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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回到北洋公所，已有盈門的訪客。以前李鴻章督直時，每次進京寄寓賢良寺，亦有這樣的盛況，所不同的是訪客的身分。李鴻章自同治十三年文華殿大學士去世，接替了他的殿閣，即為內閣首輔，而且既是中興勳臣，又是翰苑前輩，所以紅頂花翎的賓客，無足為奇。
　　這一層上頭，是袁世凱無論如何比不上的。他的訪客，不是京堂，便是道員，尚書侍郎大致都是前輩，听說他來了，充其量派名听差持名刺致意而已，翰苑中人，更是絕無僅有。較之李鴻章當年，相形遜色，自不待言。不過，這也有好處，那些來訪的京堂、道員，大致不是謀差，便是托事，可以不見，見了亦只是三五句話，便可打發。
　　但有位訪客，卻是不能不見，而且一見便有談不完的話，那就是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內務府大臣的那桐。
　　“听說一到就叫起。”那桐笑著恭維：“四哥的帘眷，可真是越來越隆了。”
　　“得，得！琴軒！”袁世凱撇著京腔說：“你可別給我念喜歌儿了！一到就叫起，可不是好事。”
　　“談了些什么？”
　　“談張季直給我的一封信……。”
　　听不到几句，那桐的臉上，笑容盡斂，袁世凱本就疑心其中有文章，見此光景，越覺所疑不虛，因而亦就纖細不遺地，將慈禧太后問及此事的經過，都說給他听。
　　“必是瞿子玖給你下了藥了！”那桐用低沉的聲音說：“四哥，你可得留點儿神，有兩件事，很有人在議論。”
　　“那兩件？”
　　“一文一武！文的是你跟張香濤主張廢科舉，張香濤的火候夠了，別人不敢拿他怎么樣。你可犯不著得罪王夔老、瞿子玖他們。”
　　“原來瞿子玖也是主張維持科舉的？”
　　“當然羅！不然那里來那么多門生、小門生？”“啊，啊！原來如此！”袁世凱恍然有悟，接著又問：“一武呢？說我練兵太多？”
　　“對了！練兵就要費餉，自然有人不高興，有個說法很可怕，說是內輕外重，尾大不掉！”
　　袁世凱矍然而惊，“這是瞿子玖的說法？”他問。
　　“你不用問是誰的說法！反正上頭能听得到。”那桐又說：“瞿子玖上次雖碰了個大釘子，帘眷未衰，所以毫無怯意，仍舊跟岑三很近，几乎每半個月就有信件往來。”
　　袁世凱只點點頭說：“琴軒，你是知道我的，忝在北洋，我的責任很重。如今別的不必說，只說日俄開戰這件事好了！”
　　袁世凱頓一下，繼續說：“兩幫混混，在人家家里打得一塌糊涂，作主人的倒說‘嚴守中立’，這不是笑掉人大牙的話嗎？為了所謂‘守中立’，我不知道費了多少事，為的是希望日本胜了，東三省還有物歸原主的希望，倘或俄國胜了，咱們就撤到山海關也還不知道守得住守不住。那時候練兵就不止一鎮、兩鎮了！”
　　“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別人不知道。練兵要籌餉，四哥，”
　　那桐規勸著，“你也別太自討苦吃。”
　　“我何嘗愿意自討苦吃？時勢所逼，只有盡力而為，兵我是得練。”
　　“餉呢？”那桐說道：“你可不比李文忠那個時候。”
　　“有土斯有財的道理是這樣的。”袁世凱說：“如果兩江、兩廣在咱們自己手里，我怕什么？”
　　“兩廣？”那桐吐一吐舌頭，“你不怕岑三跟你拚命？”
　　“別人怕岑三，我不怕他。”
　　“啊！”那桐突然說道：“我想起來了，我給你做個媒如何？”
　　“給我做媒？”袁世凱愕然。
　　“你看我，”那桐失笑了。“說話都說不利落了。我給府上做個媒，一個是人家看中了你的一位少君，一個是我听人說起，似乎門也當，戶也對！”
　　“是那兩家高門？”
　　“先說看中五世兄的，不是外人，是陶齋。”那桐問道：
　　“莫非他沒有在你面前提過？”
　　“原來是陶齋。”袁世凱得意地笑道：“他的眼力真不坏！”
　　原來袁世凱這時已有五位夫人，六個儿子了。長子克定，字云台，是元配于夫人所出。次子克文，三子克良同母，就是袁世凱的三位“高麗太太”中的第二位金氏，在姨太太中是第三位。另外兩位“高麗太太”，一姓白，生子克權，排行第五；一姓李，生子克瑞，排行第四。大姨太沈氏無出，五姨太楊氏生子克桓，排行第六。
　　袁家“克”字排行的這六位兄弟之中，資質最好的是老二克文与老五克權。克文字豹岑，這年才十五歲，聰明絕頂，但与他的長兄相反，不喜經濟實用之學，而講究詞章，喜歡金石，旁及音律，凡是所謂“雜學”，無不涉獵，已頗有些名士派頭了。
　　克權字規庵，年方十歲，已通平仄，能夠做詩了。讀書不但敏慧，而且中規中矩，頗為袁世凱所鐘愛。袁家的賓客，凡曾見過克權的無不譽為跨灶之子，端方尤其贊賞，所以托那桐來做媒，說來絕非意外。
　　“怎么樣呢？”那桐問道：“能賞我做媒的一個面子不？”“言重，言重！”袁世凱答說：“以我跟陶齋的交情，不是老哥所命，我還能有什么話說？只不知道是陶齋的那一位小姐？”
　　“當然是最小的那個。”那桐答說：“長得很俊，家教也好。”
　　“那更沒話說了。”袁世凱又問：“還有一家呢？”
　　“是張安圃。”那桐說：“安圃多子，最小行十二，名叫元亮的那一個，頭角崢嶸，跟你家大小姐年歲相當，你看如何？”
　　那桐所說的張安圃，就是現任廣東巡撫張人駿。張人駿的叔叔張佩綸，很看不起袁世凱，但張人駿跟他的關系不同，袁世凱當山東巡撫時，張人駿是他的藩司。張元亮他也見過，只是年歲方幼，已不大記得起了。
　　“琴軒，”袁世凱對這頭親事，覺得需要考慮，便找個借口，“儿子的親事，我可作主，嫁女儿就不同了。請讓我跟內人、小妾商量了再說！”
　　“當然，當然！”那桐連連點頭，“我改天來听信儿。”
　　袁家眷屬都在天津，那桐總以為袁世凱要等回去以后，跟于夫人以及他的長女伯禎的生母二姨太太商量停當，才有回音。那知不然，第二天便有了消息。
　　原來袁世凱這天晚上，通前徹后想了一遍，忽有省悟，正途出身的大老，有大門生、小門生為之羽翼，一旦入閣拜相，勢力已遍布京里京外，根深蒂固，不易摧折。從前左宗棠斗不過李鴻章，李鴻章又斗不過翁同龢，道理都在這上頭。自來宦途中最重師門之恩、同門之誼，說是尊師重道，無非門生話，究其實際，無非富貴相共，休戚相關，門生捧老師，老師提拔門生而已。
　　論到這一層關系，自己決不能跟瞿鴻璣相比，不過別人有門生，自己有儿女，儿女親家之親密，決不下于師生。他在想，長子克定已經成婚，娶的是吳大澂的女儿；次子克文亦已定親，定的是籍隸安徽貴池，當過駐英公使，廣東巡撫劉瑞芬的孫女儿。這兩家都是高門，但親家与親翁，皆已下世，無足為助。如今与端方、張人駿結成親家，彼此呼應，緩急可恃。尤其是張人駿在廣東，力雖不足以箝制岑春渲，至少可以使他稍存顧忌，若有机會扳倒岑三，張人駿順理成章地升任總督，那一來自己的勢力就非瞿鴻璣所可輕侮了。
　　既已作了決定，便無須再費周折，袁世凱直截了當地告訴了那桐，愿以長女許配張家。為了照顧自己所說過的話，他附帶說明，已經用電報征得于夫人及二姨太的同意。
　　這對做媒的那桐來說，面子十足，當然也很高興，特設盛宴款待袁世凱，但設席不在他的頗饒花木之胜的金魚胡同住宅，而是借慶王府的花廳，這是為了遷就奕劻這位特等陪客。因為照規制，親王、郡王是不赴大臣家的宴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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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罷茶敘，恰好外務部送來一通急電，說守旅順的俄軍，終于投降了。從遼陽大戰結束，日本對旅順發動了三次總攻擊，都是勞而無功，到了十月二十，續調援軍，發動第四次總攻擊，經過九天的血戰，以一万七千人的前赴后繼，不死即傷，畢竟突破困境，攻占了軍事地圖上稱為“二○三高地”的老虎溝。經過整頓部署，將旅順東、北兩面的要地東雞冠山、二龍山、松樹山逐步占領，旅順的俄軍司令斯圖塞爾知道無法再守了，樹白旗投降，將校八百七十多，士兵兩万三千五百人，皆成俘虜。
