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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祝你永遠不要悲傷(2)


  微風細雨,他在路上飛馳,他從沒試過開車開得這么快,也許,在那飛躍的速度之中,他方可以自時間中抽离;也只有這樣,他才可以忘記痛苦,忘記現實,忘記他還有另外一個女人放不下。我緊緊地抓著他,沉醉在那凄絕的飛馳之中。
  終于,他把車停下來了,即使多么不愿意,我們還是回到現實,自流曳的光陰中抽身而出。
  “過兩天我要去紐約了。”我告訴他,“卡拉.西蒙答應讓我當她的助手。”
  他沉默無聲。
  “你為什么不恭喜我?這是個很難得的机會。”我凄然說。
  “對不起,我不能令你留下來。”他黯然說。
  “我本來就是個不安定的人。”我安慰他。
  “這是我的錯--”
  “不。你知道舊金山大地震時,我在想些什么嗎?我愿意用一切換取你的平安,我要守諾言。況且,你不是那种可以傷害兩個女人的男人。”
  “你是不是一定要走?”
  “你听過有一种虫叫蓑衣虫嗎?蓑衣虫一輩子都生活在用樹葉制成的蓑衣之中,足不出戶,肚子餓了就旋轉著吃樹葉。到了交配期,也只是從蓑衣里伸出頭及胸部,等雄蛾來,在蓑衣里交配,然后老死在農夫的蓑衣里。我不想做這一种虫。”
  “你說討厭別离,卻總是要別离--”
  他難過地凝視著我。
  “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如果天天跟你一起,日后也許會把你忘掉,這是別离的好處。在回憶里,每個人都年輕,一切都是好的。”我哀哀地告訴他。
  他用力地抱著我,我把下巴微微地擱在他的肩膊上。
  “你知道嗎?我覺得能夠把下巴這樣擱在你的肩膊上是很幸福的。”
  他把臉貼著我的臉。
  “如果能夠成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想成為你哪一部分嗎?”
  他搖頭。
  “我想成為你的雙眼,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也許我會更明白你所做的事。”我望著他說。
  他使勁地抱著我,不肯放手。
  “這樣下去,我會死的。”我喘著气說。
  他終于輕輕地放手。
  “你記得我還欠你一樣東西嗎?”他從口袋里拿出一袋湖水綠色的玻璃珠來。
  我還以為他已經忘了。
  “地震之后,還能買到玻璃珠嗎?”我愕然。
  “我答應過你的。”
  我把玻璃珠放在手上,十二顆湖水綠色的玻璃珠里,原來藏著十二面不同國家的國旗。
  “希望將來你設計的衣服能賣到這十二個國家。”
  “謝謝你。”
  他沮喪地望著我。
  我跨上車,跟他說:“我想再坐一次你開的車。”
  他開動引擎,我從后面緊緊地抓著他,流著淚,再一次沉醉在那無聲的、凄愴的飛躍之中,忘了我們即將不會再見。
  終于,是分手的時候了。
  我跳下車,抹干淚水,在昏黃的街燈下,抱著他送給我的玻璃珠。
  “我希望將來有机會用這些玻璃珠制造一件晚裝。”我凄然說。
  “那一定會很漂亮。”
  “我來送机好嗎?”
