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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搶救


  五個小時以后,平山周回到公使館告訴梁啟超,他說他直送譚嗣同到會館,會館附近已經有形跡可疑的人。平山周認為,他再去想想辦法,看看能不能勸勸譚嗣同。他走出房門,去找林權助。
  “我剛才送譚嗣同回會館,他已決心一死。”平山周對他的公使說,“但我听他与梁啟超剛才的談話,感到其中也許有點隱情,例如他跟大刀王五他們的關系,他好像就不愿多說。另外在他談話之間,他一再技巧的強調行者与死者都有必要,都不可少,一再站在梁啟超應該逃走的立場講話,我可以看出來,他一再強調的目的之一是使梁啟超不感到內疚、不安或難為情。他譚嗣同,真正是大大的俠骨柔情人物,膽大心細,臨危不亂。這樣的支那人才、這樣的白白送了命,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我們還是要想想辦法。”林權助點著頭,兩眼望著窗外。他把右手的五指抵住左手的,兩只食指對敲著。“問題的關鍵是使譚嗣同所堅持的尋死的理由不能成立,這樣才能勸得他逃。照你所說,你感到譚嗣同跟梁啟超的談話里也許有點隱情,我想這是關鍵。這些隱情也許构成譚嗣同不肯逃走的原因,如果這些原因能解決,也許他會回心轉意。”
  平山周點點頭。
  林權助問:“譚嗣同向梁啟超說他不逃的原因是什么?”
  “他說了兩個理由,一個理由是各國變法都要流血,他愿意流這個血,用他的血,來振奮人心,以利于變法的宣傳;另一個理由倒很怪,他說他本來決定不了救中國到底走革命的路好呢,還是走改良的路好,只是比較傾向革命。后來碰到了康梁,他才走改良的路,一起搞變法,這次變法結果,他愿意用一死來證明改良的路行不通,大家今后死心塌地的走革命的路。”
  “這倒怪了,我只听說人活著騎牆,從沒听說人死著騎牆。”林權助露出日本政客的好笑。
  “譚嗣同是英雄豪杰,哪里是騎牆的人?并且人活著騎牆是為了占便宜;人死了,還有什么便宜好占?如果情況是被逼得非死不可,一個人在死前、在無從選擇的時候,也許會如你所說,多抓几個漂亮的死的理由,而有騎牆的可能。但譚嗣同明明有選擇權,他明明可以不死,而他決心要死,顯然其中有他真正信仰的理由。”
  “我真希望知道那是什么,支那人太難了解了。我在國內,他們說我是支那通,但碰到譚嗣同這种支那人,我簡直想不通他。”
  “一般來說,甘心殉死的人,頭腦都比較單純,信仰也比較單純,因為單純,容易有勇气,不會三心兩意。但譚嗣同完全不同,他复雜,复雜得令人難以全面了解。他能這樣复雜的殉難,尤其看出他的功夫,真不可思議。”
  “我們能做的,還是盡量做吧。”林權助歎了口气,“伊藤公也表示了這些中國青年是中國的靈魂,我們該救他們,伊藤公的看法是不能不重視的,伊藤公最有眼光。純粹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我只是代理公使,我實在也不敢拿這么大的主意,幸虧伊藤公在北京,他肯定表示該救他們,我才放了心。現在的辦法是,你多約几位你們的弟兄,再去會館一齊去勸譚嗣同,你可以技巧的用到伊藤公的名義,說是我轉達的。伊藤公盼望譚先生以大局為重,還是先到日本,徐圖大舉為上策。日本政府礙于官方立場,不能主動邀譚先生,只能轉告伊藤公的好意,請譚先生三思。并且由你們几位日本弟兄一齊登門請他去日本,這樣一來,自然也和他自己請求政治庇護情形不一樣。譚的自尊心很強,用以上的方法,也許比較有效。總之。我能做的,一定全做,并且也愿意做,但是太明顯太主動的表露日本官方的立場,以我的身分辦不到,并且譚嗣同也不會接受。站在我私人的立場是,對這些中國青年,我极為同情、敬佩,也愿意幫助他們;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場,日本政府不能放棄燒冷灶的机會,只要不明顯的違反外交慣例,日本政府一定暗中支持支那的第二勢力第三勢力,這也是我們外交比西方人高明的地方。會燒冷灶,是支那人的手法,日本人學得會,可是現實的英美人學不會。好了,就這么辦,你說好不好?”
