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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在北京城處處皆有，即使在皇宮中也一樣。紫禁城的宮牆都相當高，夾在宮牆中的，多是四合房、三合房，晚上到來，更是黑暗處處。 乾清門比起午門、太和門來，雖然規模小了一點，但是它身居內廷第一正門，离皇帝最近，天高皇帝近之下，看來也气勢威嚴。尤其在天黑以后，黯淡的燭光，自門中搖曳出來，照在階前的一對銅獅背面，更顯得威嚴而死寂。銅獅蹲踞在低矮精雕的石台上，五趾張立，看來在保護皇帝，但是，入夜以后，它們在死寂中沉睡了。 乾清門雖然是乾清宮前面的門，但是，它也內有皇帝寶座，皇帝來這里，叫做“御門听政”。听政時太監將寶座抬到乾清門的正中，前面放一黃案，黃案前放一給官員下跪的氈墊，開的是一個半露天的小朝廷。順著御門的石欄向左看，有斜牆一面，就是照壁，壁上黃綠琉璃瓦，凸起在朱紅的牆上，入夜以后，變成一面黑牆，在乾清門前的外院中，顯得格外突出。沿著照壁再向左，過了內右門，就看到三間与高大的皇宮建筑絕不相稱的小矮房，就是大名鼎鼎的小內閣——軍机處。与軍机處成直角的，是隆宗門。過隆宗門又成直角，与軍机處無獨有偶的三間矮房又出現了，就是軍机章京值房。 清朝雍正皇帝設立軍机處的原因，是由于連年用兵西北，為了軍書快遞与保密防諜，就在隆宗門外蓋了小矮房，叫大臣值班。從此立為制度，延續了一百八十年。 軍机處是神秘的衙門，它的權力极大，皇帝為了防止它坐大，也未嘗不限制它。例如軍机處自己的圖章，就另放在內廷，要蓋印時，由值班的軍机章京要去“請印”，才能完成蓋印手續。又如中央和地方官吏，上奏的內容，都不准預先告訴軍机處，而軍机處的重地，沒得允許也不得進入，門上挂著白木牌，上書“誤入軍机者斬”，森嚴情況，六字畢呈。為了執行這些森嚴的規定，軍机處每天都來一名御史，在旁監視。 巍峨豪華的皇宮与矮小破落的軍机處，是一种強烈的對比，那正象征著君主的高大与臣下的卑小。軍机處里除了辦公用品和休息的木炕外，設備簡陋。唯一考究的，是高挂在牆上的“喜報紅硅”木匾，那木匾上的四個字，正是皇帝每次見到軍机大臣的最大盼望。如今，皇帝的盼望對象轉移了，轉移到軍机章京身上，由于西太后的專權，“御門听政”早就沒有舉行了，被縮小了的皇帝，現在，決心用變法維新做最后的掙扎，在他与軍机章京的謀划下，展開了滿漢聯手的大改革。不過，所謂滿，滿洲皇帝一人而已；所謂漢，軍机四章京外加康有為、梁啟超等少數人而已，整個的中國，還像那入夜的銅獅子。 變法維新從六月十一日正式開始。這一天，光緒皇帝詔定國事，宣布變法自強，接著就是密鑼緊鼓的一連串除舊布新的改革。除舊方面廢八股、廢書院、裁綠營、裁冗衙冗官冗兵、禁止婦女纏足等；布新方面荐人才、試策論、辦學堂、設農工商机构、設礦務鐵路總局、提倡實業、獎勵新著与新發明、翻譯新知、准辦學會、准開報館、廣開言路、軍隊改練洋操洋槍、准備實行征兵等……在光緒皇帝帶頭、在紫禁城推動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時候，西太后那邊，在頤和園看在眼里，也就伸出手來。西太后在光緒皇帝詔定國事第四天，就把皇帝老師翁同A赶走、把自己心腹榮祿安置做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就是先擺下陣勢，看你皇上有多大能耐。雖然陰云滿天、大軍壓境，光緒皇帝還是義無反顧的要變法維新，發愿不要做喪權辱國的亡國之君，他要在困難重重中向前推進。在白天，他越過守舊大臣，跟軍机四章京推進變法維新；在晚上、他把在軍机章京值房的愛國者叫進乾清門，在銅獅未醒的當口，秉燭策划一切。 可是，不論多少夜以繼日的推進，一切卻顯得不對勁了。光緒皇帝終于覺察到危机就在眼前。秘密消息傳來，大概就在十月里，皇上陪西太后到天津閱兵的時候，廢立皇上、解決新党的行動，就會展開。光緒皇帝已被逼到牆腳，九月十四日，在四章京正式值房的第九天，他把密詔交給楊銳帶出；三天以后，他又把第二張密詔交給林旭帶出。兩道密詔的內容是： 賜楊銳 近來朕仰窺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并且有隨時几諫之事，但圣意堅定，終恐無濟干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己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來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民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始如此，則朕位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傅舊法可以漸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爾等与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机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胜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賜康有為 朕惟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凡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廉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的，不胜企望之至。