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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歸高興，事情還是要做。經過再三的思考，我們還是也定拍攝《大清炮隊》，當時叫《中國炮隊》。我們覺得，《中國炮隊》這個劇本，不論是故事本身，還是故事里蘊涵的深刻意義都是很不錯的，而且里面的女主角也很合适劉曉慶。綜合了几個方面的因素，我們又開始了新的一輪運作。 那時的電影制作方式已經有些活躍，允許各种各樣的合作：為了籌集資金，我們又一次來到了深圳。那時的深圳依舊是改革開放的先鋒，許多內地辦不成的事，在那里似乎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于是，在《芙蓉鎮》的拍攝間隙，我和劉曉慶兩人來到了特區。 到深圳的那天晚上，找不到深圳影業公司的人。原來，珠江電影制片厂正和香港的一些電影机构舉辦一個電影展，把國外和香港比較賣座的，藝術价值也相對較高的影片拿到國內來放。當時，這件事在全國還辦不到，只能在深圳，利用特區的特殊政策，使國內的電影工作者們能夠看到最新的國外影片，了解國外電影生產的行情。 說起來這不能不算是一种悲哀，一個電影工作者，卻沒有及時了解世界電影發展的机會，連國外的平常老百姓都可以看到的電影，中國的導演和編劇們卻只能在一兩年之后才能看到那些經過一些人刪剪得支离破碎的影片，還美其名曰“參考片”，我們的電影希望在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可是，我們這些電影工作者都連考察國外同行的作品的机會都沒有。 中國的有些觀眾也很討厭。記得有人在看了法國電影展以后，曾寫信說要“救救孩子”。可是，誰又讓你帶孩子看這些影片了？難道大人們理解的世界和孩子們一樣嗎？難道讓大人們了解的問題也一定要讓孩子們了解嗎？如果中華民族的所有的文化都要求能讓孩子理解的話，那么，這個民族的文化水平不就永遠都是孩子的水平嗎？客觀他講，在人生發展的不同的階段，人們所理解和關注的問題确實不同。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人們自身的感情世界，隨著年齡的推移，會有不同的內容，不同的階段性。不是“救救孩子”的問題，而是不要疏忽自己對孩子如何監護的問題。 其實，我非常贊成掃黃。我也是一個孩子的父親，我深知，在某些年齡段，有些事情讓孩子知道得過多，是會給他們帶來傷害的。可是，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為這個就回避那些成年人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完善一种制度，既讓正常的藝術作品可以公之于眾，又能保護那些孩子不受傷害。“救救孩子”，不是要求我們自己去面對那個所有的藝術作品都要讓孩子們理解的災難。 有一天，中國電影也應該建立一种等級制度。我十分贊同少儿不宜”的提法，這樣可以把那些孩子們還接受不了的問題留到他們成人之后再去考慮，再去接受。也許有很多人不贊同這個觀點，就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都不贊成我們看外國人的電影一樣，但是，這個世界并沒有因為他們不贊成就停止了向前的發展。我始終相信孫中山先生說過的一句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者昌，逆者亡。我想，我們千万不要做那种看見女人旗袍里露出的大腿就嗚呼哀哉的老太爺！