊,留福建補用。以后領軍轉戰浙東各地,積功升到福建提督,同治三年在漳州陣亡,諡剛愍,在本籍及漳州建有專祠。 林朝棟以騎都尉的世職,捐了個郎中,在原籍做紳士,平日急公好義,深得地方愛戴。中法交涉破裂,戰火將起,林朝棟招募了五百人,自備兩個月的糧餉,去見劉銘傳,愿意防守一方。劉銘傳自然嘉許,立刻撥給軍械,指定基隆以南的暖暖,作為他的防區。此時又負起扼守獅球岭,嚴防基隆棄守以后的法軍南侵的重任。 當然,劉銘傳棄基隆是有道理的,第一、外海沒有兵艦,炮台又不中用,日夜受法艦炮轟,徒然挨打,兵打光了,基隆還是守不住。第二、淡水港塞口以后,法艦不能深入,炮轟的威脅可免,孤拔如果不死心,派軍登陸,則正好迎頭痛擊。第三、是因為南北洋對援台一事,或者不甚起勁,或者口中喊得起勁,并無實惠,等基隆一失,朝廷必起恐慌,嚴旨督飭,后援方始會來。這最后一層用意,孫開華等人,自然是無法了解的。 回到滬尾,重新部署防務。以孫開華專守淡水炮台,章高元和劉銘傳的侄孫劉朝枯分布沿海一帶,此外還有士勇一營計五百人,埋伏在北路山間,這一營士勇是李彤恩招募來的。劉銘傳奉旨防台,朝命准許自行募勇,增強防務,劉銘傳便委派候補道充任洋務委員的李彤恩,專司其事。 李彤恩辦事很實在,貼出布告以后,自己在招募公所坐鎮,只見應募的小伙子,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便也下手幫忙。百忙中一眼瞥見一個人,似乎面善,此人皮膚白皙,面貌清秀,而眉目之間帶著點娘娘腔。定睛細望,想起來了,是唱歌仔戲的小旦張阿火。 “阿火!”李彤恩問道:“你來干什么?” “李大人!”阿火笑道:“我來投軍。” “投軍!你開什么玩笑?”李彤恩說,“你也懂得打仗?” “打仗不要懂的。我不想做夷人,穿夷裝,自然就會跟他們拚命。” 李彤恩大為惊异,想不到演慣佳期密約,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訴不盡閨中哀怨的張阿火,能說出這么一番話來! “再跟李大人說吧,我也不是冒冒失失,鬧著好玩的。說到打仗,我是頭一回。不過,我想法國人也不會比野豬再凶吧!” “喔!我懂了,你喜歡打獵?” “是!”阿火手一指,“這些都是!” 李彤恩往外一望,只見十來個精壯少年,口嚼檳榔,嘻開一張血盆似的嘴,都望著阿火發笑。李彤恩立刻就中意了。從咸丰初年以來,招募鄉勇,都遵循曾國藩的成法,而曾國藩又師戚繼光的遺規,務取一雙泥巴腿的鄉農。此輩假以時日,可以練成一支經得起敗仗的勁旅,但誠朴有余,机變不足,訓練起來很吃力,尤其不能指望他們救急。這些獵戶,年輕力壯,又會用火器,稍用兵法部勒,便可上陣,豈不大妙? 于是李彤恩欣然問道:“這些都是你的朋友?” “是從小在一起玩的弟兄。”張阿火答道,“他們听說我要來投軍,都愿意跟我一起來玩玩。” “玩玩!”李彤恩笑了,卻又正色告誡:“這不是好玩的事。” “我也這么說。不過他們還是愿意來玩玩,大不了玩掉一條命。” “肯玩命還怕什么?”李彤恩察言觀色,對張阿火刮目相看了。市井中原有奇人,張阿火必是講義气,重然諾,為一方的俠少,因而便又問道:“阿火,你能招多少人來?” “千把人總喊得到。” “都是獵戶?” “也有打漁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生意的。” “都听你的話?” “都是我的弟兄。沒有什么事講不通的。” 他雖是不矜不伐的神態,李彤恩卻到底還不敢冒失,想了一下說:“你去招五百人來。要個個管用,這五百人就歸你統帶,我先給你請一張‘五品軍功’的獎札,等立了功,保你做官。” “官倒不要做,只要打退夷人就是了。”張阿火問,“招五百人容易,從山上下來,得有住的地方……。” “這你放心。