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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沒有回到國內，從鳳凰村起程的那一幫人已經先到了。照預定的計划，我應該在他們之前回到印度，但是因為我在英國忙于有關戰爭的工作，原來的打算全部推翻了。當我發現我將無限期地阻于英國以后，我面臨的問題是要找個地方安頓鳳凰村這一幫人。如果可能的話，我想叫他們在印度也住在一起，仍然過他們在鳳凰村的生活。我不曉得有什么書院值得介紹他們去住，因此電告他們去找安德祿先生，并按他的意見辦事。 于是他們先在康格立的古魯庫爾安頓下來，已故史華密·史羅曇納吉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儿女看待。后來他們又搬到圣提尼克坦書院１，在那里詩人和他的同人都以同樣的愛對待他們。他們在這兩個地方所得到的經驗對他們和我都有很大的幫助。 １圣提尼克坦《Shantiniketan），意即和平村，在加爾各答以北一百英里的地方，詩人即指泰戈爾。那里的書院后來被泰戈爾發展成為有名的國際大學——譯注。
１甘地后來習慣于赤裸上身，穿著“拖地”，踩著木屐；天冷的時候，則在上身披一件大圍巾——譯注。
１真納（Jinnah，1876—1948年）原是國民大會党的領導人之一，后來脫党參加全印度穆斯林聯盟，1940年以后极力主張成立巴基斯坦，脫离印度另建國家。1947年印巴分治后成為巴基斯坦總督，被稱為巴基斯坦國父——譯注。
我一到孟買，戈克利便通知我說，省督想見一見我，并說照規矩我最好在赴浦那以前就先去看看他。我照他的意見拜會了省督閣下。寒暄以后，他說道： “我請求你一件事情。我希望你無論在什么時候打算采取同政府有關的步驟時，都到這里來見見我。” 我回答說：“我很容易答應你，因為我是一個非暴力抵抗者，照例要了解對方的意見，并設法盡可能同他取得協議。我在南非的時候，是嚴格按照這個規矩行事的，在這里我也要這么做。” 威靈頓勳爵向我道謝，并說道：“你什么時候來見我都可以，你會明白我的政府是不愿意做什么錯事的。” 我回答說：“正是這种信仰才能使我支持下去。” 我見他以后，便到浦那去。我不能把我在這個寶貴的時間內所有值得回憶的事情都記述下來。戈克利和印度公仆社的朋友們熱情橫溢地歡迎我。我記得他把他們全都召集起來歡迎我，我同他們坦率地談論各种各樣的問題。 戈克利很希望我參加這個團体，我也有同樣的想法。但是社員們卻覺得，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同他們的大不相同，讓我入社或有不便之處。戈克利卻相信，盡管我堅持自己的主張，我還是愿意、并且能夠容忍他們的意見的。 “但是，”他說道：“他們還不了解你是抱著准備妥協的態度的，而他們對于自己的主張卻是固執的，毫不動搖的。我希望他們會接受你，但是如果他們不接受，請你千万不要以為他們是不敬愛你的。他們不愿意冒險，因為他們恐怕這會妨礙對你的尊敬。但是無論你是否正式入社，我總是把你當作社員看待。” 我把我的意圖告訴戈克利：不管我是不是社員，我想辦一個學院，把鳳凰村的那些人安頓下來，地點最好在古遞拉特，因為作為一個古遞拉特人，我以為古遞拉特服務也就是間接為國家服務。戈克利贊成我這個想法，他說：“你當然可以這樣做。無論你和他們商談的結果如何，學院的經費請你務必讓我籌划。我把這學院當作是我自己的。” 我心里十分快樂：我既不必承擔籌措經費的責任，也不必由我一人獨自開創這件工作，而只須我能确保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有可靠的指導和幫助就行了。這使我心理上的負擔大為減輕。 于是他把德夫醫師（現已故）請了來，吩咐他在該社的賬目內給我開一個戶頭，把我為學院的用處所需的款項和其他的公共開支隨時給我。 現在我准備到圣提尼克坦去了。在我出發前夕，戈克利安排了一個只有少數几個朋友參加的茶會，親自定了一些我所喜歡吃的點心，就是水果和干果等。茶會离他的房間雖然只有几步遠，他卻沒有力气走過來參加。但是因為他太愛我，他竟堅持要來。雖然他來了，卻因為昏倒了而不得不抬走。昏厥對他來說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儿，所以他在力所不支的時候，還吩咐我們茶會照常進行下去。 這個茶會事實上是一次座談會，是在該社招待所對面的空地上舉行的。朋友們在會上一面吃著花生、棗子和當時的水果，一面談心。 然而戈克利這次的昏倒在我的生平卻不是一個普通的事件。 我离開浦那先到拉奇科特和波爾班達去探望我的寡嫂和其他的親戚。 我在南非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時候，為了和契約工人保持密切的接触，大大地改變了我的服飾，就是在英國，不出門的時候，我還是穿得很簡單的。在孟買上岸的時候，我穿了一身卡提亞華服裝：一件襯衫，一條“拖地”，一身外衣和一條白圍巾，全都是印度布做的。但是因為我要從孟買坐三等火車出去旅行，我認為圍巾和外衣是多余的，所以我不帶這兩樣東西，卻花了八、九個安那買了一頂克什米爾帽子。穿起這樣的服裝，人們一定以為我是一個窮漢。 當時因為黑熱病正在流行，我不記得是在維朗坎還是八德彎，便有人上來檢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況。我有點發燒，檢查員叫我等車到拉奇科特時，親自向醫務所去報告，并記下我的名字。 大概有人通知八德彎說我要經過那里，因為當地有一個知名的公共工作者，莫迪拉爾裁縫，到站上來接我。他告訴我維朗坎的風俗習慣和火車乘客因此必須遭遇到的困苦情形。我因為發燒，不大想講話，想用一句簡單的問話結束這次談話： “你打算坐牢嗎？” 我把莫迪拉爾當作一個輕率的青年，以為他講話是不加思索的。然而莫迪拉爾并不是這樣的人，他以堅定的口气答道： “只要你領導我們，我們當然愿意坐牢。我們是卡提亞華人，我們對你有特別的權利。當然了，我們現在并不想把你留下，但是你得答應回來的時候，在這里停一停。你要看到我們這些青年人的工作和精神，你就會高興的，你可以相信我們，只要你一聲號召，我們就會立刻響應。” 莫迪拉爾的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同志夸獎他說： “我們的朋友不過是一個裁縫。然而他精通他的業務；他每月只需要15盧比，他一天只做一個鐘頭工便可以得到這筆收入，因此他就把其余的時間放在公眾工作上。他領導我們大家，使我們原來所受到的教育感到慚愧。” 后來我同莫迪拉爾有密切的往來，我才曉得人們夸獎他一點也不過分。他決定每個月到當時剛剛成立的學院來住几天，一方面教那些孩子們學裁縫，同時他自己也為學院做一些裁縫工作。他天天同我談維朗坎的情況和火車乘客的困難。說他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他因為害了一場急病便在壯年時死去了，八德彎的公眾生活因為少了他而受到很大的影響。 我一到拉奇科特，第二天便到醫務所去報告。那里的人并不是不認識我。醫生覺得難為情，他生那個檢查員的气。這其實是不必要的，因為那個檢查員那樣做是他的責任。他不認得我，就算認識，他也不能做別的。那個醫生不讓我再去看他，堅持要讓檢查員來看我。 在疫病流行的時候，檢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況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車，不管他們的地位如何，他們應當自動遵守窮人所遵守的規定，而鐵路上的官員也應當大公無私，我的經驗是，鐵路上的官員并不是把三等車的乘客當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們當作一群綿羊。他們態度傲慢，不容分說或爭論。三等車的乘客必須服從官員，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當官的還可以無緣無故地打他們或勒索他們，而且常常把他們弄到無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賣給他們，有時甚至弄得他們誤車誤點。這一切都是我親眼看到的。除非受過教育和有錢的人自愿屈居窮人的地位、坐三等車、不享受窮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單單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艱難困苦、無禮和不公道，還得決心為消除它們而斗爭，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亞華，到處都听見有人在訴說維朗坎海關的弊端。因此我決定立即利用威靈頓勳爵的建議。我搜集并翻閱一切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獻，親自證實那些意見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買政府通起信來。我去拜訪了威靈頓勳爵的私人秘書，并求見勳爵閣下。勳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責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書說道：“如果這件事歸我們管的話，我們早就把關卡撤了。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認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沒有。直到后來我有机會見到了詹士福勳爵，這個問題才得到了解決。當我把這些事實告訴他的時候，他表示惊訝。這些情況他一點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陳述，立刻打電話調閱有關維朗坎的文件，并答應說，如果當局不能說明理由或加以辯解，他就把關卡撤銷。我會見他以后不過几天，便在報紙上看到維朗坎關卡已經撤銷了。 我把這次事件當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為我去找孟買政府時，那個秘書對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亞華）的一次演說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為然。 “這不是威脅嗎？”他問道：“你以為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會在威脅之下屈服嗎？” “這不是威脅，”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訴人民，這是我的責任。一個想要自立的民族應該曉得一切獲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當作是最后的辦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卻是一种絕對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認為向人們解釋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責任。我不怀疑不列顛政府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個最有效的良方。” 這位聰明的秘書怀疑地點一點頭，并說道：“我們瞧著吧。” 我從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師生熱烈地歡迎我。歡迎會是朴素、藝術和愛的美麗的結合。我在這里第一次會見了卡卡薩希布·柯列卡。 當時我還不曉得柯列卡為什么叫做“卡卡薩希布”。后來我才知道我在英國一個很好的朋友、現在巴洛達邦舉辦一所叫做“甘伽納斯學院”的柯沙福勞·德希潘特先生，為了給他的學院創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給教師們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過書，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爾·夏爾瑪則得到“安納”（意即兄弟）的稱呼，別的人也得到類似的名稱。阿難達南（史華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華曇（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來都加入了這個大家庭，并且一個一個地成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稱為“薩希布”。他的學院被解散以后，這個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們精神上的聯系并沒有斷絕，他們的別名也沒有改變。 卡卡薩希布到各個院校去吸取經驗，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時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滿·薩斯特立原是同他們一起的，也在那里。他們兩人幫助講授梵文。 鳳凰村的那一幫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別分到了住處。摩干拉爾·甘地是他們的領導人，他的職務是叫人嚴守鳳凰村學院所有的規矩。我看到由于他兼有愛、知識和忍耐，使他在圣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祿和皮爾遜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員中和我們比較接近的有賈格丹南德巴布，尼巴爾巴布，孫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納庚巴布，沙羅巴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師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導他們討論自力更生的問題。我向教員們提出來：如果他們和學生都不雇用廚子而自己做飯，他們便可以根据學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廚房，并且可以給學生提供一個自力更生的實物教育。有一兩個教員搖頭表示不以為然，也有极力贊成我的意見的。也許是因為好奇的緣故，學生都歡迎這個建議。于是我們便開始實驗。我請詩人發表意見，他說只要教員們贊成，他沒有意見。他對學生說：“這個試驗包含著自治的鑰匙。” 皮爾遜為了使這次試驗成功，竟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進去。他組織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等等。納庚巴布和別的几個人負責廚房及其周圍的環境衛生。看到他們拿著鋤頭去工作，我心里很高興。 然而要指望這一百二十五名學生和老師如魚得水地進行這种体力勞動，那就未免太奢望了。他們几乎天天都在討論。有些人早就露出倦意，但是皮爾遜卻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我們常見他笑容滿面地在廚房內外忙碌著。他自愿擔任洗滌較大的餐具。有一批學生在這批洗滌餐具的學生面前彈著“希達”１，以使他們忘卻疲勞。大家都興高采烈地做著這件事，圣提尼克坦便象蜂群聚居的地方那樣顯得忙碌起來。 １希達（sitar），印度一种弦樂器——譯注。
在八德彎的時候，我們親身經歷到了一個三等車乘客連買一張車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難的情況。“三等車票沒有那么早賣，”賣票的對我們這么說道。我去找站長，這也是一件難事。有人好心告訴我站長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訴說我們的難處。他也是作了同樣的答复。后來賣票的窗子一打開，我便赶過去買票。然而買票實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權利，上前去買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個個上來不斷地把我擠出來。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個買到車票的。 火車進站了，上車又是一次考驗。已經上了車的人和要上車的人對罵起來，你推我，我推你。我們在站台上跑來跑去，可是到處都碰上同樣的回答：“這里沒有位子。”我去找車守想辦法，他說：“只要擠得上去你就赶緊擠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車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沒空听我的話。我實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爾隨便擠個地方，我自己則帶著妻子走上二等車的車廂。車守看見我們上車了。到了阿三索爾車站，他便過來要我們補票。我對他說： “給我們找個位子原是你的責任。我們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這里來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車廂里給我們找個位子，我們當然很高興到那里去。” “你別跟我多話，”車守說道：“我不能給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補票，不然就下車。”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車守爭論，就把他要補的車錢付給他，然而受到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卻非常气憤。 第二天早上車抵莫加爾沙萊。摩干拉爾設法在三等車廂里弄到了一個坐位，我便搬過去。我把所有的事實都告訴查票員，請他開個條子證明我在莫加爾沙萊便搬到三等車廂來。他卻不肯開證明。我又把這情形去向鐵路當局陳述改正，得到這樣的回答：“照規矩沒有證件是不能退費的，但是我們對你可以例外。不過，從八德彎到莫加爾沙萊的補票費是不退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車的經驗，如果全部寫下來，就很容易地寫一本書。因此我只能就便在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關系，我不得不放棄乘坐三等火車的做法，這是我終生的大憾事。 三等車乘客的疾苦無疑是由于鐵路當局的高壓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髒，自私和無知也不能辭其責。可惜的是他們往往并不覺得自己不雅、肮髒或自私。他們以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對他們漠不關心。 我們到卡利安時，已是疲憊不堪。摩干拉爾和我從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點水來供讓我們洗澡。我正設法找地方給我妻子洗澡時，印度公仆社的高爾先生認出了我們，他走過來。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議讓我的妻子到二等車廂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這個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沒有權利到二等車廂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還是接受了這种不相稱的做法。我明白一個崇奉真理的人是不應該這么做的。這倒不是因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為做丈夫對自己的妻子的偏愛胜過了他對真理的尊崇。《奧義書》說：真理的臉隱藏在瑪耶的金紗幕后。 到了浦那參加葬禮以后，我們自然而然地討論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應當加入的問題。這個入社的問題，對我來說，的确是個棘手的問題。戈克利在世的時候，我用不著請求入社。我只要服從他的意愿就行了，這正是我所樂意的。現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濤洶涌的印度公眾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個可靠的舵手。戈克利就曾經是這么一個人，而我在他的庇護之下也覺得安穩。現在他已經去世了，我只得靠自己去奮斗，而我也覺得應當請求入社。我想這樣做才能告慰于戈克利的在天之靈。于是我便毫不猶豫地而且堅決地提出請求。 當時大多數的社員都在浦那，我向他們游說，設法消除他們對我的疑懼。但是我看得出來，他們的意見并不一致。一部分人贊成我入社，另一部分人卻竭力反對。我明白這兩派人對我的友愛不相上下，但他們似乎更忠于印度公仆社，無論如何，這种忠心并不亞于愛我的心意。因此我們所有的討論都只限于原則問題，而不作意气上的爭論。反對我入社的那一派人說，在重大的問題上，他們的見解同我的想法相差甚遠。他們恐怕我入社以后，印度公仆社原來的宗旨便要大受影響。這當然不是他們所能忍受的。 