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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最快的速度在母親百日的那一大赶到了我的家鄉。 久病臥床的父親，看到我忙三忙四地進了家門，才長長地出了一口气。 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們要准備母親祭奠用的東西。我帶著自畝的侄子和侄女上街去買母親生前愛吃的東西，由于我長期沒有理發，剛下火車，又是一副蓬頭垢面的樣子，結果，在街上引來了人們不屑的目光。我的心里十分委屈，有准知道這是我對母親的一片孝心呢？ 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听到集市上兩位老人的議論：“你瞧，這個孩子多孝順，他一定在給他的母親帶孝。 我不知道為什么這兩個普通人能這么理解我的窘境，我禁不住向他們投去感激的目光。這些日子所受到的白眼，一下子都如冰雪消融了。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中，有許多非常不一樣的人，有的人能難得糊涂，有的人會自得其樂，有的人會按照自己的想法活著，有的人卻總是被別人的意見左右，還有一种人天生的秉性就是打斗殺光奮斗到底。 我也許就是這最后一种人吧，對于很多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不弄明白就會寢食難安。這种喜好刨根問底的毛病也可能造成了我生活中的許多悲劇。 在動物界，也有這种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動物，我們家鄉有一种鹿科動物叫抱子，這种動物對人類的貢獻，除了可以成為東北人餐桌上佳肴，皮可“成為保暖的褥墊。 小時候隨軍期間，媽媽給我們講過這樣的事情。早晨起來。爸爸在窗戶看到對面山上有抱子，就命令警衛員到對面山上去取抱子，然后才從窗子里伸出步槍，一槍就把抱于打倒了。我家的牆上就挂著這樣的抱子角，那是父親在和別人打賭一槍打中了兩只飛跑的抱子后留下的紀念物。那時，我們也經常有机會吃到達种抱子肉，而且，經常能看到有人把剛打來的抱子扔在地上，上面撒滿了爐灰，使它們能成為一張完整的抱于皮。 獵人們都知道抱子有這樣一個習性，在發現抱子以后，只要抱子沒有發現你，那么，如果你第一槍沒有打中，只要在那里笆靜地等待就可以了。抱子被槍聲惊嚇后，自然會逃走，可是，這种動物卻有一個置自己于死地的大性，它總要跑回來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是誰在放槍，這個放槍的人又在哪里？在這种好奇心的驅使下，它轉了一個圈之后，又會悄悄地回來…… 哎！獵人的第二槍總會瞄得很准，抱子的這种秉性不知葬地了它們多少條生命。 我大概也有這樣的天性，所以很長時間我一直被一個念頭同扰著，究竟什么時候，我的妻子送給了我一頂“綠帽子”？ 說實在的，我覺得“綠帽于“對一個男人來說太沉重了，我曾經千方百計地想否認它的真實性，甚至有時候靠對自己撒謊來欺騙自己：那可能是哪個小人故意造的一种輿論；或者是哪個陰謀家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做的肮髒的部署；或者僅僅是一些無聊的人為了在茶余飯后給自己的生活添一些佐料而編造的黃色笑話而已。我想，世界上任何一個男人都不會愿意輕易地讓自己面對這頂“綠帽子”，這其中蘊涵的侮辱足以便每一個男人汗顏。但是，它是事實，就像這本我不得不寫的書一樣。現在，這“綠帽子”已經不是傳言了，它已經成了我無法回避的真實故事的一部分。然而，我仍然忍不住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時間，她把這頂綠帽子“有意無意地送給了我，這個原因，如果不是當事人自己學出來，那么我所能夠得到的也僅僅是一些個人的猜想。如果劉曉慶沒有撒謊的話，我想，在《芙蓉鎮》的前半部，也就是在我到王村和我离開王村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她依然是我可愛的、忠實的妻子。這一點，也許還是用劉曉慶自己的話來說會更為准确。 記者：听說你在《芙蓉鎮》里不愿意拍接吻的鏡頭？ 劉：怪了，你怎么知道？這次演胡玉音，為了要拍我接吻的鏡頭，我惱火极了，差點沒跟謝晉急了。 記者：為什么？ 劉：我認為接吻是神圣的，不能當著那么多人的面去表演。 記者：為什么不能表演，這有什么了不得？ 劉：是沒什么了不得，拍出來了也沒什么了不得，但拍的時候我惱火得很，我不干。 記者：演員就是表現生活，接吻是一种生活現象，反映生活的需要，刻畫人物的需要，不演怎么行？人說劉曉慶敢演，看來也不凡得。人說劉曉慶思想很開放，我看，觀念還陳舊得很。多劉：我思想很開化，別人這樣做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不做！ 記者：這算什么開化？ 劉：我鬧了很長時間，謝晉一定要拍。我說，我要是拍了接吻的鏡頭，人家還以為我把謝晉帶坏了呢！ 記者：接吻鏡頭就是帶坏了，這种觀念本身就不對。謝晉讓你拍是藝術上的需要，倒是社會上的世俗觀念還很深，也會有不少把角色和演員混為一談，從而產生各种各樣的議論，那是他們的事。 