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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惠蘭的時候


  回到闊別了兩年多的舊地——新利谷。
  新利谷還是老樣子,一切都似乎并沒有改變。仰望俯視,遠看近覽,接触眼帘的不外是藍天白云、青山泥徑,還有就是疏疏落落的,千篇一律的,鴿子籠似的標准型鋅板屋。兩年多的時間像是靜止的,它并沒有給這個移殖區帶來新的气氛,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在店舖內閒坐。這是由那鴿子籠似的鋅板屋擴建而成的一間小雜貨店,專門售賣油、鹽、糖、米、火柴、煤油等日常消費品——移殖區的居民們一個個都是“今日不知明日糧”的,只有這些物品能适應他們的要求。如果有人想要在這儿開一間美容院還是酒吧之類的商店,准會在開幕后的一兩個月內就要宣布關門大吉的。
  我坐在店面前,順便幫忙照顧生意——其實我什么也不懂,有顧客上門時,就問問他要什么,然后叫九歲大的小弟弟去把貨物找出來,問明价錢以后交給他,我只負責記賬而已。新利谷的生意,有七十巴仙1以上是要挂賬的。
  
  1注:巴仙即百分比,七十巴仙指70%。

  其實嘛,早上是沒有什么生意的。因為居民割膠的割膠、种菜的种菜,大家都出門工作去了,留在家里的多半是一些完全不能作体力勞動的人——六十歲以上的老頭子,將要臨盆的孕婦,三歲下的幼童。
  十一點多,母親做完了廚房的工作,也到店面前來稍坐片刻,閒話家常。
  不久,有一個十一二歲,頭發剪得短短的小女孩,走進店里來了。她手里拿著一個瓶子,原來要買花生油。
  待看清這個短發小姑娘時,我驀地一怔。好生面善的小女孩呀!鵝卵石型的臉孔,粗黑的眉毛,圓圓大大的眼睛,右唇上端的一粒黑痣……咦!她到底是誰呢?怎么此刻竟然想不起?
  母親問她為什么今天沒有去膠園鋤草,她說她的小妹妹病了,要留在家里照看她。
  小女孩离開以后,母親也許看出了我心中的疑惑,問道:
  “你不知道她是誰吧?”
  “很面熟,就是一時想不起。”
  “她是惠蘭的大女儿。”母親神秘地笑了笑。“邦連金礦場的惠蘭,你還記得她嗎?”
  “惠蘭?什么?是惠蘭的女儿?”我不自覺地站了起來。
  “惠蘭也搬到新利谷來了?”我覺察了自己那种緊張的神情,緩緩地又坐了下去,雙睛瞪住母親。
  “唔,惠蘭搬來這里已經有兩年了,我們一直忘記告訴你,你爸爸幫她討得了一塊地,唔,她就住在斜對面那個村庄。”我順著母親的手指望過去,那是第三期移殖居民的住宅區。
  這委實是沒有變動中的一個大變動!我作夢也想不到惠蘭——這個离別了將近二十年的童年伴侶,竟然也會搬來這儿。這是造物主故意的安排,還是人世間不可避免的滄桑?