雖然我們也常常感歎后輩失去了我們當年的很多优秀品質，可是，不要忘了，小孩子也會在某一大成為白發蒼蒼的老爺爺，在那里宣講著被更小的孩子們視為金科玉律的警世名言…… 世界從來不會因為某些人的不喜歡而改變。 在深圳的事情也很簡單，我們把劇本交給了深圳影業公司的經理，剩下的事情只有兩個字——等待。 在深圳，事情進行得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順利，我們按照深圳影業公司的意見修改了劇本，但好像仍舊不能令他們滿意。 《中國炮隊》是一個非常有思想內涵的劇本，它揭示了封建社會的腐朽，歌頌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平民百姓抵御外族侵略的英雄气概。 正在我為這部影片左右為難的時候，又是我尊敬的師長，珠江電影制片厂的孫長城同志伸出了友誼的手，他用他那敏銳的用光看到了我們所要表現的主題的深遠意義，最終使《中國炮隊》進入了拍攝的程序。 劉曉慶回上海繼續《芙蓉鎮》的拍攝，我則和攝制組的主創人員一起，開始四處采景，准備拍攝工作。 現在回想起來，劉曉慶那時好像表現出了一种回《芙蓉鎮》劇組的急迫，可是我當時一點也沒有感覺，一絲一毫都沒有。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未來的新片上，力爭把《中國炮隊》拍成一部好片子，這种愿望需要我投入更大的精力和心血，使我根本無暇顧及那些情感變化的蛛絲馬跡，也可能，我在這方面确實很遲鈍吧！ 那些日子，在我面前的是中國的歷史，中國近代慘遭列強凌辱的歷史，一百年落后挨打的歷史，是那些在海岸線上時隱時現的曾經抵御過外族侵略的殘破的炮台：虎門、定海、淤滬、溫州、廈門、威海。煙台，劉公島、大沾口、營口、大連……為了能真實地反映出影片當時的歷史環境，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沿著這些炮台去采外景。 面對著這些炮台的殘垣斷壁，每一個中國人都避免不了地會讓自己的心情漸漸地沉重起來，你會不由得想像著當年那曾經在這些炮台上彌漫的戰火硝煙和那些在硝煙里慢慢倒下的中國軍人。因為我曾經是一個軍人，我曾經下決心以身殉國，報效民族、我和那些在硝煙中倒下的戰士們一樣，都是一個兵，我可以站在一個士兵的角度去揣摩那些消失在戰火中的無名氏們的心情。 每每走上這些炮台，我都會感覺到自己的心在流血。也許；我們的人民中有那么一些多愁善感的人，我僅僅是他們中的一個吧。 那些炮台都被炸毀了，中國的海岸線上所有的炮台都被炸毀而且，還不允許我們中國的軍隊駐扎在我們自己的海岸線上！ 說起來，你可能不相信，這就是那些號稱具有資本主義文明的國家們的所作所為。不讓我們設炮台，就是不讓我們在自己家胞大門口上安門，也只有這樣，他們那些衣冠楚楚的紳士們才可以大搖大擺地進進出出而沒有什么非禮之嫌了。 沿海的許多炮台現在都成了耕地，好多地方几乎連殘垣斷壁都找不到了，在威海，遙望對面的劉公島，你似乎能看到當時亞洲最強大的軍隊在那里馳騁，似乎能看到我們中國的第一支海軍在那里怎樣被倭寇一一，日軍打得全軍覆沒。 談起這件事，不禁會感慨万分。每到一個地方，你的這种痛苦的聯想就會不斷地加重，你不禁會問，究竟是怎么了？為什么我們中華民族會落到這种可恥的境地？ 想起來，那次采景，心情真的非常沉重，而且，一次更比一次沉重，說起來也怪，我經歷了這樣一件事情，至今仍不能解釋它有些朋友說這是我心理上的問題，也有些朋友說我這是精神上的問題，不管怎么說，我還是覺得那是真實的。 那是一天下午，我們從天津去大沽口。在大沽炮台，發現列里的許多工事都被炸毀了，有些炮台淹沒在民居之中，有的早怎：被掏空了，看上去慘得不得了。好在大沽炮台是空軍的一個雷達站，保存得還比較完好。 那一天，天上下著些許清雪。