劉：沒法子，只好拍。男演員比我年輕，平時很少找他玩為了拍好接吻的鏡頭，我主動找他玩，把他想得很好，培養感情情，我們還互相鼓勵要排除雜念。開拍之前我問他，你腦袋偏右還是偏左？免得接吻時發生故障，我們還互相保證，拍的時候不去想，也不笑。開拍了，机器轉了好一會，他還是不肯過來我急了，大喊一聲“來”，他才過來和我接吻。 如果劉曉慶沒有跟記者撒謊的活，那么我想，劉曉慶和這個比她年輕的男演員發生的故事應該在影片的后一個階段。在劉曉慶的那本巨著中，有一段話使我莫名其妙，它的大概意思是：“當我要拍一個含情脈脈的特寫，當光打好一切准備要開拍之時。心明眼亮的導演會悄悄叫人把姜某找來坐在我的視覺范圍內，那么這個鏡頭一定會拍得相當出色，在配青的時候，如果我不在，姜某要單獨配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的畫外音。導演會在姜某耳邊輕輕他說：‘想想劉曉慶，想想她平時的樣子！’眾所周知的結果是這句話配得非常動人心弦。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劉曉慶嘔心瀝血拍攝的《無情的情人》在上海首映了。當時，我在上海正在修改后來拍成的電影《大清炮隊》的劇本。 算起來，我們這部戲的停机，已經是十五個月以前的事情了。這風風雨雨的十五個月啊！但是，不管怎么說，它經歷了那么多次的審查，經歷了二十五次的修改，終于可以放映了，這足以顯出這部片于頑強的生命力。 在影片公映之前，上海市的電影系統就把它和台灣的一部片子調出來放映。哼鄉中國有一句俗話，叫做：“丑媳婦總怕見公婆。所以每個導演把自己的作品呈獻出來的時候，都會有這种遲疑，顯得很不自在。特別是，《無情的情人》是我的處女作。觀眾的反應會是什么，我一點底也沒有，心里非常忐忑，不敢去看。后來，還是在朋友們的勸說下，我硬著頭皮去看了這部影片。 電影院里座無虛席，不知是那部台灣影片吸引著觀眾，還是我的這個有爭議的片子使大家興致更高？那時，台灣的影片還屬于內部放映的范疇，能夠看這樣的片子被認為是特殊身份的象征，所以，觀眾們臉上的表情都很嚴肅。 燈滅了，我坐在那里和大家一起注視著銀幕上變化的每一個畫面。所有做導演的，在他們開始這個行當的那一刻，就喪失了和普通人一樣的欣賞電影的心境，他們在看到畫面的同時，更會回想著這個鏡頭拍攝時的情景以及鏡頭外面的故事。所以，如果一部影片能夠讓導演們忘乎所以地融情其中，确實不容易。這不能不說是導演這個職業的遺憾，這也是一件很殘忍的事情。 我在看我的處女作的時候，心里覺得特別對不起和我坐在一起的觀眾們，因為，現在在他們面前展現的，已經是被修改了二十五次，割愛了很多精彩鏡頭的拷貝。 我是在准備《大清炮隊》的時期到上海的。我想，一件事情的發生都不是突然的，總會露出這樣那樣的蛛絲馬跡，只是在當時，我沒有意識到罷了。 記得有一次，劉曉慶突然問我，私生子是不是都很聰明？我乖禁有些詫异，因為我和劉曉慶已經名正言順地結婚了，怎么又有了私生子的問題呢？劉曉慶連忙把話岔開了，說是同組的一個女演員想為一個畫家生一個私生子，所以談起來的。那時我并沒有感覺有絲毫的不對頭。 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有些人就是那么傻，在眾多的傻子中間，我可能算是最傻的一個了。因為，我傻的日子還在后面呢？ 我常常在想，劉曉慶成為我忠實的妻子的日子究竟有多長雖然我一直希望它在半年以上，但是我想，也許不會吧！ 在我和劉曉慶的故事里，有一個自始至終了解我們的旁證人——巴經理，這個當年由葛存壯介紹的好朋友，多年來一真變生活上關心著我們．當時我從長春調到北京，也是落在他的厂里給他作厂長助理。 由于劉曉慶在北影九號樓的住房被分給了一個落實政策的老同志，我們只好換到一個比較小的房間里。 這是個老式的兩室一廳，所謂廳，不過是一個僅僅能擺下一個小飯桌的過道。但是沒有辦法，我們和劉曉慶的父母、小阿姨以及劉曉慶妹妹的孩子一起搬到了這個小單元里。六七個人呆在這個天地里顯得是格外的擁擠。 就在這個時候，巴經理伸出了熱情的手。因為我本來是厂長助理，理應享受厂級干部的待遇，這樣，就在他們的宿舍里分給了我們一套三室一廳的住房。 說起來也怪，過了這么多年，每當我看到老巴的時候，都為沒有報答他當年的慷慨感到欠他很多。因為在我和劉曉慶結婚到鬧离婚的日子里，他都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旁觀者目睹了一切。他是一個好心人，即使過了這么多年，他依然有著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也總是勸我，浪子回頭金不換，相信劉曉慶有一天會回到我身邊成為我非常賢惠的妻子。對于老巴的好心，無論我怎么潑冷水，他依然是那么自信，以致于許多次他好心的勸說使我豈有些惱火了。面對這樣“痴心不改”的好朋友，你又能怎么樣呢？以致于每次看到他的時候，我竟然會產生錯覺，好像做鍺的是我，是我對不起他。 不管怎么說，老巴還是這個故事的不可缺少的見證人。 在我和劉曉慶還在上海的時候，老巴幫著把我們全家都搬到了新居。于是從上海回到北京，我們又一次為新家興高采烈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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