  平山周說:“好主意,等一下弟兄們就到使館來,我就約他們去一趟。政治,我們不懂,我們只知道到中國來幫助這些有理想有勇气的人。”
  “你們的背景,我想我知道。”林權助盯著平山周,“到中國來,像你們這樣比較單純的日本人,太少了。但你們來了,我就不能不告訴你們,在大家眼中,你們一定有后台,后台是誰,是玄洋社?是黑龍會?是軍部?是資本家?大家都心里有數,支那人也心里有數。”
  “但我們什么都不是。”
  “我想我知道你們什么都不是,但是大家不知道,支那人也不知道。一般說來,你們這种類型的人,不在日本好好過。卻跑到中國來,來干什么?于是就有兩派看法,一派看法是,你們是日本极端國權主義分子,你們形式上屬于黑社會,但黑社會真正的后台是日本軍部,所以你們是日本軍部擴張領土政策的尖兵,你們以在野身分,拉攏支那在野勢力,做下伏筆;另一派看法是,你們是日本民權主義右翼分子,后台老板是日本新興的產業資本家,想擴充勢力、強化代議制度、減弱藩閥政府的獨裁政治,先到中國來,做下伏筆,以備將來挾中國以自重,并且掌握中國市場。”
  “我說過,我們什么都不是。”平山周否認。
  “我說過,這點我想我知道。我了解你們,所以我說,到中國來,像你們這樣比較單純的日本人,太少了。”
  “那你了解我們到底是什么?”
  “你要听嗎?我開玩笑不生气嗎?”
  “要听,不生气。”
  “你們是一种狂熱分子。你們在家里坐不住,所以跑到外面,老是幫別人興風作浪。你們有一种搗亂狂,老是想推翻頭頂上的一切。日本政府太穩了,你們推不翻,所以跑到中國來搗亂。”“你們日本政府的代表,在中國不也興風作浪嗎?”“完全不一樣。你們興風作浪,至少外形上,要講理想、講義气、講良知、講交情、講朋友,你們是幫助弱者打強者。我們卻沒這么笨。我們公開幫助強者、暗中幫助弱者,取得跟強者討价還价的余地。有一天,价錢好,我們可以把弱者賣給強者;或者价錢不好,扶植弱者推翻強者,或使弱者割据一方。在整個的作業過程中,沒有任何理想人气、良知、朋友,有的只是日本帝國的利益。我們做的,是真正對日本有利的事:你們卻是胡鬧。你們希望中國強,中國強了,對日本沒有好處。”
  “照你們這樣發展下去,只要日本強,哪管中國弱,從長遠看,中國弱就是日本的弱,你別忘了都是亞洲人都是黃种人這個事實。將來世界一定朝這樣發展。”
  “是日本外交家,不是日本預言家,也不是日本道德家)一百年以后的事,我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和你們感興趣的不一樣。”
  “但現在你和我們一樣,對救這些中國弱者感興趣。甚至你還幫助我們。”
  “幫助你們?還是你們幫助我們,你們難道還看不出來,你們代日本政府做了日本政府不便做、也做不到的事。”
  “我們不給政府利用。”
  “那是你們的想法、天真的想法。只可惜你們逃不掉被利用的命運,也許你們不知道。但事實總是:你們無形中在被日本政府利用,或被极端國權主義分子軍部利用,或被民權主義右翼分子財閥利用,甚至,最慘的,被支那人利用。”
  “你以為我們是傻瓜,我們這么容易給人利用?”
  “你們是不是傻瓜,要看你們走的是哪條路。你們至少在外形上,要講理想、講義气、講良知、講交情、講朋友,幫助弱者打強者,在外表上,你們是走上這條路,這就是傻瓜之路、這就注定了你們被利用的命運。你們在這條路上的努力、成了,成果的得利者不是你們;敗了,別人都不負責任,你們被人上墳掃墓。上墳回來,還笑你們是傻瓜。”
  “你的意思是我們的路走錯了?”
  “看你用哪一种觀點來看。大体說來,你們走的路是俠客的路,從這個觀點來看,你們的成敗觀根本和世俗不一樣,別人以為你們被利用,你們卻冷笑三聲,為什么?你們的人生觀是疏財仗義排難解紛,你們根本志不在世俗所爭的功業、權勢、名位与財富。所以,當你們沒得到這些而被別人得到,世俗認為你們是傻瓜,你們卻冷笑三聲,世俗認為你們是失,而你們卻怕然自得。所以,從你們俠客的觀點看,你們走對了路。可是,天呵!誰能了解呢?俠客哲學、俠客人生觀,這是九世紀中國唐朝的小說帶給我們日本的,現在是十九世紀。你們太古典了。”
  “你笑我們太落伍了?”