特諭。 賜康有為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 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 深悉。其愛惜身体，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 朕有厚望焉！特諭。 九月十八日清早，在南海會館里，康有為和大家捧著密詔，做了緊急的決定：第一、要想辦法救皇上，譚嗣同提議去勸說有新建陸軍在手的漢族軍頭袁世凱，袁世凱頭腦比較新，辦強學會時他就贊助過，皇上前天昨天已連續召見兩次，已表示重用他。如果他能夠深明大義，事情還有轉机，這一勸說，風險雖大，但值得一冒，譚嗣同自告奮勇，愿意只身前去找他。第二、皇上力催康有為南下，用意在避免意外發生時，大家被一网打盡，所以決定康有為速离北京，以保全火种。決定以后，即分頭進行。 當天晚上，譚嗣同聯絡上袁世凱，約好晚上十點，到法源寺去拜訪袁世凱。袁世凱那時事忙，沒住在自己的海淀別業，就便住在法源寺里，他為什么住法源寺，沒人知道，也許在學恭親王吧？ 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的時候，咸丰皇帝逃到熱河，留下弟弟恭親王奕忻在北京与洋人談判。那時洋人占据了紫禁城、匕京內城，恭親王住不成自己的恭王府，就看中了外城的法源寺，住進了法源寺。咸丰皇帝在熱河遙控交涉局面，他一再叮囑的是：恭親王不可以親自見到洋人，因為恭親王是中國皇帝的弟弟，地位高高在上，豈可被洋人見到？但是，咸丰皇帝這种叮囑，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一你自己打了敗仗，洋人占了你國都，你跟洋人談判，怎么可以不打照面？事實上，形勢比人強，英法聯軍在北京殺人放火、搶劫強奸，這种無法無天的局面，也亟應赶快解決，在解決過程中，恭親王就無法不見到洋人了。最后，談判完成，英法聯軍同意撤兵，愿和中國和平相處，并表示將按國際禮儀派大使來“親遞國書”。不料這一約定，使以天朝自居的咸丰皇帝大大的介意起來，他批恭親王的奏折說：“二夷雖已換約，難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餌，禍將未艾，即或暫時允許作為罷論；回鑾后，复自津至京，要挾無已，朕惟爾是問！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那？”為了抗議大清無人和拒見夷使，咸丰皇帝不肯再回北京，他死在了熱河。這一死，造成了西太后的奪權成功、恭親王的終于失勢。他在法源寺折沖尊俎的努力，最后擋不住人為刀俎。在法源寺苦心孤詣后三十四年，日本又打敗了中國；再過四年，六十六歲的他，終于在攔阻光緒皇帝變法維新中死去一一年輕時，他是同治中興的急進派；年老時，卻變成光緒變法的保守派，這就是人的一生。譚嗣同在去法源寺的路上，忽然想起近四十年前恭親王在法源寺那段救亡圖存的歷史，他順著想下來，想到袁世凱，他的心，涼了半截。啊！他住的瀏陽會館，不就在附近嗎，這一聯想，可真是得天時地利呢。他苦笑了一下。 袁世凱簡直在以朝服出迎這位軍机章京了。軍机章京在實權上，相當于副宰相，袁世凱是老吏，對這樣炙手可熱的新貴近臣，不能不另眼相看的。 譚嗣同首先說事屬机密，要求在臥室与袁世凱單獨談話，袁世凱照辦了。在臥室里，譚嗣同出示光緒皇帝的密詔，以取信于袁世凱。并告訴他，救皇上、救中國，在此一舉。譚嗣同表示，根本的關鍵在西太后，只有清除了西太后，才能解決問題。如今要袁世凱配合的是：一、殺掉榮祿；二、包圍頤和園。至于進頤和園對付西太后，無須袁世凱派兵，他譚嗣同在北京可掌握好漢几十人，并可從湖南招集好將多人，足可解決園內的一切。 袁世凱表面上同意了這一計划。但是，送走譚嗣同以后一個小時，榮祿就得到袁世凱的報告；第二天清早，頤和園的西太后，從榮祿的跪稟里，也知道了真相。 同樣的第二天清早，經過一夜的討論，大家在南海會館分別走出來。除了林旭絕對不相信袁世凱以外，其他的人半信半疑，傾向于袁世凱縱使不派兵，大概也不至于告密。譚嗣同的結論是：不管袁世凱可不可靠，這是我們最后的一著棋，死馬如當活馬醫，只好冒險找他。為了加強袁世凱的信心，他決定今天進宮，簽請皇上明天再召見袁世凱一次。至于康有為，決定明天就南下。 九月二十日清早，康有為上了去天津的火車。他的運气真好！他上火車后十几個小時，南海會館就被官軍團團圍住，抓到康廣仁。因為不見了康有為，官方下令停開火車、關閉城門，以防康有為逃脫。又下令天津地區停開輪船、下令煙台地區大肆搜船。可是，几次劫難他都躲過了，靠英國人的幫助，他終于到了上海。 日本人也不落英國人之后，在公使館里，他們首先收容了梁啟超。