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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1732年),在當時的山東青州,發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件:一大批來自蘭山縣的民眾,要求輪流探視關在青州監獄里的一名犯人。當得不到允許時,老百姓就圍聚在監獄外面,把擔來的錢貝雞黍等慰問品,從牆外往里投,把屋上的瓦溝都填滿了。這樣做,雖然關在獄中的那位犯人得不到什么,但老百姓卻表達了同情和宣泄了憤恨,心里覺得好過些。 原來關在獄里的,是剛上任不久的蘭山縣的一位縣令。這位縣令才到任,就碰上了壓在他頭上的封疆大使——河南總督王士俊下令要“墾荒”。墾荒,從名義上來說,并不是坏事。可是這位總督既不了解民情,又沒有經過周密籌划,只是出于一時的心血來潮和好大喜功,便硬行規定每縣的開墾目標和嚴格的完成期限。那些唯上峰鼻息是仰的太守們更是不顧農民的死活,催逼不已,有的官員還乘机勒索,弄得農民不僅不能從事正常生產,反而加重了不堪承受的負擔。這位蘭山縣令是個明白人,看出這是“借墾地之虛名,而成累民之實害”,力陳開墾之弊,面對太守的日夜催迫,鄭重表示:“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附粉飾,貽地方扰”,堅決不予執行。他這种態度,大大掃了總督王士俊的興,王一怒之下,捏造個罪名,把他投入了監獄。 這位縣令為民請命而得罪,老百姓當然站在他一邊,于是發生了上面提到的事件。 其實,這位縣令被誣已不是第一次了。在這之前,他經歷過一次宦海風波,但沒有這次嚴重罷了。 看得出來,這位縣令是位愛民、務實、有膽識的小官吏。然而他后來知名于世的,主要不在政績,而在另一种本事—— 畫藝,或者說,是為政的經歷促成了他的畫藝。他,就是“揚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 李方膺,江蘇通州(今南通市)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他的家庭,据他后來追題在《三代耕織圖》的詩中所說,是個“半業農田半業儒,自來家法有規模。耳邊猶听呼龍角,早起牽牛下綠蕪”的半耕半讀的人家。龍角是他的乳名,說明他從小放過牛。這樣的人家畢竟和本色農民不同,還是以讀書為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父親李玉鋐中進士,走上仕途;二哥擅長繪畫;他是補邑弟子員。他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走父親的路,“奮志為官”,一是學哥哥的樣,“盡力作畫”。起先受父親的影響較大。李玉任福建按察使,把這個排行第四的小儿子帶在身邊,使他有机會听到了不少“嘉言善政”和“民生休戚,國家利病”的道理,懂得了怎樣做才是一個“愛民”的好官。 雍正七年(1729年),李玉鋐到京城述職,三十四歲的李方膺陪同父親進京。覲見的時候,雍正皇帝怜憫李玉鋐年老(一說李玉鋐与雍正有私交),問道:“有儿子和你一同來么?”李玉鋐答:“有第四子方膺同來”。雍正問:“現任何職,能胜任么?”李玉鋐答:“是個生員,性情憨直,不宜于做官。”雍正听了風趣地說:“沒有先學會生孩子然后才出嫁的。”立即召見了李方膺,并把他交給河南總督田文鏡,以知縣錄用。田文鏡字抑光,漢軍正藍旗人。田不是科舉出身,但因任河南布政使,巡撫期間執法嚴厲、政績卓著而得到雍正的寵眷,為他特設了河南總督這一官職,田對屬下的嚴苛是出了名的。雍正把李方膺交給田,大概有既能得到照顧,又可得到嚴格鍛煉的意思。果然在第二年,李方膺作為生員破格出任山東樂安縣令。 李方膺到任不久,就遇上了一場大水災。救災如救火,嚴重的水情使他來不及向上級報告便開倉發糧施粥賑饑,又募民筑堤防水以工代賑。不料這一救民于水災的應變之舉,竟遭到青州知府“擅動官谷”、“違例請糶”的參劾。好在這一做法是對的,李又是特任新官,因而得到田文鏡的理解和庇護,未引起更大的麻煩。 災后,李文膺親自到附近各地勘察水利,謀求治水之道。 他在《登任城酒樓放歌》一詩中寫道: 惜哉黃河水汩汩,搴茭未得紓民憂。壺中雖有酒,樓頭不可留。拂衣又上黃河舟。 表現了一种追求實學、經世致用的精神。經過實地考察寫下的《小清河議》、《民瘼要覽》、《山東水利管窺》等著作,确實對治水利民提出了有益的意見。 雍正十年,李方膺調任蘭山縣令,其時正是王士俊繼任河南總督。這位王總督求功心切,“喜言開墾”,李方膺力陳其弊,拒不執行,遂造成了上面所說的這場冤獄。 這場冤獄,一拖就是三年。直到乾隆元年(1736年),新皇帝追究起開墾失策憂民的事,罷了王士俊的官,并召開所有因此事下獄的人員,才使這場冤獄得以平反。那天二鼓文書傳到青州,當夜李方膺就被釋放了。 李方膺入都覲見,立候在軍机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給諸王大臣說:“這就是勸阻開墾的知縣李蘭山也。”那些欲見而擠不上前的人,以手加額遠望著說:“就是那個瘦而長,眼睛很有神的那位嗎?”少宗伯趙國麟和李方膺的父親是同年進士,握著李方膺的手說:“李貢南(即李玉鋐)真有個好儿子了!” 覲見以后,調安徽以知縣任用,李方膺請假回鄉奉養老母而不就任。也許是青州的這個事件給他的記憶很深吧,這次回程或稍后,他又到過一次青州。有乾隆四年十月青州題畫詩云: 市上胭脂賤似泥,一文錢買一筐提。 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殺丹青手段低。 是自負他藝術上的獨立不群也好,是以“淡墨”自喻,笑殺趨炎附勢的“丹青”也好,不論從那一角度說,都是他自我品格的真實寫照。 李方膺回鄉侍奉老母,過了不久老母便去世了。奉養接著丁憂,在家鄉南通一待就是十年。這十年,是他畫藝大進的十年。比李方膺年長而結成忘年交的南通名畫家丁煜曾說:李方膺“謝事以后,其畫益肆。為官之力,并而用之于畫,故畫無忌憚,悉如其气。”他自己也說:“波濤宦海几飄蓬,閉戶關門學畫工。自笑一身渾是膽,揮毫依舊愛狂風。”為官的正直之气,經意不經意地凝聚筆端,一种雄渾恢宏的气象,便噴薄紙上了。 