  “也不一定。古典可能轉生為未來,只是古典不能轉生為現代,你們的行為,不是歷史就是未來,但不是現代。”
  “也許你說得對,我們不現代。我們若現代,我們也不會同譚嗣同交上朋友。他們也不現代。他們是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他們用古典給中國創造未來。”
  “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你說得很對。武士道就是我們大和魂,伊藤公說他們是中國的靈魂,中國魂就是古典的中國武士道。中國不是沒有武士道,但中國的武上道的發展太偏向一坐車招眼,我們得快走了。”
  “我送各位下樓。”林權助一邊說,一邊帶上門,陪他們走下樓,“我把最后的一一段說完。剛才我說中國的武士道有兩個大類,這兩個大類一類是專諸型,一類是荊軻型,專諸型的俠客為私人的小目標賣命;荊軻型的俠客卻為國家的大目標獻身。這兩個人都被司馬遷記載在《史記》里,并且放在刺客列傳一章里。司馬遷是最能欣賞俠客的,可惜他沒能指出他們獻身的大目標和小目標有多大的不同,中國人也不注意,中國武士道的發展竟愈發展愈窄愈小,這是中國的不幸。你們各位這回同中國的靈魂接触,如在他們身上看到古典的中國武士道,并且看到為大目標獻身的一面,大家肝膽相照,這就是你們各位最大的收獲啊!”
  到了門口,平山周說:“多謝公使指教,請公使上樓時,代為轉告梁啟超,告訴他我們赶去會館勸譚嗣同了。”
  林權助說:“自然,我一定轉告。梁啟超是廣東人,也許吃不慣北方的菜,我已叫廚子給他做牛脯堡,他在這邊,一切由我照應,請放心就是。”
  走在路上,平山周詳細說明了剛才同林權助的談話。可儿長問,林權助說什么專諸荊軻,是什么人,平山周說:“他們是中國的俠客,都是兩千年前的人。專諸是吳國的一個孝子,喜歡打架打抱不平,打起架來誰也勸不住,只有他母親來喊一句,他就不敢打了。那時候吳國的公子光跟他堂兄弟王僚爭權,想找刺客殺他堂兄弟,就由伍子胥介紹,認識了專諸。公子光常到專諸家去問候他母親,并且送米送酒送禮物,一再照顧。這樣過了四年。一天,專諸向公子光說,我是一個粗人,而你這樣看得起我,士為知己者死,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請你但白說。公子光就說,我想請你行刺我的堂兄弟王僚。專諸說可以,只是我母親還在世,目前恐怕不行。公子光說,我也知道你有這個困難,可是我實在找不出比你更合适的人來幫我忙。万一你因行刺出了意外,你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專諸說,好。但是王僚那邊警衛很嚴,怎么接近行刺呢?公子光說,我堂兄弟有一個弱點,就是喜歡吃烤魚,如果你烤魚做得好,就有机會殺他。于是專諸就去太湖邊,專門學做烤魚,變成了專家。等了很久,公子光認為時机成熟了,就交給專諸一把最有名的小匕首,這匕首叫魚腸劍,一句話也沒說。專諸明白他的意思,說這种關頭,我不敢自己做主,還是告訴母親一聲,再給你回話。于是回家,一到家,見了母親,就哭了起來。他母親看出了真相,就說公子光待我們這么好,應該為他賣命,你不要惦記我,現在我要喝水,你到河里打一點水來。專諸就去打水,等打水回來,發現母親竟上吊死了。于是專諸專心為公子光賣命,公子光叫他做烤魚給王僚,王僚警衛森嚴,怕他做手腳,限定他脫光衣服上菜,結果他把魚腸劍藏在烤魚里,還是刺死了王僚,他自己也當場被王僚的警衛砍死。剛才林權助說專諸型的中國武士道為私人的小目標,認為太沒意義,就是指這個故事。”
