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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以前大胡子問過我一句很奇怪的話：“你要一個賺多少錢的丈夫？” 我說：“看得不順眼的話，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億万富翁也嫁。” “說來說去，你總想嫁有錢的。” “也有例外的時候。”我歎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問。 “那只要吃得飽的錢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問：“你吃得多嗎？”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還可以少吃點。”就這几句對話，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們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廣場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馬德里的舊貨市場，再不然冬夜里搬張街上的長椅子放在地下車的通風口上吹熱風，下雪天打打雪仗，就這樣把春花秋月都一個一個的送掉了。 一般情侶們的海誓山盟、輕怜蜜愛，我們一樣都沒經過就結了婚，回想起來竟然也不怎么遺憾。 前几天我對荷西說：“華副主編蔡先生要你臨時客串一下，寫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為例。”當時他頭也不抬的說：“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細的看了看說話的人。 “其實，我也沒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訴自己。 我們雖然結了婚，但是我們都不承認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們來劈，又成了四塊，總不會是兩塊，所以想來想去，只有寫“大胡子与我”來交卷，這樣兩個獨立的個体總算拉上一點關系了。 要寫大胡子在外的行徑做人，我實在寫不出什么特別的事來。這個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遠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數不清，所以我能寫的，只是兩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帳，并無新鮮之處。 在我們的家里，先生雖然自稱沒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習慣，太太也說她不參加女權運動，其實這都是謊話，有腦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里，這么多年來，他的母親和姐妹有意無意之間，總把他當儿皇帝，穿衣、舖床、吃飯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來，他愚蠢的腦袋已被這些觀念填得滿滿的了；再要洗他過來，已經相當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發覺這個真相。 我本來亦不是一個溫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過胡适寫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的提到“超于賢妻良母的人生觀”，我念了之后，深受影響，以后的日子，都往這個“超”字上去發展。結果弄了半天，還是結了婚，良母是不做，賢妻賴也賴不掉了。 就因為這兩個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結婚之后，雙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著，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磨出一個式樣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兩人在很小的家里晃來晃去時，就不會撞痛了彼此。 其實婚前和婚后的我們，在生活上并沒有什么巨大的改變。荷西常常說，這個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問他：“你喜歡回家來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同學在等你，還是情愿有一個像‘李伯大夢’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黃臉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沒有什么負擔；婚后一樣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飯，兩肩不駝，雙眼閃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緩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來。他的太太，結婚以后，亦沒有喜新厭舊改頭換面做新裝，經常洗換的，也仍然是牛仔褲三條，完全沒主婦風采。 偶爾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鄉鎮客店，那辛苦麻煩就來了。 “請問有沒有房間？”