這天正是九月二十一日，西大后正式“臨朝訓政”了，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維新，從今天起宣告結束。兩天以后，消息傳來，光緒皇帝已失掉自由，被西太后關在皇宮的湖心小島一一瀛台一一里。 盡管外面風聲鶴唳，譚嗣同卻沒有逃走。但是，瀏陽會館找不到他，他帶了一個市包，去了日本公使館。 日本公使館，譚嗣同從來沒去過。走近的時候，最吸引他注意的，是那一大排方形木窗。木窗的規格，跟中國的窗戶完全不一樣，顯得開朗、方正，而透入大量的光明。他走上了三階寬石階，證明了身分，說是來看梁啟超。正巧林權助公使不在，一一個矮小机警的日本人接待了他。 “久仰、久仰，譚大人。我名叫平山周。我們歡迎譚大人來。梁先生住在里面，現在就帶譚大人去。” 開門了，進來的是譚嗣同，平山周一起進來。梁啟超迎上去，雙手握住他的兩臂。“你可來了，复生，你叫人擔心死了。來，坐下，先喝點茶。” 梁啟超接地譚嗣同手中的布包，放在桌上。 “我怕有人跟蹤，轉了好几條街，最后從御河橋那邊過來的。苦有人跟著，他會以為我去英國使館。怎么樣，卓如，兩天來睡得還好吧？” “睡得還好。”梁啟超說，“你還是睡在會館？” “是啊，你走以后，我一直在會館，沒出來。”譚嗣同答。 “會館附近有人嗎？” “還看不出來。” “康先生有消息嗎？” “沒有。” “康先生現在應該到上海了。林權助說他已密電天津上海的日本負責人照顧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來過，伊藤博文來，他太忙，現在出去了。” “林公使說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請不要見怪。”平山周補充說。 “我們感謝他還來不及，怎么還見怪？”梁啟超說。 “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們領導下的我們，更心同此理，愿意為你們中國志士效勞。為免夜長夢多，我們打算就在三五天內掩護你們兩位偷渡，离開中國，如果有別的忐士到公使館來，我們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興奮他說著。 “不過，”譚嗣同冷冷地插進嘴，不大友善地盯著日本人，“我今天來，并不是要請你們幫我离開中國，雖然我很感謝你們在危難時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來，只是有一包東西要交給梁先生帶出去……” “可是，复生！”梁啟超急著抓緊譚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來？留下來是無謂的犧牲、是死路一條！” “我當然知道。”譚嗣同堅定他說，“并且我非常贊成你走。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標雖然一個，但每個同志站的位且，卻不可能全一樣。有在前面沖鋒的、有在后面補給的、有出錢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兩人做。我覺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須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國去，回頭來為我們的事業東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這么固執！留下來，究竟有多少積极意義？留下來做犧牲品，又有多少用處？不行，不行，你得同我們一起走，不能這樣犧牲掉！” “卓如，你怎么會認為犧牲沒有積极意義？你記得公孫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犧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積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也是在犧牲，只不過是長期的、不可知的在犧牲。所以照公孫檸臼的說法，不走的人、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犧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較難。公孫杵臼把兩條路擺出來，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犧牲了。我今天也想這樣。我把難的留給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給你們開路。以后路還長得很，也許由我開這個路，對你們做起來有個好理由好起點好憑借，就像公孫杆臼若不開路，程嬰就沒有好理由好起點好憑借一樣。所以，我想了又想，決心我留下來。” “唉，你怎么能這樣！公孫杵臼、程嬰的時代跟我們不同，處境也不同，對象也不同，知識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論！” “沒有不同，在大類上完全一樣。