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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倫先生是到南非來接受3，500万鎊的禮物，并爭取英國人和波耳人的民心的。所以他對印度人的代表團就以冷眼相待。 “你知道，”他說：“帝國政府對自治領是沒有什么控制的。你們的疾苦看來是确實的。我將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們，但是如果你們想生活在歐洲人中間，你們就得盡可能和他們友好相處。” 這個答复無异在代表團的成員們頭上潑了冷水。我也感到失望。這倒給我們大家開了眼界，我看我們的工作得從頭做起。我把這种局面向同事們作了說明。 平心而論，張伯倫先生的答复并沒有可以非議的。他那么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倒是好的。他以一种相當文雅的辦法使我們懂得強權統治是對的、或者是刀槍的法則。 然而我們沒有刀槍。我們甚至連承受刀砍槍刺的神經和筋肉都沒有。 張伯倫先生花在這個次大陸的時間是很短促的。如果說從斯林納伽到科摩陵海角有1，900英里之遙，而杜爾班到蓋普城不過1，100英里，那么張伯倫先生就得以旋風的速度走完這段路程。 他從納塔耳匆匆忙忙赶到德蘭士瓦。我得為當地的印度人准備好備忘錄并遞交給他。可是我怎么能赶到比勒托里亞去呢？我們在那里的人無法獲得讓我及時到達那里所必需的合法便利。戰爭已經把德蘭士瓦變成一片凄涼的荒野。那里既弄不到吃的東西，也弄不到穿的東西。商店倒是有的，但是不是空的，就是關著門的，有待于重新補充或開張。但是這是一個時間問題，甚至逃難的人也不能回來，除非是舖子里已經有了食品。因此每一個德蘭士瓦人都得弄一張許可證。歐洲人領許可證是沒有困難的，但是印度人要領就很困難。 戰爭期間有很多軍官和士兵紛紛從印度和錫蘭來到南非。如果他們打算在那里定居下來，那么英國當局就有責任安置他們。英國當局無論如何得委派一些新的軍官，這些有經驗的人來了很有用，他們當中有一些机敏的人，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這說明他們是很有辦法的，還有一個專門的部門，是為黑人而設的。那么為什么沒有亞洲人的部門呢？這种議論看起來似乎是很動听的。當我到達德蘭士瓦的時候，這個新的部門已經開始辦公了，而且逐漸擴展其触角。那些給歸來難民簽發許可證的官員們可以把許可證發給所有的人，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新部門的過問，他們怎么會簽發給亞洲人呢？而且如果經過這個新部門的推荐而發出許可證，發證官員的責任和負擔也就因此減輕了。這就是他們所爭論的問題。但是事實上是這個新部門需要有工作可做，而那些人則需要金錢。如果沒有事情干，這個新部門就成為不必要，因而就會解散。于是他們就給自己找到了這個工作。 印度人就必須向這個部門申請。要隔好多天以后才能得到答复。而當時因為要回德蘭士瓦的人為數太多，便出現了一大批中介人或招攬人，他們和官員們勾結起來，勒索了成千上万的印度窮人，我听說如果沒有門路，就弄不到許可證，有時即使找到了門路，還得花上一百個英鎊才行。如此，對我來說，似乎沒有什么辦法了。我去找我的老朋友，杜爾班警察所的警長，對他說：“請你介紹我去見發證官，幫我弄一張許可證。你知道我本來就住在德蘭士瓦。”他立即戴上帽子出去，為我弄到了一張許可證。當時距离火車開行的時間還不到一個小時，我已經把行李准備好了。我謝過亞歷山大警長，赶上火車前往比勒托里亞。 現在我已清楚地意識到前面會有許多困難。我一到達比勒托里亞便起草了備忘錄。在杜爾班的時候，我不記得曾有人要求印度人預先提供代表名單，但是這里是一個新部門，它卻要一份代表名單。比勒托里亞的印度人早已听說官員們要把我赶走。 不過要敘述這件令人痛心的、雖然是有趣的事，卻需要另寫一章。 這個新部門的負責官員對于我怎樣進入德蘭士瓦感到莫名其妙。他們盤問那些常去找他們的印度人，但是這些人誰也說不清楚。那些官員們只好亂猜，以為我大概沒有許可證，而是依靠舊關系非法進城的。果真如此，那就可以對我加以拘捕了！ 當時一般的做法是，一次大戰結束以后，政府便被賦与許多特殊的權力。南非的情況正是這樣。政府頒布了一項維持和平法令：任何人沒有許可證而進入德蘭士瓦，應受拘捕和監禁的處分。根据規定逮捕我的問題曾被討論過，可是誰也鼓不起勇气來要我出示許可證。 那些官員當然打了電報到杜爾班去查問，當他們獲悉我是持許可證而來時，他們失望了。但是他們不是甘心于這种失望的人。我雖然設法進入了德蘭士瓦，他們還是可以阻止我等候張伯倫先生。 于是他們通知當地的印度僑團提交即將組成的代表團的代表名單。种族偏見在南非自然是到處都有的，但是我沒有想到在這里也會碰上我在印度所熟悉的那些齷齪卑鄙的官員。南非的公眾組織是為人民的好處而設立的，而且對公眾輿論負責。所以負責的官員對人有一定的禮貌和謙遜，而有色人种多少也從這种部門得到一些好處。那些來自亞洲的官員，卻把他們的專橫也帶來了，而且把那些專橫者的習慣也搬來了。南非有一种責任政府或民主，而從亞洲人口的貨色則是純粹的而簡單的專制；因為亞洲人沒有責任政府，統治他們的是外國的政權。歐洲人在南非已經是定居下來的移民。他們已成為南非的公民，對于政府官員有監察權。然而來自亞洲的專制人物現在出場了，結果呢，印度人被夾在魔鬼和汪洋大海中間了。 我嘗到了這种專制的滋味。最初我應召去見這個部門的首長，他是一個來自錫蘭的官員。我說我是“應召”去見這位首長，為了表明這個說法不是夸大，我要把事情說清楚。他并沒有送書面的命令給我。印度僑民領袖們常常去見亞洲人事務部的官員，已故鐵布·哈齊汗·穆罕瑪德賽就是印度僑民中的一個領袖。那位首長問他我是什么人，為什么到這里來。 “他是我們的顧問，”鐵布賽說道：“他是應我們的要求到這里來的。” “那么我們在這里干什么呢？我們不是被委派來保護你們的嗎？甘地對這里的情況能懂得多少？”這位專制者問道。 鐵布賽竭盡所能地回答他：“當然你們是在這里，但是甘地是我們的人，他懂得我們的語言，而且了解我們，你們呢，怎么說也是當官的呀。” 這位官老爺命令鐵布賽把我帶到他跟前，我由鐵布賽和別的几個人陪同去見這位官老爺。沒有椅子讓我們坐，我們全都站在那里。 “你來這里干什么？”那位官老爺對著我問道。 “我是應我的同胞們的請求到這里來，給他們提些意見的，”我答道。 “可是你不知道你無權到這里來嗎？你所得到的許可證是人家發錯了。你不能算作一個落戶的印度人，你一定得回去。你不能在這里等候張伯倫先生，亞洲人事務部特地成立起來，就是為了保護這里的印度人。好了，你走吧！”說完這話他便把我辭出來，不給我答辯的机會。 然而他卻把我的同伴留下了。他把他們痛罵了一頓，勸他們把我打發走。 他們回來了，簡直气坏了。現在我們面臨著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這個侮辱使我感到難受，但是由于過去我已忍受過很多這類的侮辱，我已習慣于這种侮辱了。我因此決定忘卻這一次的侮辱，盡可能對這件事情采取心平气和的態度。 我們接到了亞洲人事務部主任的一封信，說是由于我在杜爾班已經見過張伯倫先生，他們認為有必要把我的名字從向張伯倫請愿的代表團的名單中除掉。 這封信是我的同事們所不能忍受的，他們建議干脆取消組織代表團的意思。我向他們指出了僑團所處的尷尬局面。我說：“如果你們不去向張伯倫先生請愿，那么人家就會以為你們根本沒有什么問題。反正請愿總得用書面提出，而且我們也已經准備好了。請愿書由我來念還是由別人來念，根本沒有什么關系。張伯倫先生是不會和我們爭論這件事情的。我看我們不得忍下這口气。” 我的話還沒有講完，鐵布賽便嚷起來了：“難道你所受的侮辱不就是對僑團的侮辱嗎？我們怎么能忘記你是我們大伙儿的代表。” “你講得太對了，”我說道：“就是僑團也得忍受這樣的侮辱，此外還有什么辦法呢？” “不管怎樣，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忍受這口气呢？我們不怕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們還有多少權利可喪失，”鐵布賽問道。 這倒是一個很有气魄的回答，可是有什么用呢？我是充分意識到僑團的權力限度的。我平息他們，勸他們找喬治·戈夫萊先生——一個印度律師來代替我的位置。 于是戈夫萊先生領著他們去請愿。張伯倫先生在他的答复中提到我沒有參加請愿的事情。“与其反复听取同一個代表的話，換一個新人豈不是更好一些？”他說道，想极力緩和空气。 然而這一切不但沒有了結這件事情，倒反給僑團和我們自己增加了工作。我們必得從頭做起。 “就是你出的主意，僑團才出力幫助了戰爭，現在你看到結果了吧，”有人用這樣的話來嘲笑我。可是這种嘲笑沒有什么關系。我說道：“我不懊悔我的建議，我認為我們參加打仗是做得對的。我們這樣做，只不過履行我們的責任。我們做一件事情，并不是為了要求什么報酬，不過我有一种堅定的信念：一切好事最后一定會開花結果。讓我們忘掉過去，考慮考慮我們當前的任務吧。”這話大家都同意了。 我接著又說：“老實說，你們叫我來干的事情事實上已經做完了。不過我相信我還不應當离開德蘭士瓦，郎使你們准許我回家，我還得盡可能多住一些時候。我不能再象從前那樣在納塔耳做事，而是必須搬到這里來工作。我不應當打算一年之內回印度，而是必須在德蘭士瓦最高法院登記為律師。我有足夠的信心可以對付這個部門，如果我們連這一點事也不做，那么僑民就會被赶出這個國家，此外還得遭受大肆掠奪。僑團每天都可能遭到新的侮辱。張伯倫先生拒絕見我以及那個官員對我加以欺侮這些事情，同整個僑團所受到的侮辱比較起來，是微不足道的。要我們去過象狗一樣的生活，那是辦不到的。” 我于是趁熱打鐵，和比勒托里亞以及約翰內斯堡的印度人討論許多事情，最后決定在約翰內斯堡成立事務所。 我能不能在德蘭士瓦的最高法院里登記為律師，實在沒有什么把握。然而法律協會并未反對我的申請，而法院也接受它了。當時要在适中的地點為一個印度人找几間辦公室是有困難的。但是我們和當地一個商人李琪先生有相當密切的往來，他通過一個熟悉的房屋經紀人的介紹，在城里司法地區內給我找到了几間适當的房子作為我的事務所，于是我就開始我的職業工作了。 在我敘述為爭取德蘭士瓦印度居民的權利而進行的斗爭和他們如何對付亞洲人事務部以前，我必須轉過來談一談我生命中的某些其他方面。 一直到現在我心里還有一种复雜的愿望。自我犧牲的精神被那种為未來打算的愿望沖淡了。 大概在我到孟買去開設事務所的時候，有一個美國保險經紀人到孟買來；他是一個容貌惹人喜歡而語言甜密的人。他象我的老朋友一樣地和我討論起我的未來的幸福，“在美國，象你這樣有地位的人，沒有不保人壽險的。難道你也不為你自己的未來保險嗎？生命是說不定的。我們住在美國的人把保險當作一种宗教義務。我可以奉勸你買一張小小的保險單嗎？” 直到這時候我對于在南非和印度遇見的一切經紀人還是冷淡相待的，因為當時我以為人壽保險意味著懼怕和對于上帝缺少信仰。然而現在我卻屈服于這個美國經紀人的誘惑了。當他發表他的議論時，我心眼里便展開了我的妻子儿女的一幅圖畫。我暗自對自己說道：“你這個人啊，我把老婆所有的首飾差不多賣光了。万一你有個三長兩短，供養妻子和儿女的擔子便會落到你那可怜的哥哥身上，他已經義不容辭地把父親的責任承擔起來了。你忍心這么做嗎？”由于這种類似的理由，我終于說服自己保了一万盧比的人壽險。 然而當我在南非改變了生活方式以后，我的觀點也變了。我在這個經受考驗的時刻所采取的一切步驟都是以上帝的名義并且是為上帝效勞的。我不知道我得在南非住多久。我恐怕我再也不能回印度了；于是我決定帶著妻子儿女并賺錢養活他們。這個計划使我感到人壽保險是可悲的，感到受了保險經紀人的圈套的羞愧。我對自己說，假如真的到了那一天，假如哥哥真的處在我父親的地位，他必然不會認為撫養一個守寡的媳婦是一种過分的負擔。而且我有什么理由假定自己比別人先死呢？歸根到底，真正的保護者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哥哥，而是万能的上帝。我保了人壽險，就剝奪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的自信心。為什么不能指望他們照應自己呢？世界上無數的貧苦人家又怎么辦呢？為什么我不把自己算作是他們當中的一個呢？ 這种思想反复通過我的心里，但是我并沒有立刻采取行動。我記得我在南非至少交了一次保險費。 外在的環境也支持了這一連串的想法。我第一次旅居南非期間，基督教徒的影響使我內心保持了生動的宗教感情，現在增強這种感情的則是通神學者的影響。李琪先生是一個通神學者，他使我和約翰內斯堡的通神學者團体有所接触。我沒有加入過這個團体，因為我有不同的信仰，但是我和每一個通神學者几乎都有密切的往來。我和他們每天都進行宗教討論。他們常常誦讀通神學的書，有時我還在他們的集會上講話。通神學主要的精神是啟發和促進兄弟之誼的思想。關于這個問題我們有很多爭論，而且我還批評了那些在我看來其行為并不符合其理想的會員。這种批評對我并不是毫無有利影響的； 它引起我自己的反省。 1893年當我和基督教友們有了密切來往的時候，我對于宗教還是一個門外漢。他們竭力幫助我，想叫我接受耶穌的福音，而我卻是一個沒有成見的謙遜而怀著尊敬心理的听道者。那時我自然是竭盡所能研究印度教，對于其他宗教，也是努力進行了解的。 到了1903年，情況多少有些改變。通神學的友人們一心要把我拉進他們的團体，但是目的是想從我這樣一個印度教徒身上取得某种東西。通神學的文學充滿了印度教的影響，所以這些朋友便指望我來幫助他們。我解釋說我的梵文水平是談不上的，我也沒有讀過印度教經典的原文，就是翻譯的東西也看得很少，然而他們是“沙姆斯迦羅”（前生注定的）和“普納建摩”（轉世）的信奉者，他們以為我至少可以給他們一些幫助。于是我覺得自己象是雞群之鶴了。我開始同几個朋友誦讀辨喜所著的《瑜伽經》，還同其他的朋友讀著姆·恩·德維衛迪作的《瑜伽論》。我還得和一個朋友讀缽顛瘏利的《瑜伽修多羅》，還和許多人讀著《薄伽梵歌》。我們成立了一個類似“求正教徒俱樂部”，經常誦讀經書。我對于《梵歌》已經有了信仰，它對我有一种吸引力。現在我承認有對它加以更深鑽研的必要。我手頭有一兩种譯本，我就依靠它來理解梵文原意。我還決定每天背誦一兩首。為此我就利用清晨沐浴的時間。這需要占用三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刷牙，二十分鐘洗身。我已習慣于采取西方的辦法——站著刷牙。所以我在面前的牆上按上一片紙條，寫上几首《焚歌》，隨時幫助我背誦。這段時間作為每天誦讀新的和复習舊的詩篇是足夠了。我記得我就是用這個辦法背誦了十三章。但是誦讀《梵歌》的時間后來被別的工作占掉了，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創立和發展則占去了我所有的時間，直到今天還是這樣。 誦讀《梵歌》對于我那些朋友們究竟有什么作用，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但是對于我來說，《梵歌》已成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為的指南。它成為我日常生活參考的字典。正象翻閱英文字典查索我所不認得的字義一樣，我是依靠這部行為的字典來解決我所遇到的一切疑難和考驗。有一些字象“阿巴里格拉哈”（不占有）和“薩摩婆瓦”（平等）吸引了我。怎樣發掘和保持那种平等，是一個問題。一個人如何同等地應付屈辱、蠻橫和腐敗的官員，老是鬧無原則糾紛的舊同事以及待人接物無可厚非的人？一個人怎樣剝奪自己的所有財產呢？難道占有肉体本身還不夠嗎？妻子和儿女不也是財產嗎？難道我應該把櫥柜里的書籍全都消毀嗎？難道我應該放棄一切而以“他”為模楷嗎？答复是直截了當的：除非我舍棄一切，我便不能歸依于“他”。我對于英國法律的研究幫助了我。我想起了史尼爾有關平衡法的討論，《梵歌》的訓詁使我更加明白“受托人”這個字的含義。我對于法律學的敬意增長了。我從中發現了宗教。我懂得《梵歌》關于不占有的訓詁意思是說：凡是要解脫的人應該學受托人的榜樣——他雖然控制著大量的財物，但是沒有一樣被當作是自己的私物。這就象白天一樣的清楚：一個人要做到不占有和平等必須先改變心腸和態度。我于是寫信給列瓦商卡巴伊，請他容許我撤銷人壽保險，隨便收回一點錢，或者把我已經交的保險費算是損失，因為我已經相信，上帝既然創造了我的妻子儿女和我自己，就會照顧他們。我還寫信給我的哥哥，他待我一直象個父親。我向他說明我已把當時全部的積蓄都給他了，此后他不要再指望我繼續匯錢回去，如果我有積蓄，也要用到僑團的利益上去。 要使我哥哥諒解這一點，确非易事。他以嚴峻的語言向我說明對他應負的責任。他說我不應當自以為比父親更聰明。我必須象他一樣地照顧家庭。我向他指出，我所做的正是我父親過去所做的事情。不過“家庭”的含義稍有擴充，而我所采取的步驟究竟有什么智慧，將來是會明白的。 我的哥哥不再理我了，事實上終止了所有的信件往來。我深為不安，但是如果要我放棄我所認定的責任，就會使我更加不安，兩者之間，我選擇了較輕者。然而這并不影響我對他的敬愛，這种敬愛一直是純洁而偉大的。他對我的厚愛正是他的不幸的根源。他并不是那么需要我的錢，他把這种作法當作是我對家庭應盡的義務。幸而到了晚年，他終于諒解了我的看法。他在臨終的時候，認識到我所采取的步驟是正當的，寫了一封非常感人的信給我。他向我道歉，如果說一個父親也可以向他的儿子道歉的話。他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給我，叫我按我認為正當的辦法撫育他們，并表示他渴望和我會面。他發了一個電報說他想到南非來看我，我回電贊成。然而事与愿違。他所寄望于他的儿子的，也沒有實現。他在動身去南非之前便去世了。他的几個儿子依然是在舊的气氛中長大，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不了。我不能把他們拉過來。這不能怪他們。“誰能預先說定自己的命運呢？”誰能消除他与生俱來的印象？同樣的，一個人如果指望自己的儿女也必須經歷和自己同樣的演變過程，那將是徒勞無功的。 這件事情多少表明了作父母的承擔著一种多么可怕的責任啊。 正當犧牲和簡朴的理想越來越得到實現，而宗教的意識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越發活躍的時候，把素食當作一种使命的熱情也隨著增長起來了。我只懂得一种傳教的方法，那就是用親身的事例以及和追求知識的人進行討論的方法。 約翰內斯堡有一家素食館，是由一個信奉庫赫尼水療法的德國人經營的。我自己去過這家素食館，并且幫它招攬了許多英國朋友。不過我知道它是維持不了多久的，因為它老是處于經濟困難之中。我盡可能用我認為适當的辦法贊助它，并在它身上花了一些錢，可是它終于倒閉了。 大多數的通神學者差不多都可以算是素食者，這時有一個屬于那個團体的有事業心的夫人出來開設了一家規模宏大的素食館。她是一個愛好藝術、夸夸其談而不會算賬的人。她交游甚廣。開始的時候，這家索食館規模很小，但后來她卻決定租用大房間冒險加以擴充，并且向我求助。她找我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她的經濟情況，但是我料想她的預算一定是相當精确的，而且我也可以滿足她的要求。我的當事人常常把大宗的錢存到我這里，征得其中一個當事人的同意以后，我用他的名義借了大約一千英鎊，這個當事人是一個十分慷慨而真誠的人。他當初到南非來，還是一個契約工人。他說：“如果你喜歡，就把錢拿走吧。這些事情我是不懂的，我只認識你。”他名叫巴德立。他后來積极參加了非暴力抵抗運動，而且也坐過牢。我以為經他同意就夠了，于是把這筆錢借出來。 兩三個月以后我才知道這筆錢收不回來了。我實在受不了這樣的損失。這筆錢我本來可以用在別的許多事情上，這筆錢一直沒有清還，然而信而不疑的巴德立怎么可以白白遭受這筆損失呢？他只認得我；這筆損失我得彌補。 有一次我把這宗交易告訴一個打官司的朋友，他對我的愚蠢委婉地責怪道： “老兄，”——幸而我還沒有成為“圣雄”，甚至還沒有人叫我“巴布”（父親），朋友們往往親密地稱我為“老兄”——“這不是你應該干的事。我們有很多事情依靠你。這筆錢你是要不回來了。我知道你不會叫巴德立難過，你會掏自己的腰包還給他，但是如果老是這樣動用當事人寄存在你這里的錢來幫助你的改革計划，這些可怜的人全都毀了，而你不久也會變成一個叫化子。可是你是受我們委托的人，應該懂得：如果你淪為乞丐，我們所有的公眾工作就都完了。” 我對這位朋友一直怀著感激的心情；他現在還活著。我還沒有遇見過比他更純洁的人，無論是在南非還是在別的地方。我知道他是這樣一個人，當他發現他對人們的怀疑沒有根据的時候，便向他們認錯以表白自己。 我明白他對我所提的警告是對的。因為我雖然補償了巴德立的損失，我實在經受不起同樣的任何損失，也經受不起長年負債——這是我生平沒有做過，而且是終生所厭惡的。我認識到：即使一個人有進行改革的熱心，也不應當超過本人能力所及的范圍。我也明白，我這樣動用人家寄存的錢，實在違背了《梵歌》的主要教訓：但事耕耘不問收獲，才算是為人的美德，這次的錯誤成了我終生的一個警號。 這种供獻于素食祭壇上的犧牲，既不是有意的，也不是預料得到的。這是一种必要的美德。 由于我的生活日趨簡朴，我也越來越不喜歡吃藥了。我在杜爾班執業的時候，害過一陣衰弱和風濕性感染病。皮·捷·梅赫達醫師來看我，給我進行了治療，我就好了。從此以后一直到我回印度的時候，我不記得害過什么說得上的疾病。 不過我在約翰內斯堡的時候，卻常常鬧著便秘和頭痛的毛病。我有時吃一點瀉藥，飲食也加以節制，倒沒有什么。但是我說不上自己是健康的，而且常常納悶，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夠擺脫這种瀉藥的負擔。 正在這個時候，我從報上獲悉曼徹斯特成立了一個“不吃早餐協會”。該會倡導人的理論是說英國人吃東西的次數過密而且太多，說他們的醫藥費太重了，因為半夜里他們不要吃東西，還說他們至少應該不吃早餐，如果他們想改善這种情況的話。雖然這些事情不是對我而發的，我卻覺得對我來說，倒也有一部分道理。我每天三餐，下午還要吃茶點。我吃東西從來不知節制，我吃不加香料的素菜時，只要有好吃的總是盡量多吃。每天早晨我很少在六、七點鐘以前起床，因此我也認為，如果不吃早餐，我也許就不至于頭痛了。于是我便試驗起來了。頭几天的确相當難過，可是頭痛完全沒有了，這使我得出結論：我過去吃了遠遠超過自己所需要的分量。 然而這种改變并沒有使我脫离便秘的痛苦。我試驗了一下庫赫尼的坐浴療法，多少有點效果，但是并沒有完全治好。正在這個時候，那個開素食館的德國人，或者是旁的什么朋友——我不記得是誰了，給我一本賈斯特的著作《重歸自然》。