我和攝影師几個人走上了大沽炮台。 在大沽口曾經發生過兩次戰斗，值得高興的是，在其中的一次僧格林沁指揮的戰斗里，我們還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第一次把在那里登陸的英國士兵赶下了海，還把英國聯合艦隊的司玲擊成了重傷。后來大沽炮台的工事也被拆掉了，現在只剩下一個土墩子，上面有一個很落伍的老式雷達在旋轉著…… 我們站在炮台上，望著炮台前面那一塊著名的灘地。 不遠處的海里停了一艘巨大的船，听說是買來拆鋼鐵的。其他的地方便全部是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見。 看著眼前的灘地。想像著英國的士兵被我們用槍和炮壓制衣灘地上，趴在地上不敢起來，只有等到晚上才能偷偷地溜口劊再遠一點的海面上，可能就是英國艦隊拋錨的地方；而在我們的腳下的土地上．可能就忙碌著。喧囂著、混亂著我們自己的士兵……嗆喝聲、喊叫聲，汗水味、煙味、馬尿的腥臊味……也曾經在這里彌漫著…… 可是現在，除了一陣清風，什么也沒有了…… 我們十分惆悵地走下炮台。帶路的空軍士兵告訴我們，那邊還有一個彈藥庫。于是，我們來到了那個沒有窗戶的小房間一用黃土和著江米壘成的四五米見方的屋子，里面什么也沒有，也就剛剛能讓人直起腰吧！ 我走了進去，希望在牆壁上發現什么痕跡，或者隨手抓到一些歷史的遺留物，可是，盡管我仔細地端洋了半天，還是什么都沒有發現，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外面的人在大呼，“走吧！ 我只好依依不舍地走了。 風依然是那樣冷清洁地刮著，小雪也依然在輕飄…… 大概就在我走出了三十米左右的時候，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回頭向小彈藥庫看去……就在那一瞬間，我真的看見，看見彈藥庫的門口站著兩個人，還有兩匹馬…… 三十米的距离不算遠，我看得很清楚，一個稍微壯一點的人靠門站著，在他身后的門房子上，依著一個略瘦一些的。他們的眉毛、胡子、發辮，還有他們那几天沒洗的臉、都歷歷在目。他們的身上穿著黑色的棉襖、上面帶著一點甲胄，衣甲還掖在腰上，手里翻著疆繩，牽著一匹橘黃色的豹花馬和一匹稍微矮一點的紅馬。包括馬在內，他們都在轉頭注視著我們這些即將离去的人…… 在那一剎那，我禁不住大喊起來：“這是什么？你們快來看！ 可是，當我再回過頭來和同伴一起朝彈藥庫看去的時候，卻發現那里空蕩蕩的，什么也沒有。 那是一個陰沉沉的下午。 我知道沒有白天見鬼的道理，可是我真的不得不說，我确實看見了。我一直不能解釋這個現象，還是后來一位權威的朋友跟。我說：“由于你多日來積累了很多的想像，所以在某一瞬間，你才會產生幻覺。 “這個我懂，不就是幻听、幻視嗎？可當時我真的看得很清楚，而且我是在一种非常正常的狀態下。又不是在黑夜，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像去改變視网膜上的感覺？ 我的朋友依然列舉出一系列科學的道理來給我解釋，但我卻不這樣想。 即使那僅僅是我的幻覺，我也知道，他們在注視著我。正是他們的這种注視，迫使我盡快地開始了《中國炮隊》的拍攝。 我們選擇營口炮台作我們的拍攝基地，這個沿海所有炮台里保存比較完整的營口炮台，是清代著名將領左宗棠守衛的，他也沒有進行什么激烈的戰斗，只是向日軍開了几炮就撤离了。這些清代的炮台，這一百年屈辱的歷史，在每個中國軍人心中的分量會越來越重…… 《中國炮隊》導演闡述 我的一點思絮。 這里是大沽口炮台。營口炮台，劉公島北洋水師提督衙門之黃泥山炮台，乍浦天女己宮炮台……中國近代的戰場，改變中華瓦族命運的地方。 