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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之一是一本新的詩集，《光与影》。如果我這部書是一部文藝批評，那它就有了頗大的漏洞，我几乎沒有談維克多·雨果先生的抒情作品；但是，我的任務不在評判他的著作，而在敘述。讀者早應看出，我在書中不作一句欣賞贊揚之詞。這是維克多·雨果先生創作生活的敘述，我應該對關于曾經引起爭論，經過變故的作品特別說得詳細。文藝活動上的變故多發生在劇場里；這里真正困難所在，也是維克多·雨果先生的評价爭執最多的地方。作為抒情詩人，他是第一集短歌起便被群眾接受了的；這种胜利每出一集擴大一次；《東方集》、《秋葉集》、《暮色之歌》、《內在聲音》、《光与影》、《靜觀集》都曾有人尋過疵，但這樣的人數甚微；其次，批評書的人總不及批評劇本的人力量大；他們沒哨子，不能三四人個一聲噓嘯划破滿堂采聲，駭退演員的勇气，破坏觀眾的情緒，毀坏劇本的面貌；他們無法在故事完結之前，逼人落下幕布；書盡管受攻擊、反對、辱罵，依然存在著；惡意的讀者不能阻撓善意的記者；激烈的批評常起宣傳作用，書受到的攻擊愈猛，再版卻愈快。 因此，關于《光与影》、《論萊茵河》等等我都沒有什么東西好說。我現在一徑就談《庇爾格拉夫》。這《庇爾格拉夫》的演出是維克多·雨果先生戲劇便作生活的最后一個插曲。 《庇爾格拉夫》于一八四二年十月寫成。十一月二十日拿到法蘭西戲院朗誦。這次作者對戲院只能表示感謝。全体演員，經理比洛茨，秘書佛德伊個個熱心擁護，毫無二意；但是，在一部分觀眾中，作者遇著了巨大的抗拒。 政治問題也夾雜在里面。我前面講過，從專制傳統和革命勢力的妥協中產生出來的新興王朝，在雨果看來，是合法王權過渡到人民主權的有效辦法。在理論上他已經是共和主義者，但是他沒有反對路易· 菲力浦的實際理由。只消專制君主接受進步改革，他同意共和政体的延期實現。他甚至沒有參加憲法所允許的反對党。下面的信是一八三三年七月寫的，可以說明他當時的思想情況： “部長先生， 我給你寫信，不是為我本人，而是為別人，甚至要以說是為你，因為寫信告訴一位部長那里有善用權力的机會，就是對部長做出貢獻。 事情很簡單，也很容易辦。 日報《一八三0年的革命》的主筆安東尼·杜萊先生因犯了新聞法，此刻囚在監牢里，還須二十一個月才滿期。他被囚在福爾斯。我剛去看過他；我不是夸大，他真正地受到虐待，被剝奪了一切權利，受著和盜賊、苦役犯一樣的管制。但是，最難忍受的是，他不能和家人見面。他的家族住在杜埃，有母親、妻和一個孩子。杜埃有一所監獄。他曾寫信給掌璽大臣，要求移轉到杜埃去。掌璽大臣把他的請求轉到你處，此刻就在你的辦公桌子。請允許我為他說一句話。他并不要求寬赦、或者減刑。他只要求讓他時時擁抱他七十三歲的老母、年輕的妻和抱病的孩子。我想你不會拒絕。 至于我本人，部長先生，我此刻不屬于任何一個政党。我對所有的政党一視同仁。我對法蘭西、對進步，滿怀著熱愛。有時擁護執政党，有時擁護反對党，這看哪一方的行動有利于國家而定。我說過，我不屬于任何政党，我只熱烈地希望所有的政党互相諒解。同時，我給政權在手的人一個勸告：對政權已不在手，或尚未在手的人要寬厚相待。 請你接受我崇高的敬意，部長先生。” 四個月后，《國王尋樂》被禁，作者曾震怒一時，但不久就恢复了平靜狀態和寬容收情。一八三上年（《米拉波研究》）他重申前意，說：“在我們的時代，一切意見都可以提；但是賢智之士應該對整個時代抱善意的看法。他應該怀抱希望、信任和期待的態度。他應該尊重理論家的的緩慢，因為思想的發展是不快的；尊重實踐家對現實事物的狹窄而有益的執著，沒有這种執著，社會便會在層出不窮的嘗試中瓦解；尊重熱烈的爭論，因為從這里邊能產生丰富的效果；尊重實利主義，它的精打細算能代替信念，維持事物的聯系；尊重執政派，等待他們從黑暗里向光明摸索；尊重反對派，受了他們的鞭策牛方才耕田；尊重中間路線派，由于他們，過渡時期才減少了震撼；尊重极端派，他們刺激了思想——文明的血液——的傳播；尊重保守派，是他們保存了殘余的根苗；因為他們穩健；尊重青年人，因為他們有耐性；尊重一些人，因為他們正在工作；尊重另一些人，因為他們愿意工作；尊重一切的人，因為個個都要克服困難。” 四年之后，一八三七年（《內在的呼聲》序），他的目標依然未變：“一切党派， 我取其正義的方面，不取其惡劣的方面。”