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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到了深秋，可是廣州依然沒有絲毫的涼意，到處依然是一片燥熱。 為了把《大清炮隊》搞得更好，我几乎整天泡在剪接室里。一來，是因為我對這個片子的鐘愛；二來，是因為剪接室里有冷气，可以消減廣東的酷熱。 劉曉慶當時在北京，也許是在參加《芙蓉鎮》的首映宣傳，或者是參加什么演出，反正，是我一個人在廣州。倒也好，樂得清靜。 那好像是一個星期天。 突然，有人對我說：“陳導演，有你的電話。說是你的老戰友，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電話在哪？” “挂到辦公室了。” 我連忙往辦公室跑，一路上還在不停地想：戰友？是誰呢？我把我那些老戰友從頭梳了個遍，還是想不清楚准會在這個時候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說，等我走到辦公室，發現電話已經斷了。 沒有辦法，因為我已經跟剪接說好明天再干了，所以，只好一個人百無聊賴地向招待所走去。 這時候我才發現，剛剛下了一場雨，地上還是濕涌涌的。 回到了房間里，褲子已經被潮气打濕了，沾在身上很不舒服．所以一進屋，我就忙不迭地換衣服。 還沒等我脫完衣服．電話鈴就響了。 一個陌生的聲音：“喂，你是誰？” “我是陳國軍。你是誰？” “我是某某某，你還記得嗎？”非常遺憾，因為我這個戰友工作性質的制約，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訴大家。當時我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就想了起來：那一年，我和他在我們軍的偵察骨干集訓隊里曾經是戰友。我們的偶然相識是在一次過生日的時候。 部隊里過生日從來都很簡單，只是大家湊在一起熱鬧一下。我們這些當班長的，時常會記著給自己的戰士過生日，可我們他己的生日卻常常被忽視了。 那次集訓，正赶上我過生日。因為白天十几個小時的沙坑訓練已經十分疲勞了，我不想再叨扰戰友們，就一個人跑到門口，花五毛錢買了十根冰棍，然后獨自坐在禮堂前面，一邊吃冰棍，一邊看月亮。那時候，部隊里的津貼很少，一下子花掉五毛錢買冰棍已經是很奢侈的事了，當然了，那也是一件很愜意自事！ 我的冰棍還沒有吃完，就發現那個家伙坐在我身邊不遠的地方，手里也拿著一些冰棍。我回頭看了看這個同師不同團，卻分在了同一個集訓分隊的戰友，沖他打了個招呼。于是，我們開始聊起天來。 問起來才知道，原來，就是我生日的這一天，他在農村家里的哥哥娶媳婦，他一個人到這里慶祝來了。 由于這個偶然的机會，我們結識了。雖然他是一個農村兵卻比我更有書卷气，倒是我這個城市兵，卻更像一個庄稼漢。 我們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來，在偵察分隊骨干集訓的時候，只有兩個人用軍用步槍射擊，打了八槍八千十環，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我。他在特等射手考核——三百五十米的胸靶上居然三槍三中；而我在移動射擊——一百米的全身靶、隱現三秒的隱現靶——即從上膛、据槍，瞄准、擊發，僅僅三秒之內，我打了十三發。我們兩個都是刀那次偵察骨干集訓隊的佼佼者。后來，我听說他到北京上了大學，好像是在政法大學。 我和劉曉慶相好的時候，曾在北京的西苑、劉曉慶大表哥家的院字里見到了他。由于他認識我的第一個妻子，所以不愿意見我的第二個妻子，所以這個朋友我一直沒有跟劉曉慶提。現在看來，他是對的。 他在電話里對我非常不客气，气沖沖地告訴了我一件事。“昨天，他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飯店，看到劉曉慶和一個男人在請個香港人吃飯。他告訴了我這樣一個細節：在那個香港人离開去洗手間的時候，隔坐在桌子兩邊的劉曉慶和那個男人把手在桌子下面緊緊地拉在了一起。 就像一股電流，一下子打到了我的身上：那個男人是誰？他長得什么樣？ 雖然我這個朋友在許多方面都是佼佼者，但是對電影演員卻知之甚少，因此他只是說：“估計也是個演員，長得像個農民。” 