我們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便各自分散了，等日后再作最后決定。 我回家的時候，內心頗為激動。如果大多數人投票贊成我入社，我是不是應當加入呢？這個行動是不是符合我對于戈克利的忠心呢？我清楚地看見，社員們對于我入社的問題，意見既然如此分歧，我最好是自行撤銷入社的申請，免得那些反對我入社的人處境為難。我想這才是我忠于印度公仆社和戈克利所應當采取的行動。這是在一剎那間決定的，我立刻寫信給薩斯特立先生，請他不必繼續開會。那些反對我入社的人，非常欣賞我這個決定。這使他們不致陷入進退維谷的地步，并使我們的友誼更加密切。我撤銷入社的申請，倒使我成為一個真正的社員。 現在經驗告訴我，我不當一個正式的社員更為恰當，而當時反對我入社的人也是有道理的。經驗也證明，我們在原則問題上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但這些分歧既經承認以后，我們并不因此而疏遠或發生什么齟齬。我們仍然是情同手足，而印度公仆社在浦那的家也一直是我經常出入的一個地方。 我雖然不是印度公仆社一個正式的社員，但是我始終是一個精神上的社員。精神上的關系比物質上的關系更加珍貴。 离開了精神的物質關系，就等于是沒有靈魂的軀殼。 接著我便到仰光去看梅赫達博士，途中還在加爾各答作了逗留。我作了已故巴布·普本德羅納斯·巴素的客人。孟加拉人的好客在這里達到了頂點。當時我還是一個嚴格的水果食者，所以凡是加爾各答搜羅得到的所有水果和干果全都買遍了。主人家里的婦女通宵不睡為我去剝果皮。他們還想盡辦法把新鮮的水果按印度辦法調制，還為我的同伴——包括我的儿子蘭達斯做了很多好吃的東西。我對于這种親切的款待是极為感動的，但是一想到他們竟以全家的人忙于招待兩三個客人，實在令人過意不去。然而我卻看不出來有什么辦法可以逃避這种令人為難的款待。 我是作為統艙乘客搭船去仰光的。如果說我們在巴素先生的家里所受到的過分接待使我們感到難為情，那么，同我們在船上所受到的最粗野的待遇——連一個統艙的乘客最起碼的安适也得不到的待遇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所謂浴室，實在髒得令人難受，廁所更是污濁不堪。要上廁所就得踩著屎尿或者跳越過去才行。 這簡直不是人所忍受得了的。我去找大副，但是沒有結果。如果說這幅又髒又臭的圖畫還有不夠完備的地方，那么旅客們毫不在意的坏習慣便把它補足了。他們坐在哪里便在哪里吐痰，吃剩的東西、煙頭和檳榔葉子隨便亂丟，弄得周圍肮髒不堪。嘈雜的聲音永無休止，而且每一個人都想霸占大地方，他們的行李比他們自己占的地方還大。我們就這樣經過了兩天的最嚴重的考驗。 我一到仰光便寫信給船公司的代理行，把這一切事實告訴他。由于寫了這封信和梅赫達博士在這個問題上的努力，我們回來雖然還是坐統艙，卻不是那么難受了。 我在仰光拿水果當飯吃的問題，又給主人增加了莫大困難。不過梅赫達博士的家就象我自己的家一樣方便，我多少還能控制一下奢侈的菜單。然而因為我究竟能吃多少种水果并無任何限制，我的胃口和眼睛總是情不自禁地超過自己應吃的限度。當時吃飯的時間又沒有一定。我個人喜歡在日落以前吃晚飯，但是往往要到晚上入九點鐘的時候才能吃上。 那一年，即1915年，正是坎巴廟會１的會期。這种廟會每隔十二年在哈德瓦舉行一次。我本來沒有多少意思要參加這种集會，但是我卻很想到古魯庫爾去見摩哈德瑪·孟希朗吉。戈克利的印度公仆社已經派了一大批志愿隊到坎巴去工作，潘迪特·赫立達亞納斯·孔知祿是隊長，已故德夫醫師是醫官。他們請我派鳳凰村的人去協助他們，所以摩干拉爾·甘地已經比我先去了。我從仰光回來后，便同他們會合。 １坎巴廟會（Kumbha fair），是印度教徒十二年一次的大廟會的節日，在印度北方省的哈德瓦地方舉行——譯注。
到了古魯庫爾會見了身体魁偉的摩哈德瑪·孟希朗吉，使我心中釋去重負。我立刻感覺到古魯庫爾的宁靜和哈德瓦的喧騰恰恰成了一种奇异的對比。 摩哈德瑪以充溢的友愛對待我。實行“節欲”的人都很周到。我在這里初次會見阿恰立亞·蘭瑪德福吉，我立刻便看出他是一個极有力量的人。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們結識不久就成了朋友了。 我和阿恰立亞·蘭瑪德福吉以及其他教授對于在古魯庫爾添設工業教育的必要性問題討論了很久。臨別的時候，我們真是依依不舍。 我早就听見很多人稱贊拉克斯曼·朱拉（恒河上的一座吊橋），這橋离赫里希克斯不遠。很多朋友都勸我在离開哈德瓦以前一定要去看看這座橋。我想步行去瞻仰這座橋，于是分作兩個階段進行。 我到赫里希克斯以后，有很多游行僧人來看我。其中有一個和我特別接近。鳳凰村的人也在那里，這引起那位史華密許多問題。 我們談到宗教，他曉得我對于宗教有深沉的感情。他看見我從恒河沐浴回來，光著頭，也沒有穿襯衣。他看見我頭上沒有“飾嘉”１，脖子上又沒有圣環，心里很難過。他說： “你是一個有信仰的印度教徒，居然不束發，也不戴圣環２，我看見了實在難過。這是印度教的兩种外表的象征，每一個印度教徒都應當有的。” 我不戴這兩樣東西是有一段歷史的。我在十歲的時候，看見婆羅門的孩子們將成串的鑰匙，用圣環穿住，拿來游戲。我也很想能作同樣的游戲。當時卡提亞華的吠舍３家族還沒有戴圣環的習慣。但那時正有人提倡一种運動，強迫前三等种姓的人遵守這個規矩。結果，甘地家族里便有人戴上了圣環。有一個教我們兩三個小孩子《羅摩護》的婆羅門，給我們戴上了圣環。我雖然沒有成串的鑰匙，卻也弄到了一把鑰匙來玩。后來絲線坏了，我不記得我是不是很惋惜。不過我記得我沒有再戴新圣環。 １飾嘉（Shikha），一般印度教徒男子在腦后所蓄留的一綹頭發，有吉祥和卻邪去病之意——譯注。
１首陀羅（shudras）是印度教社會的第四种姓，多從事卑賤的工作，故亦稱為奴隸階級。他們無權受教育，也不能佩戴圣環，因為他們是不受神眷愛的——譯注。
我到坎巴廟會去朝圣是我第二次訪問哈德瓦。 非暴力抵抗學院是在1915年5月25日成立的。史羅曇 納吉要我在哈德瓦住下來。加爾各答的几個朋友卻向我推荐衛提亞納士潭。別的人又极力勸我選取拉奇科特。但是當我偶然經過阿赫梅達巴的時候，有很多朋友勸我在那里住下，他們自告奮勇為學院籌款，還要給我們找一所住宅。 我對于阿赫梅達巴有一种癖好。我是一個古遞拉特人，我認為我應該通過古遞拉特語言對國家提供最大的服務。而且阿赫梅達巴是古代手工紡織業的中心，如果要恢复鄉村手工紡織業，這似乎是一個最适宜的地方。這個城市是古遞拉特的首都，因此在這里要獲得有錢人的資助比別的地方更加容易。 不可接触者的問題自然是我和阿赫梅達巴的朋友們討論的題目之一。我向他們明言，我應當首先利用机會為學院招收一名不可接触者學生，只要他具備了其他的條件。 “你到哪里去找一個合格的不可接触者呢？”有一個毗濕奴派的朋友自信地說道。 最后我決定在阿赫梅達巴建立學院。 至于住處的問題，阿赫梅達巴有一個律師吉望拉爾·德賽先生是我的主要幫手。他愿意把他在科赤拉布的一所洋房租給我們，我們就把它租下來了。 我們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學院的名稱。我和朋友們商量。有人建議采用“西伐士蘭”（服務之家），還有人提議用“塔普凡”（儉朴之家），等等。我倒喜歡“西伐士蘭”這個名稱，只是覺得沒有強調說出服務的方法。“塔普凡”似乎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名稱，因為儉朴雖為我們所需，我們卻不能自命為儉朴之人。我們的信條是忠于真理，我們的任務是追求和堅持真理。我在南非試驗過的辦法，我想拿到印度運用一下，而且我希望在印度試一試這個辦法究竟能運用到什么程度。所以我的同伴和我選定了“非暴力抵抗”這個名稱，因為它同時表達了我們的目標和我們的服務方法。 為了使學院在言行上有所遵循，需要制訂一個校訓。因此有人提出一個草案，朋友們都被邀請發表他們的意見。當時所收到的許多條意見當中，古魯達斯·班納濟爵士的意見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贊成我們的校訓，但是建議加上“謙恭”一條，因為他認為青年一代特別缺乏謙恭。我雖然也注意到青年人有這個缺點，我卻擔心一旦把謙恭訂為人人必須遵守的校訓，謙恭就不再成為謙恭了。謙恭的真正含義是自卑。自卑是自救，如若不然，就得采取別的辦法以求其實現。如果一個奉行自救的人，或者一個奴仆缺乏謙恭或大公無私的行為，對于自救或服務就沒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沒有謙恭的服務，不過是自私自利罷了。 這時我們這一幫人大約有十三個泰米爾人，其中有五個青年是從南非隨我們來的，其余的則來自全國各地。我們一些大約有二十五個男女。 這個學院就是這樣成立的。我們同在一個地方吃飯，并盡力象一家人一樣地生活。 學院成立不過几個月，我們就遇到了一种簡直沒有料到的考驗。我收到安立特拉爾·塔卡爾的一封信，信上說：“有一個謙遜而正直的不可接触者家庭希望加入你們的學院，你們能接受嗎？” 我心中有點為難。我沒有想到這么快就會有一個不可接触者家庭要求入院，而且不是通過別人，而是由塔卡爾巴巴這么一個大人物介紹的。我把這封信給同伴們看，他們都表示歡迎。 我寫了一封信給安立特拉爾·塔卡爾，表示我們愿意接受這一家人，只要他們都愿意遵守學院的校規。 這個家庭的成員有杜達白，他的妻子丹尼朋和他們的女儿拉克斯密，還有一個剛會搖搖晃晃走路的孩子。杜達白在孟買當過教員。他們全都同意遵守校規，于是都入了院。 然而這件事卻引起了那些幫助過學院的朋友們的很大意見。頭一個難題就是用水井的事；這個水井的管理權有一部分是屬于房東的。管理吊桶的人反對我們的吊桶里滴出來的水會玷污他，于是他便辱罵我們，并且還侮辱杜達白。我吩咐大家不要理會他的辱罵，并且不顧一切，照舊去吊水。當他看見我們并沒有反罵他，他便自覺慚愧，也就不再麻煩我們了。 然而所有的資助，都被停止了。那位曾經問起不可接触者是否能夠遵守校規的朋友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隨著金錢援助的斷絕，還有一种謠傳，說有人要發起社會的封鎖來對付我們。這一切我們都有了准備。我告訴我的同伴說，如果我們受到封鎖而得不到通常的便利，我們決不要离開阿赫梅達巴。我們宁可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區里去，用我們的体力勞動來維持我們的生活。 事情就這么發展下去，有一天摩干拉爾·甘地通知我說： “我們的基金快光了，下個月就無法維持了。” 我淡淡地回答說：“那么我們就搬到不可接触者的地區里去。” 象這一類的考驗我已經歷過不止一次了。遇到這种情況的時候，上帝總是在最后一刻幫了我的忙。在摩干拉爾·甘地警告我經濟困難以后不久，一天早上，有一個小孩走過來告訴我，說有一個客人在外面的車子上等著要見我。我于是出去見他。他問道：“我要給這個學院一點幫助，你愿意接受嗎？” “當然，”我說道：“我承認我現在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 “我明天這個時候再來，”他說道：“你在這里嗎？” “在的，”我說道。他便走了。 第二天，就在約定的時間，那輛車子又開到我們的地方，而且喇叭響起來了。孩子們進來報信。那位客人沒有進來，我出去見他。他把13，000廬比的鈔票放到我手里，然后開車走了。 我從來沒有指望得到這筆捐款，而且幫助的方式是這么奇特！這位紳士以前并沒有到過學院。据我記憶所及，我只會過他一面。沒有正式見過，沒有談過，而他竟是給了幫助便走了！這對我是一次絕無僅有的經驗。這一筆錢暫時把我們搬往不可接触者地區去的打算擱置起來了。現在我們覺得，一年之內可以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了。 正如外面起了風波一樣，學院內部也發生了風波。雖然在南非的時候，不可接触者朋友常到我家里來同吃同住，可是我的妻子和別的婦女卻似乎不大喜歡在學院里收容他們。我的耳目很快便覺察出來，她們對待丹尼朋雖不是憎惡，至少也是冷淡。經濟上的困難并沒有使我發愁，但是這一次的內部風波卻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丹尼朋是一個普通婦女。杜達白是一個受教育不多但是很有見地的人。我喜歡他的耐性。有時他也發脾气，但是總的說來，我對他的善于容忍，印象很深。我請他忍受細小的屈辱。他不但答應了，而且勸他的妻子也這樣做。 我們接受這一家人，給學院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課。我們一開頭便向世界宣布：我們不能容忍不可接触者制度的存在。愿意幫助學院的人都有了精神准備，因而在學院這方面的工作就簡單得多了。捐助和擔負學院日益增多的開支的人大多是正統的印度教徒，這件事實也許可以清楚地說明，不可接触者制度已經從根本上動搖了。這一點自然還有其他的許多證据，然而印度教徒中的优秀人物肯于幫助一個讓不可接触者与別人同吃的學院，這個事實本身便是不小的證据。 我很遺憾，關于這個問題，關于我們怎樣處理因主要問題而發生的一些微妙的事情，我們怎樣克服一些沒有料到的困難，以及其他与体驗真理有關的許多事情，不得不從略。下一章也有這個缺陷。我所以不得不把重要的細節省略，因為這出戲中的大部分腳色還健在，在敘述和他們有關的事情而必須提到他們的名字時，不取得他們的同意是不妥當的。而征求他們的意見，或者隨時請他們修改和他們有關的章節，事實上是很難辦到的。況且這种手續超出了這本自傳的范圍之外。因此我擔心其他的故事，雖然在我看來對于追求真理的人，是有价值的，卻不得不加以省略。我的愿望是，上帝的意志也是，把這本書寫到進行不合作運動的時日為止。 我們暫時得拋開從開始就經歷著內外風暴的學院，簡單地轉移到引起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情上去。 所謂契約工人就是那些根据五年左右的契約從印度到國外去做工的人。按照1914年史沫資—甘地協議的規定，到納塔耳去的契約移民的三英鎊稅是廢除了，但是來自印度的一般移民的納稅問題卻還沒有解決。 1916年3月，潘迪特·馬丹·穆罕·馬拉維亞吉在帝國立法議會中提出一個廢除契約制度的議案。哈定基勳爵在接受這個動議的時候宣稱，他已得到“英王陛下政府在相當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的諾言”。不過我覺得這么一個空洞的保證，不能使印度滿意。我們應當鼓動立即廢除這种制度。印度所以容忍這個制度，完全由于疏忽。我相信大家能夠有效地推翻這個制度的時机已經到了。我會見了一些領袖，在報紙上寫了几篇文章，我覺得公眾輿論已經确确實實地贊成立即廢除。這不是非暴力抵抗一個很好的題目嗎？我相信确是這樣，但是我不知道從何著手。 同時總督已不再隱諱“終必廢除”這句話的含義，据他說，這是“在合理的時間之內有了另外的辦法”再加以廢除的意思。 因此，在1917年2月，潘迪特·馬拉維亞吉便要求提出一個立即廢除這种制度的議案。詹士福勳爵拒絕了他的要求。 我旅行全國去鼓動大家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想我在開始宣傳鼓動以前，應當先去拜會總督。于是我請求謁見，他馬上便答應了。馬菲先生，即現在的約翰·馬菲爵士，是他的私人秘書。我和他有密切的往來。我和詹士福勳爵的談話是令人滿意的，雖然他只答應幫忙，而沒有确切的表示。 我的旅行從孟買開始。杰罕濟·貝迪特先生打算用帝國公民協會的名義召開一個大會。協會的執行委員會先行開會，以便草擬一個決議案在會上提出。史丹立·李德博士、拉魯白·沙瑪爾達斯先生（現為爵士）、納達羅建先生和貝迪特先生都出席了委員會會議。討論的題目是規定一個時期，請政府在這個時期內廢除這個制度。當時有三种建議，即“盡速廢除”，“在7月31日以前廢除”，還有“立即廢除”。我主張限期廢除，因為如果政府在期限內沒有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便可以決定應付的辦法。拉魯白先生主張“立即廢除”。他說“立即廢除”比7月31日的期限更短一些。我說明人民未必懂得“立即”這個字的意思。如果我們要他們采取一些什么行動，我們必須用一句更加确定的話。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解釋“立即”的含義——政府有政府的解釋，人民又有人民的解釋，至于“7月31日”，這是不會使人誤會的，如果到那一天政府沒有采取什么行動，我們就可以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李德博士明白了這种說法的力量，最后拉魯白先生也同意了。我們于是決定7月31日是政府宣布廢除這個制度的最后日子。這個決議在公眾大會上通過了，而印度各地的集會也都相應地通過這個決議。 嘉芝·貝迪特夫人竭盡全力組織了一個婦女請愿團去向總督請愿。從孟買來的婦女，我記得有塔塔夫人和已故狄爾莎夫人。這個請愿團的影響很大。總督提出了一個令人鼓舞的答复。 我到過卡拉奇、加爾各答和其他各地。到處都有很好的集會，而且人民的熱情無比高漲。宣傳鼓動開始的時候，我并沒有料到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是獨自一個人旅行，因此有許多奇妙的經驗。罪犯調查局的人員總是尾隨著我。但是因為我沒有什么隱秘，所以他們也不來煩扰我，而我也不給他們什么麻煩。幸而我那時候還沒有得到“摩哈德瑪”的頭銜，雖然認識我的人，見了我也時常大聲呼喊這個名字。 有一次，特務人員在好几個車站上找我的岔子，他們查我的車票。記下號碼。我呢，自然很愿意答复他們所提的一切問題。同車的旅客以為我是一個“沙陀”或者是一個“法吉爾”１。他們看見我在每一個車站上都受到了騷扰，便為我抱不平，大罵那些特務。他們抗議道：“你們為什么無緣無故地老是麻煩這個可怜的沙陀呢？”他們又對我說：“犯不著把車票給這些流氓看！” １法吉爾（fakir），化緣修行的人——譯注。
三巴朗是賈納卡王１的國土。那里現在遍地都是芒果林，但是在1917年以前，卻到處都是靛青种植園。三巴朗的佃農照法律規定，每耕种二十卡塔２土地，其中要有三卡塔土地給地主种靛青。這种制度叫做“三卡塔”制（剛好等于一英畝），因為每二十卡塔要有三卡塔种植靛青。 １賈納卡王（King Janaka）是印度教傳說中兼有哲人之德的一個國王。三巴朗位于喜馬拉雅山腳——譯注。
１即前任印度總統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譯注。
我是在倫敦認識大毛拉·馬志哈魯爾·哈克的，他當時正在學習法律。當我在1915年孟買的國民大會党的大會上遇到他的時候——那一年他是穆斯林聯盟的主席——他又重敘舊交，并請我無論何時去巴特拿的時候，務必住到他家里去。我想起這個邀請，便寫了一個條子給他，把我此行的目的告訴他。他立即坐他的汽車來看我，堅請我接受他的招待。我向他道謝，請他指導我乘最早的一班火車到我的目的地去，因為象我這么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火車時刻表并沒有什么用處。他同拉茲庫瑪爾·蘇克拉談了一會儿，建議我先到穆扎伐埔，再搭當晚的火車到那個地方去。他還把我送上了車站。 克里巴蘭尼校長當時正在穆扎伐埔。我自從訪問過海德拉巴以后，便听見他的名字。蔡特朗博士對我講過他的重大犧牲，他的簡朴生活和他資助蔡特朗博士辦學院的事情。他原是穆扎伐埔公立學院的教授，我到那里的時候，他剛剛辭職。我打了一個電報通知他我要到那里，他帶著一大群學生到站上來接我，雖然火車是在半夜里到達的。他自己沒有住處，他寄住在馬爾康尼教授家里，因此馬爾康尼便成為我事實上的東道主。一個公立的大學教授收留象我這樣一個人，這在當時是一件稀罕的事情。 克里巴蘭尼教授把比哈爾的絕望情況、特別是狄哈特區的情形都告訴了我，并且給我指出我的任務大致將遭遇到的困難，他和比哈爾人已經建立了很密切的聯系，還對他們談過我這次到比哈爾來的使命。 第二天早晨，有一小群律師來看我。我還記得其中有蘭納弗密·普拉沙德，他的熱情特別打動了我。 “如果你住在這里（指馬爾康尼教授的家里）”，他說道：“那你就不可能完成此行的工作。你得過來同我們的人住在一起，伽耶巴布是這里有名的律師。我是代表他來請你住到他家里去的。我承認我們都有點害怕政府，不過我們會盡力幫助你。拉茲庫瑪爾·蘇克拉告訴你的事情大都是真實的。可惜我們的領導人今天不在這里。不過我已經給布拉茲吉索爾·普拉沙德巴布和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巴布兩個人打了電報。我希望他們不久就會回來，他們一定會把你所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你，并且能給你很大的幫助。請你就到伽耶巴布那里去吧。” 這是我難于拒絕的一個要求，雖然我倒有點擔心這會使伽耶巴布為難。然而他寬慰了我，于是我便搬過去和他住在一起。他和他的家人待我都非常熱情。 布拉茲吉索爾巴布從達爾班格、拉金德拉巴布從普里回來了。布拉茲吉索爾巴布已經不是我在勒克瑙所見過的布拉茲吉索爾·普拉沙德巴布了。他這一次給我的印象是：謙遜，單純，善良和非凡的信仰，這些都是比哈爾人的特征，這使我心里十分高興。比哈爾的律師都很尊敬他，這使我感到可喜的惊訝。 不久我便感到我已和這一幫朋友結成了終生的友情。布拉茲吉索爾巴布把這件事情的本末都告訴了我。他有一种習慣，就是常常受理貧苦佃農的案子。我到那里的時候，正遇上兩宗這樣的案子。他一打贏這种案子，便以替窮人做了一點好事而自慰。他并不是不向那些單純的農民收費。當律師的有這樣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他們不收費，他們就沒有辦法生活，也就不能夠對窮人進行有效的幫助。但是這里的律師所收的費用和孟加拉以及比哈爾的律師的收費標准比較起來，實在令人吃惊。 “我們花了10，000盧比請某某人出個主意，”有人對我說，隨便什么案子，收費很少是在四個數字以下的。 朋友們听取了我的和藹的譴責，而對我并無誤解。 “研究了這些案子以后，”我說道：“我得到了一個結論：我們不能把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把這种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沒有什么好處，農民們既然如此受欺壓和如此畏懼，法庭對他們就沒有什么用處了。