我深深地不安了，不知是昔日先人英靈的呼喚，還是在列祖列宗面前的一种忐忑的愧感，久久地沖擊著我的心肺。 久違了，我的先人。圣地。你沒有丰碑，沒有鮮花和歌聲沒有祭壇，甚至沒有怨言……和那些修整一新。香煙紊繞的廟宇相比，你太冷清了，太荒涼了。 我給你們下跪，我真想嚎喝大哭，為了我們的祖宗，為了我們的同輩…… 我們按照歷史資料建起了清朝的營壘，樹起了清朝的綠營大旗。當海風扯起綠營大旗，旗上的黃龍在咸潮的空气里張牙舞爪地奔騰的時候，我的心里好像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安慰。 說真的，誰也想不到，《中國炮隊》的命運并不比《無情的情人》好多少。 首先，它在拍攝的難度上就增加了不少。雖然營口炮台還保留著原來炮台的骨架，但是真是拍起戲來，离劇本的要求就差了很遠，外壕上一些日本人搭的鋼鐵工事要拆除，四周遍地叢生的蘆葦要清理，中心炮台的坡道也要重新修建……最難辦的是，在大煉鋼鐵的年代，炮台的中央蓋了几個不倫不類的房子，樣子很難看卻是鋼筋水泥的。根据當時的史料，炮台的外面還應該有一個几米寬，兩米多深的水壕，如今也蕩然無存了。 所有的這一切，都要我們一件一件地去做。幸好中共營口市委的領導對我們的工作很支持，調來了很多人替我們搭坡道、挖水壕……歷盡千辛万苫，終于一切都准備得差不多了。就在我們准備開拍的時候，厂里來人視察，帶來了一個上面對這部戲審查的意見。 說起來，人要倒霉，喝口涼水都塞牙。不知為什么，這部戲和一本書聯系起來。 台灣的一個作家柏楊，寫過一本《丑陋的中國人》。不好意思他說，在當時我還無幸拜讀這本“巨著”，可是，這并不妨礙有些人把我們的《中國炮隊》說成《丑陋的中國人》在大陸的翻版。 他們還談到了故事里的一個情節，就是當清軍反擊英軍的時候，天上出現了月食，按照中國古老的刁俗，士兵們都停止了戰斗，從隱蔽的地方站了出來，邊敲鼓邊吶喊：別讓天狗把月亮吃了。這是寓言性的東西，意義很深刻，可是那些人卻命令我們必須改掉。于是，這個情節就出現在另一個著名影片的結尾，而我們卻失去了首先使用它的權利，人家大大方方地把它拿走了。“意見是非常明确的，態度也是很堅決的：必須停机改本！” 沒有辦法，我們只好蹲在外景地，讓那些來自濕潤南國的厂州同志可怜巴巴地在東北的營口陪我過著那漫長的到處是風沙的春天。 恰巧這個時候，劉曉慶要去法國參加一個外事活動，我把她送走了。本想親自到北京送她上飛机，可是，我在負責一個攝制組，而且大家的情緒本來就很不穩定，气可鼓而不可泄，在這种時候，我再陪自己的愛人离開，無疑對大家的情緒是一個打擊。這樣，在我們之間依依惜別的情緒里，又多了几分悲愴的感覺我想，為大丈夫的事業舍去儿女情長吧。 劉曉慶還是和以往一樣，在車窗里拼命地向我揮著手，明顯還在念叨著什么。我雖然听不見她都說了些什么，但能猜得出來，她在叮嚀我一些注意事項。那一刻，我還很感動。 后來才知道，她是和姜某一起去法國的，而且是根据姜某去法國拍《花轎淚》的時間安排的這次行程， 咳！真是個傻老爺們！當時她心里不會愿意我到北京送她的。那樣的話，我一到机場，就會發現是兩個人一起去，這無疑會使她難堪、緊張。 當時我竟然還很感動！不能不說，劉曉慶是一個很好的演員。也許。當時她的心里也存在著不少歉疚之情吧！正是因為這种歉疚，使那時依依惜別的感情顯得那樣真摯。感情這東西，有許多時候連自己都說不清楚，我這個外人又怎么能說出劉曉慶當時的內心感受呢？反正，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一個人知道了。 送走了劉曉慶，我和珠影厂的王副厂長一起研究劇本的走向，刪掉了不少好戲，刪得我們的編劇心疼得直跺腳，直嚎牙花子。 劇本終于改成了，但是已沒有時間分鏡頭，只好按照當時香港流行的辦法——現場分鏡頭。