　　日軍的捷報，等于袁世凱押中了一寶，彼此慶幸之余，正好以此為話題，談東三省的未來。袁世凱認為日軍必胜，已成定局，雖然俄國決定以波羅的海的艦只，編為第三艦隊，東來參戰，但很難扭轉戰局。俄國同盟，波折甚多，旅順一失，德國必然見机而作，更難成盟。看樣子只要有大國如英、美出來調停，日俄很快地就會談和。
　　“能收回東三省，太后一定會很高興。”奕劻很興奮地說：“李少荃惹出來的大禍，從我們手里把它料理清楚，這件事做得很對得起列祖列宗了。”
　　“是！”袁世凱說：“王爺在日本公使那里，還得多下點工夫。”
　　“當然，當然！”奕劻連連點頭，“我不會放松的。”
　　“設行省之議，不妨及早籌划。”那桐接口問道：“不知道上頭跟王爺提過沒有？”
　　“提過一次。”奕劻說：“上頭似乎還是看中了趙次珊。”
　　那桐与袁世凱對看了一眼，都不作聲。袁世凱跟那桐隱約談過，如果東三省設行省，一總督三巡撫，最好都能派“自己人”去。如今奕劻所說，似乎一時還無從措手，只好看以后情勢再作道理。
　　“此事還早，倒是有件事，兩位不妨參贊一番。”說著，奕劻從抽斗中取出一份抄件，順手交給了袁世凱。
　　這個抄件是兩通奏折。一是署理兩江總督端方代奏修撰張謇的條陳，建議在徐州設行省。另一個是監察御史周樹模所奏，建議裁撤漕運總督一缺，說到理由，條條是道。
　　漕運總督管理漕糧由運河北運的一切事務。漕船有幫，稱為“漕幫”，由明朝的“衛所”演變而來。至今還保留著沿運河的直隸、山東、江南、江西、浙江、湖廣諸衛所，每一個衛所之下，又分多少衛、多少所、多少幫。管事的首腦，在衛稱為“掌印守備”，在所、在幫稱為“領運千總”。
　　明朝的衛所，本是一种兵農合一的制度，計口授田隸屬衛所，平時為農，有事當兵，稱為“屯戶”。到清朝利用衛所運輸漕糧，屯戶只管弄舟，不管打仗，本已大失原意，自從洪楊以后，一方面運河淤塞，不通全漕，一方面海運勃興，轉輸便利，南漕一半折銀繳納，一半由海道北上，運河上漕船連檣千里的盛況，再不可見。所以各省的衛所，一律裁撤，屯戶亦与一般百姓，毫無分別。
　　這一來，各省的糧道，也就次第裁減，漕運總督無官可轄，無船可管，不僅有名無實，簡直成了個贅疣，是故裁去漕督一缺，早就有人主張，只是周樹模形諸奏牘而已。
　　至于張謇的條陳，著眼不在裁漕督，而在設行省。他作了一篇文章，名為《徐州應建行省議》，以為當年劉邦崛起，与項羽爭天下的這一片千里無垠，莽蕩平原，一方面“控淮海之襟喉，兼戰守之形便，殖原陸之物產，富士馬之資材”，可以自成局面；一方面“俗儉民僿，強而無教，犯法殺人，盜劫亡命，梟桀之徒，前駢死而后鐘起者，大都以徐為稱首。”久為朝廷的隱患，而“將欲因時制宜，變散地為要害，莫如建徐州為行省。”
　　這個“省”的轄區，張謇有明确的指陳，以徐州為眾星之月，東到海州，西至商邱，南起泗州，北迄沂水，包括蘇、皖、魯、豫四省交會之區的四十五州縣。此省新建，張謇以為有“二便四要”。所謂“二便”實際上只有一便，即漕督可裁，由“徐州巡撫”兼理裁撤漕督以后所留下的“未盡事宜”。
　　另外“一便”，是練兵容易。因為這個地區的民風，“朴嗇勁悍”，照張謇的估計，招募一万人，練步隊六千、馬隊四千，如果訓練得法，只要三年的工夫，這一万人便有足夠的防御力量。這在魚米之鄉的江南是不可能的事。
　　所謂“四要”是“訓農、勤工、通商”，地方富庶了，自然百廢俱舉，但“農工商兵皆資學問”，所以“興學”為要中之尤要。
　　“這個條陳，看起來很動人，可惜，紙上談兵，不容易做得到。”袁世凱將兩個抄件轉交那桐，淡淡的說：“我跟季直相處甚久，很知道他的為人，如果他入南皮幕府，賓主一定相得。”
　　這是隱隱譏刺張謇不免書生之見。奕劻點點頭說：“我亦是這么想。不過，張季直以狀元居鄉，過去劉峴庄很看重他，听說他在南邊很有號召力，大家就覺得他的條陳，不能不用，而要用又實在很難。軍机處把原件轉到政務處，為的集思可以廣益。慰庭，你是奉旨參与政務處的，不妨切切實實說一個意見，我好跟大家去斟酌。”
　　袁世凱對張謇的這個條陳，實在不感興趣，主要的是覺得徐州設省這件事，根本就是空談。不談“四要”之難，只說划定轄區，牽涉到四省，便不知有几許分歧的意見。
　　不過，朝廷有大政，每先咨詢北洋，他已恢复了當年李鴻章所擁有的地位与權勢，倘或緘默不言，無异自貶自削，因而想一想說：“漕督可裁是不易之論，江淮遼闊，江宁藩司照應不到，亦是實情。我以為不妨就此兩點去斟酌折中，期于允當。至于分割四省四十多州縣，合為一省，疆界的變更最容易發生糾紛，這在承平時期，尚且要慎重，何況當今之世。”
　　“對！一動不如一靜！”奕劻很起勁的說：“我的宗旨定了。”
　　袁世凱頗為欣慰。但不是他的主張得以實現，而是奕劻的唯言是听。不過口中還得謙虛一番。“我亦是想到就說，話不一定對。”他說：“請王爺再多听听別人的意見。”
　　“不必多听，多听反而莫衷一是。慰庭，”奕劻突然轉換話題：“我再跟你商量一件事。西苑跟頤和園的工程，陸陸續續在增添，錢總不夠。你能不能在北洋那一筆經費中，挪撥几十万銀子？”
　　這個要求在袁世凱并不感到意外，他經常想到，宮中可能會有需索，所以對那一處有余款可以動用，亦經常有留意。
　　此時想了一下，從容的問道：“大概要多少？”
　　“至少要湊個三十万銀子。”
　　“我撥五十万好了！”
　　奕劻喜出望外，“慰庭，”他問：“你是從那里撥？”
　　“鐵路的盈余。”袁世凱說：“造關外通關內的鐵路，借的是英國的款子……。”
　　這筆英國借款，由胡襢芬經手，匯丰銀行承借，總計三百三十万鎊。合同中訂明，“關內各路產業，并全路腳价進款，應盡先作為借款之保”，“各路收款進款，應存天津匯丰銀行，所有經理修路應用各費，均由各局進款項下開支。俟有剩余，備還此款之用。”因此，路局的任何收入皆須無息存放五津匯丰銀行，至今除按約分期付息拔本之外，尚積存一百八十多万兩銀子。袁世凱几次派人交涉要提用，匯丰銀行借口合同限制，不肯通融。
　　“既然不肯通融，慰庭，你怎么又說能提五十万？”
　　“要想法子，非讓匯丰銀行就范不可。”袁世凱說：“只要上諭准我提，我一定提得出來。”
　　“上諭豈有不准之理？”奕劻提起匯丰銀行，便覺有气，狠狠地說：“應該全數提出來才好！”
　　“那是決計辦不到的事。”那桐笑道：“匯丰銀行不講理，王爺又不是不知道。”
　　皮里陽秋，話外有話，只為彼此關系太深了，那桐這近乎開玩笑的話，奕劻自然不會計較，付之苦笑而已。
　　“王爺，”袁世凱問道：“還有什么吩咐沒有？”
　　“一時想不起，明后天再談吧！”
　　“本意想多住几天，”袁世凱說：“日本攻下了旅順，恐怕東三省的局勢會急轉直下，我想明天一早就遞牌子，請了訓，馬上赶回天津去。”
　　“啊！”奕劻被提醒了，“倒不是要緊的。你明天就回去吧！
　　那筆款子，請你馬上辦。”
　　“是！上諭亦請王爺赶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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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年下了。徐州設省這件事，必須在年內辦出一個結果，因為分划疆土，改變建制，正好趁改歲之初，除舊布新，自成段落，辦理一切改隸移交的手續，以光緒三十年年底為准，界限分明，可以省好多事。