對他們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們的恐懼。除非我們把比哈爾的“三分制”推翻，否則我們是不能安定的。我本來以為兩天就可以离開這里了，現在我才明白這里的工作做起來恐怕兩年也做不完。如果必要的話，我准備花它兩年的時間。現在我覺得有了著落了，但是我需要你們的贊助。” 我發現布拉茲吉索爾巴布頭腦特別冷靜。他泰然地說：“我們可以盡力幫助。但是請你告訴我們，你需要什么幫助。” 于是我們坐下來談到深夜。 “你們的法律知識，我是不大用得著的。”我對他們說道：“我需要文書工作和翻譯工作的幫助。也許我們還要嘗嘗鐵窗風味，不過，我雖然很喜歡叫你們去冒這种風險，還是由你們自己決定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不說別的，即使是把你們都變成文書、無限期地放棄你們的職業，已經不算是一件小事了。本地的印地方言，我覺得難懂，而且凱達語或烏爾都文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要你們幫我翻譯。做這种工作，我們付不起錢。 做這种工作完全要出于愛和服務的精神。” 布拉茲吉索爾巴布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現在輪流盤問我和他的同伴。他要弄清楚我這一席話的含義——他們服務期限的長短，人數多少，是不是可以輪流工作等。然后他又問在座的律師們究竟能付出多大的犧牲。 最后他們給我這樣一個保證：“我們有這么一批人可以做你所吩咐的任何工作。還有一些人，你要他們同你一起工作多久都可以。至于要我們准備坐牢，那對我們是一件新鮮的事情。我們愿意努力采納你這個意見。” 我的目的是要調查三巴朗農民的情況并了解他們對于靛青种植園主的不滿。為了這個目的我就得會見成千上万的農民。不過在進行調查以前，我認為有必要先弄清楚种植園主方面的情形，并且見一見本地區的專員。我向這兩個方面要求會見，他們也都同我約定了時間。 种植園主聯合會的秘書老實告訴我說，我是一個局外人，种植園主和佃農之間的事与我無關，不過我要有什么意見，盡可以用書面提出來。我客气地告訴他，我并不以為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農們要我調查他們的情況，我當然是有權利調查的。 我又去拜會地方專員，他卻威嚇我，勸我立即离開狄哈特。 我把這一切情況都告訴我的同事，并向他們說明，政府很可能阻撓我的進一步活動，我也許會在早于我所預料的日子遭受逮捕，我告訴他們，要是被捕的話，最好是能在莫提哈里、可能的話就在貝提亞被捕。因此我應該盡早地到那些地方去。 三巴朗是狄哈特專區的一個縣，莫提哈里是縣城。拉茲庫瑪爾·蘇克拉的家是在貝提亞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農是縣里最窮苦的。拉茲庫瑪爾·蘇克拉要我去看看他們，我也是急于這樣做。 于是我當日就和我的同事們動身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們住在他家里，他的家已經變成了一個客棧。這個地方簡直容納不了我們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我們听說离莫提哈里五英里的地方有一個佃農受到了虐待。我們決定第二天早晨由達郎尼塔·普拉沙德巴布陪我們一齊去看他，到時候我們騎著一只象去了。順便說一句，在三巴朗騎象，就象在古遮拉特坐牛車一樣平常。我們還沒有走到半路，便有一個警察局派來的差役赶來對我們說，警察局長向我們問好。我懂得他的用意。我于是讓達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地去，自己坐上那個差役雇來的車子。他后來給我一個要我离開三巴朗的通知，并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他要我寫張收條證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便在收條上寫道，在我完成我的調查以前，我不打算离開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傳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審，因為我違反了离開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忙著寫信并給布拉茲吉索爾·普拉沙德巴布必要的指示。 通知我离境和傳訊我受審的消息象野火一樣傳開。我听說，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戈拉克巴布的家和法庭擠滿了人。幸虧我在頭一天夜里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我才能來應付這么許多人。我的同伴們的确是很有幫助的。他們忙著維持秩序，因為我到哪里，人群便跟我到哪里。 那些當官的——收稅官、縣長、警察局長和我之間產生了一种友情。從法律上說，我可以拒絕接受那些通知。然而我卻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對待那些官員的態度也是正确的。他們這才明白，我對于他們個人并無干犯之意，只是對他們的命令進行文明的抗抵而已。他們因此便覺得放心了，不但不來為難我，反而在我和我的同事們的合作下幫忙維持秩序。然而這顯然是在向他們證明這樣的事實：他們的權威已經動搖了。此時此刻，人們忘卻了對于刑罰的恐懼，而服從于他們的新朋友所運用的愛的力量。 讀者應當記得，三巴朗沒有人認識我。農民是愚昧無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遠的地方，正好在喜馬拉雅山腳靠近尼泊爾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絕的。國民大會党在那些地方更是沒有人知道。就是听見過國民大會党這個名稱的人，也不敢參加，有的連名字都不敢提。可是現在國民大會党及其党人卻到這個地方來了，雖然不是用國民大會党的名義出現的，但是卻具有更為重大的實質意義。 我和同事們商量以后，決定不用大會党的名義進行任何工作。我們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名義、是實質而不是形式。因為大會党這個名字是政府及其統治者——种植園主所不喜歡的。他們認為大會党不過是一個代名詞，它代表著律師們爭吵的地方，代表他們利用法律上的空隙來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彈和無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訛詐。我們必須打消他們這种想法。因此我們決定不提大會党的名稱，也不讓農民知道有所謂大會党這么一個組織。我們認為，只要他們了解并遵循大會党的精神就夠了，不必知道它的名稱。 所以并沒有人以大會党的名義被派到這里來公開地或秘密地為我們的到達進行准備活動。拉茲庫瑪爾·蘇克拉并不能號召成千上万的農民。在他們中間還沒有開展什么政治工作。他們對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無所知的。然而他們對待我卻象對待故友一樣。我這一次和農民的聚會，是我和上帝、“非暴力”与真理相見面，這不是夸張的說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我所以從人民得到這個稱號（按指“圣雄”），細想起來，無非因為我對他們的愛。而我對他們的愛，又無非是我對“非暴力”持有不可動搖的信仰的表現。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是我終身不能忘怀的事件，對于農民和我，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審的，但是真正說來，卻是政府在受審。而那個專員也僅僅取得了這一點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進了他為我所布下的羅网。 審判開始了。政府的律師、縣長和其他官員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師要求縣長延期開審。但是我反對，要求縣長不延期，因為我要供認，我違背离開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讀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如下： “經法庭准許，我發表一個簡短的聲明，說明我為什么采取极為嚴重的步驟，看起來似乎是違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條所發的命令。在我看來，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見有分歧的問題。我到這里來的動机，是要為人道和國家服務。我是應一個緊急的請求到這里來幫助農民的。据他們說，他們受著靛青种植園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這個問題，我就不能對他們進行任何幫助。因此我到這里來，如果可能的話，想在政府和种植園主的幫助下來研究這個問題。我沒有其他的動机，也不相信我到這里來會扰亂公眾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損失。我自問在這類事情上是有過不少經驗的。然而地方政府卻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諒解他們的苦衷，也很了解他們只能根据他們所得到的情報來辦事。我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應該是遵從政府對我發的命令。但是我要是這樣做，就不能不違反我對那些請我到這里來的人的責任感。我覺得我現在只有留在他們當中才能幫助他們。因此我不能自動地引退。在這兩种責任的沖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開他們的責任歸于政府。我充分意識到這件事實，就是在印度的公眾生活中，具有象我這种地位的人，應該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則。我深信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這樣复雜的体制中，猶如我現在所面臨的環境一樣，一個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榮譽的做法，就是，做我所決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從的處分，而不提出抗議。 “我冒昧作這個聲明，并不是希望我應得的處分有所減輕，我只是說明我所以違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當局，而是要服從我們生活中更高的法則，那就是良心的呼聲。” 現在再沒有延期開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縣長和政府律師都感到出乎意外，縣長即宣布延期判決。同時我則把詳情電告總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馬丹穆罕·馬拉維亞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決以前，縣長送來一份書面通知，說省督已下令將我的案子撤銷，而收稅官１也寫信告訴我，說我可以自由進行擬議中的調查，而且還可以從政府官員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幫助。我們誰也沒有料到這件事會得到這么迅速而令人滿意的結果。 １英國人統治印度時期，縣長兼法官，收稅官負實際行政責任，其權力遠遠超過一般人對這個官職的理解。印度獨立迄今，此制尚未更改——譯注。
要詳細記載三巴朗的調查，就必得敘述三巴朗農民本身的歷史，而這不是這几章的篇幅所能辦到的。三巴朗的調查是對真理和“非暴力”一個大膽的嘗試，而我不過就我認為值得寫下的情況逐周寫出來而已。讀者要想了解詳細的情況，可以去讀一讀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寫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運動史》，現在听說就要出版英文譯本了。 現在言歸正傳。調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進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騰出來，而那時莫提哈里的人還沒有消除他們的恐懼，還不敢把屋子租給我們。幸而布拉茲吉索爾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圍還有相當大的空地，我們于是搬進去了。 進行這件工作沒有錢是不行的。當時還沒有為這种工作向公眾募過捐。布拉茲吉索爾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師，他們或者是自己出錢，或者是有机會的時候向朋友募捐。當他和他的朋友都還出得起錢的時候，他怎么能要求別人出錢呢？這大概是他們當時爭論過的問題。我已決心不接受三巴朗農民的任何東西。那一定會引起誤會的。我同時也下定決心不為這次調查向全國發動募捐，因為那可能會使這件事情帶有全國性和政治色彩。孟買的朋友們捐助15，000盧比，但是被我謝絕了。我決定盡可能在布拉茲吉索爾巴布的幫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爾富戶那里募捐，如果不夠，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達醫師設法。梅赫達醫師答應我們如有需要，他就寄來。于是我們便不必再為經濟問題擔心了。我們并不需要大批的錢，因為我們決心竭力節約開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貧苦情況。最后發現我們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錢。据我記憶所及，我們總共花了不到三千盧比，捐到的錢，還剩下好几百個盧比。 最初階段，我的同事們所過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個經常使他們難堪的笑柄。每一個律師都有一個佣人，一個廚子，因此也都各有廚房，他們常常遲至午夜才吃飯。雖然費用是由他們自己支付的，這种不正常性使我發愁，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誤會，他們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廚房，并嚴守一定的時刻。因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兩個廚房又太費錢，大家就決定只要一個素食廚房。大家還覺得有必要堅持簡單的飲食。 這些措施大大地減少了開支，也給我們節省了好多時間和精力，而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農民前來向我們申訴，他們帶著一大隊同伴，把空地和花園擠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們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來的人的“朝拜”，但是他們的努力常常沒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時間被弄出來展覽，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個至七個志愿工作者來記錄來訪人的談話，即使這樣，還有不少人得不到談話机會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們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們不這樣做便不滿意，而我也体諒他們對于這件事情的感情。 那些做記錄的人必須遵守一定的規則。每一個農民都需要經過嚴密反复的盤問，不合格的就不得申訴。這就要花很多額外的時間，但是大部分的材料便因此而确實可靠。 我們做記錄的時候，罪犯調查所總有一個官員在場。我們本來可以阻止他來，但是我們自始就決定，不但不必介意罪犯調查所的官員在場，并且要從禮相待，并盡可能供給他們所有的情況。這對我們毫無害處。相反，農民看在罪犯調查所的官員面前記錄談話這一事實，就使得農民更無所畏懼。這一方面可以消除農民對于罪犯調查所的過分畏懼，另一方面正是這些官員的在場，是對言過其實的一种自然的限制。考查人民是罪犯調查所的職責，所以農民們是必然要提防的。 由于我不愿激怒种植園主，而想用溫和的辦法取胜于他們，因此我必須寫信并會晤那些被人嚴厲指控的人。我也去見种植園主聯合會的人，把農民的疾苦向他們提出來，并听取他們的看法。有些种植園主恨我，有的置之不理，也有少數几個人以禮待我。 布位茲吉索爾巴布和拉金德拉巴布真是一對世無其匹的人。他們的熱忱使得我的工作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便不能前進一步。他們的弟子或者說他們的同伴山浦巴布、安努格拉哈巴布、達朗尼巴布、蘭納弗密巴布和其他几個律師，一直和我們在一起。文提亞巴布和賈納克達立巴布也時常來幫助我們，他們都是比哈爾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記錄農民們的談話。 克里巴蘭尼教授除了投入我們的共同工作外，沒有別的辦法。他雖然是一個信德人，他卻比一個在比哈爾生長的人更貝有比哈爾人的气質。我只見過少數几個工作人員能夠入鄉隨俗，隨遇而安。而克里巴蘭尼便是那少數人中的一個。他令人不可能感覺他是一個外省人，他可以說是我的看門總管。在目前，他把設法使我避免人們的“朝拜”當作他的生活的目的。他擋住人們，有時是運用他的源源不竭的幽默，有時又運用他那溫和的威嚇。到了晚上，他又執行起教員的職務，把他的歷史研究或觀察所得講給他的同伴听，并使畏畏縮縮的來客鼓起了勇气。 大毛拉·馬志哈魯爾·哈克早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列入長期贊助者的名單之中，只要我們有需要的時候，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他每月必來一兩次。他當年所過的那种奢侈豪華的生活同他今日的簡單生活，恰恰成了一個鮮明的對化。他同我們所維持的關系，使我們覺得他是我們當中的一員，雖然他的時髦衣服，會給一個陌生人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在比哈爾獲得了更多的經驗，因此我有了這樣的信念，就是如果沒有适當的鄉村教育，要從事一种永久性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農民們的愚昧無知實在可怜。他們不是讓自己的孩子到處游蕩，就是叫他們從早到晚在靛青園里做工，每天掙兩個銅板。在那個時候，一個男工的工資不過十個派士，女工不過六個派士，童工不過三個派士。每天能夠掙得上四個安那的，就算是最幸運的了。 我和同伴們商量以后，決定在六個村子里開辦小學。我們同農民商定的條件之一，就是由他們供給教員食宿，其他的費用則由我們負擔。鄉下人手頭是沒有現錢的，但是他們很可以供應糧食。其實他們已經表示，他們愿意供給谷物和其他原料。 到哪里去找教員倒是一個大問題。在當地很難找到肯為一點點津貼或毫無薪俸而工作的教員。我的主張是決不能把孩子交給普普通通的教員。教員的學問資格不如他們的道德品質那樣重要。 于是我發出一個征求義務教員的公開呼吁，得到了很快的反應。甘伽達勞·德希潘特先生派巴巴薩希布·索曼和彭達立克來找我們。阿望蒂克白·戈克利夫人從孟買來，而阿難蒂白·衛珊巴揚夫人則從浦那來。我派人到我們的學院里去找卓達拉爾，蘇倫德羅納斯和我的儿子德夫達斯。大約就在這時候，摩訶德夫·德賽和納羅哈立·巴立克帶著他們的妻子，投奔我而來。嘉斯杜白也應召前來工作。這是一支相當強大的隊伍。阿望蒂克白夫人和阿難蒂白夫人都受過很好的教育，但是杜爾嘉·德賽夫人和曼尼朋·巴立克夫人只懂得一點點古遮拉特文，而嘉斯杜白甚至連古遮拉特文也不懂。她們怎么能用印地語來教導儿童呢？ 我對她們說明，我所希望她們的，不是教給儿童文法和讀、寫、算，而是教給他們清洁和禮貌。我還進一步向她們說明，就文字而論，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和馬拉提文，并沒有她們所想象的那樣大的分別；無論如何，在低年級教授粗淺的字母和數字，并不算是一件難事。結果，這几位夫人所擔任的班次成績最好。這种經驗增加了她們的自信心和她們對于工作的興趣。阿望蒂克白的學校成為模范學校。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自己的工作，她把自己的專長都貢獻出來，在某种程度上，我們還可以通過這些夫人接近農村婦女。 然而我并不以興辦小學教育為滿足。農村是很不清洁的，街上堆滿了污物，井的周圍泥泞不堪，臭不可當，院子里也是髒得令人難受。年老的人最需要清洁教育。他們全都害著各色各樣的皮膚病。于是我們決定盡可能多做一些衛生工作，并設法深入到他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去。 這個工作需要醫生。