我在這本書里讀到有關土療的方法。作者還提倡鮮果和干果，作為人類的天然食物。我沒有立刻就單吃水果，卻馬上開始試驗土療，而且得到了惊人的效果。辦法是：用冷水摻一些干淨的泥土舖在一塊細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我在睡覺的時候敷上，夜里或者早上醒來的時候便取掉。這個辦法很快就有成效。以后我用這辦法自療，并向朋友們推荐，從未令人感到遺憾。回到印度以后我一直沒有能夠以同樣的信心試驗過這個辦法。有一個原因是，我一直沒有時間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安頓下來以便進行這种實驗。然而我對于土療和水療的信仰實際上還是和從前一樣。直到今天，遇有必要的時候，我還以一定程度的土療法為自己治病，并且向同事們推荐。 我這一生雖然害過兩次大病，我還是相信人是不大需要藥物的。在1，000起病症中，有999起是可以用有規律的飲食、水療、土療和類似的家常辦法治好的。那些因為一小點病就跑去找醫生——不管是印度教的或者是伊斯蘭教的土醫，而且咽下了形形色色的草藥和礦物藥，不但是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且，由于自己已經成為肉体的奴隸，而不是它的主人，他便失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也就不再成為人了。 這些意見雖然是在病床上寫的，但是希望人們不要因此就看輕它們。我知道我為什么害病。我充分意識到我害這些病，應該由我自己負責，也正因為有這么一點自知之明，我才沒有失掉耐性。事實上，我應該為這些病感謝上帝，因為我從中取得了教訓，有效地抗拒了服用許多藥物的誘惑。我知道我的固執常常使醫生們厭倦，但是他們都客气地忍受了，并不放棄我。 不過，話又扯遠了。在我作更多的說明以前，我想給讀者一個警告。凡是讀了這一章而去購買賈斯特那本書的人，千万不要把里面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當作是福音書中的真理。寫文章的人往往只談到事物的一面，而每一件事情至少可以從七個方面來觀察，而且可能全都是正确的，但不一定在同時和在同樣的情況下都是正确的。況且很多書都是為了爭取買者和名利而寫的。所以，凡是讀過這一類書的人對于這些事情應該有所辨別，在根据書中的意見進行任何實驗以前，最好請教一些有經驗的人，要不然在按照書中所述采取行動以前就該耐心地玩味和消化書中所說的一切。 我恐怕這一章還得繼續談一談題外的話。我在進行土療法的試驗時，同時也在進行飲食的試驗，在這里談一下這個問題或許還不是不适當的，雖然以后也還有机會再談。 不過現在和以后，關于飲食問題，我都不打算細談，因為几年以前我就已經在《印度輿論》上用古遮拉特文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談論這個問題，后來還出版了單行本，英文叫做《健康指南》。在我所寫的几本小冊子當中，這是一本在東方和西方同樣最受歡迎的書，這是一件直到今天我都不甚了解的事情。這本書是為了《印度輿論》的讀者寫的。然而我知道這本小冊子在東方跟在西方一樣，對很多人的生活起了重大的影響，而這些人卻從來沒有看過《印度輿論》。因為他們是在通訊中和我討論這個問題的。因此似乎有必要在這里就這本小冊子談一談，雖然我并不識為書里的觀點需要修改，但是我在實踐中已經有了某些重大改變，這是那本書的讀者所不知道的，而這些，我想又是他們應該知道的。 象我的其他一切作品一樣，這本小冊子的寫成有著一种精神上的目的，而這种精神上的目的經常鼓舞著我的每一個行動；因此，當書中提出的一些理論我今天卻辦不到的時候，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确信一個人除了小時候吃媽媽的奶以外，根本不需要再喝奶。他的食物除了風吹日晒的果子和干果之外，不應當再有別的東西。他從葡萄和杏仁這一類果子就可以得到神經和身体組織所需要的足夠營養。一個人如果能以這种食物為生，性欲和其他情感的節制就容易了。印度有一句諺語說“吃什么，象什么”，我的同事和我都有親身的体會，覺得很有道理。 這些觀點在那本書里都詳細地談到了。 然而不幸，我在印度卻發現自己在實踐中不得不否定自己的一些理論。我在凱達從事募兵運動的時候，因為吃錯了一點東西，搞坏了身体，几乎喪命。我竭力試圖不喝牛奶來把一個坏了的机体重行建立起來，可是不行。我求助于我所知道的醫生，印度教的大夫和科學家，請他們推荐牛奶的代用品。有人建議喝豆湯，有人建議喝“茅赫羅”油，又有人建議喝杏仁露。我拚著命進行了這些食物的實驗，但是沒有一樣能叫我离開病榻。印度教大夫給我引述了查羅克１的許多詩文，說明宗教上關于飲食的顧慮，在治療學上是沒有位置的。所以他們無法幫助我維持生命，除非我喝牛奶。而那些毫不猶豫地介紹我喝牛肉茶和白蘭地酒的人又怎能幫助我堅持吃沒有牛奶的食物呢？ １查羅克（Charaka）是印度吠陀時代的一個醫學家，在夜柔吠陀中自成一派，為印度教醫學之宗——譯注。 因為我發過誓，我不能喝黃牛奶或水牛奶。自然，我發的誓是指不喝所有的奶，但是因為我在發誓時心目中指的是黃牛奶和水牛的奶，而且因為我還想活下去，我只好瞞著自己，從字面上強調我的誓言，決定喝牛奶，我在開始喝羊奶的時候，心里十分明白：我的誓言的精神遭到破坏了。 然而領導一次運動以反對勞萊特法案的想法占領著我，這就增加了我活下去的欲望。結果呢，我生平最重大的試驗之一就此完結了。 我知道有人爭論過靈魂和一個人的飲食無關的問題，因為靈魂本身既不吃，也不喝；說是問題不在于你從外面放進了什么東西，而在于你從內心所流露的是什么東西。這當中無疑地是有一些力量的。然而我不想檢查此中原委，我只要宣布一下我的堅定信念就心滿意足了：對于那些愿意生活于敬畏上帝的境界中、愿意面對面地看到上帝的人，節制飲食的數量和質量，是和節制思想与言論一樣的重要。 然而在我的理論宣告失敗的那些問題上，我不但要提出說明，而且還要發出嚴重警告要大家不要再加以運用。因此我向那些根据我的理論而不喝奶的人呼吁，請他們不必堅持這种實驗，除非他們發覺這樣做在各方面都有好處，或者是出于有經驗的醫生的勸告，就我的經驗來說，直到現在我還是認為：凡是消化不良和困于病榻的人，再沒有什么清淡和富有營養的東西可以同奶類比美的了。 如果有人在這方面有什么經驗，讀到這一章以后，愿意憑他的体驗而不是憑書本上的知識告訴我可以代替奶類、具有和奶類同樣的營養而容易消化的蔬菜，那我就將感激不盡了。 現在轉回來談一談亞洲人事務部吧。 約翰內斯堡已成為管理亞洲人的官員的据點了。根据我的觀察，這些官員不但沒有好好地保護印度人、中國人和其他的亞洲人，而且是在壓榨他們。每天都有人來向我作這樣的控訴：“有權利的人都得不到入城的許可，而那些沒有權利的人只要花100英鎊就可以進來了。如果你不出來主持公道，誰出來呢？”我也有這种感覺。如果我不能消除這种坏事，那我就等于白住在德蘭士瓦了。 于是我便開始搜集證据，一到我掌握相當多的材料，我便去找警察局長。看來他是一個公正的人。他不但沒有以冷遇待我，還很耐心地听我訴說，并且要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拿給他看。他親自找見證人談話，而且感到滿意，不過他和我一樣的清楚：在南非要找一個白种人陪審員來審判一個触犯有色人种的白种人，是有困難的。“然而”，他說道：“無論如何我們要試一試。因為怕陪審員為他們開脫就讓這些罪犯逍遙法外，是不應該的。我得把他們抓起來。我向你保證我會想盡辦法對付他們。” 我不需要這种保證。我怀疑一大批官員，不過因為我沒有無可辯駁的材料對付所有的人，拘捕令只針對兩個人，這兩人之有罪，我是絲毫不怀疑的。 我的行動從來不能保守秘密。很多人都知道我几乎天天跑去找警察局長。那兩個要受到拘捕的官員手下有几個多少還有點辦法的暗探，他們常常在我的事務所放哨，把我的行動報告給那兩個官員。然而我應當承認，這兩個官員太坏了，他們不可能有許多的暗探。要不是印度人和中國人幫助我，他們根本就不會被捕。 有一個人逃跑了。警察局長發了一張引渡的傳票，又把他抓回德蘭士瓦來。他們被審判了，雖然有充足的材料，而且陪審員也掌握了其中有一人逃跑的事實，但兩個人卻被宣判無罪開釋。 我的确十分失望。警察局長也很難過。這使我對于干律師工作發生了厭惡的心情。在我看來，一個极為英明的人竟然變成一個令人憎惡的人，因為他為了掩蓋罪惡竟可以舍棄本身的清白。 然而這兩個官員的罪惡是這么明顯，以致他們盡管被開釋了，政府卻無法收容他們。他們兩人都被革職，而亞洲人事務部也就比較干淨了，印度僑團多少有了一點保障。 這個事件抬高了我的聲譽，我的業務也就更多了。僑團每個月花掉的几百英鎊的冤枉錢，雖然不是全部，因此省下來了。完全不花這种錢也是辦不到的，因為貪污的人還在伺机干他們那套勾當。然而現在正直的人已經有可能保持他的正直了。 這些官員雖然這樣坏，我要說句良心話，我對他們并無私怨。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明白，而當他們有困難前來找我的時候，我也幫助他們。他們有机會受雇于約翰內斯堡市政廳，只要我不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們的一個朋友為這件事跑來找我，我答應不加阻撓，他們因此受雇了。 我所持的這种態度使同我所往來的那些官員心安理得，而我雖然常常同他們的衙門打交道并應用一些強烈的言詞，他們還是同我保持頗為友好的關系。當時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种品行是我的秉性的一部分。后來才知道這是非暴力抵抗運動一個必要的部分，而且是“非暴力”的一种屬性。 人和行為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件好的行為是應該引起贊許的，而一件不好的行為就應該受到譴責，而做出此种行為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總是因為他的行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惡其罪而非惡其人”雖然是一個很容易被理解的觀念，卻很少有人做到，這也就是為什么怨恨的毒汁遍布世界的原因。 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礎。我日益懂得，除非是以“非暴力”為基礎，這种追求往往是徒勞無功的。抗拒和攻擊一种制度是十分正當的，但是要抗拒和攻擊這种制度的創立人，那就等于抗拒和攻擊自己。因為我們都是被同一把刷子粉飾出來的人，都是同一個造物主的儿女，惟其如此，我們心中的神靈之力都是無窮無盡的。藐視一個普通的人也就是藐視那种神靈的力量，可見傷害的就不只那個人，同他一起被傷害的還有整個世界。 生活中各种各樣的事情使我同各階層的人有了密切的聯系，我同他們往來的經驗說明我對他們是一視同仁的，無論是親戚還是陌生人，是同胞還是洋人，是白种人還是有色人种，是印度教徒還是信奉其他宗教的印度人、如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或猶太人。我可以說我的心不會作這种區別。我不敢說這是我天性中的一种特殊美德，而并不是我作過某种努力的結果；至于象“阿希莫殺”（非暴力）、“婆羅摩恰立亞”（節欲）、“阿巴立格拉哈”（不占有）等等美德，我是全心全意不斷爭取其實現的。 我在杜爾班執行律師業務時，事務所的職員往往同我住在一起，其中有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或者按省份來說，有古遮拉特人和泰米爾人。我不記得我除了把他們當作自己人一樣看待以外，還怎樣待過他們。我把他們當自己家人一樣看待，如果我的妻子妨礙我這樣做，我就會同她吵架。有一個職員是基督教徒，他的父母屬于潘查摩种姓１。 １潘查摩（Panchama）在印度教社會中是從事鐵工勞動的，被認為是极不干淨的人——譯注。 我們住的屋子是按照西式的洋房建造的，房里沒有倒髒水的設備。因此每個房間都有一個夜壺。這些夜壺不是由佣人或掃地的人倒的，而是由我的妻子或我自己照管。那些已經同我們住熟了的職員當然會自己清洗這些東西，可是這個基督教徒是一個生客，我們有責任去整理他的寢室。我的妻子收拾了別人用的那些便壺，但是要她去清洗潘查摩人用的便壺，似乎就超越了她的限度了，于是我們就鬧開了。她不但不容許我干，自己也不愿意干。時至今日，我還記得她責罵我的情景，她的眼睛气得發紅，當她拿著夜壺走下樓梯眼淚順著她的兩頰流下來的景象。然而我是一個殘忍的仁慈丈夫，我自以為是她的教師，出于盲目的愛而折磨她。 我看她光是倒夜壺心里還不滿意，我要她心情愉快地干。于是我縱聲說道：“在我屋里我受不了這种無聊的樣子！” 這話象箭一樣的傷害了她。 她頂回來說：“你自己管家吧，讓我走。” 我火了，怜憫之情煙消云散了。我抓住她的手，把這個無助的女人拖到梯子對面的大門口，想去開門好把她推出去。眼淚象潮水一樣在她的臉上奔流，她嚷開了：“你不害臊嗎？你忘了你自己了嗎？我上哪儿去？我沒有父母親戚可以投靠。作為你的妻子，你以為我就應該叫你拳打腳踢嗎？看在老天爺分上，你自己檢點一些，把門關上吧，免得別人看見了不象話！” 我還是裝作不買賬的樣子，但是确實感到慚愧，就把大門關上了。要說我的妻子离不開我，其實我也少不了她。我們不曉得打過多少次架了，但是結果總是相安無事。作妻子的，因為具有無比的耐性，往往是最后的胜利者。 今天我多少可以用超然之情來敘述這件事情，因為這是屬于我曾經幸福地經歷過的那個時期的事情。我不再是一個盲目的、迷戀的丈夫了，不再是妻子的教師了。如果她愿意，嘉斯杜白今天還可以對我不客气，正如我從前常常對待她那樣。我們都是經過考驗的朋友，誰也不再把對方看作是發泄情欲的對象。當我害病的時候，她一直是個忠心的看護，她侍候我，沒有任何求報答的念頭。 我所說的這件事發生于1898年，當時我還沒有“節欲”的思想。那時我還以為妻子是丈夫的發泄情欲的對象，是生來听命于丈夫的，還不懂得她是一個助手、同志和分擔丈夫的歡樂与悲愁的人。 這种思想一直到1900年才發生劇烈的變化，到1906年才有了具体的形態，不過關于這一點我打算在适當的地方再談，這里只說一點就夠了：由于性欲的要求逐漸消逝了，我的家庭生活便變得越來越平靜、甜美和幸福了。 听我這樣說的人，可不要以為我們是一對理想的夫妻，或者以為我們兩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嘉斯杜白自己也許不知道她有什么与我不同的思想。時至今日我有許多做法大概還是她所不贊成的。我們從來沒有討論過這些事情，我看這种討論也沒有什么好處。因為她既未受過父母的教育，在我應當幫助她的時候，也沒有受到我的教導。然而她賦有一种非常高貴的品質，這种品質是大部分的印度教婦女多多少少都具有的。這就是：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覺或非自覺地，她總認為遵循我的步伐是應該的，在我致力于一种有節制的生活的時候，從未加以阻撓。所以我們之間在文化程度上雖然有很大差別，我還是一直感到我們的生活是美滿、幸福和進步的。 寫到這一章，我有必要向讀者說明這個故事是怎樣一周一周地逐步寫出來的。 當我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一個明确的計划，我沒有日記或文件可供寫作這個体驗的故事的基礎。我在寫作的時候，是隨著心神的運行而寫的。我不敢說定我一切的有意識的思想和行動都是按照神靈的指示而行的。然而檢查一下我這一生所采取的最重大的步驟，以及那些可以被視為最小的事情，要說都是遵照精靈的意志而行動，也不為過。 我沒有見過神，也不認識神。我之信奉上帝是出于本意，而且由于我的信仰是不可消除的，我把這种信仰視為一种經驗。然而，把信仰描寫成為經驗，可以說是等于竄改了真理。也許這樣說更加正确些：我實在找不出恰當的話來表明我對上帝的信仰的特性。 我為什么相信我寫這個故事是出于神的主意，現在也許比較容易理解了。當我開始寫前一章的時候，我用的是這一章的題目，但是我在寫作當中意識到在我敘述同歐洲人交往的經驗之前，我應該寫一點象緒言之類的東西。我這樣做了，題目也就改了。 現在，當我著手寫這一章的時候，我又遇到了一個新問題。關于我打算寫的那些英國朋友，哪些事情應該提，哪些可以略去，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把有關的事情漏掉了，真理就受到隱蔽。而什么是有關的事情，卻很難直截了當地作出決定，因為關于如何寫法才算适當，連我自己都還不很明白。 今天我更加清楚地懂得，很久以前我所讀過的說一切自傳都不宜當作歷史的這個意見，是有道理的。我知道在這個故事里，我就沒有把所有記得的東西都寫下來。為了真理，誰能說我究竟應該寫進多少、省漏多少呢？我在法庭上所提供的我生平某些事件的片面證据，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有好管閒事的人檢查一下我已寫成的几章，他也許會給這几章增些光輝；如果遇上一個挑剔的評論家，他甚至會把“我的許多矯揉做作的虛偽之處”全都掀出來，以炫耀他自己。 因此這几章是否還要寫下去，我倒有點猶豫了。但是只要沒有人禁止這种發自內心的聲音，我必須繼續寫下去。我必須遵循圣哲的名言：除非從道德上證明是錯誤，凡事既然開始了，就不應當半途而廢。 我寫自傳不是為了討取批評家的歡心，寫自傳本身就是對于真理的一种体驗。目的之一當然是給我的同事們提供一點安慰和回憶的材料。真的，我就是根据他們的愿望著手寫作的。要不是捷朗達斯和史華密·阿難德堅持他們的意見，這本書也許就寫不成了。所以假如我寫這本自傳是錯誤的，那他們也應當分擔責難。 現在還是談談題目以內的事情吧。正如有很多印度人同我住在一起，象我的家人一樣，我在杜爾班的時候，也有英國朋友同我住在一起。并不是所有同我住過的人都喜歡這樣，但是我堅持要留他們住。我并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聰明的，我也有一些痛苦的經驗，包括印度人和歐洲人。我并不為這些經驗感到遺憾。盡管我有過那些經驗，盡管我時常引起朋友們的不便和不安，我卻一直沒有改變我的行為，而朋友們也很客气地同我相處。當我同陌生人來往而朋友們感到不快時，我就毫不猶豫地責備朋友們。我認為信奉上帝的人要想在別人身上也看見体現在他們身上的同一個上帝，必須有足夠的超然之情去和別人共同生活。同別人一起生活的能力是可以培養的，不是回避這种交往的難得的机會，而是用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來歡迎這种交往，這樣才能使自己不受到有無机會的影響。 所以波耳戰爭爆發的時候，我的屋子雖然已經住滿了人，我還是接待了兩個來自約翰內斯堡的英國人。他們都是通神學者，其中有一位就是吉特慶先生，關于他以后我們還有机會多談一些。這些朋友們常常弄得我的妻子眼淚縱橫。不幸的是，因為我的緣故，她經受過很多這樣的考驗。英國朋友象家人一樣親密地同我住在一起，這還是第一次。我留學英國的時候雖然是住在英國人的家里，但是那時我是按照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多少有點象住在公寓里。現在情形頗為相反，這兩位英國朋友成為我們家里的人，他們在許多方面都采用了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屋里的設備雖然都是西式的，內部的生活可以說主要是印度化的。我記得把他們當作家人看待确有過一些困難，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在我家里做到完全象住在自己家里一樣，是不太為難的，這樣的交往在約翰內斯堡就比在杜爾班多得多了。 我在約翰內斯堡的時候，一度雇用過四人之多的印度職員，与其說他們是職員，倒不如說更象是我的儿子。然而即使這么多人，還不能滿足我的工作需要，譬如說打字吧，沒有它就不行，而我們當中，只有我一個人會打字。我教兩個職員，但他們一直不合要求，因為他們的英文太差。其后有一個職員我想訓練他當會計。我不能到納塔耳去找人，因為沒有入境證誰也不能到德蘭士瓦來，而就我個人的方便來說，我是不愿意去求負責發證的官員的。 我簡直是沒有辦法了。事情越堆越多，不管我怎樣勤奮，似乎很難把業務上的和公眾工作上的事務都應付過去。我很想延聘一個歐洲人來當職員，但是否有白种男女愿意給一個象我這樣的有色人种做事，我沒有把握。不過我決定試一試。我去找一個我所認識的打字机經紀人，請他幫我物色一個速記員。當時女速記員倒是有的，他答應給我找一個試試看。他遇到一個蘇格蘭女子，名叫狄克小姐，是剛剛從蘇格蘭來的。她并不反對自謀一种正當的生活，隨便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而且她需要工作。于是那個經紀人便叫她來見我。她當時就給我一個很好的印象。 “在印度人手下做事，你不嫌棄嗎？”我問她。 “我不在乎，”這是她堅定的答复。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 “十七鎊十先令是不是太多了？” “不多，如果你能做我所需要的工作。你什么時候可以來？” “現在也行，如果你愿意的話。” 我很高興，馬上口授信件讓她打字。 不久，她同我的關系，就象一個女儿或妹妹一樣，而不只是一個速記員。我對于她的工作，可以說找不到什么錯處，我常常叫她經管數達几千英鎊的巨款，還把賬目交給她管理。她得到我完全的信任，但是事情也許不單單是這樣，她甚至把自己內心的思想感情都告訴我。她把最后選定丈夫的事也拿來征求我的意見，我甚至還享有為她主婚的榮幸。狄克小姐成為麥克唐納夫人以后，便不得不离開我的事務所，但是就在婚后，當我工作上實在搞不過來了，只要找她幫忙，她無不應命而來。 然而現在我需要找一個固定的速記員來代替他的工作，幸而我又找到了另一個女子。她就是史麗新小姐，是卡倫巴赤先生介紹給我的。關于卡倫巴赤先生，我們以后還要談到。她現在是德蘭士瓦一個中學的教員。她到我這里來的時候，大約只有十七歲。她有一點古怪的脾气，有時卡倫巴赤先生和我都受不了。要說她是來當速記員，倒不如說她是來找經驗的。她稟性中缺乏那种對于有色人种的歧視。她對于年齡和經驗似乎都滿不在乎。甚至當面侮辱一個人，當面斥責人，她也毫不猶豫。她的粗暴常常陷我于困境，但是她的坦白率真的性情往往就把因此而引起的問題消除了。她打的信，我常常是不加核對就簽發了，因為我覺得她的英文比我的好，而且對她的忠誠有最充分的信任。 