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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


  到了京里,端方先跟載澤見面,將楊度的文件都交了出去,然后提出改革官制之議,作為他自己的考察心得。
  載澤大為贊成。對于中央官制,他沒有什么意見,只覺得借此“削藩”,是絕妙之計。因此,在五大臣一起回奏考察政治經過時,他跟端方是站在一邊的。不過,端方著重在仿照日本的憲政規制,意思是必得設置責任內閣,而載澤則极力陳述改革地方官制的必要,說是“照此不變,唐朝的藩鎮、日本的藩閥,將复見于今日。”
  慈禧太后對立憲一事,本持反感,如今听了載澤、端方的話,深為訝异,也改變了過去的想法。立憲是數年以后的事,而以立憲先改官制為名,削奪洪楊以來積漸而成的督撫權力,尤其是借此消除了袁世凱手握兵柄,可能形成肘腋之患的隱憂,先就贏了一注,又何樂而不為?
  只是畢竟茲事体大,她覺得如果不細想一想,遽作裁決,未免放不下心,所以一切蔚成風气,紛紛建言,有關立憲的奏折,包括袁世凱所奏:“立憲預備,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參与政務,為上議院基礎;使各州縣名望紳商,參与地方政務,為地方自治基礎。”的建議在內,一律發交軍机處存檔,
  <<不作任何處置>>
  。五大臣環海万里,考察政治歸來,如果落得這么一個“無疾而終”的結果,未免于心不甘。尤其是載澤,一方面是面子下不來,一方面正謀大用,全心全意要借考察政治作個直上青云的梯階,所以更為焦急。
  “澤公,”端方想到了一個說法,但必須是跟慈禧太后极親密的人,才便于進言,而載澤的福晉,是皇后的胞妹,慈禧太后嫡親的內侄女,恰是最宜于進言的人。所以這樣含蓄的建議:“皇太后七旬万壽,沒有能好好熱鬧一番,去年日俄還不曾停戰,東三省在人家手里,興致差了,想熱鬧也熱鬧不起來。今年可不同了,東三省總算祖宗保佑,一定可以收回,倘或再干一兩件大得民心的事,錦上添花,今年十月初十的万壽,可有得熱鬧了。”
  果然,載澤遣他的妻子入宮,說動了慈禧太后。第二天便交代軍机,特派醇親王載灃主持,籌商預備立憲事宜。除了軍机大臣、大學士以外,北洋大臣袁世凱亦在与議的名單之內。

           ※        ※         ※

  一接到北京的電報,袁世凱專車進京,隨帶兩名幕僚,一個是張一麟,一個是在日本學法律的金邦平。
  專車到京,已在午后,先到宮門請安,次謁醇王載灃,然后回到北洋公所,端方已等在那里了。
  “四哥,有個很好的机會,可以把岑三攆到云南。”端方很興奮地說:“大老特地叫我來跟四哥商量,這個上下家的位子應該怎么搬才合适?”
  原來云南极西,有個內地人從來沒有听說過的地名,叫做片馬,為由緬甸入藏的要地,英國虎視眈眈,想奪片馬的野心,日顯一日。果然以兵戎相見,自然要調一員名將去鎮守,奕劻想借這個名義,將岑春渲調為云貴總督。
  這就牽涉到原任的丁振鐸。倘能對調,自無話說,只是丁振鐸的資望不夠,而奕劻亦不愿將兩廣總督這個好缺,便宜了丁振鐸,所以又要牽涉到第三者。
  這第三者便是端方。他從上年十二月奉旨調為閩浙總督,旋即出洋考察,從未履任。丁振鐸以云貴調閩浙,缺分相當,是适當的安排,端方由閩浙調兩廣,亦無不可,但他意猶未足。因而便又牽涉到第四者,袁世凱的親家周馥。
  原來端方志在兩江,希望袁世凱能同意,將周馥由江督轉為粵督。他的理由是,李鴻章入京議和前,原為兩廣總督,北洋舊人在廣東的很多,周馥都能籠罩得住。
  袁世凱自是欣然同意:“陶齋,兩江是你舊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沒有!不過,”他說:“這個位要分兩次來搬,才不落痕跡。”
  袁世凱的辦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對調,第二次搬位時,端方不動,其余三家轉個圈,岑春渲去云貴,丁振鐸去閩浙,周馥去兩廣。

           ※        ※         ※

  由載灃主持的會議,只召集了兩次,便已定局,奏准兩宮,即時頒發上諭。照例用“欽奉懿旨”開頭,舖敘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規制,談到立憲乃是自強之道,說是“我朝自開國以來,列圣相承,謨烈昭垂,無不因時損益,著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受患迫切,非廣求智識,更訂法制。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簡派大臣,分赴各國考察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深以國勢不振,實由于上下相睽,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于實行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眾長,明定政体,以及籌備財政,經划政敵,無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
  第二段入于正題,決定立憲,而以改官制入手。“時處今日,唯有及時詳析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并無各項法律,詳慎厘訂,而又廣興教育,清厘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基礎。著內外臣工切實振興,力求成效,俟數年后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合群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岔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預儲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編纂”人員,以鎮國公載澤為首,以次是東閣大學士世續,体仁閣大學士那桐,協辦大臣榮慶,商務尚書載振,吏部尚書奎俊,戶部尚書鐵良、張百熙,禮部尚書戴鴻慈,刑部尚書戴寶華,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工部尚書陸潤庠,左都御史壽耆。部院堂官中獨缺兵部,卻補上一個北洋大臣袁世凱,意思便是當他兵部尚書了。
  同時又規定兩江、湖廣、陝甘、四川、閩浙、兩廣諸督,“選派司道大員來京,隨同參議。”而“總司核定”之責者,派了慶親王奕劻、文淵閣大學士孫家鼐、協辦大學士軍机大臣瞿鴻璣。
  看了這道上諭,袁世凱心里不免抑郁,盡管北洋權重,到了京里卻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總司核定”的瞿鴻璣一比,更覺見絀。不過,他也有值得安慰之處,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對調的上諭,已見明發,排岑的計划,初步實現了。其次“編纂官制局”的提調,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孫寶琦与楊士琦。他的隨員張一麟、金邦平,還有他所欣賞的曹汝霖,都被派為“編纂員”。