我要求印度公仆社把德夫醫師（現已故）借給我們。我們本來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立即答應服務六個月。男女教員全都在他手下工作。 他們都奉有明白的指示，不要過問涉及對种植園主的控訴或有關政治的事情。人民有什么意見都叫他們來見我。誰也不許超越自己的職守。朋友們都非常認真地執行這些指示。 我不記得有誰發生過不守紀律的事。 我們盡可能把每個學校交給一男一女去管理。這些志愿人員必須照料醫藥衛生工作。婦女工作則都通過婦女進行。 醫藥工作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蓖麻油、奎宁和硫磺膏是發給志愿人員僅有的藥品。如果病人舌上有苔，或患便秘，便用蓖麻油。如果發燒，便先服蓖麻油，再吃奎宁，至于燙傷和瘡疥之類，則先將患處洗淨，然后敷上硫磺膏。病人不得將藥品帶回家去。遇有复雜的病症，便去找德夫醫師商量。德夫醫師每個星期都在一定的時間到各個中心區工作。 有很多人接受了這种簡單的醫療方法。這里流行病不多，簡單的療法便可以對付，用不著專家幫忙，所以我們的工作辦法并沒有什么可奇怪的。而對于人民來說，這种安排是再好不過了。 衛生工作卻是一件難事。人民自己并不准備做什么。就連田地里的工人也不肯擔任他們自己的清洁工作。但是德夫醫師不是一個容易灰心的人。他和志愿人員一起集中全力把一個村子弄得特別干淨。他們打掃道路和院子，洗刷水井，填平附近的水溝，以和顏悅色的態度勸導村民自行征集志愿工作者。有些村子因此而感到慚愧，不得不出來擔負這种工作。還有一些村子的人非常熱心，他們甚至修路，使我的汽車能通行各處。這些美好的經驗卻也并不是沒有摻雜著由于人民的冷淡而產生的痛苦經驗。我記得有些村民坦率地表示他們不喜歡這种工作。 在這里提一下我過去曾在多次集會上談到的一次經驗，也許不是不适合的。比提哈瓦是一個小村子，有我們開設的一個學校。我碰巧到這個村子附近的一個更小的村子去，發現那里的婦女穿的都很髒。我于是叫我的妻子去問她們為什么不把自己的衣服洗干淨。我的妻子向她們說了這番話。有一個婦女把我的妻子領到她自己的茅草屋里說：“你瞧，這里沒有箱子，也沒有柜櫥可以收藏別的衣服。我所穿的這條紗麗是我僅有的一條，我怎么能洗呢？請你告訴摩哈德瑪吉給我另買一條紗麗，我一定天天洗澡，天天穿干淨衣服。” 這一間茅草房子并不是一個例外，而是很多印度村庄里的典型。印度有無數的茅草房，里面既沒有家具，也沒有可以換的衣服，人們只靠一條襤褸不堪的破布遮身。 還有一次經歷我想談一談。三巴朗有不少竹子和茅草。他們在比提哈瓦所建筑的小學，就是用這些材料建成的。有一天夜里，有人——也許是附近种植園主的人——放火把它燒了。大家認為不能再用竹子和茅草另蓋房子了。這個學校是由蘇曼先生和嘉斯杜白負責的。蘇曼先生決定要蓋一所“洋灰房子”，由于他的不倦的勞動，很多人和他合作，不久果然蓋起了一所磚房子。現在就用不著擔心這所房子會被燒毀。 這些志愿人員就這樣用學校、衛生工作和醫藥工作取得了鄉下人的信任和尊敬，從而也就能夠對鄉下人產生良好的影響。 然而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我想把這种建設性的工作置于一個永久基礎上的希望，并沒有實現。志愿人員是為短期工作而來的，我又不能從外面再找一些人來補充，而永久性的榮譽工作者在比哈爾又找不到。我在三巴朗的工作一完成，當時在外面正在醞釀的工作便把我拉走了。雖然如此，在三巴朗几個月的工作是根深蒂固的，時至今日，我們在那里還可以看得見它以這种或那种形式在發生著影響。 當我前面所說的社會服務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記錄農民疾苦的工作同時也在進展中。成千上万人的談話都被記錄下來了，這當然不會毫無影響。越來越多的農民前來訴苦，這就增加种植園主的怒火。他們想盡辦法來對付我的調查工作。有一天，我接到比哈爾政府的一封信，信中說：“你的調查已經拖得夠久了，你現在還不結束這個工作，离開比哈爾嗎？” 這封信的措詞很客气，但是它的用意是明顯的。 我回信說，調查勢必延長，除非（直到）調查的結果使人民獲得解救，我無意离開比哈爾。我指出，政府完全可以這樣來結束我的調查工作：承認農民的疾苦是真實的并為他們解除這种疾苦；再不然就是承認農民已經提出一個案情，政府應當立即成立一個調查團進行調查。 省長愛德華·蓋德爵士召見了我，表示愿意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并請我擔任委員。我弄清楚其他委員的名字以后，便和我的同事們商量，最后同意參加委員會的工作，但是附有以下的條件：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可以自由地同我的同事們商談；政府應當承認我雖然是委員會的一員，但仍然是農民的辯護人；政府還應當承認，如果調查的結果不能使我滿意，我有自由領導農民，并勸告他們采取何种行動方針。 愛德華·蓋德爵士接受了這個正當而合理的條件，隨即宣布成立調查委員會。已故弗蘭克·史禮爵士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的調查是對農民有利的，委員會認為种植園主對農民的榨取是非法的，种植園主應該歸還一部分榨取所得，而“三分田”制必須以法律廢除。 委員會得以提出全体一致同意的報告書，土地改革法之得以按照委員會的建議通過，蓋德爵士出了很大的力气。若非他采取堅定的態度，并且運用他所有的智略來處理這件事，恐怕報告書就很難求得一致同意，而土地改革法也不容易得到通過。种植園主們使出了他們非凡的力量。种植園主們根本不顧及報告，而對土地改革法提出頑強的反對，但是蓋德爵士自始至終，堅持不渝，終于使委員會的建議得以完全實現。 存在將近一百年的“三分田”制就這樣被廢除了，而三巴朗的种植園主的“王國”也就跟著完蛋了，一向遭受壓迫的農民，現在多少可以抬起頭來了，而靛青的污漬永遠洗刷不掉的那种迷信也被破除了。 我的愿望是把這种建設性的工作再繼續几年，多開設几所學校，更有效地深入農村。底子倒是准備好了，但是正如往常一樣，上帝不允許我實現計划。命運作了另外的決定，把我赶到別處去工作了。 我在辦理委員會的掃尾工作的時候，接到了穆罕拉爾·潘提亞和商卡拉爾·巴立克先生的一封信，告以凱達縣的農作物歉收，農民交不起田賦，要我去指導他們。在我沒有進行現場調查以前，我不想也沒有能力和勇气提出意見。 同時安娜舒耶朋夫人來信說明了阿赫梅達巴勞工的情況。工資低，工人們早就要求增加，如果可能，我也愿意去領導他們。但是隔得這樣遠，即使是對于這件比較小的事情，我卻沒有信心去指導。于是我便抓住頭一個机會到阿赫梅達巴去。我希望我能夠很快地做完這兩件事情，然后回到三巴朗去監督業已在那里開始的建設性工作。 然而事情并不象我所期望的那么順利，我不能回到三巴朗去，結果，學校一個個關門了。我的同事們和我曾經建立了很多空中樓閣，此刻全都幻滅了。 除了農村中的衛生和教育工作外，理想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三巴朗展開護牛運動。我在旅途中，就已經看出護牛和印地文宣傳早就是馬爾瓦底人极為關心的事了。我在貝提亞的時候，有一個馬爾瓦底朋友招待我住在他的“福舍”里。當地的其他馬爾瓦底朋友的牛奶場則引起了我的興趣。當時我的關于護牛的思想已經明确地形成了，而這個想法到現在也還沒有改變。我的意見是，護牛包括畜牧、改良牲畜品种、好好地對待耕牛、組織模范牛奶場等等。馬爾瓦底的朋友們曾經答應過在這個工作上給我以充分的合作，但是因為我自己不能住在三巴朗，這個計划就沒能實現。 貝提亞的牛奶場還在那里，可是并沒有成為模范牛奶場，三巴朗的耕牛依然承擔著超越其耕种能力的工作。而那些所謂印席教徒還在虐待不幸的牲口并且玷污他的宗教信仰。 這個工作之仍然不能實現，對我來說，始終是一件遺憾的事情，每當我到三巴朗，听到馬爾瓦底和比哈爾的朋友們溫和的責備時，我想起了那些不得不突然放棄的計划，而深為歎息。 這樣或那樣的教育工作仍然在很多地方進行著。然而護牛工作的根底不牢固，因此并沒有向預定的方向前進。 當凱達農民的問題還在討論的時候，我就已經在著手處理阿赫梅達巴紡織工人的事情了。 我的處境极為困難。紡織工人的問題很不好辦。安娜舒耶朋夫人不得不同她自己的哥哥安伯拉爾·沙羅白先生作斗爭，他代表著工厂老板同工人作對。我和他們兩人的關系都很好，這就使我跟他們進行斗爭更加困難了。我和他們商量過，并且建議他們將這個糾粉提交仲裁，可是他們卻不承認仲裁的原則。 因此我只好勸導工人繼續罷工。在這之前，我和他們以及他們的領導人已經有了非常密切的聯系，我向他們說明，要求罷工胜利，應當具備的條件是： 1．絕不使用暴力， 2．絕不進行破坏， 3．絕不依靠施舍， 4．不管罷工多久，必須堅定不移，罷工期間，應當用其他正當的勞動維持生活。 罷工的領導人了解并接受了這些條件，而工人們則在一次大會上宣誓，除非他們的要求被接受，或者工厂老板同意將這個問題提交仲裁，他們決不复工。 我在這次罷工期間，結識了伐拉白·巴德爾和商卡拉爾·班克先生。安娜舒耶朋夫人我是早就認識了的。 我們天天在沙巴瑪底河邊一棵大樹下同罷工工人開會。參加集會的工人總是成千上万的，我在發言中總是提醒他們的誓言和保持和平与自尊的責任。他們天天在市內的大街上舉行和平游行，舉著一面大旗，上面寫著“決不違言”。 這次罷工進行了二十一天。在罷工期間，我常常去找工厂老板商量，勸他們公正地對待工人。他們老是說：“我們也有誓言，我們和工人的關系是父母和子女的關系……我們怎么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 我在進一步敘述勞工糾紛的情況以前，有必要談一下學院的情況。我在三巴朗的時候，無時不想著學院，有時我也到那里匆忙地看一看。 當時學院是在科赤拉布，這是靠近阿赫梅達巴的一個小村子。這個村子發生了傳染病，我看到學院里的孩子們在遭到明顯的危險。不管我們把學院里的環境搞得多么清洁，由于校外的衛生工作很差，我們不可能不受傳染。當時我們既無力叫科赤拉布的人保持清洁，也不能為這個村子做些別的工作。 我們的理想是把這所學院搬到既离開城市又离開村子的安全地帶，但是為了便于照管又不能离得太遠。而且我們下定決心，總有一天我們要有自己的土地。 我認為這次傳染病是叫我們离開科赤拉布的一個明顯的通知。阿赫梅達巴有一個商人潘嘉白·希羅昌德先生和我們的學院有過密切的往來，他常常以一种純正無私的精神在很多事情上為我們服務。他很熟悉阿赫梅達巴的情形，主動要給我們弄一個适當的地方。我跟著他跑遍了科赤拉布的南北，到處去找土地，我向他建議在北面三、四英里的地方比較合式，他選中了現在這個地點。离沙巴瑪第中央監獄不遠，對我特別有吸引力，因為坐監牢是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正常的命運。這個地點我很喜歡。而且我知道為興建監獄而選定的地點，一般說來，是有干淨環境的。 不到八天工夫，土地便買下來了。地上既沒有房子，也沒有樹木。但是因為它位于河邊而且是在荒野，倒也很有好處。 我們決定先住帳篷，搭一個鐵皮廚房，然后再蓋起永久性的房子。 我們的學院慢慢地成長起來了。這時我們已經有四十多人了，包括男女老幼。我們吃的是大鍋飯。搬家的主意完全是我出的，搬家的事情照例留給摩干拉爾去干。 在我們還沒有固定的住處以前，困難确實很大。雨季快到了，而糧食要取自四英里外的城市。土地本來是荒廢的，蛇很多，同小孩子們住在這么一個地方，确是很大的冒險。我們的一般規定是不准打蛇，雖然我承認，我們誰都怕毒蛇，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不傷害毒蛇的規定大部分是我們在鳳凰村、托爾斯泰農場和沙巴瑪第就實行了的。我們剛剛到這些地方的時候，都是一片荒地。然而我們誰也沒有因為被蛇咬傷而致命。我在這种情況下，親眼看見大慈大悲的上帝的保祐。千万別再吹毛求疵了，說什么上帝永遠不會偏心的，說什么他沒有時間管那么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儿。我沒有适當的語言來表達這件事情的事實，來描寫我自己的始終如一的經驗。上天之道是人類語言不能完美地加以描述的。我一直感覺上天之道是無法描述和不可捉摸的。然而如果哪個凡人敢于加以描述，除了他無聲的語言以外，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如果認為二十五年不殺生能夠完全免于災難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事件而是出于上帝的仁慈，如果把這种想法看做是一种迷信的話，那我將仍然持有這种迷信。 阿赫梅達巴的紡織工人正在罷工的時候，學院里正在奠定織布室的基礎，因為當時學院的主要活動是織布。紡紗那時候對我們來說還不可能。 頭兩個星期，紡織工人們表現了巨大的勇气和自制，天天都舉行盛大的集會。我在這些場合總是提醒他們注意自己的誓言，而他們總是高聲向我保證說：他們宁死也不食言。 但是后來，他們開始表現松弛的跡象了。就象一個身体衰弱的人容易發脾气一樣，當罷工看起來已經松弛的時候，他們對于工賊的態度越來越發忿怒，而我也開始擔心他們會發生暴動。他們參加每天集會的人數越來越少了，而那些參加集會的人也是神情沮喪而絕望的。最后有人通知我說，罷工的工人開始行動起來了。我深深感到不安，不得不認真考慮在這种情況下我的責任究竟是什么。我在南非的時候，也有過大規模罷工的經驗，然而我在這里所面臨的形勢卻和那里不同。紡織工人是根据我的建議發誓的，他們天天在我面前重申這個誓言，他們可能會違背誓言，這個念頭對我來說是不堪設想的。在這种感情的背后究竟是我對于工人的驕傲呢，還是對于他們的愛和我對于真理的熱誠——誰說得上？ 一天早上——在紡織工人的集會上，我正在束手無策，忽然感到有所啟發。我自己不自覺地向大會宣稱：“除非罷工工人重新集合起來，繼續罷工直到獲得解決，或者直到他們全都离開了紡織工厂，我決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們大為震動。淚水沿著安娜舒耶朋的面頰滾滾而下。工人們齊聲叫道：“你不要絕食，我們絕食。你要是絕食，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我們松懈了，請你寬恕吧，現在我們一定忠于我們的誓言，堅持到底。” “你們不必絕食，”我回答道：“只要你們遵守自己的誓言就夠了。你們都明白，我們沒有基金，而我們又不愿意依靠公眾的救濟來繼續我們的罷工。因此你們應當想辦法找點什么工作來維持生活，不管罷工繼續多久，你們都能免于憂愁。至于我的絕食，不到罷工得到解決，決不停止。” 同時伐拉白正在想辦法在市政廳里給罷工工人找一點事情干，然而成功的希望不大。摩干拉爾·甘地建議說，我們的學院正在興建一座紡織學校，需要沙土奠基，可以雇一批人來干這工作。工人們歡迎這個建議。安娜舒耶朋頭上頂著一筐子沙土，帶頭干，不久便看見有一條川流不息的工人洪流頭上頂著一筐筐的沙土從河底上出來。這是很壯觀的景象。工人們感到自己產生了一种新的力量，要付工資給他們，倒成為一件困難的事情了。 我的絕食并不是沒有嚴重缺點。因為正如我在前一章已經說過的，我同工厂老板們有著非常密切而良好的關系，我的絕食不能不影響他們的決定。作為一個非暴力抵抗者，我知道我不應當用絕食來反對他們，而應當放手讓紡織工人們的罷工去產生影響。我之所以絕食，倒不是因為工厂老板們松了勁，而是因為工人們自己松下來，我既然是他們的代表，便覺得自己有一分責任。對紡織工厂的老板們，我只能講理；用絕食反對他們等于使用暴力。然而盡管我自己也明白我的絕食一定會對他們發生壓力，事實也是這樣，我卻覺得不得不這樣做。對我來說，進行絕食的責任是很清楚的。 我試圖安慰紡織工厂的老板。我對他們說：“你們沒有絲毫必要從你們的位子上撤退，”然而他們對我的話很冷淡，甚至對我進行尖酸刻薄的挖苦，當然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 對于罷工采取不妥協的態度的紡織工厂的老板們，主要的幕后人物是賽·安伯拉爾，他的堅定的意志和明徹的誠懇是惊人的，使我衷心欽佩。同他作對是一件樂事。我的絕食在以他為首的對方所引起的緊張，刺痛了我的心。而且他的夫人沙羅拉德維待我象親姊妹一樣的親切，我看見她因為我所采取的行動而難受，自己也覺得過意不去。 安娜舒耶朋和其他許多朋友和工人，頭一天便同我一起絕食。但是經過若干困難以后，我終于說服了他們不再絕食下去。 最后的結果是，善意的气氛算是建立起來了。紡織工厂的老板們的心受到了感動，他們開始尋找解決的辦法。安娜舒耶朋的屋子變成了他們的討論地點。阿難商卡·特魯瓦先生插手來過問這件事情，后來便被委為仲裁人，在我只絕食三天以后，罷工便宣告結束了。紡織工厂的老板們在工人中間散發糖果來慶祝這個事件，經過21天的罷工就這樣得到解決了。 在慶祝罷工結束的集會上，紡織工厂的老板們和當地的專員都出席了。這位專員在這次會上對紡織工人的勸導是：“你們應當自始至終按照甘地先生的意見行事。”緊接著這件事以后，我不得已曾和這位紳士打過一次交道。然而環境變了，而他也跟著環境一起變了。那時他竟對凱達的農民發出警告，不准他們遵從我的意見。 這里，在我沒有說明一件既令人好笑又令人痛心的事情從前，我不應當結束這一章。這件事的發生，是和分發糖果有關。紡織工厂的老板們定了大量的糖果，怎樣在成千上万的工人當中散發，的确是一個問題。他們決定最好是在工人們發誓的那棵大樹底下的空地上散發，特別是因為把他們集合到任何其他的地方是一件极不方便的事。 我認為嚴格遵守紀律進行了足足21天罷工的工人們，在分發糖果的時候，毫無困難地站著不亂，并且不發生爭先恐后的現象，是理所當然的。可是那天一經試驗，分發糖果的一切辦法都失敗了。每次糖果分發不到兩分鐘，隊伍便亂起來了。紡織工人的領袖們极力要維持好秩序，但是都失敗了。混亂、擁擠和爭搶的情況嚴重到踐踏了不少糖果，在空地上散發糖果的企圖最后不得不放棄。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把剩下的糖果搬到賽·安伯拉爾在米爾扎埔的屋里去。第二天，糖果就在那棟屋子的草地上順利地分發了。 這件事的滑稽是很清楚的，但是它的令人痛心的一面卻值得提一提。后來的調查說明，阿赫梅達巴的叫化子風聞在那棵“發誓”的大樹底下要散發糖果的消息，便都聚集到那里去，就是由于他們拚命爭搶，才造成秩序混亂。 我們的國家遭受的這种赤貧如洗和饑餓狀態，年年迫使更多的人淪入叫化子的行列，他們為了面包所進行的拚命的斗爭促使他們置一切禮儀和自尊于不顧。而我們的慈善家們不僅不給他們工作并堅持他們必須工作才能有面包，卻給予他們施舍。 然而我連喘息的時間都沒有。阿赫梅達巴紡織工人的罷工剛剛結束，我又得投入凱達的非暴力抵抗的斗爭中去。 由于收成不好，凱達縣１出現了饑荒的情況，而凱達的農民正在考慮暫停繳納那一年的田賦。 １凱達（Kheda）是孟買省中部的一個縣分——譯注。
三巴朗因為是在印度的一個偏僻地方，而新聞界又不能報道那次運動，所以并沒有吸引多少外來的訪客。凱達運動的情形則不然，那里所發生的事情報紙上天天都有報道。 古遮拉特人對這次斗爭有深切興趣，這對他們來說，是一次新奇的体驗。為了斗爭的胜利，他們准備全力加以支援。他們還不容易懂得，非暴力抵抗單單靠錢是不行的。錢是它最不需要的東西。我雖然作了勸告，孟買的商人還是給我們匯來了多于我們所需要的錢，所以運動結束的時候，我們還剩下好些錢。 同時，進行非暴力抵抗的志愿人員還得學習生活儉朴的新課程。我不敢說他們完全接受了這种思想，不過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大大改變了。 對于農民們來說，這次戰斗也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情，因此我們得走遍各村向他們說明非暴力抵抗的原則。 主要的事情是要消除農民的害怕心理，使他們懂得當官的并不是主子，而是人民的公仆，因為他們是從納稅人那里得到薪水的。但是要他們認識到把文明和大無畏的精神結合起來的這种責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旦他們消除了對于官員的恐懼，怎么阻擋得了他們不對他們所受到的侮辱加以回敬？可是如果他們不文明起來，那就會破坏非暴力的抵抗，就象一小點砒霜掉進牛奶里一樣。后來我才知道，他們所學到的文明的課程并沒有我所指望的那么多。經驗教導了我，文明是非暴力抵抗中最困難的部分，這里所說的文明并不是指在這种場合講話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對于敵人也有一种內在的善意的胸怀。這應該在非暴力抵抗者的每一個行動中表現出來。 開頭的時候，人們居然表現了很大的勇气，政府似乎不打算采取強有力的行動。但是在人民所表現的堅定并沒有動搖的跡象時，政府就開始使用壓力了。收稅的官員賣掉人民的牲口，帶走他們所能帶走的東西。處罰的通告到處張貼散發，有許多地方，農作物也被抵押了。這使農民惊慌失措起來，有的人連忙去交稅，有的人則按照官員們的辦法把他們的便于攜帶的東西放在官員們經過的路上，以便讓官員們拿去抵押交稅。另一方面，則有一些人打算斗爭到底。 這些事情正在進行的時候，商卡拉爾·巴立克有一個佃農把他的土地應交納的田賦交付了。這引起了不安，商卡拉爾·巴立克立刻糾正了他的佃農的錯誤，他把那塊已經交了田賦的土地捐獻出來作為救濟之用，因此挽回了他的榮譽并且為別人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為了堅定那些被嚇坏了的人們的心，我勸導他們，在穆罕拉爾·潘提亞先生的領導下，把我認為被錯誤地當作抵押品的那塊地里的洋蔥收割起來。我并不以為這樣做是一种文明的不服從，但是從然如此，我認為這种征封尚未收割的農作物的辦法即使是根据法律干的，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這無導是一种掠奪，因此人民有責任把洋蔥收割起來，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這是人民學會承受罰款或遭受拘捕的好机會，因為這些都是違抗命令的必然結果。對于穆罕拉爾·潘提亞來說，這正合他的心意。他不喜歡這次運動沒有人因為堅持非暴力抵抗的原則而遭受拘捕就悄悄結束了。所以他自告奮勇要去收割地里的洋蔥，跟著便有七、八個朋友和他采取了同樣的行動。 政府不可能置之不管。穆罕拉爾先生和他的同伴的被捕增加了人們的積极性。到了坐牢的恐懼也沒有了的時候，人們再也克制不住了。