我們和公孫杵臼、程嬰一樣，都面對了要把我們斬盡殺絕的敵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犧牲來昭告同胞大眾，用犧牲來鼓舞其他同志繼續做長期的奮斗。” “可是，你忘了，當時公孫杵臼犧牲是為了和程嬰合演苦肉計，我們現在并沒有演苦肉計的必要，為什么要學他們那种時代那种知識程度的人，這是比擬不倫的啊！” “比擬倫的！”譚嗣同堅定他說，“我今天帶來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學》的槁子，對我們所爭執的問題，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給你處理吧。總之，我決心出來證明一些信念。而這些信念，對我們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這部《仁學》，卓如兄你是看過的。有些章節，我們還討論過的。” “是啊！”梁啟超說，“這部書最精采的部分是反對愚忠、反對糊里糊涂為皇帝而死。我還記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卻感于皇上的慧眼識人、破格錄用，你決心一死，毋乃被人誤會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說，你決心一死，是完成了你書里所宣傳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而你決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問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對其他的，有沒有也同時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過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來，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來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錯了，你別見怪。” “我怎么會有這种反應。”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一一君’！” “什么？” “‘死君’！我說是‘死君’，是你要為皇上而死！你決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這個！” “你這樣說，我不怪你，但你說得太重了。你這樣說，把我書里宣傳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個言行不一致的人？” “絕對沒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認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認為你做的比說的還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頭，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話，是一种光榮的不一致。” “那你說我不止‘死事’，還有‘死君’，不是明明說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說‘死事’，并且你決心一死，為事而死，這件事本身有頭有尾，已經很一致了，又何來不一致？如果你說‘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沒這樣，所以，根本就不發生不一致的問題。你本身，已經很完滿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書里，明明宣傳著‘死事’而不‘死君’，并且兩者成為對立面。如今你若說我‘死君’，縱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覺。” “問題發生在你認為‘死事’和‘死君’是對立面，其實這倒有討論的余地。中國四千五百年來的皇帝，包括光緒，前后有四百二十二個，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們的賬，不能一概而論。你書里說：‘……請為一大言斷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絕無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為愛、匹夫匹婦之為諒……’看你的話，你只承認為皇帝‘死君’的，應該只是他身邊佣人女人，因為他跟他們之間有私恩有私呢有私人感情，所以他們對他有愚忠有偏愛，除了這些人以外，你就認為‘絕無死君的道理’，你這樣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顯了？” “難道不應該這樣明顯嗎？” “讓我們先回憶晏子的故事。