　　就是為了省事，不但王文韶、鹿傳霖与新補不久的軍机大臣榮慶，听從奕劻的意見，瞿鴻璣亦覺得改漕督為巡撫，不失為綜核名實，順理成章的事。于是援引史實，親自擬了一個奏片，駁張謇之議。
　　張謇特重徐州，所以要駁他就得講個徐州并不重要的道理。“徐州在江蘇，地居最北，若于平地創建軍府，既多繁費，所分割江蘇、安徽、山東、河南四十余州縣，亦涉紛更。今昔形勢，遷變無常，漢末迄唐，淮徐代為重鎮；宋及金元之際，徐已降為散州。至明以來，則重淮安，歷為前代漕督及國初廬鳳巡撫，后改漕督駐扎之地。及江南河道總督裁撤，漕督移駐淮城迤西之清河縣，實為綰轂水陸之沖，北連徐海，南控淮陽，地既适中，勢尤扼要。”
　　接下來是論漕督原有管理地方之責：“伏查前明初設漕運總督，即兼巡撫地方。國朝順治六年，裁廬鳳巡撫改漕運總督，仍兼巡撫事。漕督之兼巡撫，原為控制得宜，現漕務雖已改章，地方實關重要，与其仍留漕督，徒攤虛名，不如徑設巡撫，有裨實用。”
　　理由說明，奏陳辦法：“臣等共同商酌，擬將漕運總督一缺，即行裁撤，改為巡撫，仍駐清江，照江辦巡撫之例，名為江淮巡撫，与江蘇巡撫分治，仍歸兩江總督兼轄。一切廉俸餉項，衙署標營，均仍其舊，但改漕標副將為撫標副將，以符定章。”
　　定了江淮巡撫屬下的官制，再定江淮巡撫的轄區。這比定官制更容易，原封不動地轉一轉手就可以了。
　　因勢利便，亦由江蘇的建制与他省不同。他省都是一省一藩司，唯獨江蘇有兩個，一名江蘇藩司，隨江蘇巡撫駐蘇州，一名江宁藩司，隨兩江總督駐江宁。江蘇藩司管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及太倉直隸州、海門直隸廳。江宁藩司亦管四府，江宁、淮安、徐州、揚州，另轄兩個直隸州，南通、海州。涇渭分明，久如划疆而治。如今在長江以北設巡撫，与蘇松常鎮的關系淺，而与江淮徐揚的關系深，所以，“應將江宁布政使及所轄之四府二州，全歸管理。巡撫所駐，即為省會。江宁布政使應隨總督仍駐江宁，總督在江南，巡撫在江北，既無同城逼處之疑；江宁六府前隸蘇撫者，即改隸淮撫，亦無增多文牘之扰。”
　　寫到這里，瞿鴻璣自覺這番更張，解消了一個棘手的難題，得意之余，奮筆直書：“不必添移一官，加籌一餉，而行省已建，職掌更新，建置合宜，名實相符。”他這樣自夸，同官亦紛紛表示贊許，于是在封印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明文頒發上諭，如奏施行，并規定新建行省，由兩江總督兼轄。
　　消息一傳，江蘇的京官奔走相告，嘩然惶然，新年團拜，無不以此為話題，大致憤慨，決定上疏力爭。其時江蘇京官名位最高的是兩個狀元，一個是同治元年壬戌狀元，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徐郙，嘉定人；一個是同治十三年狀元，都察院左都御史、南書房行走陸潤庠，蘇州人。徐郙年紀大了，不愿多事，便由陸潤庠領銜出奏。
　　江蘇人，尤其江南的江蘇人，最不滿的是將江蘇無端分隔為兩省。譬如前堂后軒一座成格局的住宅，忽而為人封閉中門，割去了一半，門面依舊，堂奧已淺，自然不能甘心。不過，這層理由，列為有“關系者三”。第一有關系是“江淮、江蘇，若合為一省，則名實不符。昔有控扼兩省設為重鎮者，如國初偏沅巡之例，至一省兩撫，向無所有。現在湖北、云南本有之巡撫，甫經議裁，而江南一省忽然添缺，未免政令分歧。”
　　其次，“蘇淮若分兩省，則要政首在定界。自古經划疆里，必因山川阨塞，以資控制，設險守國，蓋在無事之時，溯自蘇皖分省，亦非复舊時形胜，而蘇省跨江，尚有徐淮得力，据上游之勢。今划江而治，江蘇僅存四府一州，地勢全失，几不能自存一省，較唐之江南道，統州四十二，宋之江南路，統州十四，亦复懸殊。”
　　“惟南宋浙西一路，僅有三府四州，此偏安苟且之圖，非盛朝所宜取法。至巡撫藩司，專管地方之事，例駐省城，今設省清江，舍臨江扼要之名城，就濱河一隅之小邑，似亦未甚得勢。”
　　接下來的“其有關系者三”，其實是最有關系的一個理由，即為省分的大小，省大不在幅員，而在戶口，戶口繁密，稅賦旺盛，地小亦為大省，倘或地廣人稀，幅員雖廣何益？但戶口繁密，總亦須有地可養，過于局促，施展不開，亦不能其為四方觀瞻的大省。江蘇之不宜，亦不應分割，由此處著眼，自然振振有詞。
　　這段文章，先由規制講起，論省分之大小：“國朝經制，分省三等，蓋因戶口之多寡，亦視幅員之廣狹。各行省中，惟山西、貴州兩小省，幅員最狹。今蘇淮分省，江淮地勢較寬，僅及中省，江蘇則廣輪不足五百里，較山西、貴州，殆尤褊小，勢不能再稱大省。”
　　江蘇不成其為大省，后果如何？簡單明了地說：“若改為小省，則一切經制，俱需更改，而籌餉攤款，尤多窒礙。”所謂“一切經制，俱需更改”，首先是吏部簽分候補人員，江蘇便容納不了那么多！而最厲害的是：“籌餉攤款，尤多窒礙”這八個字，因為朝廷若有征斂，不管是額內正用如練兵經費等款項的籌措，或者臨時需要集資，如慈禧太后万壽，舉行慶典，各省被責成必須依限繳納的“攤款”，江蘇總是高居首位，即以江蘇膏腴之區，而又為大省，怎么樣也推托不了。如果江蘇改為小省，則前面已經說過，“因戶口之多寡，亦視幅員之廣狹”，雖為膏腴之區，無奈幅員太狹，盡可据理力爭。
　　其“有關系者四”，說來亦是气足神定：“漕運總督所委漕務人員，皆系地方官吏，又有屯政軍政与地方相附麗。定例兼管巡撫事者，所以重其事權，初不責以吏治。”這是隱然駁斥漕運總督兼有巡撫職責之說，以下便正面談到，江宁藩司，力足以顧江北。“淮徐之去江宁，遠者僅數百里，不為鞭長莫及。而三府二州之地，特設兩道一鎮，固已控扼要區，布置周密。其地方要政，向由藩司秉承總督，以為治理，歷久相沿，未聞有所荒脞。今之改設，似出無名。”
　　“無名”猶在其次，難在執掌權限，有所沖突。“若江宁辦事，悉仍舊貫，則江淮巡撫，虛懸孤寄，徒多文移稟報之煩，無裨吏治軍政之要。”
　　行文到此，下面這段結論，自然擲地有聲：“江蘇跨江立省，定制已久。疆宇宴安，官吏無闕。朝廷本無分省之意，江督亦無廢事之虞。顧以裁漕督而添巡撫，而設巡撫而議添行省；辦法既超乎倒置，定章必歸于遷就。”
　　以下引用同治三年御史陳廷經條陳“變通疆輿”，曾國藩駁倒此舉有兩句警語：“疆吏苟賢，則雖跨江淮，而無損乎軍事吏事之興。疆吏苟不賢，則雖划江分治，而無補于軍事吏事之廢。”
　　其時江南初定，一切庶政頗多興革，大致地方督撫自己認為可行，往往先付諸施行，然后奏報朝廷，皇帝批個“知道了”，或者“該部知道”，便成定案。
　　但如陳廷經此奏，是少數慎重處理的大政之一，奉旨先交兩江總督曾國藩等，“酌度形勢，妥籌具奏”。
　　曾國藩主稿的复奏，亦是十分經意之作，引据古今，斟酌至當，才得出一個“此等大政，似不必輕改成憲的結論。”
　　陸潤庠領銜的這個折子，特為引述這段往事，恭維當時君臣：“仰見廊廟之虛怀，老臣之深識”，認為前事不遠，可備稽參。
　　結論是要求重議。政務處奏定的會議章程，共計七條，第二條規定：“查內政之關系者，如官制裁改，新設行省等類，由各衙門請旨會議，或特降諭旨舉行。”与此正相符合，所以奏折上很委婉的說：“立法期于必行，更制亦求盡善。可否援照新章，恭請飭下廷臣會議，并飭下沿江督撫一体与議，复奏請旨遵行，俾見朝廷有博采群言之美，無輕改成憲之疑。臣等籍隸該省，情形稍悉，不敢有所見而不言，謹繕折具陳，不胜待命惶悚之至。”
　　奏折一遞，當然發交軍机。奕劻事先雖有所聞，只當江蘇京官是因為無端失地而不滿，可以用一頂大帽子把他們壓了下去，及至細看原折，頭頭是道，不由得愣住了。