這樣雖然給各個部門的工作帶來了一些困難，卻能搶出將近半個月的時間，因為依照軍委的命令，配合我們拍戲的將近一個師的部隊已經來厂，我們沒有辦法再等了，只能倉促上陣。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在那個經歷了大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炮台上，在那個駐扎過清朝軍隊、國民党的軍隊、日本人的軍隊以及我們自己的人民解放軍的炮台上，我們點起了狼煙。 族旗獵獵，海風陣陣，近一個師的兵力被部署在到處是沒膝的灘涂上，戰士們非常准時地集合在出發地域，信號彈騰空升起，鏡頭前面的火焰飛舞了起來。 汪厂長親自帶著一台机器在另一側拍攝大場面，主角度就在我的身邊，炮響了，一個個炸藥包在灘涂上爆炸了，身穿英軍戰服的戰士們吶喊著隊海灘上沖了過來…… 机器開始轉動了…… 身后是几個負責指揮部隊的首長，和那些負責和各個部隊聯絡的戰士們。在我的號令下，大家協同一致，開始了恢弘的大場面的拍攝。 我是一個軍人出身的導演，也可能對這种戰爭場面的調度一直是我潛意識里的一种夢想。那一天雖然我累得彼憊不堪，渾身上下布滿了泥漿，但是心里卻感到极大的滿足，我興奮得到處走動，和大家不知在說著些什么，感謝那些在泥漿里滾動著的戰士們，感謝那些即使是在寬大的銀幕里也找不到自己面孔的戰士們。感謝那些和我過去一樣的戰士們，我對他們充滿感激之情。 拍攝工作就像一套緊密咬合的大齒輪，一旦運轉開來，很難使它們再停下來。從我打響了第一顆信號彈起，我們的拍攝就馬不停蹄地進行著。 我依然會想起那些被忍痛刪掉的好戲。 劉曉慶遲遲未回，我們拍攝的速度不得不慢了下來。這個時候，北影厂又讓她參加了《紅樓夢》的拍攝。為此，我不免焦躁起來。 記得有一次拍戲的時候，有很多人圍觀。 因為從來沒有人在營口拍過電影，而且，由于我們把大炮台重新搭建起來，無疑修复了一個很好的旅游景點，又正值春暖花開的季節。便有一隊隊的孩子們舉著隊旗到這里來過隊日。 我能理解這些孩子的心情，也不愿意傷他們的心，所以每當有孩子來參觀的時候，我都盡量熱情地接待他們，讓他們站在后面，只要他們不影響工作就可以，因為，也許在這些孩子中間就會誕生一個比我還出色的導演。我覺得這是一個導演的基本風范，因為任何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那一天，也許是因為劉曉慶遲遲未歸的緣故，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偏偏有一個人走來趾高气揚地對我說，“陳導演，我們有外賓參觀，你能不能讓他們進到圈里來？當時為了保證拍攝，我們拿繩子把參觀的小朋友攔在圈外了。這是最基本的常識，可是這個人卻要求讓他的外賓享受一种特殊的待遇。 我回過頭：“外賓？怎么會有外賓來？” “哦。日本外賓要來參觀你們拍戲。”對方好像在下命令。 我一听，气就不打一處來。當時，我毫不客气地對他說：“請你把你的外賓帶走，我的現場不允許外賓參觀，特別是日本人。 也可能我的回答大出乎他的意料了，他不知該作何反應，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他的發呆卻被我理解成蓄意抗拒我的意見，于是，我又放大聲音對負責維持秩序的警察說：“把他們赶出拍攝場地。” 制片主任免不了過來和稀泥，可是，他越和，我越火：“為什么我的現場要讓外賓參觀，外賓和我有什么關系，尤其是這些日本人，誰知道他們的父輩里有沒有曾經占領過這個炮台的人” 我在那里大發其火，可把那些外賓嚇著了，他們經過一番交頭接耳之后，灰溜溜地走刀了。那個帶隊的年輕人顯得非常气憤．但畢竟是在我的拍攝場地，他也沒什么辦法，只是很狠地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帶著鄙視，也許他覺得我這個導演人沒修養了。