  “不是說不要再見嗎?祝你永遠不要悲傷。”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這樣令我覺得自己很沒用。”他難過地說。
  “沒用的是我。”我掩著臉,不讓自己哭。淚,卻不听話地流下來。
  “我回去啦!”我轉身跑進大廈里,把他留在微風中。
  离開香港前的一天,我約了良湄再去那間印度餐廳吃飯。
  “你還有心情吃東西嗎?”她問我。
  “不,我只是想來占卜一下將來。”
  那盤幸福餅送來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塊餅。餅里的簽語是:
  想把一個男人留在身邊,就要讓他知道,你隨時可以离開他。
  “說得太對了。”良湄說。
  我閉上眼睛,抽了一塊。
  “簽語是什么?”良湄問我。
  簽語是:
  我們的愛和傷痛,是因為世上只有一個他。
  是的,只有一個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帶著在威尼斯買我和文治送給我的玻璃珠,一個人到了紐約。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紐約和香港一樣,是個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認識了一些朋友,周末晚上可以和他們共度。
  卡拉跟楊弘念不同,楊弘念是個极端任性的人,卡拉卻是個很有紀律的設計師。她上午剛剛跟丈夫辦完离婚手續,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繼續工作。回來之后,她只是淡淡的說: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后可以專心工作--”
  卡拉是很愛她丈夫的,他也是時裝設計師,兩個人一起熬出頭來,她名聲漸噪,遠遠拋离了他,他愛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關于成名,女人付的代价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說。
  是的,每個女人都希望自己所愛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個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紐約半年,我沒有到過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關于香港的一切,可是,我并沒有因此忘記文治。每天晚上,我看著放在玻璃碗里的、他送給我的十二顆有國旗的玻璃珠,這是我在冰冷的异鄉里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里,我收到良湄從香港寄來的信。

  蜻蜓:
  你好嗎?
  現在是香港的春天,本來想傳真給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字跡,這樣好象比較親切。
  我的月經遲了兩個月沒有來,我很害怕有了身孕。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多么不愿意替熊弼生孩子。
  我曾經想過要怀著他的孩子。每個女人,在愛上一個男人時,都會有這种想法吧?當他壓在我身上時,我多么希望我就這樣為他生一個孩子,孩子体內流著我和他的血。
  許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不希望這件事發生。驗孕結果證實我沒有怀孕,我高興得一口气去買了八套衣服。那一刻,我才發現,我已經不愛熊弼了。
  良湄

  P.S.徐文治升職了,他現在是副總編輯,仍然有出鏡報告新聞。他還沒有跟曹雪莉結婚。我想,他仍然思念著你。

  時光流逝,我愈想忘記他,印象卻愈清晰。他有很多缺點,他猶豫不決,他沒勇气,他沒有在适當的時候出現,當我如許孤單的時候,他不在我身邊。可是,因為他离我那么遠,一切的缺點都可以忘記,只有思念抹不去。
  复活節前的一個禮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著我的手說:
  “你看誰來了?”
  楊弘念從她的房間走出來。
  在威尼斯分手以后,已經大半年沒有見過他了。他還是老樣子。
  “很久不見了。”他說。
  “你什么時候來的?”
  “昨日剛剛到,沒想到你在這里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稱贊我。
  “當然,她是我教出來的。”楊弘念還是一貫的驕傲。
  “你會在紐約留多久?”我問他。
  “几天吧。你住在哪里?”
  “格林威治村。”
  “那里很不錯。”
  “我住的房子已經很舊了。你什么時候有空一起吃頓飯?”
  “今天晚上好嗎?”
  “今天晚上?沒問題。”
  “到你家里,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嗎?”
  “好的。”
  晚上八點鐘,楊弘念來了,手上拿著一束紅玫瑰。
  “給你的。”
  “你從來沒有送過花給我,謝謝。”我把玫瑰插在花瓶里。
  “要喝點什么?”
  “隨便吧。”
  “你可不是什么都肯喝的。”我從冰箱里拿出一瓶“天國蜜桃”給他。
  “謝謝。”他笑說。
  “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真沒想到會在紐約見到你--”
  “是卡拉告訴我,你在這里的,我特地來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還以為他是路經此地。
  “沒什么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補充說。
  “謝謝你,我在這里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頭的相架,相架里鑲著我儿時在公園打秋千的那張照片。
  “這是你小時候的照片嗎?”
  “嗯。”
  “我從沒見過--”
  他完全沒有察覺照片里有一個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誰又會注意到呢?