　　其余的軍机大臣，傳觀了這個折子，亦都面無表情，唯有瞿鴻璣，不便裝聾作啞，想一想，大聲說道：“江淮設省，原是為了漕督已裁，地方不可無大員主持，事非得已，江蘇京官應該体諒朝廷的難處。如今明詔已發，通國皆知，何況漕督亦已改授為淮撫，朝廷莫非還能收回成命？”
　　“只有暫時壓一壓再作處理。不過，”奕劻問道：“上頭問起來，該有話交代。”
　　“上頭問起，我有話答奏，只要江蘇京官不鬧，慢慢儿可以想法子。”
　　“子玖，”奕劻問：“請你告訴我，這個法子怎么想？”
　　“無非顧全朝廷的威信，慢慢儿想法子補救。”
　　“好！”奕劻想得了一個辦法，“你我分任其事，上頭問道，請你擔當，江蘇京官，我去想法子安撫，請他們別鬧。”
　　“是了，我听王爺的吩咐。”
　　于是帶著原折進見，慈禧太后第一件事就是問這一案。
　　“他們的話，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她說：“當初是辦得太草率了一點。”
　　“是！”奕劻回頭望了一下。
　　“原折自然言之成理，不過有些話是避而不談。江淮一帶，南北要沖，民風強悍，從前是出捻子的地方。漕督、河督兩標兵，加上淮揚鎮總兵的各營，亦不見得能應付得了，如今漕督一裁，漕標移撤，江淮之間，伏莽四起，將成大患，所以不能不設巡撫鎮守。至于江蘇雖分割為兩省，就兩江總督而言，仍是整体，一切錢糧征派，應該不受影響。地猶是也，民猶是也，倘以省分大小為借口，對征派故意推諉規避，其心就不可問了！”
　　這番振振有詞的話，慈禧太后覺得亦很不錯，便即問道：“且不說誰對誰錯，江蘇京官既然有這么一個奏折，總得處置才是！”
　　“是！”瞿鴻璣答說：“原折亦只是奏請會議商酌，并飭沿江督撫一体与議，本來亦是件從長計議，一時急不得的事！”
　　“好吧，你們先商量著看。”
　　一件大事，就這么輕描淡寫地讓瞿鴻璣暫且敷衍過去了。
　　接下來便是奕劻去安撫江蘇京官了。
　　他是采取的擒賊擒王的辦法，傳個帖子專請陸潤庠吃飯，不提正事。飯罷又看奕劻的收藏，到得起更時分，陸潤庠起身告辭，奕劻方始問道：“鳳石，我想起件事，你們遞那個折子，是怎么打算著來的？”
　　“王爺明鑒，茲事体大，總期斟酌至善，庶無遺憾。”
　　“誠然，誠然！不過，鳳石，我要請教，如果你我易地而處，我該怎么處置？”
　　這句話將陸潤庠問住了，想一想答說：“似乎不能不召集會議。”
　　“召集會議的上諭怎么說？要皇上認錯，收回成命？”
　　這一問不難回答！“召集會議就是。不一定要見上諭。”
　　“是了！謹遵台教。”奕劻拱拱手說：“鳳石，咱們就此約定，會議我一定召集，上諭可是不發了！”
　　“是！”
　　“只怕貴省有人等不得，又遞折子來催，如之奈何？”
　　“請王爺釋怀，王爺肯全我江蘇疆土，大家自然耐心等待，我回去告訴同鄉就是！”
　　“好！請你務必都通知到，尤其是貴省的那班都老爺，我實在惹不起。”
　　陸潤庠笑了，忍不住說一句：“王爺大概吃過都老爺的虧！”
　　“不談，不談！”
　　彼此打個哈哈，一揖而別。

　　　　　　　　　　　※　　　　　　　 ※　　　　　　　　 ※

　　克魯巴特金自遼陽撤軍后，屯守渾河，當旅順陷落時，正好有一團哥薩克騎兵開到，為了振作士气，他決定以這一團騎兵作一次奇襲。
　　選定目標是牛庄、營口。克魯巴特金用了一條聲東擊西之計，佯攻“遼西中立地”。清軍助日攻俄，已成公開秘密，俄國且曾不斷提出照會抗議，而外務部及北洋皆不理，所以俄軍之攻遼西，被視為兵敗遷怒常有之舉，日本亦不以為應該加強戒備。
　　奉命守遼西的馬玉昆，卻不免膽戰心惊，正規軍不能渡河至遼東，唯有利用一稱“正義軍”、一稱“民團”的馮麟閣等人，以牛庄、海城以東的山地設防据守。此地名為千山，岡陵起伏，地勢很好，但民團的火力不足，要想擋住以驃悍出名的哥薩克騎兵，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馬玉昆的幕府中，有人建議設疑兵。用二十四輛大車，改裝成炮車，自北而南，分布在千山的大小山頭上。其實，只有最沖要的兩處，設有老式的前膛炮，其余二十二輛大車上，擺的都是木制的野炮模型。
　　及至哥薩克騎兵，一陣風似地卷了過來，自然不等迫近，便開炮示威。俄軍的前衛司令用望遠鏡一看，才知道部下已誤入敵軍炮兵陣地，急急下令后退。但不是退回原處，而是放棄了佯攻遼西中立地的任務，一脫出野炮射程，折而往南，由海城以北往西疾馳。守牛庄的日軍猝不及防，很吃了些虧。
　　接著，克魯巴特金動用八万兵力，攻日本第一軍于遼陽附近的黑溝台，日軍調第二、第四、第八師團增援苦戰，才能守住原來的陣地。
　　經此兩仗，日俄兩國都調大軍馳援，俄國集中了可調之兵，總計四十万，日本已傾巢而出，与俄軍相差無几。三十多万兵，分為五個軍，旌旗相望，自東北至西南的戰線，綿亙數百里之遙。
　　光緒三十一年的元宵節，日軍發動總攻，以精銳的第五軍攻沈陽之東的撫順，以拊其背，另遣第一軍渡沙河，為第五軍接應。正面則由第二、第四軍，自遼陽往北攻擊。克魯巴特金誤認日軍的主力，分兵大半，北向擊敵，同時堅守正面。南北兩陣地，打得都不算坏。
　　誰知攻旅順元气大傷的第三軍，重整旗鼓，繞出俄軍西北，直扑沈陽以西的新民，手到擒來，然后疾馳而東，在鐵岭以南割斷了鐵路。
　　這一下，克魯巴特金才知道已為敵軍大包圍，急急下令突圍。于是日軍先得旅順，后入沈陽，這一場大會戰歷時二十天，俄軍死傷九万有余，日軍損失亦不相上下。
　　然而戰事并未結束，克魯巴特金兵敗被黜，左遷為第一軍團長，總司令用李尼維齊接任。日軍則乘胜進据開原、鐵岭，但強弩之末，無力再進，彼此成了僵持的局面。
　　其時報章喧騰，都道日本的民心士气，如何興奮激昂，在奉天的日軍，必將乘胜而北，直搗俄京。此時中日休戚相關，京中的士大夫跟日本的人民抱著同樣的想法，以為東三省收回在即，如何料理善后，應該及早籌划。于是軍机處奏請，派署理戶部尚書趙爾巽，到天津跟袁世凱先作初步的商談。
　　抱著滿腔熱望的趙爾巽，興沖沖到了天津，跟袁世凱一見了面，提到報上的那些話，見他是無動于衷的神气，趙爾巽不由得泄气了。
　　“次翁，”袁世凱說：“日本的胜局已成，誠然！若說直搗俄京，那是痴人說夢，而且戰事一時不能結束。”
　　“何以戰事還不能結束？莫非俄國還不服輸？”趙爾巽問道：“日本縱不能直搗俄京，逐俄軍出東三省的力量，綽綽有余，俄國難道看不出這一點？”
　　“俄國的看法不同，日本當政者跟百姓的看法又不同。日本陸軍損失慘重，雖非強弩之末，可也動彈不得了，起碼要几個月的休養整補，才能重整旗鼓。如今急于求和的，倒是日本，而非俄國。”
　　趙爾巽益發詫异，不信地問：“日本想求和？”
　　“是的。”袁世凱清清楚楚地答說：“日本的重臣都主張适可而止，及時謀和，明治天皇召開御前會議，打算請美國出來調停。不過，日本的民气方張，這些決定，一時不便宣布而已。”
　　“有這樣的話？”趙爾巽好半晌作聲不得。
　　“俄國不服輸，當然亦有他自己的盤算。陸軍，日本已無力再進，而俄國還有后備隊可調；海軍，俄國的第二、第三兩支艦隊，至少有五十條兵艦，從波羅的海往東調，要跟日本海軍見個高下。次翁，莫听報上的浮議，俄國并非一敗涂地。”
　　“照此而言，戰事結束，遙遙無期？”
　　“反正不會近就是。”
　　“那么，咱們收回東三省，亦是可望而不可及羅？”
　　“‘可望而不可及’這六個字，形容入妙。不過，凡事豫則立，倘有大才如次翁這樣的能先銜命出關坐鎮，將來在接收方面，就會方便得多。”
　　“是的！”趙爾巽深深點頭，接著又問：“慰翁，我是不是就拿你這番話，据實复命？”