           ※        ※         ※

  “編纂官制局”設在海淀的朗潤園。頭一次集會,由載澤主持,先議辦事章程,提調已擬了個說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議中央,后議地方。載澤念完了這個說帖,環視問說:“諸公有意見,請提出來!”
  類此會議,照例以官位大小,定發言先后,世續對“立憲”不但不感興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煙壺指一指那桐說:“琴軒,你說一點儿什么吧?”
  那桐要說的話卻不止“一點儿”。前一天在慶親王府密議,已商定了策略,由他來對付載澤,所以此時從容不迫地說:“立憲是所謂‘三權分立’,不過,立法在目前還談不到,所以我主張只分‘司法’、‘行政’兩部就可以了。”
  “不錯!”載澤點點頭。
  “其次,”那桐又說:“上諭說的是‘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意思是應該早早見諸實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遷延日久,与‘徒飾空文’沒有什么兩樣。倘或草草議定,又不免犯了‘操切從事’之戒。所以,我主張目前只議中央官制,因為地方官制由督撫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雜瑣碎,只怕一年也議不完。如果只議中央官制,以兩月為期,在皇太后万壽以前,核定頒布,成為朝廷曠代的恩典,豈不甚好?”
  這番說詞,明目眼人都看得出來,是在維護北洋大臣的權力,無奈說得振振有詞,不易駁倒,何況又有慈禧太后万壽這頂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動彈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說:“新官制的編纂,下有司員,又有提調,上面有三位總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輩居中,承上啟下,如果每次都要集會再能定案,未免曠時廢事,得要定個總其成的章程才好。”
  “這無非兩個辦法。”鐵良接口說道:“一個是推定專人,一個是輪流值日。”
  “輪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條斯理地說:“這不比帶領引見,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禮節不錯就行了。但編纂官制,是整套的東西,前后銜接,錯不得一點。倘或一案出來,頭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換了個人,別生意見,第三天又有別樣主張,這豈不是讓下面的人為難?”
  “中堂說得是!”鐵良自動撤回原議,“輪流值日的辦法行不通。”
  “可還有第三個辦法?”載澤問。
  大家都不說話,便确定了“推定專人負責”的宗旨,接下來就要公推這個“專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續忽然開口:“我內務部的公事實在忙不過來,諸公公推,請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載澤,“領袖群倫,自然是澤公!”
  “澤公有御前的差使!”載振說了這么一句,語气中不贊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對,只象是提醒。
  這句話提醒了載澤本人。就在這天方有上諭:“御前大臣禮親王世鐸,于出入扈從,并不跟隨,殊屬非是!著開去御前大臣差使。鎮國公載澤加恩著在御前大臣學習行走。”這是大用的征兆,載澤自然要巴結。再按實情來說,世鐸既因“出入扈從,并不跟隨”而開缺,載澤便當格外警惕,扈從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這個道理很簡單,不必等載澤自己開口,便知他決無法來負專責。于是那桐在載澤辭謝以后說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開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對!”世續對立憲不表興趣,而對袁世凱卻有好感,所以附和著說:“慰庭本是奉旨召來京議官制的,正該專負其責。”

           ※        ※         ※

  編纂員共十七個,皆是一時之選,而大部分是調自外務部与商部的東西洋留學生,風頭最健的四個,號稱“四大金剛”,汪榮寶、章宗祥、陸宗輿,還有個曹汝霖。
  這四個人都是留日學生,學的是法科,論到憲政,當然以孟德斯鳩三權分立為堅持不移的宗旨。立法還談不到,唯有暫設資政院,備皇帝顧問,作為國會的代替。行政、司法兩者堅持依照憲政常規,厘訂官制,不稍遷就。
  先是司法獨立,便有人大表反對,認為侵削了行政權,而行政采取責任內閣制,倒沒有多少人反對。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總司核定的孫家鼐和瞿鴻璣,早就与以載灃、載澤為首的親貴,取得了協議,另有釜底抽薪之計,此時不必反對。
  內閣之下為各部院,“四大金剛”遞了一個說帖,認為“名為吏部,但司簽掣之事,并無銓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并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儀之事,并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并無統馭之權。名實不副,難專責成。”主張裁撤歸并。
  說帖由提調轉到袁世凱那里,因為切中積弊,言之成理。
  當然批示“照辦”。
  那知消息一傳,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潤園,神色張皇地向袁世凱說道:“慰庭,你住在園里不知道,外面對你很不諒解呢!”
  “喔,”袁世凱是不在乎他人諒解不諒解的,很沉著地問:
  “是為什么?”
  “你不記得戊戌那年,為了裁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等等衙門,鬧出軒然大波?那些衙門的官儿,如今都認為你有意要敲掉他們的飯碗,群情憤慨,怕要出事。”
  “這話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這么實事求是來編纂官制,我們來干什么?”
  一句話將那桐堵得好半晌開不得口。
  “哼!”袁世凱微微冷笑,“反正惡人是做定了,索性做個徹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這,慰庭,”那桐神色越顯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說吏、禮兩部名實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輩在罵你,怎么還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憲政常規行事。三權分立,監察是議院之權,何須單獨設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這几句話傳了出去,對袁世凱不滿的輿情,如火上澆油,越發熾烈。而住在朗潤園中,對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為而已,在發知單召集下次的會議,注明議題是研究都察院當裁与否。
  會議那天,載澤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會的人則在听了袁世凱的意見之后,面面相覷,不發一言。
  就在這難堪的沉默中,陸潤庠掏出一封信來,慢條斯理地說道:“我剛接到壽州相國的一封信,念來請大家听听。”
  “壽州相國”是指孫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諫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議裁?”
  一听這兩句話,袁世凱如兜頭挨了一悶棍,神色大變,不但開不得口,頭都抬不起來了。