  “冷嗎?”我問他。我听見他打了一個噴嚏。
  “不--”
  “紐約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說。
  我腳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給我的那一雙羊毛襪。
  “這种羊毛襪,你是不是有很多雙?”他問我。
  “為什么這樣問?”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這雙襪。”
  “不,我只有這一雙--”
  “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別的意義?”
  “沒有,只是這一雙襪穿在腳上特別溫暖。”
  我把晚餐端出來:“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學到些什么?”
  我認真地想了一想,說:
  “她的設計,看來很簡洁,但是每一個細節都做得很好,看著不怎么樣,穿在身上卻是一流的。”
  “你還沒有學到。”他生气地說。
  我不太明白,我自問已經很用心向卡拉學習。
  “你要學的,是她的一雙手。”
  “雙手?”
  “她可以不畫圖樣、不裁紙版,就憑十只指頭,把一幅滑溜溜的布料舖在模特儿身上,直接裁出一件晚裝。”
  “是嗎?”我愕然,我從沒見過卡拉這樣做。
  “她出道的時候就是這樣。”
  “很厲害!”我不得不說。
  “最重要的,是你的一雙手。”他捉著我雙手說,“要信雙手的感覺。你要親手摸過自己做的衣服,一吋一吋的去摸,你才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好衣服。你學不到這一點,跟著卡拉多少年也沒有用,她沒教你嗎?”
  我搖頭:“誰會像你那樣,什么都教給我?”
  我忽爾明白,他那樣無私地什么都教給我,是因為他真的愛我。
  “謝謝你。”我由衷地對他說。
  “你已經有一年多沒有作品。”我關心他。
  “我的靈感愈來愈枯竭--”他用手摩挲我的臉,情深地望著我。
  “不要這樣--”我垂下頭。
  他沮喪地站起來,拿起大衣离開。
  “謝謝你的晚飯。”
  “你要去哪里?”
  “到處逛逛。”
  “要不要我陪你去--”
  “算是尊師重道嗎?”他冷笑。
  我沒回答他。
  “再見。”他說罷徑自离開。
  他走了,我靜靜地看著自己雙手,我要相信自己雙手的感覺。當他捉著我雙手時,我沒有愛的感覺,也許不是沒有,而是太少,少得無法從掌心傳到身体每一部分。他擁有一切應該被一個女人愛著的條件,可是,卻遇上了我。是他的無奈,還是我的無奈?
  他走了之后,沒有再回來。
  一天,我從工作室回到家里,發現門外放著一個精致的藤籃,籃子里有五只复活蛋,還放滿了一雙雙羊毛襪,有紅色的、綠色的、藍色的、格子的。籃里有一張卡,卡上寫著:
  “籃子里的羊毛襪都很暖,別老是穿著那一雙。复活節快樂。”
  那是楊弘念的字跡,是用他那支PANTEL1.8CM筆寫的。
  他根本不明白我為什么經常穿著那一雙襪。
  我把籃子拿進屋里,他還在紐約,不是說好要走的嗎?
  以為他會出現,他偏偏沒有。到了夏天,還見不到他。他總是不辭而別。
  九月中,收到良湄從香港寄來的信。

  蜻蜓: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律師行讓我成為合伙人,以后我可以拿到分紅。
  熊弼在大學里教書,他大概這一輩子都不會离開學校。
  雖然已經不愛他,卻不知道怎樣開口,所以,我還是沒有開口。
  我跟一個律師來往。你一定會罵我的,他已經有女朋友,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也許這樣最好,誰也不欠誰。他在女朋友身上找不到的東西,在我身上找到;我在熊弼身上得不到的,也在他身上得到。因為沒有要求,我們很快樂。原來所有的煩惱都是來自要求,有要求,就有埋怨,有埋怨,就有痛苦。
  熊弼對這件事一無所知,因為內疚,我對他比以前好了一點。我開始發覺,我是不會离開他的。即使將來我又愛上另一個人,我仍是离不開他。他是我的枕頭,是疲倦的時候的一點依靠,彼此相依太久了,早成習慣。愛情就是這一點可悲。
  我開始佩服他,你竟然能夠一個人生活,竟然能夠首先退出。
  以雅回來了,她說,跟哥哥分開了那么多年,現在好象重新戀愛。
  原來我是你們之中最不忠貞的。
  你記得你做了一件雨衣給我嗎?跟你那件一模一樣的。
  那天,我穿上雨衣,在中環走著的時候,一個男人從后面跑上來叫我,我回頭,你知道那個男人是誰嗎?是徐文治,他以為我是你。

  良湄

  收到良湄的信之后兩天,楊弘念突然出現。
  那天晚上,他拿著一束紅玫瑰來找我。
  “你去了哪里?”我問他。
  “一直在紐約。”
  “你在紐約干什么?”