開庭那一天，群眾包圍了法院。潘提亞和他的同伴被判處短時間的拘禁。我認為這個判決是錯誤的，因為收割洋蔥的行為并不能按照刑法“盜竊”的定義定罪。然而我們沒有上訴，因為我們的政策是避開法院。 入獄那天，成群結隊的人護送“犯人”入獄，穆罕拉爾·潘提亞先生從此得到了人們給他的“洋蔥賊”的光榮稱號，一直到今天他還享有這個稱號。 關于凱達非暴力抵抗的結束，將留待下一章去談。 這次運動得到了一個意外的結果。人們顯然已經精疲力竭了，而我也有點猶豫，不愿讓那些不屈服的人被導向徹底的毀滅。我正在設法尋找一种為非暴力抵抗者所能接受的可靠辦法來結束這場斗爭。這樣一個辦法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地出現了。納底亞稅區的收稅官派人來告訴我，只要有能力的農民交納了田賦，貧苦的人今年可以緩交。我要他寫一個書面的東西加以肯定，果然寫他了。然而一個稅區的收稅官只能負責他區內的事情，因此我便去問縣里的稅務長，因為只有他才能對全縣的稅收負責。我問他區收稅官的話是否适用于全縣，他回答說區收稅官信中所說的停收田賦的命令已經發下去了。這一點我還不知道，但如果是事實的話，人們的誓言算是實現了。應當記得，那個誓言的目的和政府的命令是完全一樣的，所以我們對于這個命令表示滿意。 然而這個結果遠沒有使我感覺快樂，因為它缺少每次非暴力抵抗運動結束時應得的好處。縣稅務長實施他的辦法，好象根本沒有經過什么調解。貧苦的人可以緩交，但是几乎沒有人得到好處。人民有權決定誰是貧苦的人，可是他們不能運用這种權利。他們無力運用這种權利，我覺得很難過。所以，運動的結束雖然被當作非暴力抵抗的胜利來慶祝，我卻沒有因此得到鼓舞，因為它缺乏徹底胜利的要素。 非暴力抵抗運動的結果，只有當它使非暴力抵抗者比開始時力量更加強大、精神更加煥發時，才算是值得的。 但是，這次運動并不是沒有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間接成果，也不是沒有我們今天正在收獲的好處。凱達的非暴力抵抗標志著古遮拉特農民覺悟過程的開始，他們的真正的政治教育的開始。 貝桑特博士的輝煌自治運動雖然确實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但是推動受過教育的公眾工作者去接触農民的實際生活的，卻是凱達的斗爭。他們學會了怎樣使自己和農民打成一片。他們找到了适當的工作范圍，他們犧牲的能力增加了。伐拉白在這次運動中發現很好，這件事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就。我們可以根据去年（1924年——譯者）的水災救濟活動和今年的八度里的非暴力抵抗來了解成就的大小。古遮拉特的公眾生活由于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新的蓬勃气象而顯得生動活潑了。農民們開始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這次教訓不可磨滅地印在公眾的心中，即人民的解救要依靠他們自己，依靠他們受苦和犧牲的能力。通過凱達的運動，非暴力抵抗在古遮拉特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所以，雖然我覺得非暴力抵抗的結束并沒有什么特別值得慶幸的，凱達的農民卻很歡樂，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所獲得的成就是与他們的努力分不開的，而且他們發現了擺脫疾苦的真實而可靠的方法。由于知道了這一點，他們是有十足理由高興的。 然而凱達的農民并沒有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內在意義，我們在以后几章中就會明白，他們是付出了代价才懂得那种意義的。 凱達的運動開始的時候，歐洲的大戰還在進行。這時已到了危急關頭，總督邀請了各方面的領袖到德里去參加作戰會議。我也受到敦促去參加會議，我已經說過，總督詹士福勳爵和我有著誠摯的關系。 我應邀赶到德里去，然而我對于參加這次會議是有意見的，主要原因是象阿里弟兄這樣的領袖沒有得到邀請。他們當時還在獄中。我只見過他們一兩次，雖然我听見很多有關他們的事情。大家都很稱贊他們的服務和他們的勇气。我那時還沒有和哈金·薩希布發生什么密切的關系，但魯德羅校長和丁納班度·安德祿曾對我講過很多稱贊他的話。我在加爾各答的穆斯林聯盟的辦公處見過蘇埃布·顧列希先生和克華嘉先生。我和安沙立博士和阿布杜·拉赫曼也有過接触。我正在尋求善良的穆斯林的友誼，渴望通過同他們的最純洁和最愛國的代表們的接触來了解穆斯林的心情。所以無論他們帶我到什么地方去，我總是毫不勉強地跟著他們走，為的是要同他們有密切的接触。 遠在我在南非的時候，就曉得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沒有真正的友情。我從來不錯過任何机會，消除障礙求得團結。我秉性不喜歡用奉承或有損自尊心的方法去与人相處。然而我在南非的經驗使我确信，我的不殺生的原則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團結問題上將要受到最嚴厲的考驗，而且這個問題是我体驗非暴力的原則的最廣闊的天地。我現在還是這樣相信。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鐘，我都感覺上帝在考驗著我。 我既然抱著這樣堅強的信念從南非回國，所以我很珍視和這兩個兄弟的接触。然而在我和他們建立更密切的往來以前，他們卻被隔离了。大毛位·穆罕默德·阿里在獲得獄吏許可的時候，常常從貝都爾和金特華達給我寫來長長的信，我申請到獄中去會見這兩位兄弟，但是沒有結果。 我被穆斯林朋友們邀請參加加爾各答穆斯林聯盟的會議，是在阿里弟兄被捕入獄以后。我應他們的請求在大會上講了話，講的是穆斯林營救阿里弟兄出獄的責任。會后不久，這些朋友們便把我帶到阿里伽的穆斯林學院去。我在那里邀請未來的律師們為祖國服務。 接著我便和政府通訊，要求釋放阿里弟兄。為了這個問題，我研究了這兩個兄弟的觀點和他們有關基拉法１的活動。我曾和穆斯林友人們討論過。我覺得如果我要成為穆斯林的一個真正的朋友，我應當盡可能幫助營救這兩個弟兄出獄，并使基拉法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我不想評論這個問題的絕對是非，只要他們的要求無損于道德。宗教信仰的問題則不同，每個人的信仰對他自己來說，都是至高無上的。如果所有的人在宗教上具有同樣的信仰，那么世界上便會只有一個宗教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覺穆斯林關于基拉法的要求不但不違背什么倫理原則，而且英國的首相已經承認穆斯林的要求是正當的。因此我覺得我應當盡力之所及，來幫助取得首相諾言的實現。首相的諾言講的清清楚楚，因此可以說，若就是非問題來檢查穆斯林的要求，只能滿足我自己的良心。 １基拉法（Khilafat）是土耳其伊斯蘭教主，由土耳其王兼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的穆斯林已有擁護基拉法的要求，土耳其戰敗后，基拉法的權位有被剝奪之勢。這在印度的穆斯林之中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于是有基拉法運動的興起，要求戰胜國之一英國保護基拉法的權利。甘地對此運動，曾積极加以支持——譯注。
這樣我就參加了會議。總督非常希望我支持關于招兵的決議。我請總督准許我用印地—印度斯坦語發言。他答應了我的要求，但是建議我也用英語講話。我本沒有什么話好講，我只說了這么一句話：“我受責任心的驅使，竭誠擁護這個議案。” 很多人因為我用印度斯坦語講話而向我祝賀。他們說，据大家所記得的，在這种會議上講印度斯坦語還是破題儿第一遭。大家的祝賀以及發現在總督主持的會議上我是第一個用印度斯坦語講話的人，這件事傷害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我覺得慚愧而無以自容。在本國所舉行的集會上，討論的又是有關本國的事情，卻不能用本國語言講話，及至象我這樣一個偶爾出席的人用印度斯坦語講了話，竟被認為是一件可慶賀的事，這是多大的悲劇啊！這類事情促使我們想到我們的地位已經變得多么低下了。 我在會議上所講的那一句話，對我是意義重大的。我不能忘怀這次會議和我所支持的那個決議。在德里的這段期間，我還有一件事要做。我必須寫一封信給總督。在我，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覺得為政府和人民雙方的利益著想，我有義務在信中說明我為什么參加和如何參加這次會議的，還要清楚說明人民期望于政府的是什么。 我在信中對于象羅卡曼尼亞·狄拉克和阿里兄弟這樣的領袖沒有得到邀請參加會議的事，表示遺憾，并且說明了在戰爭造成的形勢下人民和穆斯林在政治方面的最低要求。我要求總督准許我把這封信公開發表，他欣然同意了。 這封信必須送到西姆拉１去，因為會議結束之后，總督立刻就上那里去了。在我，這封信是极關重要的，通過郵局寄去耽誤時間。我想要節省時間，可是又不愿隨便派人送去。我想找一個妥實可靠的人帶去，并親自送到總督的住處。丁納班度·安德祿和魯德羅校長建議委托劍橋教會的愛爾蘭牧師帶去。他答應帶去，如果能讓他先看一看，并且他認為滿意才行。我不反對，因為這并不是一件私信。他看了，滿意了，并且表示愿意辦這件事。我要給他買一張二等火車票，但是他卻推辭了，說他向來是坐二等半的。雖然那是一整夜的路程，他真的坐了二等半的火車去了。他的簡朴和率直的態度使我心服。這封信就這樣由一個妥實的人帶走了，我想它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我放心了，我的障礙掃除了。 １位于新德里西北的希馬拉雅山麓，曾為英印政府的夏都——譯注。
我在招兵運動中差不多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吃的主要是花生、牛油和檸檬。我知道吃太多的牛油有損人的健康，可是我還是听任自己吃得很多。這使我患了輕微的痢疾。我倒不怎么在意，還是象平時一樣在那天黃昏到學院里去。當時我很少吃藥。我以為餓一頓就會好了，第二天早上我不吃早飯，當真覺得舒服多了。然而，我知道要完全好，必須延長絕食，如果我要吃東西的話，除了果汁以外，別的都不應當吃。 那天是一個節日，雖則我已經告訴嘉斯杜白我不吃午飯，她還是勸誘我吃，而我也就吃了。因為我已經立誓不喝牛奶或奶制品，她就特地給我做了一點甜麥粥，不放酥油而放一些植物油。她還給我留了一碗豆湯。這兩樣東西是我所愛吃的，所以我都吃了，希望借此討好嘉斯杜白并滿足自己的食欲，而不致引起不歡。然而魔鬼正在等著机會，我不是吃得很少，而是吃得很飽。這已經足以把死亡的天使召來了。不到一個鐘頭，我的痢疾就厲害起來了。 那天夜里我還得回到納提亞去。到沙爾瑪第車站不過一英里多的路程，我卻走得非常吃力。伐拉白先生在阿赫梅達巴和我同路，他看出我有病，但是我卻沒有讓他知道我的痛楚是多么難以忍受。 約莫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納提亞。我們總部的所在地印度教安納塔學院，离車站只有半英里，但是我卻覺得有十英里遠。我總算勉強走到了，可是劇烈的絞痛卻在不斷增加。廁所离我的房間很遠，我沒有用它，我要他們在我的隔壁房間里放一個便盆。我這樣做很覺得慚愧，但是出于不得已。傅爾昌先生立即弄來了一個便盆，所有的朋友都圍在我身邊，深深地為我擔心。他們出于一片厚愛和關心，但是不能消除我的痛楚。而我的固執更增加了他們的無可奈何。我拒絕一切醫藥治療。我情愿為自己的過錯忍受責罰，決不吃藥。他們只好在旁邊沮喪地看著，束手無策。我在一晝夜之間，大約瀉了三、四十次之多。我已絕食，開頭連果汁也不喝，胃口是完全沒有了。我一向以為我的身体是鐵一般的強壯，但是現在我發覺自己的身体已經變成一堆泥土了。它已失去了一切抵抗力。康努加醫師來看我，他勸我吃藥。我推辭了。他要給我注射，我也謝絕了。在那些日子里，我對打針的無知是很可笑的。我以為用來注射的藥物一定是什么獸類的液汁。后來我才知道醫生要給我注射的是一种植物質，但是這個發現已經太晚了。肚子還是不斷地瀉，弄得我精疲力盡。身体的衰竭引起了一种致人昏迷的熱症。朋友們更加著急了，又請來了几個醫生。然而對于一個不听他們話的病人，他們又有什么辦法呢？ 賽·安巴拉爾同他的善良夫人到納提亞來，和我的同事們商量以后，非常小心地把我抬到阿赫梅達巴地方的他的米爾扎埔洋房里去。我在這次病中所享受的愛和無私的照料是難与倫比的。然而一种輕微的發燒仍然繼續著，我的身体日漸消瘦。我感到這場病勢必拖下去，并且可能是致命的。我在安巴拉爾的家里受著那樣無微不至的厚愛和照料，心里著實不安。我要他把我送回學院里去。在我的要求之下，他只好答應了。 當我正在學院的床上痛苦呻吟之際，伐拉白先生帶來消息說，德國已經完全被打敗了，而那位專員也捎信來說不必再招募新兵了。這個消息給我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為我不必再為募兵的事情操心了。 這時我開始試用水療法，覺得舒服一些，但是要身体恢复健康，卻是一件難事。很多醫藥顧問給我出了很多主意，可是我總不肯吃東西。有兩三個人勸我喝肉湯，作為立誓不喝牛奶的一种變通辦法，并引證《夜柔吠陀》的權威來支持他們的意見。其中有一個人竭力勸我吃雞蛋。但是對他們所有的人我只有一個回答：“不。” 我以為飲食的問題不能用經典的權威來決定。飲食問題和我的生命歷程是息息相關的，而指導生活的原則，已不复依靠外界的權威了。我不愿意背棄這些原則而生活。我鐵面無私地要求妻子儿女和朋友們所遵循的原則，自己怎么可以任意破坏呢？ 于是我這一場生平頭一次的長病倒給我一個絕好的机會來檢查我的這些原則并加以試驗。有一天晚上，我已經絕望了。我感到我已到了死神的門前。我派人去通知安娜舒亞朋。她立即跑到學院里來。伐拉白和康努加醫師一齊來，后者摸了我一下脈搏說：“你的脈搏很好，我看絕對沒有危險。這是一种神經衰弱病，由于身体的极度衰弱而引起的。”然而我還是不相信。那一夜我根本沒有睡覺。 天亮了，但死神并沒有來。可是我依然感覺死期已近，因此我開始把我所有的清醒時間都用于傾听學院的友好給我念《薄伽梵歌》。我已無力閱讀。也不愿意講話。稍一講話，腦子便緊張起來。所有生存的興趣都消頭了，因為我從來不愿為了生存而苟生。自己既不能做事，還要朋友和同事們侍候，并且眼巴巴地望著自己的身体慢慢地坏下去，在這樣一种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生活，實在是痛苦。 當我這樣躺在床上等死的時候，有一天達瓦爾卡醫師帶了一個客人來，他是馬哈拉斯特拉人，沒有什么名气，但是我一看見他便知道他也和我一樣是一個有癖好的人。他是來為我試驗他的療方的。他曾在孟買的格蘭特醫學院學習，都快畢業了，但是沒有取得學位。后來我才知道他是梵社的會員。他的名字叫克爾卡先生，是一個獨立而固執的人。他的拿手辦法是用冰來治病，他要我試試看。我們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冰醫生”。他自以為發現了某些有資格的醫生所沒有發現的東西。可惜的是，他的辦法并不能令我信服，我相信他的辦法到一定的程度，可是我擔心他的某些結論下得太早了。 然而不論他的發明好坏，我還是讓他在我的身上作了試驗。我并不在乎外療法，而他的辦法就是在全身敷冰。雖然我還不敢肯定他對我所進行的治療有他所說的那种效果，但它的确在我心上灌輸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精力，而且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影響了身体。我開始有了胃口了，而且可以進行五分鐘到十分鐘的緩慢的散步。這時他建議改革我的飲食。他說：“我敢向你保證，如果你吃几個生雞蛋，你的精力就可以恢复得更快一些。雞蛋和牛奶一樣，對你絕無害處。它們當然不能算作肉類。而且你知道所有的雞蛋都不是有生殖作用的嗎？市面上也有消過毒的雞蛋出賣的。”然而我連消過毒的雞蛋也不打算吃。但是我的健康的好轉已經夠使我對于公眾活動感覺興趣了。 朋友們和醫生們都勸我，說我如果到馬特朗去休養，我的健康會恢复得快些，于是我便到那里去了。可是馬特朗的水是硬水，這使我住下去极感困難。我因為害了那場痢疾，肛門极為軟弱，又因為我有裂瘡病，所以大便時痛不可當，所以一提到吃東西，心里便充滿了恐懼。在那里住了不到一星期，我不得不連忙离開。商卡拉爾·班克這時自命是我的健康的監護人，他极力勸我去找達拉爾醫師商量一下。于是我去看了達拉爾醫師。我很佩服他當机立斷的能力。 他說：“除非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還愿意接受鐵質和砷酸注射，我敢擔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你可以給我打針，”我回答道：“但是喝牛奶是另外一個問題：我發過誓不喝牛奶。” “發誓的性質究竟是什么？”這位醫生問道。 我把整個故事的始末和我發誓的理由，以及我自從知道母牛怎樣被擠盡牛奶的情況以后，我多么不愿意喝牛奶的情況都告訴了他。況且，我始終認為牛奶并不是人們的天然食物。所以我發誓根本不沾牛奶。我講這一番話的時候，嘉斯杜白一直站在我的床邊听著。 “那么喝羊奶你該不會嫌棄了吧，”她插嘴說道。 這位醫生也乘机說道：“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看也夠了。” 我讓步了。我熱切希望進行非暴力抵抗斗爭使我產生了一种生存下去的強烈要求，所以我只滿足于遵守誓言的字面意義，而犧牲其精神。因為我發誓的時候，心目中指的雖然只是牛奶，但是它的自然的含義應該包括所有動物的奶。再說我既然認為奶類并不是人們天然的食物，我也就不應該用奶。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我還是答應喝羊奶。生存的意志比對真理的虔誠究竟強烈得多，而一個崇奉真理的人因為熱中于進行非暴力抵抗的斗爭，一下子便對他神圣的理想作了讓步。我采取這個行動的記憶時至今日依然盤旋在我心里，使我充滿著懊悔，我經常在想如何停止喝羊奶。然而我始終擺脫不了那种不可思議的誘惑，那种依然占据著我的為人民服務的愿望。 我對于飲食的實驗很看重，把它當作我尋求非暴力的一個部分。這些實驗使我感到精神舒暢而快樂。然而我喝羊奶現在所以使我不安，倒不是從飲食不殺生的觀點來說，主要的還是由于從真理的觀點來說的，因為這無异于違反誓言。我覺得我對于真理的理想比對于非暴力的理想了解得更多一些，而我的經驗告訴我，如果我放松了真理的理想，我就永遠解決不了非暴力的謎。真理的理想要求從精神到字面都遵守誓言。 就現在這件事來說，我是殺害了精神——我的誓言的靈魂——而只遵守其外表形式而已，這就是使我苦惱的原因。然而盡管我對這個問題心里很明白，我卻沒有什么好的辦法。換句話說，也許我還沒有勇气采取斷然的辦法。歸根到底這二者是一回事，因為怀疑不是別的，而是缺乏信仰或信念脆弱的結果。所以我日日夜夜的禱告就是“主啊，賜我信仰吧！” 我開始喝羊奶以后不久，達拉爾醫師便為我的裂瘡動手術，經過良好。當我逐漸康复的時候，我想活下去的愿望又活躍起來，特別是因為上帝已給我准備了很多工作。 在我的健康還沒有怎樣恢复的時候，偶然在報紙上看見剛剛發表的勞萊特委員會的報告書１。它的建議使我吃惊。商卡拉爾·班克和烏瑪爾·蘇班尼來向我建議，要我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一些迅速的行動。大約一個月的光景，我便到阿赫梅達巴去。把我所擔憂的事情告訴伐拉白，他差不多天天都來看我。我對他說：“我們必須做些事情。可是在這种情況下我們能做什么呢？”他問道。我說：“如果我們可以找到那怕是少數几個人出來簽名反對，并且他們擬議中的措施不顧我們的反對而被通過成為法律，那么我們就應當馬上進行非暴力的抵抗。如果我不是病到這個樣子，我一定全力去進行斗爭，并期望別人跟上來。但是就我目前這种無可奈何的情況來說，我覺得我不配擔任這個任務。” １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就如何應付當時正在孟買風起云涌的革命運動提出建議，報告書主張采取嚴厲手段，“犯人”不經審判即可監禁——譯注。
這樣一來，一方面是反對勞萊特委員會報告書的聲勢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是政府實行其建議的決心日益堅定，勞萊特法案就這樣公布了。我這一生只參加過一次印度的立法議會，而這一次討論的正是這個法案。薩斯特立吉作了一個慷慨激昂的發言，對政府提出了一個庄嚴的警告。總督似乎已在屏息諦听，當他目不轉睛地看著薩斯特立吉滔滔不絕地傾瀉其雄辯時。他的話是那么真切而充滿感情，我以為那一刻總督不能不深受感動。 然而只有一個人真正入睡的時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會有結果。當時政府的處境就正是這樣。政府只是急于要通過這樣一种法律形式而已。政府的主意早就打定了。因此，薩斯特立吉的庄嚴警告，對于政府絲毫不起作用。 在這种情況之下，我的話也不過是曠野中的呼聲而已。我誠懇地向總督呼吁，我給他寫了許多不公開的和公開的信，明白告訴他，政府的行動使我除了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外，別無他途可循。然而這一切都無補于實際。 這個法案還沒有在政府的公報上發表成為法律。我的身体還十分衰弱，但是我在接到馬德拉斯的邀請時，便決定冒險作一次長途旅行。當時我還沒有力气在大會上高聲講話。時至今日，我還不能夠在大會上站著講話。我如果要站著作長時間的講話，就會全身發抖，脈搏反常。 我在南方一直感覺很習慣。幸虧我在南非工作過，我覺得對于泰米爾人和德魯古人有某种特殊的權利，而南方的善良的人民也從來沒有使我失望。請帖是由已故喀斯柱立·蘭格·艾揚伽先生簽名發出的。但是我在赴馬德拉斯途中才知道，出主意請我來的卻是拉賈戈帕拉查里１。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認識他；無論如何我們親自面談，互相了解，算是第一次。 １拉賈戈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1879—）是印度獨立后的第一任總督已他和尼赫魯、普拉薩德、伐拉白被稱為甘地的四大金剛——譯注。