  在接下來的几個鐘頭內,我無法把索迴在我的腦際間的惠蘭的影子驅逐出去。
  一九四五年,日本的膏藥旗終于在原子彈聲中遽然下降,接著被皇軍運回到日本三島去——星馬沐浴在和平的曙光中。
  那時我們住在邦達金礦場,离開邦達市鎮約有三哩。托了姨丈的福,父親在金礦場做了個“甲巴拉”(工頭),母親開了間小咖啡店,總算能夠糊口。
  和平以后的几個月,邦達市鎮的僑領們很快地就在近郊興建了一問邦達小學,還聘請了一位曾經讀過小學六年級的年輕教師,以教導那些沒有在日本鐵蹄下死去的孩子們。
  從邦達金礦場到邦達市鎮去讀“手拍手”的只有兩個小孩,一個是我,還有一個就是劉惠蘭——另外一個“甲巴拉”的獨生女。
  那時我們都只有八歲,兩個非常要好,每天一同走三哩的路上學,再一同走三哩的路回家。在山芭里長大的孩子,是沒有把步行三几哩路當著一回事的。
  礦場里的人都知道惠蘭是一個十分聰穎的小女孩,也很勤勞好學。她有一張鵝卵石型的臉孔,兩撇粗黑的眉毛覆在兩粒圓圓大大的眼睛上面,右唇上端有一粒綠豆般大小的黑痣,她雖然長得并不怎樣美麗,但是她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很討人喜歡。也許因為她是我童年時唯一相投的同伴吧,她留給我的印象确實是太深刻了。
  以下是最難使我忘怀的兩件事。
  由于“跳班”的緣故,我們從上學第四年開始就讀五年級的書了。經過兩三次的淘汰,讀五年級的學生只有六個人。三年來,惠蘭總是名列前茅,而我總是考第二,無論我怎樣“拼”,都非對她甘拜下風不可。
  我們兩個都有愛看書的習慣。她總是每天一回到家就做功課,把先生教過的書背得滾瓜爛熟;而我則專門喜歡看課外書,尤其是一些表揚忠貞,歌頌英雄人物的故事書,舉凡岳武穆傳、薛剛反唐、五虎平西以及文天祥、班超等人的傳記,都給我讀完了,心里對于書中的主角人物有著莫名的欽慕与敬佩。此外,我對于“西游記”、“白蛇傳”這些神怪小說也有特殊的喜愛。
  說起來你也許會感到奇怪,我是每天都邊走路邊看故事書的,常常因看課外書而被拋在后頭,惠蘭走遠了又轉回來找我。
  有一個早上,我們照樣走路上學。天气晴朗,一路上都可以听見鳥啼,聞到花香。但我對這一切都熟視無睹,因為我的全部精神和思想都給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的形象占据了,看得入了神。我不知不覺在一塊大石上坐下來看個過癮,完全把上學這一回事拋到九霄云外。
  惠蘭發覺我并沒有和她一同走,也就是照例走回頭去找我。走到大石旁,她看見了些什么呢?她后來對我說,她看見我坐在大枝椏上,右手執著一支竹竿在晃動,還放到耳邊去測量。你道是為了什么?原來我當時确實是給迷了心竅,竟然异想天開地要把竹竿變成鐵針,放在耳朵內,准備到花果山去會見美猴王呢!
  當時要不是惠蘭走近來,哭喪著臉地對我說時間已經不早,遲到時先生要打手心,我才不知道會有一個怎樣的后果呢!對于上課,惠蘭是最循規蹈矩的,一想到先生要打手心,她就會害怕得全身發抖。她當時那种焦急惊駭的神情,翹起的粗眉毛,水汪汪的兩粒大眼珠,使我直到現在仍然感到歷歷在目,久久不能忘卻。
  還有一件使人難忘的事。
  為了幫補家庭的開銷,我每天早上在上學之前,都手挽一籃豆沙包、花生包、椰渣包什么的到礦場湖邊去賣給礦場工人。惠蘭也總是跟我一同去,她賣的是肉粽和的的筧水粽。
  后來母親叫我把賣剩的包帶到學校去賣給先生和同學,我只好照做。但是說來奇怪,我當時似乎覺得賣給礦工是理所當然的,心中并沒有絲毫畏怯之感;可是賣給先生同學可就不同了,我羞答答的總提不出勇气把包拿出來賣給他們。我實在害怕他們會譏笑我,譏笑我窮,譏笑我連老師和同學的錢都要賺。然而,母命不可違,不拿出來賣給他們又怎么回去向母親交代呢?我急得在偷偷地抹眼淚。
  后來還是惠蘭替我解圍。她見我執意不肯把包拿出來賣,于是不管我反對不反對,硬從我書包里把包挖出來,到同學們的面前去勸說,結果把包賣完了——當時的王老師也義不容辭的買了一個花生包。
  可是他們所買得的包,一個個都是既扁又脫皮的。因為我把一大堆的包塞在書包底下,早已經把它們壓成“薄餅”了。惠蘭有辦法把它們一個個分開來,而且知道哪個是豆沙包,哪個是椰渣包,哪個是花生包,真使我如今想起來還覺得羞愧無地!我當時是多么的不夠大方呀!我不但學業上不是惠蘭的對手,就是在辦事能力上也無法跟她一較短長。惠蘭了解我,能夠為我解決困難,你說她不是我的知己是什么?