我馬上想到了姜某。像個農民？那一定是姜某。如果不是他在上了中國電影的一個新階段——流行著一种類似于西方黑色幽吸的創作思潮，那么像姜某這樣的演員，憑他的形象，在過去傳統的影片里，也只能扮個匪兵甲或者乙，他确實像個農民！ 我的戰友再三考慮之后，還是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如果不是他的這個電話，誰知道我還會被蒙蔽多久？可是在當時，我無論如何也不相信他的活：“你是不是看錯了，他們可能是不小心碰在一起的，或者，誰弄髒了對方的褲子，去給對方撣？我的腦子飛快地旋轉著，死活不相信這個事實，還拼命為劉曉慶找著各种各樣的可能、也許和偶然。 我的戰友沉默了。 “這絕對不可能！我不停地重复著這句話。” 也許是我的一口否認更加堅定了戰友的決心，他說：“我不會看錯的。你的工作是研究人，我的工作也是研究人。我總覺得，我們當兵的，總歸是當兵的，總要說真話。” 听他這么說，我一下子愣住了，竟有些不知所云。 我有些震惊了，可是仍舊支支吾吾的：“那……可能是叫友好。” “如果是一种友好，為什么要放在桌子下面？我也是結過婚的人，這一點破事我還看不出來？” 我也無法自圓其說了， “你相信！我決不會看錯！你的妻子和這個男人有著非同一般的關系！” 他的執著使我分外惱火：好几年不見了，給我送這么一個消 息！我大叫著他的名字：“我告訴你，劉曉慶是我的妻子，我不允許你這樣說我的妻子！” 我的話使對方大為光火，半晌，他才冒出一句：“你還是那個陳國軍嗎？” 我和戰友的通話不知在什么時候結束的。此后過了很久，那個戰友都沒有和我聯系過。其實，他的所作所為，是那些真正拿過槍、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戰火硝煙的戰友才會具有的，他覺得這是他無法逃脫的責任，他不愿意背負戰友的情誼。盡管他知道，告訴我這件事會使我陷入情感的滅頂之災，可他仍舊不愿意自己的戰友被愚弄。 雖然我一直在那里嘴硬，但實際上，我的心已經沉到了腳后跟。戰友的電話迫使我把許多事情聯系了起來，我甚至翻出了那封在營口賓館收到的信。這個時候，我才隱隱約約地覺得：我的戰友沒有騙我！ 我站在珠影招待所四樓的陽台上，呆呆地站在那里，除了發火之外什么也不想干。“是。沒有人跟我說什么。” 對方好像長出了一口气。 我又把剛才的話語重心長地重复了一遍。 她的聲音也變得鄭重起來，“好的。你放心！我會這樣做的！” 剩下的事情，就是忙三火四地往北京赶。飛机票沒有了，過了半夜，我才回到招待所。一頭扎到床上昏睡起來，任憑蚊子在耳邊肆無忌憚地大喊大叫。第二天醒來，發現身上被叮了好几個大包。 早晨，我的副導演蔡小明拿著海報的設計來征求我的意見。海報的設計是劉曉慶在《大清炮隊》中最后定格的那一幀畫面。我們從電影膠片里把這一底片找出來，放得很大，充滿了整個畫面：當大清炮隊全部陣亡的時候，沒有搬來一個救兵的馮玉舒縱馬飛奔過茫茫的原野，看著侵略者的腳印，听著那蕩气回腸的風笛聲，她沒有退縮，仍然舉著長矛，催著戰馬，向死神、向侵略者沖了過去…… 畫面就定格在沖過去中彈的那一瞬間。 我拿著這幅照片，手不免有些發抖。也可能我异樣的神情使我的副導演感到有些奇怪。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么，大概表現得還沒怎么失態，我也不愿意讓任何人看出我心里的疼痛，只是在那里硬撐著工作、工作、工作…… 我終于坐在了飛往北京的飛机上。那架飛机，大概曲軸出了點毛病，發動机一轉，就發出周期性的巨大摩擦震動，碰到螺旋槳，就發出巨大的震動。這种震動所有的人都能感覺得到，而坐在舷窗旁邊的我感覺猶為強烈。那是一种孕育著危險的震動。然而，我除了感受到恐怖之外，竟然還感覺到一种渴望：如果，如果我和這架飛机一起落下去，就會成就一個完美的愛情故事，心里帶著這樣奇怪的想法，不免會幻想著自己已經飛上了那陽光燦爛的天空，飛迸了那綿綿不盡的云海，在那無邊無際的空間里自由地奔跑，隨意飄蕩，我會…… 飛机還是降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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