齊庄公到大臣崔抒的家里，竟跟崔杼的太太通奸，崔杼不甘戴綠帽子，當場把齊庄公殺了。晏子是齊國大臣，皇帝被殺，別人不敢去看，但他要去吊，他到了崔家，他的左右問他：你為君死難么？晏子答得好，他說皇帝又不是我一個人的，為什么我要一個人為他死？左右又問他：那么，离開齊國逃走嗎？晏子答得好：皇帝的死又不是我的罪，我為什么要逃？我為什么要出國？左右又問他：那么就回家嗎？晏子答得好：皇帝死了，回到哪儿去呢？晏子真是中國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看他這三段答活，不死、不逃、也不想回家，說得又識大体、又有感情、又義正詞嚴。當時他去吊皇帝，大家以為崔杼必定殺他，但是他仍然去吊、去哭，并且‘枕尸股而哭’，一點也不怕刺激手里拿刀的、一點也不在乎。晏子識大体，是大智；有感情，是大仁；不怕死去哭，是大勇。晏子為什么有這种大智大仁大勇，我認為他是真正深刻洞悟‘死事’和‘死君’理論的人。他的理論是：做人君的，豈是高高在百姓之上的？而是主持社稷；做臣子的，豈是為領俸祿混飯吃的？而是維護社稷。所以人君死是為了社稷而死，做臣子的，就該和他一道死，‘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晏子認為：如果做人君的，死的原因不是為了社稷而是為了他自己，那么陪他死的，只合該是那些在他身邊，跟他一起混一起謀私利、謀小集團利益的寵幸、私呢和親信，才有份儿，堂堂大臣是不干的。齊庄公被殺以后，崔杼決定立齊靈公的儿子做皇帝，就是齊景公。那時景公年紀小，崔杼自立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他們把所有大臣都找來，在太廟里歃血發替，說：‘諸君有不与崔慶同心者，有如日！’大家一一發誓，可是輪到晏了，晏子卻要改變誓詞，只發誓：‘諸君能忠于君、利于社稷，而嬰不与同心者，有如上帝！’當時崔杼他們要翻臉，高國赶忙打圓場，點破說：‘二相今日之舉，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高帽子一戴，弄得崔杼他們也只好接受晏子的大條件。由晏子的故事，我反過來，請問你，如果人君之死是為社稷死，為國家死，你譚复生又怎么說？對這樣偉大的人君，難道你也認為‘死君’不對，而‘絕無死君的道理’嗎？”“這种人君當然例外。” “這就是說，你宣傳的理論有例外。” “如果人君有，我的理論就有。” “好了，光緒皇帝是人君，我就問你這么一句，你但白說，他是不是人君里的例外？” “皇上是。” “皇上為什么是？” “皇上在變法維新前已經做了二十四年皇帝，他不變法，他還是皇帝，并且在老太婆和滿洲人面前，做皇帝做得更穩更神气。皇上變法，不是為他自己，是為國家。” “皇上為變法冒了大險，他很可能因變法送了命。他如果死了，是道道地地的人君為社稷死、為國家死，是不是？” “是。” “那就是了。那我就沒猜錯。” “沒猜錯什么？” “沒猜錯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你怎么說？你決心一死，死的原因除了事的成分以外，還有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就有皇上的成分，皇上就是君呵！” “你的推論，我仔細想了一下，也不是沒道理，至少皇上死了以后，我死了以后，在人們眼里，我無可避免的是‘死君’，至少‘死君’的成分多于‘死事’。這原因一來是中國歷史上大多都是‘死君’，而不知道‘死事’，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們就很自然的認定這是‘死君’。另一個原因是‘死事’的主張根本不普遍，將來縱有人讀我的書，也屬于少數知識分子，這种主張在中國，簡直也沒被明确的宣傳過，所以皇上一死我一死，人們就更會很自然的認定這是‘死君’了。所以，從形式上看，我死了，可能還得不到多少‘死事’之名呢。” “這原因，主要是因為有了光緒，光緒是皇帝，他的名字太響了，你跟他一起變法、一起殉道，你卻另有死的原因，這在人們心中，是很難成立的——你的目的，都被他吸走了。所以你的‘死君’行為，一定成立；‘死事’行為，反可能被埋沒了。” “并且，更糟的是，在革命党的眼中，甚至還解釋成我為滿洲人而死，我還是漢奸呢！” “好不好要時間來證明，在滿洲人眼中，皇上又何嘗不是滿好，他如死了，在滿洲人眼中，又何嘗不是為漢人而死？” “談到滿漢問題，真是一個叫人痛苦的問題，我已決心一死，死而無憾，唯一于心耿耿的，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始終沒能說服大刀王五他們一幫兄弟。” “那該是時間問題，你說服的時間不夠。大刀王五他們是粗線條的人，粗線條的人屬于下愚，惟上智与下愚最難移。” “我看不是時間不夠，而是別的原因。你說他們是下愚，是對的，改變上智可以用思想用嘴；改變下愚我感到用思想用嘴是不夠的，得用別的。關于滿漢問題，我同他們反反复复說了多少次，他們總是听不進去。