大約在乾隆十一年(1733年),李方膺由家鄉入京候選。途經揚州時,在僧舍作《梅花冊》,其中有兩幀的題詩,直接提到揚州: 官閣成塵事已凋,我來僧舍畫梅條。 揚州明月年年在,收拾春光廿四橋。 知己難逢自古來,雕虫小技應塵埃。 揚州風雅如何遜,瘦蕊千千笑口開。 詩中引用了南朝何遜揚州觀梅的故事,引伸了杜甫“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的詩意,又和揚州明月、二十四橋連在一起,信手拈來,渾然一体。盡管何遜詩題“揚州法曹梅花盛開”的揚州是金陵,不是由唐及清所實指的揚州,即今天的揚州,但已成為熟用的典故,也就合二而一了。這些詩句詠的是梅花(畫梅),又都与揚州切合,李方膺對揚州的風物是熟稔而親切的。 進京的第二年,李方膺受命任安徽潛山縣令,權知過滁州府,不久調任合肥縣令。這時又逢上饑荒,他按過去的做法,自訂了救災措施,且又因不肯“孝敬”上司遭到嫉恨,太守便加了他個莫須有的“貪贓枉法”的罪名,使他罷了官。前后做縣令二十年,竟三次為太守所陷,他感慨万千地說:“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話雖不免偏激,他确是吃了太守不少苦。那些說他“贓”的清知府,腰中貫滿了十万雪花銀,他這個“贓”縣令,卻依然兩袖清風。沒有錢不要緊,“風塵歷遍余詩興,書畫攜還當俸錢”,他怀著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去過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受羈絆地抒發性情、堅持信念的生活了。這時的李方膺五十四歲。 离開了官場宦海,李方膺來到了繁華的南京,借住在一位姓項的花園里。這里的景色不錯,窗前澆花木,門外橫清池,他便起了個“借園”的名字,在這里過起了賣畫生涯。 前面說過,李方膺奉母居鄉的十年,是他畫藝大進的十年。他畫花卉,畫山水,畫游魚,都能在傳神寫趣中別出心机。對那些能借以一吐胸中勃勃之气的松、竹、蘭、菊,更是樣樣精能。他畫松的“虎爪龍鱗老更堅”,畫竹的“滿耳叮咚万玉空”,畫蘭的“神完气足”,畫菊的“含香只自珍”,一种“落落如直矢”的自家精神直透毫端。 李方膺愛梅,据說他權知滁州的時候,一到任沒會見一個人,先打听歐陽修手植梅花的所在地,當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在梅樹前舖下氈毯,納頭就拜。愛梅是愛梅的秉性,愛梅的品格,其實是自我人格的外射。“庭前老千是吾師”,畫梅猶為他的一絕。他畫的梅,“盤塞夭矯,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為自家寫生”,确是一語道破了李方膺畫梅心態和內蘊。“我是無田常乞米,借園終日賣梅花”,他賣畫也是以畫梅為主,也許是要把他玉洁冰清的情操遍示人間吧。他的字也寫得絕妙,用筆結体很像李鱔。他自稱是李鱔的族侄,這或許有些關系。 李方膺只身在外賣畫,但并不孤單,他和居住在南京的大詩人袁枚和篆刻家沈鳳結為摯友,過從甚密。袁枚曾同時有詩贈沈鳳和李方膺,在給李的詩中說: 我愛李晴江,魯國一男子。梅花雖倔強,恰在春風里。超越言鋸屑,落落如直矢。偶逢不平鳴,手作磨刀水。兩搏扶搖風,掉頭歸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園來居此。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愛听,我言君亦喜。陳遵為客貧,羲之以樂死。人生得朋友,何必思鄉里。1 抒寫了他們的親密無間和許為知己。三人時常聯袂出游,談笑風生,瀟洒自得,人們稱之為“三仙出洞”。 李方膺還有机會結識了大篆刻家杭州丁敬。丁敬是個傲岸不群的人,在當時千金也難換其一印,但李方膺卻得到過他刻贈的好几方印。有人覺得很奇怪。其實丁敬自己說得明白:“通州李方膺晴江,工畫梅,傲岸不羈。罷官寓金陵項氏園,日与沈補蘿、袁子才游。……予愛其詩,為作數印寄之,聊贈一枝春意。”2原來傲岸人愛傲岸人,藝術的交流達到了心靈的溝通,于是產生了最高的价值! 在李和丁之間搭起相知的橋梁的很可能是金農。金和丁敬是終身不渝的知心密友,金往來南京又常是借園的座上客,是最有條件在雙方之間結起這种翰墨金石之緣的。 乾隆十九年(1754年),在南京賣畫有五個年頭的李方膺要回鄉了。他年齡不大,才五十九歲,而身体卻漸漸不支。這年秋天,袁枚有詩為他送行,其中一首云: 小倉山下水潺潺,一個陶潛日閉關。 無事与云相對座,有心懸榻竟誰攀。 鴻飛影隔江山外,琴斷音流松石間。 莫忘借園親种樹,年年花發待君還。3 老朋友走了,留下來的人是寂寞的,多么希望能早些回來再聚。“莫忘借園親种樹,年年花發待君還”,你在借園中种的樹,樹上年年發的花,都在等待你回來啊!老友的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這年年底或到第二年初,李方膺才動身還鄉。有材料記載,途中他曾在揚州逗留過,并和李鱔、鄭板橋合作過一幅《三友圖》。鄭板橋有《題三友圖》詩: 复堂奇筆畫老松,晴江干墨插梅兄。 板橋學寫風來竹,圖成三友祝何翁。4 注明的年代是“乾隆乙亥”,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畫是贈給別人的,松、竹、梅“歲寒三友”卻是他們的自比,表現了他們品格上的一致性。就活動地域來說,李雖數次經過揚州,在揚州作過畫,寫過揚州詩,与“八怪”中的一些人有過交往,但畢竟是過路客,与“八怪”中其他寄寓在揚州者不同,主要活動是在南京,把他列入“揚州八怪”似乎有些牽強。然而只要考察一下他們的共同經歷,和由這些經歷所形成的共同思想和藝術趣味,進而考察他們在藝術大風格上的相似或相近之點,就不難從中得到解釋了。 李方膺回鄉不久就病倒了。病重時,他勉力致書袁枚:“方膺歸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借子之文光于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5他是托袁枚為他寫墓銘。這倒不僅因為袁枚文章寫得好,重要的是相知深。 