可是，他哪里知道，我的爺爺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有這樣的血海深仇，我哪里又有心情對日本人客气呢？ 劉曉慶終于回來了，她看起來沒有什么特別。回來后，二話沒說，馬上化裝，來到了拍攝現場。這是她一貫的作風，也是許多電影人的作風。 由于季節已經晚了，我們做的御寒的棉衣成了捂汗的桑拿服。即使這樣，劉曉慶也絲毫沒有怨言，內且還依然用長布纏著頭；我有很多次都注意到，汗水順著她的耳根浙瀝瀝地流下來，們衣的針腳處涸出了她的汗跡，她在這方面真是沒得說。 誰不心疼自己的媳婦呀！我不時地提醒她脫了棉祆到車上去涼快涼快，可她總是搖搖頭，繼續和大家一起在炎炎烈日下工作，她這种敬業的精神是她最大的优點。 即使是這樣，我們之間不知不覺在許多事情上產生了很大的分歧。 記得有一天，我早早地起來去化裝室看、一看化裝進行得怎樣。 珠影厂的化裝師正在給劉曉慶化裝，忙得很厲害… 正在這時，門口有一位中年婦女操著四川口音對劉曉慶說：“劉曉慶，我們來看你了。你是我們家鄉出去的人，我們都為你感到驕傲” 其實當時化裝室里的确很亂乎，而且樓底下的車不時地鳴笛催我們出發，可即使這樣，我仍舊不能原諒劉曉慶的舉動。她回過頭，沖著門口說：“看什么看？看你媽呢？” 那個滿臉笑容的四川老鄉啞口無言了，正在給劉曉慶化裝的老化裝師何于云也不免停下了手，看了這一切，我真想狠狠地說她几句，可是，因為有她的四川老鄉在場，我還是沒有爆發出來，只是很客气地對那位觀眾說：“對不起，我們馬上要出發了對不起啊！我希望能為劉曉慶挽回些什么，可是看得出來，那位老鄉感到非常傷心。” 勸走了那位老鄉，我回過身把劉曉慶叫到另外一個小房間。劈頭蓋臉地沖她吼了起來：“你怎么可以這樣？她對你的人和藝術表現出那么大的熱情，你怎么可以那樣跟她說話？她的年齡不比你媽小几歲。” 從我嚴厲的態度里，劉曉慶已經意識到了我的怒气，她也覺得剛才自己有些過分。 我指著劉曉慶的鼻子：“你不許這樣，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你更不能那樣沒有修養他說‘看你媽呢’！她的年齡比你要長記多，又是你的老鄉，而且是一個以你為榮的老鄉，你怎么可以這樣說話呢？” 那一天我确實很生气，我覺得受傷害的不僅是我，也不僅僅是那位四川老鄉，還有劉曉慶。這樣會毀掉她在觀眾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而且，我也不希望我的妻于表現得像一個潑婦。 劉曉慶有一個長處，就是只要知道自己錯了，就會馬上認錯。但是，可能是因為我沒有選擇适當的環境，那一次，劉曉慶沒有認錯，她只是低著頭，走回了化裝間… 化裝室里一片寂靜，里面的人一定電听到了我的吼聲。 我坐在車里等著化裝的演員出來，其他的人已經到現場去准備拍攝了。本來我應該坐第一輛車赶到現場的，由于剛剛跟劉曉慶發了火，我應該等她一起走。 劉曉慶和其他人一起上了車，看到我，她略微遲疑了一下，最后、還是抱著她那滿是汗跡的棉衣坐到了我的身邊。 車開了，明媚的陽光透過車窗照著我，也照在她身上，她無所事事地看著前面，裝出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態，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一樣，其實，她心里很在意。 我轉過頭，對她說，“對不起，剛才我不應該對你發火。” 劉曉慶的脾气很倔，這种情況下，她是很難向你認錯的。她的目光仍舊停留在前方，可是，卻悄悄地把手伸了過來，拉住了我的手。我知道，她原諒我了，她也知道錯了。 