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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八八五年以前多年的研究和初期醫療實踐中，弗洛伊德積累了治療神經病症的丰富經驗，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科學成果。早在一八八四年四月一日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已經寫道：“我已經逐漸地把成為一個神經病治療專家作為我一生的主要奮斗目標。”弗洛伊德還在《自傳》中說，那時候，他已經“以診斷的正确，及死后解剖證實率高而聞名”。 在弗洛伊德擔任神經病科醫生期間，他的興趣主要集中在神經病病理學方面。他在這段時間內，曾連續在《醫藥科學中心雜志》、《解剖學和生理學文庫》以及在英國倫敦出版的《大腦》雜志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受到了神經病理學界的廣泛重視。他的論文很快被譯成捷克文、英文、意大利文与俄文。 弗洛伊德在神經病學方面的成果是從布呂克生理研究室的工作開始的。雖然當時他的研究專題是魚類的神經細胞，但已經為他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不論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布呂克生理實驗室的初期實踐都是他的真正科學研究活動的良好開端。后來，梅納特教授又給了他進一步研究人類高級神經系統病理的机會。一八八五年，在《神經病學中心雜志》發表了弗洛伊德的神經病理學論文，第二篇類似論文發表在同一期刊的一八八六年三月號上，第三篇論文發表在耳科疾病專門研究雜志的一八八六年九月號上。所有這些論文都集中地研究听覺神經的病理學問題。弗洛伊德以五至六個月的胎儿听覺神經纖維為主要解剖材料，進行了嚴密而細致的分析。這些論文雖然都是研究听覺神經，但弗洛伊德的主要興趣是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條頭蓋神經及它們的三叉神經根，所有這些神經都同脊髓上的后根神經節相對應。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經系統組織學和臨床方面的經驗及研究成果，弗洛伊德在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醫學院講師后不久，被布呂克教授推荐享受一筆為數可觀的留學獎學金，前往巴黎，做當時最著名的神經病學專家沙考特的學生。 留學獎學金是二百四十美元，可以足夠維持六個月的學習和生活費用。 一八八五年八月底，弗洛伊德經歷了三年零一個月的辛勤工作以后，終于离開了維也納全科醫院，前往巴黎。這意味著：他的一般性的初期醫學實踐結束了，他邁入了一個更加專門的研究領域——神經病學。 一八八五年秋，弗洛伊德到達巴黎。沙考特是醫學史上空前未有的神經病學專家，在當時，凡是能做他的學生的人，就等于獲得了終生的“護身符”，從此可以通行無阻地出入醫學界而受到尊敬。人們會豎起大拇指贊揚沙考特的任何一位徒弟。在沙考特的領導下，法國沙爾彼得里哀爾醫院成了舉世矚目的神經病學圣地。弗洛伊德到巴黎后，拜見了他，做他的學生，并在沙爾彼得里哀爾醫院實習。 如果說在這以前弗洛伊德研究神經病系統的重點是一般的神經系統病理和組織學的話，那么，從他向沙考特學習開始，他的研究重點就轉向神經病治療學。弗洛伊德到巴黎后，寫信給瑪莎說：“再也沒有別人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認識到這個种子會長出丰碩的成果，反正沙考特已成為了我最尊敬的一個學者。”正是在這里，弗洛伊德第一次看到催眠術的神奇功能。第一次看到了精神刺激對于身体的控制作用，以致人的肉体可以不自覺的、無意識地接受精神刺激的擺布。只要出現肉体上的病症，就可以引起各种行為反應，而這些反應都是未經深思熟慮的。弗洛伊德參加了沙考特的一系列實驗和講演，從這時候起，他開始思考著無意識的存在的可能性，而這种無意識的精神活動所起的作用是同有意識的思考根本不同的。以后，我們將會看到，對這种無意識的精神現象的深入研究，成了弗洛伊德的整個精神分析學的基本出發點之一。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信中，多次高度贊揚了沙考特的學風和治學精神以及工作態度。弗洛伊德說，沙考特對病人抱著高度的熱情，深切地關怀著病人的痛苦。弗洛伊德把沙考特的這种態度同維也納的醫生的麻木不仁的膚皮潦草態度加以對比。在弗洛伊德帶回維也納的一張反映沙考特的工作態度的石版畫中，可以看到沙考特正在幫助他的學生和助手扶持一位處于半昏迷狀態的女病人。弗洛伊德的大女儿后來說，每當她看到這張圖片，總是激起她的上進心和責任感，鼓勵著她奮不顧身地去工作。她還說，她爸爸多次指著這張畫，教育她要學習沙考特的謙遜、熱情和嚴謹的學習精神和工作態度，以致在她的記憶中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印象。 在沙爾彼得里哀爾醫院，弗洛伊德集中地研究幼儿的大腦和脊髓的退化現象。他還對一位女病人的尸体進行了詳細的病理解剖，發現她所患的半身不遂症（病人從一八五三年起患有此病，至一八八五年才病死）是由于她在三十年前產生了血管栓塞，造成了血管硬化。他在作出上述論斷過程中，一共列出了七條站得住腳的理由，并進行了嚴密的顯微鏡觀察。