　　“是！是！煩次翁面奏，東三省是本朝發祥之地，我決不敢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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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趙爾巽回京不久，駐日公使楊樞、駐美公使梁誠，分別有密電打回來，日本已將愿与俄媾和的意向，告知美國。而美國的羅斯福總統，認為做調人的時机尚未成熟，不愿貿然出面，只是發布了一個聲明，勸日俄直接談和，同時要求日本維持滿洲門戶開放，并將主權交還中國。
　　這些消息与袁世凱的話相印證，情勢已相當明了，收回東三省确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有美國聲明中的仗義執言，收回東三省似乎也有把握。慈禧太后及軍机大臣，都象服了一粒定心丸，且不管東北，先管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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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劻實踐他的諾言，主張裁撤江淮巡撫，但支持出自袁世凱而由署理江督周馥出面所奏的建議，另設統兵大員鎮懾梟盜。上諭中說：“現据各衙門說帖，改設巡撫，諸多不便，擬改設提督駐扎者居多。复經查核周馥所奏，亦以分設行省，不如改設提督駐扎為合宜。該署督身任兩江，更屬确有所見，擬請即照該署督所請，改淮揚鎮總兵為江淮提督，文武并用，節制徐州鎮及江北防練各營。”
　　江淮提督之設，既然重在鎮懾梟盜，自必加重法治，因而又規定，“以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凡江北梟盜重案，應即時正法，軍流以下人犯，歸其審勘，毋庸解蘇，以免遲滯。似此江北文武均有綱領，江淮巡撫一缺，自可無庸設立，舊有漕標官兵，即作為提標，以重兵力。惟淮、徐各屬，向為盜賊出沒之區，現既裁撤巡撫，改設提督，應即令該署督將營伍重新整頓，認真訓練，以重地方。其余未盡事宜，應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悉心酌議，分別奏咨辦理。”
　　這道上諭擬得不甚高明，支离含糊，條理不清，加以這天正碰上慈禧太后情緒不佳，因而大挑毛病。用字不妥的，自然即時改正，辦法有出入的，便很費一番口舌了。
　　“怎么叫‘文武并用’？”
　　為了“文武并用”四字，在軍机處便起過一番爭執。“提督”的全名是“提督軍務總兵官”，尊稱“軍門”，依綠營編制，為一省最高的典兵官。品級与總督、駐防的將軍相同，都是從一品，但身分職掌不但不能比總督、將軍，甚至連從二品的巡撫都不如。因為總督、巡撫照例帶兵部尚書、兵部侍郎銜，掌管軍政，便可節制武將，提督見了比他低兩級的巡撫，亦須“堂參”，更無論總督。
　　總督、巡撫照例又帶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身分等于都察院的堂官，提督若有不听指揮，不遵調度情事，可以指名參劾。封疆大吏參屬下文官，容有不准之時，如參武將，那怕是戴紅頂子的提督、總兵，無有不准的。為此同治六、七年間，捻匪初平，宿將紛紛解甲，如已封男爵的直隸總督劉銘傳堅臥不起，就因為覺得武職官太委屈的緣故。
　　如今說是提督可以文武并用，在瞿鴻璣看，即等于文武不分，身分相等，是屈辱了文官，就象徐世昌以翰林帶獅子補那樣，不倫不類，自貶身价，所以提出反對。
　　這“文武并用”的主意，是袁世凱想出來的，作用是：首先，幕僚中知兵的文士，亦可放出去自張一軍；其次，提高武職官的身分，亦就等于提高他這個并無功名，几同行伍出身的總督的身分。有此兩層重要關系，所以奕劻堅持原議。瞿鴻璣雖蒙慈禧太后賞識，到底敵不過奕劻是軍机領班，只得讓步。
　　此時慈禧太后亦以此為問，瞿鴻璣自是暗暗稱快，側耳听奕劻答奏：“文武并用，不拘資格，調度比較靈活，亦容易獎進人才。”
　　這“不拘資格”四字說坏了。“任官當差，豈可不講資格？”慈禧太后問道：“文武异途，各有所長，混雜不分，將來要整頓吏治就吃力了！”
　　“回皇太后的話，”奕劻的口才亦不坏，從容說道：“文武异途，是因為從前的武將，大多行伍出身，目不識丁，所以不能混雜。自新建陸軍以來，將弁都是學堂出身，留學東西洋的亦不少，不比從前的武官。如今整軍經武，為了鼓勵人才從軍，似不妨量予优容。再者，各省練兵，主事者雖為武將，每每以道員任用，名實不副，無如文武并用，量才器使，反倒比較切實。”
　　這番話不易駁倒，慈禧太后以不再往下談作為默許，但另外又挑了一個毛病，“江淮提督的轄區是那些地方？”她問。
　　“西起徐州，東到海邊，都是江淮提督的轄區。”
　　“海州不包括在內？”
　　“包括在內。”
　　“海州是直隸州，既然包括在內，就不該叫做江淮提督。”
　　慈禧太后振振有詞地質問：“這不也是名實不副嗎？”
　　奕劻語塞，唯有碰頭。于是瞿鴻璣向上說道：“江淮提督名不副實，似乎可以改為江北提督。”
　　“對了！”慈禧太后是嘉許的語气：“這個名稱就醒豁了。”
　　這一關總算過去了。緊接著江淮巡撫裁撤改設江北提督的上諭之后，先以淮揚鎮總兵署理江北提督。過了几天，奕劻奏請簡派練兵處軍政司正使，候補道劉永慶署理江北提督，賞給兵部侍郎銜，所有江北地方鎮道以下，均歸節制。武能管總兵，文能管道員，無异別設一巡撫。此人是袁世凱特保過的，自然算是北洋一系，袁世凱的勢力，彰明較著地伸入了兩江地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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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國的第二、第三兩支艦隊，自波羅的海繞好望角東來，到處不受歡迎，最后在黃海游弋，打算著俟机遁入海參崴。
　　日本的海軍司令東鄉平八郎，看出這兩支艦隊的動向，由黃海入日本海到海參崴，必須經過朝鮮与日本九州之間的對馬海峽。而九州西南方的佐世保、長崎、鹿儿島，皆為海港，可以停泊巨艦，稍后的福岡与廣島，又為兵站。因此，東鄉平八郎以逸待勞，決心一舉擊潰俄國海軍。
　　俄國的兩支艦隊，有家歸不得，十分焦灼，如果入東海，繞日本東面回海參崴，行程太遠，燃料、糧食無法支持。迫不得已只有冒險越過朝鮮濟州島北向航行，進入對馬海峽，戰艦、巡洋艦、海防艦、驅逐艦及補給船等，大小二十九艘，首尾相接，以全速鼓輪北上。
　　于是日本海軍傾全力截擊，日夜兩戰，俄軍大敗，几乎全軍覆沒，司令官海軍中將羅哲斯特溫斯基投降，而日軍僅損失水雷艇三艘，同時日本并派兵占領了北海道以北的庫頁島。
　　日軍的戰果頗為輝煌，但俄國的陸軍，正自西伯利亞鐵路，陸續增援。在俄無胜日之望，日無續戰之力的情勢下，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雙方議和的時机趨于成熟，因而世面調停。日本首先響應，俄國亦終于接受勸告，約定在美國的朴次茅斯舉行和議。日本派全權代表是外務省大臣小村壽太郎，俄國則以總理大臣為全權，正就是那個玩弄李鴻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國就發表先聲奪人的聲明：“俄國所損失的，不過是殖民地，并不影響本國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國國威有損，決不承認。”及至羅斯福親自陪兩國全權，乘“五月花”號游艇，到達朴次茅斯開議，威德又宣示俄皇的敕令：“不割寸土，不賠一盧布為堅持到底的原則。”因此，和議几度瀕于破裂。