  惠蘭就是這么一個聰明伶俐而又充滿著勇气与活力的小女孩!
  五年級尚未讀完,緊急法令雷厲風行了。邦達金礦場遭到了封閉的厄運,居民全部被迫遷移到一個個的新村里去。我們搬到了B村,做點小買賣過活。惠蘭一家据說搬到K埠去了。我繼續在B村念書,而惠蘭听說后來就輟學了。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事,离開現在將近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和惠蘭沒有再見面的机會,從此音訊杳然。我又哪里想象得到,惠蘭現在竟然也搬來新利谷,而且她的女儿已經長得這么大了,還長得跟二十年前的惠蘭一模一樣呢?
  据母親說,父親几年前曾到K埠去過一次,是要拜訪一位做水客的鄉親,托他帶一點補藥回中國去給年老的祖母。他在K埠的一個巴剎里偶然碰到惠蘭在賣自己种的青菜,談起往事,知道她十五歲就結婚了,嫁給K埠的一個“打白鐵”的學徒。當時已經有八個孩子了,生活很不好過,所以父親幫她在新利谷討得了一塊种樹膠的土地,他們便搬了過來。
  下午,我的心情相當惡劣。我想到自己今日所享受到的高級知識份子的地位,連同想到惠蘭現在已是一個八九個孩子的媽媽了,心中充滿了一种難以言說的甜酸苦辣!
  黃昏時分,母親陪我到惠蘭的家去走走,同時看看這個离別多年的童年侶伴。
  那不外是一間鴿子籠式的標准型鋅板屋,簡陋极了——新利谷的屋子都是發展局所建,每間都是同一類型的。我們的屋子在未擴充改建以前,也是如此。
  接得小孩子的報告,一個五呎來高的中年婦女遠遠迎了出來。她跟母親打個招呼之后,打量著我:
  “是黃先生么?我听孩子們說你已經回來了。”
  我也許太過感到愕然了吧,除了點點頭以外,不知要講些什么才适當。我的天!這個滿臉皺紋的中年婦女就是惠蘭么?若不是母親直呼她的名字,我是無論怎樣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中年婦女么?當然不是。惠蘭跟我同年,只有三十一歲,怎么能說是中年呢?可是當她和我母親站在一塊時,就仿佛是我母親的妹妹,年歲相差無几。這又怎能怪我把她誤認為一個中年婦女?
  看見我目不轉睛地瞧著她,惠蘭也許有點不好意思,喃喃的說:
  “黃先生,你發福了,我差點就認不出來了。”
  “你怎么老叫我黃先生,這樣客气干嘛!”我恢复了鎮靜,盡量要說些輕松的話,以掩飾自己的窘態。
  “嗯,不叫你黃先生要叫什么呢?”她莞爾一笑,笑得很不自然,蜡黃臉上皺紋顯得更為鮮明,像是因多月未曾下雨而被晒得裂痕累累的一塊泥地。
  “你以前不是叫我淼仔的么?”
  “呦,以前是以前,現在你已經做了大官,我怎么還可以這樣稱呼你呢?”