他善于從多种可能的原因中推斷出最可靠、最實際、最真實的理由，然后，他又從多种實際存在的理由中選出最本質、最主要的因素。 為了獻身于神經病學的研究，他甚至寫信給瑪莎說：“你可以相信，當科學与愛情兩者具來的時候，我就不得不為科學起見而戰胜愛情。”弗洛伊德表示，他要奮不顧身地解決大腦解剖的問題。不然的話，一切都無從談起。 弗洛伊德還說；“做為一位老師，沙考特是极其完美的鼓舞者，他的每一次講座部是結构方面和文章方面的典范。他的文体优美而高度完善，他的講演是如此生動和深刻，以致久久地在耳邊留有回音，而他的實驗操作過程則可以栩栩如生地在你的眼前保留很多天。” 弗洛伊德還為沙考特翻譯論文。在《自傳》中，弗洛伊德寫道： 有一天我听到沙考特感歎著戰后（指普法戰爭后）還不曾有人把他的講義譯成德文，還說假如有人愿意把他的新講義翻成德文，他就很高興。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自愿承擔這項工作，我至今還記得那封信里的句子。沙考特接受了我的毛遂自荐。我遂進入了沙考特的個人生活圈子里，而且從那時候開始，我參加了醫院里的一切活動。 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完成他的翻譯工作的。沙考特的這篇講義的德文譯本比它的法語原文還提早出版了几個月。這個講義的題目是《關于神經系統疾病，特別是關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新講義》。為了感謝弗洛伊德的德文翻譯，沙考特贈送給他一套他的著作全集，書上還寫了如下獻詞：“獻給弗洛伊德醫生先生，沙爾彼得里哀爾的最珍貴的紀念。沙考特。” 弗洛伊德從沙考特那里學習到不少東西，而其中最給予他深刻影響的是沙考特關于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療成果。 弗洛伊德在他的《自傳》中說： 和沙考特在一起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歇斯底里症的最新研究，尤其是有一部分是我親眼看到的。比方說，他證明了歇斯底里症現象的真實性及其合理性。他指出了歇斯底里症也常常發生在男人身上，并且以催眠暗示等方法引發歇斯底里性的麻痹和強直收縮，從而證明這种人為的歇斯底里症和自發性的症狀發作，沒有任何細節上的差异。沙考特的許多教范，先是引起我和其他就教者的惊奇，繼而發生怀疑，使我們想辦法去應用當時的學理以求證實他的學說，而他在處理這一類怀疑時，永遠都是那么友善，那么有耐心。但是，他有時也是最武斷的一個人。 ……在我离開巴黎之前，我曾和這位了不起的人物討論到把歇斯底里性麻痹同机体性麻痹症作比較研究的計划。我希望能建立一個學說，主張以一般的界限概念，而不是以解剖學上的事實作為划分歇斯底里麻痹症与身体各部分的感覺障礙症的根据。他雖然贊成我這個看法，但顯然地，他實際上并無多大興趣對精神性疾病作進一步的探索。因為他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還是病理解剖學。（見弗洛伊德《自傳》） 在沙考特和弗洛伊德研究歇斯底里症以前，人們一般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一种“偽裝”或“擬態”，甚至有人把它說成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或“假想”。很多醫生不愿意花時間去研究歇斯底里症。更可笑的是，醫學界往往把歇斯底里症看作婦女病，把它診斷為“子宮的倒錯”或陰蒂的病症引起的。因此，在治療時競毫無根据地采取切除陰蒂的野蠻手術，或讓病人嗅一种叫“纈草”的植物。這种草有特殊的味道，病人聞了以后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反應，引起子宮的收縮。沙考特的卓越貢獻就是确定歇斯底里是神經系統的疾病，排除了上述种种荒唐的治療法。 實際上，“歇斯里底症”這個名稱本身就是醫學史上的恥辱的痕跡。“歇斯底里”（Hysteria）一詞的詞根“Hysteron”就是“子宮”，用這個名詞來稱神經系統的疾病，表明早期醫學的無能。弗洛伊德曾在《自傳》中談到一次由“Hysteria”這個病名引起的笑話。那是在他剛從巴黎回維也納后不久，弗洛伊德向醫學會報告自己在巴黎的學習成果。到會的許多人，包括所謂的醫學界“權威”，如醫學會主席班貝爾格醫生，竟宣稱弗洛伊德的報告是“無法令人置信”的。當弗洛伊德談到一位男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時，在座的一位老外科醫生，按捺不住叫嚷起來說：“老天！親愛的弗洛伊德先生，你怎么會講這些無聊的話呢？Hysteron的意思是子宮，一個大男人怎么會Hysterical（患歇斯底里症）呢？”弗洛伊德回維也納后甚至不被准許對男歇斯底里症患者進行治療。 在巴黎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弗洛伊德逐漸對巴黎的實驗室設備感到不滿。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計划以后，終于离開巴黎回維也納。 在返回維也納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訪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專家。他拜訪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說与奧地利的种族歧視有關。