　　在會議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譏刺：“听閣下的發言，仿佛是戰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間并無戰胜者！因之，亦無戰敗者。”日俄朴次茅斯條約，确實證明了日本未胜，俄國未敗，除了轉讓東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國唯一的損失是以北緯五十度為界，割讓庫頁島南部与日本。但附帶約定，兩國不得妨礙宗谷海峽及韃靼海峽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庫島构筑任何軍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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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俄醞釀談和之時，從天津到南京城，冠蓋往來，有好些大事正在發端。
　　這些大事都屬于新政。從辛丑回鑾以來，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說服，實行新政為奮發圖強的不二法門。但新政經緯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勢的影響而逐步推行的，如廣設學校、振興商務等等，而有些經世立國的大計，非局勢相當穩定，不能舉辦。
　　如今日俄戰爭行將結束，東三省的收回，在美國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軍机處、北洋大臣衙門、湖廣總督衙門都大忙特忙，定方針、擬條陳、立計划，函電交馳，一些被有意、無意所擱置的大事，開始發動了。
　　不過，在發動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顧忌。袁世凱与張之洞的看法接近，實行新政，首須排除障礙，如王文韶在位，徹底廢除科舉則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觀望之心，學校難期普遍設立。結果是王文韶被開去軍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為瞿鴻璣對他的印象還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軍机”，在軍机大臣中“學習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親貴及滿漢之見甚深的人，對袁世凱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為他暗則撐腰，明則揄揚，動輒問說：“去了袁慰庭，誰能替他？尤其是練兵，更少不得此人！”這話很能塞人的口，想來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個可以接替袁世凱的人。當然，這個人要從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鐵良，得以脫穎而出。先由未任實缺的道員，一躍而為戶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轉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蘇各省中，清查庫藏及武備。此行歷時半年，經過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處，盤查藩庫，校閱營伍，附帶考查炮台、水師及武備學堂，回京复命時，上了一個數万言的奏折，細陳各省軍隊的實況，從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沒有一個能把這個拖沓瑣碎的奏折看完，但有這樣一個印象：鐵良辦事很認真。
　　此外，對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詳細奏報，且有整頓稅收的建議。最有關系的是，奏請兩湖設在宜昌的土膏稅捐局，改組為兩湖、兩廣、江蘇、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總局，征收土產、鴉片的統捐，“一稅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銷售”，不另征稅。較之以前的厘金，逢關過卡，節節抽收，輕得太多。稅輕則私減，稅收必可大增。練兵處奏定，各省只照未設土膏總局以前的額數提撥，溢收之數，專案存貯，作為練兵之用。
　　因此，鐵良又予親貴一個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財。這便可以賦練兵籌餉的重任，將來取袁世凱而代之。所以緊接著徐世昌的任命以后，慈禧太后派鐵良署理兵部尚書，与徐世昌會辦練兵事宜，而且已內定派在軍机大臣上行走。
　　除此以外，還有些緊要的差缺調動，最令人矚目的，一是趙爾巽外放為盛京將軍，准備接收東三省，一是八省土膏總局總辦，簡派貴州巡撫柯逢時充任。
　　這個職位，一望而知是日進斗金的好差使。在鐵良的原奏中說：“總辦八省稅捐，責任綦重，現充該局總辦補用道孫廷林，雖稱熟悉情形，究恐難資統攝，應請特派大員管理。”話雖如此，總以為所謂“大員”也者，無非外任監司、內任京堂的三品官而已。因此，自問有此資格的人，紛紛活動，削尖了腦袋往上鑽，卻未想到會落在當過封疆大吏的柯逢時頭上。
　　原來其中別有作用。這柯逢時是光緒九年癸未的翰林，字遜庵，湖北武昌人，做京官時是個正人君子，但一任陝西學政，再遷兩淮鹽運司，素行頓改，揣摩風气，多用心計，參劾屬員。條舉新政，一時有能員之稱。因此，岑春渲一到任，將廣西巡撫王之春攆走，朝廷即以柯逢時繼任。
　　其實岑春渲移節廣西，指揮剿匪。“督撫同城”往往勢如水火，何況是岑春渲當總督？
　　岑春渲當然不會將柯逢時放在眼里，遇事獨斷獨行，根本就沒有巡撫參与的余地。柯逢時心想，廣西巡撫不比廣東巡撫，自己的權柄無端為岑春渲所奪，這口气實在有點咽不下，一直在找机會，想辦法，要給岑春渲一個難堪。
　　辦法想出來了。岑春渲是貴公子出身，盡管動輒參劾屬下貪污，他本人只是不拿錢回家，起居享用，并不委屈。行轅中經常有宴會，亦經常傳戲班子以娛賓客。
　　柯逢時便是在這件事上想出來的辦法。有一天遇到岑春渲傳戲，他親自帶著撫標兵丁，守在路上，戲班子經過，問明去向，即以“時值用兵，益禁戲劇”的理由，勒令戲班子中途折回，岑春渲得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可是一時竟無計可施。
　　睚玭之怨必報的岑春渲，由此開始，多方面打听柯逢時的劣跡，准備拿住把柄，狠狠參上一本，不但革職，還要查辦，不但查辦，還要下獄，方解心頭之恨。