  “听你說這故事,我倒覺得專諸的母親比專諸更武士道。她的死,意義比專諸重得多,專諸是直接對公子光做了士為知己者死的報答,他只完成了這么一個目的;但他母親,卻不但完成了這個目的,還完成了更高的目的。”
  “你所謂更高的目的是——”
  “第一、她為了使儿子完成一個目的,竟然用一死,并且先死,給儿子看,使儿子不再為矛盾所苦,沒有牽挂,堅定決心,去完成那個目的。第二、在行動上,她不能同儿子一起去完成這個目的,也不需要她參加,但她一死,為這個目的而先死,雖沒參加,等于參加,使她儿子知道行動時一點也不孤單;她的贊同儿子的行為,一點也不是空口叫別人去干,她自己先走一步給儿子看。第三、她儿子去行刺,事實上不一定必死,事成不成未可知,人死不死也未可知,并非沒有生的机會,但是這位母親卻先把自己推到毫無余地、毫無僥幸的地步,更顯出她精神的崇高。”
  可儿長說完了,轉過頭,問桃太郎有什么意見,桃大郎想了一下,最后說:
  “你說的我認為都成立。另外最令我注意的是這位母親死的手法,她說得很少,你指出這三點,都是事實,但都是留給人解說、她自己不做任何解說。但她也不完全不說話,她告訴專諸,說該為公子光而死,這是個重點,必須交代得清清楚楚,她不交代清楚就死,會使儿子有疑慮。重點交代以后;她就不再用任何拖泥帶水的方式、畫蛇添足的方式來訣別、來預告。來暗示,而一死了之。她死得真是洒脫之至!我覺得她是大俠客,高不可攀,太高了。”
  “還有一個高的,”平山周接過來,“那就是林權助說的中國武士道另一個型——荊軻型。荊軻的時間比專諸晚,是在秦國將要滅亡六國前,燕國太子丹想用刺客要脅或刺殺秦始皇的辦法,來兔于亡國。于是太子丹去拜訪一位老俠客,叫田光,請田光執行這個行刺計划。田光說千里馬年輕的時候,一天可跑千里,可是老了以后,一匹差勁的普通的馬都可以赶過它,你太子丹听說的我、仰慕的我,其實是年輕時代的我,現在我老了,沒辦法執行這個計划了,但我有個朋友叫荊軻,他可以擔任。太子丹于是請田光去找荊軻,并囑咐田光不要向其他人泄漏這個計划。田光見到荊軻,得到荊軻同意后,就叫荊軻直接跟太子丹接洽,他自己就自殺了。田光的死,也像專諸的母親一樣,死得很高,第一、士為知已者死,太子丹求他幫忙,他愿意獻身救國,可是太老了,行刺計划他答應下來,死的自然該是他本人,他認為理論上他該死;第二、他請荊軻替他,是叫荊軻去玩命,叫朋友到秦國冒險送命,自己卻在燕國,他認為說不過去,情誼上他該死;第三、荊柯去行刺,死不死還有待最后确定,但田光自己:卻先示荊軻以他不等待任何生机,以給荊軻激勵,效果上他該死。這三點,他的手法和專諸的母親都很像。不同的是他告訴荊軻他要自殺,自殺的理由是他故意強調了的,他說他是長者,長者的行為是不容別人怀疑的,太子丹囑咐他不要向其他人泄漏,他愿一死來配合這一點,這顯然是不使荊軻為難。荊軻也高,他居然不勸田光也不攔田光,他知道像田光這樣壯烈的性格,用先自殺來給這件行刺計划做一道序幕,是很自然的事。他要勸田光攔田光,反倒遠了、俗了。荊軻后來去行刺,失敗了,他是笑著死的。他從燕國出發前,大家就感到成功的希望不多。太子丹和知道這個机密計划的人,都在易水河邊,穿白衣戴白帽送他,唱的歌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复還’。大家的心情,由這首歌就看出來。
  “這兩個刺客故事,最動人的部分都不在行刺本身,而是兩個自殺的老人,這兩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色,桃太郎,你看是什么?”
  “是老。”
  “老是一般現象,不能算特色。”
  “自殺是特色的結果,也不能算特色。”
  “那是什么?”
