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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清由于在江蘇學政任內，喜歡談兵，屢次上奏，論列軍務，為文宗所欣賞，因此，在咸丰四年四月，調補倉場侍郎，到秋天灌米海運畢事，繼黃宗漢而為浙江巡撫。此中當然有“巧妙”，大致內有他的同年軍机大臣彭蘊章的援引，外有也是他的同年的黃宗漢的支持，但穿針引線王有齡功不可沒，當然也有朱大器的謀划在內。 何桂清撫浙，王有齡自然更得意，咸丰五年調補首府杭州府知府，不久又兼署督糧道。同一年，賞戴花翎，并奉旨交軍机處記名，遇有道員缺出，請旨簡放，這稱為“內記名”，越過吏部這一關，是補缺最优先的“班次”。 咸丰六年，王有齡又奉委兼署鹽運使，護理按察使，集糧政、鹽務、司法于一身，為浙江第一能員，也是浙江第一紅員。因此遭人之忌，有個通判叫徐徵，告了一狀，告何桂清獎荐不公，奉旨明白回奏。何桂清“年少气盛”，覆奏的語气，不免亢激，因而下詔責，何桂清便只好稱病辭官，已經打點行李回鄉了，而忽有意外的轉變，奉旨以二品頂戴署理兩江總督。 据說轉變的經過是如此，兩江總督怡良，因病免職，文宗召見軍机，商量繼任人選，他說：“兩江總督一缺，以籌餉為命。派誰去好？” “以何桂清為宜。”彭蘊章毫不遲疑地答奏：“何桂清在浙撫任內，籌給防守徽州兵勇數万人的餉，應付裕如。” 徽州原屬兩江該管，与浙江無干，但地勢上卻是密切相連的，因此徽州的防務划歸浙江。這是加重了浙江的負擔，而何桂清毅然挑起這副擔子——文宗最恨封疆大吏，自划界限，不但各人自掃門前雪，如秦人之視越，甚至將雪掃到他人門前，推出了事，所以此時想到何桂清的好處，也是毫不猶疑地接納了彭蘊章的建議。 這一來，王有齡的行蹤也改變了。當何桂清辭官之前，先替王有齡作了安排，利用“內記名”的方便，外放為云南糧儲道——何桂清回云南，王有齡改官云南，依然可以朝夕過從。 這雖是出于感情深厚的安排，卻到底是不得已之舉，既然何桂清有此意外的恩典，王有齡當然要留在江南做官。于是拜托新任浙江巡撫曾國藩的同年晏瑞書出面上摺說，浙江辦理防剿，与安徽接壤的宁國府正在吃緊之際，請求派王有齡幫辦浙江軍務，等到各路軍情稍松，再行馳赴新任。這有個名堂，叫做“奏留”，凡遇到軍務、河工等等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件，都可以“奏留”得力人員，通常也都可以邀准的。 王有齡留在浙江，是為了改官兩江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宁國府克复后，由何桂清与江蘇巡撫趙德轍會銜出奏，說王有齡在浙江籌餉如何精敏，現在江蘇的稅捐，非他來清查整頓不可。這也有個名堂，叫做“奏調”，向例封疆大吏除了翰林以外，外官道員以下，京官司員以下，都可以奏調。而且文宗派何桂清繼任江督，本就是為了籌餉，所以奏調王有齡的摺子，自是“准如所請”。 王有齡到了兩江，先在上海整頓海關，關務把持在書辦手里，黑幕重重，經過王有齡的清查整頓，公庫增收了兩百多万銀子。由于這一勞績，何桂清保他升官江蘇按察使，不久又署理布政使，就是藩司，掌管一省的財政与人事。 江蘇的地方官最多，兩江總督駐江宁，江蘇巡撫駐蘇州，藩司亦有兩員，稱為江宁布政使与江蘇布政使，前者管江宁、淮安、揚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兩直隸州，后者管東南膏腴之地的蘇、松、常、鎮、太五府州。照系統上說，江蘇藩司的直屬長官是江蘇巡撫，兩江總督隔了一層，是管不到的，而此時的情形不同。 其時因為江宁失守，兩江總督駐常州，常州既為江蘇藩司所管，所以王有齡便事事請命于何桂清，趙德轍根本不在他眼中，每次“上院”，仰面朝天，滔滔不絕地講他辦了些什么事，辦得對不對，巡撫是不是同意？他都不問。趙德轍受不了這股气，又拿他沒奈何，只好告病辭官。 接趙德轍遺缺的是徐有壬，由湖南藩司升任，未到江蘇以前，就听說王有齡跋扈專橫，決心要殺殺他的威風。 第一天到任，會過學政，便是接見藩司，王有齡習性不改，上院帶兩個极漂亮的小跟班，每人手里一支云白銅的水煙袋，站在他左右，輪流替他裝煙。 “慢慢！”徐有壬揮手阻止小跟班送煙，“老兄官做到藩司，還不曉得官場的通例嗎？” 王有齡愕然，只好請問：“請大人指點。” “向例：藩司謁見巡撫，只許吸旱煙，不許吸水煙。老兄雖然才略無雙，不過做此官，行此禮，定例不可違背。”接著用很威嚴的聲音對那兩個小跟班說；“你們下去！” 王有齡的气焰一挫，對徐有壬的禮貌不同了，但辦到公事，因為有何桂清撐腰，擅專如故。 其時金陵被圍，已經一年有余，存糧將絕，人心惶惶，而太平天國內部，大鬧奪權的內訌，楊秀清与韋昌輝的沖突以后，石達開獨樹一幟，遠走西南，太平天國只能托命于兩個人，一個是陳玉成，一個是被公認為太平天國第一人物的李秀成。 為了號召“勤王”，洪秀全接受李秀成的建議，封陳玉成為“英王”，賜“八方金印，便宜行事”。但陳玉成作戰慓悍絕倫，而威信不孚，所以太平天國各路將帥，不遵他的調遣。 同時，由于清軍利用降將，想通款曲于李秀成，因而反促成李秀成的被重用，洪秀全“進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賜尚方劍，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將以下，先斬后奏”。時為咸丰八年十二月，正是徐有壬剛到任的時候。 咸丰九年二月，李秀成大會諸將于安徽樅陽，此會有一极重要的戰略宣布，李秀成說：“官軍精銳，聚集金陵，而餉源在蘇州与杭州。如今金陵城外的長壕，已經构筑完成，‘江南大營’的張國梁又是有名的勇將，所以要解金陵之圍，不論內外如何硬攻，都難得手。我現在決定，以輕兵間道，奇襲杭州，杭州告急，蘇州亦必震動，官軍怕我們絕他的餉源、糧道，一定分兵相救，然后我們諸路合圍，直搗江南大營，大營一破，不但金陵圍解，蘇杭亦皆為我所有。” 戰略雖已決定，卻一時難以實現，因為金陵外圍，官軍云集，每一路都逼得很緊，使得李秀成無法脫身。 一直到了咸丰十年李秀成方能出金陵，三天以后，張國梁率領水陸諸軍，攻克浦口九洑洲，約期攻上關、下關，以為金陵指日可破。而何桂清則以九洑洲之戰，籌餉有功，加官銜“太子少保”，与胡林翼齊名，并稱長江上下游、胡何兩宮保——此為何桂清一生事業頂點，過此就走了下坡，而且一落千丈，垮得极快。 當官軍將帥士兵，無不得意洋洋，躊躇滿志的當儿，李秀成親領精騎一千余人，由皖南鳩江越清弋江，出宁國后路，解圍以后，疾趨廣德，扑入浙江泗安——泗安守兵十五營大潰，總兵李定泰逃之夭夭。于是李秀成分兵兩路，一路由他族中弟兄李世賢率領，攻擊湖州；一路由他親自指揮，自安吉、武康進犯杭州。 這一支奇兵，震動了兩江，也震動了朝廷。朝旨命接替向榮的欽差大臣，也就是負江南大營全責的和春，兼督浙江軍務，分兵赴援。 江南大營的戰將分兩個系統，向榮的舊部，多為他的同鄉四川人；同樣地，張國梁的部下，多為他的同鄉廣東人。當時大家希望張國梁能親自出馬，赴援浙江，但圍攻金陵，正當功在垂成之際，不僅陣前易將，為兵家大忌，而張國梁亦不愿將可到手的功勞，拱手讓人，因而只有派蜀將援浙，此人叫張玉良，重慶人，其時的官職是肅州鎮總兵，受命統率援浙諸軍。 由張玉良擔任浙江方面的主將，是何桂清与和春會商后所作的決定，同時何桂清又在奏報援浙經過，順手放了浙江巡撫羅遵殿一枝冷箭，說他“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所謂“守近不守遠”，是指羅遵殿將守湖州一路的重兵，移防省城，湖州虧得有趙景賢的團練，不然危乎殆哉！當然“守近不守遠”确是措置乖方的事實，但何桂清放那枝冷箭，卻是別有用心，目的在為王有齡開路。 張玉良援浙，路過蘇州，王有齡留他住了兩天，為他講解杭州附近的形勢，而就在這“面授机宜”之際，李秀成的軍隊，已經直薄杭州，羅遵殿和駐防將軍瑞昌、副都統來存，晝夜防守，相持了１０天，李秀成在清波門掘了一條地道，用火藥轟開二十余丈，蜂涌而進。瑞昌退保子城——或稱滿城，在湖邊上，是駐防旗人的營區，苦苦守了６天，張玉良的八千援軍到了。 李秀成的目的，就是要引誘江南大營分兵援浙，好減輕金陵被圍的壓力，一看張玉良的兵到，立即展開撤退的計划，先設疑兵，在城上遍插簇新的旗幟，表示他亦有援軍新到。張玉良見此情形，未免膽怯，將八千援軍，安頓在距杭州４０里的塘樓，同時派人混入杭州，与瑞昌取得聯絡，預備內外夾擊。 可惜，他們的行動慢了一步，李秀成使了一條奇計，找了許多瞎子來當更夫，一面偃旗息鼓，全師而退，走天目山，經孝丰，一日一夜行軍３００里，回到廣德。 瞎子茫然，五更三點，照打不誤。李秀成走了３天，瑞昌才發現杭州是座空城，于是張玉良率親兵６００人，直搗空城，一路往廣德追了去，李秀成早已算到，將從杭州藩庫、鹽庫、關庫中得來的數十万兩銀子，沿路散布，張玉良的兵撿銀子要緊，顧不得追敵，李秀成得以安然脫身。 杭州城破之日，羅遵殿仰藥殉節，等到“克复”，則是瑞昌和張玉良的“奇功”，御賜黃馬褂，封騎都尉的世職，張玉良還升了官，擢為廣西提督。此外何桂清又上奏，說張玉良援浙、受王有齡的密計，所以收功如是之速。于是王有齡順理成章地升任了浙江巡撫，而羅遵殿則有人彈劾他不能御賊，以致追奪恤典。 這時的李秀成，已聚集５０万人，會議解金陵之圍，當時的部署是如此：楊輔清進溧水、雨花台；李世賢進溧陽、攻句容；劉官芳進秣陵關、逼七甕橋；黃文金進高橋門。 首先收功的李世賢，攻占句容，疾趨淳化，張國梁大敗，退入大營。