她富有犧牲精神，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她所得不過六英鎊，從來不肯接受一個月多于十英鎊的薪水。每逢我勸她多拿一些工資的時候，她總是怪我說：“我不是到這里來向你要薪水的。我來這里是因為我喜歡同你一起做事，我喜歡你的理想。” 有一次她向我支取四十英鎊，可是她一定要算是借款，而且去年把這筆錢全部清還了。她的勇气也和她的犧牲精神一樣大。我生平有幸遇見過几個這樣的婦女，其品格象水晶一般的瑩洁，其膽識可以使戰士失色；她便是其中的一個。她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她現在是怎樣一個人，我已不象從前那么清楚了，但是我同這位青年女子的接触，卻永遠是我的一個神圣的回憶。因此我如果不把我所了解的關于她的為人說出來，那就對不起真理了。 她白天黑夜為運動操勞。她在黑夜的時候，獨自一個人外出工作，若有人提議派人送她，她便生气地加以拒絕。成千上万的有膽量的印度人向她求教。在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那個期間，差不多所有的領導人都被抓進監牢里了，就虧她一個人領導這個運動。她經管著几千個人，處理無數的信件，手頭還要管《印度輿論》周刊，但是她永不倦怠。 關于史麗新小姐的這類事情，我可以寫個不完。不過我想引用戈克利對她的評价來結束這一章。戈克利認得我所有的同事。有很多人他是喜歡的，也常常夸獎他們。在所有的印度人和歐洲人的同事之中，他最推崇史麗新小姐。他說：“我很少遇見象史麗新小姐那樣勇于犧牲、為人純洁和無所恐懼的人。 在所有你的同事當中，在我看來她應當位居第一。” 在我繼續談到同其他的歐洲人的親密交往以前，我得先提兩三件重要的事情。不過，我同其中一個人的接触，應該在這里馬上談一談。狄克小姐的任命還不能滿足我的工作上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幫助，我在前几章提起過李琪先生，我同他很熟。他是一家商行的經理，他贊成我的建議，离開了那家商行到我這里來做事，因而大大地減輕了我的負擔。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馬丹吉特先生來找我，提議創辦《印度輿論》，征求我的意見。他已經開辦了一所印刷厂，我贊成他的建議。這個刊物就在1904年創刊了，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是第一任編輯，但是經營這個刊物的工作卻必須由我來擔負，事實上我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個刊物上了。這倒不是因為曼蘇克拉爾搞不了，他在印度辦過許多報刊，但是只要我在那里，他便不肯為那錯綜复雜的南非問題寫文章。他對于我的見解极其信任，因此便把社論一欄推給我擔任。這個刊物一直到今天還是一個周刊，開頭有古遮拉特文、印地文、泰米爾文和英文四种版本。不過我覺得泰米爾文和印地文版沒有什么實際意義，它們并沒有起應有的作用，因此我就把它們停了，免得給人一种欺詐的印象。 我原來并沒有想到我自己會在這個刊物上花什么錢，但是不久我就發現，如果沒有我的經濟上的接濟，繼續出版是有困難的。印度人和歐洲人全都明白，我雖然不是《印度輿論》的正式編輯，實際上，經營管理是由我負責的。如果還沒有創刊倒也不算什么，可是一旦已經出版，如果中途把它停下來，那就不但是一种損失，而且是一种恥辱。于是我不斷地給予資助，一直到后來我的存款差不多花光了，我記得有一個時候，我每個月要匯出75英鎊。 然而經過這几年以后，我覺得這個刊物對印度僑團是很有好處的。它從來就不是被當作一种商業性的事業。由于它一直是在我的管理之下，這個刊物的變遷就可以說明我自己生活的變遷。當年的《印度輿論》就象今天的《青年印度》和《新生活》一樣，都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反映。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我把我的心靈都灌注到這個刊物的篇幅上去，就我的理解所及，宣揚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原理和實踐。有它出版的十年之間，即到1914年，除了我在監牢中被迫休息曾有所間斷以外，几乎每一期的《印度輿論》都有我的文章。這些文章，就我所記得的，沒有一個字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沒有故意夸大，或專門討好的東西。誠然，這個刊物已成為我鍛煉自制的好園地，對于朋友們來說，即它是保持同我思想接触的一個媒介。 愛好吹毛求疵的批評家在里面也找不到什么可以非議的地方。事實上《印度輿論》的論調已迫使批評家們不得不抑制其筆鋒。如果沒有《印度輿論》，非暴力抵抗運動說不定就發動不起來。讀者希望從這個刊物得悉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可靠情況，也想從那里知道南非印度人的真實情況。對我來說，這是我研究人類天性的各方面的一种手段，因為我一直想要在編者和讀者之間建立一种親密而正當的關系。我經常沉浸在讀者許多真情流露的信件中。由于寫信人的性情不同，來信有的是親切的關怀，有的是嚴正的批評，也有的是痛詆。研究、消化和答复所有這些信件，對我是一种很好的教育。通過這些信件，我仿佛听見了僑團的聲音。它使我完全懂得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責任，也因為我通過這個刊物抓住了僑團，使未來的運動能夠見諸實行，而且具有那么尊嚴和無可抗拒的气概。 《印度輿論》出版的頭一個月內，我便認識到新聞事業的唯一目的應該是服務。新聞報紙是一种偉大的力量，但是正如奔放的狂流能把田廬和庄稼蕩然摧毀一樣，一支不加控制的筆也能起毀坏作用。如果控制是來自外界的，那比沒有控制更加有害。只有內在的監督，才能有益。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么世界上有多少報刊經得起這种考驗？然而誰能制止那些沒有用處的報刊呢？而且誰來當裁判？有用的和無用的必須象好的和坏的一樣并存，人們必須自己來選擇。 有一些對于我們的社會具有最大貢獻而被我們這些印度教徒認為“不可接触者”的階級，都被赶到遠遠的一個城鎮或鄉村去住，這种地方古遮拉特話叫做“德瓦度”（dhedvado），含有侮蔑之意。就是在基督教的歐洲，猶太人也曾一度被當作“不可接触者”，而划給他們住的地區也有一個討厭的名稱，叫做“隔度”（ghettoes）。同樣地，今天我們也成為南非的不可接触者了。為了我們的复興，安德祿和沙斯特立的魔棍曾經作過多大的犧牲，以后就會明白了。 古時候的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以別于其他一切民族，結果呢，弄得他們的后代遭受了一個奇异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報复。印度教徒差不多以同樣的情況自認為是雅利安人，即文明的人，而把自己的一部分同胞當作非雅利安人，即不可接触者，結果呢，不但在南非的印度教徒遭受一种奇异的、或者是不公平的天譴，就連穆斯林和波希人也受到同樣的歧視，因為他們同屬于一個國家，同他們的印度教弟兄有著同樣的膚色。 讀者現在多少可以明白這一章的題目是什么意思了吧。我們在南非得了一個臭名聲，叫做“苦力”。“苦力”這個字在印度是指挑夫或雇工說的，但是在南非，它有侮蔑的含義，就象我們所指的不可接触者的意思一樣，而划給“苦力”居住的地方便叫做“苦力區”。約翰內斯堡就有這樣一個地區，但是和別的地方的印度人之擁有租佃權的情況不同，在約翰內斯堡的這個地區內，印度人是以九十九年的期限租借的。在這個地區內，人口擁擠不堪，可是這個地區的面積并沒有隨著人口的增加而擴大。除了馬馬虎虎地打掃廁所以外，市政當局簡直沒有在這個地區做什么衛生工作，修筑道路和供應燈光的事情就更談不上了。市政當局對于居民的福利既然抱著這种漠不關心的態度，自然，難于指望它來關心這個地區的公共衛生。而沒有市政當局的幫助和監督，人們對市政衛生的規則也就不那么注意了。如果住在那里的人全都具有魯濱遜的精神，事情自然就不一樣了。然而我們并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過魯濱遜的移民區。一般說來，人們出國是為了尋求財富和貿易，但是去南非的印度人，大部分是無知的、貧苦的農民，他們需要給予一切關怀和保護。跟隨他們去的商人和受教育的印度人為數甚少。 市政當局這种罪惡的漠視和印度居民的無知，湊合起來就使得這個地區极不衛生。市政當局不但不改進這种情況，反而還以他們自己的疏忽所造成的肮髒作借口來取消這個地區，為了這個目的，他們從地方的立法當局那里取得驅逐居民的權力。這就是我在約翰內斯堡定居下來時的情況。 印度人既然在這個地區內擁有土地所有權，當然有權要求賠償。有一個特別法庭被委任來處理地產問題。如果租用人不打算接受市政當局所給予的賠償，他有權向這個法庭起訴，如果法庭宣判的款數超過市政當局提出的數額，市政當局就得承擔法庭所宣判的賠款。 大部分的住戶都請我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我不打算在這种案子里賺錢，所以我告訴他們，只要他們胜訴，不管法庭判決多少錢我都滿意，也不管結果怎樣，每一個案子我只收費10英鎊。我還告訴他們，我打算把所得的錢拿出一半來為窮人建立一所醫院或類似的机构。這一點，他們自然是全都高興的。 在大約70個案子當中，只有一個案子是敗訴的。所以律師費達到了一個相當大的數字。然而《印度輿論》經常需要錢，就我所記得，它拿去了1600英鎊。為了這些案子，我的工作很繁忙。當事人老是圍著我，他們原先大多是來自比哈爾及其鄰近地區，以及來自南印度的契約工人。為了解除他們特別的困苦，他們組成了自己的一個協會，和自由的印度商人分開。他們當中有一些人是沒有成見的，自由主義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品格。他們的領導人是蔡朗新先生，他是主席；還有巴德立先生，同主席一樣好。現在他們兩人全都去世了。他們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巴德立先生同我的往來很密切，在非暴力抵抗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通過這些和旁的一些朋友，我和來自南北印度的無數僑民有了親密的聯系。我已成為他們的兄弟，而不僅僅是法律顧問，我和他們共同承擔他們所有的公私悲愁和困苦。 這些印度人怎樣稱呼我，說起來是怪有趣的。阿布杜拉賽不愿叫我甘地。幸而也沒有哪個人污辱地叫我“薩希布”１。阿布杜拉賽用了一個很好的稱呼——“兄弟”。別的人跟著他一起喊，一直叫我“兄弟”，直到我离開南非。被那些當過契約工人的印度人稱為“兄弟”，心里頭是別有一番甜蜜滋味的。 １薩希布（saheb），烏爾都語，通常為穆斯林尊稱，含有老爺之意——譯注。 市政當局雖然收回了這個地區的所有權，卻沒有馬上叫印度人搬出去。要叫他們搬走，先得給他們找到一些合适的新的住宅區，但是這一點，市政當局一時辦不到，印度人因此只好還在這個“肮髒的”地區住下去，不同的是，他們的情況比以前更糟了。所有權既然失掉了，他們變成了市政當局的佃戶，結果呢，他們的環境比以前更髒了。當他們還是所有者的時候，他們多少還保持一點清洁，即使僅僅是因為害怕法律。市政當局卻不用害怕法律！住戶越來越多了，隨之而來的是肮髒和混亂。 印度人正在為這件事發愁的時候，忽然發生了一种黑熱病，也叫肺炎傳染病，比鼠疫還要可怕和厲害。 幸而發生這种傳染病的不是這個地區，而是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個金礦，這個礦區的工人大部分是黑人，他們的清洁衛生是由白种雇主負完全責任的。有一些印度工人也在做著和這個金礦有關的工作，其中有二十三人突然感染了這种病，一天晚上回到這個地區內他們的信所，而且病得很厲害。馬丹吉特先生當時正在為《印度輿論》征求訂戶，碰巧也在這個地區。他是一個大無畏的人，他看見這些害病的人，心里大為不安，就用鉛筆寫了這么一個條子給我：“黑熱病突然發生，請即來此及早設法，否即結果將不堪設想。請即來。” 馬丹吉特先生勇敢地打開一間空房的鎖，把所有的病人都安置進去。我騎自行車到那個地區，寫了一張條子給城里的書記官，通知他我們為什么占用了這間房子。 當時正在約翰內斯堡行醫的威廉·戈夫萊醫師，一听到這消息便赶來救護，作了病人的醫生兼護士。可是二十三個病人實在不是我們三個人應付得了的。 根据經驗，我有一种信念：只要我們的心地是純洁的，如果遇到災難，自然會有人和辦法來應付。當時我的事務所有四個印度職員：卡利安達斯，馬尼克拉爾，甘樊特萊·德賽先生，還有一位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卡利安達斯是他的父親托我照應的。我在南非很少碰見過象他那樣肯做事而又听話的人。幸而那時候他還沒有結婚，于是我便毫不猶豫地把不管有多大危險的事情交給他去辦。馬尼克拉爾是我從約翰內斯堡找來的。就我所記得，他也沒有結婚。所以我決定犧牲他們四個人——叫他們職員、同事、或者我的儿子都可以。卡利安達斯是用不著征求意見的，其他三人，我一問他們，他們全都答應了。 “你到哪里，我們也跟到哪里，”這就是他們簡短而甜蜜的回答。 李琪先生有一個大家庭。他也打算投入這個工作，但是被我阻止住了。我不忍心叫他冒險。所以他就在危險區外工作。 那是一個可怕的夜晚——警戒和守護之夜。從前我也曾看護過不少病人，但是從來沒有看護過黑熱病人。戈夫萊醫師的膽量真是有感染力。需要護理的事情并不多：給他們吃藥，侍候他們的需要，把他們的床收拾干淨整齊，安慰他們——這就是我們所需要做的一切。 這几個青年的不倦的工作熱忱和無所畏懼的精神，使我格外高興。象戈夫萊醫師那樣的勇敢和馬丹吉特先生那樣的有經驗，我們是容易理解的。而這些入世未深的青年人的精神确是不易理解！ 就我記憶所及，那一夜我們把所有的病人都集中在一起了。 然而整個事件，除了它的苦難之外，卻具有那么大的引人的興趣，而且對我來說，具有很大的宗教价值，因此我至少得花上兩章的篇幅來加以記述。 市書記官因為我們把病人集中在那個空房里并加以照料而向我表示謝意。他坦白承認市政委員會馬上想不出辦法來應付這樣一件緊急的事情，但答應盡力幫忙。市政當局既然覺悟到責無旁貸，便毫不遲延地采取了快速的措施。 第二天他們撥了一座空的倉庫給我使用，建議把病人移到那里，但市政當局不負清掃那座房子的責任。那座房子既凌亂又肮髒。我們自行打掃干淨，通過几個好心的印度人的幫忙找了几張床和其他的必需品，配搭成一個臨時醫院。市政當局派了一個護士來幫忙，她帶來了白蘭地酒和其他的醫院器械，戈夫萊醫師仍然總管一切。 這位護士是一個慈祥的婦人，她很樂意看護病人，不過我們很少讓她接近病人，免得她受到傳染。 我們按照指示經常給病人喝一點白蘭地酒。這位護士卻要我們象她那樣，也喝一點，以資預防，可是我們誰也沒有喝過。它對病人究竟有什么好處，我都怀疑。征得戈夫萊醫師的同意以后，我把三個不打算以白蘭地酒進行醫療的病人，分出來進行土療法，用濕土帶敷在他們的額頭上和胸口上。其中有兩個人治好了。其余的二十一人死于倉庫里。 這時市政當局正在忙于采取其他的措施。离約翰內斯堡七英里的地方有一所傳染病隔离醫院。那兩個被救活的病人被送到那所醫院附近的帳篷里，并准備把新來的病人也送到那里去。這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工作中抽出身來了。 過了几天，我們听說那個善良的護士也傳染上了，而且馬上就死了。那兩個病人究竟是怎樣被救活的，我們為什么沒有受到傳染，實在說不出來，但是這次的經驗增加了我對于土療法的信心，也增加了我對于把白蘭地酒當作藥物的功能的怀疑。我知道這种信心和怀疑并沒有什么牢靠的根据，但是我現在還有當時所得到的印象，因此覺得有必要在這里提一提。 這次傳染病發生的時候，我給報界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指責市政當局收回這個地區以后又不負責清洁衛生工作的罪過，應該對這次疫病的發生負責。這封信使我結識了亨利·波拉克先生；我和約瑟夫·杜克神甫結為朋友，部分原因也是由于這封信的作用。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常常到一家素食館里去吃飯。我在那里認識了阿爾伯特·韋斯特先生。我們常常每天晚上在這家飯館里碰頭，飯后一起出去散步。韋斯特先生是一所小印刷厂的股東。他在報上看見我那封關于發生疫症的信，在飯館里又找不到我，因而感覺不安。 同事們和我在傳染病發生以后，便減少了食量，因為我早就有了一种規矩，只要有傳染病流行，我就吃得很少。所以那几天我根本就不吃晚飯了。中飯也是在別的客人到達以前就吃完了。我同這家飯館的老板很熟，我已經通知他，因為我正忙于看護黑熱病的病人，我將竭力避免同朋友們接触。 韋斯特先生在飯館里有一兩天沒有找到我，有一天很早我正想出去散步的時候，他卻跑來敲我的門了。我一開門，他便說道：“我在飯館找不到你，很擔心你出了什么事，所以我決定這么早來看你，好在家里找到你。好了，我現在就听你吩咐吧。我准備幫忙照料病人。你知道我是光棍一條，無牽無挂的。” 我表示感激，并且不加思索地回答他說：“我不打算要你去做看護。如果一兩天內不增加新的病人，我們就可以自由了。不過卻有一件事。” “是的，什么事？” “你能不能到杜爾班去主持《印度輿論》的印刷工作？馬丹吉特先生多半得留在這里，杜爾班需要有個人照料，如果你能去，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我有一所印刷厂。大概我是可以去的，但是我可以等到晚上再給你最后的答复嗎？我們晚上散步的時候，可以談談這件事。” 我很高興，我們談了以后，他答應去。薪金多少他并沒有考慮過，因為他志不在此。但我們決定每月給他十英鎊，如果有利潤，也分一點紅利給他。第二天韋斯特先生便搭晚上的郵車到杜爾班去了，把他的債務委托給我代收。從那一天起直到我离開南非的海岸，他一直是我一個同快樂共患難的朋友。 韋斯特先生出身于盧特（英國林肯郡）的一個農家。他受過普通的學校教育，但是他在經驗的學校里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中，卻得到了不少學問。我一直覺得他是一個純洁、冷靜、敬神、愛人的英國人。 在以后几章中，我們還將更多地談到他和他的家庭。 雖然同事們和我都解除了照顧病人的責任，還有很多由黑熱病所引起的事情需要處理。 市政廳對于這個地區的疏忽，我在前面已經談過了。可是市政廳對于白种人市民的健康卻是非常關心的，為了保持他們的健康，市政廳本來已經花了很多錢，這時為了消滅黑熱病的傳染，花錢就象潑水一樣。我雖然責備了市政廳置印度人于不顧的罪過，卻不能不贊揚它對于白种市民的照應，并竭盡所能予以幫助。我記得如果我不給予合作，市政廳的工作會更加困難，那時它就會毫不猶豫地調用武裝力量來行其下策。 然而這一切全部避免了。市政當局對于印度人的行為是滿意的，將來防疫工作也就簡單得多了。我用盡一切力量動員印度人去幫助市政廳，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不記得有誰反對過我的主張。 印度人住的地區有人嚴密把守，沒有許可，誰也不得進去。同事們和我都有自由出入的通行證。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把整個地區的人都騰出來，在离開約翰內斯堡大約十三英里的平原上塔帳篷住三個星期，然后放火把這地區燒毀。要帶糧食和其他應用物品到帳篷里住，自然要費一些時候，在這當中，便不得不派人把守。 人們都很惊慌，但是我經常在那里，對他們倒是一种安慰。有很多窮苦的人常常把一點點節余埋藏地下，現在就得挖出來了。他們沒有銀行，他們也不曉得可以存儲銀行。我倒成了他們的銀行家了：錢象水流一樣地流入我的事務所。在這种危机當中，我當然不能因為自己的勞動收取任何費用。不過我倒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同我存款的那家銀行的經理很熟。我告訴他我要把這些錢存到他那里。別的銀行當然不希罕接受大量的銅幣和銀元，也有人擔心銀行職員會拒絕接受來自疫區的錢。然而這位經理卻給我一切方便。我們決定所有的錢在存入銀行以前必須消毒，就我所記得的，那一次差不多有六万英鎊存進銀行。我勸那些有能力的人在銀行里開固定戶，他們都同意了。結果，有些人也習慣于把銀存在銀行里了。 這個地區的居民由一列專車搬到約翰內斯堡附近的克里斯普魯伊特農場，由市政廳公費供給糧食。這個由帳篷构成的城市看起來就象一個兵營。不習慣于這种兵營生活的人對于這种安排自然是感到不安和惊异，但是他們并沒有感到什么特別不方便的地方。我天天騎自行車去看他們。他們定居下來不到二十四小時，便把所有的疾苦全忘了，開始快樂地生活起來了。每次我到那里，都看見他們有說有笑，歡歡喜喜。露天住上三個星期顯然增進了他們的健康。 就我所記得的，居民遷出以后的第二天，那個地區便被放火燒掉了。市政廳一點也不想從大火中救出任何物品。就在這個時候，為了同樣的理由，市政廳還把商場里所有的木料都燒光了，損失大約有一万英鎊。采取這個斷然的步驟，据說是因為有人在商場里發現了几只死老鼠。 市政廳這次花了很多錢，但是它成功地把疫病的進一步蔓延阻止住了，從而市內的居民重新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這一次的黑熱病加深了我對窮苦的印度人的影響，并且增加了我的業務和責任。我同歐洲人的一些新的交往變得很密切，這也大大地加重了我道義上的職責。 我在那家素食館里認識了波拉克先生，就象我在那里認識韋斯特先生一樣。一天晚上，有一個青年坐在离我不遠的一張桌子上，送了一張名片給我，說是愿意見見我。我請他到我桌子上來談談。 “我是《評論報》的副編輯，”他說道：“我看見你在報上發表的關于時疫的那封信，便很想見見你。我很高興果然有這么一個机會。” 波拉克先生的誠懇吸引了我。就在初次見面的那天晚上，我們彼此便都了解了。我們對于若干重要的生活問題，意見似乎都很接近。他喜歡簡朴的生活。他有一种知而行之的特點。 他在生活上進行的一些改變不但迅速，而且是劇烈的。 《印度輿論》的開支一天天大起來了。韋斯特先生辟頭的一個報告便令人震惊。他寫道：“我并不指望這個事業能產生象你所想象的利潤。