又是一片晴朗的天空，又是一個忙碌的日子。我們在炮台上一次次地喊著“預備，開始”，汗水一遍遍地淌過劉曉慶和所有演員們的面頰，我們在忘我地工作。 這個時候，北影厂的老厂長、《紅樓夢》的監制汪洋，一次次地來電話催劉曉慶去上海——《紅樓夢》的外景地，我們不得不連軸轉著給劉曉慶搶時間。事情就是這樣，好演員總是被大家搶著用的。 為了搶時間，我們在賓館的后院搭了一個帳篷。這是故事里的一個很重要的場景。 這時，《芙蓉鎮》的拍攝工作已經結束了，可是，事情卻不會隨著一個攝制組的解散而結束。 那一大，我們又忙著搶劉曉慶的戲。因為她已經買好了火車票，我們必須在中午之前把劉曉慶的戲搶完，這樣，劉曉慶离開之后，我們再拍几場戲，就可以把這個場景拆了。如果不能按時拍完的話，這個場景就要保留很長時間，我們還要專門派人來守著它。 “導演，你的信。”組里負責取報紙的人遞給我一個小小的油皮紙信封。 “我的信？”我正在和攝影師談鏡頭的處理，隨手接過信，放進了褲子后面的口袋里。 戲講完了，開始打光，這個時候，導演已經沒事了，我坐了一邊，拿出了信封… 信封上寫著：“陳國軍先生收”，寄信人是“內詳”，字跡很陌生。 我隨隨便便地打開了那封信，里面只有簡簡單單的一張三十二開的紙，上面寫著： 陳國軍同志： 作為你的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妻子劉曉慶已經和姜某發展得起出了一般關系，我想，我這個“超出”的所指，你是明白的， 你的朋友 這封信在后來和劉曉慶打官司的時候交到了法院，法院的人把這封信收走了，沒有還給我，但信的大意我記得清清楚楚。 不知為什么，看了信之后，我十分冷靜，這不大可能，因為我清楚地知道，他們兩個差十二歲。 十三歲，我對這個年齡印象非常深。 記得在學校的時候，開憶苦思甜會。一個人來控訴時講，邀到地主家作丫鬢，十三歲的時候就被地主霸占了，而且，十二歲的時候就生了她的第一個儿子，所以，在我的記憶中十三歲是一個女人生育的年齡，也是一個母親和一個儿子相差的年齡，十二歲，她几乎可以做他的小媽了，怎么可能跟一個比自己小十三歲的男人談戀愛呢？ 現在看來，我真是過于傳統了，但是當時我确實不相信，因為在戲里，她和姜某演一對夫妻，難免會經常在一起接触、聊天；而且，我是演員出身，對于這种對女演員的街談巷議，我是十分清楚的；更何況，我和劉曉慶有那么深的感情基礎…… 怎么可能呢？這絕對不會的！ 我不相信。不是因為十三歲，也不是因為有名沒名，而是因為我堅信劉曉慶的為人，堅信我們的感情。而且，在我們當初相好的時候，劉曉慶就提醒過我，或許以后因為工作的原因，會有這樣部樣的傳聞，讓我不要去信，我也答應過她不信這些傳言的．但我也曾經跟她說過：“如果你不愛我了，你坦率地跟我說，我想我會理解。 我根本不相信我們歷時八年的感情基礎會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就會受到挑戰，而且我相信劉曉慶對我是坦誠的，如果真有這种事情，她早就跟我打招呼了。 看完了信，我就隨手把它扔到了一邊，還是后來我的場記撿了交給我的，當時，我根本沒把它當回事。 照明過來說：“燈光布好了。” “好，”我對大家說，“准備拍攝。” 我們終于在十點半的時候把戲赶完了，劉曉慶离開去卸了妝，又回來跟我告別，我笑著看著她，隨手在口袋里摸著，想把那封信拿給她看，博她一笑，可是，信已經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們只好相互叮嚀了几句，就分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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