我在南印度作了一次短期旅行之后到達孟買。我想大概是在4月4日，我接到商卡拉爾·班克先生的一封電報，叫我赶到那里去參加4月6日的慶典。 但是在同時，德里已于3月30日舉行了罷市。當時還健在的史華密·史羅曇納吉和哈欽·阿茲瑪爾汗·薩希布的話在那里就算是法律。關于總罷市延期至4月6日舉行的電報到達時過遲了。德里過去從來沒有看見過那樣的總罷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得就象一個人一樣。史華密·史羅曇納吉應邀到朱姆瑪大寺去作演講。所有這一切都不是當局所能容忍的。總罷市的游行隊伍向火車站行進的時候被警察堵住了，他們還向游行群眾開槍，死傷很多人，而且在德里開始了鎮壓統治。史羅曇納吉叫我火速去德里。我回電說，等4月6日孟買的慶典過后，便立刻動身到德里去。 德里所發生的事，在拉合爾和阿姆里察也都大同小异地重演著。沙提亞巴爾博士和克其魯博士從阿姆里察給我發來了緊急的邀請，叫我到那里去。當時我同他們還互不相識，但是我通知他們說，等我到德里辦完事以后便去阿姆里察。 6日那天早晨，孟買成千上万的市民擠到喬巴蒂海邊去沐浴，然后結隊游行到塔庫德華。游行的隊伍里有少數婦女和儿童，也有很多穆斯林參加。同行的几個穆斯林朋友把我們參加隊伍的人從塔庫德華帶到附近的一個伊斯蘭教堂里去，并說服奈都夫人和我演講。維塔爾達斯·捷羅嘉尼先生建議我們當時就地叫人們舉行服用國貨和印—穆團結的宣誓，但是我不贊成這個建議，理由是：宣誓不應草率從事，而且我們應當對人民正在進行的事業感到滿足。我以為一旦舉行了宣誓，以后便不能違背，因此，服用國貨的誓言，其含義應當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團結的誓言所具有的責任，也應當為一切有關的人深刻認識。最后我提議凡是愿意舉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會。 不用說，孟買的總罷市是完全成功的。進行文明的不服從的一切准備工作都已經完成了。關于這個問題，曾經討論過兩三件事情。我們決定文明的不服從的對象應當是那些使群眾容易不服從的法律。那時的鹽稅是极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還有過一次爭取取消鹽稅的強大運動。我因此建議人民可以置鹽稅法于不顧，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鹽。我還有一個建議是售賣禁書。我有兩本書，即《印度自治》和《給那最后的一個》（魯斯金同名書的古遮拉特文改寫本），是已經被禁止了的，這時正用得著。把這兩本書加以重版并公開售賣似乎是進行文明的不服從的最輕易的辦法。因此這兩本書被大量翻印了，并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終止絕食以后在大會結束時發售。 6日晚上有一隊志愿人員按預定計划帶著這兩本禁書出來向人民售賣。沙羅珍尼·蒂維夫人和我兩個人坐車子出去。所有的書很快便賣光了。賣書所得的錢都用來進一步開展文明的不服從運動。這兩本書的定价都是四個安那，但是我記得從我手上買書的人不是只按定价付錢的。有很多把他們袋里所有的現錢都拿出來買一本書。為了買一本書，五盧比和十盧比的鈔票象雪片一樣飛來。我記得我還賣了一本書，售价五十盧比！我們向買書的人講清楚，我們所賣的是禁書，買這种書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時候他們對于坐牢的恐懼全都消失了。 后來我們听說政府為了避免陷于被動，認為原來被禁的書并沒有出賣，而我們所出賣的書并不在禁書的范圍以內。政府把這些翻印的書當作是禁書的新版，出售新版書不算犯法。 這消息引起大家的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個關于服用國貨和印—穆團結的宣誓大會。維塔爾達斯·捷羅嘉尼這才第一次懂得閃閃發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會的人寥寥無几。我很清楚地記得那天到會的几位姐妹。到會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經寫好一份誓詞帶在身邊。宣誓之前，我對到會的人說明了誓詞的意義。到會的人這樣少，既沒有使我難過，也沒有使我感到意外，因為我已經注意到群眾態度上的這种特殊的差异：喜歡搞激動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歡埋頭苦干的建設性工作。這种差异到現在還依然存在。 關于這一點我將另辟一章來談。現在言歸正傳。7日晚我動身到德里和阿姆里察去。8日到馬都拉的時候，我首先听到我有可能被捕的傳說。車過馬都拉停在另一站時，阿恰利亞·齊德万尼到車上來看我，把我將被捕的确切消息告訴我，并問我需要他做什么事。我感謝他的好意，向他保證，需要的時候，我一定請他幫忙。 火車還沒有到達巴爾瓦爾車站，我便接到一個書面命令，不准我進旁遮普境內，因為我到那里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紛亂。警察要我下車，我拒絕說：“我是應一個緊急的邀請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扰亂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從這個命令。” 最后火車進了巴爾瓦爾站。摩訶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史華密·史羅曇納吉，并要求人民保持鎮定。我叫他解釋清楚我為什么決定不服從對我所發的命令，并准備承受違法的處分，同時還要他說明，為什么即使不管我受到什么處分，如果人民能夠保持充分的平靜，胜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 在巴爾瓦爾車站，我從車上被帶出來，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車從德里開來，我被迫上了一個三等車廂，由几個警察押著我走。車到馬都拉的時候，我便被帶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沒有哪個警官能夠告訴我他們打算拿我怎么辦，或者准備把我送到哪里去。第二天清晨四點鐘的時候，我被叫醒，他們把我押上開往孟買的一列貨車。到了中午他們又在沙威·馬渡坡叫我下車。有一個警官叫鮑林先生從拉合爾乘特別快車赶來，現在負責押送我。他把我押上頭等車廂，于是我便由一個普通的犯人一躍而為“紳士”式的犯人了，這個警官開始滔滔不絕地稱贊米凱爾·奧德耶爵士１。他說米凱爾爵士個人對我并沒有什么過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擔心我到了旁遮普會引起地方上的騷亂，諸如此類的話，最后他勸我自動回孟買去，并答應不進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說，我不能服從這個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動回去。警官知道沒有別的辦法了，便告訴我說，他不得不以法律加諸于我。我問他：“那么你預備拿我怎么辦呢？”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在等候新的命令。 “此刻，我是把你送回孟買去，”他說道。 １奧德耶爵士（Sir Michael O’Dwyr）是當時旁遮普省的省督，他被認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殺的劊子手——譯注。
于是我走進警察局長格立菲斯先生的辦公室。在通達局長辦公室的樓梯上布滿了全副武裝的士兵，象是在准備軍事行動。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緊張。當我被引進辦公室的時候，我看見鮑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邊。 我把我所看見的情景對這位局長描述了一番。他簡略地答道：“我不讓游行隊伍向要塞行進，因為在那里難免發生騷亂。而當我看到人們不听勸告的時候，我只好下令騎警把群眾沖散。” “可是，”我說道：“你知道后果會是怎樣的。那些馬一定會踩著人。我以為完全沒有必要派騎警去鎮壓人民。” “你不能這樣斷言，”格立菲斯先生說道：“我們當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張對人民發生的影響。如果我們不采取斷然的措施，局面會發展到我們無法控制的地步。我告訴你，人們一定不受你的控制。他們很快就會接受服從法律的思想；他們無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責任。你的用意我是不怀疑的，可是人們不會懂得你的意圖。他們好受本能的驅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說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們就這樣辯論起來。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說道：“如果你确知人們已經不听你那一套說法，你又將怎么辦呢？” “如果我确信情況真是這樣，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從運動。” “這是什么意思？你對鮑林先生說過，你一獲釋還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來打算搭下一班火車去。但是今天已經不行了。” “如果你能耐性一點，你就一定能得到上述的信念。你知道阿赫梅達巴現在發生了什么事了嗎？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經發生了什么事了嗎？人們到處差不多象是發瘋了。我還沒有掌握所有的事實。有些地方電線被割斷了。我告訴你：所有這一切騷動都應當由你負責。” “我可以向你保證，凡是我發現我有責任的地方，我一定負責。但是如果我發現阿赫梅達巴也發生騷扰，我將极為痛心和惊訝。我不能為阿姆里察負責，因為我沒有到過那里，那里也沒有人認識我。但是就算是在旁遮普，我也相信如果不是旁遮普的政府阻止我入境，我對于維持那里的治安，一定可以有不少幫助。但是他們不讓我入境，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我們就這樣絮絮不休地爭論下去。我們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我告訴他我打算在喬巴蒂舉行一次群眾大會，我要向人民講話，要他們保持平靜，接著我就向他告別。群眾大會是在喬巴蒂海灘上舉行的。我詳細說明非暴力的責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且說道：“非暴力抵抗本來是誠實的人的一种武器，一個非暴力抵抗者要堅守非暴力的原則，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論上和行動上都遵守這個原則，我便不能進行群眾性的非暴力抵抗運動。 安娜舒亞朋也接到了阿赫梅達巴發生騷動的消息。有人還散布謠言，說她也被捕了。紡織工人听說她被捕都气得發瘋了，他們舉行了罷工，采取了暴力行動，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赶到阿赫梅達巴去。我听說有人企圖把納提亞車站附近的鐵軌拔掉，維朗坎有一個政府官員被殺害，阿赫梅達巴正在戒嚴。人民惊慌得不得了。他們曾經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動，現在輪到他們來還債了，而且還得加上利息。 車站上有一個警官等著我，把我護送到警察局長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發現他神色激怒，我溫和地和他說話，并向他表示我對當地的騷動感到遺憾。我說明戒嚴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盡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許我在沙巴爾瑪第學院的廣場上舉行一次群眾大會。他同意我的建議，大會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舉行了，戒嚴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銷了。我向大會講了話，我极力想叫人們明白他們的錯誤，并宣布我自己將絕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絕食一天，還建議那些犯有暴行罪過的人承認自己的罪過。 我對自己的責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們也參加了暴亂，因為我們相處很久，并且我曾為他們服務，對他們寄過很大希望，他們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應分擔一份。 我一方面建議人民承認罪過，另一方面也建議政府寬恕他們的罪過。但是雙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見。 已故羅曼白爵士和阿赫梅達巴的其他朋友們前來吁請我停止非暴力抵抗運動，其實他們呼吁是不必要的，因為我已下定決心，在人民沒有學會和平的教訓以前，停止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那几位朋友高興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對這個決定卻很不高興。他們覺得，如果我到處都要求和平并把它當作發動非暴力抵抗的一個先決條件，那么群眾性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就不可能發動起來。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們的意見。如果曾經同我進行過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夠服從非暴力的原則并且能夠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棄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運動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堅決認為，那些要領導人民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人應當能夠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們的非暴力界限以內。直到今日，我還持有這同樣的意見。 阿赫梅達巴的群眾大會一結束，我便立刻到納提亞去。我在這里第一次用了“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這個形容詞，后來這個形容詞便廣泛流傳開來。在阿赫梅達巴的時候，我就已經隱約感覺到自己錯誤。然而到了納提亞，看到實際情況和听到凱達縣有很多人被捕的報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我現在所感到的一樣，我號召凱達縣和其他的地方過早地發動文明的不服從運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在一個群眾大會上講了話。我承認鑄成了大錯，這件事招來了不少的嘲笑。但是我絕不后悔我承認錯誤，因為我始終相信，只有我們用放大鏡來看自己的錯誤，而用相反的方法來對待別人的錯誤，才能對于自己和別人的錯誤有一個比較公正的評价。我還以為一個打算實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更應當兢兢業業地遵守這個原則。 現在我們來看看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是怎么回事吧。一個人在适合進行文明的不服從以前，他必須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從國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況下，我們所以服從法律，是因為害怕犯法受罰，尤其是對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則的法律，更是這樣。例如一個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決不會突然偷東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竊的法律，可是就是他這同一個人對于遵守在夜里騎自行車必須開燈的規則，卻不感到什么不對。确實，他是否能夠很好地接受別人對他在這方面的善意勸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規應受的處分的麻煩，他就得遵守這一類帶有義務的法規。這种順從卻不是一個非暴力抵抗者所應有的有意識的和自動的服從。一個非暴力抵抗者終是有意地自覺地服從社會上的法律，因為他認為這樣做是他的神圣職責，只有當一個人能夠這樣小心翼翼地服從社會上的法律，他才能夠判斷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這樣他才有權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圍內進行文明的不服從運動。我的錯誤就在于我沒有遵守這個必要的限度。在人民還沒有取得這些資格以前，我便號召他們發動文明的不服從運動，這個錯誤在我看來就象喜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進入凱達縣境，當年進行非暴力抵抗運動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現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為什么這樣明顯的事情我卻沒有覺察到。我現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進行文明的不服從運動以前，必須透徹了解文明的不服從的深刻含義。所以在重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文明的不服從運動以前，必須先建立一隊久經考驗、心地純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嚴格條件的志愿人員。他們可以向人民說明這些原則，并且日以繼夜警惕著正确執行。 我怀著這些思想到達孟買，通過當地的非暴力抵抗大會成立了一個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隊，在他們的幫助之下開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義及其內在含義。 這主要是靠印發關于這個問題的有教育意義的小冊子。 然而當這個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我就看出來要使人民對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發生興趣，确實是一件艱苦的任務。應征擔任這個工作的志愿人員也不多。就是那些報名真正參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進行經常的有系統的訓練，而且日子一久，擔任這個工作的人不是越來越多，卻是越來越少了。我這才明白文明的不服從的訓練，進展得不象原來我所想的那么快。 就這樣，一方面，當這個爭取保持非暴力方式的運動正在穩步地雖然緩慢地開展的時候，另一方面，政府非法鎮壓的政策卻在全力推行，特別是在旁遮普表現得特別露骨。領袖們紛紛被捕入獄，戒嚴的法令，換句話說，就是“無法”，公布了，特別刑事法庭成立起來了。這些特別刑事法庭并不是正常的法院，而是些貫徹專制者專橫意志的工具。判決書是在沒有證据和公然違法的情況下宣布的。在阿姆里察，無辜的男女被弄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似的惶惶不可終日。在我看來，和這次暴行相比，嘉里安瓦拉花園的悲劇是不足道的，盡管引起印度和全世界人民注意的，主要的是那一次的悲劇。 我被催促立刻動身到旁遮普去，不管效果怎樣。我給總督寫過信，發過電報，要求他准我到那里去，可是都沒有結果。如果我得不到許可而毅然前往，我就無法進入旁遮普境內，結果只好以文明的不服從為滿足。這使我深感進退兩難。事情很明顯，違反禁止我進入旁遮普的命令，我覺得不算是文明的不服從，因為我看不出在我周圍有我所需要的那种和平的气氛，而旁遮普境內的肆無忌憚的鎮壓已經進一步擴大和加深了令人憤懣的情緒。所以對我來說，在這個時候進行文明的不服從，既使可能，也只能是火上加油。因此，我決定不顧朋友們的建議，不去旁遮普。這對我無异于咽下苦藥。每天從旁遮普源源傳來不公正的和迫害人民的消息，但是我卻只能坐在那里無可奈何地咬牙切齒。 正在這個時候，一手把《孟買紀事報》造成一种巨大力量的洪尼曼先生突然被當局驅逐出境。