我甚至擔心還要虧損。賬目是不清楚的。有大宗欠債應當追回來，但是誰也理不出一個頭緒來。這需要經過一番整理。不過你用不著為這一切惊慌。我一定盡力把這些事情弄得妥妥貼貼。有利潤也好，沒有利潤也好，反正我要留下來。” 韋斯特先生發現這件工作無利可圖的時候，本來很可以一走了之，而我也不會怪他。其實他還可以指責我，說我沒有确實的證据，便告訴他這個事業是有利可圖的。但是他始終沒有一句怨言。不過我有一种印象，韋斯特先生因為這件事便認為我是一個容易受人欺騙的人。我只是簡單地接受馬丹吉特先生的預算，并沒有加以檢查，便告訴韋斯特先生可望得到利潤。 現在我才明白，一個為公眾工作的人，不應該隨便發表連自己都沒有把握的意見。尤其是一個信奉真理的人更應該謹小慎微。讓人相信未經充分證實的事情是對真理的損害。我雖然懂得這一點，卻還不能完全克服自己容易受騙的習气，這是因為我渴望多做工作，而自己又干不了那么多的緣故；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實在令人難過。這种渴望多做工作的心情常常引起我的同事們的不安，雖然我自己倒不在意。 我一接到韋斯特先生的來信，便到納塔耳去了。我拿波拉克先生當心腹看待。他到車站來送行，留給我一本書在旅途中閱讀，他說他相信我會喜歡它的。這就是魯斯金的《給那后來的》。 我一開始讀這本書，便不忍把它放下。它把我吸引住了。從約翰內斯堡到杜爾班是二十四小時的旅程。火車是在晚上到達那里的。那天夜里我睡不著，我決心照著這本書的理想去改變我的生活。 這是我第一次閱讀魯斯金的著作。我在學校的時候，除了教科書，沒有讀過什么課外讀物，獻身于社會以后，讀書的時間很少。因此我談不上有多少書本上的知識。然而我相信由于這种外力的限制，我并沒有吃多大的虧。相反，正因為我讀書很少，倒使我可以徹底消化我所讀過的書。使我的生活立刻發生實實在在的變化的，就是這本《給那后來的》，后來我把它譯為古遮拉特文，定名為《万人之福》。 我相信我在魯斯金這部偉大的著作里發現了它反映著我自己的一些最深切的信念，這就是它所以能夠吸引我并在我的生活中引起變化的原因。一個詩人就在于他能夠把人們內心所蘊藏著的善良呼喚出來。詩人感人的力量不盡相同，因為每個人的造就有深淺之別。 我所了解的《給那后來的》的教訓有： 1．個人的好處包含在眾人的好處之中。 2．律師的工作同理發師的工作具有同樣的价值，因為依靠工作謀生是人們共有的權利。 3．勞動的生活，即种地的人和做手工的人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 第一點是我所知道的。第二點我只有模糊的認識。第三點我卻從來沒有想到過。《給那后來的》為我清楚地說明：第二點和第三點都包含在第一點里面了。天亮了，我也想通了，我准備把這些原則付諸實行。 我把這件事的經過全都告訴了韋斯特先生，《給那后來的》一書對我的影響也對他說了，我還建議把《印度輿論》搬到一個農場里去，在那里每一個人都要勞動，領取同樣的生活費，利用業余時間為這個刊物工作。韋斯特先生贊成這個意見，我們于是決定無論屬于什么人种膚色和國籍，每月一律支取三英鎊的生活費。 但是印刷厂里的十來個工人是不是都愿意搬到偏僻的農場去住，是不是都能夠以只維持生活為滿足，實在是一個問題。所以我們提議凡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都可以照舊領工資，希望他們也能逐漸成為這個新村的一分子。 我把這個計划給工人們談了。馬丹吉特先生認為我的建議是愚妄的，他說這會把他全力以赴的事業給糟蹋了，工人們也不會干，《印度輿論》只有停刊，印刷厂只好關門大吉。 印刷厂的工作人員當中有我的一個堂弟叫做恰干拉爾·甘地。我把這個計划告訴韋斯特先生的時候，也和他一起商量。他有妻子和儿女，但他從小就決心跟著我練習作事，對我有完全的信任。所以他沒有經過討論便贊成了我的計划，從此一直同我一起工作。机械工人戈溫達史華密也同意這個意見。其他的人沒有同意我們的計划，但都答應無論印刷厂搬到哪里，他們就跟到哪里。 我想我不過只用了兩天的功夫便同這些人把事情安排就緒。于是我立刻登廣告征求杜爾班附近靠火車站的一塊土地。有人以鳳凰區的一塊土地應征。韋斯特先生和我去看了一下，在一星期內便買下了二十英畝的一片土地。這里有一小股幽雅的泉水，還有几棵桔子和芒果樹。附近還有一片八十英畝的土地，有更多的果木樹，還有一所破舊的農舍。我們把這一片土地也買下來了，一共花了一千英鎊。 已故羅斯敦濟先生始終支持我搞這种事業，他很喜歡這個計划。他把一個大倉庫的舊波形鐵片和別的建筑材料給我使用，于是我們就動手搞起來了。有几個曾經在波耳戰爭中同我一起工作過的印度木匠和泥水匠，幫我蓋了一所印刷厂。這座75英尺長50英尺寬的建筑物，不到一個月就建成了。韋斯特先生和別的几個人冒著個人极大的危險，同木匠和泥水匠們住在一起。這地方當時是沒有人煙的，長了密密叢叢的雜草，隱伏著無數的蛇虫，住在那里顯然是有危險的。最初大家都住在帳篷里。我們大概在一個星期之內便把大部分的東西用牛車拉到那里去了。這地方离杜爾班有十四英里，离火車站有兩英里半。 只有一期的《印度輿論》是在外面由水銀印刷厂承印的。 現在我就致力于動員那些同我一起從印度到這里來碰運气而且正在從事各种生意的親戚朋友都到鳳凰村來。他們是想來發財致富的，所以要說服他們是有困難的；但是有一些人也同意了。在這些人當中，我只提一提摩干拉爾·甘地的名字。其他的人都回去做生意了。摩干拉爾·甘地永遠放棄了他的商業，同我一塊儿做事，由于他的才干、自我犧牲和虔誠，他在我進行道德實驗的最初一批同事當中是名列前茅的。若論他那無師自通的手藝，他的位置在他們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就這樣，鳳凰村便在1904年成立了，而《印度輿論》仍然在排除万難之中照常出版。 然而開始時所遇到的挫折、所進行的變革、所引起的希望和失望，一言難盡，需要另章敘述。 要從鳳凰村發出第一期的《印度輿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沒有采取兩件預防措施，第一期若不是出不成，也會延期出版的。我是不大愿意用一台發動机來推動那架印刷机的。村子里的農業都是用手工做的，所以我以為用人力印刷才能夠保持這里的气氛。但是因為這個想法几乎是不現實的，我們還是裝了一部用油的發動机。不過我曾向韋斯特先生提議，應作那部發動机万一不好使用的准備。因此他便預備了一個手搖的輪子。象報紙那樣大小的紙張在鳳凰村這么一個偏僻的地方是不合用的，因此就把它裁小了，以便必要的時候靠一部踏板机印刷。 開始的時候，每出版一期，我們全都要弄到深更半夜。不論老少，人人都得動手折紙。我們常常要弄到十點鐘到半夜才能完工。然而第一夜是令人不能忘怀的。版都拼好了，可是發動机卻不肯動彈。我們從杜爾班找來了一個工程師來安裝這部机器。他和韋斯特先生都想盡了辦法，但是机器還是不動。大家都著急了。最后韋斯特垂頭喪气地來找我，他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了。他說：“机器動不了，恐怕這張報紙不能按時出版了。” 我安慰他說：“如果是這樣，我們也沒有辦法。流淚是沒有用的。讓我們看看還能不能盡一點人力吧。手搖輪子試過了嗎？” “我們那里有人來搖呢？”他答道：“我們的人手不夠。那個輪子要四個人才搖得動，還要輪班，可是我們的人都已經累了。” 當時建筑工程還沒有完成，木匠還在那里。他們就睡在印刷厂的地板上。我指著他們說：“這些木匠用不上嗎？我們大概得干一個通宵，我想這個辦法還可以試試。” “我不敢叫醒這些木匠，而我們的人确實太累了。”韋斯特答道。 “好吧，我去交涉交涉看。”我說道。 “那么我們也許可以對付得了這件工作。”韋斯特答道。 我把木匠叫起來，請他們合作。他們并不需要勉強，他們說：“如果我們不能在緊急的時候幫你的忙，那我們還有什么用呢？你們去休息吧，我們來搖這輪子。對我們來說，這是輕便的工作。”我們自己的人當然也准備好了。 韋斯特非常高興，當我們工作起來的時候，他便唱起小調了。我同木匠一起工作，其他的人也輪流地干，就這樣，我們一直干到早上七點鐘。還有很多事情要干呢。因此我建議韋斯特去叫工程師起來看看能不能把机器發動起來，如果這次成功了，我們就可以按時出版了。 韋斯特把他叫醒了，他馬上到机器房里去。看啊！看啊！他一摸，机器便共冬共冬地響起來了，厂里所有的人都歡呼起來。“這是怎么回事呢，為什么昨夜我們費了那么多力气都沒有用，今天早上卻又這么容易開動，好象沒有出過岔子似的呢？”我不禁問道。 “很難說，”我不記得是韋斯特還是工程師說道：“机器有時候好象我們一樣，也需要休息休息。” 我看，這一次發動机的失敗對于我們大家都是一种考驗，而它在緊要關頭的時候卻又工作起來了，倒象是我們認真勞動的成果。 刊物按時發出去了，大家都很快樂。 這种開創時候的毅力，保證了報紙按時出版，并且在鳳凰村建立了一种自力更生的气氛。后來終于有一個時候，我們故意放棄机器的使用而單靠人力工作。我認為那些日子正是鳳凰村中最高的道德上升的時刻。 我雖然建立了鳳凰村，但我只在那里住過几次，為時很短，這是我一直引以為憾的。我原來的想法是要逐漸擺脫律師業務，到那里去住下來，用体力勞動來維持我的生活，以服務于鳳凰村為我的快樂。然而這個愿望并沒有實現。我憑經驗懂得，人們所訂的計划往往為上帝所推翻，但是如果尋求真理就是我們最后的目的，不管人們的計划受到了什么挫折，其結果不但不坏，而且往往比人們所預期的還好。鳳凰村意料不到的轉變和意外的事件當然沒有害處，雖然也很難說它是否比我們原來所設想的還要好。 為了使大家都能靠体力勞動來生活，我們把印刷厂周圍的土地按三英畝一段分開，我自己也分到了一段。在這些地段上，我們用波形鐵片蓋起房子，雖然我們本來不愿意這樣做。我們很想用小土磚和茅草蓋一些土草房子，象普通農民的那樣。然而不可能，因為那樣更花錢，而且也更費事，大家都是渴望著盡早安頓下來。 編輯還是曼蘇克拉爾·納扎先生。他并沒有接受這個新的移居計划，他還留在杜爾班的《印度輿論》分社經管這個刊物。我們雖然有雇用的排字工人，但是我們的想法是：讓村里的每一個人都學會排字；這是印刷作業中最輕便的一种，然而也是最麻煩的一种工序。因此凡是不懂得這种工作的，都學起來了。我自己卻一直沒有學好。摩干拉爾·甘地的成績最好。他以前雖然沒有做過印刷工作，現在卻成為一個排字專家，不但速度快，而且使我感到愛慕和惊奇的是，他很快便精通印刷工作的所有業務。我始終以為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能力。 我們還沒有安頓好，房子也沒有完全造好，可是我卻不得不离開新居到約翰內斯堡去。我不能再把那里的工作置于一旁不加過問了。 我回到約翰內斯堡以后，便把我所做的重大變革告訴波拉克先生。當他得悉他借給我的那一本書居然發生那樣的效果，他實在有無窮的快慰。他問道：“我可以參加你們的新体驗嗎？”我說：“當然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話，你可以加入那個村子。”他回答說：“只要你肯收留我，我就去。” 他的決心，我很佩服。他給他的上級一個通知，請求在一個月內解除他《評論報》的職務，到時候，他果然到了鳳凰村。他善于交際，不久便很得人心而成為那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他生性純朴，因此對鳳凰村的生活，不但不以為苦，而且習以為常，如魚得水。然而我不能把他留得太久。李琪先生決定到英國去念完他的法學課程，而我一個人實在擔負不了事務所的擔子，于是我便勸告波拉克到我的事務所來充當一個律師。我當時還以為我們兩人最后可以退休而住到鳳凰村去，然而這個想法一直沒有實現。波拉克有這么一种令人信賴的气質，他一旦信賴一個朋友，就會竭力贊同他而不同他爭論。他從鳳凰村寫了一封信給我，說他雖然喜愛那里的生活，也很快樂，并且希望發展那個村子，他還是打算离開那里到我的事務所來充當律師，如果我認為這樣做更能夠實現我們的理想。我衷心地歡迎這封信，波拉克便离開鳳凰村到約翰內斯堡來同我訂定合同。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位蘇格蘭通神學者，本來是在我指導下打算參加當地的法律考試的，在我請他效法波拉克之后，也到我的事務所來當合同文書了，他的名字叫做馬新泰先生。 可見，我雖然大肆渲染要盡快地實現鳳凰村的理想，卻似乎越來越陷入相反的急流里去，而且要不是上帝另有安排，我就會迷失在這個以簡單生活為名的羅网里而不可自拔。 過几章以后，我就可以描述我和我的理想是怎樣以一种人們所想象不到或預料不到的方法而得救的。 這時我已放棄在最近將來回印度的一切希望了。我原答應我的妻子于一年之內回國，一年過去了，回國的事還是遙遙無期，于是我便決定把她和孩子們都接來。 他們在開往南非的一只船上，我的第三個儿子蘭達斯在和船長玩耍的時候，把胳膊給摔斷了，船長關切地照料他，叫船上的醫生給他治療。船靠岸的時候，蘭達斯挂著一只手下船了。醫生囑咐我們說，一到家里就得找個合适的醫生給他治療。然而這時候正是我對于土療法极其信仰的時期。我甚至于還勸過那些對我這一套也有信仰的當事人去試一試土療和水療法。 那么我該怎樣對待蘭達斯呢？他才剛滿八歲。我問他是不是愿意讓我給他治病。他微笑地說他很愿意。他那樣的年紀，根本不可能判斷什么是對他最好的東西，但是他能清楚辨別土醫和正當的治療有什么不同。而且他也懂得我的家庭療法的習慣，具有把自己委托給我的足夠的信仰。我帶著恐懼和戰抖的心情解下他的繃帶，洗滌傷口，敷上干淨的細土，又把它包起來。就這樣天天換洗大概搞了一個月，傷口終于好了。我并沒有用繃帶包住他的手臂，而傷口复原的時間并不比船上的醫生所說的在正常治療的情況下所需要的時間長。 這一次和其他的几次試驗增加了我對這种家庭療法的信仰，而且現在對于這种辦法更加自信了。我把治療的范圍擴大了，試驗用土療、水療和絕食的辦法來治療外傷、發燒、消化不良、黃疸病和其他的病症，而且大部分是有效的。不過今天我已沒有象在南非時那樣的信心，而且經驗也說明這种試驗顯然是冒險的。 所以我在這里談論這些試驗，意思并不是要說明它們的成功。我對于任何試驗，都不敢說完全成功。甚至做醫務工作的人也不敢對他們的試驗作這种定論。我的目的只是在于表明，凡是愿意進行這种新奇實驗的人，必須先從自己開始。這會導致更快的發現真理，而上帝總是保護進行認真實驗的人。 開辟同歐洲人建立親密關系的實驗所冒的風險，和治病的實驗所冒的風險是一樣嚴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冒險的性質不一樣。不過在培植這种關系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這种危險。 我請波拉克來和我同住，我們開始象親兄弟一樣的生活在一起。波拉克有一個女朋友，訂婚已經好几年了，但是拖了很長時間不結婚。我有一种印象，波拉克想積蓄一些錢再結婚。他理解魯斯金的學說比我更透徹，但是他的西方環境妨礙他把魯斯金的學說立即付諸實行。不過我勸他說：“只要兩個人心心相印，就象你的情形那樣，僅僅因為經濟上的考慮就把婚姻延擱下來，是沒有什么道理的。如果貧窮是一种障礙，那么貧苦的人就永遠不能結婚了。而且現在你同我住在一起，并不發生家庭開支的問題。我看你還是盡快結婚好。”正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我從來不和波拉克在一個問題上討論兩次。他很欣賞我有說服力，馬上就這件事同他的女朋友通訊，她那時候還在英國。她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意見，不到几個月便到約翰內斯堡來了。婚禮本身沒有花什么錢，甚至連一套新衣也被認為是不必要的。他們用不著舉行什么宗教儀式。波拉克夫人生來就是一個基督教徒，而波拉克卻是一個猶太人。他們共同的宗教就是倫理的宗教。 我來順便提一下有關這次婚姻的一件有趣的事情。德蘭士瓦的歐洲人結婚注冊官不肯為黑人或有色人种的婚姻辦理登記手續。在這次的婚姻中，我做了他們的儐相。這倒不是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歐洲朋友做儐相，而是因為波拉克不愿意另找別人。所以我們三人一起到結婚登記處去辦手續。但是登記官怎么會相信由我充當儐相的新郎新娘竟然是一對白种人呢？他建議延期登記，以便進行調查。第二天是星期天，跟著便是新年元旦，是一個公共假日。憑這么一個站不住腳的借口來拖延一個庄嚴安排好的結婚日期，實在叫人不能容忍。我認識縣長，登記處是歸他管轄的，所以我便帶著這一對男女去找他。他听說有這回事就笑起來了，給我開了一個交給登記官的條子，結婚手續就這樣按時辦妥了。 直到現在，凡是同我們住在一起的歐洲人，都是我們先前多少有些了解的。可是現在有一個完全陌生的英國婦女進入這個家庭來了。我不記得我們和這對新婚夫婦有過什么不同意見的爭執，就算波拉克夫人和我的妻子有過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不過是一些正常的极為融洽的家庭里所發生的事情罷了。而且應該記住，我的家庭應當被認為基本上是一個不同种族的家庭，各种各樣脾气的人都可以隨便加入。當我們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會發現，不同种和同种之間的差別不過是一种假設罷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我想在這一章里，最好把韋斯特的婚事也一并慶祝了吧。我在這個時候，關于“節欲”的思想還沒有完全成熟，所以我總希望所有單身漢的朋友都能夠結婚。有一次韋斯特要到盧特去探望他的父母，我就勸他可能的話在那里結了婚回來。鳳凰村是一個共同的家庭，我們全都被認為已經變成農民了，我們不怕結婚及其通常的后果。韋斯特果然帶著韋斯特夫人回來了。她是來自萊斯特的一個美麗的姑娘，出身于萊斯特一家工厂的鞋工家庭。韋斯特夫人本人也在這個工厂里有過一些工作經驗。我說她美麗，是因為她內心的美立即吸引了我。真正的美總是包含在心靈的純洁之中的。同韋斯特先生一起來的還有他的丈母娘，這位年老的夫人現在還健在。她很勤勞，為人又輕快達觀，真是使我們望塵莫及。 我一方面勸這些歐洲朋友結婚，同時還鼓勵印度朋友們把他們的家眷都接來。鳳凰村就這樣發展成為一個小小的村庄，有半打家屬來到這里定居下來了，而且開始繁殖起來。 上面已經談到，家庭開支雖然很大，我們在杜爾班時即已開始有了儉朴的傾向。但是根据魯斯金的教訓，我們在約翰內斯堡的住家受到了更加嚴格的檢查。 凡是一個律師的家庭所能夠達到的檢朴，我都實行了。沒有一定數量的家具是不行的。內心的改變比外在的改變要大一些。個人從事一切体力勞動的興趣增加了。因此我也開始根据這种紀律來教育我的孩子。 為了不買現成的面包，我們開始按照庫赫尼的食譜自制不發酵的黑面包。普通的細面粉做起來并不好，我們以為用手磨的面粉一定要更加簡單、營養而又經濟。所以我便花了七英鎊買了一個手磨，這個手磨的鐵輪子一個人推起來可很吃力，兩個人就很輕便了。波拉克和我，還有孩子們就常常磨面粉。我的妻子有時候也幫一手，雖然磨面的時候，往往就是她在廚房里忙于做飯的時刻。波拉克夫人來了以后，也參加了這個工作。磨面是孩子們一种很有益的運動。我們從來不強加給他們做這种或其他工作，他們來幫一幫忙完全是為了消磨時間，一旦累了，隨時可以跑開。然而這些孩子們，其中有几個我以后還要有所介紹，從來沒有耽誤過事情。當然這并不是說沒有落后的人，但是大部分都干得很起勁。我記得當時很少有不愿意工作或借口疲勞而逃避工作的。 我們雇了一個佣人照顧房子。他象家人一樣的同我們住在一起，孩子們也常常幫助他工作。市政廳的清道夫負責傾倒糞便，但是廁所是由我們自己打掃的，從來不叫佣人、或指望佣人去打掃。這對孩子們是一种很好的鍛煉。結果我的孩子沒有一個看不起清道夫的工作，對一般清洁衛生自然是比較注意的。我們住在約翰內斯堡的時候，家里很少有人害病，偶而有之，也總是由孩子們自愿擔任看護。我并不是說我對他們的文字教育漠不關心，不過我絲毫也不猶豫犧牲這种教育。所以我的孩子們多少有些理由埋怨我。事實上他們有時也不隱藏這种不滿，而我多少也得承認有缺點。給他們文字教育的愿望是有的，我甚至于想親自給他們上課，但是總有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耽誤下來。由于我沒有為他們安排家庭教師，我每天都帶著他們徒步往來于事務所——大概要走五英里路的樣子。這給他們和我很好的運動。如果沒有別的什么牽挂，我便利用路上談話的机會對他們進行教育。除了大儿子哈里拉爾住在印度之外，我所有的孩子在約翰內斯堡的時候都是用這個辦法帶大的。只要我天天至少抽出一小時對他們進行嚴格而有規律的文字教育，我想一定會給他們一种理想的教育。然而我并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文字訓練，這一直是他們和我同感遺憾的事情。大儿子常常私下對我表示不滿，有時甚至在報上公開表示；其他几個則認為這是一种無可避免的失敗而對我慷慨地加以寬恕。我倒不是為這件事感到悲痛，但是多少有點遺憾的，是自己并沒有成為理想的父親。但是我認為他們的文字教育是由于我真誠地、也許是錯誤地相信是為僑團的服務而犧牲的。我非常清楚為了形成他們的品格，我并沒有忽略一切必要的教育。我相信适當地提供這方面的教育，是做父母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我雖然作了這些努力，但是每當我的儿子發現有什么欠缺的時候，我确信，他們所反映的并不是由于我對他們的照顧不周，而是由于他們的父母雙方的缺點。 孩子們不但繼承父母的肉体上的特征，而且還繼承他們的气質。環境固然很重要，但是小孩子開始生活的原始本錢卻是從祖先那里繼承而來的。我也看見過許多孩子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遺傳的影響，那是由于他們所繼承的是純洁的靈魂。 波拉克和我常常因為應當不應當給孩子們英文教育的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我一直認為作為印度人如果從小就訓練他們的孩子用英語思想和談話，那就等于背叛了他們的孩子和國家。他們剝奪了孩子繼承本民族精神遺產和社會遺產的權利，致使他們無力為國家服務。出于這些想法，我便決定日常都用古遮拉特話同孩子們交談。波拉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我是在糟蹋他們的前途。他始終認定，如果孩子們從小就學象英文這樣一种普遍通用的語文，他們將來在生活的競爭中就會比別人占到很多便宜。他這种見解并沒有說服我。