           ※        ※         ※

  “壽州相國”是咸丰九年的狀元,距离作為中國一千三百年科舉結局的光緒甲辰正科,已有二十科之久。
  在士林中,真正是十三科之前的“老前輩”,自李鴻藻、翁同龢下世以后,隱然冠冕群倫,為清議的領袖。
  經他這一罵袁世凱為“神奸巨憝”,等于登高一呼。言路上本就因為袁世凱膽敢擅議裁都察院,將他恨之切骨,此刻有“壽州相國”的號召,自然下手痛擊了。
  大概自和珅、穆彰阿敗事以來,從未有這么多“白簡”指向一個人,几乎是眾口一詞,說袁世凱議裁台諫,志在削朝廷的耳目,居心叵測,殆不可問。措詞激烈的,甚至指他“謀為不軌”。
  袁世凱到底覺得言路可畏了,但還力持鎮靜,在朗潤園中,不動聲色。
  張一麟少年新進,不免害怕,便悄悄地向袁世凱提出忠告,應該速謀補救之計。
  因為外面的流言甚盛,說京城里怕會激出變故,釀成暴亂。膽子小的人鑒于辛酉之禍,甚至帶了川資在身,為的是一看情況不好,連家都可不回,徑自出城避亂。
  到了晚上,唐紹儀微服相訪,勸袁世凱赶快出京。
  可是,他是奉旨進京的,不奉旨又何能出京?
  正在相顧束手之際,軍机處派了人來通知: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在頤和園召見。
  “袁世凱,你鬧得太离譜了!”慈禧太后從御案上抓起一束白折子,揚一揚說:“你看見沒有,參你人這么多!”
  “臣死罪!不過,言路上……。”
  “不要再辯了!”慈禧太后厲聲說道:“赶快回任!參你的人太多,我亦沒法保全你了!”
  “是!臣遵懿旨!”袁世凱“冬、冬”地碰了几個響頭。
  這個釘子碰得不輕!袁世凱形容慘淡地回到了朗潤園,都有些怕見人了。館中有那得到風聲的,免不了私下議論,一傳兩,兩傳四,都知道袁宮保栽了大跟頭。孫、楊兩提調,原以為袁世凱必會立即找他們去商議,誰知竟無動靜,孫寶琦還能忍得住,楊士琦卻認為不能听其自然。
  “慕韓,”他說:“總得找項城去問一問吧?是怎么回事?”
  “還不是很明白的一回事,親貴、權要、言路,都欲得之而后快,偏偏項城又不肯收斂。如今正在風頭上,碰都碰不得。”
  “不碰也得有個不碰的辦法,走!”楊士琦拉著他說,“去看看!”
  “慢、慢!去了就得有辦法拿出來,先想停當了再說。”
  楊士琦想了一下說:“這件事少不得東海,他的作用很要緊。先送信進城,請他赶緊來。辦法我有,且先見了項城再說。”
  “東海”是指徐世昌,他的身分地位也到可以用郡望、籍貫作代名的時候了。孫寶琦也認為這件事非跟徐世昌商量不可,當即派人送信,然后与楊士琦一起到了袁世凱所住的那個院落,剛進垂花門就看到一個矮胖的背影,在走廊上負手蹀躞,腰彎得很厲害,仿佛背上不胜負荷似的。
  “嗯哼!”楊士琦特意作了一聲假咳嗽。
  袁世凱聞聲回身,看了一下沒說話,轉身往里而去,孫、楊兩人隨即默默地跟了進去。
  “你們都知道了吧?”
  “听說了。”孫寶琦的聲音中,不帶任何感情。
  “沒有什么!”楊士琦是很不在乎的態度,“責任負得重了,不免有這樣的遭遇。從前李文忠、恭忠親王都經過的,到后來還是慈眷优隆。”
  “后來是后來!”袁世凱說:“眼前要保住面子才好。首先,我怎么才能回任,這個折子該怎么措詞,我就想不出。”
  “不!”楊士琦立即接口:“決不能自請回任。得想法子弄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明發上諭派宮保出京。”
  “啊,啊!”袁世凱精神一振,“想個什么理由呢?”
  “這得問問東海,看軍机處有沒有什么大案要派人出去查辦。”
  “已經著人去請東海了。”孫寶琦接著楊士琦的話說。
  “如今最要緊的一件事,是言路上要想法子赶緊安撫。”楊士琦說:”只要此輩肯放松一步,我想老太后亦必不為已甚的。”
  “說得是!”袁世凱深深點頭,“上頭的意思,亦是因為言路上太囂張,怕壓不下去,所以要我避一避。看樣子,倒不是要跟我為難。”
  “還有,”孫寶琦說:“親貴的讒言,也不可不防。”
  “這還在其次。杏城的話不錯,如今以安撫言路為先。”袁世凱說:“菊人以翰苑前輩的資格,出來打個招呼,應該是有用處的。”
  “是的,我也是這么想。”楊士琦又說:“還有一位也有用處,陶公以地方長官的身分,把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京官通請一請,想來大家不能不買他們這位‘老公祖’的帳吧!”
  “嗯,這個主意好!杏城,就煩跟陶齋說一說,或者請客的事,就煩你替他提調。”
  “吃喝玩儿,陶公那樣不精通,何用我替他提調?我馬上告訴他就是。”
  “好!”袁世凱覺得心情比較舒暢了些,定神想了一下說:
  “照你們看,新官制什么時候可以議定?”
  “那難說。只要都察院不裁,吏、禮兩部一仍其舊,我想,”
  孫寶琦估計著說:“大概九月中旬,一定可以完工。”
  原來袁世凱還希望在官制議定之時,能夠參与,如果此事定案在十月初,則借為慈禧太后祝嘏的名義,再次進京,托慶王奕劻相机進言,能再到朗潤園來住几天,說來始終其事,已失的面子便可挽回。如今听說九月初即能定局,就得另想別法了。這個法子要徐世昌來想。他細細思索了最近軍机處收到的折報,并無重大事故,可派袁世凱出京處理。最后,仍是袁世凱自己悟得一策。
  “我想今年來一次大規模的秋操,跟鐵寶臣一起出京校閱。菊人,你看如何?”
  徐世昌本性持重,又學了榮祿的訣竅,凡有重要事故,那怕一言可決之事,亦必先通前徹后考慮過,此時垂眼靜思好一會,方始開口。
  “這個脫身之計很好!不但冠冕堂皇,而且可有所表。不過,”他放低了聲音說:“慰庭,從前年大將軍有個故事,你總听說過?”
  “年羹堯的故事很多,不知老兄指的那一個?”
  “他班師回京的故事。”
  袁世凱思索了一下,搖搖頭說:“倒沒听說過。”
  据說雍正即位以后,召年羹堯自青海班師,雍正親自郊迎,目睹軍容如火如荼,极其壯觀,內心已生警惕。其時正逢盛夏,雍正為示体恤,傳旨命士兵卸甲休息,誰知年羹堯的部下,置若罔聞。后來年羹堯本人知道了,謝恩過后,從怀中取出一面小旗,晃動了几下,頓時歡聲雷動,卸甲如山。雍正心想,圣旨不及軍令,如果年羹堯此時有篡位之心,自己的性命必已不保,所以從此一刻起,便下決心要殺年羹堯。
  听徐世昌講完這段故事,袁世凱憬然有悟,“你是說上面想收兵權?”他問。
  “是的!”徐世昌答說:“親貴的疑忌之心,由來已非一日。不過本來能拖還可以拖,如今舉行大規模秋操,鐵寶臣一看那种情形,回來一說,不把澤公他們嚇坏了?”
  听得這話,袁世凱既安慰,又傷心,“誠然!”他說:“我這六鎮北洋新軍,自信在海內已是所向無敵,也難怪他們疑忌。此事遲早會發作,拖亦不必拖,等秋操過后,我們好好再商量。”
  “既然你決定這么做了,明天我跟慶邸、子玖去說,一奏必准。可是總也得有個辦法啊!”
  “那好辦!今天是來不及了,明天晚上就有辦法交給你。”袁世凱喚人將張一麟請了來,“請你打個電報給仲遠,現在要舉行一次大規模的秋操,請他作個初步籌划。明天一早,請他專車進京,等著他的辦法出奏。”
  張一麟答應著走了。袁世凱又談如何疏通言路,特別是要籠絡東南各省的京官。徐世昌一諾無辭,起身說道:“我得赶進城去,把這些辦法,先跟慶邸、陶齋說一說。仲遠一到,立刻通知我。”