其時何桂清与和春已發覺中計，飛調張玉良回師，卻已來不及了。 當時對洪楊的征剿，責任區分，大致如此：金陵城外由欽差大臣主持、成立江南大營；后路蘇、常一帶，則由兩江總督与江蘇巡撫防守。在軍事指揮系統上，有時不免紊亂，江南大營之毀于一旦及蘇、常之失手，此為主因。 江南大營由向榮所創立，他是四川大宁人，寄籍甘肅，由行伍出身，為道光朝名將楊遇春所識拔，當洪楊起事，他正當湖南提督，在宿將中名望最高，所以文宗特地調他為廣西提督，与滿洲名將烏蘭泰，為欽差大臣賽尚阿的左右手，以后賽尚阿失机獲罪，洪楊大舉東下，向榮受命欽差大臣，沿江窮追直到金陵，屯兵孝陵衛，繼而進屯紫金山，所率一万七千余人，結營十八座，這就是江南大營的創始。 向榮手下的第一大將就是張國梁。他是廣東高要人，本名嘉祥，號殿臣，“大天二”出身，但不妄殺，是“盜亦有道”之流。以后為廣東臬司勞崇光所招降，改名國梁，剿匪得力，積功升到守備，咸丰元年，改隸向榮部下，一路打到南京，勇猛絕倫，深為向榮所賞識。 咸丰六年七月，向榮病歿軍中，由和春繼任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以張國梁幫辦軍務，升官湖南提督，所以稱為“副帥”。文宗頗有知人之明，曾有好几次优詔，獎許張國梁忠勇，有一次，張國梁因作戰炮傷中指，文宗特頒御用傷藥，并且親筆硃諭：“勇猛中宜加慎重”。尚方珍玩，不斷賞賜以外，又命圖形進覽，所以張國梁感恩圖報，奮不顧身。當向榮病歿后，金壇被圍，而和春還未接任，就由于張國梁的招集流亡，激以忠義，解金壇之圍，進克句容，使得江南大營的聲勢，复又大振。 可惜，文宗雖能賞識張國梁，而其時用兵命將，還不脫成見，以為膺專閫之寄者，非旗人不可，所以用了和春，如果當時以張國梁接替向榮，則局面又自不同。和春比賽尚阿、琦善雖要高明些，卻仍不脫旗人蔑視漢人的積習，以及好逸惡勞，喜歡奉承等等“旗下大爺”的習气，因而江南大營的士气，大不如前。 士气之坏，坏在和春所用的一個翼長王浚，翼長有二，顧名思義，可知如鳥之雙翼，為欽差大臣的左右手。王浚以受和春的寵信，把持軍政，克扣糧餉，因而部下無不怀恨，除了張國梁直屬的部隊以外，其他各軍，紀律廢馳，普遍傳播著這樣一個說法：敵人如果來攻，我們堅守不出，看大帥跟翼長如何退敵？ 軍心如此，偏偏又有一道打擊士气的命令發布：４５天發一個月餉。也就是說：一個半月當一個月。本來江南大營的餉，由兩江總督專責籌措，每個月約須５０万兩銀子，由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太倉以及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宁波、紹興等等地方籌措，按期供應，毫不缺乏。 這穩定的收支情況，漸有無法保持之勢，因為在金陵城外筑長壕，添募兵夫，糧餉增加，又因為援各處，開拔要一筆“開費”，亦是很重的負擔。支出如此，收入卻以浙江防務吃緊，自顧不暇，“協餉”不能如數解足，“糧台”每月虧短二三十万兩銀子，所以何桂清与王有齡仔細商量，不得已采取減餉的辦法。 其時頓兵日久，紀律松馳，營盤里游娼出入，酒色皆備，照數發餉，尚感不足，何況減餉？而和春又听信了王浚的話，以“不破城、不發餉”為激勵之計，這一下越發動搖軍心。張國梁一看情勢不穩，有嘩變之虞，痛哭流涕地要求和春發餉，而和春一口拒絕，說是后路糧台的餉銀未到。其實，王浚手里存著３０万的公款。 ＊＊＊ 李秀成在廣德建平所定的作戰計划是：分五路回救“天京”，他自己擔當左翼，在李世賢于閏三月初三，攻占句容時，他亦從句容以南的赤山湖，赶來會師。其時張玉良一軍，已從浙江沿太湖西岸赶來，經過常州，為何桂清留住助守，因此，江南大營仍舊是空虛的。 在靜止了４天以后，大戰在閏三月初七爆發，李秀成、李世賢兄弟，合力往西進攻，大敗張國梁于馬鞍山，同時陳玉成，從全椒撤圍，自東西梁山間渡過長江，經當涂往東，与二李會師。至此西楚霸王起兵自刎之地的烏江，東至道教胜地的茅山，都在太平軍掌握之中，對江南大營，形成了反包圍，但是何桂清在常州則有重兵兩万余人，為太平軍所隔斷，無法為江南大營所用，同時，何桂清亦不愿意為江南大營所用。 在常州的兩万余人是這樣集中的，當金壇被圍時，和春先后調守防揚州的總兵馬德昭，及援浙的參將羅希賢，各領三千人赴援，走到中途，何桂清下令馬、羅兩人，改援常州，而以由浙江赶回來的副將周天孚，以及戰斗力不甚堅強的新募潮州兵數千，換到金壇。其次是張玉良的全軍，亦不下万人，為何桂清所留住，加上宜興、廣德及王有齡特從蘇州調來的精兵一千人，將常州保護得十分周密。在江南大營后路未斷時，和春想調張玉良，不許，想調馬德昭，又不許。在這時，何桂清已經打定了主意，棄和春、張國梁于不顧，在常州擁眾自衛，打算著和、張兵敗以后，另起局面。其時常州附近，并無太平軍的蹤跡，因而他又飛章報捷，奏陳常州、鎮江一帶的軍情，分常州、宜興、鎮江、丹陽、金壇五路部署，各路都請歸張玉良節制，自愿力保蘇、常辭气甚壯。 其實，這是色厲內荏。何桂清先以書生論兵，其后則全靠王有齡替他策划、替他擔當。王有齡一到浙江，何桂清頓時六神無主，因此王有齡不得不每天給他寫一封信，規划一切，由專差逐日遞到常州，若有一天信不到，何桂清便忽忽如有所失。 王有齡真不負何桂清，看出他好大言而無用，是個經不起考驗的人，在此一生禍福，千秋功罪所系的緊要關頭，万万錯不得一步，所以一再以极嚴重的語气，警告何桂清，千万离不得常州一步。他的信中有這樣几句話：艱難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帥為進退，一搖足則眾心瓦解，事不可為矣！ 何桂清起先亦未嘗不想堅守，但兵敗如山倒，覺悟到擁兵自衛，不援前線則等于自撤屏藩時，悔之已晚。 ＊＊＊ 當閏三月初七，太平軍發動總攻擊時，五路十道，同時出兵，士气极旺，相反地，江南大營則流言四起，士無斗志，“開小差”的不計其數，所以太平軍所踩的大部分是空營盤，當然，張國梁一軍，不致如此。 其時天气极坏，雷電交作。凡是大會戰，天時的影響极大，漢光武的昆陽之戰，是個最明顯的例子，特別是雙方士气旺弱不同，坏天气對已坏的士气，必是更坏的打擊。所以此際在江南大營中，便分成截然不同的兩支部隊，和春那部分，逃的逃，躲的躲，不逃不躲的則天天到王浚的營帳去索餉，而張國梁的部下，則受了“副帥”的激勵，忍饑受寒，堅守不退，搏戰七晝夜之久，到了閏三月十六日，戰況發生了劇變。 這一夜各營起火，情況不明，王浚部下首先逃散，接著是和春的部下各自為計，這一下牽動大局，和春、王浚所部，全軍皆潰。最倒楣的是何桂清的同年，原任江蘇巡撫許乃釗，本不知兵，而強賦以領兵之任，先以失机被革職，卻又不放他回杭州原籍，賞給光祿寺卿的頭銜，仍留江南大營幫辦軍務。和春与何桂清不和，与張國梁相左，都靠他從中調停，費盡口舌而不討好，此時失陷軍中，吃盡千辛万苦，才得回到鎮江，狼狽不堪。 這一退，沿途拋棄的糧餉軍械、鍋碗帳篷，以及其他軍需，不計其數。張國梁的部隊，此時尚屹然未動，但一听大軍潰散，自然動搖；張國梁頓足痛惜：“八年心血，毀于一旦！” 憤激傷痛之下，跟曾國藩靖港兵敗一樣，打算自裁，為部將苦勸而止。 于是，他第二天親自殿后，撤退部屬，太平軍所懼的官軍將領，沒有几個，多隆阿、鮑超以外，張國梁的威名最著，所以還不敢相逼，容他安然退到鎮江。 這時何桂清曉得糟糕了，和春是欽差大臣，論軍事指揮權，在兩江總督以上，九度行檄，乞取援軍而何桂清置之不理，該負戰敗的全責。和春先因身在前線，拿他無可如何，現在退到后方，自然要跟他算這筆帳。如果据實嚴劾，何桂清百口莫辯。非革職嚴辦不可。因而連夜致書慰勞，同時請和春移守丹陽。 和春自然万分憤怒，但一則自己也有听信王浚，扣餉不發，以致士兵嘩變的罪過，再則此時卸甲丟盔，狼狽不堪，諸事要靠何桂清照應，所以只得暫且隱忍。 于是何桂清又上奏，划分防守責任，丹陽以上的軍務，歸和春、張國梁主持，常州軍務，由他与張玉良負責，一等布置稍定，進据溧陽，其實是空話。張玉良的部隊，由常州西南到西北，結營２０座，圍成一個弧形，都只是為了保護他個人的安全。 收拾殘局是靠張國梁，招集潰勇得一万三千余人，自守丹陽，另外他的部將馮子材未敗，以一万二千人扼守丹陽之西，正當第一線的鎮江。安頓尚未完成，何桂清已來公事催了，他自己的部隊，按兵不動，卻催和春、張國梁，進援金壇。 ＊＊＊ 其時太平天國，正在大開慶功宴，接著由李秀成主持會議，商定戰略，先取蘇杭上海，再購置輪船二十艘，水陸并進，西取湖北。這是閏三月二十一的事；四天以后，開始行動，由李秀成統率全軍，方略如此： 一、侍王李世賢、輔王楊輔清等，隨同李秀成，攻取蘇州。 二、皖南調來的部隊回防。 三、英王陳玉成再攻揚州，目的牽制江北清軍，不能南援蘇常。 四、別遣一隊赴皖北，支援捻軍張洛行。 太平軍“東征”的先鋒，是陳玉成的部將劉瑲琳，陳玉成因為要渡江攻揚州，所以亦在東征軍中。劉瑲琳受計，不攻正面鎮江，由句容往西南，先取珥村，珥村在金壇之北、丹陽之南，相距各４０里，是鎮江与常州往來間道的中心，亦為北面丹陽、南面金壇、東面常州這個三角形的中心，奪取其地，可以進而截斷常州与丹陽的通路，果然，何桂清聞警，派馬德昭往西北方面的奔牛鎮迎敵，而太平軍則化裝成清軍，直趨西北的呂城——東吳大將呂蒙所筑的城，東距奔牛鎮１８里，隔絕了常州通丹陽的大道，至此，水陸兩途都為太平軍所沖斷，丹陽孤立無援了。 就在這時候，前軍有一批餉銀解到，王浚依然如故，每名士兵僅發銀２兩，而且名之為“借給”，因而包括張國梁所部在內的全軍大嘩，各營普遍表示：“如果不發餉銀，不換翼長王浚，決不接仗。”而和春執迷不悟，無所處置。 