我認為政府的這個行動充滿著污穢，直到現在我的鼻子里還聞到這种污穢的惡臭。我知道洪尼曼先生從來不希望不合法的行動。他不喜歡我未經非暴力抵抗委員會的允許而去破坏旁遮普政府禁止我入境的命令，而且完全擁護停止文明的不服從的決定。事實上在我還沒有宣布停止文明的不服從的決定以前，他就來信勸我這樣做了。只是因為孟買和阿赫梅達巴之間的距离，才使我在宣布以后接到了他的信。他突然遭受驅逐這件事既令我痛心，也使我惊异。 由于發生了這些事情，《孟買紀事報》的董事們便要求我負起指導這張報紙的責任。布列維先生已經參加那邊的工作，所以我用不著做多少事情。不過按照我的性格說，像經常一樣，我所擔負的這种責任，就會成為一种額外負擔。但是政府卻來解了我的圍；政府下令《紀事報》停止出版。 那些經營《紀事報》的朋友們，如烏瑪爾·蘇班尼和商卡拉爾·班克先生等，這時還掌握著《青年印度》，由于《紀事報》受到迫害，他們建議我擔負《青年印度》的主編職務，而且為了彌補《紀事報》被封后留下的缺口，《青年印度》應由周刊改為雙周刊。我也覺得應當這么辦。我正想把非暴力抵抗的內在意義向公眾進行宣傳，而且希望通過這個努力至少可以為旁遮普的形勢主持公道。因為在我所寫的文章后面，還隱含著非暴力抵抗運動的宣傳，這一點政府也很清楚。因此我很愿意接受這些朋友們所提出來的建議。 但是怎樣通過英語來訓練一般群眾進行非暴力抵抗呢？我主要的工作范圍是在古遮拉特。印都拉爾·揚茲尼克先生那時候与蘇班尼和班克這一幫人有些聯系。他正在經營古遮拉特文《新生活》月刊，這個刊物在經濟上得到了這几位朋友的支持。他們把這個月刊也交給我處理，而印都拉爾也答應繼續干下去。這個月刊便改為周刊。 后來《紀事報》又准許复刊了，因此《青年印度》又恢复原來周刊的形式。在兩個不同的地方出版兩個周刊對我很不方便，而且開支也更大。因為《新生活》原來就在阿赫梅達巴出版，《青年印度》也就經我建議搬到那里去了。 這种改變還有別的考慮。我在辦《印度輿論》時已經有了經驗，我認為這种刊物應當有自己的印刷厂。而且根据當時印度的出版法，如果我想不受限制地發表我的意見，通常為做生意而開設的印刷厂就不大敢于承印。所以建立我們自己的印刷厂就有十分迫切的需要了，既然這在阿赫梅達巴做起來比較便利，《青年印度》也就需要搬到那里去。 有了這兩個刊物，現在我就開始盡我最大的能力向讀者進行有關非暴力抵抗的教育，這兩個刊物銷行很廣，有一個時期兩者的發行量各達四万份。可是正當《新生活》發行量激增的時候，《青年印度》的發行量卻增加得很慢。我受到禁閉以后這兩個刊物的發行額卻又落了下來，現在發行不到八千份。 我一開頭便反對在這兩個刊物上登廣告。我并不認為這樣做對它們會有什么損失，相反的，我倒相信這將大大有助于它們保持獨立。 此外，出乎意料地，這兩個刊物幫助了我保持內心的和平，因為立即進行文明的不服從既然不可能，刊物就使我有可能把我的思想和心事自由地和人民群眾溝通起來。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刊物在這個受到考驗的時刻确實為人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務，而對于揭露戒嚴法令的專橫殘暴也算是竭盡棉薄了。 米凱爾·奧德耶爵士要我為旁遮普所發生的一切事變負責，而一些激動的旁遮普青年又把政府施行戒嚴的責任歸到我身上。他們斷言如果當初我不停止文明的不服從運動，就不會發生嘉里安瓦拉花園的大屠殺。有人甚至更進一步恐嚇我說，如果我去旁遮普，他們就要把我干掉。 然而我卻覺得我的立場十分正确而無可非議，凡是有理解能力的人都不會有什么誤會。 我急于要到旁遮普去。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因此更想到那里親自看看所發生的事情。沙提亞巴爾博士，克其魯博士和潘迪特·蘭巴茲·杜德·喬達理，原來曾經邀請我到那里去的几個人現在都下獄了。但是我相信政府決不敢把他們和別的囚徒關得太久。我每次到孟買去，都有很多旁遮普人來看我，遇到這种場合，我總是給他們打气，這會給予他們安慰。當時我的自信心是有感染力的。 然而我到旁遮普的計划總是一再拖延。每一次我要求總督准許我前往那里的時候，他總是說“還沒有到時候”，所以就這么拖下來了。 正在這個時候，漢德委員會宣布要對旁遮普政府在戒嚴時刻所做的事情進行調查。西·弗·安德祿先生這時已到達旁遮普，他來信描述那里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情，使我得到一個印象，就是戒嚴令產生的暴行甚至比報紙上所報道的還坏。他敦促我，叫我立刻到那里去同他一起進行工作。同時，馬拉維亞吉也來電叫我立刻動身到旁遮普去。我再一次打電報問總督：現在我是否可以到旁遮普去了，他回電說等到某一個時候以后就可以去。現在我已記不清是哪一天了，我想大概是10月17日。 我到拉合爾所看見的情景使我終生不能忘怀。車站上從這頭到那頭簡直是人山人海，全市的人好象都出來了，在車站上熱切地期待著，仿佛在迎接一個闊別多年的親屬，而且是欣喜若狂。我住在已故潘迪特·蘭巴茲·杜德的家里，而招待我的擔子卻落在沙羅拉·蒂維夫人身上。我說是一种擔子，是因為雖在當時，也和現在一樣，凡是我住的地方，總是川流不息地有人來往。 由于主要的旁遮普領導人都在獄中，我發現他們的地位已經恰當地被潘迪特·馬拉維亞吉、潘迪特·莫迪拉爾吉１和已故史華密·史羅曇納吉所代替。馬拉維亞吉和史羅曇納吉我從前就很熟悉了，但是我和莫迪拉爾吉建立密切的私人聯系，這回還是第一次。所有這些領導人，還有當地幸而沒有被捕入獄的領導人，都使我立刻感到和他們相處极為親切，所以我在他們中間，并不覺得陌生。 １為印度共和國前任總理尼赫魯之父——譯注。
現在我們必須暫時离開旁遮普這些黑暗的事件。 國民大會党在旁遮普對德耶主義進行的調查剛剛開始，我便接到邀請，要我出席在德里舉行的討論基拉法問題的印—穆聯席會議。在邀請書上簽名的有已故哈欽·阿茲瑪爾汗·薩希布和阿沙夫·阿里先生。据說已故史華密·史羅曇納吉要參加，而且如果我的記性還不錯的話，他還是大會的副主席。就我記憶所及，這個會預定在那一年的11月間舉行。這次會議要討論基拉法被出賣所引起的形勢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否應當參加和平慶祝的問題。邀請書中還說，會議所要討論的不單是基拉法的問題，而且還要討論護牛問題；所以這對于解決護牛問題，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机會。我不喜歡這樣提出護牛的問題。所以我在回信中一面答應盡可能來參加這次會議，一面提出我的意見，我認為這兩個問題不應該在一种討价還价的精神中混為一談，而應該根据各個問題的具体情況分別對待。 我帶著滿腦子的這類思想去出席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很多，盡管它還不如后來的一次有成千上万人參加的集會那么可觀。我同已故史華密·史羅曇納吉討論了上述問題，他也參加了那次會議。他很欣賞我的看法，叫我在會上提出來，我也同已故哈欽·薩希布談過這個問題。我在會上提出來說，如果基拉法問題有它正當而合法的根据——這一點我是确信無疑的，如果政府的處理實在太不公平，那么印度教徒當然會支持穆斯林的要求以糾正基拉法的錯誤。如果他們借此机會提出護牛的問題，或者利用這個机會同穆斯林討价還价，是不妥當的，正如穆斯林不應當以停止屠牛作為換取印度教徒支持基拉法問題的代价一樣。但是如果穆斯林出于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出于對鄰居和同一土地的儿女的責任感而自動停止屠牛，那就又當別論了，那就是一件好事，說明他們互相有很大的信任。我認為采取這么一种獨立的態度是他們的責任，并且會提高他們行為的尊嚴。但是如果穆斯林認為作為鄰居他們有責任停止屠牛，那他們就不用考慮印度教徒會不會在基拉法的問題上幫助他們。“所以，”我說道：“這兩個問題應當分開討論，而這次會議的題目應當只限于討論基拉法的問題。”我的主張得到出席會議的人們的贊同，結果，護牛的問題在這次會議上就沒有討論。 但是，盡管我提出了警告，大毛拉·阿布杜爾·巴里·薩希布還是說：“不論印度教徒是否幫助我們，作為印度教徒的同胞，穆斯林應當尊重印度教徒的宗教感情而停止屠牛。”而且有一個時候，看起來他們真象是放棄了屠牛似的。 某些方面還有人提出旁遮普問題也應當作為一個附帶的問題和基拉法的錯誤一并提出。我反對這個意見。我說，旁遮普問題是一個地方事件，不能和我們決定是否參加和平慶祝的問題等量齊觀。如果我們把地方上的問題和基拉法的問題——這是直接起因于和平條款——混淆起來，那我們就犯了嚴重輕率的錯誤。我的論點很容易地被接受了。 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我過去就已經認識他了，但是只是到了這里以后，我才發現他是一個什么樣的戰士。我們差不多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意見，而且在許多問題上各自堅持自己的意見。 這次會議所通過的大量決議中，有一個是號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雙方宣誓服用國貨，而這個誓言的自然結果就是抵制洋貨。土布那時還沒有找到它的适當地位。這個決議是哈斯拉特·薩希布所不能接受的。他的目的是，如果基拉法的要求得不到合理解決，那就要對不列顛帝國進行复仇。因此他提出一個相應的反建議，可能時專門抵制英國貨。我不但從原則上，而且從實踐上加以反對，我反對的理由現在已為人們所熟悉了。我在會上還提出我對于非暴力的看法。我看到我的發言給了听眾一個深刻的印象。在我發言以前，哈斯拉特·穆罕尼的講話博得了熱烈的掌聲，我擔心我的發言將不過是曠野中的孤鳴罷了。我所以鼓起勇气發言，是因為我感到如果我不在會上提出我的觀點就將是一种玩忽責任。然而使我惊喜的是，我的發言引起了听眾的极大注意，并且博得了主席台上的人的充分支持，接著發言的人無不對我的觀點表示支持。那些領導人會明白，抵制英貨不但不能達到目的，而且如果這個議案被通過了，他們就會成為笑柄。事實上參加大會的人几乎沒有一個身上沒有一點點英國制造的貨物。因此很多听眾都認識到，通過一項連投票贊成的人都不能實行的議案，結果只有坏處而沒有好處。 “單單抵制外國布不能使我們滿意，因為誰知道土布的產量什么時候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呢，誰知道什么時候我們才能對外國布進行有效的抵制？我們要做一點對英國人能馬上發生效力的事情。你抵制外國布的意見盡可保留，我們不去管它，但是另外給我們一點更快更有效的東西吧。”——大毛拉·哈斯拉特·穆罕尼這樣說道。甚至當我正在听他講話的時候，我也感到除了抵制外國布，還需要另外一些新的東西才行。在當時，要馬上抵制外國布，在我看來是顯然不可能的。那時候我還不曉得，如果我們愿意的話，我們可以制造足夠的土布以供國內的衣著需要；這是我后來才發現的。另一方面，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單靠我們的紡織厂來抵制外國布我們是要失敗的。穆罕尼結束他的發言時，我還處在這個兩難的狀態中。 我因為不大懂得印地語和烏爾都語，覺得很不方便。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大部分是來自北方的穆斯林的集會上發表辯論式的演講。我在加爾各答的穆斯林聯盟的會上曾經用烏爾都語講過話，不過只有几分鐘，而且只是向听眾作一點情感上的呼吁而已。相反，在這里，我所面臨的是一些帶有批評意味的、如果不是敵意的听眾，我必須向他們解釋并爭取他們了解我的觀點。然而我把一切羞澀的心情都拋棄了，我在那里不是要用沒有錯誤的經過選擇的德里穆斯林的烏爾都語來講話，而是用我所能講的支离破碎的印地語向听眾表達我的觀點。這一點我是做到了。這次集會給我一個直接的證明：只有印地語和烏爾都語混合起來的語言才能成為印度的國語。如果我用英語講話，我就不能對听眾產生那天我所造成的印象，而穆罕尼也許就不會感到有必要提出他的挑戰，或者就算他說了，我也不能那么有效地加以反駁。 我不能找到一句适當的印地語或烏爾都語來表達一個新的思想，這多少使我感到為難。最后，我用了“不合作”這個字來描寫我的意思，這是我第一次在這個會上采用這個字眼。當穆罕尼正在講話的時候，我就覺得，如果采用武力是不可能的或者不是我們所希望的話，那他所說的對政府進行有效的抵抗就是一句空話，因為他和政府不止在一件事情上進行著合作。因此，在我看來只有停止和政府合作，才能夠對政府進行真正的抵抗。于是我就想到不合作這個字，我當時對于這個字所包含的多方面的意義并不清楚，因此我并沒有對這個字作詳細的說明，我只是說： “穆斯林已經通過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決議。如果和平條款對他們不利的話——愿上帝禁止這樣——他們就將停止和政府的一切合作。進行不合作原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剝奪的權利。我們并不一定要保持政府的封號和榮譽，或者繼續為政府服務。如果政府在象基拉法這么重大的問題上竟然背棄了我們，我們除了不合作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所以在我們遭受背棄的時候，我們有權利不和政府合作。” 但是，過了几個月，“不合作”這個字才流行起來。在當時它還埋沒在會議的記錄里。事實上，一個月后當我在阿姆里察國大党的會議上支持合作的決議時，我仍然希望這种背棄永遠不會到來。 旁遮普政府不可能將成千的旁遮普人長期監禁，因為他們是在戒嚴法的統治下被投入監獄的，而所有的證据又都不充分，辦理這些案件的也都是一些有名無實的法庭。這种公然違反常理的做法引起了各方面的強烈反對，因此繼續監禁是不可能了。在國民大會党的大會開幕以前，大部分人都被釋放了。大會進行期間，拉拉·哈基山拉爾和其他的領袖們也都被釋放了。阿里弟兄也是直接從監獄里赶到大會的。人們感到無比的歡欣。潘迪特·莫迪拉爾·尼赫魯是那次大會的主席；他犧牲了极為興旺的律師業務，把旁遮普當作他的總部，提供了巨大的服務。已故史華密·史羅曇納吉是接待委員會的主席。 截至這個時候，我參加國大党的年會還只限于建設性地提倡使用印地語，我的發言限于主張將印地語規定為國語，此外是在發言中提出印度海外僑民的問題。這一年我不想再做什么超越這個范圍的事情。然而正如往常的許多情況一樣，負責的工作總是突然地落到我的身上。 英皇所宣布的改革方案那時剛剛公布。這個方案連我都不能完全滿意，其他人也都不滿意。不過我當時覺得，那個方案雖有缺點，還是可以接受的。在英皇的公告中和那個方案的語气里，我感到辛哈勳爵也參加了意見，這就顯露了一線希望。然而那些久經鍛煉的老戰士如已故羅卡曼尼亞和德希班度·齊達朗建·達斯卻頻頻搖頭，表示不以為然。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則采取中立態度。 馬拉維亞吉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屋里。我在印度教徒大學的奠基典禮上，對他的簡朴生活已有所了解；但是這一次因為同處一室，就能夠對他的日常生活作細致的觀察，而我所看見的事實使我充滿了歡欣惊奇的心情。他的房間有一种近乎貧民免費公寓的神气。你簡直很難從屋里通過。屋里因為過分擁擠，簡直沒有轉身的余地，有很多不速之客隨時來找他，并且可以隨便占用他多少時間。在這個小房間的一個角落里擺著我的棕繩木床，倒顯得很庄嚴的樣子。 不過我不應當占用這一章來描寫馬拉維亞吉的生活方式，現在還是言歸正傳吧。 這樣我就可以天天同馬拉維亞吉討論，他常常象老大哥一樣親切地向我解釋各党派的不同觀點。我明白我參加關于改革方案的決議的討論是無可避免的了。我既然負責起草國大党關于旁遮普事件的報告書，便覺得對于此案其他的未了事宜，也應當注意。就這個問題來說，需要和政府有所接洽。同樣還有基拉法問題沒有解決。我那時還相信，蒙太鳩先生不會變節，印度的事業也不容許被出賣。阿里弟兄和其他人的釋放，我以為也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在這种情況下，我覺得通過一個接受而不是拒絕那個改革方案的決議，是正确的。相反，德希班度·齊達朗建·達斯卻堅決主張應當拒絕，認為那個方案完全不恰當和不能令人滿意。已故羅卡曼尼亞多多少少采取中立，但是決定支持德希班度所贊同的任何決議。 和這些處世有方、久經鍛煉、受大家敬仰的領袖們的意見不同，對我來說，是一件難于忍受的事。但是另一方面，我的良心的聲音卻又非常清楚。我企圖离開這次大會，我告訴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和莫迪拉爾吉：如果我不參加大會的其余几次會議，對大家都有好處。那樣我就免得暴露我同那些受人尊敬的領導人的意見上的分歧。 然而我的建議并沒有為這兩位前輩所贊同。有人把我的意見告訴了拉拉·哈基山拉爾。他說：“那是斷斷不可的，那樣做會大大地傷害旁遮普人的感情。我同羅卡曼尼亞、德希班度和真納先生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什么辦法。最后，我把我的苦處告訴了馬拉維亞吉。我對他說：“我看不出有妥協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議案，會上就會引起分裂，那就得進行表決。然而我在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辦法。在大會的公開會議上，我們一向是采取舉手表決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難區分，而在這樣的大會上我們還沒有找到進行計算表決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別進行表決，既沒有這种條件，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但是拉拉·哈基山拉爾來給我解了圍，他決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說：“進行表決那一天，我們不准旁听的人進入會場。至于計算票數，我有辦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開大會。” 我只好屈服了；我把議案寫好，膽戰心惊地准備在大會上提出來。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和真納先生打算加以贊助。我看得出來，我們的意見分歧雖然并沒有產生惡感的任何跡象，而我們的發言雖然都是根据冷靜的推論，但是意見分歧這個事實本身，就是人們所不能容忍的；這使他們痛心，他們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見。 甚至當發言正在進行的時候，主席台上也在醞釀解決意見分歧的辦法，領導人之間也在為了這個目的而自由地交換紙條。馬拉維亞吉想盡种种方法，要把鴻溝消除，正在這個時候，捷朗達斯遞了一個修正案給我，用他那親切的態度，請我設法避免使代表們陷于分裂的困境。他的修正案正合我的意思。馬拉維亞吉的眼睛已經在向各方探索希望之光。我告訴他捷朗達斯的修正案在我看來似乎雙方都可以接受。接著看這個修正案的是羅卡曼尼亞，他說：“如果西·勒·達斯同意，我也不反對。”德希班度后來終于軟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羅·巴爾先生一眼，象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馬拉維亞吉滿怀著希望，他搶過那一張修正案的紙條，在德希班度還沒有說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會嚷道：“代表弟兄們，你們一定樂于知道，妥協已經達成了。”那時的情景實在無法形容，會場里響起熱烈的掌聲，而听眾的陰暗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樂的光輝。 修正案的全文用不著說明了。我在這里的目的只是在于說明這個議案是怎樣通過的，作為我在這几章里所談到的一部分經驗。 這次的妥協進一步加重了我的責任。 我應當認為我參加國民大會党的阿姆里察會議是我真正參加了國大党的政治活動。我出席過去的几屆年會，只不過是為了要重申我對于國大党的忠心罷了。在那种情況下，除了僅僅是私人事務以外，我從來不曾感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不希望做更多的事。 我在阿姆里察的經驗說明，也許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點能力做的，而且對于國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經看出，我在旁遮普所進行的調查工作，已故羅卡曼尼亞、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爾等領導人是很高興的。他們常常邀請我參加他們的非正式集會，我發現他們在這种集會里，討論和构成提案委員會的議案。只有那些得到領導人特別信任以及他們的服務是為領導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請參加這种集會。在這种集會上，有時還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來參加。 第二年有兩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興趣，因為我對這兩個問題有一點癖好，一個是紀念嘉里安瓦拉花園的大屠殺。國民大會党已經通過了一個決議，得到熱烈的支持。為此必須募集五十万盧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在公眾事業中享有群丐之王的聲譽。但是我知道就這方面來說，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時候發現我有這方面的能力。我沒有馬拉維亞吉那种向印度權貴們募集大宗款項的那种無可比擬的魔術。