  “共同特色是‘可以不必死,但他卻要死’。他們的最大最偉大的品格,就表現在這里。你注意到了嗎?他們若不死,并不算錯;可是死了,卻突然顯得更對。他們若不死,并不少什么;可是死氏卻突然顯得更充實。我的意思,不知道這樣說能不能說清楚,甚至可能還有點矛盾。但我真的感覺到,他們不這樣做,并不低;這樣做,就更高。不這樣做,并不渺小;這樣做,就更崇高、偉大。”
  “我感覺到你的感覺。”
  “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這里,你感覺到的,是一個英雄与凡人的基本問題。”
  “這不只是英雄与凡人的基本問題,這不只是英雄,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這是圣雄。”
  “你談到圣者,使我想起蘇格拉底。蘇格拉底按照當時的法律,根本可以不死。因為按照當時的法律,由原告和被告分別提出罰的方法,而由法官選擇一种。當時原告方面是新當政者支持的群眾,提出的罰法是死刑;蘇格拉底如果請求怜憫,他們可以赦免他,但他不屑于這樣,他愿意一死,所以他在被告提出的罰法方面,只肯出三十個小錢,數小得叫法官生气,所以被判喝毒藥。后來他的朋友買通了每一個獄卒,他可以越獄,可是他不肯逃,甘心一死。最后他死得是那么從容,他喝下毒藥,還告訴圍在身邊大哭的學生們要安靜,因為‘男人要安靜的死’。蘇格拉底是圣者,但死得這么英雄,是圣雄。我覺得專諸的母親和田光都是圣雄。”
  “專諸的母親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家,照你說來,平凡的人也可以成圣成圣雄?”
  “當然。平凡人成圣成圣雄的時候,更來得難能可貴。像專諸的母親,她的一輩子歷史,我們什么也不知道,我們知道的,就是她的死,她死得真好。她一輩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龍點睛在一個死上面,為成全儿子而死,甚至平凡得沒有名字留下來,她的名字也跟儿子連在一起,她叫——‘專諸的母親’。”
  他們到達會館的時候,譚嗣同不在,門房說譚先生一小時以前出去了,一個人走的,沒說去哪里,也沒說什么時候回來,手里也沒拿什么東西。等了一陣,只好留下“有急事,回來時務請跟我們聯絡”的條子,离開會館。他們決定留條子而不留下人等他,有一個好處,就是譚嗣同一回來,立刻可以离開會館去找他們,這樣也減少了他待在會館的時間——會館太不安全了。
  四個人口到了日本公使館,天已經很晚了。林權助不在,他們去看了梁啟超,談話間,使館的一個日本職員走進來,說英國大使館來消息,張蔭桓家昨天來了十多個人,說抓康有為,卻抓錯了人,抓了一個姓戚的,證明了情況已經非常惡化。張蔭桓与康有為是同鄉,同情維新,但他不算康派,他自己是總署大臣,等于是外交部長,他的官做得已經很大,不需要另外跟這些新人結盟。他做過到美國、西班牙、秘魯的欽差大臣,又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六十歲慶典的中國代表,他不贊成李鴻章的過分親俄政策,使李鴻章對他不滿;他跟光緒皇帝比較近,他見光緒,時間往往超過規定,引起西太后對他的猜忌。他是當時政府中最清楚外交的一個人,在外國住過,知道外國民情風俗,也知道中國必須現代化,才有前途。在康有為變法前一年,他就找人編成了《西學富強叢書》八十多种,以引起中國人注意。在變法這年春天,德國親王來,在禮節方面,他主張清朝政府要合乎鞠躬握手等國際禮節,守舊大臣反對,可是光緒支持他。他的种种作風,使人認為康有為的變法和他是一气。八月五日是伊藤博文見光緒,由他帶進宮,他照國際禮節,跟伊藤博文握手,挽伊藤上殿,被西太后在帘子后面看到,認為他勾結伊藤博文,那么親熱就是證据!所以這次大風波,他也被卷在里面。
  夜深以后,瀏陽會館那邊沒有一點消息。大家決定明天清早再去看看。
  八月九日.西歷是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城是一個陰天,平山周一夜沒睡好,索性早點起來,五點鐘他就叫醒了他們,穿好去外城。他們走進客廳,准備從容廳走出去,在客廳里,看到梁啟超,一看那樣子,就知道是一夜沒睡。梁啟超從怀里拿出三張寫好的信,一個信封,交給平山周。