一八四0年（《光与影》序），他為詩人提出同樣的理想：“不參加任何一方，不受任何束縛。他的思想和行動完全自由。他對工作的人要以自由地表示親善，對危害社會的人自由地表示憎惡；對為人效力者表示敬愛，對受苦受難者表示怜憫，遇見欺謊，不問來自何方，他都能自由地加以阻扼；陷入了利害的泥淖的道義原則，他能自由予以拯拔；遇見鰥寡孤獨，自由地加以慰問；遇見忠孝義烈，自由地叩頭膜拜。他愛人民，而又不恨國王。” 政權的形式，在他看來，只是次要；他深入事物的本質。他在“社會主義者”一詞出現之前就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有一天，他在對十九世紀文明的巨大利益問題，通過報紙和論壇，全世界的智人展開討論的大會上，他有發言的机會，他只預備在議事日程上表示意見， 他將首先要求一點： 用社會問題來代替政治問題。”（《文哲雜論》）序，一八三四年四月） 但是各政治党派都重視政治問題，而忽略社會問題。即在最進步的人看來，廢除死刑、世界和平、義務教育、儿童權、婦女權等都是詩人的夢想。他們也不承認一視同仁的、不偏不依的善意中立。一個人如不做他們的朋友，便是他們的仇敵。那時還占少數的共和党就抱著這种不妥協的偏激的態度，這也是被壓迫的少數不得不取的態度。在激戰的飛塵中他們觀看不清，自從一八二八年（《死囚末日記》）即已成了社會主義者的維克多·雨果，在民主主義上，他比社會主義者還前進。他們觀看不清，他們是對自己人開火。《民族報》還停滯在阿爾芒· 卡萊爾的政治綱領水平：政治上進步，文學上后退。他憎恨戲劇，只賞識“大朝代”的悲劇。 時代也是于古典悲劇有利的。高乃伊和拉辛依靠一個杰出的女伶，拉仙爾小姐的才藝，恢复了舊日的地位。正在《庇爾格拉夫》排練之中，一個青年從外省來到巴黎，囊中帶著一篇悲劇。它有兩點迎合時代的特征：第一是篇悲劇，第二是以民主義義為題材。故事是旦爾庚王族的被逐，和羅馬共和國的成立。巴黎人士立刻占有了這篇劇本和它的作者。《呂克雷斯》在全巴黎的沙龍里公開朗誦，到處受到歡迎。人們已經有了拉仙爾小姐，而今又來了賁莎、悲劇到了完全光复的時候，路易十四也复活了，而這一切都是在共和國的名義之下產生的。 觀眾也不知不覺被吸引過去。二十五年以來，他們老听見一個人的名字，有些生厭；一旦換了新人，頗覺快意。 愛多華· 紀埃里，當時任《傳信者》文藝欄主編——此報久已停出，寫了一篇文章，題名《亞立斯蒂特》，論述其事，說，巴黎和古時的雅典一般，放逐了久享盛名的英雄，立論甚是精當。 雨果成了過時的角色，賁莎才是時代的驕子。先前新劇的演員也都投降了悲劇。巴加奇和陀梵爾夫人在《呂克雷斯》里擔任了主要的角色。 再則，《庇爾格拉夫》也實在難演。劇中那些史詩式的人物，超過了尋常標准，非有特出的演員不能演。濮梵萊扮演夏伯，喬福羅扮演渥貝爾，李齊埃扮演巴爾勃魯斯，各人發揮才力，盡心表演。德囊小姐扮演萊洁娜也极為動人。無奈劇中人的气度過大，無人承當得住。拉仙爾小姐在審查委員會（全体男女藝員都出席了）朗讀劇本的時候，表示非常欽佩，但是沒有要求擔任貢禹馬拉，雨果也沒有請她擔任。拉仙爾小姐正年青，不怕面上划几條皺紋。雨果曾請喬爾治小姐扮演這個角色，是喬爾治小姐自己向作者要求的。如果由她演，倒是個絕似的貢禹馬拉；但是演員中反對甚力。雨果改請陀梵爾夫人，陀梵爾夫人記起上次所受的怨气，要求先作社員才肯參加，院方拒絕了陀梵爾夫人而接受了梅林格夫人，梅林格夫人演這一角也很不坏。 第一場演出，成功了，但場面很冷。從第二場起，觀眾就表示反對情緒。噓聲和笑聲，雖不及《愛爾那尼》，但每晚都扰亂了場面。爭吵和沖突都有。演員和院方卻勇敢地盡心地支持劇本，直到最后一天。 報上的評論大半是反對的。只有愛多華· 紀埃里一人出力地擁護它。戈蒂耶在《出版報》上寫了兩篇熱烈頌揚的文字。 《庇爾格拉夫》之后，雨果离開了戲院，雖然他手頭還有一篇近乎完成的劇稿《雙生子》，是一八三八年寫的。他覺得將自己的思想拿出來，受這類無謂而不負責任的毀辱，十五年來怨仇不解，甚是不值。況且，從今以后，雨果上了政治論壇，沒有再乞靈于戲台的必要。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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