大胡子一件舊夾克，太太一頂叫花子呢帽，兩人進了旅館，總很客气的問那冰冷面孔的柜台。“雙人房，沒有。”明明一大排鑰匙挂著，偏偏狠狠的盯著我們，好似我們的行李裝滿了苹果，要開房大食禁果一般。“我們結婚了，怎么？” “身份證！”守柜台的老板一臉狡猾的冷笑。 “拿去！” 這人細細的翻來覆去的看，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一把鑰匙給我們。 我們慢慢上了樓，沒想到那個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來大叫。 “等一下，要看戶口名簿。”那個樣子好似踩住了我們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們太過份了！”荷西暴跳起來。 “來，來，這里，請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舉在這老頑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來你們真結婚了。”這才化開了笑容，慢慢的踱開去。 “奇怪，我們結不結婚，跟她有什么關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經嘛！”荷西罵個不停。 我歎了口气，疲倦的把自己拋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場類似的笑劇，誰叫我們“不像”。“喂！什么樣子才叫‘像’，我們下次來裝。”我問他。“我們本來就是夫妻嘛！裝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說不像。”我堅持。 “去借一個小孩子來抱著好了。” “借來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誰叫我們不肯做那人的另一半，看來看去都是兩個不像的人。 有一天，我看一本西班牙文雜志，恰好看到一篇報道，說美國有一個女作家，寫了一本暢銷書，名字我已記不得了。總之是說——“如何叫丈夫永遠愛你。” 這個女作家在書中說：“永遠要給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一种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盜，大后天做一個長了翅膀的安琪儿；再大后天化成一個老巫婆……這樣，先生下班了，才會帶著滿腔的喜悅，一路上興奮的在想著，我親愛的寶貝，不知今天是什么可愛的打扮——” 又說：“不要忘了，每天在他耳邊輕輕的說几遍，我愛你——我愛你——你愛你——。” 這篇介紹的文章里，還放了好几張這位婚姻成功的女作家，穿了一條格子裙，与丈夫熱烈擁吻的照片。我看完這篇東西，就把那本雜志丟了。 吃晚飯時，我對荷西說起這本書，又說：“這個女人大概神經不太正常，買她書的人，照著去做的太太們，也都是傻瓜。如果先生們有這么一個千變万化的太太，大概都嚇得大逃亡了。下班回來誰受得了今天天使啦！明天海盜啦！后天又變個巫婆啦！……” 他低頭吃飯，眼睛望著電視，我再問他：“你說呢？” 他如夢初醒，隨口應著：“海盜！我比較喜歡海盜！”“你根本不在听嘛！”我把筷子一摔，瞪著他，他根本看不見，眼睛又在電視上了。 我歎了口气，實在想把湯潑到他的臉上去，對待這种丈夫，就算整天說著“我愛你”，換來的也不過是咦咦啊啊，婚姻不會更幸福，也不會更不幸福。 有時候，我也想把他抓住，嚕嚕蘇蘇罵他個過癮。但是以前報上有個新聞，說一位先生，被太太喋喋不休得發了火，拿出針線來，硬把太太的嘴給縫了起來。我不希望大胡子也縫我的嘴，就只有歎气的份了。 其實夫婦之間，過了蜜月期，所交談的話，也不過是雞零狗碎的瑣事，听不听都不會是世界末日；問題是，不听話的人，總是先生。 大胡子，是一個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太太叫他去東，他一定往西；請他穿紅，他一定著綠。做了稀的，他要吃干的；做了甜的，他說還是咸的好。這樣在家作對，是他很大的娛樂之一。 起初我看透了他的心理，有什么要求，就用相反的說法去激他，他不知不覺的中了計，遂了我的心愿。后來他又聰明了一點，看透了我的心理，從那時候起，無論我反反覆覆的講，他的態度就是不合作，如同一個傻瓜一般的固執，還常常得意的冷笑：“嘿！嘿！我贏了！” “如果有一天你肯跟我想得一樣，我就去買獎卷，放鞭炮！”我瞪著他。 我可以确定，要是我們現在再結一次婚，法官問：“荷西，你愿意娶三毛為妻嗎？”他這個習慣性的“不”字，一定會溜出口來。結過婚的男人，很少會說“是”，大部份都說相反的話，或連話都不說。 荷西剛結婚的時候，好似小孩子扮家家酒，十分体諒妻子，情緒也很高昂，假日在家總是幫忙做事。可惜好景不常，不知什么時候開始，他背誦如教條的男性自尊又慢慢的蘇醒了。 吃飯的時候，如果要加湯添飯，伸手往我面前一遞，就好似太陽從東邊出來一樣的自然。走路經過一張報紙，他當然知道跨過去，不知道撿起來。有時我病了几天，硬撐著起床整理已經亂得不像樣的家，他亦會体貼的說：“叫你不要洗衣服，又去洗了，怎么不听話的。” 我回答他：“衣不洗，飯不煮，地不掃，實在過不下去了，才起來理的。” “不理不可以嗎？你在生病。” “我不理誰理？”我渴望這人發條開動，做個“清掃机器人”有多可愛。 “咦！誰也不理啊！不整理，房子又不會垮！” 這時候我真想拿大花瓶打碎他的頭，可是碎的花瓶也得我掃，頭倒不一定打得中，所以也就算了。 怎么樣的女人，除非真正把心橫著長，要不然，家務還是纏身，一樣也舍不得不管，真是奇怪的事情。這种心理實在是不可取，又爭不出一個三長兩短來。 我們結合的當初，不過是希望結伴同行，雙方對彼此都沒有過份的要求和占領。我選了荷西，并不是為了安全感，更不是為了怕單身一輩子，因為這兩件事于我個人，都算不得太嚴重。 荷西要了我，亦不是要一個洗衣煮飯的女人，更不是要一朵解語花，外面的洗衣店、小飯館，物美价廉，女孩子鶯鶯燕燕，總比家里那一個可人。這些費用，不會超過組織一個小家庭。 