到了第二天，兩軍接戰，劉瑲琳的部隊首先開火，不斷一排槍、一排槍地放，清軍真個“不接仗”，相持了一個多時辰，和春部下熊天喜的馬步，在丹陽蘇西南的白土鎮潰敗，熊天喜本人自殺。 這時候李秀成已親將１０万人，抵達丹陽，震于張國梁的威名，不敢造次，步步為營地向丹陽城下逼近。張國梁開丹陽南門迎敵，太平軍望見“張”字帥旗，立即撤退，而張國梁實力不足，未敢窮追，此時他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收容散兵游勇，編組成軍，好穩住陣腳。 收集潰散之卒，最要緊的是照料生活，可是這批饑卒疲兵，既無營帳可以容身，亦無鐵鍋可以造飯，至于其他軍需，更不用談起。部隊成了這樣子，不但不能拒敵，而且如置火藥于熱灶之上，是件极危險的事。 閏三月二十九，清軍不戰自潰，頓兵觀望的太平軍，向丹陽西門進擊，其時一片混亂，但見張國梁率親兵，往來馳驟，不斷沖殺，卻無法殺出重圍，而太平軍改扮清軍，乘机混入潰卒中，反向張國梁襲擊，以致渾身重傷，力竭時還手殺數敵，躍馬入丹陽南門尹公橋下而死。 李秀成占領丹陽，第一件事就是找尋張國梁的尸首，以禮葬在尹公橋塔下。接著，送陳玉成渡江佯攻揚州，而仍派劉瑲琳為先鋒，直逼常州。 常州本地人，決意自保，潰兵過境時，老百姓在城上拋擲磚石，用意是迫他們不可潰退，但無效果。第二天，和春与許乃釗脫險到常州，連隨從只得十二騎，王浚則死在亂軍中了。 何桂清見此兵敗如山倒的景象，嚇得心膽俱裂，“力保常州”的壯語，早已拋到九霄云外。同時接替王有齡而總管糧台的卸任按察使查文經，迎合意旨，邀集同官，向“大帥”上一通“公稟”，請退保蘇州。何桂清大喜，當即批示“照准”，即日拜折，說欽差大臣和春已到常州，軍務仍歸督辦，他則移駐蘇州，以便籌餉接濟。 這一下招致了常州百姓大大的惊懼与不滿。在先前，何桂清已密遣親信，將他那“門稿”出身的老太爺与兩個姨太太送到通州，卻又貼出告示，派兵按戶嚴查，不得遷移，以免影響民心士气。至此，狐狸尾巴完全露了出來，無錫、常州的民姓，一向對利害觀念的感覺比較尖銳，所以有“無常一到，性命難逃”的諺語，何桂清玩弄常州人于股掌之上，自然難逃性命；四月初一那天，常州耆紳到總督行轅去“跪香”，留他勿走。 何桂清豈肯留在危城？一面派人敷衍，一面喬裝改扮，溜出東門，正待上馬時，遇見在城外巡邏的常州府知府平翰。 何桂清當他是來追自己回城，親自拔出洋槍，威脅平翰，等他一走，何桂清率五百親兵，絕塵而去，１０里外運河邊上，已有船在等著，下船直放蘇州——他是第二個脫逃的大吏，第一個是查文經，前一天上公稟為何桂清開路，以此“功勞”，得用“護運餉銀”為托詞，奉總督批准，先期脫出。 何桂清到達蘇州，碰了個大釘子，這是后話，先要敘常州的情形。 常州官場，從總督逃之夭夭，變成群龍無首，文武官員盡皆奔散。明、清兩朝，地方官的威權特重，總督開府，出巡的派頭，連王公都不能比，但有一條決不可移易的原則，就是“守土有責、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如今何桂清一走，棄地的責任，歸他一肩承擔，文武官員，樂得避危趨吉，王有齡告誡何桂清“不得离常州一步”，原因在此。 文武官員一逃，諸軍皆潰，既燒且搶，無所不為，只有張玉良的部隊未散，但軍紀亦很坏。張玉良為防守計，下令堅壁清野，他的部下便借燒民房的机會大肆劫掠，丹陽的潰兵，如法炮制，三番搶劫，民無孑遺而常州畢竟未曾守住。 先是官軍有一營通敵，迫使張玉良退往無錫高樹，但城外的居民無屋可住，退入城內，城內存銀７４万兩，柴米油鹽及一切生活必需的雜貨，存量相當充足，所以當地紳士中，以康熙名臣趙申喬的六世孫趙振祚為首，倡議舉唯一不逃的官員，職居通判的旗人諾穆布為“城主”，自行守城。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自四月初二圍攻常州府城，并致書招降，到了初六，張玉良留在城內的一小隊，与太平軍有了勾結，縱敵以繩梯登城，常州淪陷，太平軍屠城，死的人不計其數。 常州城破之日，逃到無錫滸墅關的和春，悔恨交集，吞鴉片自殺。其時何桂清已到蘇州，徐有壬閉城不納，下令凡總督的隨后，一個人不許進蘇州。同時上疏嚴劾何桂清棄城喪師，縱兵殃民。何桂清無奈，由蘇州到常熟，當地紳士遞了一個公稟，說“常熟小邑，不足煩督府親駐，請免稅駕以召寇”。何桂清表示親兵缺餉，當地百姓送了１０００兩銀子的餉，２００兩銀子的程儀，何桂清住了３天，以借洋兵為名，逃到上海。 ＊＊＊ 太平軍既下常州，第４天進攻無錫，張玉良倒是狠打了一陣，無奈眾寡不敵，太平軍別遣一軍繞出九龍山之西，由間道攻無錫，只守得一日，即已淪陷。張玉良收集殘部，奔向蘇州，自請助守，徐有壬不放他進城，指定他屯兵葑門外。 其時東來的潰卒，一批一批地燒搶，城外富庶之區，成了一片瓦礫，蘇州人恨极了官兵，竟發現了反動的標語，張玉良見此形勢，一無可戀，連夜拔營遁走。 其時蘇州城內，已有兩名太平軍的間諜埋伏著，一個叫李文柄，廣東人，原跟小刀會劉麗川在上海起事，上海克复，投降官軍，以后改了名字，捐官候補道，分發蘇州，走門路做了帶兵官。另一個叫何信義，也是廣東人，候補知府，帶過撫標中軍。這兩個人等李秀成的軍隊一到，開城出降，正好遇上徐有壬帶兵在巡邏，于是短兵相接，展開巷戰，徐有壬不屈被害。李秀成只派了２７０多人進城，就占領了蘇州。 太平軍的東征，初步至此告一段落。此一役也，清軍降的有五六万，所獲金銀財寶、大炮洋槍無計其數，到了四月下旬，繼續東進，昆山、太倉、嘉定、青浦、松江，相繼易主，東南膏腴之地，盡入太平軍掌握，于是決定第二階段的計划，進攻上海。 在上海的兩江大員有總督何桂清及由藩司坐升的江蘇巡撫薛煥。何桂清這時已上了奏折，說“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搖動，非臣書生所支持。”文宗接奏震怒，親筆批示：“平時侈談彼短，一旦決裂，不知認罪，猶以書生自居，可歎可恨，殊有愧書生二字。” 所謂“侈談彼短”者，指他在江蘇學政任內，一再上書論兵，對他的同年江蘇巡撫許乃釗，多所指責而言。許乃釗雖不知兵，但先練“撫勇”攻小刀會劉麗川，次則在和春大營，身臨前線，進退与共，而何桂清擁兵自衛，置精銳于無用之地，以致江南大營因勢孤而陷，已不可恕，及至太平軍自東而至，丹陽未失，鎮江屹然，常州則兵糧俱足，民气可用，居然望影先逃，并且在老紳跪香攀轅時，命親兵以洋槍轟擊，殺無辜１９人之多，真所謂喪心病狂，衡諸國法、天理、人情，都非殺不可。 然而京內消息隔膜，江南人“都曰可殺”，京朝大老，卻頗有人為何桂清緩頰。先是當江南大營一破，文宗憂慮蘇常不保，大學士軍机大臣彭蘊章還說：“何桂清駐常州，籌划精詳，又有張國梁、張玉良一批驍將，文武協力，戰守有余，蘇常必保無虞。”不數日敗訊到京，文宗痛責彭蘊章無知人之明，因而解除軍机大臣的職務。同時，何桂清被革職查辦，以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 當時湘軍還未入江蘇地界，江蘇的最高地方長官是薛煥，他是何桂清所提拔的人，自然向著何桂清，其次是浙江巡撫王有齡，也要救何桂清，所以多方庇護，一再聯銜上奏，“請棄瑕錄用，俾奮后效，以贖前愆”，文宗不許。于是又說他在上海激勵團練，運動內應，設法光复蘇州，請求等到蘇州克复，再赴京伏罪，文宗又不許。以后英法聯軍內犯，文宗出奔，接著發生辛酉政變，肅順被誅，恭親王掌國，兩宮太后垂帘听政，由于這一連串的大事，拿問何桂清一案，便拖了下來，容他在上海苟且偷生了兩年。 同治元年四月，朝中大局已定，于是何桂清不能不就逮，解到京城下刑部大獄，主審的秋審處四總辦中，有一個是直隸司的郎中，名叫余倬光，正好是常州人，冤家遇著對頭，何桂清就沒有活路了。依照大清律，“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應得的罪是“斬監候”，但秋后處斬，須先經御筆“勾決”，這就有了一絲生机，到時候可以設法為他乞恩緩決。所以余光倬加上一條罪名，說他“擊殺執香跪留父老１９人，忍心害理，罪當加重”。因而擬了“斬立決”，余光倬必殺何桂清，雖有私憾，但論法則亦實無活理。當時的刑部尚書是云南昆明人趙光，他是嘉慶二十五年的進士，這一榜是名榜，出了個連中三元的廣西人陳繼昌，榜眼叫許乃普，就是許乃釗的胞兄，以此淵源，趙光對何桂清如何制和春、張國梁的肘，如何失陷蘇常、如何縱兵殃民，十分清楚，所以傳說在何案定讞覆奏的折子中，趙光有這樣的警句：“不殺何桂清，何以謝江南百万生靈？”趙光為人庸愚，但這句話卻是義正辭嚴的公論。 慈禧太后當時垂帘未几，處事以君臣“同治”為宗旨，對于刑部定擬的罪名，不肯輕作裁決，降旨命大學士六部九卿科詹科道會議，這就是明朝的“廷議”，是件很鄭重的事。會議結果，如刑部所議，而慈禧太后還不忍輕殺大臣，另有一道懿旨。 懿旨上這樣說：“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員，用刑宜慎，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這意味著，“上頭”預備网開一線，所以跟何桂清有交情的、受了運動的，或者間接有關系可能受株連的，本以為何桂清罪無可逭，救亦無用，而在廷議中默無一言者，此時紛紛上疏論救，總計有１７人之多。 一馬當先的是大學士管部的祁雋藻，他的行輩甚高，在當時已列入耆宿之列，山西壽陽人，所以多稱他為“壽陽相國”。此人還存著清初貳臣的觀念，當曾國藩辦團練，出師有功時，他居然以為漢人一呼而集万千眾，非朝廷之福。