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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我已經敘完了維克多·雨果先生的純粹的文藝生活，或者更正确地說，專業的文藝生活。 因為，讀者已經明白，他從小時起，便搞著政治。他在《瑪麗恩·德· 洛爾姆》的“序言”里說，他“在十六歲的時候，便被政治斗爭卷入了文藝世界”。從他最初的短歌起，所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和政治有關；其中看來是最超然，為藝術所獨占的一种，《東方集》，也是發于時事，為希腊獨立而斗爭的作品。 他一向反對自我主義的藝術。有人責備他一心注意政爭而忽略了自然景色，如流水、樹木、星，他說（一八三九年四月）： 我喜愛你，啊，神圣的自然， 我愿全心投入人的怀抱； 但是，在這多故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應為他盡力。 …… 上帝的意志，在不同的時代， 每一個人都工作，每一個人都盡力。 如果有人扔下他的兄弟們，說： 我要回沙漠去，就該遭殃。 如果有人眼看人民在怨恨和惊險中 顛簸不安而抬起腳來走掉，就該遭殃。 讓我們恥笑有思想的人，如果他犯自由主義， 离開大眾，成為無捭于人的歌手。 不久以后，雨果感覺文藝的功效間接而緩慢，難以令人滿足，而要求在這种功效上邊加入政治的直接行動，以演說家結合文學家。 他向路易· 菲力浦宣誓效忠，于心無愧。他對下台的專制君主已經償清債務而有余了。這個政權曾為禁止《瑪麗恩·德·洛爾姆》愿意給他賠償，他拒絕了；當革命胜利之后，人們為他捧場，他謝絕了；一八三0 年八月十日，正在群情奮激的時候，他曾發表前面提過的詩句： 請讓我為這已死的民族洒淚吧。 …… 他猶以為未足，每次發生變故，他都表明，“曾經做過我們國王的老人現在頭上只剩了絲絲白發，我們說到這波旁一個名字便該格外慎重、庄敬、嚴肅。（《瑪麗恩·德·洛爾姆》序言，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一年之后，貝利公爵夫人謀亂被人告發之后，他憤怒地攻擊“一個出賣婦女的男子”： 無恥的小人，你從靈魂里就無知， 逃亡人無論何時都該受到尊重， 人不能捶打喂過我們的乳房， 你能將你侍候過的國王的媳婦， 用作卑鄙買賣的商品， 她雖已不是王后，還是婦女。 當查理十世在逃亡中病死的時候，對他作最后告別的，也以《瑪麗恩·德·洛爾姆》的作者的表示為最深沉： 我，他所認識的詩人，我希望 不用白棺收我已死國王的遺体。 盡管群眾的叫聲嚷成一片， 威嚴的虔心不忘怀流亡者， 要用最洁白的冠服殮他們的尸首。 我的哀思決不辜負它，如果 在永恒的黑夜里，它為覆掩 他們的棺木，向我求取一片錦絨。 因此种种，維克多·雨果和失敗的專制王朝的最后聯系——在路易十八政府受到津貼這一點遺澤——早已為《瑪麗恩·德·洛爾姆》的禁演抵消，再不能束縛他。他在波旁王族未失勢以前，已看到另一种政治信念，現在他可以自由地追隨這种信念了。 法國有兩种政治講壇，一种是眾議院，一种是參議院。眾議員他不能當，當時的選取舉法是為有錢人而訂的，而他沒有錢，《巴黎圣母院》或《秋葉集》都抵不了土地，或者房產。如果你有一個有錢的朋友，鑽空子的辦法是有的，他把房產放在你的名下。但是即使雨果找到這樣的朋友，一般選舉人對于文學家是不十分欽佩的。對于他們來說，文學作家都是空想家，寫些文章供他們消遣，倒還可以；倘使碰到一位思想家，而尤其是一位詩人的時候，可以斷言，他准缺乏常識，辦不了正經事務。我至今還不明白，由于怎樣的誤會，拉馬丁先生當選了眾議員；但是，總之，一位詩人已覺太多，兩位詩人是斷乎要不得的。 此外只剩參議院一條路子。但是想當參議院，必須名字列在某几种名位之內，然后由國王加以選擇。其中又只有一种是雨果進身的道路：法蘭西學院。一八三六年，他申請入院，法蘭西學院沒有選他，而選了杜伯狄先生。一八三九年雨果一次申請，學院選了莫萊先生。一八四0年，三次申請，學院選了弗路隆。一八四一年，雨果四次申請，這才敲開了法蘭西學院的大門。 從此，他一只腳已踏在政治講壇的邊緣，開始了新的生活。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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