  “我就住在巴士站旁邊的房子。”
  “什么?”我嚇了一跳。我每天早上在巴士站等車,從不知道他就住在旁邊。
  “你為什么會住在這里?”
  “我喜歡可以每天看見你在巴士站等車。”他深情地說。
  “你為什么要這樣做?”我哀哀地問他。
  “我也不知道。你的花瓶放在哪里?我替你把花插好。”
  我把一個玻璃花瓶拿給他。
  他在花瓶注了水,抓起一撮文治送給我的玻璃珠。
  “你干什么?”我問他。
  他把玻璃珠放在花瓶里,說:“這樣比較好看,你干嘛這么緊張?”
  “沒什么。”
  “有沒有喝的?我很口渴。”
  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瓶“天國蜜桃”給他。
  “你一直為我預備這個嗎?”他乍惊還喜的問我。
  “不,只是我也愛上了這种口味--”我淡淡的說。
  他顯然有點儿失望。
  他把那一瓶玫瑰插得很好看,放在飯桌上。
  “我從來不知道你會插花。”我說。
  “還有很多關于我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是的,譬如我不知道你為什么忽然愛上紅玫瑰?以你的個性,你不會喜歡紅玫瑰,玫瑰畢竟是一种太普通的花,而且是紅玫瑰。”
  “你知道玫瑰為什么是紅色的嗎?”
  “難道是用血染紅的嗎?”我打趣地說。
  “是用夜鶯的血染紅的。”
  “夜鶯的血?”
  “波斯有一則傳說,每當玫瑰花開時,夜鶯就開始歌唱,對它傾訴愛意,直至力竭聲嘶,痴醉于玫瑰的芳香,隨即倒落于玫瑰樹枝下。
  “當夜鶯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為花之女王時,它非常高興,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飛了過去,就在它靠近玫瑰時,玫瑰的刺剛好刺中它的胸口,鮮紅的血將花瓣染成紅色。
  “如今波斯人仍然相信,每當夜鶯徹夜啼叫,就是紅玫瑰花開的時候。”他痴痴地望著我。
  “夜鶯太笨了。”我說。
  “所有的愛情都是這樣吧,明知會流得一身血,還是挺起胸膛拍翼飛過去。”
  我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是無法明白,他為什么甘心情愿化作那可怜的夜鶯。
  他輕輕地摩挲我的臉,手停留在我的眼睛上。
  “別這樣,有刺的。”
  “我也不介意流血。我喜歡這樣撫摸你的眼睛,我真想知道你的瞳孔里有沒有我。”
  我忍不住掉下眼淚。
  “別哭。”他抱著我。
  為什么會是他?
  為什么總是他?