現在我已不記得是我的正确態度說服了他呢，還是因為我太頑固而使他作罷。這件事大概發生在二十年以前，而我的信念卻隨著經驗而加深了。我的几個儿子雖然因為缺少充分的文字教育而吃虧，他們自然而然地獲得的本族語言的知識對于自己和國家卻有好處，因為這樣他們就不至于象外國人那樣感覺陌生了。他們很自然地會了兩國語文，用英文講話和寫作對他們來說，是輕而易舉的，因為日常同廣大的英國朋友有所往來，而且他們住在一個主要是講英語的國家里。 我雖然自以為已經在約翰內斯堡定居下來了，我卻沒有過過定居的生活。我剛剛感覺自己可以安安靜靜地喘一口气了，卻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報紙上發表了朱魯人在納塔耳“叛亂”的消息。我對于朱魯人沒有冤仇，他們沒有傷害過印度人。我對于“叛亂”本身是有怀疑的。但是那時我相信不列顛帝國是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一种真誠的忠心甚至不讓我對帝國有惡意的想法。因此這次“叛亂”的是非似乎不致影響我的決定。納塔耳有一個自衛義勇隊，它還在招募新人。報上說這支隊伍已被動員去平息“叛亂”。 因為我和納塔耳有密切的關系，我把自己當作是納塔耳的一個公民。我于是寫了一封信給省督，表示如有必要，我准備成立一個印度救護隊。他立即回信接受這個獻議。 我沒有料到他這么快就接受了這個意見。幸虧我在沒有寫信以前，就把一切必要的安排都准備停當了。我早就決定，如果我的建議被接受，我就把約翰內斯堡的家拆散，波拉克打算住一個較小的房子，而我的妻子則到鳳凰村去安頓下來。這個決定她是完全贊同的。我不記得象這樣的事情，她有哪一次曾妨礙過我的意圖。所以省督的回信一來，我便給房東一個正常的通知，要求一個月內退租，有些東西送到鳳凰村，還有一些東西留給波拉克。 然后我便到杜爾班去征求隊員。我們不需要大隊人馬，一共只有二十四人，除我以外，還有四個古遮拉特人，其余的都是南印度滿期的契約工人，只有一個是自由的巴丹人１。 １巴丹人（pathan）是印巴分治以前毗鄰阿富汗的部落民族，事實上是阿富汗的一個民族——譯注。 為了給我一個職位和便于工作，而且也根据當時的習慣，醫務長給了我一個上士的臨時軍銜，并由我遴選三個中士和一個下士。我們還從政府方面領到了制服。我們的救護隊積极工作了差不多六個星期。我一到“叛亂”地點，便曉得那里實在沒有什么可以稱為“叛亂”的事情，也看不見有什么抵抗。這一場騷動之所以過甚其詞地被稱為叛亂，是因為有一個朱魯首領勸人不要繳納一种向朱魯人征收的新稅，而且殺害了一個前往收稅的軍士。總之我是同情朱魯人的，因此到了司令部以后，听說我們主要的工作是看護受傷的朱魯人，心里便高興了。主任醫官出來歡迎我們。他說白种人不愿意為受傷的朱魯人當看護，因此他們的傷口便潰爛起來，使他束手無策。他以為那些無辜的人，得到我們的看護，真是如天之福，所以他便把繃帶和消毒藥水等全都交給我們，把我們帶到臨時醫院去。朱魯人看見我們很高興。那些白种人士兵常常站在欄杆那邊望著我們，想叫我們不替朱魯人包扎傷口。因為我們不理會他們，他們便激怒起來，破口辱罵朱魯人。 后來我逐漸和這些士兵接近，他們也就不再干預了。在這些士兵的指揮官之中，有史巴克斯上校和威禮上校，他們在1896年的時候曾經激烈地反對過我。他們對我的態度感到惊訝，特別來看我并向我道謝。他們把我介紹給馬賡志將軍。讀者千万別誤會他們是職業軍人。威禮上校是杜爾班一個有名的律師。史巴克斯上校是杜爾班一個有名的屠宰店的老板。馬賡志將軍則是納塔耳一個知名的農場主。這几位紳士都是志愿軍，因此得到軍事訓練和經驗。 我們所照料的受傷者并不是在戰場上受傷的。有一部分人是被當作嫌疑犯抓過來的。這位將軍判決他們鞭笞，所以他們便受了重傷。這些人的傷口因為沒有人照料，便潰爛起來。其他的都是一些友善的朱魯人，他們雖然領到一种證章以示區別于“敵人”，但士兵們還是弄錯了，開槍打傷了他們。 除了這一項工作以外，我還要給白种人士兵配藥，并分發給他們。這對我來說倒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因為我早先在布斯醫師的小醫院里受過一年的訓練。這一項工作使我同許多歐洲人有密切的接触。 我們附屬于一支快速隊伍。這支隊伍所得到的命令是：哪里有危險，便開到哪里去。它大部分是由騎兵組成的。我們的營地一移動，我們便得抬著擔架徒步隨軍而行。有兩三次我們一天要赶四十英里的路程。但我們無論到哪里去，我總是感謝上帝，使我們有很好的工作去做。那些友善而誤傷的朱魯人，我們要用擔架抬著行軍，并照料他們，給他們當看護。 這次朱魯人的“叛亂”充滿了新的經驗，給了我很多進行思考的食糧。波耳戰爭不象這次“叛亂”這樣生動地使我感到戰爭的恐怖。這不是戰爭而是一种對人的狩獵。這不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我同很多英國人談過，他們也有同樣的看法。每天早上听見士兵們的來福槍聲象鞭炮般在無辜的村庄中亂打，要置身其間，确是一种考驗。然而這一口苦酒我是咽下了，特別因為我這個救護隊的工作只是給受傷的朱魯人當看護。我知道如果沒有我們，朱魯人便沒有人照顧，因此我的良心倒得到安慰。 然而除此以外，還有很多別的事情叫人不得不加以思考。這是個人煙稀少的地方，几個簡單的所謂“未開化的”朱魯人的村落散處在遙遠的山岭和夾谷之間；通過這种森嚴寂靜的境地，不管身邊是否帶著受傷的人，常常使我陷于深沉的思想中。 我想到“節欲”及其蘊含的意義，而我的信念便根深蒂固起來。我跟同事們討論這個問題。我當時還沒有認識到它是自我實現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我卻清楚地懂得，凡是想以全副身心為人類服務的人，就少不了它。我覺得我將來從事這种服務的机會一定更多，如果我還是縱情家室之樂和養儿育女，我對工作便不能胜任愉快。 總之，我不能同時享受靈与肉的生活。就以當前的情況來說，假如我的妻子正在怀孕，我就不能讓自己冒這樣的風險。如果不遵循“節欲”的生活，為家庭服務和為社會服務便不能沒有沖突。如果過著“節欲”的生活，那么兩者就能完全獲得一致了。 這么一想，我便有些急于想立下最后的誓言。這個決心給我一定的鼓舞。同時想象力也得到了施展的机會，使我看見前途有無限的服務的遠景。 正當我這樣從事緊張的体力和腦力工作時，有消息說鎮壓“叛亂”的工作差不多快完了，我們不久就可以解散了。過了一兩天，我們果然解散了，不到几天工夫，我們全都回到了家里。 不久我接到了省督的一封信，特別為救護隊的工作表示感謝。 我一回到鳳凰村，便迫不及待地同恰干拉爾、摩干拉爾、韋斯特和其他几位討論“節欲”問題。他們贊成我的意見，并且認為立誓是必要的，但他們也提出了困難。其中有几個人勇敢地實行了，据我所知，有的已經成功了。 我自己也縱身跳到里邊去——立下終身實行“節欲”的誓言。我必須承認我當時還不曉得這件事的關系那么重大。時至今日我還依稀記得當時所遇到的許多困難。這個誓言的重要性是逐漸明确起來的。我認為，不實行“節欲”的生活，是枯燥無味的，和禽獸一樣。野獸生性不知自制；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他有自制的能力。從前我認為宗教經籍中對于“節欲”的贊美是太夸張了，現在一天天看得更清楚了，覺得那些贊美是絕對正當而且是根据經驗的。 我知道“節欲”雖然充滿著奇异的力量，卻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是一件只限于肉体方面的事。“節欲”始于肉体的自制，但不止于此。到了完善的境地，它甚至不許有不純的思想。一個真正的“節欲者”，甚至口腹之欲也不敢放縱。一個人在達到這种境地以前，必須作更多更大的努力。 對我來說，就是實行肉体上的“節欲”也是充滿著困難的。今天我可以說我已經有了相當的把握，但我還沒有達到思想上的完全的自主，而這一點是极為重要的。這倒不是因為我的意志薄弱或不夠努力，但是那些不正當的思想究竟從何而來，向我作突然的襲擊，卻仍然是我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我相信人們是掌握著鎖閉不正當思想的鑰匙的，但這一把鑰匙要每一個人自己去找。圣者和賢哲雖然給我們留下了丰富的經驗，但他們并未給我們留下普遍适用的單方。因為完美無誤只能來自上帝的恩惠，所以追求上帝的人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經典如《羅摩衍那》等，都以吉祥和純洁著稱。我們如不能無限制地依賴上帝的恩典，完全控制思想是不可能的。這是每一本宗教典籍都有的教訓，我在追求完美的“節欲”的時候，每一分鐘都感覺到這個教訓的真實。 不過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進行的斗爭的歷史，以后几章還要談到。我想說明我怎樣完成這個目的來結束這一章。最初由于一時的熱情，我覺得做起來倒很容易。我的頭一個辦法是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和妻子分床，或者和她分室。 可見我從1900年就隨意實行的“節欲”，直到1906年六七月間才以誓言鞏固下來。 這時候在約翰內斯堡所發生的事情，都好象在使我這种自洁的功夫成為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初步工作。我現在知道在我的生活中，所有因為“節欲”的誓約而達到极頂的重要事件，都在暗地里替這個運動作著准備。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原則，是在這個運動的名稱還沒有發明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實在說，當這名稱誕生的時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古遮拉特文中，我也用過英文的“消极抵抗”這几個字來描述它。有一次我在歐洲人的一個集會上發覺“消极抵抗”這個詞句的含義太狹隘了，我還發覺它被當作是弱者的武器，其特點是仇恨，最后不可以成為暴力。因此我不得不反對這些解釋，而說明印度人這個運動的真正性質。顯然，印度人必須創造一個新字來表示這個斗爭。 我絞盡了腦汁，還是找不出一個恰當的名稱來，因此我便在《印度輿論》上懸賞征求讀者的高明意見。結果摩干拉爾·甘地提供了“薩達格拉哈”（“薩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實力）這個字得了獎。但是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這個字改為“薩提亞格拉哈”，從此便成為古遮拉特文中表明這個斗爭的通稱。 這個斗爭的歷史，實際上是我在南非生活的歷史，特別是我在那里体驗真理的歷史。我在耶羅佛達獄中寫了這部歷史的一大部分，出獄以后才全部寫完。它最先發表于《新生活》，后來才印成單行本。華爾濟·戈溫吉·德賽先生曾為《思潮》譯成英文，不過我現在正在安排盡早出版一部英譯本，以便人們易于熟悉我在南非的最重要的實驗。對于那些還沒有讀過我那部《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的人，我愿意介紹他們讀一讀。這里我不想重复那本書的內容大意，但是以下几章我要談一談該書所沒有談到的我在南非的几件個人遭遇。這以后，我將立即給讀者提供一些我在印度体驗真理的情況。因此想要按照嚴格的編年史体裁來看待這些体驗的讀者，現在就可以好好地抓住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歷史了。 我急于要在思想和言行上實行“節欲”，我也同樣熱望于把大部分的時間貢獻給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斗爭，并以培養純洁的气質來使自己适應這种做法。因此就飲食問題來說，我又作了更多的改變以便對自己加以更大的節制。從前的一些改變，動机大多數是出于議究衛生，可是這一回新的實驗卻是著眼于宗教觀點。 現在絕食和節制飲食在我的生活中起了更大的作用。一般說來，一個人的情欲是和食欲形影相隨的。我的情形就是這樣。為了控制情欲和食欲，我遇到過不少困難，就是現在我還不敢說我已經完全把它們克服了。我自以為是一個能吃能喝的人。在那种情況下，朋友們認為我應該克制的東西，我卻沒有感覺到。如果我的克制能力達不到現有的程度，我就降低到讓野獸還不如的地步，自己也就老早完蛋了。然而，正是因為我認識到自己的缺點，我才能以更大的努力克服它們，正是由于這些努力，這些年來我才能夠振作起來工作。 因為意識到自己的缺點，而且意外地和气味相投的人交上了朋友，我開始純粹以水果充饑，或者是在”葉卡達希”日絕食，“建摩斯達密”１和其他類似的節日也絕食。 １建摩斯達密（Janmashtami），這是印度教神話中黑天的生日，在七、八月間的下半月，虔誠的印度教徒到了這一天便絕食紀念——譯注。 開始的時候，我吃的是水果，但是從節制的觀點來說，水果和谷物實在沒有什么差別。我發現如果以同樣的嗜好對待這兩种食物，只要習慣了，可能還吃得更凶。因此對于絕食以及在節日一天只吃一頓的做法，我就更加看重了。而且只要遇上忏悔之類的場合，我總是樂于利用它來進行絕食。 然而我還明白，由于現在身体更加枯竭了，食物有了更好的滋味，而胃口也更大了。我知道絕食可以作為放縱的一种強有力的武器，如同它可以作為節制的一种強有力的武器一樣。以后我自己和別人的許多經驗都可以為這個奇异的事實提供證明。我要改善和鍛煉身体，但是因為我現在主要的目的是要達到節制和征服我的口欲，我先是挑選一种食物，然后再挑選別的，同時則限制食量。但是我的胃口還是象從前一樣旺盛。當我不吃某一种東西而改吃另一种東西的時候，這后一种東西往往比前者更加鮮美和好吃。 我在進行這些實驗的時候，都有一些同伴，其中主要的是赫曼·卡倫巴赤。關于這位朋友，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一書中已經談過了，這里我不想重复。無論是在絕食或改變飲食的時候，卡倫巴赤先生總是同我一起進行的。非暴力抵抗運動達到高潮時，我同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我們商量變換食物，從新的食物中比從舊的食物中找到了更大的樂趣。當時談論這些事情是興味盎然的，我一點也不覺得不恰當。然而經驗教導了我，講究口味是錯誤的。吃東西并不是為了滿足口味，而是為了保持体力。當每一种感覺器官都在為身体效力而且通過身体支持著靈魂的時候，食物的特殊滋味沒有了，這時食物才是以大自然期望于它的方法開始發揮其作用。 為了達到這种同大自然相和諧的境地，實驗多少次都不嫌多，任何犧牲也不嫌大。然而不幸的是，現在的潮流卻在強烈地朝相反的方向奔流。為了粉飾行將消滅的肉体，為了力圖把其生存的時間延長片刻，我們并不以犧牲無數人的生命為恥，其結果是我們毀滅了自己，肉体和靈魂同歸于盡。為了治療一种舊病，我們引起了成百种新的疾病；為了享受聲色之娛，我們終于連享受快樂的能力都喪失殆盡了。所有這一切都是從我們眼前掠過的事實，但是再沒有比那些視而不見的人更盲目了。 這樣把目的和意圖交代清楚以后，現在我要較為詳細地談一談飲食方法的体驗了。 我的妻子生平有三次因為重病而瀕于死亡。她的病是用家常藥品治好的。她害頭一場大病的時候，非暴力抵抗運動正在進行，或即將開始。她患痔瘡。有一次醫藥界的朋友主張動手術，她有些猶豫，后來還是同意了。她的身体极為衰弱，所以動手術的時候沒有實行麻醉。手術經過良好，但她經受了很大的痛苦。然而她還是以非凡的勇敢支撐過來了。醫生和他的妻子以全副精神來看護她。這是發生在杜爾班的事情。醫生讓我到約翰內斯堡去，囑我不必為病人擔憂。 几天以后，我接到一封信說，嘉斯杜白病況惡化，身体過弱，甚至不能坐起來，而且一度不省人事。醫生知道如果沒有我的同意，他不能給她喝酒吃肉。于是他挂了一次長途電話到約翰內斯堡我我，請我允許他給她牛肉茶喝。我答复他說我不同意，但是如果她的病況允許她表達自己的意見，他可以同她商量，她愿意怎樣做都可以。“可是，”醫生說道：“我不能為這件事征求病人的意見。還是請你自己回來一趟吧。如果你不讓我按需要規定病人的飲食，我就不能對你的夫人的生命負責了。” 我當天搭上火車回杜爾班，見到了那位醫生，他安靜地告訴我這個消息：“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已經給甘地夫人喝上牛肉茶了。” “大夫，這可是一种欺詐了。”我說道。 “給病人開藥方和規定飲食，談不上什么欺詐不欺詐。事實上我們做醫生的，為了救活病人，即使哄騙病人或隱瞞他們的親戚，也當作是一种美德。”醫生以堅定的口吻說道。 我很痛心，但還強作鎮靜。這位醫生是個好人，也是我們個人的朋友。他和他的妻子使我感激不盡，然而我并不打算容忍他那醫學上的道德。 “大夫，告訴我你現在打算怎么辦吧。我決不讓我妻子吃肉，即使她會因此致命。當然，如果她自己愿意吃，我也沒有話說。” “你的哲學是你自己的事。但是我告訴你，只要你的夫人在我的治療之下，我便有權按我的意見給她任何東西吃。如果你不喜歡這樣做，很對不起，我不得不請你把她送到別的地方去。我不忍心看著她在我的屋里死去。”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馬上把她帶走嗎？” “我什么時候說要你把她帶走？我只是叫你給我完全的自由。如果你可以這樣辦，我的妻子和我將為她竭盡所能，而你也可以离開這里，不必有絲毫牽挂。但是如果你不明白這一點簡單的道理，那便等于強迫我叫你把她從我這里帶走。”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儿子跟著我。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說他母親不應當喝牛肉茶。接著，我便和嘉斯杜白本人商量。她身体實在太弱了，不應當和她商量這樣事情。但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我把醫生和我的談話告訴她，她給了我一個堅決的回答：“我不喝牛肉茶。在這個世界上，生為人類是一件難得的事情，我宁肯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叫我的身体被這种可憎的東西玷污。” 我懇求她說，她不一定要听從我的說。我給她列舉了一些例子，說明有些印度教朋友有時也拿肉和酒當藥吃喝而并無禁忌。可是她非常堅執，她說：“不，請你馬上把我帶走。” 我心里很高興。不過，我決定把她帶走時，內心卻也不是毫無激動。我把她的決心告訴醫生。醫生气得叫起來：“你是個多么忍心的人！她病得這個樣子，你還把這件事告訴她，你應當感到羞恥才對。我老實告訴你，她不宜于移動。她連一點震動都受不了。如果她在路上死了，我也不會覺得奇怪。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這么辦，那就只好听你的便了。如果你不肯給她牛肉茶喝，那我就連一天都不敢冒險把她留下來。” 我們于是決定立刻离開那個地方。那時正在細雨霏霏，而到車站又有一段路程。我們要從杜爾班乘火車到鳳凰村，再從那里走兩英里半的路，才到我們的村子。這無疑是在冒著极大的危險，但我信賴上帝，照我的想法進行。我派人先到鳳凰村請韋斯特預備一付吊床、一瓶熱牛奶、一瓶熱水和六個抬著嘉斯杜白的人到車站來接我們。我雇了一輛人力車，在那危險的情況之下把她放上車子赶著去搭下一班的火車。 嘉斯杜白用不著鼓勵。相反她倒安慰我說：“我不會有什么事的，別擔心。” 她已經几天沒有吃有營養的東西了，顯得瘦骨嶙嶙。火車站的站台很長，人力車不能拉進去，人們要上火車就得走一截路。于是我就抱著她上車。我們用吊床把她抬到鳳凰村，她在那里靠著水療慢慢地恢复了力气。 我們到鳳凰村兩三天以后，有一個史華密來看我們。他听說我們拒絕了醫生的意見，抱著同情心來勸導我們。我記得他來的時候，我的二子曼尼拉爾和三子蘭達斯都在那里。他引證《摩奴法典》１的話說，吃肉無損于宗教。我不喜歡他在我妻子跟前進行這种辯論，但為禮貌起見，只好容忍。我讀過《摩奴法典》這几句話，我用不著它們來決定我的主張。我也知道有一派人認為這些話是出于虛构，即使不是虛构，我的素食論的觀點和宗教經訓并無關系，而且嘉斯杜白的信仰是不可動搖的。她對于經籍從未問津，但是她的祖先所流傳下來的傳統宗教已經夠她應用了。我的儿子自然是崇奉父親的信仰，所以他們并不管史華密那一套。但是嘉斯杜白馬上打斷他的話說：“史華密吉，無論你怎么說，我總是不愿意用牛肉茶來治病。請你不要再麻煩我了。你如果愿意的話，可以同我的丈夫和孩子討論討論。但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打定了。” １《摩奴法典》（Manusmriti）是印度教法律的基石，一般認為在紀元前第五世紀的時候才編寫出來，事實上是一部法律匯編而不是系統之作。其中有很多法理觀念至今仍為印度教徒所信守不渝——譯注。 我第一次嘗到坐監牢的滋味是1908年的事情。我曉得犯人應當遵守的一些規則正是一個實行“節欲”的人——希望實行自制的人必須自覺遵守的。例如其中有一條規定：最后一頓飲食必須在太陽落山以前吃完。無論是印度犯人還是非洲犯人都沒有茶或咖啡喝。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在煮熟的食物里加一點鹽，但是任何足以滿足口味的東西都不准吃喝。有一次我要求監獄里的醫官給我們一點咖哩粉，并且讓我們在煮東西的時候加一點鹽，他卻說：“你們到這里不是來講究吃的。從健康的觀點來說，咖哩粉并不是必要的，至于煮熟以前還是以后加鹽，并沒有什么區別。” 后來這些規定都修改了，雖然并不是沒有困難的，但這兩條辦法卻是大有助于自制的。外力所強加的禁規本來是很少成功的，但是如果是出于自愿，肯定是會產生有益效果的。所以我從監獄里出來以后，立刻就給我自己規定了這兩條。當時只要可能，我就不喝茶，而最后一頓飯總是在日落以前吃的。 這兩條我現在實行起來已經毫不困難了。 然而后來還有一次机會迫使我連鹽也不吃了，而且這條禁規我一直執行了十年。我讀過一些論素食的書，据說食鹽并不是人類飲食的必需品，而且沒有鹽味的食物，倒是更有益于健康。我因此推論，一個實行“節欲”的人，以不吃鹽為宜。書上說，我自己也認識到，身体虛弱的人應當戒吃豆類，而我卻很喜歡吃豆類。 嘉斯杜白動過手術以后，有一個短時期稍好一些，但不久又流起血來了，而且這种病似乎很頑強。水療法本身解決不了問題。她對我的治療方法沒有多大信心，雖然她并不加以拒絕。她當然不找外人幫助。因此在我所有的治療方法都失敗以后，我便懇求她戒絕鹽和豆類。