此時上疏救何桂清，首先就引用嘉慶的諭旨：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認為余光倬所擬，不合祖制。此外如工部尚書万青藜、御史高延祜，都是聲名不佳的人物，而薛煥感恩知遇，又以重金替何桂清在京里走門路，所以初夏被逮，到深秋還拖在那里。 慈禧太后為了籠絡大臣，倒不一定想殺何桂清，但正人君子饒不過他。首先是最早參劾何桂清的御史卞寶第，抗章駁祁雋藻。原疏抬出仁宗睿皇帝的圣諭，這頂帽子太大，本難指駁，而卞寶第駁得十分痛快，他說仁宗上諭，只就承平時期尋常罪名而言。輕輕一語，就把他那頂大帽子卸掉，然后又說：道光年間浙江提督余步云失定海，咸丰年間湖北巡撫青拖失武昌，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其時祁雋藻當軍机大臣，沒有听見他說什么話，“何獨于何桂清護惜若此？”這個奏折一發抄，時論大快。 不過，何桂清生死之机，最后決于一個人，就是曾國藩。 當時京卿中有個李棠階，河南人，跟倭仁、曾國藩都是當年做京官時講理學的朋友，慈安太后听文宗生前提到過這個人，所以特旨內召，任用為太常寺正卿，當浮議囂張時，李棠階上一個密折，說是：“刑賞大政，不可為謬悠之議所撓，今欲平賊，而先庇逃帥，何以作中興將士之气？”這是撇開刑律及何桂清個人的禍福，以大局軍務為著眼點，東南軍事在著著進展之時，自然不能做出打擊士气的事情來，所以，連慈禧太后看了這個奏折以后，態度也迅速地轉變了。 何桂清這一案的關鍵，本在他為何由常州脫逃？如果這一點能有所辯解，則可以不死，所以刑部審問時，他提出一份薛煥等人所具的公稟，請他退到蘇州，以保餉源重地，證明他本心并不打算棄地。事過境遷，當時是否有必要退至蘇州？是非無從判斷，同時這張公稟，究竟真的出于當時，還是事后補具，以為卸責的余地，亦無從查究，因而朝廷特意降旨，命現任兩江總督曾國藩查核具奏。 曾國藩身在兩江，瘡痍遍地，目擊心傷，而且他帶著兵負破敵的全責，亦不能不為士气著想，因此，一向不大肯說題外之話的他，覆奏措詞，如老吏斷獄，犀利無比。 曾國藩的覆奏是這樣說：“督撫權尊，由來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風旨，不敢違拒，若此類者，無庸深究，疆吏以城守為大節，不當以僚屬一言為進止；大臣以心跡罪狀，不必以公稟有無為權衡。” 這几句話精警絕倫，無人可駁。而在曾國藩覆奏未到以前，救何桂清的祁雋藻等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已搞出一絲生机，至此又复斷送。 祁雋藻他們所想的辦法，就是將何桂清的罪名，弄成斬監候。為達成此一目的，分兩方面迂回進行，一方面在廷議中格于公論，仍照刑部所擬“從重擬以斬立決”；一方面由祁雋藻領銜上奏，說“遍察刑律如臨陣而退、棄城先逃等條，罪至斬監候而止”。加重罪名至斬決，“是為擬加非律”，也就是說超乎律法以外，非臣下所得擅請。然后由軍机面奏，擬發上諭：此案既疊經廷臣等會同刑部定擬罪名，自應按律科斷，即不必于法外施刑，以昭公允，何桂清著仍照本律，定為斬監候，歸入“朝審”“情實”，秋后處決。此后為定照定律，詳慎用刑之意起見，非為何桂清情有可原，將來可從末減，致蹈輕縱也。 這道上諭，看起來合法、合理，一秉大公，毫無可議，其實是軍机上欺兩宮太后問政未几，不諳制度，用的是瞞天過海的手法，因為這年是同治元年，凡遇改元，太后皇帝整生日等等慶典，照例“停勾”，所謂“歸入‘朝審’‘情實’，秋后處決”，根本是空話。 所謂“朝審”，起于明朝英宗复辟以后的天順三年，將待決之囚，在霜降以后處決以前，作一次最后的審判。對各省的死囚而言，此一程序稱為“秋審”，而刑部獄中的死囚，則稱為“朝審”，由刑部特選精干的司官人員，組織秋審處，主辦其事。朝審或秋審的結果，分為五類：情實、緩決、矜疑、留養、承祀，最后兩類多為獨子以承宗祧，奉養父母，可以不死，緩決、矜疑則尚待進一步審訊，惟有情實一類，則在勾決之列，須另繕黃冊呈覽。不過，這年雖然停勾、招審冊，仍應照呈，何桂清的罪名，已指明為“情實”，卻由于打通了秋審處的關節，而余光倬勢孤不能力爭，所以未將上諭中“非為何桂清情有可原，將來可從末減，致蹈輕縱”的“緊要之語”敘入，企圖蒙混過關，不想又遇到了一個硬錚錚的對頭。 這個對頭就是李棠階。軍机大臣中除了恭親王以外，本以恭親王的老丈人桂良為首，桂良在咸丰八年与英法公使在上海議和時，深得何桂清的助力，所以何桂清被逮到京，他亦很出力相救。哪知這年夏天一病而亡，軍机大臣空出來一個缺，秋天補了李棠階，此時便根据曾國藩的覆奏力爭，因而降旨切責刑部，嚴加申飭。 于是刑部補具手續，特降諭旨：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一犯，因廷臣會議，互有异同，酌中定議，將該犯比照帶兵大員失陷城寨本律，予以新監候，秋后處決，已屬法外之仁。 今已秋后屆期，若因停勾之年，再行停緩，致情罪重大之犯，久稽顯戮，何以肅刑章而示炯戒？何桂清著即行處決！ 于是何桂清被綁赴菜市口，一刀斬訖。而余光倬則跟何桂清的私党結了怨，而本來已考上了御史，而且“京察”一等，照例立即可以升補，為人借故彈劾，京察一等及御史記名，一律撤銷，竟致閒廢。 ＊＊＊ 現在再回頭來談王有齡。 他是咸丰十年閏三月初到杭州的，一到先辦善后，李秀成初次攻占杭州，雖只逗留了七天功夫，但杭州府屬的百姓，死了二十几万。城是空城，大小衙門統通燒光，無錢無糧，而要撫輯流亡，确是大不易之事，好在他跟浙江的關系特深，又有朱大器幫忙，勉強修葺城牆，制造器械，將張國梁所部以及他自己從江蘇帶來的親兵，總共三千人不到，分駐各處，算是防務粗定。 但不過一個月的功夫，江蘇的局勢急劇惡化，太平軍勢如破竹地一路打過來，占領松江，并已迫近浙江邊境，果然，四月二十四日嘉興失守。此時如果長驅南下，杭州可能早已不守，但太平軍的基本戰略，是要鞏固“天京”外圍，如果進攻杭州，則一線深入，自蹈危地，為兵家所忌。 太平軍當時的第一目標是上海，如能攻占上海，則不但海關的洋稅，大堪潤澤，而且有了通外洋的海口，購舊船二十艘，水陸并進攻湖北的計划可以實現，同時軍械糧食，亦可猶得源源接濟。因此，嘉興的一支兵，為攻上海的后備，自然不肯用于無用之地的杭州。 但是，東北面的壓力雖不重，西北面卻又吃緊，廣德失守，總兵米興朝退至孝丰。接著，陳玉成佯攻揚州，牽制官軍的任務，由于李秀成席卷吳中而完成，回金陵休養數日，于六月初五日由宜興入浙江，連占長興、于潛、臨安，１３天攻到余杭，离杭州只有几十里的路了。 其時浙江的兵力，以不受徐有壬歡迎的張玉良一軍為主，正在嘉興一帶防守，浙江除了湖州附近以外，就數嘉興到杭州這一段最富庶，為保餉源，這一路不能不著力防守，所以張玉良一軍不能撤回相救。此外，福建的援兵未到，江西有援兵三千人，卻遠在玉山，只有守門的三千余人，可以調遣，帶兵官叫劉季三，是個總兵，受命攔截，在杭州城北的拱宸橋遭遇，王有齡亦帶隊上城牆助戰，劉季三總算打得不錯，身先士卒，親以洋槍斃敵。太平軍暫時退走，但大隊有十几万人之多，而官軍總數只得一万三千，就在這眾寡懸殊，形勢危殆之際，陳玉成忽然得了重病，不能指揮。 于是陳玉成全軍撤退，余杭、臨安、于潛、富陽、新城等地，相繼克复，杭州暫時轉危為安。但是，軍餉卻成了大問題。 浙江全省軍餉，每月需四十几万。當時籌餉的方法，各地大同小异，大同者，取之于商民的厘捐，小异者，稅源因地因時而有差別。浙江的厘捐，以絲茶為大宗，皖南一途，兵連禍結，茶商裹足，此外行銷江西徽州的所謂“餉鹽”，亦由于烽煙處處，道路艱難而無法運銷，厘捐收入，大不如前。 除本省自籌以外，又有所謂“協餉”，靠比較平靖而富庶的省分協助，浙江每月的協餉是：江西６万、湖南３万、四川５万。此時都自顧不暇，根本不解，只偶爾福建有所接濟。 這樣通扯計算，每月要差半數，王有齡雖以善于籌餉著名，但差額過大，亦有難于彌補之苦。 幸好，李秀成對上海發動的攻勢，受到了有力的打擊，所以整個東南大局，猶有可為。 ＊＊＊ 江蘇膏腴之地，其時只剩下馮子材一軍苦守鎮江，以及上海与浦東三縣而已。但上海由于租界的關系，造成了畸形的繁榮，所以關稅百金，數倍于往昔。在何桂清未失蘇常以前，上海的官商就有自保的計划，官則蘇松太道吳煦作主，商則四明公所的董事楊坊為首。同時，英法領事為了維護其在上海僑民的生命財產及商業利益，亦支持吳煦与楊坊的計划。 這個計划是招募洋人編練洋槍隊。有個美國紐約人，叫做弗立克·華爾，軍校出身，在國內犯了法，亡命到上海，本來是想投效太平軍的，為人所勸而中止。結果為吳煦所物色——一說華爾為美國領事署所逮捕，預備押解回國，歸案審判，經吳煦代為向美國領事說項，得獲解放，華爾受惠感恩，是自愿投效的。 華爾所編組的洋槍隊，以菲律賓人為主，總數只一百，另外招募了几百中國人，一半改穿西服，冒充外國人，一半仍著常服，跟在隊伍后面，聊壯聲勢。就憑這一支怪隊伍，經過一個半月的訓練，居然大敗太平軍于松江。 主要的原因，中國人當時雖已會用洋槍，但由洋槍而來的“兵法”，卻茫然無知。當華爾率隊出發之前，他就下了嚴厲的命令：“有進無止，止者斬！”等到兩軍相接，李秀成的所屬陸順德的部卒，槍炮齊發，火网甚密，華爾只是下令“臥倒”，太平軍的槍炮完全虛發。等打過一陣，華爾下令還擊，１２０人的排面，打了一排槍，第二批接著來，然后第一批趁此空隙裝子彈，接著第二批再打。一共只打了３排槍，太平軍就死了几百人，敗退入城，華爾領先沖鋒，跟著到了城里，展開巷戰，太平軍四散潰逃，松江城就這樣輕易地克复了。 當華爾出發以前，吳煦曾經稟明已升為江蘇巡撫的薛煥，只要攻入松江，太平軍的一切，以及官府庫藏，都歸洋槍隊所有。