  難道他才是我廝守終生的人?在時間的洪流里,在我們無法控制的光陰里,浮向我生命的,就是他。
  在寂寞的紐約,在寂寞的日子里,我再找不到理由拒絕這多情的夜鶯。
  楊弘念仍舊住在巴士站旁邊的房子里,我們再一次相依。他在洛杉磯有一爿以自己名字為名的時裝店,每星期他要飛去洛杉磯一次。每個星期,我們要分開兩至三天,這樣最好,他不在的時候,我會思念他。
  他沒有再送我紅玫瑰,也許他已忘了自己曾化身夜鶯。男人就是這樣,得到了,又忘記了如何得到。
  九零年十二月平安夜那天,我獨個儿在屋里,有人按門鈴。
  我以為是楊弘念過來找我,站在門外的卻是文治。他拿著行李袋,站在我面前,我差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年沒見了,竟然好象昨天才分手。
  “是良湄把你的地址告訴我的。”他微笑說。
  “你剛下机嗎?”
  他點頭:“圣誕快樂。”
  “圣誕快樂。”我讓他進來。
  “你為什么會來紐約?”
  他傻呼呼的欲言又止。
  “你就住在這里?”他環顧我的房子。
  “是的,外面很冷。要不要喝杯咖啡什么?”
  “謝謝。你習慣紐約的生活嗎?”
  “我很容易适應一個新地方。”
  “我跟曹雪莉分手了。”他突然告訴我。
  我愕了一下,為什么他現在才跟她分手?為什么不早一點?
  “是誰提出的?”不知道為什么,我很關心這一點。
  “是她提出的。”
  我很失望,曹雪莉不要他了,他才來找我。
  “她愛上了別人嗎?”我問他。
  “不。她爸爸在地震中死去,她自己也受了傷,也許這种打擊令她成熟了不少吧。我到過舊金山探望她一次,我們每個星期都有通電話,大家愈來愈像朋友,也愈來愈發現我們不可能走在一起。
  “那天,在電話里,她告訴我,那次地震的時候,她知道我為什么去找她,她看得出我想跟她分手,但是當時她很傷心,她很自私地不想我离開她--”
  “看來她還是愛你的--”
  “你會和我回去香港嗎?”他突然問我。
  “你來就是說這句話?”
  他茫然地望著我。
  “為什么你不早點來?我等了你這么久,你現在才出現,你不覺得太遲嗎?”
  “是不是情況不一樣了?”他難堪地問我。
  “你以為我永遠在等你嗎?你以為你是誰?我要用我所有的青春來等你?我在這里一年了,你為什么現在才來找我?為什么要等到她不要你,才輪到我?我最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里?”私歇斯底里地質問他。
  “對不起,我認為先把我和她之間的事解決了,對你比較公平,否則我說什么也是沒用的。”
  我气得罵他:“你不是男人來的!所有男人都可以一腳踏兩船!”
  我不知道我為什么這樣罵他,他是一個好男人,他不想欺騙任何人,我卻恨他不騙我。他早就不該告訴我他有女朋友,他該把我騙上床,然后才告訴我。
  他望著我,不知說什么好。也許,他千里而來,是希望看到我笑,希望我倒在他的怀里,跟他回去,沒想到換來的,卻是我的埋怨。
  “你說得對,我不是個男人,我也沒權要求你無止境地等我。”他難過地說。
  我咬著唇:“是的,你沒權這樣浪費一個女人的青春。”
  “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他以近乎哀求的語調跟我說。
  “如果時鐘倒轉來行走,我就跟你回去。”我狠心地說。
  他站在那里,紅了眼眶,說:
  “對不起,我沒法令時鐘可以倒轉來行走,是我沒用。”
  “我也不可以。”我凄然說。
  “希望你幸福--”他傷心地說。
  “謝謝你。”
  “再見--”
  “珍重。”
  我站在窗前,看著他,拿著行李,孤單地走在街上。四處張燈結彩,他是特意來和我共度圣誕的吧?他准備了最好的圣誕禮物給我,可是這份禮物來得太遲了。
  為什么光陰不可以倒流?只要他早三個月出現,我就可以跟他回去。
  我不能這樣對楊弘念,我不能那樣無情地對待一個愛我的人。我害怕將來我所愛的人,也會這樣對我。
  他走了,也許不會再回來。
  楊弘念抬了一株圣誕樹回來。
  “這是你在紐約過的第一個圣誕節吧?”他問我。
  “不,是第二個。”我說,“不過卻是第一個家里有圣誕樹的圣誕節。”
  我用一塊銀色的布把整株圣誕樹罩著。
  “你干什么?”他問我。
  “這樣看來比較漂亮。”我任性地說。
  “你沒什么吧?”楊弘念溫柔地抱著我。
  “沒什么。”
  “你有沒有想念香港?”他問我。
  “為什么這樣問?”