           ※        ※         ※

  “仲遠”姓言,名敦源,是孔門高弟子游的八十一世孫,世居常熟。言敦源從小隨父宦游直隸,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吳汝綸的得意弟子,亦頗受翁同龢的賞識,無奈才气雖高,場運不佳,以監生的身分,六試北闈不第。光緒二十三年,袁世凱在小站練兵,為了巴結翁同龢,多方設法接近,便將言敦源羅致入幕。本意想借他作一條結交“常熟相國”的通路,誰知成了徐世昌須臾不可离的左右手。
  徐世昌是袁世凱在小站的幕僚長,差使的名稱叫做“總辦參謀營務處”,一切規章制度都須出自這一部門。雖有從德國与日本翻譯過來的“步兵操典”、“陣中勤務令”之類,但文字生澀,不可卒讀。徐世昌日坐愁城,不知如何措手,听說言敦源是保定蓮池書院的高材生,便姑且將這一堆“天書”交給他去整理。言敦源細心尋繹文气,不懂之處找原譯者去請教,通得其意,另行改寫,結果不但通順,而且精要。
  徐世昌大喜過望,袁世凱已傾心相許。兩人与年未三十的言敦源函札往來,不是稱“仲兄”,便是稱“遠公”,尊禮始終不替。
  戊戌告密,袁世凱一躍而為山東巡撫,言敦源自然是必攜的僚佐,他的官銜是“武衛軍右翼參贊”,与宿將龔元友共守德州。及至袁世凱從李鴻章督直,言敦源亦已保升到了道員,充任督練公所兵備處總辦。
  從回鑾至今,又已五年的工夫,北洋大將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等人,都因為賞給“副都統”銜,換上了紅頂子。袁世凱覺得不能委屈言敦源,特意保他署任大名鎮總兵,以文員而任鎮守方面的武職,一破成例。言敦源頂戴已換,尚未上任,一接到張一麟的電報,隨即到京,大規模秋操的腹案,在火車中便已擬定了。
  這天,袁世凱已遷回北洋公所,等言敦源一到,一面通知徐世昌,一面先談起來。言敦源听他說完,隨即振筆疾書,及至徐世昌應邀赶來,他的秋操計划綱要,已經脫稿了。
  “慰庭,有道上諭你看看!”
  這道上諭不到三十個字:“以岑春渲為云貴總督,調周馥為兩廣總督,丁振鐸為閩浙總督。”
  袁世凱看完,只言不發,只說:“菊人,你看看仲遠的辦法。”
  徐世昌接來一看,只見寫的是:“查會操宗旨,在使各軍官之調度指揮,各軍士之動作服習,一一實驗,而平日督練之成績,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得燦然畢備,殿最分明。東西各國不惜繁費,歲歲舉行者,誠以多一次戰役,必多一次改良;經一次合操,必增一次經驗,非苟然也!”
  “很好!”徐世昌深深點頭,“說得很動听。”
  “你再看下面。”袁世凱說:“還有好文章。”
  徐世昌接著往下看:“上年征調近畿陸軍各鎮,會操河間,固已聳動環球,此次若能舉南北數省之軍隊,萃集一地而運用之,使皆服習于中央一號令之下,尤為創從前所未有,允足系四方之觀听。”
  “不錯,說得好!隱然有耀武揚威之意,皇太后一定中意。”徐世昌放下計划綱要,望著言敦源說:“看不如听!仲遠,我听你講。”
  “先談編制,想分南北兩軍對抗。北軍抽調山東的第五鎮、南苑的第六鎮、直隸的第四鎮、以及京旗第一鎮的兵力,合編而成;南軍以湖北第八鎮全軍及河南的混成協合組。總人數三万四千。”
  “我想,南皮一定贊成。”徐世昌笑道,“他也早就躍躍欲試了。兩軍的統制,南軍當然是丫姑爺,北軍呢?”
  袁世凱与言敦源都笑了。所謂“丫姑爺”是指湖北新軍的首腦張彪,他的妻子是張夫人的丫頭,認作干女儿,所以張彪有“丫姑爺”的外號。
  “北軍統制!”袁世凱征詢著,“段芝泉如何?”
  “我贊成!”徐世昌說:“綜理這次會操的一切事務,自然非仲遠莫屬。”
  “仲遠,”袁世凱問道:“你的意思怎么樣?”
  “義不容辭。”
  “那好!就這樣定案。我与慶邸、子玖都談過了,無不同意。”