我點了人數,馬上發號衣、發餉,自然也要撥地方給你安頓。” 張阿火欣然應諾,當天就回山。在淡水西北的竹仔山,一呼百諾,來了有七八百人,挑成五百,大多是獵戶,帶著土槍下山,直奔台北,守城的兵不敢放他們進城。張阿火倒也很講理,留他的弟兄在城外,單身去見李彤恩复命。 李彤恩細問究竟,听說都來自基隆、淡水之間的山中,這支士勇,先得地利,已為胜人一籌。等到出城親自編點,益發覺得是一支堪以大用的新銳之師,所以逐一撫慰,异常殷勤。張阿火和他的弟兄們便益發起勁了。 “阿火!”李彤恩說道:“將相本無种,男儿當自強!象你這樣子向上心切,很快就可以立功做官,你的名字要不要改一改?阿火是小名,將來報到朝廷,不大好听。” “那就請李大人給我改一個。” 李彤恩想了一下說:“改名李成好了。姓張就是張李成。” 李成之“李”是李彤恩,李成之“成”是成功,取這個名字的意思很容易明白,張阿火由于李彤恩的識拔而能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成全。總之張阿火是非常珍惜這個新得到的名字。 在李彤恩,亦覺得這是一大快事,又看到張李成約束部下,言必信,行必果,更有喜出望外之感。得意之余,喜孜孜地去報告劉銘傳。 劉銘傳正在苦惱。兵既不足,械亦不精,見到李彤恩,正好發一發牢騷。這也難怪他,駐扎台南的台灣道劉璈,是左宗棠的嫡系,而他与李鴻章的關系,盡人皆知,左李不和,勢如水火,因而劉璈對巡撫銜的長官劉銘傳,并不買帳,四十營防軍倒有三十一營擺在彰化以南,自加節制,對北面的糧餉接濟,亦是多方拖延。如今基隆已失,台北府岌岌可危,長官向部屬求援,而劉璈居然置之不理,劉銘傳如何能不气惱? “南北洋三次增援,不過六百人,連以前調到的,總計亦只一千三百人,章營只有兩百余人。怎么得了?” 當然,還有孫開華、曹志忠兩軍,不過孫曹是湘軍,而且出身霆軍,尹□河之役,鮑超与劉銘傳失和,因而霆軍与銘軍一向是死對頭。現在劉銘傳對待孫、曹二人,雖然刻意交歡,但內疚于心,總覺得格格不入,所以有意不提這兩個人。 李彤恩當然知道他的心病,實實在在是心病,孫、曹二人對于當年的嫌怨,已經淡忘,曾經在李彤恩面面有過表示,此時正好用來勸慰劉銘傳。 “省帥怎么不提孫曹兩位?”李彤恩故意這樣問說。 “老兄不是明知故問?”劉銘傳苦笑著答說,“他們兩位總算捧我的場了,我又何敢苛求?” “如何談得到苛求?大家在一起,生死以之,禍福相共,省帥如果心存芥蒂,反倒小气了。” “那里?老兄這番責備,我可不認。我是怕人家心存芥蒂。” “不!适得其反。孫曹兩位,都以為省帥原是推誠相与,但太客气了,反讓他們有見外之感。”李彤恩說,“我看省帥還是脫略虛文,該如何便如何的好。” “真的?”劉銘傳惊喜地問,“他們真的有過這樣的話?” “自然。我何敢在省帥面面瞎說?” 劉銘傳決定接納李彤恩的建議,喚一名親兵,去請孫開華、曹志忠來議事。相見攜手,特致親切,加以李彤恩從中穿針引線,极力拉攏,十几年的嫌隙,到此才真的渙然冰釋。 然后商定了誘敵之計,各自返回防區,准備迎敵。 到了八月二十清早,淡水口外的法國兵艦開炮大轟,不下數百發之多,然后法國陸戰隊八百人,在炮火硝煙掩護之下,分乘小艇,強行登陸,目的是想占領炮台。 首當其沖的是孫開華的三營,中右兩營在前,后營接應,短兵相接,各盡全力。孫開華所部吃虧的是槍械不如法軍精良,看看有抵擋不住之勢,而午潮初漲,卻又有后援的法軍,繼續涌到。 于是埋伏在后山的張李成一營出動了。五百人分成兩隊,第一隊兩百五十人,打扮象是野人,散發赤身,口噴大嚼檳榔而生的紅沫,到達炮台前面臨水的斜坡上,一字排開,臥倒在長可及胚的野草中,右足屈起,左足跟擱在右膝蓋上,楂開腳趾,槍管就擱在當中,靜靜等待。 后援的法軍,乘潮上坡,端著槍直往上沖。