我知道他們也很痛苦，因為他們太相信我了，而我最后不但肯定了該跟滿洲人合作救中國，竟還跟滿洲皇帝搭上了線搞合作，變化太大了，他們簡直難以适應。” “最后呢？” “最后我不再使他們痛苦了，我決定大家先不見面，決定用別的方法。” “你一出去，還見他們嗎？” “我看不必了。” “如果有時間呢？” “有時間也不會有好机會。我一定被注意了，這時候跟他們會面，會連累他們。” “如你剛才所說，你除了證明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開始。你愿流血這一點以外，你決心一死，還證明了什么？還會不會證明了別的出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善是什么？善是一种功德、一种但白。我可以告訴你我心底的話，我這一死，我在聲名上，會被分尸。” “分尸？你是說一一” “我是說我的‘死事’會有多重的意義、多种的解釋。你到海外以后，會同所有的維新党舉出我是維新的烈士，說我為維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榮的第一步，變法開始了，中國人民必須踏著譚嗣同的血前進。” “是，我是要這樣說，因為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們會說：看吧，還妄想和滿洲韃子搞變法嗎？連在滿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們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煙消云散，人人頭挂高竿。還妄想与虎謀皮嗎？死了心吧．這就是譚嗣同血的教訓，血淋淋的證明了中國前途只有一條路，就是革命，可別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沒有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幫了革命党？如果這樣，我的聲名豈不被雙方來搶，給分尸了？” “我倒沒朝這個方向想過，經你這么一說，那你到底該不該這么犧牲掉，倒真要再考慮、再考慮。” “我早考慮過了。” “你還是要走絕路？” “這不是絕路，這是生路、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來證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剛才我告訴了你，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來這里并不是來做感情的訣別，而是交給你稿本，告訴你我心底的話。如果純粹做感情的訣別，我不會來，這也就是我离開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見大刀王五他們的原因之一。我來這里找你梁卓如，因為你我之間有特殊因緣，你有大慧根，能夠了解我，也能夠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斷了解中國的前途、中國的路。現在，我告訴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為變法而死，不錯，我是為變法而死，但為變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這种价值、這种理由，所以我贊成你不死，你走。但我為什么要死？孟子說：’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我為什么‘傷勇’而死？為什么？因為我有另一個想死的原因，這原因几年來，一直像夢一樣纏著我，使我矛盾，使我難以自圓，使我無法解脫，這個纏著我的夢，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認為中國的路是這一條、是革命這一條，而不是改良這一條，是別人走的革命這一條，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這一條。有多少次，這個夢在我心里冒出來；有多少次，我用力把這個夢壓下去、壓下去。我到北京來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結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書，听說你們的活動，遇到了你，我才決心走這條改良的路。現在，改良已走到這樣子，我有一种沖動，想用一死來證明給革命党看、給那些從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揚鏢的朋友看，看，你們是對的，我錯了。從今以后，想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訴后來的人：不要往這條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喲！复生，你在說什么？