  “我忽然有點想念那個地方。要不要回去?”
  “不。”我堅決地說。
  遠處傳來圣誕的音樂。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揉到了我的淚水。
  “你在哭嗎?”
  “音樂很動人。”我撒了一個謊。
  文治不一定能夠立刻買到机票回去香港,說不定他還在机場,孤單地等下一班机。
  兩天后,我打了一通電話給良湄。
  “不告訴你,只是想你惊喜一下,文治也是,我們希望你有一個難忘的圣誕節。”她說。
  我太久沒寫信給她了,沒告訴她,楊弘念又回到我身邊。
  “那怎么辦?”良湄問我。
  “他有找你嗎?”
  “他還沒回來呀,在電視上看不到他。”
  “不可能的,他兩天前已經走了。”
  “那么,他也許躲在家里吧。”
  一天之后,楊弘念要去洛杉磯,我送他到甘乃迪机場。
  在巴士上,他問我:“為什么突然要送机?你從來不送我机的。”
  “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說。
  在机場送別了楊弘念,我到處去找文治,他不可能還留在紐約的。即使他在机場,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机場。
  雖然那樣渺茫,我卻努力地尋找他。
  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机最后召集。
  我立刻飛奔到登机閘口,一個人在后面輕輕拍我的肩膀,我興奮地回頭,站在我跟前的,卻是楊弘念。我給他嚇了一跳。
  “你在這里找誰?”他陰沈地問我。
  “你不是已經登机了么?”我立刻以另一條問題堵截他的問題。我是一個多么差勁的人。
  “飛机的引擎出了問題,我改搭下一班机。”
  “哦,是嗎?”我失神地說。
  “你在找人嗎?”
  我再無法避開他的問題。他剛才一定看到了我回頭那一刻,表情是多么的高興,我以為輕拍我肩膀的,是文治。
  “不是的,我只是想在這里隨便逛逛。”我說。
  “机場有什么好逛呢?”他微笑說。
  我這才松了一口气。
  “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机嗎?”我問他。
  “不,下一班机一小時后就出發,我要進去了。”他輕輕地吻了我一下。
  往香港的那班机大概已經起飛了,我只好獨自回家。
  兩天后,良湄打電話給我說:
  “徐文治回來了,我在新聞報告里看到他,樣子很憔悴呢。”
  “他什么時候回來的?”
  “昨天。我打電話給他,仔說這几天都在甘乃迪机場里,大概是懲罰自己吧。”
  他的确是坐那班机离開的。為什么生命總是陰差陽錯,失之交臂?
  我整天望著手上的浮塵子鐘,分針怎么可能倒轉行走呢?
  晚上,楊弘念從洛杉磯打電話回來給我。他從來不會在洛杉磯打電話給我,尤其工作的時候。按時打電話給女朋友,從來不是他的習慣。
  “什么事?”我問他。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
  “我當然在家里。”
  “那沒事了。”
  “你打電話來就是問這個問題?”我奇怪。
  “我想听听你的聲音。”他說。
  自從文治來過之后,他就變得很古怪。
  几天之后,他從洛杉磯回來,一踏進門口,就抱著我不肯放手,問我:
  “你有沒有挂念我?”
  我該怎么回答他?我的确沒有挂念他。
  我吻了他一下,用一個差勁的吻來堵塞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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