張李成屏息以待,看看距离夠了,朝天放了一槍,這是“號炮”,二百五十支槍應聲而發,法軍立刻就倒了几十。未倒的不知彈從何發?相顧錯愕之間,草叢間又來了一排槍,打死了好几十。 這一下,法軍不能不后退了。然而還有伏兵,張李成的另外一隊,兩翼包抄,直逼面前。法軍搶艇退去,其時正當落潮,小艇膠著在沙灘上的很多,退走不及,又死了好些。 孫開華的部下,見此光景,士气大振,奮勇肉搏,沖動了法軍的陣腳。孫開華身先士卒,陣斬法國軍官一名,奪旗踏陣,終于將法國兵驅出淡水口外。 在口外,有日本海軍大佐東鄉平八郎率領兵艦在觀戰,在山上,有英國商民用望遠鏡在了望。這一仗打得不坏,法軍傷亡慘重,還被俘了十四人,英國人大為喝采。 但是十四名戰俘為孫開華下令梟首,亦為英國商民所親眼目睹,認為中國軍隊違反万國公法,提出抗議。劉銘傳當然置之不理,飛章奏捷,盛道孫開華的戰功,請求破格獎賞。 提到張李成,只有一句話:“領隊襲之”,但保獎卻不沒其功:“五品軍功張李成,擬請以守備盡先補用,并賞戴花翎,并加都司銜”。 十二天以后,孤拔布告封港,北起蘇澳,南至鵝鑾鼻,一共三百三十九海里,禁止所有船只出入。航行限在距岸五海里以外。 這一來,商貨斷絕,文報不通,台灣日用所需,除茶米以外,無一不缺。當然,各國的商務亦大受影響,尤其是英商的貿易停頓,損失最重。 朝廷得報,大為焦急,但亦只有以嚴旨命令南北洋選派鐵甲快船,多帶兵勇器械,星夜馳援。而南北洋一共只有五分厚的鐵甲船五只,何敢闖關?就算敢闖,這些小船上也載不了多少兵。所以李鴻章決定趁此机會,逼一逼朝廷,回心轉意,重新談和。只是不敢明言,只用“另設他法,解此危困”之類的話,旁敲側擊。 因此,劉銘傳由廈門轉發的電報,到達北洋,轉給總理衙門時,李鴻章往往加以增刪,張大其詞。台灣海口不過封鎖了兩天,他就這樣電報: “頃劉提督初三由廈門轉電,初二日法又到船六只,在台北者不下二十只。上月二十八日,法四船扰台南、澎湖,存亡無信,富紳多舉家逃走,士勇已募五千余,無器械不受約束,不能御敵,徒索餉鬧事。土匪四起,疫癘不止,日有死亡,能戰者不足三千人。敵勢甚大,日內必有惡戰,如十日外無電到,北不保。傳同將士惟拚命死守,保一日是一日,現在洋火藥已缺,食鹽無來,百姓扰亂,餉路亦阻,台局不堪設想,可為痛哭,請轉電總署。” 李鴻章轉發了這個電報,自道亦為“痛哭流涕”。其實電文中他加上了許多顯而易見的假話,既然法國封鎖,“富紳多舉家逃走”又往那里去逃?劉銘傳自己說過,在官紳中“有可用者,無不廣致禮羅”,所以除林朝棟自成一軍,扼守獅球岭以外,台北板橋的林維源捐餉二十万兩;新竹紳士林汝梅招募練勇二百人,自籌兩個月的糧餉,協守海口;基隆与台北接壤之處,由武舉人王廷理、周玉謙捐款募勇三百人,据險防堵。此外量力捐助兵餉的也很多,絕少舉家逃走的情形,就是逃,亦不過由前線逃到后方,由法國所占据的基隆逃到台北。 當然,希望談和的,不止于李鴻章,在台灣有貿易利害關系的各國,亦希望中法罷兵議和。特別是英國,因為台茶不能出口,約會駐英公使曾紀澤,打算出面調解。 英國調處的條款,一共四件,主要的是要求中國履行天津條約,勸請法國不索賠償,撤出台灣海口。這些條款,對中國可算有利,但是醇王跟總理大臣都不敢答應。結果提出對案八條,要修改天津條約;要在鎮南關外設官;要法國不用保護越南的名義;要法軍退出基隆,……最后一條是:“中國不索賠款,如法有不允之條,應先賠償中國損失。” 這是南轅北轍,自然談不攏。同時法國又向作調人的英國提出條件:中國完全履行天津條約,法軍占据台北,直到中國允賠兵費,方始退出。這當然更談不攏了。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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