           ※        ※         ※

  果然,一奏便准,而慈禧太后頗為嘉許。那些“都老爺”見此光景,自覺占了上風,加以徐世昌与端方的疏通,亦就不為已甚。
  袁世凱一出京,編纂新官制就順利了,到了八月底,大致已經定局。徐世昌因為袁世凱希望始終其事,便替他在瞿鴻璣面前活動,同時說動鐵良,奏請頒發“閱兵大臣”關防,并召袁世凱陛見,面諭此次會操應該如何認真辦理,以示朝廷整軍經武,重振雄風的期望。慈禧太后一一照准,于是,袁世凱九月初一重新進京。
  九月初二召見,談會操以外,少不得也要談到新官制。袁世凱不敢多說,而奕劻則乘机面奏:袁世凱亦系奉旨共同編纂的大臣,可否趁他請訓之便,讓他細看一看草案,如有不盡之處,還來得及改正。
  這亦并無不可,慈禧太后同意了。于是,奕劻以“總司核定官制”的資格,在朗潤園召集一次會議,名為審定,其實只是讓袁世凱亮個相。而袁世凱早就發了請帖,在北洋公所設宴款待縮纂官制局的同事,上自王公,下至錄事,一視同仁,無不邀請。
  這樣的場合,設宴照例演劇,但應傳的戲班,不是徽班,不是秦腔,而是“春柳社”的新劇,俗稱“文明戲”,戲名叫作《朝鮮烈士蹈海記》。
  這出戲的劇情是:朝鮮的頑固党爭名奪利,搞得烏煙瘴气。有一烈士對頑固大臣進言,以為朝鮮如不變法,即將亡國,頑固大臣只顧既得利益,不肯改革。有一大臣調停其間,一面勸烈士不宜魯莽,一面勸大臣,強敵當前,如不變法,何以圖存?大臣不听。其后日本進兵,朝鮮王被迫退位,烈士痛哭流涕地演說了一場,跳海而死。
  這出戲當然是意有所指的。演員都經指點、悟得其中之意,演來絲絲入扣,十分感人。文明戲中,照例有個重要角色,名為“言論老生”,扮演蹈海的烈士,那場演說,慷慨激昂,聲容并茂,席間确有人感動得掉眼淚,而袁世凱卻始終保持笑容,是報复的快意使然。

           ※        ※         ※

  彰德會操一共舉行了四天。第一天操練馬隊,第二天南北兩軍“遭遇戰”,第三天考驗士兵的戰技,第四天大閱。中午大宴中外參觀賓客及兩軍將佐,第五天袁世凱就回天津了。
  一到便接得報告,載振与徐世昌奉旨出關“查辦事件”。原來東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雜稅甚多,自從由日、俄兩國接收過來,派趙爾巽為奉天將軍以后,他任用一個當過廣西巡撫,素以精刻知名的揚州人史念祖整頓稅務。這一來,上下其手的蠹吏貪官,大感不便,因而策動了一個工科給事中張世培奏上一本,倒也沒有太离譜的攻擊,只說奉天捐稅煩苛,商民頗以為苦。其時已決定東三省將改行省。趙爾巽本已內定為第一任總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決定派人去看看。奕劻內舉不避親,主張派載振去查辦,因為苛稅病商,自与商部有關。而況,所查的是封疆大吏,向例不是派大學士,便是派親貴,載振的身分亦相符合。
  不過,載振到底更事不多,還得派一個老成人作為輔佐,而徐世昌看出新官制一施行,軍机處有大更動,自己不一定能保得住眼前的位子,不如出關去看看,有何机會。所以向奕劻自告奮勇,瞿鴻璣亦不反對,事情便定局了。
  接待欽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況載振又是換帖弟兄,袁世凱覺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盡心才好,所以指定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專為載振辦差。
  段芝貴別無所長,只是善于伺候貴人。他在天津聲色場中,是個闊客,袁世凱是知道的,而載振是頭號褲褲,更是人所皆知。然則派段芝貴為載振辦的差使是什么?亦就彼此心照不宣了。
  于是,段芝貴特意去找一個朋友。此人是長蘆的鹽商,捐了個兵部候補郎中的官銜,名叫王錫瑛,字益孫,跟段芝貴一起玩儿,結成臭味相投、彼此利用的好朋友。當時便將袁世凱交辦的任務,細說了一遍,問王錫瑛:“有什么好主意,能叫振貝子玩儿得痛快?”
  “振貝子喜歡什么?”
  “他?”段芝貴突然想起來了,“從前有個謝珊珊,你知道嗎?”
  “不是唱髦儿戲的嗎?”
  向來伶人皆為男角,俗稱“相公”,又稱“象姑”。洪楊以后,始有女伶,起于上海,稱之為“髦儿戲”。謝珊珊是蘇州人,以伶而妓,三、四年前在京城里很紅過一陣子。
  “不錯!”段芝貴說:“謝瑚珊唱過髦儿戲,還跟振貝子配過戲。”
  “著!”正錫瑛猛然一拍腦袋,“怎么這檔子事就會想不起來?”
  他想起的是三年前,出在北京東城余園的一件新聞。余園本是慈禧太后同族,做過兩廣總督的瑞麟的舊居,庚子之亂遭了災,荒廢不复可住。及至回鑾以后,市面漸漸恢复,東城修了大馬路,起了大洋樓,繁盛胜于往時,于是有人買下余園,修葺樓台,補植花木,開了一家大館子。載振是余園的常客,經常在那里流連終日,也經常邀一班少年親貴在那里串戲,“侗五爺”溥侗、“七爺”載濤的玩藝是連內行都佩服的。每逢彩串,常有名角來把場,如果遇到肅親王善耆粉墨登場,那就更熱鬧了,起碼有四五個名角到后台來“伺候”。
  看看鬧得太過分了,台諫中頗有人表示憤慨,恰好載振跟謝珊珊合演了一出彩樓配,便有位“都老爺”張元奇上折參劾,上諭載振自加檢點。余園風流,頓時消歇,謝珊珊不知所終,載振每一提起來,總有余憾莫釋之慨。
  “振貝子不喜象姑,那好辦!”王錫瑛說:“我已經看中了一個人了,就怕段二爺你老心里覺得不是味儿。”
  這一說,段芝貴知道他指的是誰,反唇相譏地笑道:“莫非你心里就不犯酸?”
  原來段、王二人都捧一個叫楊翠喜的坤伶。這楊翠喜是畿南文安人氏,從小父母雙亡,為族叔賣給一家姓楊的作養女,取名楊翠喜。這姓楊的是戲班子里的“文場”,其實正當髦儿戲開始風行,便將楊翠喜送去學戲,應的花旦這一行。
  到得十六七歲,楊翠喜出落得玉立亭亭,色胜于藝。喜歡听髦儿戲的,本就選色重于徵歌,因此,楊翠喜在天津天仙茶園,露演未几,便即大紅大紫。捧她的客人,不知凡几,但論貴則段芝貴,論富則王錫瑛。有此兩人護法,他人便只好望而卻步了。
  段、王雖同捧楊翠喜,卻并不爭風吃醋,這是因為楊翠喜受了養母的教,手腕頗為高明,對兩人都是不即不离,若拒若迎,而又銖兩相稱,不讓誰覺得受了委屈,而又總存著一個遲早得親薌澤的想頭,才得以相安無事。
  也就因為如此,王錫瑛出這么一個主意,段芝貴心里不會犯酸。不過,他也不愿將可居的“奇貨”輕易“脫手”,思量著得好好把握這個机會,從載振身上,大大弄一注好處。
  “段二爺,我們買賣人是發了財才升官,你老是貴人,就得升官,才能發財。何不弄個督撫做做?”
  段芝貴心想王錫瑛畢竟是商人,對宦途經歷,不甚了了。一個候補道想一躍而為督撫,簡直是做夢!就算是實缺道員,亦得先放臬司,再轉藩司,經過“監司”這個階段,才有升為巡撫的希望。
  當然,這話可以不必跟他說,丟開一邊,只談如何伺候得振貝子稱心如意。