就如我上面所說，我們不過是想找個伴，一同走走這條人生的道路。既然是個伴，就應該時刻不离的膠在一起才名副其實。可惜這一點，我們又偏偏不很看重。 許多時候，我們彼此在小小的家里漫游著，做著個人的事情，轉角碰著了，閃一下身，讓過雙方，那神情，就好似讓了個影子似的漠然。更有多少夜晚，各自抱一本書，啃到天亮，各自哈哈對書大笑，或默默流下淚來，對方絕不會問一聲：“你是怎么了，瘋了？” 有時候，我想出去散散步，說聲“走了”，就出去了，過一會自會回來。有時候早晨醒了，荷西已經不見了，我亦不去瞎猜，吃飯了，他也自會回來的，饑餓的狼知道那里有好吃的東西。 偶爾的孤獨，在我個人來說，那是最最重視的。我心靈的全部從不對任何人開放，荷西可以進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我的，我一個人的”。結婚也不應該改變這一角，也沒有必要非向另外一個人完完全全開放，任他隨時隨地跑進去搗亂，那是我所不愿的。 許多太太們對我說：“你這樣不管你先生是很危險的，一定要把他牢牢的握在手里。”她們說這話時，還做著可怕的手勢，捏著拳頭，好像那先生變成好小一個，就在里面扭來扭去掙扎著似的。 我回答她們：“不自由，毋宁死，我倒不是怕他尋死。問題是，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還要不自由，所以我不難為自己，嘿！嘿！” 自由是多么可貴的事，心靈的自由更是我們牢牢要把握住的；不然，有了愛情仍是不夠的。 有的時候，荷西有時間，他約了鄰居朋友，几個人在屋頂上敲敲補補，在汽車底下爬出爬進，大聲的叫喊著。漆著房子，挖著牆，有事沒事的把自己當作偉大的泥水匠或木匠，我听見他在新鮮的空气里稀哩嘩啦的亂唱著歌，就不免會想到，也許他是愛太太，可是他也愛朋友。一個男人与朋友相處的歡樂，即使在婚后，也不應該剝削掉他的。誰說一個丈夫只有跟妻子在一起時才可以快樂？ 可惜的是，跟鄰居太太們閒話家常，總使我無聊而不耐，尤其是她們東家長西家短起來，我就喝不下咖啡，覺得什么都像泥漿水。 大胡子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人，我几次拿出《語言行為》這本書來，再冷眼分析著他的坐相、站相、睡相，沒有一點是我希望他所表現出來的樣式，跟書上講的愛侶完全不同。 有一次我突然問他：“如果有來世，你是不是還是娶我？”他背著我干脆的說：“絕不！” 我又惊又气，順手用力拍的打了他一拳，他背后中槍，也气了，跳翻身來与我抓著手對打。 “你這小癟三，我有什么不好，說！” 本來期望他很愛怜的回答我：“希望生生世世做夫妻”，想不到竟然如此無情的一句話，實在是冷水澆頭，令人控制不住，我順手便又跳起來踢他。 “下輩子，就得活個全新的樣子，我根本不相信來世。再說，真有下輩子，娶個一式一樣的太太，不如不活也罷！” 我恨得气結，被他如此當面拒絕，實在下不了台。“其實你跟我想的完完全全一樣，就是不肯講出來，對不對？”他盯著我看。 我哈的一下笑出來，拿被單蒙住臉，真是知妻莫若夫，我實在心里真跟他想的一模一樣，只是不愿說出來。 既然兩人來世不再結發，那么今生今世更要珍惜，以后就都是旁人家的了。 大胡子是個沒有什么原則的人，他說他很清洁，他每天洗澡、刷牙、穿干淨衣服。可是外出時，他就把腳擱在窗口，順手把窗帘撩起來用力擦皮鞋。 我們住的附近沒有公車，偶爾我們在洗車，看見鄰居太太要進城去，跑來跟我們搭訕，我總會悄悄的蹲下去問荷西：“怎么樣，開車送她去？起碼送到公路上免得她走路。” 這种時候，荷西總是毫不客气的對那個鄰居直接了當的說：“對不起，我不送，請你走路去搭車吧！”“荷西，你太過份了。”那個人走了之后我羞愧的責備他。“走路對健康有益，而且這是個多嘴婆，我討厭她，就是不送。” 如果打定主意不送人倒也算了，可是万一有人病了、死了、手斷了、腿跌了、太太生產了，半夜三更都會來打門，那時候的荷西，無論在夢里如何舒服，也是一跳就起床，把鄰居送到醫院去，不到天亮不回來。我們這一區住著的大半是老弱殘病，洋房是很漂亮，親人卻一個也沒有。老的北歐人來退休，年輕的太太們領著小孩子獨自住著，先生們往往都在非洲上班，從不回來。 家中的巧克力糖，做樣子的酒，大半是鄰居送給荷西的禮物。這個奇怪的人，吼叫起來聲音很嚇人，其實心地再好不過，他自己有時候也叫自己紙老虎。 一起出門去買東西，他這也不肯要，那也不肯買，我起初以為他責任心重，又太客气，后來才發覺，他是宁為玉碎不為瓦全，情愿買一樣貴的好的東西，也不肯要便宜貨。我本想為這事生生气，后來把這种習慣轉到他娶太太的事情上去想，倒覺得他是抬舉了我，才把我這塊好玉撿來了。挑東西都那么嫌東嫌西，娶太太他大概也花了不少心思吧！我到底是貴的，這一想，便眉開眼笑了。 夫婦之間，最怕的是彼此侵略，我們說了，誰也不是誰的另一半，所以界線分明。有時興致來了，也越界打門、爭吵一番，吵完了倒還講義气，英雄本色，不記仇，不報仇，打完算數，下次再見。平日也一樣稱兄道弟，絕對不會鬧到警察那儿去不好看，在我們的家庭里，“警察”就是公婆，我最怕這兩個人。在他們面前，絕對安分守己，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不把自己尾巴露出來。 我寫了前面這些流水帳，再回想這短短几年的婚姻生活，很想給自己歸了類，把我們放進一些婚姻的模式里去比比看，跟哪一种比較相像。放來放去，覺得很羞愧，好的、傳統的，我們都不是樣子；坏的、賤的，也沒那么差。如果說，“開放的婚姻”這個名詞可以用在我們的生活里，那么我已是十分的滿意了，沒有什么再好的定義去追求了。 夫婦之間的事情，酸甜苦辣，混淆不清，也正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小小的天地里，也是一個滿滿的人生，我不會告訴你，在這片深不可測的湖水里，是不是如你表面所見的那么簡單。想來你亦不會告訴我，你的那片湖水里又蘊藏著什么，各人的喜樂和哀愁，還是各人擔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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