不管我怎樣勸告，不管我引用了多么有權威的話來支持我的說法，她卻是不同意。最后她向我挑戰地說，如果有人勸我這樣做，我也不會放棄這些食物的。我一方面感覺痛心，同時卻又高興——高興的是，我得到了一個向她表示愛護的机會。我對她說道：“你弄錯了。如果我有病，醫生勸我戒食這些或其他的東西，我一定毫不猶豫地听從。你瞧吧，哪怕沒有醫生的勸告，我決定一年不吃鹽和豆類，不論你是否這樣做。” 她极為震惊，很過意不去地喊道：“請你饒恕我吧。我了解你，我不應當這樣刺激你。我答應戒食這些東西，但是看在老天爺分上，千万收回你許下的愿吧。這太使我難過了。” “你肯戒食這些東西是再好不過了。你不吃這些東西，我一點也不怀疑對你會有好處。至于我，我不能把認真許下的愿收回來。而且我相信這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所有的節制，不論出于什么動机，總是對人有益。所以你不必管我。這對我也是一种考驗，也是幫助你實行這個決心的一种道義上的支持。”她于是不再干預我了。“你太倔強了。誰的話你都不听。” 說完，她竟絲絲地流下淚來。 我把這件事當作非暴力抵抗的一個例子，也是我一生最甜美的回憶之一。 這以后嘉斯杜白的健康就很快地恢复了。這究竟是因為戒除食鹽和豆類的結果，還是由于她的食物有了其他的改變，究竟是因為我嚴守其他生活規則的結果，還是由于這個事件而發生的精神上的喜悅，果真如此，又達到了什么程度，這些我都不得而知。然而她當真很快就好了，流血也完全停止了，而我這“庸醫”的名聲也因此而增加了。 至于我呢，我因為這些新的限制而獲益不淺。過去的東西我從來不加怀念。這一年過去了，我發現我的感情比以前更加馴服了。這一個試驗使我更趨向于自制的努力，因此，直到我回到印度許久以后，我還在戒除這些東西。只有1914年我在倫敦的時候，我又一次吃了這兩樣東西。不過我以后還要談到，我是在什么情況之下怎樣吃上這兩樣東西的。 我還勸我的許多同事戒除食鹽和豆類，這种試驗在南非的效果很好。就醫學上說，對于這种吃法的价值也許會有兩种不同的意見，但是就道德上說，所有的自制都對心靈有益，這一點我是毫不怀疑的。一個有自制能力的人和一個耽于享樂的人，他們的食品當然是不同的，正如他們的生活方式不同一樣。奉行“節欲”的人往往因為采取适于享樂生活的行徑而宣告敗北。 我在前一章說過，嘉斯杜白的病怎樣促成了我的飲食的變化。后來為了實行“節欲”，飲食上的變換就更多了。 頭一個改變是不喝牛奶１，我最初是從賴昌德巴伊那里知道，牛奶是刺激性欲的一种飲料。有關素食論的書籍也支持了這种意見，但是因為我還沒有許愿節欲，我一直拿不下主意不喝牛奶。我早就明白牛奶并不是支持肉体所必需的，但是禁絕不喝卻不容易。為了自制而不喝牛奶的必要性正在增長的時候，我碰巧看到了加爾各答寄來的几本書，談到母牛受飼養人折磨的情形。這對我產生了一种奇异的影響。我同克倫巴赤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 １印度教徒禁宰牛，但嗜喝牛奶，自古以來就很普遍——譯注。 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中雖然已經向讀者介紹過克倫巴赤先生，前面有一章我也談起他，我以為這里還有必要再提一提這個人。我們的認識是很湊巧的。他是可汗先生的朋友，可汗先生因為發現他有脫世的气概，便把他介紹給我。 我一認識了他，便對他的喜愛奢侈和夸耀感到惊异。但是我們初次見面的時候，他問了許多有關宗教的問題。我們偶爾談到喬答摩佛陀的出家。我們一見如故，不久便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好到我們的思想一模一樣，而且他相信，凡是我所進行的自我改造，他一定要身体力行。 那時候他還是一個單身漢，每個月個人的開銷達1，200盧比，房租還不計算在內。現在他已大大地簡化了，每個月的花費只有120盧比。我的家拆散和我第一次出獄以后，我們便住在一起。我們當時的生活确實艱苦。 我們討論有關牛奶的事情，就在這個時候。克倫巴赤先生說道：“我們老是說牛奶有害，那么為什么不停止喝牛奶呢？喝牛奶實在是沒有必要的。”對于這個建議，我感到可喜的惊奇，我熱烈歡迎這個建議，我們決心從此不再喝牛奶。這是1912年在托爾斯泰農場１的事情。 １甘地很崇拜托爾斯泰，思想上頗受托爾斯泰的影響。他為了体驗托爾斯泰所理想的農民生活，在南非另外辦過一個農場，并命名馬托爾斯泰農場——譯注。 然而這個改變并不能使我滿足。這以后不久我又決定單純以水果為生，而且只吃最便宜的水果。我們的心意是過最窮苦的生活。 吃水果還是一种极為方便的事情。煮飯燒菜的事情實際上不必要了。生的花生、香蕉、棗子、檸檬和橄欖油就是我們通常的糧食。 這里我必須對那些奉行“節欲”的人發出一個警告。我雖然在飲食和節欲之間找到了密切的關系，心靈肯定是主要的東西。一個人如果心靈有意識地不洁淨，絕食也不能洁淨。改變飲食也沒有什么用處。迷戀女色的人，除非加緊自我檢查，向上帝投降，最后得到上帝的恩典，他的心靈是無法洁淨的。然而心靈和肉体之間有一种密切的聯系，而色欲的心靈往往耽于美味和華飾。為了擺脫這种傾向，節制飲食和絕食顯然是必要的。色欲的心靈不但不能控制情感，反而成為情感的奴隸，所以肉体總是需要清洁的沒有刺激性的食物和定期的絕食。 凡是以輕微的節制飲食和絕食的辦法進行自制的人，其錯誤一如完全依靠節食和絕食的人一樣。就我的經驗來說，對于那些一心想要自制的人來說，節食和絕食是很有幫助的。事實上，如果沒有它們的幫助，色欲的心靈是無法完全消除的。 就在我停止喝牛奶和不吃谷物并開始實驗以水果為主食的時候，我開始把絕食當作自制的一种手段。克倫巴赤先生也參加一起絕食。過去我也常常絕食，但是那純粹是為了健康的關系。自制需要絕食，這一點我是從一個朋友那里學來的。 我出生于一個毗濕奴教派的家庭，我的母親又是一個堅守一切誓約的人，我在印度的時候，就奉行“葉迦德希”和其他的絕食，不過我這樣做只是簡單地模仿我的母親并取得父母的歡心。 當時我并不了解，而且也不相信絕食有什么用處。但是因為看見我所說的那位朋友絕食而得到好處，我便學他的樣子開始實行“葉迦德希”絕食，希望借此支持節欲的誓言。印度教徒絕食的日子，照例可以喝牛奶吃水果，然而這种絕食已成為我的家常便飯，所以現在我便完全絕食，只是喝水而已。 我開始這种實驗的時候，印度教歷的司羅梵月１正巧和伊斯蘭日歷的蘭贊月同時。甘地家族不但遵奉毗濕奴教派，而且也遵奉賽義德的誓約，不但到賽義德的教堂去，也到毗濕奴的神廟里去。我們家里有一些人到了司羅梵月，常常是整個月實行“普拉度薩”１，我決定照樣實行。 １司羅梵（Shravan），大約在公歷七、八月間——譯注。 這些重大的實驗都是在托爾斯泰農場進行的，這時克倫巴赤先生和我，還有几戶非暴力抵抗者的家庭、包括青年和儿童，都住在一起。我們為這些青年和儿童辦了一所學校。其中有四、五個人是穆斯林。我始終幫助和鼓勵他們遵守他們所有的宗教習俗。我常常檢查他們是不是天天做禮拜。其中還有基督教徒和拜火教徒，我認為鼓勵他們遵守各自的教規是我的職責所在。 所以在這個月份里，我總是勸導穆斯林青年奉行蘭贊絕食。我自己當然是實行“普拉度薩”１，不過現在我卻要求印度教、拜火教和基督教的青年同我一起絕食。我向他們說明，同別人一起進行任何自制的行為，總是一件好事情。農場里有很多人歡迎我的建議。印度教和拜火教的青年并不是在每一個細節上都模仿穆斯林；這樣做也是不必要的。穆斯林青年一直要等到太陽落了才吃早飯，別的人并不是這樣做，所以他們就能夠為穆斯林朋友們做一點好吃的東西以招待他們。印度教徒和其他的青年在第二天太陽上升以前吃上他們一天的最后一餐，他們并不要求穆斯林作陪，而且除了穆斯林以外，別的人在絕食的時候當然是可以喝水的。 這些實驗的結果是，大家都相信絕食是值得的，而且在他們中間產生了一种可貴的集体精神。 １普拉度薩（pradosha），日間絕食，入夜才進食。 我們住在托爾斯泰農場的人，都是素食者。我感激地承認，我應該向一切尊重我的感情的人致謝。那些穆斯林青年在蘭贊月份里，一定錯過了吃肉的机會，但是他們誰也不讓我知道他們是這樣做了。他們吃素，也吃得津津有味，而印度教青年也常常為他們做一點好吃的素食，以符合農場里純朴的生活。 我有意在這一章中間把話題扯開，因為我不能夠把這些甜蜜的回憶插到別的地方，而且我已經間接描述過我的一种個性，就是往往喜歡把我以為是好的事情也叫我的同事們共享。絕食對他們來說是很新鮮的，幸虧有“普拉度薩”和“蘭贊”禁食的習俗，使我很容易引起他們把絕食當作自制的一种手段的興趣。 自制的气氛就這樣自然而然地在農場里散開了。農場里所有的人現在都開始參加我們部分的或全部的絕食，這一點，我相信是非常好的。這种自制触及他們的內心究竟有多深，幫助他們克服肉体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我說不准。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好處卻很大。然而我明白，對大家來說，要得到同樣的效果并不一定要進行這樣的絕食和遵循類似的規矩。 絕食有助于克制性欲，只有以自制為目的的時候才有效果。我有一些朋友絕食以后，性欲和食欲反而增加了。這就是說，除非伴之以不斷的要求自制，絕食是沒有用的。就這一點來說，《薄伽梵歌》第二章的名句倒是值得引用： 絕食者其情外露， 情之所求者消逝， 眷戀之情尚存； 一俟會見上蒼， 眷戀之情并無。 所以絕食和類似的紀律，只不過是達到自制的一种手段而已，但并非一切，如果肉体上的絕食而不隨之以精神上的絕食，結果必然是虛幻而不幸的。 我希望讀者記住，我在這几章里所描述的，全都是我在《南非非暴力抵抗運動史》中沒有或很少提到的事情。要是記住這一點，就容易弄清這几章之間的聯系了。 由于這個農場的成長，我們發現必須為農場的男女孩子提供一些受教育的條件。當時農場里有印度教徒、穆斯林、拜火教徒和基督教徒的男孩和几個印度教徒女孩。專門給他們聘請教員固然不可能，而且我以為是不必要的。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為合格的印度教員很少，即使有合格的，也沒有人愿意為那么一點儿工資跑到遠离約翰內斯堡21英里遠的地方去教書。況且我們也沒有很多錢。而且我認為不必要從外面聘請教員到農場里來。我不相信現存的教育制度，我打算憑經驗和實驗找出真正的辦法，我只懂得這么一點，即理想的情況是：真正的教育只能來自父母，然后再加上最小限度的外界幫助；托爾斯泰農場是一個大家庭，而我是處于一家之主的地位，因此應當盡可能負起訓練年青一代的責任。 這個想法無疑地不是沒有缺點的。所有的青年并不是從小就同我在一起的，他們是在不同的情況和環境中長大的，而且他們并不屬于同一個宗教。在這种情況下，即使我居于家長的地位，我又怎么能夠以完全的公正對待他們呢？ 然而我始終認為內心的教化或性格的形成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而且由于我确信精神上的訓練适用于所有的人，不管他們的年齡和教育有多大的差別，因此我決定象一個父親似的整天二十四小時同他們生活在一起，我把性格的形成看作給他們的教育奠定适當的基礎，只要基礎打牢了，我相信小孩子自己或者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可以學會一切其他的東西。 但是由于我充分認識到還有文字訓練的必要性，我在克倫巴赤先生和普拉吉·德賽先生的幫助下開了几個班。我對体力訓練也不放松。這一點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因為農場里沒有佣人，所有的事情從燒飯到打掃衛生的工作，都是自己干。農場里還有很多果子樹需要照顧，而且還有足夠的种植花木的工作要做。克倫巴赤先生是喜愛种花的，他在政府的一個示范花園里獲得了一些這种工作的經驗。農場里的人，不論老少，只要不是在廚房里工作的，都有義務做一點園藝工作。這個工作，孩子們做得不少，包括挖土、砍樹和搬運東西。這給了他們很多運動。他們很高興做這工作，所以一般說來，他們不再需要別的運動或游戲。當然有的人，有時是所有的人裝病和偷懶。有時我也姑息他們這种把戲，不過我常常是嚴格對待他們的。我敢說他們是不喜歡嚴格的，可是我不記得他們有誰反抗過。每當我嚴格起來的時候，我總是以說理的方法使他們相信，把工作當儿戲是不對的。然而這种效果維持不了多久，他們又會拋下工作去玩了。不管怎樣我們就是這么訓練他們的，而他們總算有了很強壯的体格。農場里几乎沒有人害過病，雖然應該說，新鮮的空气和水，還有定時的飲食對這一點也有不小的功勞。 我還想就職業訓練說一句話。我的意圖是叫每一個青年人都學到某种有用的手藝。克倫巴赤先生為此跑到一個特拉比斯特修道院去學習做鞋。我向他學會了這种手藝，并傳授給那些打算從事這种職業的人。克倫巴赤先生還懂得一點木工，另外還有一個人也懂得，于是我們開了一小班木工的課程。燒飯差不多所有的青年都學會了。 這一切對他們全是新鮮的。他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竟有一天會學這些東西。因為一般說來，南非的印度儿童能夠得到的唯一訓練是讀、寫、算三者而已。 在托爾斯泰農場，我們立了這樣一條規矩：凡是教員沒有做的事，就不要叫青年人去做，所以凡是叫他們做的工作，總是有個教員合作并且真正同他們一起工作。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青年人無論學什么，總是興高采烈的。 關于文化訓練和性格的形成，下面几章再談。 前一章已經談到我們怎樣在托爾斯泰農場進行体力訓練和職業教育。雖然進行的方法并不完全使我滿意，但可以說多少是成功的。 然而，文化訓練卻是一件更加困難的事。我既沒有所需要的資料，也沒有文字上的修養；而且我也沒有我希望投入這項工作的時間。我通常所進行的体力勞動往往使我到晚上疲累不堪，而在我最需要有一點休息的時候，我又得去上課。如果不是為了上課的時候精神好一些，我是可以勉強不睡覺的。早上的時間是做農場和家務的事情，所以上課的時間就得安排在午飯以后，此外再沒有別的時間适合于上課了。 文化訓練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爾文、古遮拉特文和烏爾都文都教，教學都是以孩子們的方言進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們，還得學一點梵文，基本歷史、地理和算術是大家都得學的東西。 我擔任泰米爾文和烏爾都文的課程。我所懂得的一小點泰米爾文是在船上和獄中學到的。我的程度超不過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爾語手冊》。我所認得的烏爾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學會的，而我所懂得的烏爾都語也只限于我從穆斯林朋友們那里學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語和阿拉伯語。至于梵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學所學的那么一點，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見得比人們在學校里所學到的好多少。 這就是我進行教學的資本。由于我的文字修養貧乏，我的同事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對于祖國語文的熱愛，我對于作為教員的能力的自信，還有學生們的無知，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寬宏大量，對我都很有幫助。 這些泰米爾孩子們都是生長在南非的，所以泰米爾話懂得很少，文字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們文字和基本文法。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學生們明白，他們隨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爾會話上超過我，而當不懂得英文的泰米爾人來找我的時候，他們便成為我的翻譯。我進行得很愉快，因為我從來不在學生面前掩飾我的無知。總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們顯示我的廬山真面目。所以我的泰米爾文知識雖然极為貧乏，我從來沒有失掉他們的敬愛。教穆斯林孩子們學烏爾都文是比較容易的。他們記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們讀和寫的興趣就行了。 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認得字、沒有上過學校的。可是我發現我在工作的過程中除了監督他們學習，免得他們偷懶以外，能夠教他們的實在很少。正因為我以此為滿足，所以我能夠吸引不同年齡的孩子們在同一間教室里學習不同的課程。 至于課本，我們听到過很多，但我一直沒有感覺有此需要。我甚至不記得怎么利用當時找得到的書籍，我覺得根本不需要給孩子們堆上多少書籍。我始終覺得學生們的真正課本就是他們的老師，我記得我的老師很少拿書本上的知識教我，但是時至今日我還清楚地記得老師們不依靠書本所教給我的東西。 孩子們通過他們的耳朵所得到的東西比通過他們的眼睛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省事。我不記得我同我的孩子們從頭到尾讀過哪一本書。但是我用自己的語言把我所讀過的并且經過消化的東西都告訴他們，而且我敢說那些東西，他們直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他們要記住書本上的東西得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用嘴講的東西，他們很容易就可以背出來。讀書是他們的一個任務，但是當我設法使我的課程能夠引人入胜的時候，他們就把听我的講解當作一种樂趣。而從他們由于听我的談吐所引起的許多問題上，我可以衡量他們的理解能力。 孩子們的精神訓練，比起他們的体力和智力訓練來，要困難得多。在精神訓練這件事情上，我依靠宗教書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個學生對于自己的宗教，都應當有一些基本的知識，對于他自己的經典，也應當有一般的知識，因此我盡力把這种知識提供給他們。然而這在我看來，不過是智力訓練的一部分。遠在我負責教育托爾斯泰農場的儿童以前，我便曉得精神訓練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發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認識上帝和自我實現。我以為這是訓練青年的一個基本的部分，其他所有的訓練如果沒有精神陶冶，就沒有用處，甚至是有害的。 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認為自我實現只有在人生的第四個時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１。但是誰都知道凡是把這种寶貴經驗的准備工作拖到人生的最后階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實現，而是衰老之年，猶如再度經歷可悲的儿童生活，成為人世間的一种負累。我清楚記得我在教書的時候，即1911—1912年，還有這种觀點，雖然當時我并沒有以相似的語言表達出來。 １印度教徒分屬四大种姓，即婆羅門（僧侶階級）、剎帝利（帝王、武士階級）、吠舍（農商階級）和首陀羅（奴隸階級）。前三大种姓的人又統稱為再生族，一生分為四個修行期，即“梵行期”（學生生活）、“住家期”（社會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譯注。 這种精神訓練究竟應當怎樣進行呢？我教孩子們熟讀和背誦圣詩，我也將有關德育的書念給他們听。但這遠不能使我滿意。當我同他們有了比較密切接触的時候，我才曉得精神訓練不能靠書本。正如体力訓練得之于体力運動，智力訓練得之于智力運動一樣，精神訓練只能通過精神運動才能得到。而精神運動完全要靠教員的生活和人格表現出來。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們中間，他總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個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師，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響學生的精神，還是可能的。如果我是一個撒謊的人，要教孩子們說實話，那是白費力气。一個怯弱的教師決不能教出一個英勇的學生來，一個放縱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學生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須永遠用以身作則的方法來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這樣他們便成為我的老師，他們使我懂得我必須有正直純良的生活，即使只是為了他們的緣故。我可以說我在托爾斯泰農場不斷加強對自己的紀律和限制，大半是這些委托給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個粗野難管、好撒謊、愛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發作起來。我气极了。我從來沒有處罰過孩子，可是這一回我實在忍不住了。我設法同他講道理，但他卻象金剛石一般堅硬，甚至還想哄騙我。最后我拿起旁邊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時候，手里發抖，這情形，我敢說他是看見了。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次完全新的經驗。那孩子哭起來，求我寬恕。