           ※        ※         ※

  就在載振与徐世昌到達天津的前一天,新官制案正式見諸上諭。事先,已有電報預告,所以袁世凱關照,電旨一到,隨即譯送。由于這是清朝開國,至少是雍正七年設立軍机處以來,破天荒的大舉措,所以上諭長達三千言,抄碼譯文,頗費工夫,只能一段一段送閱。
  這道上諭分為兩部分,前面是總司核定的奕劻、孫家鼐与瞿鴻璣的會奏,引敘共同編纂新官制的上諭之后,先有一段頌圣表功的引敘:
  “仰見皇太后、皇上力拯時艱,通變宜民之至意,率士臣庶,感頌同聲:實中國轉弱為強之關鍵。茲事体大,臣等仰稟圣謨,總司核定,斷不敢草率從事,亦不敢敷衍塞責。月余以來,准厘定官制大臣載澤等陸續送到草案,臣等悉心詳核,反复商榷,間有未協,次第更定。京內各官,現已竣事。”
  緊接著是談改定官制的准則,以及現行官制的缺失:
  “竊維此次改定官制,既為預備立憲之基,自以所定官制与憲政相近為要義。按立憲國官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并峙,各有專屬,相輔而行。其意美法良,則諭旨所謂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兩言盡之矣!蓋今日積弊之難清,實由于責成之不定,推究厥故,殆有三端:
  一則權限之不分。以行政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借行政之名義,創為不平之法律,而為協輿情,以行政而兼有司法權,則有徇平時之愛憎,變更一定之法律,以意為出入。以司法官而兼有立法權,則必有謀听斷之便利,制為嚴峻之法律,以肆行武健,而法律浸失其本意。舉人民之權利生命,遂妨害于無形。此權限不分,責成之不能定者一也。
  一則職任之不明。政以分職而理,謀以專任而成。今則一堂有六官,是數人共一職也,其半為冗員可知,一人而歷官各部,是一人更數職也,其必無專長滅見。數人分一任,則筑室道謀,弊在玩時;一人兼數差,則日不暇給,弊在廢事。是故賢者累于牽制,不肖者安于推諉。是職任不明,責成不能定者二也。”
  第一次送來的電文,到此為止。袁世凱与張一麟各推敲久久,認為大端之一的“權限不分”,講司法獨立,或可邀准,大端之二“職任不明”這一條就很難說了。
  顯然的,說“一堂有六官,其半為冗員”,則各部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定會裁掉一半,平空敲掉許多人的飯碗,必定有人切齒痛恨地在罵,“始作俑者,其無后乎?”袁世凱倒有些失悔于鼓吹改官制一舉了。
  第二次送來的電文,接敘大端之三:
  “一則名實不副。名為吏部,但司簽掣之事,并無銓衡之權:名為戶部,但司出納之事,并無統計之權;名為禮部,但司典儀之事,并無禮教之權;名為兵部,但司綠營兵籍,武職升轉之事,并無統御之權,是名實不副,責成之不定者三也。”
  有此三積弊,因此厘定官制,即以“清積弊,定責成”為指歸。首先是“分權以定限”,除立法暫設資政院外,行政、司法兩權的區分是:
  “行政之事,則專屬之內閣各部大臣。內閣有總理大臣,各部尚書亦為內閣政務大臣,故分之為各部,合之皆為政府,而情無隔閡,入則同參閣議,出則各治部務,而事可貫通。如是則中央集權之勢成,政策統一之效著。司法之權,則專屬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審判,而法部監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對峙,而不為所節制,此三權分立之梗概也。此外有資政院以持公論,有都察院以任糾彈,有審計院以查濫費,亦皆獨立,不為內閣所節制,而轉能監督閣臣,此分權定限之大要也。”
  司法果然獨立了,看樣子,上諭必會允准,但內閣制,則在未定之天。
  袁世凱急于想知道結果,無奈原奏還有“正名以核實”与“分職以專任”兩大條,不能不耐心看完:
  “次正名以核實。巡警為民政之一端,擬正名為民政部。戶部綜天下財賦,擬正名為度支部,以財政處、稅務處并入。兵部徒擁虛名,擬正名為陸軍部,以練兵處、太仆寺并入,而海軍部暫隸焉。既設陸軍部,則練兵處之軍令司,擬正名為軍咨府,以握全國軍政之要樞。刑部為司法之行政衙門,徒名曰刑,義有未盡,擬正名為法部。商部本兼掌農工,擬正名為農工商部。理藩院為理藩部,太常、光祿、鴻臚三寺,同為執禮之官,擬并入禮部。工部所掌半已分隸他部,而以輪路郵電并入,擬改為郵傳部。此正名核實之大要也。