　　照他的估量，柯逢時必有貪墨之行，因為他在未調廣西巡撫以前，曾以江西藩司署理過十一個月的巡撫，政聲甚劣，相傳他离任時，江西人以一聯一額贈行，對聯集句：“逢君之惡，罪不容于死；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平頭嵌“逢時”二字。橫額則是大聲疾呼，群起而攻：“伐柯伐柯！”罵得刻毒，足以解恨。又有人說，這一聯一額出自王湘綺的手筆，柯逢時對他，亦猶如岑春渲之于柯逢時，恨之刺骨而無可如何。
　　但是，在廣西竟抓不住他的把柄，于是有人為岑春渲解嘲：“柯遜庵震于大帥的威望，想貪不敢貪。節杖所至，真足以廉頑立懦。”這話自然能使岑春渲得意，但還是饒不了柯逢時，在奏報軍情時，夾了一個附片，說柯逢時“遇事執拗，不達軍情”，人地不宜，奏請開缺。這与貪污瀆職不同，只能調任，不能處分，便拿他与貴州巡撫對調。廣西是中省，貴州是小省，這一調無形中等于作了懲罰，在岑春渲當然快意，而柯逢時則大感委屈，因而托病不肯到任，卻攜了在江西所積的宦囊，遠游京津，由同年榮慶的介紹，搭上了奕劻的一條線。不過，他之能夠巴結上這個多少人垂涎的好差使，一半固得力于對奕劻的孝敬，一半卻由于他膽敢捋岑春渲的虎須，袁世凱認為應該獎勵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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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上諭：“大學士王文韶，當差多年，勤勞卓著。現在年逾七旬，每日召對，起跪未免艱難，自應量予体恤，著開去軍机大臣差使，以節勞勩。”的第三天，由袁世凱領銜，會同湖廣總督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周馥，聯名入奏，請于十二年后實行立憲政体。接著，下了一道上諭：“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而救顛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后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諏詢，悉心体查，用備甄采，毋負委任。”
　　旨意中不提憲政，袁世凱等人奏請立憲的原折亦留中不發，朝廷的意向就很明顯了。好些自命識時務的功名之士，為了東西洋的立憲政体，尤其是日本“明治維新”，繼以立憲所獲致的實效，買了好些書日夜鑽研。“虛君制度”、“責任內閣”、“上下院議員”、“行使同意權”等等名詞，琅琅上口，滿以為重臣會奏的折子一發抄，必是廣咨博議，那時應詔陳言，平步青云，富貴可期。如今是都落空了。
　　幸好，上諭中有“嗣后再行選派，分班前往”的話，可見朝廷對遣官考查政治，視作經常應辦之事，不論如何，出洋去走一趟，總是好事。所以仍舊有些人很起勁，上條陳、上說帖，都在“洞達原委”這句話上大作文章。奉派考察的四大臣的書桌上，無不堆滿了這些文章。
　　可是沒有一個人肯下工夫去細看，因為都知道朝廷此舉，是搪塞民意，根本沒有什么“還政于民”的打算。那些“离經叛道”的文字不看沒有事，看了難免印入腦中，一不小心，形諸口頭，尤其是在奏對之時，更為不妙，所以是不理會的好。
　　因此，這一下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是巴結差使，有的為了長身价，有的志在廣見聞，其中端方是想到海外去搜購古董，而載澤則另有深心。
　　原來自載灃赴德謝罪歸來，談起瀛海之游的見聞，親貴中都憬然有悟，歐洲的王室，安富尊榮，長享太平歲月，都有一套維系地位的巧妙手段，譬如德國是由親貴典軍，將兵權抓在手里，才能保證政權于不墜，所以載灃已經奏明慈禧太后，將他的兩個胞弟，老六載洵、老大載濤，送到德國去留學，一個學海軍，一個學陸軍。
　　除此以外，當然還有別樣方法，但非實地考察，不能明了。考察又非与王室交游，不能悉其底蘊，而交游必須地位相當，是故非派親貴不可。但派到載澤，卻別有緣故。
　　載澤是疏宗——圣祖第十五子愉郡王胤□，四傳為
　　“奕”字輩，其中有個奕棖，有七個儿子，頂小的就是載澤。幼年隨母入宮朝賀，以偶然的机緣，頗得慈禧太后的怜愛。其時，“老五太爺”惠親王綿愉的第四子奕詢病歿無子，慈禧太后便指定以五服之外的載澤，為奕詢的繼嗣。
　　這一來立刻就有好處。因為載澤的爵位，照宗室封爵之例，最多只得一個“奉國將軍”，服飾同于三品武官，是所謂“閒散宗室”，一為奕詢的嗣子，襲爵為輔國公，入于“王公”之列，身分便大不相同了。
　　到得光緒初年選秀女時，載澤更蒙慈禧太后賞識，指婚都統桂祥之女，成了皇帝的連襟，皇后的大姐夫，也就是慈禧太后嫡親的內侄女婿，關系更自不同。
　　載澤的婚期在光緒十三年四月十九，佳禮以前已得知本生父奕棖病重，危在旦夕，可是載澤不敢奏請改朝。及至喜事正日，這面抬進花轎，那面貼出殃榜，奕棖就死在這一天，而吉期不改。一時賀喜的漢大臣如翁同龢等，詫為聞所未聞奇事，而慈禧太后卻說他“孝順有良心”，越發另眼相看。這一次派出洋，在慈禧太后是替他混個資格，預備要好好用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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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政治四大臣變成五大臣，輔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以外，另外又加了個商部右丞紹英。
　　選隨員、定旅程、辦行裝、定船票，一切齊備，八月十九請訓，二十六黃道吉日啟程，乘火車南下，預備在上海坐太古輪船放洋。
　　鐵路局預備的專車一共五節，前面兩節供隨員乘坐，第三節是五大臣的花車，第四節仆役所乘，最后一節裝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門車站，八點剛過，送行的人陸續到達。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著是紹英、端方、戴鴻慈，最后到的當然是載澤。
　　送行的人自然分成三等，第一等是王公大臣，上花車寒暄，“一路順風”、“旅途保重”，說過了下車，川流不息地此來彼往；第二等的站在車窗外的月台上，得便才能賠笑跟五大臣表達送行之誠；第三等的便只是遠遠站班，但望車中人能一顧盼，發覺他也來送別，便不虛此行了。
　　“各位大人！”專車的車長在花車門口高喊：“專車准九點鐘開，還有一刻鐘，送行的大人們請下車吧！”
　　此言一出，紅頂花翎來送行的人，紛紛下車，而前面的隨員，后面的仆役，或者巴結上司，或者伺候主人，便紛紛涌向花車。前面還好，后面卻有載澤所攜的侍衛，守住車門。有個瘦瘦小小、三十來歲的漢子，身穿藍布薄棉袍，足登皂靴，頭上戴紅纓帽，兩手虛虛護著腰間，正待跨過兩車相接之處的鐵板，為侍衛攔住了。
　　“你是干嗎的？”
　　“徐大人的跟班。”那漢子是安徽安慶府的口音。
　　“這會儿快開車了，別往里擠吧！”
　　“不行啊！我家大人會找我。”那漢子說：“剛才我上錯車了。”
　　后面這句話令人不解，“你該上那一輛車？”侍衛問。
　　“自然是花車，我得跟著我家大人。”
　　“那么，剛才怎么不跟了上去呢？”
　　“月台上人多，擠散了。”
　　侍衛起疑了，瞪著眼一打量，指著他腰際問：“你怀里揣著什么？”