因此，太平軍一退，華爾首先就清查戰利品，誰知打開府庫一看，空空如也，太平軍早已席卷而去。華爾跟吳煦提出交涉，結果另外送了他五千銀子，作為補償。 于是華爾以松江為根据地，擴充洋槍隊，六月間曾一度進攻青浦，未曾得手，上海得此犄角之勢，總算穩住了。 ＊＊＊ 在浙江的戰事，始終緊張。張玉良攻嘉興狠打了几場胜仗，七月下旬，李秀成親自領軍對敵，血戰五晝夜，相持不下。于是李秀成出奇兵自間道攻石門，此地為張玉良的糧台所在，一把火燒了軍糧，前線士气，大受影響。張玉良負傷敗退，太平軍跟蹤而下，從海宁分兵兩路，一路向石門，有進犯湖州的模樣，一路直扑杭州。王有齡与將軍瑞昌、提督饒廷選，分守西北兩城，同時因為各地都有官兵通敵的事情發生，所以王有齡下令，將散兵游勇，盡皆驅逐出城，杭州城內的治安，相當良好，但糧餉不足的困難，卻愈來愈甚。 不久，進犯杭州的兩路太平軍，不戰自退，這是因為李秀成攻上海不利，收兵回蘇州，預備重新整頓補充，檢討局勢，另作部署的緣故。 可是皖南一路，依然吃緊。由廣德過來的大股太平軍，目標是在湖州。湖州的防務，完全得力于趙景賢，當時各地紛紛舉辦團練，自保地方，而功效卓著，則首推湖州。此亦不能不歸功于王有齡當湖州知府時，慧眼識英雄，能夠支持趙景賢。 湖州是水鄉，太湖在北，苕溪在西，汊港紛歧，一葦可航，所以在防務上，到處都是漏洞。趙景賢跟王有齡商量，添筑外城一道，緊靠龍溪大河，城牆上下，多筑炮眼，外城左右亦安設炮位，只要敵人一過河，火力壓制，便無立足余地。 當時攻城最通行的戰術是挖地道，填火藥，轟坍牆，一擁而進。湖州由是利用地形，添筑這道外城，大為得力，始終不虞敵人挖掘地道，此為湖州得以久守的一個主要原因。 到了十月初旬，嚴州一路失利，新城、臨安相繼不守，富陽隨即失守，前敵兩員主將，總兵劉芳貴，副將劉季三、雙雙陣亡。這一下，不但省城吃緊，而且由富陽渡江，可以威脅宁紹，浙東在此時是全省主要的糧源，不能不保，因而王有齡作了一次奇襲。 他在富陽失守的第２天，抽撥馬隊５００人，步兵１０００人，下令已在傍晚，限定二更拔隊，五更到達富陽，調集最精良的火器，由東南兩面集中攻擊，大聲吶喊，聲勢甚壯，太平軍不知有多少人馬，望西北兩門敗退，王有齡親自領兵攔截，斬獲甚多。到了第二天上午８點鐘，收复富陽。這一仗打得相當漂亮。 在此由七月到十月的１００天中，中國的國際關系，有了极大的變化，英法聯軍，終于內犯，七月初七攻占天津，接著侵入北京，火燒圓明園。文宗倉皇出奔，逃到熱河行宮避難，九月十一日，恭親王簽訂了北京條約十條，成就所謂“撫局”。這自是喪權辱國的條約，但對平定太平天國，卻大有幫助。 在清朝与太平軍之間，英國最初嚴守中立，其后由于兩廣總督葉名琛的顢頇，換約問題，引起軒然大波，英國改變策略，有意利用太平軍來威脅清朝，与江宁方面的接触，不絕如縷，清朝是希望洋將“助順”，則出入之際，關系太大。 這只是恭親王与英法議和時，不能不委曲求全的苦衷。及至北京條約成立，塵埃落地，英國因為有條約的關系，不論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好、遵守國際公法、盡其應盡的義務也好，都不能不支持清朝。且不說以后李鴻章的“用滬平吳”，得力于此“正常化”的中英關系，即就當時而論，上海的局面便立刻發生了极深刻的影響。 李秀成是极有政治頭腦的人，他并不以攻城略地，耀武揚威滿足，而是要取得膏腴之地來支持他“北征”的計划，因此攻取蘇州時，僅派２７０人入城，一面嚴申軍紀，一面极力安平，務求促使地方士气。上海在短短三數年間，一躍而為東南的精華，當然更不肯輕加兵火，所以他以運動會党及官軍起義与聯絡洋人，雙管齊下，打算和平接收上海，此中的關鍵，當然系于英法公使的態度，李秀成早于五月間遞送了一件“照會”，申明占領上海、松江的必要，自以為已取得諒解及默契，而其實不然。 在北京條約沒有簽訂以前，英法公使雖循薛煥之請，以武力保護租界，并派兵協守上海縣城，但對外仍表中立，這就等于間接答覆李秀成，太平軍攻上海，英法將出以“默成”的態度。等到北京條約一成立，英國人公使布魯斯對太平軍的表面如舊，暗底下卻已准備“助順”。這一轉變，李秀成自然不知道，同時當時中國人對國際事務的缺乏了解，他亦看不出北京條約對他會發生這樣迅速而嚴重的影響，因此在上海吃了個大虧。 李秀成只帶了３０００人到上海，先在南市九畝地与清軍遭遇，打了個胜仗，便分西南兩面推進，以為預先有接洽的會党和官軍會開城迎接，而助守的洋人，一定袖手旁觀。哪知一到城下，城上的一千二百英法聯軍，隨即開火，太平軍死了好几百。其時風雨大作，李秀成以為視界不明，引起了誤會，不愿還擊——事實上在英法聯軍強烈的火力，且是居高臨下的优勢壓制之下，亦無法還擊，急急下令退兵。 其實，誤會的是李秀成，他的整個和平接收上海的計划，已經完全破滅，除了洋人態度的轉變以外，所聯絡起義的會党及官軍，亦為薛煥事先防范無法動手。 這些情形，李秀成不知道，第二天又迫近城下，由南門轉往西門，英法聯軍，水陸并攻，開炮轟擊，以致李秀成亦受了輕傷。這時他才恍然大悟，外援內應，皆不可恃，只能撤退。臨走時留下一封長信，痛責英法公使，無非出气而已。 上海一撤退，浙江方面的壓力便重了。嘉興、石門的攻防戰告一段落，李秀成先回蘇州部署防務，然后到“天京”參加軍事會議，与洪秀全族中的兄弟“干王”洪仁?，商定了五路進兵援安慶的策略。 安慶是當時整個戰局的焦點。湘軍攻下安慶，便可再度進圍江宁；而在太平軍，則安慶圍解，不獨對“天京”的直接威脅，可以消除，而且進窺兩湖，打通長江，東南与西南聯成一气，這局面自然非局處東南一隅所可同日而語。 當曾國藩受命總督兩江時，原有東援的任務，但他遲遲不進。這因為曾國藩的用兵，有他与眾不同的一套——清朝的皇帝以明為鑒，而有見識的大臣，亦無不如此，曾國藩熟讀明史，練兵學戚繼光，用兵則學楊嗣昌，以靜制動，穩扎穩打，他的整個戰略，乃是以高屋建瓴之勢，從長江上游，打到長江下游。自東晉開發江東，長江代替了黃河的地位以來，欲保長江下游的金陵，必守住長江上游的武昌，武昌、九江既為湘軍所掌握，那么，下一步就必攻安慶，舍此而東援，則气勢不貫，且可能腹背受敵，所以盡管上海、杭州吃緊，薛煥、王有齡乞援的公文，雪片飛來，曾國藩始終不肯撤安慶這圍。圍安慶的是他的幼弟，“老九”曾國荃。 當然，要穩住長江上游，克复安慶，必先控制整個安徽，因此，他除了以曾國荃圍安慶，派多隆阿攻桐城，并請胡林翼經營霍山、舒城一路以外，自統鮑超的霆軍六千人，以及其他部隊總計一万人，移鎮祁門，接替江西巡撫張蕭，主持皖南軍務。 其時江浙兩會的官軍，奔走不暇，為李秀成擺布得團團轉，薛煥、王有齡則都寄望于曾國藩，而主張不同。王有齡巴望援軍，薛煥則希望曾軍能直搗“天京”，則太平軍“回顧根本”，壓力便可減輕。這些意見不但訴之于曾國藩，亦上達于朝廷，那時文宗在熱河，恭親王留守在京，肅順与恭親王不和，各行其是，根本拿不出整套的辦法，只是將薛煥、王有齡的原奏，照樣轉給曾國藩而已。 曾國藩當時很不怕得罪人，首先就指責張芾，奏折中說：“徽宁兩處防軍，歷年取用浙餉，約計千万，浙中恃為長城。 本省別無防守之師，一旦藩篱盡撤，任賊長驅，杭人慘遭浩劫，張蕭不能不任其咎。皖南地方遼闊，處處与江浙毗連，一片逆氛，几無完土，惟系臣兼轄地方，自應力籌兼顧。斷不能更顧浙江。”另外有一道奏折，則更說得老實：“臣由皖南進兵，以急援宁國，急攻廣德為要，力不能兼顧，則以專救宁國為要。” 又說：“徽宁等屬，一片賊氛，皖南不安，臣軍且有岌岌不保之勢，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复蘇常？目下兵力未齊，上不能分圣主宵旰之憂，下不能慰蘇人云霓之望，寸心負疚。 惶悚無地。”話說到這樣子，江蘇、浙江大可死心了。 不過，曾國藩亦不是全置江浙于度外，只是他的打算緩不濟急——曾國藩的打算是讓左宗棠獨當一面，另練一軍，專負援浙江之任。其時湖南巡撫駱秉章奉命督辦四川軍務。奏請以左宗棠隨同入川，曾國藩急奏挽留，以“湖南本省空虛，人心惊恐”的理由，請留駱秉章于湖南，命左宗棠兼程赴皖，“合兩湖江西之全力，以救浙而攻蘇。”朝旨雖准如所請，但左宗棠領兵五千，要由江西一路打過來，不是三兩個月可以辦到的事，所以“救浙以攻蘇”這句話，亦如畫餅。 ＊＊＊ 在曾國藩立腳未定之時，太平軍已經展開了５路進兵安慶的計划，戰斗序列是： 第一路、由李秀成從“天京”出發，經皖南，西入贛鄂，進攻南岸，直取武昌。 第二路、由陳玉成自皖北西引入鄂，進攻北岸，直取漢口、漢陽。此兩路為大箝形攻勢。期以下一年春天會師武漢，奪取三鎮，則下游安慶之圍必解。 第三路、由楊輔清會同黃文金、李遠繼一軍沿南岸趨贛北。 第四路、由李世賢經徽州進入贛東。此兩路可以牽制南岸湘軍。 第五路、由劉官方、賴文鴻、古隆賢，繼續圍攻祁門曾國藩大營，以牽制其麾下各軍，當然最好乘机消滅。同時，李秀成又行文安慶守將張朝爵、葉芸來等竭力死守。等各路進兵成功，則安慶不救而自救。湘軍如不撤退，回救湖北及祁門大營，將被一网打盡。綜計五路軍隊，多的十余万，少亦八九万。全部動員，總在五十万人以上，超過湘軍十倍，所以曾國藩的處境，實在也很困難，不能說他坐視江浙危殆而不救。 其中攻祁門大黃的主將是李世賢，由浙西統兵四万余人，助攻宁國，曾國藩所部張運蘭一軍，受阻于旌德，于是宁國府以援絕而失守，戴罪圖功的提督周天受殉職，其時距曾國藩立大營于祁門，不過１０天的功夫。 接著徽州也失守了。這是曾國藩一生師友交游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大憾事。但平情而論，曾國藩亦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徽州失守的責任，全屬李元度。