然而，我知道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園紀念堂而向王公們募捐是不成問題的。正如我所預料的，募捐的主要責任就這樣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買市民捐獻了大量的款項，而紀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銀行里還有一筆相當可觀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國所面臨的問題卻是在那個地方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紀念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印度教徒，穆斯林，錫克教徒絞盡了腦汁。這三個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諧和仁愛中團結一致，卻在那里公開地互相攻擊，以致如何應用這一筆紀念基金的問題，整個印度都沒有辦法。 國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國大党的領導人發現了我有把問題簡煉地表達出來的能力，這种能力我是在長期的實踐中鍛煉出來的。當時國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遺作。他擬定了几條規章作為國大党這個机构運用的基礎，制定這些規章的有趣的歷史是戈克利親自告訴我的。然而由于國大党的事務越來越繁重，現在大家都感到這些規章已經不能适應需要了。這個問題年复一年地被提出來。那個時候國大党在閉會期間事實上并沒有什么机构進行日常工作或者處理在這個期間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現存的規章規定有三個書記，但是事實上只有一個書記做實際工作，而且還不是專職干部。他一個人單槍匹馬，怎么能夠照顧國大党的党部，考慮未來的工作，或者承擔國大党上屆大會所規定的今年的任務呢？所以在那一年內，大家都覺得這個問題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國大党大會是一個非常臃腫的組織，討論公眾的事務很不方便。大會對于代表人數毫無限制，對于各省代表的人數也沒有規定。對于這种混亂的情況，大家都覺得有絕對的必要進行一些改進。我答應在一個條件下承擔修訂党章的責任。我明白當時有兩個領導人，即羅卡曼尼亞和德希班度，對群眾有极大的影響。我的條件是，作為人民的代表，他們應當參与修訂党章委員會的工作。但是他們顯然沒有時間親自參加修訂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議委員會里應有兩個享有他們信任的人同我一齊工作，委員會的委員不超過三人。這個建議被已故羅卡曼尼亞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們分別提名克爾卡和埃·比·沈先生作為他們的代表。党章委員會連一次會也沒有開成，但是我們依靠通訊互相商討，最后提出了一個一致同意的報告書。我認為這個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為如果我們能夠完滿地制定出這個党章，這個事實本身就可以為我們帶來自治。就因為有了這种責任感，所以我說我已經真正加入了國大党的政治活動。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書中把織布机或紡車描畫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長的貧困的万應藥膏，那時我并不記得我曾經看見過那些東西。在那本書里，我以為任何可以使印度廣大群眾擺脫其极度貧困的，在同一過程中也就可以使他們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從南非回到印度的時候，我也沒有真正看見過一具紡車。非暴力抵抗學院在沙巴爾瑪第成立以后，我們弄到了几部織布机。可是一開始我們就遇到了困難。我們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職業者，就是做生意的，沒有一個人是懂得手藝的。在我們還沒有使用織布机以前，我們需要找一個紡織專家來教我們紡織。后來我們從巴蘭埔找到了一個人，可是他并沒有把他的手藝全部傳授給我們。然而摩干拉爾·甘地卻不肯就此罷休，他有運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這門手藝，于是便在學院里一個一個地把新的紡織者訓練起來了。 我們自己所規定的目標是要用自己的手織出我們衣著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們決定不用紡織厂生產的細布，學院里的全体人員都要穿用印度土紗和土法織出來的粗布。這個實踐使我們獲得极為丰富的經驗。這使我們通過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紡織工人的生活狀況，他們的產量的限度，采購棉紗的困難，受人欺詐的苦處，以及最后他們債務日增的情況。我們還不可能一下子就生產出我們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織布手藝人購買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紡紗厂的棉紗所織成的現成布疋卻不是容易可以從布商或織布人本人那里買得到的。織布工人所織成的所有的細布都是采用外國棉紗，因為印度的紡織厂并不生產細紗。就是到今天，印度紡紗厂所生產的細紗也很有限，最高級的細紗則根本紡不出來。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個織布工人愿意給我們紡本國棉紗，唯一的條件就是學院必須全部包購他們所生產的布。我們這樣用紡紗厂的棉紗所織出來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間廣為宣傳，就使我們自己成為印度紡紗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這反過來又使我們同紡紗厂有了接触，并使我們有可能了解一點他們的經營情況和困難。我們明白紡紗厂的目標是越來越多地采用他們紡出來的棉紗來織布；他們同土布紡織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無可奈何的，臨時的。我們對于還不能紡自己的棉紗這件事，覺得很不耐煩。事情很清楚，除非我們能夠自己紡紗，依賴紡紗厂的情況就無法改變。我們并不認為繼續充當印度紡紗厂的代理人，會對國家有什么好處。 無盡的困難又向我們襲來。我們既弄不到紡車，也找不到一個紡工來教我們紡紗。我們學院里倒有几個卷棉紗的輪子和紡織線軸，可是我們沒有想到這些也可以當作紡車用。有一天卡里達斯·賈維禮發現有一個婦女，愿意給我們表演一下紡紗的手藝。我們便派了學院里一個擅長學習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連這個人也沒有找到這門手藝的竅門而徒手歸來。 光陰蹉跎過去，我也越發不耐煩了。每逢碰到前來學院參觀的似乎懂得一點紡紗手藝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關這門技術的許多問題。然而這門技術只限于婦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絕跡了，如果偶然還有這樣的人生存在某個陰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數婦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個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亞赤教育會議。我在那里發現了那位异乎尋常的婦人甘嘉朋·馬茲蒙妲。她是一個寡婦，但是她的事業精神是無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義來說，并不算多。然而以膽量和常識而論，她卻胜過一般受過教育的婦女，她已經擺脫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陳規，無所恐懼地在被壓迫的階級中活動并為他們工作。她能夠自己謀生，她的需要也很簡單。她有一個飽經風霜的身体，無論到哪里去都用不著有人護送。她善于騎馬。我在戈德羅會議上對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傾吐了關于紡車的苦楚，她答應要為我們進行認真而不斷的搜尋，找一個紡車，這使我如釋重負。 最后，甘嘉朋遍訪古遮拉特，總算在巴洛達邦的維嘉埔找到了紡車。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紡車，但是久已把這些紡車當作廢材，束之高閣。她們對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應經常供給紡織的棉條，并購買她們所紡出來的棉紗，她們便預備重理紡紗業。甘嘉朋把這個可喜的消息傳給我，供給棉條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把這件事情告訴烏瑪爾·蘇班尼（現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給足夠的棉條，這便解決了我們的困難。我把烏瑪爾·蘇班尼所供給的棉條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紗便出來，其產量之多，使我們窮于應付。 烏瑪爾·蘇班尼先生倒是非常慷慨，但是我們總不能老是那么占他的便宜。我從他那里不斷地收取棉條，心里覺得很不安。而且我總認為使用紡織厂的棉條，是一個根本錯誤。如果人們可以使用机器棉條，為什么就不能使用机器棉紗呢？難道古代的人是靠紡紗厂供給棉條的嗎？那么當時他們怎么造的棉條呢？心里有了這些念頭，我便建議甘嘉朋找一些可以供給棉條的梳棉匠。她悄悄地負起這個使命，雇了一個愿意梳棉的梳棉匠。他每月要35個盧比的報酬。我那時不惜出任何代价。她訓練了几個青年把梳好的棉花做成棉條，我向孟買要求供給棉花。亞斯望普拉沙德·德賽先生立刻答應了。甘嘉朋的事業因此意外地發達起來。她又找了一些職工，把維加埔紡成的棉紗織成布疋，于是維加埔的土布不久便出名了。 當這些事正在維加埔發展的時候，紡車在學院里已經迅速地占了一席地位。摩干拉爾·甘地還以他的出色的机械天才，把紡車作了許多改進，非暴力抵抗學院跟著便開始制造紡車和附件了。學院里自己織出來的頭一匹布每碼价值17個安那。布雖然粗，价格也貴，我還是毫不遲疑地向朋友們推銷，而他們也樂于出這個价錢。 我在孟買雖然害病，卻還可以勉力出去尋找紡車。最后，我碰巧遇見了兩個紡工。他們每紡一西爾１棉紗索价一個盧比，那就是28個拖拉或將近四分之三磅。我當時還不了解土布的行情，我覺得能夠買得到手紡棉紗，价錢再貴也在所不惜。及至我把自己所出的价錢同維加埔的价錢一比較，我才知道自己受騙了。這兩個紡工卻不愿意減价，因此我就不再找他們做工了。不過他們也算做了好事，他們教會了阿望蒂嘉白夫人，商卡拉爾·班克的寡母羅密白·康達夫人和華素瑪蒂朋夫人怎樣紡紗。紡車的轆轆之聲開始興高采烈地在我的房里響起來了，我敢毫不夸張地說，我的健康的恢复，紡車的聲音實在出力不小。我承認在這件事上，心理上的效果大于生理上的效果。然而這也已經表明，心理對于生理的影響是多么巨大了。我自己也從事紡紗，不過當時紡得不多。 １印度重量單位，約等于兩磅——譯注。
土布運動，當時也稱為經濟自主運動，在一開始的時候，便引起了紡織厂主們的很多批評。已故的烏瑪爾·蘇班尼自己就是一個很能干的紡織厂主，他不但以他的知識和經驗，使我得益不淺，而且還使我了解了其他紡織厂主的意見。有一個厂主的議論給了他深刻的印象。他极力勸我去看看他，我答應了。蘇班尼先生安排了那次會談。那個紡織厂老板首先開始談話。 “你知道以前也鬧過一陣經濟自主嗎？” “是的，我知道。”我答道。 “你也知道在分治１的那些日子里，我們這些紡織厂主曾充分運用了經濟自主運動。當這個運動走上高潮的時候，我們抬高了布匹的价格，而且還作了比這更坏的事情。” １1911年英國政府為了分化印—穆關系，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曾決定按宗教信仰把孟加拉划分為二，一為印度教徒的孟加拉，一為穆斯林的孟加拉，因為遭到孟加拉人民和全印度人民的堅決反對而擱置，直到1947年才以印巴分治的形式實現這個計划——譯注。
我不想在這里用更多的篇幅進一步描述土布運動進展的情況了。要把我的活動引起了群眾注意以后的情況都加以描述，顯然不是這几章所能辦到的，而且我也不想這樣，因為這個問題談起來，需要占用一整本書的篇幅。我寫這几章的目的不過是要說明，我在体驗真理的時候，有一些事情是怎樣自動地向我提出來的。 現在，讓我繼續敘述不合作運動的故事吧。當阿里弟兄所鼓動起來的基拉法運動正在蓬勃開展的時候，我曾就這個問題和已故大毛拉·阿布杜爾·巴利以及其他的穆斯林賢哲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尤其是討論了穆斯林實行非暴力主義的限度問題。最后他們都同意，認為伊斯蘭教在政治上并不反對它的信徒遵循非暴力政策，而且，如果他們立誓要采取這個政策，他們便應當忠實地奉行。最后，不合作的決議終于在基拉法會議上提出來，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以后通過了。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有個委員會在阿拉哈巴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一個通宵。最初，已故的哈欽·薩希布對于非暴力的不合作行動是否行得通，頗為怀疑。但是一旦他的疑慮消除了，他便全力以赴，而他的贊助對于運動的開展所起的作用是無法估价的。 緊跟著不久，我便在古遮拉特舉行的政治會議上提出了不合作的議案。反對者的初步意見是說，在國大党還沒有采取措施以前就由省的會議通過這樣的決議是不恰當的。我不同意這种意見。我說這种限制只能應用于退后的運動；但是對于向前發展的運動，只要有必要的勇气和信心，下級的組織不但完全有資格，而且有責任這樣做。只要這樣做之后自己負責，我認為凡有助于上級机构提高威信的行動，都不必等獲得許可再進行。會上對這個建議進行了討論，討論很熱烈，討論時的气氛充滿了“甜美的理性”。最后付諸表決時，以絕對多數獲得通過。這個決議所以能夠得到通過，得力于伐拉白和阿巴斯·鐵布吉先生的幫助不小。后者為大會的主席，他的態度是完全支持不合作的決議的。 國大党全國委員會決定于1920年9月在加爾各答召開 大會特別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為此進行了大規模的准備工作。拉拉·拉茲巴特·萊當選為主席，從孟買到加爾各答有專車專供大會和基拉法的代表乘坐。代表和列席參觀的人則聚集于加爾各答。 我應大毛拉·紹卡特·阿里之請，在火車上准備了不合作決議的草案，截至現在為止，我在所起草的東西中總是多少有點避免使用非暴力這個字眼，在我的講話中更少用到它。我關于這個問題的語匯還在形成的過程中，我覺得我用梵文的相當于非暴力的這個字恐怕不易為純粹的穆斯林听眾所理解。因此，我請大毛拉·阿布爾·卡蘭·阿沙德給我找一個別的相當的字眼。他建議采用“巴—阿曼”這個字；至于不合作，他建議用“塔克—伊—瑪瓦拉特”這几個字。 就這樣當我還在忙于為不合作搜索适當的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烏爾都文的字匯時，我便被請去為這個多事的大會草擬一個不合作的決議。在原來的草案里，我把“非暴力”這几個字漏掉了。我把這個草案交給和我同車廂的大毛拉·紹卡特·阿里，而沒有注意到這個疏忽。到了夜里，我才發現這個錯誤。第二天早晨，我送一封信給摩訶德夫，請他在草案付印以前把它改正過來。可是我有一個印象，草案還沒有更正以前就印好了。提案委員會當晚就要開會討論，因此我不得不在印好的草案上作必要的改正。后來我才明白，如果我沒有預先把草案准備好，就會遇到很大的困難。 其實我的苦處還不止于此。我還完全不知道誰會支持這個決議，而誰將加以反對。拉拉吉的態度究竟怎樣，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久經鍛煉的戰士們正云集于加爾各答，其中有貝桑特大夫、潘迪特·馬拉維亞吉、維加耶羅伽華恰立先生、潘迪特·莫迪拉爾吉和德希班度等人。 在我的提案里，不合作的目的只不過是要為旁遮普和基拉法的錯誤得到伸雪。然而這一點維加耶羅伽華恰立便不以為然。“如果要宣布不合作，為什么要提到一些具体的錯誤呢？沒有自治權正是我國所忍受的最大的錯誤；不合作的矛頭應當指向這一點才對，”他這么說道。潘迪特·莫迪拉爾吉也要把自治包括在決議中。我立刻接受了這個建議，把自治的要求也加入我的議案中。這個決議案經過充分的、認真的、多少有點爭吵的討論才通過。 莫迪拉爾吉是第一個參加這個運動的人。我還記得我和他曾經親切地討論過這個決議案。他提出的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我都一一接受了。他答應把德希班度爭取過來參加這個運動。德希班度的心是傾向于這個運動的，可是他怀疑人民實現這個計划的能力。直到拿格埔大會的時候，他和拉拉吉才全心全意地接受這個運動。 在這次特別大會上，我特別深切感到羅卡曼尼亞去世的損失，我直到現在還堅信，如果他當時還活著，他在這次會議上一定會給我很大的幫助。而且，即使并非如此，如果他也反對這個運動，我也會對他的反對表示敬意，從中吸取教育，得到好處。我們總是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從來沒有傷過感情。他始終使我相信，我們彼此之間的交情是极為深厚的。就是現在我執筆寫這几行的時候，他逝世的情況，依然歷歷在目。大約是在一個夜半時分，當時同我一起工作的巴特華曇打電話通知我說，羅卡曼尼亞去世了。當時我正被許多同伴所包圍，我不知不覺地喊出來：“我最堅固的堡壘垮了。”不合作運動當時正處于高潮，而我正熱烈地希望得到他的鼓舞和啟發。他對于不合作究竟會采取什么態度，永遠是一個令人猜測的問題，而且誰也猜不透。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當時出席加爾各答大會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沉重地感到他的去世所遺留下來的空虛。在那民族史上千鈞一發的危机中，大家都感到缺少了他那深思熟慮的意見。 加爾各答特別大會所通過的決議，還得在拿格埔的年會上加以肯定，在這里，又象在加爾各答一樣，也有無數旁听者和代表們赶來。參加大會的代表人數那時還沒有限制。結果，据我所記得的，出席這次會議的人數竟達一万四千名之多。拉拉吉极力主張把抵制學校的條文略加修改，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同樣地，德希班度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見，以后不合作的決議案便被大會一致通過了。 關于修改國大党党章的決議也要在這次大會上討論。小組委員會的草案在加爾各答的特別大會上就已經提出來了，因此這問題得到了徹底的討論。這一次要在拿格埔大會上作最后的決定。大會的主席是西·維加耶羅伽華恰立。提案委員會只對草案作了一個重要的修改就通過了。我記得我在草案中曾將大會代表的人數規定為1，500人；提案委員會把這個數字改為6，000人，我認為這個增加是出于匆促的判斷，而這几年的經驗更證實了我的看法。我以為那种認為代表人數眾多就有助于大會的進行，或者就能維護民主原則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一千五百名代表，對人民的利益极為關心，心胸寬廣而誠實，無論如何總比隨便選出來的六千名不負責任的人更能夠維護民主。要維護民主，人民必須對獨立、自尊和團結特別關心，而且必須堅持挑選那些善良而誠實的人做他們的代表。然而迷戀于代表人數的提案委員會，實際上會使得人數超過六千人。所以六千人的限制實在具有妥協的性質。 國大党的宗旨成為大會熱烈討論的一個題目。在我所提出的党章里，國大党的宗旨，如果可能的話，是在不列顛帝國范圍內達到自治，如不可能，則脫离不列顛帝國而自治。大會上有一部分人要把党的宗旨只限于在不列顛帝國范圍內自治。這一部分人的意見是由潘迪特·馬拉維亞吉和真納先生提出來的。然而他們沒有得到很多票。党章草案再一次提出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仍將是和平的和合法的。這個條件也引起了反對，反對者的意見是說在党章中不必規定應當采取什么手段，大會經過一場有教育意義的和坦率的討論以后，仍然維持原議。我認為如果這個党章是由人民真誠地，理智地并且熱心地訂出來的，那就將成為進行群眾教育一個有力的工具，而制訂這個党章的過程本身就會給我們帶來自治。然而在這里討論這個問題就有點不相干了。 關于印—穆團結，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土布的決議也都在這次大會上通過了，從此國大党的印度教徒党員便負起了從印度教中消除不可接触制度災禍的責任；國大党也由于提倡土布而和印度的“骷髏”建立了生活上的聯系，大會通過了為基拉法進行不合作的決議則是國大党為了促使印—穆團結所作的一個重大的實際嘗試。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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