他之所以哭，并不是因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報复，他盡可以回敬我一拳，因為他是一個十七歲的体格結實的青年。他懂得我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從此以后，他再也沒有違抗過我。可是我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恐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現的，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對体罰。我記得只有一次我對自己的一個儿子使用過体罰。因此時至今日，我還不敢斷定我那次使用戒尺是不是正當。也許那是不對的，因為那是出于激怒和處罰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難過的一种表現，我認為倒可以心安理得。然而那一次打人的動机是复雜的。 這件事情激發了我的思想，并且教會了我糾正學生的一种較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個方法在當時是否有效。那個青年不久便忘記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認為他以后有過多大的進步。然而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師對學生的責任。 這以后，男孩子們還常常發生犯規的事情，但我再也沒有使用過体罰。因此我從在我管教之下的男女孩子們所經受的精神訓練的体驗里，越發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就在托爾斯泰農場的時候，克倫巴赤先生引起我注意一個從前我沒有理會過的問題。我已經說過，農場里有些不規矩的坏孩子，其中還有几個游手好閒的人。我的三個儿子天天同他們接触，別的孩子也和我的儿子一樣，天天同他們在一起。這使克倫巴赤先生大為不安。然而他所注意的是他以為我的·儿·子不應當同這些不守規矩的儿童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說出來了：“你讓你的孩子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我不贊成，這只能有一個結果：他們將來一定要學坏的。” 我不記得當時這個問題是否使我為難，但是我記得我對他說的是什么： “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同那些游手好閒的孩子分開呢？我對于他們負有同樣的責任。這些儿童是我請來的。如果我發一點儿錢把他們開除了，他們立刻就會跑回約翰內斯堡又回到他們的老路上去。說老實話，他們和他們的監護人大概以為他們到這里來，倒是給了我一份人情。他們在這里感覺很多不方便，這一點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職責是清楚的。我必須把他們留在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須同他們在一起。你一定不會要我教我的儿子從今天起覺得他們比別的孩子优越。叫他們有這种优越感就會把他們毀了。叫他們同別的孩子來往對他們是有益的。因為這樣，他們自己就會分別出善惡來。如果他們真有什么好處，為什么我們不能相信，他們對別的孩子也會有好影響呢？無論如何，我不能不叫他們在這里；如果這也算冒險的話，我們只好冒這個險。” 克倫巴赤先生搖頭不答。 結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會因為這种試驗而變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們實在有所收獲。如果他們有過一點點自高自大的心理，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們學會了同各种各樣的孩子相處。他們受過考驗，懂得紀律。 這一次和其他類似的試驗使我曉得，如果把好孩子和坏孩子合起來進行教育并將他們混在一起，好孩子是不會有所損失的，只要這种實驗是在他們的父母和監護人的細心監察之下進行的。 用消過毒的棉花包起來的孩子，未必就能使他們免受誘惑或污染。誠熱，若把受過各种教養的男女孩子放在一起進行教育，就會使父母和教員受到一种极為嚴重的考驗。他們必須經常保持警覺才行。 我越來越發清楚，把男女儿童撫育成人并以正當的方法教育他們，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如果我要成為他們真正的教師和監護人，我就必須触動他們的心弦，分擔他們的歡樂和憂愁，幫助他們解決面臨的問題，把他們青年時代的奔放的熱情納入正軌。 某些參加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人從監獄出來之后，托爾斯泰農場差不多沒有人了。剩下來的几個人可以說都是鳳凰村的，所以我叫他們全都搬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必須經歷一次激烈的鍛煉。 當時我必須往來于約翰內斯堡和鳳凰村之間。有一次我在約翰內斯堡得到一個消息說，書院里有兩個人有墮落的行為。非暴力抵抗運動的顯然失敗或挫折我倒不在意，但是這個消息的到來，卻象一個晴天霹靂。我當日乘火車赶回鳳凰村，克倫巴赤先生一定要和我同行。他看到我當時的神情，不忍叫我一個人獨往，因為帶來那個令我難堪的消息的恰巧就是他自己。 一路上我對自己應負的責任似乎清楚了。我覺得被監護人或學生的墮落，做監護人或教師的總得承擔一部分責任。于是我在這個事件中的責任便象白書一樣的清楚。我的妻子早就警告過我，但是因為我秉性易于相信別人，并沒有理會她的話。我覺得要使犯罪的人曉得我的痛苦和他們自己墮落有多么深的地步，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我進行某种忏悔。因此我便決定絕食七日，并立誓日食一餐，為期四個半月。克倫巴赤先生想勸阻我，但是沒有效果。最后他也贊成這一种忏悔的表示，并堅持要同我一起絕食。我不能拒絕他這种毫無掩飾的關怀。 我感到大大地輕松了，因為這個決定使我釋去心中的重擔。我對犯罪的人的忿怒消退了，而代之以純粹的怜憫。我的心情因此大為輕松，并且帶著這种心情到達鳳凰村。我對這件事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并了解了其他一些必須知道的細節。 我的忏悔使每一個人都難過，但是气氛因此清朗了。大家都明白犯罪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而我同那些男女孩子的關系也就更加堅固而真實了。 不久以后由于這件事而發生了一种情況，使我不得不絕食十四天，獲得了連我也沒有意想到的結果。 我敘述這些事情的目的并不是要說明當學生有敗坏道德的行為，教師就應當絕食。不過我以為，有時候的确需要采取這种斷然的辦法。但是這要有清晰的眼光和精神素養。如果師生之間沒有真正的愛，如果學生的罪行沒有打動教師的心弦，如果學生對教師缺乏敬意，絕食就不适當，甚至是有害的。在這种情形下，是否宜于絕食固然可以怀疑；但是教師應對學生的錯誤負責，卻是沒有疑問的。 第一次忏悔對我們大家來說，并沒有什么困難。我日常的活動并沒有受什么影響。讀者大概還記得，我在進行忏悔的整個期間，是完全吃水果的。第二次絕食的后期卻使我相當難受。我當時還沒有完全懂得“羅摩那瑪”的惊人效力，而我忍受痛苦的能力也因此而減少。而且我還不懂得絕食的技術，特別是絕食時需要多喝水，無論它是多么令人惡心和淡而無味。此外，第一次絕食那么容易，也使我第二次絕食更加粗心大意。第一次絕食的時候，我天天按庫赫尼的方法洗澡，但是第二次絕食期間，洗了兩三天澡我便不洗了，水也喝得很少，因為太不好喝，喝了心里又不舒服。因為水喝得少，喉嚨干燥，身体虛弱，最后几天我只能以低微的聲音說話了。雖然如此，在工作上需要寫字的時候，我還能夠口授寫作。我經常听《羅摩衍那》和其他的經典。凡是緊急的事情，我還有足夠的力气進行討論和提出意見。 關于南非的許多回憶，我必須從略了。 1914年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斗爭結束的時候，我接到戈克科的指示，要我取道倫敦回國。于是嘉斯杜白、克倫巴赤和我便于七月間乘船赴倫敦。 我在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期間，便開始乘坐三等車船旅行。所以這一趟航行，所買的也是三等艙的船位。不過這條路線的三等艙位和印度海岸的三等船位以及印度國內的三等火車座位有很大的不同。印度車船的三等座位往往位子不夠、睡舖很少，而且很不干淨。可是這一回去倫敦，船上不但有足夠的艙位，而且很干淨，輪船公司還特別為我們提供了一些便利，給了我們一個專用的盥洗間，因為我們是素食者，廚房特別供給我們水果和干果。而按照常規，三等艙的旅客是吃不到什么水果和干果的。這些便利使得我們十八天的航行過得很舒服。 這一次航行發生了一些值得記述的事情。克倫巴赤先生很喜歡望遠鏡，他有一兩只很值錢的望遠鏡。我們每天總有一次談論這個問題。我竭力使他明白，帶望遠鏡是和我們想要達到的簡朴生活的理想不相符的。有一次我們站在船艙里靠窗的地方，發生了熱烈的討論。 “与其讓這些東西成為我們之間引起爭論的題目，為什么不把它們丟下海去呢？”我說道。 “倒霉的東西當然可以丟掉，”克倫巴赤先生說道。 “我指的是這個，”我說。 “我也是指它，”他立刻答道。 于是我便把他的望遠鏡丟下海。這個望遠鏡价值七個英鎊，但是它的价值比起克倫巴赤先生對它的喜愛少得多了。然而克倫巴赤自從舍棄了它，從來沒有后悔過。 這不過是克倫巴赤先生和我之間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之一而已。 我們天天都用這辦法學到一點新東西，因為我們兩人都想遵循真理的道路。為了向真理進軍，忿怒、自私、憎恨等，自然要加以克服，否則就達不到真理。一個被感情支配的人可能有很好的意圖，言語可能是真誠的，但他永遠找不到真理。要胜利地尋找真理，就是要完全從愛与憎、福与禍的雙重包圍之中解脫出來。 我們起程的時候，我才停止絕食不久，体力還沒有完全恢复，我常常在甲板上走來走去，作一點運動，以便恢复我的胃口和消化我所吃的東西。可是我連這一小點運動都受不了，兩腿酸痛不堪，以致我到倫敦的時候，情況比在南非的時候更坏。我在倫敦認識了齊弗拉茲·梅赫達醫師。我把絕食和后來所感覺的不适都告訴他，他說：“如果你不徹底休息几天，恐怕你的腿就沒有用了。” 這時我才明白，一個絕食很久的人，不能急于要求恢复体力，而且對于胃口還應該有所節制。停止絕食也許比進行絕食需要更加小心和更加節制。 船到馬得拉的時候，我們便听說世界大戰有隨時爆發的可能。當我們進入英吉利海峽，便得到消息說，大戰已經打起來了。我們的船停了好久。船要通過整個海峽所布下的水雷是很不容易的，整整花了兩天才開到南安普敦。 戰爭是在八月四日宣布的，我們于六日到達倫敦。 我一到倫敦便听說戈克利因為健康的關系曾去巴黎，現在被阻于巴黎了。由于巴黎和倫敦之間的交通已經斷絕，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才能回來。見不到他我是不想回國的，但是誰也不敢肯定他什么時候會來。 那么我這時候做什么好呢？我對于大戰有什么責任呢？當時有一個曾和我同獄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參加者索羅布吉·阿達加尼亞正在倫敦學習法律。因為他是非暴力抵抗運動最堅強的參加者之一，所以被送到英國留學，以便取得律師的資格以后，可以回到南非去代替我的工作，他的費用由普蘭吉望達斯·梅赫達醫師負責。我同他，并且通過他的介紹，還同齊弗拉茲·梅赫達醫師以及其他當時留學英國的几個人一起開會。和他們商量之后，我們便召開了一個英國和愛爾蘭的印度僑民大會，我把我的意見向大會作了陳述。 我覺得僑居英國的印度人在戰爭中應當做一點工作。英國學生已經投筆從戎，印度人也不應該落后。這种主張有很多人反對。他們說，印度人和英國人有天淵之別：我們是奴隸，他們是主人。主人有急難的時候，奴隸怎能同他合作？做奴隸的，難道不應當乘主人之危以求得自由嗎？當時我并不以這番議論為然。我了解印度人和英國人的地位是不同的，但我并不相信我們已淪為奴隸。我當時覺得錯誤在英國官員個人方面的遠比在英國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們可以用愛感化他們。如果我們想利用幫助英國人并跟他們合作來提高我們的地位，那我們便應當在他們有急需的時候，支持他們以博得他們的同情。雖然制度是錯誤的，我并不以為它是不可忍受的，就象我今天的認識一樣。然而要是我今天對那种制度失掉了信心，因而不肯同不列顛政府合作，那末當時那些朋友不但對制度失掉了信心，就是對官員們也已經沒有什么好感，他們又怎么辦呢？ 當時反對我的朋友們，認為這正是大膽宣布印度人的要求和改進印度人地位的時候。 我則認為我們最好不在這個時候乘英國之危，而且我以為在戰爭期間不以我們的要求相脅，是更合适、更有遠見的。因此我堅持我的意見，并號召那些愿意參加的人登記為志愿隊。響應的人很多，差不多各省和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在志愿隊中都有代表。 我于是給克立威勳爵寫了一封信，把這些事實告訴他，表示我們愿意受訓以擔負救護工作，如果這也算是接受我們這個要求的先決條件的話。 克立威勳爵經過一番遲疑之后，便接受了我們的要求，并由于我們肯在危難關頭為帝國服務，表示感謝。 志愿人員開始在著名的康特里埃醫師的手下接受看護傷兵的基本訓練，為期六周，時間雖短，初步的課程卻也全部學完了。 我們這一班一共有80人左右，六周以后進行考試，只有一個人不及格。這時政府提供了軍事的和其他的訓練，貝克上校奉派負責這項工作。 倫敦在這些日子里的情況是值得一看的。大家沒有惊慌的樣子，但是大家都忙著盡力幫助做一點事情。健壯的成年人開始接受戰斗員的訓練，可是老弱的人和婦女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她們愿意的話，工作有的是。例如她們可以為傷兵裁制衣服和裹傷布等。 有一個婦女俱樂部盡了最大力量給士兵們做了很多衣服。沙羅珍尼·奈都女士就是這個俱樂部的一個會員，她全心全意投入了這個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她。她把裁好的一大堆衣服拿給我設法去縫制，然后再還給她。我歡迎她的要求，我在受看護訓練期間由于朋友們的協助，盡量設法縫制了很多衣服。 我和其他的印度人為戰爭服務的消息一傳到南非，我便接到了兩個電報。其中一個是波拉克先生打來的，他責問我的行動如何同我的“非暴力”的信仰求得一致。 這种非難我本來就有點預感，因為我在我所主編的《印度自治》的刊物上已有所討論，在南非也常日夜同朋友們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全都承認戰爭是不道德的。如果我不打算殺害我的敵人，我更不應該參加戰爭，尤其是在我并不明白這次戰爭的原因及其意義的時候。朋友們當然都知道我從前在波耳戰爭中服過役，但是他們以為我的觀點從那時以來就已經改變了。 其實當時促使我參加波耳戰爭的那种說法在我這次的行動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很清楚，參加戰爭和“非暴力”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一個人對于自己的職責總是搞不十分清楚的。一個信奉真理的人常常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 “非暴力”是一個含義廣泛的原理。我們都是生活在互相殘殺的火焰中的無助的凡人。俗語說生命依生命而生，這有很深的意義。如果不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進行對外界的殺害，人是不能生存的。人的生活本身——吃、喝和行動——必然造成某种殺害，即對于生命的摧殘，那怕是多么微小。因此，凡是信奉“非暴力”的人，只要他的行動都是出于怜憫，只要他盡力避開了對于微小如虫的動物的摧殘，并設法加以營救從而不斷地致力于從殺生的可怕的樊籠中解脫出來，那他就算是忠于自己的信仰。他在自制和悲痛中會不斷地成長，但他不可能完全擺脫對外界的殺生。 還有，因為“非暴力”包含著一切生命的統一，一個人的錯誤就不能不波及其余，所以人們不可能完全擺脫殺生。只要他依然是一個社會上的生物，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參与社會的存在本身所進行的殺生。一旦兩個國家發生了戰爭，一個信奉“非暴力”的人，他的職責就是阻止戰爭。凡是承擔不起這种責任的，凡是沒有力量抗拒戰爭的，凡是不配抗拒戰爭的，就可以參加戰爭，同時則竭力設法把他自己、他的國家和整個世界從戰爭中解救出來。 我早就希望依靠不列顛帝國改善我和我國人民的地位。當我在英國的時候，我受到了英國艦隊的保護，并且在它的武裝力量的庇護下求得安全，我直接參加了它的潛在的暴力。所以如果我希望保持我同帝國的關系并在它的旗幟下生活，我的前途只有三條道路：我可以宣布公開抗拒戰爭，而且按照非暴力抵抗的法則，對帝國實行抵制，直到它改變其軍事政策為止；再不然我就采取不服從那些可以不服從的法律的辦法而以不文明的罪名而入獄；還有一個辦法就是站在帝國這一邊參加戰爭，從而取得抵抗暴力戰爭的能力和鍛煉。我正缺少這种能力和鍛煉，所以我想除了為戰爭服役之外，再也沒有辦法了。 從“非暴力”的觀點來看，我分不清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之間有什么不同。凡是志愿參加匪幫的人，不管他是為他們搬東西，還是在他們行劫的時候為他們放哨，還是在他們受傷的時候為他們看護，他所犯的罪是和土匪們一樣的。同樣的道理，那些在戰爭中只為傷兵當看護的人，也不能逃避戰爭的罪過。 我在接到波拉克的電報以前，就已經這樣地把這件事情作了通盤的考慮，一接到他的電報，又把這些看法同几個朋友進行了討論，結論是我有責任為戰爭服役。時至今日，我還看不出我那种說法有什么缺陷，我也不懊悔我當時所采取的行動，因為我到現在還贊成同英國人保持關系。 雖然我當時也明白，要叫所有的朋友都相信我的立場的正确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是很微妙的。它承認各种不同的見解，所以我就把我的見解向那些相信“非暴力”和那些認真在各界促其實踐的人作盡可能清楚的說明。一個信奉真理的人不應當置習慣于不顧，他必須永遠保持謙遜，只要一發現自己錯了，就必須不顧一切承認錯誤并作補償。 雖然我就這樣當作一种責任參加了戰爭，可是我不但不能直接參加，事實上在那個緊要關頭，我還被迫進行了可以說是小型的“非暴力抵抗”。 我已說過，我們的名單一被批准便有一個軍官被任命來負責我們的訓練事宜。我們都有一种共同的印象，即這個指揮官之作為我們的首長只是就技術事務而言，就其他事務來說，我算是這個隊的隊長，也就是說，我直接負責內部紀律的事務，這個指揮官要處理隊里的問題，就得通過我進行。可是這個軍官從一開始便打破了我們這种想法。 索羅布吉·阿達加尼亞先生是一個机靈的人，他警告我說：“要留心這個人，他象是存心要來當我們的太上皇，我們可別听他的。我們准備把他當作一個導師，但是他所派來指導我們的那些年青人也象自以為是我們的上司似的。” 這些年青人是牛津大學的學生，他們是來訓練我們的，是這個指揮官派來當我們的小隊長的。 我并不是看不出這個指揮官的強暴來，不過我勸索羅布吉不要著急，并設法使他平靜。然而他并不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人。 “你太相信人了，這些家伙會用假話欺騙你的，到了你最后看清楚的時候，你就會叫我們進行非暴力抵抗了，那你又要難過了，而且還要叫我們同你一起難過。”他笑著說道。 “你既然与我同甘共苦，那么除了難過以外，你還能指望什么呢？”我說道。“一個信奉非暴力抵抗的人，是天生要受人欺負的。就讓那個指揮官欺負我們吧，我不是告訴過你無數次欺人者終歸是自欺嗎？” 索羅布吉大笑道：“那好吧，你就繼續受人欺負吧。總有一天你會死于非暴力抵抗的，背后還拖著象我這樣的可怜人。” 這些話使我想起了已故伊彌麗·賀布豪斯小姐寫給我的一封關于不合作的信：“你要是有一天為了真理而走上絞刑架，我是不會感覺奇怪的。愿上帝指示你正确的道路并保護你。” 同索羅布吉談這一席話是在那個指揮官奉命到我們隊里不久的事情。不到几天我們同他的關系便到了爆發點。我絕食十四天以后，体力一直沒有恢复過來，我剛參加部隊的時候，我常常要從家里走兩英里左右的路到指定的地點去。我因此得了肋膜炎，身体很虛弱。在這种情況下我還得參加周末露營。別人都留下了，我卻回家，這就發生了非暴力抵抗。 這個指揮官開始執行他的權威，多少有些過于隨意。他叫我們清楚地了解，在所有的問題上，不管是軍事的還是非軍事的，都是歸他負責，同時給我們嘗一嘗他的權威。索羅布吉急忙來找我，他完全沒有思想准備要來忍受這樣粗暴的做法。他說：“我們一定要所有的命令都通過你發下來，我們還在訓練營里，就給我們下了這許多沒有道理的命令。那些被派來指揮我們的青年和我們之間有著許多令人厭惡的差別。我們必須把這一點同指揮官講清楚，否則我們就呆不下去了。參加我們救護隊的印度學生和其他人都不愿意服從任何不合理的命令。要人們放棄他們為了自尊而從事的事業，是不可想象的。” 我去找指揮官，陳述我所听到的意見，提請他注意。他寫了一個條子叫我把意見都用書面寫給他，同時叫我“通知那些有意見的人，提意見的正當程序是通過業已任命的小隊長，他們會通過指導員告訴我的”。 對于這一點我答复說，我并不要求什么權力，就軍事意義上說，我和別的任何人沒有什么區別，不過我曾經認為，作為志愿隊的主席，我應當被允許非正式地充當他們的代表。我還把人們提醒我注意的一些困難和要求向他陳述，即任命小隊長而不照顧他們的情緒所引起的不滿；這些小隊長應即召回，并請救護隊自己選舉小隊長，然后提請指揮官批准。 這并沒有說動那個指揮官，他說小隊長要由選舉產生是不合軍紀的，撤銷業已下達的任命尤為一切法紀所不容。 