當時李元度是回湖南平江募勇，自成一軍，在宁國府失陷之前，到達祁門。李元度原任浙江溫處道，曾國藩特請調補為皖南道，預備讓他主持皖南的軍務，所以等他帶著平江的人馬一到，隨即派他接辦徽州的防務。此時立足未穩，曾國藩一再告誡，惟當堅守，但李元度急于見功，不遵調度，出城接仗，屢戰屢敗，李世賢由績溪猛扑，平江新募之勇，抵擋不住，竟致徽州失守。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下落不明，曾國藩馳奏以后，并奉到文宗的溫諭：“李元度謀勇兼优，戰功屢著，此次挫敗，深為可惜。人才難得，著該大臣迅速查明下落具奏。”結果不待查明，李元度自己出現在祁門大營。 曾國藩對他异常失望。這不僅因為喪師失地，還夾有感情上的复雜因素——李元度本是舉人，當曾國藩辦團練時，他在貴州當學官，平生喜歡談兵說劍，此時便寫了一封數千言的長函，暢論戎机。曾國藩得信大為欣賞，招入幕府。咸丰五年，曾軍奉旨移軍江西，命李元度回湖南平江原籍，招募了三千人屯湖口，第二年移兵撫州，后來又移到張天師的老家貴溪，協助沈葆楨防守廣信府，而三千子弟兵，卻只剩下七百了。 咸丰七年，太平軍兩万攻玉山，而李元度便以七百人迎敵，燒斷了浮橋，敵人無法渡河，由上游淺處涉水而過，包圍玉山。 李元度回城拒守，被敵軍連續不斷地攻了兩晝夜，他在城頭親自督戰，左頰還中了子彈，負傷不退。而敵軍忽然罷攻，仔細查察，發現地面下有雜聲，知道又在挖地道了。于是，相准了地方，先挖一條壕溝等著。地道挖通，太平軍恰好自投羅网，亟亟退去，而李元度已按下伏兵，以寡擊眾，打了极漂亮的一仗，廣信府轉危為安，也就因為這場戰功，得由知府以道員記名，并加按察使銜，賜號巴圖魯——滿州話“勇士”之義，此后又以應援浙之功，放了實缺，是浙江溫處道，但浙江的官卻一直未到浙江效力，為此，浙江前后兩任巡撫羅遵殿、王有齡對曾國藩頗有怨言。 曾國藩對李元度的期望甚殷，而且有意助他成大功、立大業，首先奏調他為皖南道，皖南道本名徽宁池太廣道，慈禧太后的父親惠徵就當過這個官，是有名的一個道缺，照例加按察使銜。 其次當曾國藩出奏之時，曾有一封長信給李元度，所作規划，可見愛重之意。 入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為。頃已奏閣下調補斯缺。明年國藩有維揚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屬。大抵地方事，閣下主之，軍務事季高主之，升遷舉劾，則兩公商辦。 由此可見，在曾國藩心目中，是以李元度与左宗棠相提并論的。不僅如此，在感情上，對李元度也有偏愛：閣下不赴浙履任，浙人避免怨閣下而兼及不佞。然仆以貴部守宁國之名城，而以左、張、鮑三軍左右夾輔，則仆之為閣下謀也甚忠。 左是左宗棠，當時正提新軍六千，兼程赴江西，曾國藩預備讓他當廣德一路；張是張運蘭，在廣德与宁國之間游擊接應；鮑則是鮑超，將由石埭攻池洲，所謂“左、張、鮑”三路“夾輔”者如此；曾國藩是以所部精銳，助李元度成大功，就像他多方設法助曾國荃成大功一樣，等于拿元度當同胞手足一樣。 照曾國藩的打算，皖南一地可以托付李元度，他便好去整頓江北大營，既以援安慶，亦以复蘇常。那時候祁門大營，自然由李元度主持，雖不能當欽差大臣，至少會有個“幫辦軍務”名義，然后補實為監司，署理巡撫，順理成章地以方面大員，當方面之任。 就為了這樣一份苦心殷望，變成愛之深則恨之切，大營立腳未定，連失名城，實際上的僨事，亦使曾國藩有創巨痛深之感。如果李元度真的殉了節，則地雖失而士气不失，對朝廷亦好交代。像現在這樣空身逃了回來，何以慰君父之望，更何以鼓舞將士？因此，曾國藩大傷腦筋，當然也不會有好嘴臉給李元度看。 于是軍中有些刻薄的人，做了一副嵌字的對聯：“士不忘喪其元；公胡為改其度？”橫額叫做“道旁苦李”。李元度受不了這些譏訕，來了個不辭而別。 這一下，曾國藩真的冒火了。照公事來講，李元度此刻是“听勘”的待罪之身，何能來去自如？因而請幕友具奏嚴劾。 這個幕友也是他的門生，就是李鴻章。李鴻章先從呂賢基回安徽辦團練，后來在安徽巡撫，也是在他的老師福濟幕府中，极不得意，輾轉投入曾國藩大營，專司章奏公牘。平日謹遵師命，唯獨這一件事，卻提出了异議。 “李次青跟老師共過患難。似乎不宜出以如此決絕的手段。” “李次青自取之咎。”曾國藩說：“大營初立，像他這樣子不中用，又不听調度，我何能在祁門立足？” “祁門形如釜底，是兵家的所謂‘絕地’，本不宜安營。” 李鴻章又說：“老師如果一定要奏劾李次青，門生不敢擬稿。” 曾國藩摸著胡子，慢吞吞地說：“我自己來！” “果然如此，門生也要告辭了。” 李鴻章以去就力爭，而曾國藩絲毫不為所動，將手向外一伸：“悉听尊便！” 師徒二人言語碰僵了，李鴻章當天收拾行李，投奔江西。 曾國藩果然親自擬稿出奏，十月初十奉到上諭：“皖南道李元度不能堅守待援，著即革職拿問。” ＊＊＊ 此時的李元度，已經回到了老家平江。他的從鄰門大營不辭而別，倒不是畏罪潛逃，只覺得自己決不是無人欣賞的“道旁苦李”，預備回平江另外招募人馬，帶出來報仇雪恥。 李元度御下极寬，但不大明是非，部下犯了法，求個情就可以寬免。所以營官部卒，愛戴有之，卻不大怕他，也不大听他的號令。畏嚴樂寬，人之常情，家鄉子弟听說李元度來招兵，十分踊躍，很快地又成一軍，名為“安越軍”。 “越”者浙東，所以“安越軍”顧名思義，可知是一支援浙東的單隊——李元度与浙江再度發生關系，是一個名叫鄧輔綸的人，居間拉攏。 鄧輔綸的父親做過江西臬司，家道小康。由于与李元度是小同鄉，所以替他“管帶”過平江子弟兵。廣信府的攻防戰告一段落，李元度回平江重新招兵，鄧輔綸卻由同知報捐了一個道員，分發浙江，到杭州是在這年七月。 不久李元度就有喪師失地之辱，鄧輔綸跟他取得了聯系，為他進言于王有齡，說可招募平江勇丁援浙。王有齡所最感困難的就是兵力不足。所以鄧輔綸的建議，深中下怀，應允李元度如能辦到此事，他可以出面奏調，無形中解消了他的皖南失机的責任。于是而有李元度在祁門大營的不辭而別。 及至十月初十的降旨李元度革職拿問時，他已帶兵出平江。其時李秀成由皖南、江西，插入湖北，沿途收羅人馬，复又原途回金陵。李元度就跟在太平軍的后面，由湖南入江西，一前一后，旌旗相望，而實在不曾接仗，但李元度卻誑報克复了江西義宁等地。湖北、江西，居然据以出奏，這一下革職拿問之事，便無形中擱置了下來。 祁門大營，自宁國、徽州接連失陷后，情勢危殆，幸虧鮑超、張運蘭兩軍得力，而左宗棠由幕僚轉為帶兵官，如新硎初發，其勢极銳，駐軍江西景德鎮，与皖南為犄角之勢。左宗棠當時驕气還不太盛，与曾國藩相處，還能和衷共濟。此外則彭玉麟駐湖口，當水路要隘，對于局勢的穩定，亦頗有幫助，所以在咸丰十一年初，大致已站定腳步。其時的情勢，可由曾國藩致其長子紀澤的一封家書中，看出大概：正月十四日發第二號家信，諒已收到。日內祁門尚屬平安。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胜后，即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岭，賊匪踞下隅板，与之相持，尚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泞，寒霜凜冽，气象殊不适人意，偽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丰縣，初十日圍廣信縣，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經由東鄉以扑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屬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只要李逆一股，不甚扰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复，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机矣！ 目下春季尚早，必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 鮑春霆就是鮑超。他的部隊即名為“霆”軍。其人是中國行伍出身的軍人中，最可愛的一個，曾國藩平生馭將，亦以得鮑超為賞心快意的一大樂事。彼此相知甚深，有許多佳話流傳。 皖南及江西的局勢倒是穩定好轉了，浙江的局面卻是從咸丰十年二月杭州初次失守，到此時將滿一年，始終未見起色，論各省軍務，浙江是最弱的一環。提督饒廷選固少將略，談浙江本省的兵力，主力不過衢州鎮總兵李定太的一万二千人，保土御匪，都靠楊昌濬的所謂“借將”，最顯著的是張玉良，借自江南大營，此外還有林文察，是清朝台灣的唯一將才。 借將以外，复有借勢。借勢者靠恃他省為屏障，因此皖南的軍餉，一直由浙江籌撥，年耗三十余万，而周天受門戶之見极深，浙江并未能獲得保護的實益。當洪楊初起時，各省都在練兵，惟有黃宗漢采取御敵于境外的策略并不錯，且頗受文宗的獎許，但因此便缺乏如胡林翼所說的，“得力之將數人以折沖御侮于其間。”實亦非始料所及。 至于彼此相仇，則說來最令人痛心，所謂“乖气致戾”，只談一件事，就可想見：有個四川人，叫王道平，在杭州城內巡撫衙門前面的“梅花碑”擺測字攤，已經十几年，忽然有人疑心他通匪，說已接受太平天國的偽號，就是王道平三個字翻過來，偽封為“平道王”。 