本來，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經科的臨床經驗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資格在維也納大學醫學院所屬的“精神病和神經病診療所”擔任要職；但是，他獲悉由于种族歧視，他無望在那里就職；所以，他為自己的工作尋找別的出路。恰好在這個時候，儿科專家馬克斯·卡索維奇答應弗洛伊德，准備讓他擔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經病科主任職務。正是為了适應未來的工作，他才決定在柏林停留几個星期，以便從巴金斯基那里學到關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識。 弗洛伊德回到維也納以后，就正式擔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經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時，他在維也納正式開業行醫。 自那以后五年內，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懇懇地從事本行工作。 從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發表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發表于一八八八年，內容是對兩個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觀察和治療的總結和分析。 弗洛伊德對這一段時間的工作并不滿意。他在《自傳》中說：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間，我几乎沒有做過半點科學研究工作，或發表過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為建立自己的醫業基礎，以及為滿足自己和日見增大的家庭的溫飽而忙碌著。 在這段時間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話，就是他進行大量的臨床治療。尤其可貴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數是神經病患者。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類型的神經病病例，積累了丰富的實際經驗；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會，將自己自巴黎學習后的心得應用于實際治療中。他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進一步深信電療、浴療、推拿療法和催眠療法對于治療精神病的積极效用，這些療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功。從一八八七年十二月開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療法。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對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滿著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療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輕而易舉得來的。他剛從巴黎回維也納時，就遇到种族歧視，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專治儿科的神經系統疾病。另一方面，舊有的、反科學的傳統觀念——即把歇斯底里症當成“婦女病”也阻礙他進一步發揮專長。那些醫學權威們不承認歇斯底里病是神經系統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關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腦解剖實驗研究所的大門，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發表講稿和論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夠在私人診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療法。 弗洛伊德在實踐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術。實際上，當時比較流行的是用電療。弗洛伊德通過實踐發現傳統的電療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認為，早先由德國最著名的神經病學權威耳伯（W·Erb）所倡導的電療法，有很多毛病。他在電療中發現了另一种有用的副產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認為，在電療過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話，實際上應該歸功于醫生對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這种認識之后，他干脆把那套電療用的電器束之高閣。 