于是我們開了一個會，決定進行抵制，我把進行“非暴力抵抗”的嚴重后果告訴大家，但是大多數人還是投票贊成這個決議，即除非撤銷業已任命的小隊長，并給救護隊隊員机會選舉他們自己的隊長，大家就將被迫停止軍事訓練和周末露營。 然后我寫了一封信給指揮官，告訴他，他拒絕我的建議的回信令人多么失望。我向他保證，我并不追求什么權力，我熱切希望的是做事。我還舉了先前的例子給他。我指出，波耳戰爭期間，我在南非印度救護隊里雖然并沒有官銜，葛爾威上校和救護隊之間從來沒有過什么不團結的事，上校要采取什么措施，總是先征求我的意見，以便弄清楚隊里的愿望。我還把頭天晚上所通過的決議附給他。 這對那個指揮官并沒有產生什么好結果，他認為我們的集會和決議對于紀律是一种嚴重的破坏。 我因此給印度事務大臣寫了一封信，把全盤經過都告訴他，還把決議附給他。他回信解釋說，南非的情形不同，還要我注意，按規定，小隊長是由指揮官委任的，不過他向我保證，以后如再委任小隊長，指揮官應當考慮我的推荐。 以后我們的信息往還很多，可是我不想多談這件痛心的事。只要說明一點就夠了，即我所得到的經驗，同我在印度日常所得到的經驗是一模一樣的。指揮官連威脅帶哄騙地把我們的救護隊分裂了。有几個舉手贊成決議的人在指揮官的威脅或勸導下屈服了，在他們的允許下又回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大批傷兵意外地運到尼特利醫院里來，馬上需要我們的救護隊去工作。那些接受指揮官的勸告的，都上尼特利去了，別的人都不去。我因害病躺在家里，但和隊里的人員保持著通訊。副國務大臣羅伯滋先生在那些日子里還來看了我几次，他竭力對我誘導別的人去工作。他建議這些人單獨成立一個救護隊，到尼特利醫院后他們只對指揮官負責，這樣就不存在有失自尊心的問題了，政府是會調解的，但同時救護隊應該到醫院里去照料那一大批傷兵。我的同伴和我都很同意這個意見，因此那些沒有到尼特利去的也都去了。 只有我沒有去，躺在家里養病。 我已說過我在英國害了一場肋膜炎。不久戈克利便回到倫敦來了。克倫巴赤和我常常去看他。我們談的大部分是關于戰爭的問題，由于克倫巴赤對德國的地理非常熟悉，在歐洲到過很多地方，他常常在地圖上為他指出同戰爭有關的一些地點。 我害肋膜炎的時候，這种病也成為我們日常討論的題目。即使在那個時候，我的飲食實驗也在進行。我的飲食包括花生、煮過的和新鮮的香蕉、檸檬、橄欖油、西紅柿、葡萄等等。我完全戒絕了牛奶、谷物、豆類等食物。 齊弗拉茲·梅赫達醫師為我治療。他老是要我喝奶吃飯，我卻堅決不干。事情傳到戈克利那里。他不大理會以水果為生的理由，要我遵照醫生為我的健康所指定的食物飲食。 不听戈克利的勸告，對我來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是不容許人說一個不字的，我要求他給我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那天晚上克倫巴赤和我回到家里，我們便商量我究竟怎么辦才好。他一直同我進行這种實驗。他喜歡這种實驗，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的健康需要的話，他是贊成我停止實驗的。所以我得按照我內心的聲音自己作決定。 我一夜未眠，反复考慮這個問題。停止實驗就無异于拋棄我在那個方向上的一切理想，可是我并不以為這些理想有什么不好。問題是對戈克利的愛的壓力，我應該接受多少和為了所謂健康，我的實驗可以有哪些修改。最后我決定還是堅持這种實驗，因為進行這种實驗的動机主要是宗教的；我決定凡是動机不純的地方，就听從醫生的勸告。我戒絕牛奶主要是出于宗教上的考慮。我眼前有著一幅關于加爾各答的養牛人怎樣從耕牛身上擠掉最后一滴奶的悲慘景象。我還有一种感覺，認為肉類既不是人的食物，那么動物的奶也不應當作為人的食糧。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便帶著堅決不喝牛奶的決心起床。這使我大為輕松了。我有點怕見戈克利，不過我相信他會尊重我的決定。 那天晚上克倫巴赤和我到國立自由俱樂部去見戈克利。他辟頭第一句話便問我：“好，你已經決定接受醫生的勸告了吧？” 我輕輕地但是堅決地回答說：“所有的意見我都愿意接受，只有一點我請求你不要勉強我。我決不喝牛奶，牛奶做的東西或肉我也不吃。如果不吃這些東西我就會死去，我覺得我宁可死去。” “這算是你最后的決定嗎？”戈克利問道。 “我恐怕不能作別的決定了，”我說道：“我知道我的決定會使你難過，可是我請求你的寬恕。” 戈克利帶著相當難過但是厚愛的心情說道：“我不贊成你的決定。這里面我看不出有什么宗教來。不過我也不再勉強你了。”他說完這話便轉過頭去對齊弗拉茲·梅赫達醫師說道：“請你別再讓他操心了。在他自己所規定的范圍內隨你開什么方子都可以。” 這位醫師表示不以為然，但也無可奈何。他勸我喝“豆湯”，加一點阿魏樹脂，這個意見我接受了。我喝了一兩天，可是痛楚有增無已。由于我覺得不對症，我又重新吃起水果來了。當然，外敷藥還是繼續使用的，這多少減輕了我一些痛苦，但是我的清規戒律确實給醫生造成了很多困難。 就在這個時候，戈克利回國了，因為他受不了倫敦的十月重霧。 肋膜炎的長期不愈多少有些令人不安，不過我知道要治好這病，靠內服藥物是不行的，應該改變飲食并輔之以外敷藥物。 我去拜訪有名的素食者艾林生醫師，我在1890年見過他，他用調劑飲食的方法為人治病。他為我進行了仔細的檢查。我向他解釋我如何發誓不喝牛奶。他為我打气地說道：“你用不著喝牛奶。其實我想叫你停吃几天帶脂肪的東西。”他于是勸我吃黑面包，生菜如甜菜、蘿卜、蔥和其他的青菜，還有新鮮的水果，主要是桔子等。蔬菜不用煮熟，如果我不能嚼碎的話，只須搗碎了吃。 我這樣吃了三天，但是生的蔬菜對我并不怎么合适。我身体的情況使我不能對自己的實驗保持完全公正的態度。吃生的蔬菜使我心神不安。 艾林生醫師還勸我把房里的窗子盡夜都打開，用溫水洗澡，用油在傷痛處摩擦，露天步行十五分鐘到三十分鐘，這些意見我都很喜歡。 我房里的窗子是法國式的，如果全都打開，雨水就會淋進來。扇形窗不好開，因此我把玻璃打破，使新鮮空气進來，并把窗子開到雨水淋不進來的程度。 所有這些辦法多少改善了我的健康情況，但是并沒有完全治好我的病。 謝西麗亞·羅伯滋夫人有時來看我。我們成了朋友。她极力勸我喝牛奶，但是因為我堅決不接受，她便到處為我物色代用品。有一些朋友向她推荐麥芽奶粉，不自覺地向她保證，說是同牛奶毫無關系，是一种化學制品，具有牛奶的一切營養价值。我知道謝西麗亞夫人對我的宗教顧慮极為尊重，所以我絕對相信她。我用水沖一下奶粉試喝一口，發覺和牛奶的味道完全一樣。我看一看瓶子上的說明，才知道所謂麥芽奶粉就是牛奶制成的，可是已經太晚了。于是我只好放棄。 我把這個發現通知謝西麗亞夫人，請她不必介意。她連忙赶來向我道歉。她的朋友根本沒有看那說明。我請她不要擔心，并為我不能接受她費盡心机弄來的東西向她表示歉意。我還向她保證，由于誤會而喝了牛奶，我一點也不介意，而且也不覺得是違反誓言。 我同謝西麗亞夫人的往來還有許多好的回憶，但是不得不從略了。我還記得我在受考驗和失望之中，有許多朋友給了我很大的安慰。凡是有信仰的人，都能在考驗和失望之中，從這些朋友身上看到上帝的慈悲，他于是就會化悲愁為歡樂。 艾林生醫師第二次來看我的時候，放寬了他的尺度，允許我吃花生醬或橄欖油以吸收脂肪，如果我愛吃的話，還可以煮飯菜，這些改變是很受歡迎的，但是遠不能完全治好我的病。极其細心的照料還是需要的，所以我不得不以大部分的時間在床上休息。 梅林達醫師有時也來為我診視，他提出了一個永久性的治療建議，假如我有意听取他的勸告的話。 情況是這樣日复一日地拖下去，有一天羅伯滋先生來看我，他极力勸我回國。“看這情形你大概不能到尼特利去了。我們往后還有更冷的日子呢，我极力主張你回印度去，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完全好起來。等你身体好了，如果戰爭還在打著，那你還有很多机會貢獻你的力量。即使現在這樣，我認為你已做的事已經是一种不小的貢獻了。” 我接受了他的勸告，開始作回印度的准備。 克倫巴赤先生伴著我到英國原是想去印度的。我們住在一起，當然也想搭同一只船。然而德國人正受著嚴格的監視，我們怀疑克倫巴赤先生能不能弄到護照。我盡力為他想辦法，羅伯滋先生也很想為他弄個護照，他曾為此給印度總督打了一個電報。但是哈定基勳爵干脆回答說：“印度政府歉難冒此危險。”我們全都明白這個答复的力量。 我很難過不得不和克倫巴赤先生分离，但是我看他比我還要難過。要是他到印度來，他今天一定是過著簡朴而快樂的農夫和紡織者的生活。現在他在南非度著原來的生活，他是一個建筑師，生意很好。 我們原想搭三等艙，但因為東方半島輪船公司的輪船沒有三等艙，我們只好買二等票。 我們隨身帶著從南非帶來的干果，因為船上有的是新鮮水果，但是很難買到干果。 齊弗拉茲·梅赫達醫師給我的肋骨綁上石膏，告訴我到了紅海以后才能取下。頭兩天我還勉強帶著，但是最后實在受不了。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石膏取下來，從而重新獲得了進行必要沐浴的自由。 我的食物主要的是干果和水果。我發覺我在天天好起來，當我們的船駛入蘇伊士運河時，我感覺好多了，我仍然很衰弱，但是完全不覺得有什么危險了，于是我便逐漸增加了我的運動。我的身体所以好起來，我想主要是由于溫帶空气清新的緣故。 我不知道這是由于過去的經驗呢，還是因為別的什么理由，但是我發覺船上的英國人和印度人之間的距离，是我從南非回來的途中所沒有見過的。我同少數几個英國人交談過，但是大都限于一般的寒暄。象我們在南非的船上所進行的誠懇的談話可以說沒有過。我想此中原因大概是由于英國人有意無意地有一种感覺，自以為屬于統治的民族，而印度人則感覺自己是屬于被臣服的民族。 我實在巴不得回到家里以擺脫這种气氛。 船一到亞丁，我們便感到好象到了家了。我們因為在杜爾班認識了克科巴·卡瓦斯吉·丁索先生并且同他和他的夫人有過密切交往，所以對亞丁人是很了解的。 几天以后我們便到孟買了。闊別十載，一旦回到祖國，那种歡樂的心情實在說不出來。 戈克利在孟買為我發起了一個歡迎會，他的身体雖然不好，卻也赶到孟買來接我。我是怀著一种同他合而為一的熱切希望到達印度的，因此覺得非常輕松自若。然而命運卻作了另外的安排。 在我敘述我回到印度以后的生活以前，我覺得似乎需要把我曾經故意略去的在南非的一些体驗追述一下。 有几個當律師的朋友要我把當律師的往事談一談。這類事情是太多了，要是全部寫下來，就得占一本書的篇幅，那就超出了我的敘述范圍了。但是如果把那些帶有真理之實踐的性質的若干事情追述一下，也許不是不妥當的。 就我的記憶所及，我已經說過我在職務上從來沒有做過不老實的事情，而我的律師業務大部分是為了公益事業，我為這些事所收的費用從不超過實際開支，甚至實際開支有時還是我自己貼出來，關于我的律師業務，我想說到這個地步算是說到頭了吧。然而朋友們還要我多談一些。他們大概以為，如果我輕描淡寫地談几件我不愿意放過的事情，干律師這一行的就可以得到教益了。 當我作學生的時候，就听說律師這個行業是撒謊的行業。然而這种說法對我沒有什么影響，因為我并不想以撒謊致富盜名。 我的原則在南非受到了多次考驗。我知道我的對手常常唆使他們的證人；只要我鼓勵一下我的當事人或他的證人撒謊，我們就會打贏官司。但是我總是拒絕這种誘惑。我只記得有一次已經打贏了一場官司，我疑心我的當事人騙我。在我的內心深處，我老是希望我胜訴的案子總是正當的。我從來沒有在确定收費的時候，把胜訴當作一個條件。不管我的當事人是胜還是敗，我并不指望多收或少收費用。 每一個新的當事人來找我的時候，我首先就是警告他，我不受理欺詐的案件，他也別指望我去鑽證人的空子。我這樣做的結果，使我的聲譽大增，沒有一件欺詐的案子前來找我。事實是有一些當事人愿意把清白的案子交給我辦，而把一些可疑的案子找別人去辦。 有一件案子是我最好的一個當事人交給我辦的，這真正是一次嚴厲的考驗。這件案子牽涉到一筆极复雜的賬目，而且拖了很久。有几個法院受理過這件案子的一部分。最后由法院將有賬目的部分交給几個有資格的會計師去仲裁。結果對我的當事人是完全有利的，但是仲裁人在計算時不小心出了一個差錯，數目雖然很小，案情卻很嚴重，因為他們把借方誤列為貸方了。對方因為別的原因反對這個仲裁。我當時是當事人的助理律師。當主事律師發現這個差錯時，他認為我們的當事人不應當承認這個差錯。他的意見顯然是：做律師的當然不能承認任何違反當事人利益的事情。我卻說我們應當承認這個錯誤。 但是主事律師反駁說：“如果這樣做，法院很可能取消整個仲裁，這是任何穩健的律師所不愿意干的。無論如何我是不极易冒這种危險的。如果這個案子還得送上去再開一次庭，我們的當事人究竟要花多少錢，最后的結果究竟是什么，那就說不定了！” 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當事人也在場。 我說：“我覺得我們的當事人和我們雙方應當冒這個險。僅僅因為我們不承認錯誤而指望法院支持一個錯誤的仲裁是靠得住的嗎？如果由于我們承認了致使當事人吃虧，那又有什么坏處呢？” “可是我們為什么要承認這個錯誤呢？”主事律師說道。 “我們憑什么可以肯定法院里找不出差錯，或者我們的對手就發現不了呢？”我說道。 “那么，你愿意辯論這件案了嗎？我可不打算按你的說法同人家爭論。”主事律師以決定的口气答道。 我謙虛地回答道：“如果你不愿意申辯，那么我就來干，只要我們的當事人同意這樣做。如果錯誤不改正過來，我在這個案子里就沒有什么好辦的了。” 我說這話時，一面看著我的當事人。他有些為難了。這件案子我從頭就參与了的，當事人完全相信我，而且對我有充分的了解。他說：“那么好吧，你就去申辯這件案子，把差錯改正了吧。失敗就失敗，如果這是不可避免的，上帝是保護正當的。” 我感到高興。我所指望于他的，不過如此而已。主事律師又警告我，怜憫我的固執，但是還是同樣向我祝賀。 結果如何，且听下一章分解。 我并不怀疑我的意見是正确的，但是我卻非常怀疑我對這件案子是否能處理得十分恰當。我覺得要在高等法院辯論這么棘手的案子是一种极為冒險的行為，而當我在陪審員的面前出現的時候，我都害怕得發抖了。 我一提到賬目中的差錯，便有一個法官說道： “這不是狡詐嗎，甘地先生？” 我听到這种誣蔑，心里便發火。無緣無故地指責人家不老實，實在是不能容忍的。 “從開頭就遇到了這么一個有成見的法官，這件棘手的案子成功希望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了。”我自言自語道。但是我已理好了我的思路，于是回答他說： “閣下還沒有听我講完就怀疑人有狡詐行為實在使人惊异。” “不是指責的問題，”那個法官說道：“這只是一种設想。” “這种設想在我看來不啻是一种指責。我請求閣下听完我的話，然后若有根据再來指控我。” “我打斷了你的話，實在對不起”那個法官答道：“請你繼續說明差錯的原因吧。” 我有足夠的材料支持我的說明。由于這位法官提出了這個問題，使我能夠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法院注意我的辯論。我感覺大大得到了鼓舞，于是利用這個机會進行了詳細的解釋。法院細心听取了我的發言，使我有可能說服那些法官相信賬目的差錯是完全出于疏忽。因此他們并不覺得需要取消花了很大力量才做出來的整個裁決。 對方的律師相信這個錯誤糾正以后并不需要進行多少辯論，似乎因此感覺安心。然而法官們繼續盤詰他，因為他們相信這個錯誤是很容易核對出來的。那位律師极力攻擊這個裁決，但是那個最初有怀疑的法官現在肯定地站到我這一邊來了。 “如果甘地先生不糾正這個錯處，你又有什么辦法呢？”他問道。 “要我們再找一個比我們所指定的這個會計專家更有能力和更公正是不可能的。” “本法院必須假定你對自己所處理的案子最清楚。如果你不能指出任何會計專家都不可能避免這种疏忽的理由，本法院只好強迫雙方重新進行訴訟，為一個顯然的錯誤再花一些錢。如果這樣一個錯誤能夠加以改正，我們就用不著下令再听雙方的申訴了。”法官繼續說道。 那位律師的意見就這樣被撇開了。法院究竟肯定了那個糾正了錯誤以后的裁決，還是下令仲裁人進行复查，我已記不住了。 我很高興，我的當事人和主事律師也同樣高興。我因此堅定了我的信念：對真理不加執拗就不可能當律師。 然而，請讀者記住：就在職務的實踐中保持誠實，也挽救不了實踐中的根本性的錯誤。 在納塔耳當律師和在德蘭士瓦當律師不同：在納塔耳有一种一身兼二任的律師，只要取得了辯護士的頭銜，同時也可以當狀師：而德蘭士瓦的情形就和孟買一樣，辯護士和狀師的范圍是有區別的。作為一個律師，他有權選擇充當辯護士或狀師。所以我在納塔耳的時候，已經取得了辯護士的資格，到了德蘭士瓦，又得申請當狀師。因為作為一個辯護士，我不能和印度人進行直接的聯系，而南非的白种人狀師是不會找到我頭上來的。 不過就是在德蘭士瓦，狀師也可以出庭縣法院。有一次，我在約翰內斯堡的縣法院里受理一宗案子，發現我的當事人欺騙了我。我看他在證人席中完全站不住腳，所以未經任何辯論我便要求縣長取消這個案子。對方的律師覺得惊奇，而縣長卻很高興。我指責當事人叫我受理一件虛假的案子。他知道我從來就不受理虛妄的案子，當我把這事情向他說明以后，他承認了他的錯誤，而且我有一個印象，就是我請縣長作了不利于他的判決，他并沒有對我生气。我在這件案子中的行為事實上并沒有使我的業務惡化，倒反使我的工作更加順利了。我還看到我對于真理的忠誠提高了我在同行中的聲譽，而且盡管由于膚色歧視的阻力，在某些案子里我甚至還贏得了他們的厚愛。 我當律師的時候，還有一种習慣：凡是我所不懂的，我從不隱瞞我的當事人或同事。每當我自己沒有把握的時候，我便勸我的當事人去另請高明；如果他一定要找我，我便要求他讓我去請教別的大律師。這种坦率的態度贏得了無限的好感和當事人的信任。如果必須找大律師商量的時候，他們總是愿意承擔費用。這种好感和信任對我的公眾工作大有幫助。 我在前面几章已經表明，我在南非當律師的目的是為了給僑團服務。即使如此，爭取人們的信任還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心地開闊的印度人很善于從事掙錢的職業，可是當我勸他們為了自己的權利去嘗一嘗坐牢的滋味時，許多人欣然接受，這与其說是因為他們懂得這樣做是正确的，倒不如說是由于他們對我的信任和好感。 當我寫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的心里涌現了很多美好的回憶。成千的當事人變成了公眾工作中的朋友和真誠的同事，他們的配合竟使本來是充滿了艱難困苦和危險的生活轉變成美好的生活了。 讀者現在對巴希·羅斯敦濟的名字該很熟悉了吧。他就是一個來找我打官司而立刻成為我的同事的人，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他先成為我的同事，然后才成為我的當事人。我得到他的信任達到這么一种程度，就連私人的家務事他也找我商量并听從我的意見。甚至他在害病的時候，也要找我幫忙，我們的生活方式雖然有很大的差別，他卻毫不猶豫地接受我的土法醫療。 有一次這個朋友陷入一种很不好的境地。他雖然把他大部分的事情都告訴我，卻竭力隱瞞一件事情。他是一個大進口商，常常從孟買和加爾各答辦進口貨，有時不免搞點走私的勾當。但因為他和海關官員的關系很好，誰也沒有怀疑過他。由于對他的信任，他們往往憑貨單收稅。有的也許是默許走私的。 古遞拉特詩人阿科有一句話說得好，小偷象水銀一樣難于就范，巴希·羅斯敦濟的情況也不例外。這位好朋友有一天慌慌張張地跑來找我，淚流滿面地對我說：“老兄，我瞞了你。我的罪過今天被發現了。我走私了，現在完了。我一定會坐牢，一切全完了。只有你一個人說不定還可以把我從這個絕境里拯救出來。我什么也沒有瞞過你，但是我以為我不應當拿這种做生意的手法煩扰你，所以走私的事，從來沒有告訴過你。可是現在，我多么后悔！” 我安慰他說：“能不能救你完全是上帝的事情。至于我，你是了解的。我只能用坦白認錯的辦法來救你。” 這位善良的波希人深深地感到絕望了。 “難道我在你跟前認錯還不夠嗎？”他問道。 “你是對政府而不是對我犯了錯誤，你向我認錯有什么用呢？”我溫和地答道。 “當然我一定遵命行事，但是你看要不要找我的老法律顧問××先生商量一下？他也是一個朋友。”巴希·羅斯敦濟說道。 經過調查以后，才知道走私已經有了很長的時間了，但是這次被發現的，錢數很小。我們去找他的法律顧問，他看過文件以后說道：“這件案子應由陪審員審判，而一個納塔耳陪審員是不會輕輕放過印度人的。不過我決不絕望。” 我和這個律師不怎么熟悉，巴希·羅斯敦濟插口說：“謝謝你，這件案子我想請甘地先生幫忙，因為我們彼此很熟。當然，需要的時候，還得請你給他指點指點。” 這么堵住了法律顧問的問題以后，我們便到巴希·羅斯敦濟的店里去。 這時我對他說明我的看法：“我認為這個案子根本不必要弄到法院里去。控訴你或者是不了了之完全要看海關官員的態度，而他又得听檢察長的指示，我打算兩個人都去找一找。我建議你繳付他們所規定的罰款，或許他們會同意。但是如果他們不同意的話，那你就得准備坐牢。我認為丟臉的不是坐牢而是犯法，丟人的事已經做了。你應當把坐牢當作是一种忏悔，而真正的忏悔則在于不再重犯錯誤。” 我不敢說巴希·羅斯敦濟完全接受我的意見。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但是他當時勇气不足。他的名望處在危險中，而且如果他費盡心血所构筑起來的高樓大廈一旦摧毀，那他又將如何是好呢？ “好吧，”他說道：“我已經答應過你，我完全听你處理。你要怎么辦就怎么辦吧。” 為了這件案子，我費盡唇舌。我去找海關官員，把整個事情無所畏懼地告訴了他。我還答應他把所有的賬目都交他審查，并告訴他巴希·羅斯敦濟感到多么懊悔。 那個海關官員說道：“我喜歡這個老波希。他自己干了這么一件傻事，我也難過。你知道我的責任是什么，我必須遵照檢察長的指示，所以我勸你去竭力說服他。” “如果你不堅持把他拖上法庭，”我說道：“那我就感謝你了。” 他答應了以后，我便寫信給檢察長并且去看他。我很高興地說，他很欣賞我的毫無保留的坦率，并且相信我沒有隱瞞什么。 現在我已記不起來是因為這個案件還是由于別的事情，我的堅持和坦率得到了他這樣的評語：“我看你永遠不會得到一個否定的回答。” 巴希·羅斯敦濟的案子就這樣調解解決了。他得交出兩倍于他所承認的走私款項的罰款。羅斯敦濟把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寫下來裝在一個鏡框里挂在他的辦公室，借以經常引起他的后代和同行的警惕。 羅斯敦濟有几個朋友警告我，要我別上他的當，說他的這种悔悟是靠不住的。當我把這种警告告訴羅斯敦濟的時候，他說：“如果我騙你，我還有什么前途呢？”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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