　　一語未畢，“匡啷”一響，倒退車頭接上了車廂，力量猛了些，五節車一齊大震，“匡啷啷”一連串的響聲。站著的人都立腳不住，侍衛已倒向那人身上。就這時砰然巨響，車廂頂上開了花，硝煙之中飛起來碎木片、鮮血、斷手、斷足，嘩啦嘩啦地落在車廂頂上，好一會才停。
　　五大臣魂飛天外，載澤用一只受傷的血手，摸著自己的脖子問：“我的腦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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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當然中止了。五大臣之中，只有載澤、紹英受輕傷，死了三個五大臣的隨從。刺客死得最慘，下半身炸掉了，卻留著上半身，嵌在兩節車廂之間。臉上血肉模糊，看得出一雙眼睛鼓得銅鈴似的。
　　刺客的姓名不知道。只是有內行指出，刺客所帶的炸彈，簡陋异常，并無引線，一撞即炸，所以有此結果。
　　“凶手是誰啊？”從慈禧太后到宮巷小民都在這樣問，卻無答案。而有個人，卻非找到答案不可。
　　這個人叫趙秉鈞，字智庵，直隸人，出身不高，据說幼年是官宦家的書僮。為人极工心計，且善逢迎，因而以一個佐雜官儿，為袁世凱所賞識，連連升官，五六年工夫就當上了道員。
　　他這個道缺叫作“巡警道”。辛酉之亂以后，袁世凱創辦警政，由天津推及京城，收編聶士成的潰卒，訓練成巡警，即由趙秉鈞主持其事。
　　在京師的巡警，隸于工巡局，歸肅親王善耆管理，實際上是趙秉鈞在當家。如今輦轂之下，有此用炸彈謀害大臣的情事發生，自然朝野震惊，非追究個水落石出不可，而居然連凶手的姓名都不知道！這件事如果沒有交代，趙秉鈞自知丟官是丟定了，所以親自策划監督，寢食俱廢地展開搜索。
　　幸而刺客的面目猶自完好，用藥水洗淨了，攝成照片，印了數百份，分發給所有的便衣偵探，到客棧、會館、廟宇，以及任何可以作為旅客逗留之處去查、去問。
　　問來問去，終于問出結果來了。在桐城會館有個小女孩，認出他就是在會館住過的“吳老爺”，桐城的世家子吳樾。
　　于是，桐城會館的執事被捕，帶到工巡局，由趙秉鈞親自審問。這個執事自道叫吳士祿，從照片中認出吳樾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這吳樾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吳士祿答說：“同鄉很多，沒法子去問底細。”
　　“他平日來往的，有些什么人？”
　　“這吳老爺孤僻得很，沒有什么朋友來往的。”
　　“哼！”趙秉鈞冷笑一聲，“你倒很夠義气，同鄉同宗，處處替人家瞞著。不過，義气兩個字也不是那么容易得的，我叫你嘗嘗講義气的滋味！”
　　說罷，吩咐行刑，最輕的一种，掌嘴五十。套上皮手套的五十巴掌，打得吳士祿滿嘴流血，不能不說實話了。
　　“常來的是一位張老爺。八月二十五那晚上，跟吳老爺睡一屋，兩個人悄悄談了半夜。第二天一早一起出去，從此沒有回來過。”
　　“是這個人不是？”趙秉鈞取出一張從吳樾屋子里搜出來的照片，讓吳士祿指認。
　　“不錯！就是這位張老爺。”
　　“還有呢？”
　　還有一個“楊老爺”。吳士祿問過他的車夫，知道這“楊老爺”名叫楊篤生，湖南長沙人。現任譯學館教員，乃是戶部尚書張百熙所推荐，但也常到軍机大臣瞿鴻璣家。五大臣考察憲政，他也是隨員之一。這樣一個有來頭的人物，將他牽涉入內，吳士祿認為可以惹上殺身之禍。所以斬釘截鐵地說：“有是有，一兩個，來過兩三回，我不知道姓什么？”
　　見此光景，趙秉鈞覺得不必再問。最要緊的是抓住這個關外口音姓張的人，他与吳樾悄悄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相偕出門，自然是一案共犯。抓住此人，真相自然水落石出。
　　于是拿這張照片，翻印了許多，分發各處懸賞查緝。天津探訪局當然也接到了。
　　這個探訪局的總辦，名叫楊以德，原來是天津老龍頭火車站的司事，職掌剪票。辛酉之亂，趁火打劫，很發了些財，一時官興勃發，捐了個佐雜官儿，派到探訪局當差。其時袁世凱正在大抓革命党，楊以德知道唯此邀功為升官的捷徑，所以自己花錢，廣布耳目，只要行跡稍微可疑，立即逮捕到局，動刑拷問，冤狂的雖多，真正革命党人死在他手里的亦不少。因此，大得袁世凱的賞識，不過三四年工夫，連捐帶保升到了道員，當上了探訪隊的管帶。及至探訪隊改組為探訪局，楊以德居然擁有總辦的頭銜了。
　　由于久任車站剪票，一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陌生面孔，因此楊以德養成一樣特長，識人之面，過目不忘，只要看過這張臉，是胖是瘦，是圓是方，有何特征，立即深印腦中。在他的“簽押房”里，書桌對面懸著好多照片，孫中山、黃興、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等等，閒來無事，諦視不休，一面看，一面在想：“這里面只要抓住一個，三品堂官指日可待。”
　　從五大臣被炸一案發生，楊以德便已怦怦心動，認為這是一個絕好的立功机會，所以早就派出人去，明查暗訪，看看有什么行跡詭秘的人出現。及至姓張的照片到手，一經入眼，不覺狂喜，原來他已經查到了四個來歷不明的人，在秘密監視，這姓張的便是其中之一。
　　楊以德有個得力的手下，是探訪第三隊的隊長，姓麻，恰好又是麻子，因而麻麻子的外號，格外響亮。那四個來歷不明的人，就歸這一隊監視，所以楊以德便找了他來問。
　　“你看！象不象姓余的？”
　　“象！”麻麻子答說：“余本強一定是化名。”
　　“現在還在不在？”
　　“怎么不在？剛才還有報告來，中午在侯家后的窯子里。”
　　“那還等什么？”楊以德問。
　　“不行！這家伙扎手，會把式，沒有五六個人，動不了他。”麻麻子說：“而且腰里總是鼓鼓的，說不定也揣著個炸彈，逼急了一鍋煮，抓不住活口，反饒上几個，不合算。”
　　“那么，你說該怎么辦呢？”
　　麻麻子認為只可智取，到深夜出其不意，悄然掩捕，方能成擒。楊以德自然同意。這晚親自出馬，翻牆入內，將這個酒后酣臥的“要犯”從床上揪了起來。
　　“何必如此！”那人神色泰然地說：“我又不是鼠盜狗竊，跟你們走就是。”
　　“好！你是條漢子。不過，朋友，听說你手底下很來得，咱們只好先個人后君子了。”楊以德吩咐手下，將張榕雙手反剪，外面替他罩上長袍，扶上車直駛探訪局。
　　在楊以德的簽押房中，姓張的坐著受審。他說他叫張榕，字蔭華，撫順土著，還是個漢軍，累世充任福陵的“守護役”。他也承認跟吳樾是好朋友，知道他的一切計划。吳樾向主暗殺，這次進京本想不利于鐵良，其后因為朝廷決定立憲，怕民心受了盅惑，不愿革命，所以改為向考察政治五大臣下手。
　　“八月二十五晚上，你們是不是談了一夜？”楊以德問。
　　“是的。”
　　“第二天一大早一起出的門？”
　　“不錯！”
　　“那么，行刺五大臣當然也有你的份羅！”
　　“不！”張榕從容不迫地否認：“沒有我。我前一天勸了他一夜，不必用此手段，我那里會跟他一起去干這种傻事。”
　　“既然你知吳樾有這种計划，而且你也不贊成，那么，為什么不去自首呢？”
　　“那不是出賣朋友了嗎？”張榕露齒而笑，態度輕松得很。
　　楊以德語塞。再問他炸彈的來源，張榕知道是譯學館教員楊篤生所制，卻搖搖頭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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