至于催眠術，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有所發現。他說： 當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我就曾參觀過催眠術專家漢森的當眾表演，親眼看到一個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臉色蒼白，一直到催眠術完全表演完畢才蘇醒過來。由于這一事實，使我深信催眠現象的真實性。不久之后，海登漢就給催眠術提供了科學的根据。雖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專家教授們，還是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斷地指責催眠術為欺詐，甚至把它說成具有危險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術。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見過催眠術被人自由地運用，去引誘症狀的發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狀。此外，据最新的消息報道，法國的南錫還出現了一個新的學派，他們廣泛而极為成功地應用暗示于治療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奧地利醫學界，在弗洛伊德以前，一直很少應用催眠術。就連著名的梅納特教授也把催眠術在醫療上的應用看作是一种“不幸”。 弗洛伊德的可貴之處在于只服從真理，而不服從任何“傳統”或“權威”。他追求真理，也善于發現真理，對于催眠術的研究和應用，正是体現了弗洛伊德的這种优良品質。 催眠術的應用不僅標志著精神病治療法的一次革命，而且，也使弗洛伊德從對歇斯底里病症的治療中得到有益的啟示，這是他轉向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關鍵。正是通過催眠術的應用，弗洛伊德發現在人的意識背后，還深藏著另一种极其有力的心智過程——“潛意識”。后來，他發掘這种潛意識，并加以分析，最后導致了他的精神分析學整個科學体系的建立。在他看來，所謂潛意識是被心理抑制和壓迫著的領域，它栖息在內心陰暗的角落里，要經過外力的幫助、引誘和啟發，經過某种分析的照明，除掉精神的壓力，才能轉化為“意識”。而這种“潛意識”在未發現以前是深不可測的；就其內容和傾向性而言，也有好有坏的；它有時甚至抑制為一种荒謬不經的“夢魘”。這种內心秘密，又好象是人在時間中漂流，如同一座冰山，大部分浸在無意識的海洋中，小部分“漂浮”在“意識”的層面上。正是這种關于“潛意識”的觀念构成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基礎。須知，恰恰是催眠療法為“潛意識”的發現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 由此可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本身并非主觀杜撰出來的臆想，而是在弗洛伊德及其同事們的醫療實踐中總結和發展而來的理論。 弗洛伊德的催眠療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們就有必要簡單地回顧弗洛伊德發現催眠療法的過程。實際上，這一過程并不是從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從大學時代對催眠術的觀察開始的。而從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教授共同合作治療一位叫安娜·奧的女歇斯底里患者，進一步掌握了催眠法的奧秘。 約瑟夫·布洛伊爾教授，同布呂克、沙考特教授一樣，是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創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人。這三個人，不論在科學研究成果、學風、研究態度方面，都為弗洛伊德樹立了榜樣。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偉大人物，都不是憑空產生，也不是偶然地突現出來。除了他們本人的努力以外，必須有充分的歷史准備和成熟的客觀條件。而在這些歷史的和客觀的因素中，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經驗、优秀的老師的輔導和啟示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弗洛伊德的偉大發現是前人研究成果的產物，也是他的好老師向他傳授前人經驗的結果。 約瑟夫·布洛伊爾（1842—1925）不僅是維也納的著名醫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學家。弗洛伊德曾說，布洛伊爾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興趣遠遠超出他的職業活動的范圍”。