  “我不能親自勸他來,只好再寫一封信,盡我最后的努力。信里面反复說明昨天他以趙氏孤儿的例子,來做他不走的理由,是很難成立的,麻煩你們看一下,轉給他。譚嗣同是湖南人,湖南人外號是驢,有股驢脾气,很難听人勸,同湖南人辦事,你最好提出資料、理由、暗示,讓他自己想通,他自己想通了,他就認為是他自己的決定,不是你勸的結果,這樣他的驢脾气,才不會弄糟事情。”
  平山周接過了信,和三個人一起看了,放回信封。平山周說:
  “梁先生寫得真好,我們一定盡最大的說服工作、去勸他來。”
  “勸不來,也把他綁架綁來。”粗線條的桃太郎插口說。
  大家都笑了,嚴肅的空气稍微緩和了一下。
  四個人到瀏陽會館的時候,正值譚嗣同在。譚嗣同首先為他沒回話表示了歉意。他看了梁啟超的信,然后當眾人的面把它燒了。
  “我不想從這封信上留下蛛絲馬跡,讓他們推測到梁先生在日本公使館。”譚嗣同解釋說,“請代我向梁先生致意,我很忙,不回他信了。我是不走的。謝謝梁先生的好意、也謝謝你們的好意。”
  “譚大人,”平山周說,“梁先生交代我們,務必請譚大人不做無謂的犧牲。梁先生甚至說,如蒙譚大人諒解,不妨勉強譚大人一下。”
  譚嗣同笑起來,“怎么勉強法?我不相信梁先生這么說,可能你們誤會了。”
  “所謂勉強,”桃太郎插了嘴,“就是我們四個人擁著譚大人一起走。”
  譚嗣同笑著,“我所以不相信梁先生這么說,因為梁先生深深知道我譚嗣同的武功、我的中國功夫。他知道如果我不肯,你們四位日本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并且,開句玩笑,你們想在中國搞綁架,這太像帝國主義了,把人綁到公使館?你太不守國際公法!”
  “對清政府守什么國際公法?他們還不是在倫敦綁架孫文?”可儿長說。
  “結果不是鬧了大笑話?這种人,你們可丟不起。并且他們是中國人綁架中國人,你們是日本人綁架中國人,這怎么行?”
  “噢,我們是日本人!我忘了我們是日本人了。”可儿長摸著腦袋。
  “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別忘了你是日本人!在中國,你忘了你是日本人,可太危險了。”譚嗣同笑著。
  “危險什么?”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你忘了你是日本人,日本人也就忘了你。那時候日本人認為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仍舊認為你是日本人,那時候你又是什么?”
  平山周猛轉過頭來,望了可儿長一下,一陣狐疑從他眼神里冒了出來。平山周轉過頭來,對著譚嗣同:
  “那時候又是什么?是在中國的幫助中國在困難時爭取獨立自由的日本志士。日本人不會否定我,中國人也不會。”
  “不會嗎?你太樂觀了吧?”譚嗣同冷笑了,”你說這話,證明你太不清楚日本和中國來往的歷史了。歷史上,在中國困難的時候,你們日本從來沒有幫助過它。宋朝的末年、明朝的末年,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不但不幫忙,甚至做得不近人情,中國人朱舜水到日本來請求幫助,他在日本受到水戶侯的尊禮,幫助日本改進政治經濟教育,等于是國師,可是他孫子后來從中國去看他,日本竟不許他們祖孫會面。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他是中日混血,但在他困難的時候,日本都不幫忙。另一方面,反倒是中國幫日本忙。宋朝未年,日本人靠中國人李竹隱和中國和尚祖元的幫忙,才有了抵抗蒙古的精神動力;明末時候,靠中國人朱舜水的幫忙,才有了以后王政复古以至明治維新的精神淵源。從國与國的立場來說,日本人實在欠中國的、日本實在缺乏幫中國忙的傳統。所以,日本人到中國來的,就根本不簡單,所以,我勸你最好別忘了你是日本人。”
  “照你這么說,我們跑到中國來干什么?這么大早跑到瀏陽會館來干什么?”
  “干什么?來幫助中國人呀!”譚嗣同笑著。
  “不是說沒有幫中國忙的傳統嗎?”
  “是啊,你們幫的是中國人,但不是中國。幫中國人當然也是一小部分中國人,不是全部支那人。”
  “這是什么道義?通嗎?”
  “有什么不通?國与國之間是沒有什么道義可講的,國与國之間講道義,根本是白痴。但人与人之間卻不同。日本人并非不講道義,但只在人与人之間,你們到中國來,至多是站在人与人之間的道義幫助中國個人。”
  “未必吧?”平山周不以為然。
  “如果這個幫助跟國与國沖突呢?”譚嗣同再問。
  “目前并不沖突。”平山周答。
  “如果沖突呢?”