待到袁枚收到這封絕筆,李方膺已离世多日了。据送信人說:此書寫于死前之一日,也即乾隆甲戌(1754年)的九月三日,這年他59歲。他得的是“噎疾”,就是今天所說的食道癌,大夫說這是怀奇負气,郁而不舒所致,非藥物所能治,即是從現代的觀點說,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袁枚不負故人,寫下了《李晴江墓志銘》,可以說是有關李方膺最翔實的一篇文字。臨行時袁枚盼故人再來,想不到一去竟成永訣。袁枚甚至不敢再打開李方膺的畫冊,他有詩說: 几番怕見晴江畫,今日重看淚又傾。 十四幅梅春万點,一千年事鶴三更。 高人魂過山河冷,上界花輸筆墨清。 听說根盤共仙李,暗香疏影盡交情。6 縱橫的老淚,揮洒著生死不渝的交情。 李方膺字虯仲,號晴江,一號秋池,又號借園主人,還有一方印章曰“木頭老李”,乳名角龍。在“揚州八怪”中与揚州關系最淺,以畫謀生的時間和享年也是最短的。 -------- 注: 1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九《秋夜雜詩并序》。 2丁敬《印跋》。 3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一《送李晴江還通州》。 4《鄭板橋集·補遺》。 5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五《李晴江墓志銘》。 6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三《題故人畫有序》。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借子之文,光于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 晴江諱方膺,字虯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世宗。雍正八年入覲,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胜官否?”對曰:“生員也,性贛,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即召見,交河南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為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筑堤,障滋水入海。又敘東郡川谷疏瀹法為《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 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為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系之,民嘩然曰:“公為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貝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為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詔罪狀王士俊,凡為開墾罷官者悉召見。詔入城,已二鼓,守者即夜出君于獄,入都,立軍机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愿見者或擠不前,則額手睨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為之泣。奉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闕,補潛山令,調合肥,被劾去官。 晴江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后世吏治,太守坏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于朝足矣,安用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惎間之邪?”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谷,再劾違例請糶,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躓而复起,或發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 晴江有士气,能吏術,岸然露圭角,于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于天性者然。性好畫,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于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夭矯,于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為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舖氍毹再拜花下。罷官后得噎疾,醫者曰:“此怀奇負气,郁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 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為古劍,為碩果。宁玉雪而孑孑,毋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手?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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