  次分職以專任。分職之法,凡舊有各衙門与行政無關系者,自可切于事情,首外務部、次民政部、次度支部、次禮部、次學部、次陸軍部、次法部、次農工商部、次郵傳部、次理藩院。專任之法,內閣各大臣同負責任,除外務部載在公約,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各部尚書只設一人,侍郎只設二人,皆歸一律,至新設之丞參,事權不明,尚多窒礙。故特設承政廳,使左右丞,任一部總匯之事。設參議廳,使左右參議,任一部謀議之事。其郎中、員外郎、主事以下,視事務之繁簡,定額之多寡,要使責有專歸,官無濫設。此分職專任之大要也。”
  看完這兩條,袁世凱不由得脊梁上一陣陣發冷,知道親貴疑忌与瞿鴻璣的有意作對,都非傳言,而是信而有征了。
  所謂“除外務部載在公約,其余均不得兼充繁重差缺”這句話,明明是說,除了他本人仍舊可以當軍机大臣以外,其余都不能以尚書在軍机大臣上行走了。徐世昌出軍机,已是勢所必然,究其實際,袁世凱認為是為了要剪除他的羽翼。而“正名以核實”這一條,更是專門指著他而來的。
  他算了一下,除直隸總督的本缺以外,他還有九個銜頭,如今大部分都不保了。練兵處并入陸軍部,當然不再有“會辦大臣”的名目,新設郵傳部,而以輪路郵電并入,這就一下子去了“鐵路”、“電政”兩個“督辦大臣”的銜頭。最可憂的是,海軍部暫隸陸軍部,則南北洋大臣的名義,或許都會裁撤。
  想到這里,心亂如麻,只得暫且丟開,再看下文。
  下文是上諭了。仍用“欽筆懿旨”開頭,首先是談軍机處,說它是“行政總匯”,在“雍正年間,本由內閣分設”,這“行政總匯”、“內閣分設”八字,与“內閣總理大臣”這個銜頭,針鋒相對,包得緊緊地,袁世凱的心更涼了,寄托于新官制,能繼奕劻而獨柄大臣的希望,到此已可确定,是完全落空了!
  果然,上諭明示軍机處“相承至今,尚無流弊,自毋庸編改內閣。軍机處一切規制著照舊行。其各部尚書,均著充參与政務大臣,輪班值日,听務召對。”
  最使得袁世凱不服的是:“除外務部堂官員缺照舊外,各部堂官均改設尚書一員,侍郎二員,不分滿漢。”此外還有相關的上諭五道:
  第一道:“各直省官制,著即行陸續編訂,妥核具奏。”第二道:“此次裁缺之堂官,均著即原品食俸,听候簡用。”
  第三道:“此次改定官制,除民政部、學部、農工商部尚書、侍郎均毋庸更換外,吏部尚書仍著鹿傳霖補授:度支部尚書溥頲補授;禮部尚書仍著溥良補授;陸軍部尚書著鐵良補授;法部尚書戴鴻慈補授:郵傳部尚書著張百熙補授:理藩部尚書著壽耆補授;都察院都御史仍著陸寶忠補授。”
  第四道:“鹿傳霖、榮慶、徐世昌、鐵良均著開去軍机大臣,專管部務。”
  第五道:“慶親王奕劻、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瞿鴻璣均著仍為軍机大臣;大學士世續著補授軍机大臣。”
  其時有好些幕賓集中在袁世凱的簽押房內,傳觀著一道一道的上諭,等袁世凱看完,大家亦隨即看完了,面面相覷,表情凝重,每個人心頭都似有一塊鉛壓在那里,透不過气來似的難受。
  “大清朝的气數,只怕要盡了!”袁世凱的聲音低沉而帶嘶啞,“我沒想到,改官制改成這個樣子!”
  “改官制是為立憲作預備,最主要的是建立責任內閣制度,這一點不能實現,精神全失。”金邦平憤憤地說:“我們都讓人利用了。”
  “是的。”袁世凱說:“我們讓人利用了。而利用我們的人,又是讓人家給利用了!只圖保一己的祿位,斷送了漢人上進之路。天下只怕從此要多事!”
  大家或多或少地明白,他所指的是瞿鴻璣。此中恩怨,只有他自己明白,旁人無從置喙,只覺得他所說的,“斷送了漢人上進之路”這句話深可注意。
  “你們看,十二個部院,表面上好象滿漢均分,其實不然。第一、外務部總理大臣慶王、會辦大臣那琴軒,跟尚書是兩對一之比,所以實際上掌部的滿漢大臣是八對六之比。第二、十二部院中,度支部、陸軍部都是旗人,甚至陸軍部兩侍郎都是旗人!財權、兵權旗人都抓在手里了,外交權亦是旗人占优勢,漢人處處相形見絀。不平則鳴,而且不鳴則已!”袁世凱搖搖頭,有不忍卒言之勢。
  “這兩個姓溥的,大概都是宗室吧?”金邦平問。
  “是的。”張一麟答說:“度支部尚書溥頲,字仲路,屬鑲紅旗;禮部尚書溥良,是高宗胞弟和親王之后,字玉岑,屬正藍旗。”
  “加上振貝子,親貴占了三個部,這是從來少有的事!”金邦平亦不胜感歎地:“親貴用事,且又是少不更事的親貴,這不是好現象。”
  “這一次改官制,漢人是吃虧了!”張一麟平心靜气地說:“倒不如以前的制度,漢室六堂,平分秋色,目前尚書、侍郎算起來人數也還相當,可是以后就難說了。如果旗人有猜忌之心,朝廷有收權之意,則各部堂官,滿多漢少,勢所必然,而且看樣子親貴用事的還會增加。凡此流弊,都是始料所不及,如今要談補救,只怕很難。”
  “大局令人灰心!”袁世凱看著他說:“仲仁,請你檢點一下,不該我兼的差缺,究有多少?請你擬一個稿子,盡快電奏,免得人家說我攬權戀棧。”