  “當然犧牲個人。”
  “如果那种犧牲有損于道義呢?如果錯的是日本呢?”
  “就讓它有損于道義。但論國界,不論是非。”
  “你這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犧牲你個人的道義。”
  “是。”
  “那么任何人跟你交朋友,在國家利益面前,都會被你出賣?”譚嗣同逼問。
  “是。但你用的‘出賣’字眼可不大好。”平山周噘著嘴。
  “不好?你現在跑到中國來交朋友,是不是就准備有一天將他出賣?”
  “我并不是為了出賣他而同他交朋友,我的确是來幫助他,我只是不能保證將來而已。”
  “那人跟你交上了朋友,就交上了一個潛在的敵人?”
  “看事情不必這么悲觀呵!我們到中國來,不是來交敵人的、也不是來看正陽門的,我們是來做對日本有利的事的。”
  “如果這件事對日本不利,你做嗎?”
  “當然不做。”
  “現在你們做的是什么?”
  “現在做的,對中國對日本都有利。”
  “我認為相反也應該成立——對日本有利的,對中國也有利。”可儿長插進來說。
  “這是一個重要的認識,我們不是在這种認識下,才跑到北京,起這么早嘛!”平山周說。
  “那就好了!听你剛才講話,你好像不單純,很有黑龍會的口气。”譚嗣同說。
  “你看我像嗎?”
  “那也很難說。黑龍會的人,很多都看起來好好先生,抱個貓在怀里,很慈祥,跟他們交朋友,他們忠肝義膽。但一碰到中國問題,他們就凶狠毒辣,立刻就出來另一种標准,一點也不尊重中國的地位。”譚嗣同笑著,話鋒一轉,“不過,今天我們雖然發生了怀疑和辯論,我仍愿告訴你們我內心的感覺,我是感謝你們的。并且,就個人的俠義觀點說,我相信你們個人的俠義舉動。好了,今天我還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料理。各位啊,想想你們日本月照和西鄉的故事,在一個矛盾局面降臨的時候,總要有死去的人和不死的人。告訴梁先生,月照与西鄉兩位,我和他各自效法一人。順便想想你們日本的維新志士吧,維新的第一功臣,是西鄉嗎?是木戶嗎?是大久保嗎?是伊藤嗎?是大隈嗎?是井上嗎?是后藤嗎?是板垣嗎?我看都不是,真正的功臣乃是吉田松陰。吉田松陰一輩子沒有一件成功的大業可言,他要逃到國外,失敗了;要糾合志士幫助皇帝,失敗了;要派出同志阻止惡勢力前來,失敗了。最后以三十歲年紀,橫尸法場。但是,吉田死后,全日本受了感召,風起云涌,最后達成維新的果實,這證明了吉田雖死猶生、雖失敗猶成功,他以敗為成。我就用這日本志士的故事,留做臨別紀念吧!”
  四個日本人走出瀏陽會館的時候,大家嘀咕起來。
  “我還以為我們是支那通。”平山周贊歎著,“想不到原來譚大人是日本通!他脫口而出的這些日本歷史与政情,真是如屬他家之珍,真不得了!”
  “真不得了!”大家附和著。
  “譚大人說的那一大堆人名,我大体听說過。可是他提到什么月照、什么西鄉,是指誰啊?西鄉是指西鄉隆盛嗎?”桃太郎問。
  “西鄉是西鄉隆盛。”平山周說,“月照是西京清水寺的和尚,為人家俠仗義,他出國回來,在西方壓力和幕府壓力下,進行勤王尊王的活動。后來事情鬧大,由近衛公安排,避難于薩摩,由西鄉隆盛收容。最后牽連到西鄉。月照不愿連累近衛公和西鄉,乃伸頭給西鄉,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但西鄉卻若無其事,与月照上船喝酒唱歌,最后兩人相抱,一起跳海了。大家搶救,救起了西鄉,可是月照卻淹死了。西鄉后來變法維新成功,完成了月照勤王尊王的遺愿。剛才譚大人叫我們把月照和西鄉的事轉告梁先生,就是期勉梁先生以同志的死為激勵,去努力完成未袁之業。譚大人真是大人气象,太教人佩服了。中國有這种偉大的人物,我們日本要亡中國,可早得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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