  我頓時啞口無言。從這寥寥几句話中,我已經領會到時間已經在我們之間划下了一道無法填補的鴻溝,要恢复以前那种樣子是再也不可能了。
  “啊呀,我忘了泡茶!你們請坐一會,地方很髒。”她忽然警覺我們都還站著,于是拉過兩條木凳,用一塊桌布什么的抹了抹,轉身往里面走。
  “不必了,惠蘭,”母親赶緊阻止她,“我們是剛吃了飯過來走走的,不要泡茶了。”
  “是呀,不必泡茶了。”我附和著說。
  惠蘭听我們這樣說,也就不勉強,帶頭在桌旁坐了下來,還把一個個的孩子拉了過來,命他們叫叔婆,叫黃先生。圍繞桌旁的孩子一共有七個,從一歲到十二歲不等。早上到店里去買花生油的小女孩也站在旁邊,手里抱著最小的妹妹。
  我望了望買花生油的小女孩,再望望坐在她旁邊的惠蘭。同樣的是大眼睛,粗眉毛、黑痣,鵝卵石型的臉孔。除了年齡懸殊以外,我看不出這兩母女有什么不同之處。她們的命運也會像她們的臉型那樣相似么?我禁不住要自己問自己。二十年后的這個買花生油的小女孩,是不是也會跟今日的惠蘭那樣,在貧窮的膠園農村中過著困苦的生活,還是她會有好一點的際遇呢?我感到惘然。
  正在我胡思亂想之際,我听到母親問:
  “兩個大的呢。”
  “哦,阿牛阿狗么?跟他們的父親到小溪邊捉田雞去了。”
  “你們很喜歡吃田雞?”我好奇地問,這時頭腦已經較為清醒了。
  “不,是捉來賣的。”惠蘭顯得有點不好意思。二十多年前賣包賣粽子的那种勇气似乎已經消失無存了。“街場的人喜歡吃田雞,他們的爸爸几乎每晚都出去捉,碰到運气好,捉來十頭八雙的,每天也可以多三四元的。孩子多了,有什么辦法呢?”言下大有黯然神傷之概!
  靜默了几分鐘。
  “有很多青菜出產吧?”我企圖打破沉默的气氛。
  “唉,常常天旱,收成很坏。幸虧香蕉已經有收成了,要不然真不知道日子要怎么過。孩子又多病。”說著,她指了指大女儿怀抱中的小女儿。“總是愛傷風咳嗽,今天才帶她到街場去看醫生。”
  “孩子有念書嗎?”問了我才自知失言,我實在不該問她這句話。
  “哪里有錢呢?阿牛讀了三年紅毛書,沒辦法維持,只好停下來幫忙种种菜。”停了停,她望著我。“黃先生,你真好運气,能讀完大學,現在還做了大官,全家人有好日子過了——不過,我早知道,你是會成功的。”
  她口口聲聲說我做了大官,真使我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久久才迸出這樣一句話:“還不是一樣,好得了哪里去?”
  八點多,我們告辭回家了,我的腳步异乎尋常的沉重。
  月光照瀉在大地上,像是洒下了一片銀光。虫聲唧唧,螢火虫在矮樹間一閃一閃地發亮。我沒有閒情欣賞這些大自然的精心杰作,我的心像吊著一塊鉛,逐漸地往下沉,往下沉……
  我不斷地在想:二十年!二十年的時光竟然把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變成了一個滿臉皺紋的貧婦——一個已經有了九個孩子的媽媽!
  是時光無情么?不全然是。有許多和惠蘭同一般年紀的女人,不是保養得仍像一朵鮮花,過著美好的生活么?
  是惠蘭天資愚鈍或懶惰么?絕對不是。否則她小時決不可能年年名列前茅!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東西使一個聰明勤勞的孩子沒有受高深教育的机會,沒有發揮她的才能的机會,沒有跟別人競爭的机會呢?為什么有許多比她差的同學已經出人頭地,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而惠蘭卻仍然在落后的膠園農村中為生活而掙扎,為還儿女債而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呢?朋友,你能代我想出一個好的答案來么?
                    196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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