這樣匪夷所思的事，居然有人相信，拿他捆送營務處，要求立即處決。官府當然要依律審問，搜查他的寓所，毫無佐證，而暴民鼓噪轅門，群聚不散，結果將王道平拉了出來，“臠割其肉立盡”，這股乖戾之气，實在可惊亦复可憂。 乖戾之事，不一而足，愈到危急時愈甚，遠道風聞，只道浙江的局勢，是名副其實的“兵凶戰危”，避之為吉。 當然，認為浙江的局面不祥，僅是他省手握兵符的大帥不肯援浙的三個原因之一，此外兩個原因是：第一，自顧且不暇，如果舍己耘人，何异縱井相救，第二，何桂清失陷蘇常，影響大局不細，士論對何桂清十分不利，而王有齡是何的謀主，連帶予人以很不佳的印象，當然亦無法激起他人奮身援手的俠義心腸。 因此，盡管王有齡賞加頭品頂戴，圣眷甚隆，但他支撐浙江的局面，其中艱難困窘，怨謗叢集，几次欲哭無淚之苦，實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最感棘手的，還是兵餉兩事。餉則竭澤而漁，先以協濟他省的，至此自給不足，先是積欠三四個月始能發給一個月，換句話只能照原額發放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到了咸丰十一年春天，積欠三四個月竟只能發放半個月了。 因此，不但軍紀愈坏，扰民更甚，兵民相仇的程度更深，而且借來的客軍，紛紛求去——當然，討還援兵的省份，亦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如福建由于咸丰十年冬，武平、連城、長汀失守，第二年春天便不能不要求撤回閩勇。 閩勇由總兵曾玉明、副將惠壽所統帶，而實際上的主將是林文察。他是台灣彰化人，字子明，咸丰八年助剿淡水土匪，捐餉助軍，做了武官，官銜是游擊，留福建補用。咸丰十年，建宁、邵武及宁洋、永安間，有兩大股土匪騷扰，為林文察所破，因功擢升參將，賜號“巴圖魯”，巴圖魯必賞穿黃馬褂，但稱號不同，林文察此時的稱號叫做“固勇巴圖魯”。 林文察受命援浙，是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當時太平軍由江西出浙江婺源，攻下常山，接著江山亦易手。林文察以孤軍受命收复江山，在失守后的第五天，与太平軍大戰于大溪灘，旗開得胜，連夜追擊，李世賢屯江山一帶的部隊有兩万多人，傾巢而出，分三路抄襲。林文察所部只有二千人，分別迎戰，又大胜一仗，斬獲千余，李世賢退回江山城內，自此日有接戰，互有胜負，形成膠著的形勢。 十二月廿五，林文察發動一次突襲，親自帶兵“踏營”，林文察的部隊，得力于火器精良，一時火光燭天，城內大震。 他在踏毀十几座敵營以后，乘胜攻城。他一面身先士卒，登云梯、攀城牆，一面設下埋伏。李世賢所部倉卒遇變惊惶失措，由西、北兩面遁走，為林文察預先埋伏的炮兵所轟擊，傷亡甚眾。江山縣城亦就在這一夜為林文察所收复。因此，擢升副將，晉號為“烏訥思齊巴圖魯”。 到了咸丰十一年二月間，閩浙總督慶端要求撤回閩勇，王有齡万分不愿，但其勢實不可留，因為名義上浙江歸閩浙總督管轄，而總督又有節制轄區軍務的全權，可以直接下令總兵曾玉明撤調人馬。 這一下，去了一万多人；而且是頗能打仗的台灣和漳州籍的部隊，浙江的防務大受影響，王有齡奏調在湘軍中不甚得意的的將領秦如虎、劉培元募勇來浙。但最盼望的卻是李元度，王有齡讓朱大器籌集了一筆現銀，間關送到軍前，而李元度一入江西境內，行軍甚慢。杭州城內天天傳說：“李道台的兵快到了！”其實是地方大吏，為了安定人心，故意放的空气。 其時除了杭州以外，上起嘉興，下至浙江与江西、安徽交界之處，都有太平軍的蹤跡。所幸者，錢塘江南岸的宁波、紹興兩府，完整無缺，但全省１５路軍需，亦不能盡靠宁紹。 此外湖州孤懸，而趙景賢守得极好，此人是一奇才，与太平軍作戰，几乎從未吃過敗仗，是王有齡唯一可以信任的帶兵官。 那時已經文武不分，由監司到縣令，莫不是帶兵官，而且亦似軍民不分，辦團練的紳士，亦莫不是帶兵官。宁紹的防務，就由在籍紳士王履謙負責，他寄籍順天府大興縣，本籍紹興，字吉云，与曾國藩同一年點的翰林，官做到左副都御史，咸丰七年免職，為文宗派為浙東團練大臣，跟王有齡不和，成了浙江局面的致命傷。 ＊＊＊ 到了這年夏天，太平軍五路援安慶的計划，几乎完全失敗。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秀成的第一路、陳玉成的第二路和李世賢的第四路，第四路的任務是先攻皖南，斷湘軍的糧道，但集中二三十万人圍攻祁門一隅之地，卻始終未能打垮曾國藩的大營。先是第三路黃文金為鮑起、左宗棠一敗再敗，不能成軍，接著是李世賢的第四路，先胜后敗，為左宗棠大破于景德鎮以南的樂平。統全軍撤回浙江，從此不复再能窺伺皖贛。 第二路先由陳玉成自桐城、霍山進入鄂北，占領英山，陳玉成其前鋒偽裝清兵，長驅直下，向南疾進，十一日之間，行軍六百余里，連下三城，由蘄水攻陷黃州。据說英國公使館的參贊巴夏禮，正陪英國海軍司令何伯，從上海坐兵艦西上，到漢口去調查開商埠的事，經過黃州，与陳玉成見面，勸他不可再向西進兵攻武漢，以免妨礙英國通商，否則必致与英國軍隊發生沖突。同時又告訴陳玉成，說一路西來，絕未听到李秀成或有其他太平軍部隊進兵江西的消息，警告他孤軍深入，必無后援。陳玉成信以為真，放棄了与李秀成會攻武漢的計划，回軍去援安慶——陳玉成的老母妻儿，全軍都被圍在安慶城內。 當時湖北防務，甚為空虛，武昌只有巡撫的直屬部隊，所謂“撫標”二千余人。所以听說黃州失守，在前線的胡林翼，大為震動，調兵回救，則陳玉成已經遠去，安徽巡撫李續宜的部隊，和彭玉麟的水師，一路追擊，頗有所獲。于是湖北解嚴而安慶的大戰爆發了。 安慶是于上年六月間起被圍，城內的太平軍只有一万多人。曾國荃在城外构筑長壕，扎營三處：集賢關、鹽河及城東北的菱湖，互為犄角，并有楊岳斌的水師支援，陣勢相當鞏固。外圍則有多隆阿的馬隊作接應，多隆阿原屬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部下，与鮑超一在皖北，一在皖南，為曾國藩麾下最重要的兩支部隊。 由于“天京”定策，有五路援安慶的計划，所以此一地區由秋徂冬，由冬至春，戰況沉寂。城雖被圍，糧食彈藥無缺，多由英國商船自上海經長江運來接濟。這樣“相安無事”的局面，至此打破，陳玉成未到之前，就檄調留守天長、六合的太平軍，西來助戰，一方面由菱湖通城內的水路增援城防，一方面在菱湖北岸建營壘１３座，預備里外夾擊攻曾國荃。 曾國荃當然亦有相應的措施，第一步是加強控制菱湖，通知楊戰福開來二十几只炮船，由長江抬上岸，再自菱湖東岸入水、巡弋湖面。第二步是向曾國藩求援，其時曾國藩由于左宗棠樂平大捷，皖南局勢安定了下來，已接到陳玉成回扑安慶的消息，移駐安慶附近的東流，派鮑超一軍赴援，同時胡林翼亦派副將成大吉一軍助戰。當然，多隆阿亦早由桐城回師，配合作戰，李績宜以安徽巡撫的身分，守土有責，帶軍會戰，更不在話下。 清軍一增援，太平軍亦不能不再添兵力，五路援安慶的計划，既已失敗，則安慶一地直接成為雙方短兵相接，勢在必爭的焦點，所以太平軍方面，凡能動用的兵力，無不投入，由洪仁?親自渡江到前線指揮。安慶北面的戰場重重包圍，陳玉成包圍曾國荃，扎營在高路浦的多隆阿包圍陳玉成；而新赶到的洪仁?則屯兵在新安渡至練潭一帶，又包圍了多隆阿。 雙方接戰，由菱湖水面開始，互有胜負。但岸上的仗，清軍打得很好，多隆阿一胜于練潭、再胜于新安渡。而陳玉成想攻破曾國荃，則以憑壕固守，太平軍勞而無功。 于是太平軍重行部署，以挂車河為中心，分左、右、中三路，共３万人發動總攻擊，多隆阿首當其沖，分五路迎敵。 由于陳玉成“后期”，以致三路皆北。這是四月中旬的事，不久，陳玉成先鋒，安徽桐城人的程學啟，率領部下千余人，在集賢關投降湘軍。程學啟是太平軍的名將，后來為李鴻章所用，深為得力。 到了五月初一，鮑超与成大吉合力攻赤崗岭的太平軍，其地在集賢關，共有四壘，鮑超第一天攻破了三壘，守將三人均陣亡。第二天攻殘余的一壘，這壘的守將，是陳玉成最得力的部下劉瑲琳。因為勢孤力弱，棄壘而走，結果為鮑超部下陣斬。曾國藩一次給朋友寫信，曾稱劉瑲琳為“瑲琳先生”，不知盜亦有道，值得如此尊稱，還是戲謔之詞？ 這一仗下來，曾國荃一軍轉危為安。太平軍則另調楊輔清一軍，与陳玉成在皖北會合，預備再舉。但菱湖南北岸的太平軍八千人，卻又投降了。 在傳說中，這八千人的下場极慘。据說，當太平軍派人接洽投降時，曾國荃下令，須先繳械。太平軍遵令而行，結果曾國荃命他部屬中，唯一非湖南人的朱洪章，盡屠此八千人，靡有孑遺。正史中有關安慶之役的記載，及曾氏兄弟与朱洪章的紀傳，都不曾提到有這八千人投降的事，自然更談不到“盡屠”之說。殺降不祥，而況菱湖東岸為曾家的老么貞干所防守，程學啟的投降，就是曾貞干的設計，同為降軍，待遇大不相同，似乎是一大矛盾，但研究太平天國史者，多主此說。看來是一重難明的疑案了。 不過到了六月初一，菱湖西岸太平軍的營壘，盡為曾國荃所破，則是記此戰役必須大書一筆的，因為從此安慶城外已無太平軍，而真正的圍城開始了。 适逢其會的是，恭親王所主持，新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外交上相當活躍，与英國公使達成了一項協議：“禁止洋船濟匪”，同時嚴令“禁止漢奸附載長江英法輪船，貪利濟匪”。總理衙門并以同樣內容的照會，分致法國和俄國公使。英國海軍并派兵艦，巡弋長江作有效封鎖。于是安慶城內，大起恐慌，守軍乏食，紛紛出降。城內百姓到后來甚至吃人肉以求生。 外圍的太平軍，當然也要作最后的掙扎，楊輔清會合陳玉成由無為州繞道桐城以北，攻怀宁以西的太湖，同時一路搶割已熟的稻子。