           ※        ※         ※

  “瞿子玖這一著真狠!”袁世凱對徐世昌說:“莫非漢人之中,只有他一個能當大軍机?他這樣做法,遲早會引起公憤,落個灰頭土臉的下場。”
  “你說他狠,還有狠的呢!”徐世昌壓低了聲音說:“子玖‘獨對’過兩次,盡情攻擊‘大老’,想攆他出軍机。上頭對‘大老’亦頗不滿,只是替手難找,所以擱著再說。”
  袁世凱大惊,“有這樣的事?”顯然的,他有些不信其為真。
  這确是件難以置信的事!以漢大臣膽敢与懿親作對,而且在“上頭”訐告,乃是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事。然而,徐世昌有确實的消息,一點不假。
  “是李蓮英跟我說的。”徐世昌解釋李蓮英跟他忽然接近的緣故,“李蓮英家的子弟,跟人為房產涉訟,我幫了他很大一個忙,所以他告訴我的話,決不會假!”
  “那可是太可怕了!”袁世凱自問似地說:“除了慶王,還有誰能掌樞呢?”
  從同治登基以來,由親貴領軍机,已成牢不可破的慣例,奕劻如果被逐,接手的當然亦是什么親王,或者郡王。但環顧親貴,不是老邁昏庸,便是年輕識淺,只有肅親王善耆,勉強可算大器,但支派太遠,而且過于接近漢人,亦難中慈禧太后的意。看來,奕劻還可在夾縫中苟延几時。
  “就為難得有人能接替,所以暫安現狀,事情也許會有突變。”徐世昌放低了聲音說:“西林的意向很難測。”
  “西林”是指岑春渲,自從奉旨由兩廣調云貴,頗有人勸他告病,而岑春渲在表面上擺出忠君愛國的姿態,慨然表示:“世受國恩,雖天南地北,何處不是報恩之地?”照常辦理移交,准備赴新任。
  但暗底下,但卻另有打算。因為瞿鴻劻早有信告訴他,調任非出兩宮本意,是奕劻与袁世凱的陰謀。岑春渲心想,果真到了云南,天高皇帝遠,交通又不便,想見慈禧太后一面都難。因而以就醫為名,到了上海,想找個机會,突出不意地到了京里,宮門請安,慈禧太后自然即時召見。只要爭取得這樣的一刻,他決定當面痛劾奕劻,將奕劻扳倒了,就是袁世凱的靠山已倒。
  這番算計,多少已在袁世凱估量之中,所以岑春渲在上海的一舉一動,都有袁世凱的密探,隨時用密電報告北洋。原以為岑春渲會跟革命党人接近,所偵探的目標,亦放在他交游的情形上面,如今由徐世昌的話,袁世凱被提醒了,不由得失聲問道:“莫非瞿子玖還有援引他入樞的妄想?”
  “也不能說是妄想。以西林所受慈眷之隆,這不是不可能的事。而況,軍机一向是五位,如今還差兩個位子在那里。”
  袁世凱聲色不動地想了好一會,說一句:“非動手不可了。”
  “最好,你能跟慶王先談一談。”
  “那當然!不過此事非世伯軒協力不可。這趟回京,請你替我格外致意。”
  袁世凱所說的“伯軒”,就是新任軍机大臣世續,徐世昌點點頭說:“當然,當然!”
  就在這時候,听得簽押房外面的走廊上,有人高唱:“振貝子到!”
  袁世凱与徐世昌相將出迎,只見載振由段芝貴陪著,神色閒豫地走了進來,他一見了袁世凱的面便問:“四哥,我去看了你的馬了,都不怎么樣嘛!”
  他們是奉了奕劻之命,換過蘭譜的,不過,載振雖可稱袁世凱為“四哥”,而袁世凱卻不敢托大,載振字育周,便以“育公”相稱。
  “育公!”袁世凱答說:“你要好馬容易!只不知你愛什么樣儿的馬?是要快,還是穩,或者樣子好看?”
  “要樣子好看。”
  “那得洋馬。”袁世凱問:“給你找四匹,夠了吧?”
  “夠了!不過得要一個顏色。”
  “好!棗騮,還是菊花青?”
  “要全白的。”
  “育公,”徐世昌插嘴相勸:“全白的四匹,即是所謂‘純駟’,太招搖了!我看不必吧!”
  “是的。”袁世凱也勸:“如今台諫上遇事生風,喜歡說閒話的人很多,不必招這個麻煩。”
  載振也醒悟了,“純駟”乃王輦所御,上次到日本看博覽會,正逢明治天皇閱兵,騎的也是一匹白馬。不過話雖如此,卻仍有點賭气的意味:“那就全黑的好了!”他說。
  “好!好!全黑四匹。等育公你從關外回來,就可以帶進京了。”袁世凱接著問段芝貴:“香岩,晚上怎么樣?”
  “都預備好了。”
  袁世凱點點頭,轉臉向載振說:“育公,我先得跟你聲明,回頭我跟菊人陪你吃飯,吃完了,我跟菊人先走一步,讓香岩陪你好好玩儿。行不行?”
  載振明白,袁世凱是有他与徐世昌在座,未免拘束,所以特意避開。其實,他亦希望如此,只是“不敢請耳”!所以立即笑嘻嘻地答說:“四哥還跟我客气什么?回頭你跟菊人有事,盡管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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