你這些話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線，肯定革命的路線，那你也不該用死來證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為革命貢獻一份力量，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貢獻力量的一种方式，當我發現，風云際會，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現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時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認為現在就正是這時候？” “現在就正是這時候。因為，實在也不瞞你說，我在認識你以前，我本來可走革命的路，認識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幫手，所以我過來。如果當時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會毫不考慮的過來同你一起這樣走，你看了我發表的書，你早就認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國不保大清，何嘗不也是革命里子？我們很苦，我們都知道中國要救，可是誰也不敢斷定改良与革命兩條路到底哪一條行得通，或哪一條最近最快，或哪一條損害最小效果最好。這次政變，本質上是一种戰場上探路的性質，我們探路，證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決定陳尸在那里，告訴大家猛回頭。告訴所有的中國仁人志士，以譚嗣同為鑒，別再有任何幻覺。所以我的死，在這种意義上，有犧牲自己和苦肉計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訴改良者不走他們的路，告訴了革命者走他們的路，也告訴了廣大的中國人民、廣大的中國知識分子，到底該走哪條路。” “如果你為了告訴革命者走他們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無須你告訴，他們就走那條路。” “革命者是無須我告訴。但有些參加革命的朋友們．知道我用死告訴了他們是對的，我是錯的。也許，我真正死的心情，沒有人知道。別人從表面上只知道我為變法而死，卻不知道我為變法可以不死。從高遠博大的角度來說，我不是為變法而死，我是為革命而死。” “為革命而死？誰會這么想？誰會承認？革命党也不會承認。” “所謂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對革命有幫助、有大幫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轉向革命者、使廣大的中國人民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為他們推荐革命的將是正路，我為他們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認，也不領情。” “我何必要他們領情、承認？革命行動像花一樣，有顯性的、有隱性的，我做的是隱性的。他們是顯性。我無須經他們承認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顯性的？” “我做顯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說我，我只是一個改良未成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說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過是一個生員、一個生力軍。但如我做隱性的，情況就完全不同。我覺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說你轉向革命，誰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時要血荐，你可以發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當眾切腹自殺，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嗎？總比你這种一言不發大家猜謎式的好。”譚嗣同笑了，他拍拍梁啟超的肩膀，站起來。通過公使館的方窗戶，向遠望著。“就是什么都不能說，才能加強血荐的效果。”他側過頭來，望著梁啟超，梁啟超抬頭看他。譚嗣同笑著，“卓如啊，你一個勁儿的想說動我出走，事事都朝出走有好處解釋，甚至要死也該在海外死，你可太愛朋友了。你明明知道要血荐就是要借這口老太婆的刀才妙！這也叫借刀殺人吧？怎么可以自殺？老太婆殺了我，才證明給天下這個政府無道，大家該革命；若如你所說，不給老太婆殺而去自殺，不但給這個老太婆脫了罪，自己消滅了他們的眼中釘，并且自殺又變成了种种离奇解釋。比如說，人家就會說自殺是因為改良失敗而厭世，或是什么別的，總之，那個時候，整個的效果完全不對了。所以，要血荐，就在這儿血濺，就要血濺菜市口。