這一帶屬于多隆阿的防區，雙方兵力為十比一，但多軍士气正旺，迎面痛剿，斬獲甚多，太平軍桐城西南二面的七座營壘，為多軍攻破。但多隆阿甚為机警，防備太平軍夜襲，每每扎營以后，又复他去，敵人常常扑空，反為多隆阿所伏擊，死傷甚眾。 到了七月下半月，太平軍集合余部，獲得四五万人，重新進入集賢關，筑新壘四十余座，預備固守。集賢關是桐城与安慶之間的一處要隘——安慶府北３０里，有座大龍山，稍東相接的另一高峰，名為小龍山。兩山盤亙，下瞰長江，南面兩山相夾之處，名為門山，形容其為兩山之門，再向南有白麟、火爐諸峰，山脈潛而复現，聳起如脊，所以名叫脊現岭。集賢就是脊現二字，以訛傳訛的諧音。集賢關就在脊現岭上，离安慶府１５里，安慶的北門，即以集賢關得名，叫做集賢門。 從以上介紹的形勢，可知集賢關易守難攻，但為解安慶之圍，實亦不容此處的太平軍，固守自保，所以從七月二十起，這四五万太平軍，分１０余路猛扑曾國荃所部的長壕。城內太平軍亦在四門列隊，准備接應，這樣到了七月廿八，始終無功。 其時城內外兩處太平軍，一線交通，就靠菱湖通安慶水門的河道，城外太平軍以小艇偷運糧食接濟城內，城內則以因為欠缺火藥而廢置無用的槍炮，接濟城外太平軍。不幸在七月廿九日，雙方的接濟，都為在菱湖巡弋的清軍水師所截獲。 在同一天，朱洪章擊退了集賢關向菱湖進攻的太平軍，這是安慶之戰的最后一仗。從此，不但城內守軍已斷指望，集賢關上的援軍亦放棄了救安慶之想，退出集賢關外，退桐城、退石牌、退太湖、退宿松，有的回天京、有的到皖南。 七月三十，城內守軍逃的逃，降的降，殘余少數，与曾國荃取得聯絡，以放一條生路為條件而獻城，于是八月一日卯刻，湘軍入城，百戰艱難，終于克复了安慶。 安慶之克，是平洪楊戰史上的一件大事，亦是曾國藩“以靜制動”戰略成功的一大效驗。雙方的重視安慶，可由曾國藩的函札中見其大概，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致其長子紀澤的家書中說：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云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于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 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与之爭得失。轉旋之机，只在一二月可決耳。 在這封信的十天以前，祁門解圍，而陳玉成回軍皖北，曾國藩急遣鮑超赴援時，曾有信致其四弟曾國潢，得失縈怀，憂思忡忡，溢于言表：“忽聞四眼狗逼集賢關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不得已抽朱云嚴五百人，赴安慶助守于壕內，及調鮑春霆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于關外。此次安慶之得失，關系吾家之气運，即關系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以待援兵否？若安慶能轉危為安，則事尚可為耳。” 在此時，曾國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鮑超身上，他确信，只要鮑超能夠赶到，戰局即可穩定。但其時風雨大作，道路泥泞，即令鮑超能冒雨行軍，輜重用羊角車裝載，則無法求速，所以曾國藩所憂慮的是，鮑超未到之前，曾國荃的長壕可能已先為陳玉成所攻破。結果鮑超不負所望，大敗陳玉成于集賢關，所以論克安慶之功，關鍵系在鮑超身上。 安慶既克，曾國藩當日便在對岸的東流接到了捷報，即時有信覆曾國荃說：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复安慶。是時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欽天監于五月具奏，似為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時應驗，國家中興，庶有冀乎？ 安慶克复，竟被視作非常祥瑞，可知關系之重。但文宗卻已不見此中興征兆，于半個月前的七月十六，崩于熱河。如果安慶早克复一個月，病中得此喜信，文宗或許竟能延年，則辛酉政變，可能無由而作，歷史便又是另一樣寫法了。 安慶之克，是清廷的喜事，但浙江，特別是杭州卻大倒其楣。從洪楊金田起事以后，失守的名城，不知其數，唯有杭州的遭遇最慘，為百年未有的浩劫。 何以安慶克复，浙江會倒楣呢？這道理說起來很簡單，太平軍百万之眾，皖北不能立足，皖南又有左宗棠的嚴密防范，自然得要找一條出路，而浙江是唯一的可以“就食”之區。 當時太平軍內部，在戰略上亦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以洪仁?為首，認為自古取江山先西北而后東南，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所以仍主張反攻皖北，謀取長江以北，黃河以南的中原。另一派則是李秀成、李世賢兄弟的打算，就雙方形勢著眼，以為皖北以上，及江西、皖南等地，“敵無可敗之勢，譬如食果，尚未合時，其味必苦”，這就是說，浙江是一樹熟得將爛的果子，振力一撼，俯拾可得。 當然，此時太平軍只剩下李家兄弟的兵馬，可稱勁旅，發言的分量，非洪仁?可比。事實上，“天京”對在外的戰將，亦已失去控制。于是李氏兄弟的六七十万人，由常山、開化入浙江，行軍如螞蟻搬家，首尾不絕，歷時十余日之久，浙東的守將，閉城自保，不聞不問。加以鮑超在后路追擊，更如驅虎入羊群，鮑超由江西撫州，追到邊界，收复鉛山，亦解了廣信之圍，便收兵回皖北休息，因為再過去是浙江地界，与己無關。 在鮑超之后還有一隊官兵，就是李元度的安越軍，兵到衢州，入了浙江地界，大概耳聞目擊，無一處不是亂糟糟的景象，覺得犯不著淌渾水、打爛仗，因而屯兵衢州，觀望不前，以后敵兵阻隔，更到了杭州，盡管王有齡跟杭州城內的官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安越軍卻始終只在人家的后門口徘徊。 李秀成于九月初二進圍浙東的重鎮衢州，守將總兵李定太，深溝高壘，務求自保，于是李秀成舍衢州而去，在嚴州与李世賢會師，商定了進取杭州的計划，分南北兩路，李秀成由北路直指杭州，李世賢任南路，繼續攻嚴州。這是九月初十的事，７天以后，嚴州守將張玉良棄城而走，李世賢連占遂昌、松陽，勢如破竹。 大概在九月中旬，上而金、衢、嚴三府，下而杭、嘉、湖三府，盡是太平軍的天下，所余者，杭州、湖州兩孤城，以及宁波、紹興兩府。其時宁、紹為浙江全省的餉源，此兩府不失，王有齡猶可緊守待援，不幸地，太平軍畢竟渡過錢塘江，攻向南岸了。 ＊＊＊ 當此時也，正為曾氏兄弟揚眉吐气，彈冠相慶之時，曾國藩賞加太子少保銜，曾國荃本是道員，賞加布政使銜以按察使記名，遇缺題奏；曾貞干的本職是訓導，一縣的學官，奉旨免選本班，以同知或直隸州知州，盡先選用；戰死三河的曾家老六曾國華，陣亡時的官職是同知，小官本不予謚，因為“一門忠義、深堪嘉尚”，特旨賜謚“愍烈”；此外湘軍將領，除卻李元度以外，几乎無不升官，曾國藩移駐安慶，日日開單辦保案，忙得不可開交。 對于軍務政事，曾國藩當然亦有一番籌划。湘軍的士气可用，紀律亦胜于原有的綠營，以及其他各省自招的勇丁，但有個先決條件，就是按月發餉。“皇帝不差餓兵”；就肯奉差遣，也一定是克敵不足、扰民有余。曾國藩是上馬治軍、下馬治民的兩江總督，不比專領一軍的將官，只管打仗，糧餉可以跟朝廷、跟地方去要，在他的職責來說，吃了敗仗，可以指名參劾失机之將，如果糧餉不能按時支應，就是自己的責任。因此，他不僅以克复城池為已足；還要維持安定，振興市面，道路暢通，商旅不絕，方能使唯一糧餉所出的“厘金”，源源不絕。 就為了這個緣故，王有齡奏請以太常寺正卿左宗棠督辦全浙軍務，浙江全省提鎮以下，統歸節制。他在奏折中對“左京堂”推崇備至，說他“体用普优，才識洞達，韜略素裕，紀律嚴明，所部盡皆勁旅”。在左宗棠本人，一向恥于屈居人下，如果“督辦全浙軍務，浙江全省提鎮以下，統歸節制”，便一定是督撫、將軍都不能不尊敬的“欽差大臣”，而且方面之寄，遇事獨斷獨行，可以發抒抱負，亦強似為曾國藩“幫辦軍務”，所以頗有躍躍欲試之意。 無奈曾國藩不放他走，因為皖南一地剛剛穩定，而江西則大致已經肅清，非左宗棠著意整頓，不能确保餉源。 几經籌划，決定先調蔣益灃一軍到皖南。蔣益灃字薌泉，也屬于湘軍系統，此時正在廣西作戰，此人湖南安福，少小為鄉里無賴，他的部下軍紀不好，但能打仗。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有駕馭蔣益灃這种悍將的能力，所以已奏調，等他到達，接替一部分防務，再讓左宗棠分兵援浙。 至于規复蘇常，朝命一再催促，曾國藩亦耿耿于怀，但苦于無法抽調兵力。而在上海的江蘇巡撫薛煥，及避難在上海租界上的江蘇士紳，則亦如王有齡一樣，苦苦乞援于安慶大營。但曾國藩始終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雖受無以為助。 （第一章完） ------------------ 中文東西网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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