在這儿，才有最好死的地方，才有最佳死的方式。” “如果你對改良的路這樣悲觀，你希望我的，是走哪條路？”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路，但我知道康先生的路，他的路好像定了型，如果皇上死了，康先生可能轉成革命；但如果皇上活著，康先生在外面，他絕不會丟掉皇上，他一定還是君王立憲，走改良的路。以你跟康先生的關系，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演變。我說過，卓如兄，你有大慧根，能夠了解我，也能夠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斷了解中國的前途、中國的路，你好自為之吧，你一定會有最正确的選擇、不斷的選擇。人的痛苦是只能同敵人作戰，不能同朋友作戰；或只能同朋友作戰，不能同自己作戰。你可能是一個例外，只有性格上大智大勇又光霽月的人，才能自己同自己作戰，以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作戰……噢，時候也到了，卓如兄，一切保重了。”譚嗣同站起來。 “可是，复生……” “唉，卓如，別以為我死了，我沒有死，我在你身上，我是已死的你，你是沒死的我，你的一部分生命已隨我一同死去，我的一部分生命也隨你形影長生。記得我的《感怀四律》嗎？第四首一一 柳花夙有何冤業？ 萍末相遭乃爾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墮水尚成离。 焉能忍此而終古， 亦与之為無叮畦。 我佛天親魔眷屬。 一時撒手劫僧祗。 我們萍水相逢，如今墮水成离，我們是短暫的；但無論天親魔眷、不論漢滿蒙回，中國是永恒的，我們只不過在永恒中短暫离別，早晚化做春泥，還要相會。再會了，卓如，再會了。” “可是，复生……” 譚嗣同把布包交給梁啟超。“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關心的不是留名，而是留什么樣的名。我希望你帶走這些稿本，連同我已經發表的，將來一塊儿代我整理、代我印出來，同時用你一支健筆，代我宣傳我這一點苦心焦思以后生命的成績，也算不虛此生。我這三十三年，活得愈久愈覺得完成了自己，尤其認識了你和康先生以后這三年，它是我生命中最后開花的日子，當然，如《法華經》所說：‘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曇缽花，時一現耳！’到頭來不過曇花一現，但我希望最后是生命本身的曇花一現，而不是如是妙法的曇花一現。我的生命，我愿意在三十三之年，就這樣在花開花謝之間告一結束，但我最后畢竟用我的血來印證了我留下一點妙法。再會了，卓如，你不要送我出來，在里面安全。再會了，卓如，一切保重。” 譚嗣同放開了梁啟超的手，一轉身，頭也不回的走出了客廳，平山周緊跟著出來，隨手帶上了門。 梁啟超呆望著門，然后快步走到窗前。從窗口朝外望，譚嗣同從大門走出來，平山周陪著他，并肩朝街口走去。那是一個背影、一個前進著的背影，這樣一個偉大的同志，在一同做了惊天動地的事業以后，為了永恒，一時撒手，只留下背影給你看了。 平山周陪譚嗣同走出公使館，要求送他一程。譚嗣同答應了。兩個人并著肩，向西走去。街上很靜、很干淨，他們經過了西班牙使館、英租地、俄國兵營、荷蘭使館、美國使館、美國兵營，向南轉向正陽門。离開了這些使館區，就是中國的气氛。正陽門地方是北京最繁盛的地段，正陽門也叫前門，這個前字，說明了一切；前字旁邊就是這么多使館區，也說明了一切，前門是北京內城南邊正中間的大門，蓋在紫禁城的中線上，高達十二丈，是北京所有城門里最雄偉的。它的南邊，包了一座半圓的城牆，叫瓮城，半圓中點，有一座箭樓，箭樓的目的是保護正陽門的門樓，這是設計時的周到地方。出了箭樓，就是護城河，河上有橋，過了橋，向東的街叫東河沿、向西的叫西河沿，橋頭就是聯在一起的五個牌樓，叫五牌樓，所以正陽門外面，等于有兩道前面的建筑——箭樓和五牌樓。出了五牌樓，就是向南的大街，叫正陽門外大街，也叫前門大街，也叫五牌樓大街，這條大街，直奔天橋、天壇、先農壇，以到外城的大門——永定門。出了五牌樓向右轉，就是北京的娛樂區大柵欄，有戲院。從大柵欄后面穿出，就走到李鐵拐斜街。斜街，因為它的方向是西南斜，北京城的街道大多是南北向、東西向，很整齊，叫斜街，就表示它不整齊。北京是一個古城，到處是歷史、是傳說、是神話和掌故。李鐵拐是中國八仙里的用拐仗的破子，叫斜街做李鐵拐斜街。 平山周陪譚嗣同走著，一路談的，多是沿途的地理与掌故。譚嗣同奇怪這日本人對中國了解如此之深。他從平山周机警的眼神里、淵博的談吐里，驀然想起：這個人，難道真是日本外交人員嗎？他愈想愈疑惑。他听說日本秘密社會像黑龍會等的成員，許多都是“支那通”。眼前這位平山周的東洋人，難道不是黑龍會的人物嗎？ 平山周從譚嗣同的机警眼神里，也有了“高手過招”的默識。最后，在瀏陽會館門口，他鞠躬而退了。他用深情的眼神望著譚嗣同，轉身走上回程。 ------------------ 好友：文岭 掃描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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