“他雖是一名家庭醫生，但他也有過一段科學研究的生涯，而且寫出了好几部關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學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他是一個才賦极高的人，年齡比我大十四歲。我們之間的關系很快就親密起來，而他也終于成為我的知友和我患難中的援助者，我們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學上的興趣。當然在這种關系中，獲益的首先是我，不過，后來由于精神分析的發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誼。要我付出這樣大的代价實在令我為難，但為了真理，我終于不得不犧牲了他的友誼。”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即使這樣，弗洛伊德也始終高度評价了布洛伊爾對弗洛伊德本身的影響的价值。 布洛伊爾早在青年時代，就在埃瓦爾德·赫林教授的幫助下研究呼吸生理，發現了迷走神經的自動控制作用。接著他研究半規管，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一八六八年，他在維也納大學當上榮譽講師，一八七一年起就當私人醫生，一八九四年，他當上了維也納科學院的通訊院士，推選他的人是西格蒙特·埃格斯納、赫林和馬赫，他們都是舉世聞名的學者。 布洛伊爾是赫爾姆霍茲的忠實信徒，也很崇拜歌德和費希納這兩位作家。 弗洛伊德是在七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布洛伊爾相見的。當時，他們都在生理研究室。由于思想觀點的一致，他們很快成了親密的朋友。弗洛伊德甚至用布洛伊爾的妻子的名字安娜給他的大女儿命名。 從一八八零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布洛伊爾就已經給一個女病人安娜·奧治療歇斯底里症。后來，在醫學史上，它成為了划時代的著名病例。這個女病人原名柏達·巴本哈因姆（1859—1936年）；她是布洛伊爾首創的“滌清法”的第一位受益者。她原是一位聰明伶俐的姑娘，她患病時才二十一歲，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愛的父親時開始發作的。布洛伊爾第一次接触這個女病人時，她的臨床症狀极為复雜錯綜，包括全身痙攣性麻痹、精神抑制和意識錯亂等。在一次偶然的觀察中，布洛伊爾發現，如果能使她用言語表達出她在病症發作時的那些籠罩著她的幻想和妄念，就能去除她的那种意識錯亂狀態。由于這一發現，布洛伊爾終于創造了一套新的治療方法。依据這一方法，把她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要她告訴他：每次發作時壓迫著她的心靈的，到底是哪些念頭。就這樣，布洛伊爾用這种方法，克服了她那反复發作的抑郁性意識錯亂，接著又用同樣的方法，為她解除各种抑制和肉体上的毛病。她在清醒的時候和別的病人差不多，說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來，也無法指出這些症狀和她生活上的經驗有任何關連，但是一被催眠，她馬上就能認出原先弄不清的關系來。事實上，她的一切症狀，都和她服侍父親時所經驗的故事有關，換句話說，她的每一個症狀都有它的意義，都是些情緒狀態的回響，十之八、九都是她在父親病榻之側所興起的一些非壓抑下去不可的念頭，或沖動轉移成症狀性行為的結果。但是，任何症狀都不是單一性的、有傷害性的情況的產物，而是由好些類似的情形累積形成的。所以當一個病人在催眠的虛幻狀態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達到自由表達其情感、或表達原先被壓抑的心智行為的目的時，症狀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現。經過長久而辛苦的努力之后，布洛伊爾終于能用這种方法治愈那位病人。事實證明，那位女病人复原之后，一直都很好，而且能擔任繁重的工作。 上面所說的那种讓患者自己用言語表達幻覺的方法，布洛伊爾稱之為“談話治療法”或“煙霧掃除法”，后來，布洛伊爾把這一方法簡稱為“滌清法”或“淨化法”。布洛伊爾發現，在采用“談話治療法”時，病人會忽然忘記自己的祖國的語言——德語，而只能講英語。這就說明，在催眠狀態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恢复了受到多种壓抑的、難以在正常狀態中表現出來的原始意識狀態。在催眠狀態下，她正常使用的因而也在正常情況下占据壓倒优勢的語言——德語，反而被壓抑了；而原來被壓抑的异邦語言——英語則反而上升為主要語言。這一例子說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狀態背后，在意識的深層，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識形式。 當布洛伊爾把安娜·奧病例告訴弗洛伊德的時候，他發生了興趣。那是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事情。弗洛伊德听了這個病例以后，以极大的熱情，一次又一次地同布洛伊爾討論，弗洛伊德說：“那時我發覺對于精神病人的這种治療方法，比起任何以前有過的觀察法都來得有效些。”所以，當他在一八八五年到巴黎時，他就向沙考特談起這件事，但是，沙考特沒有產生更大的興趣。 等到弗洛伊德從巴黎回到維也納以后，他才進一步考慮同布洛伊爾一起研究安娜·奧病例。這時候，弗洛伊德已從沙考特那里學到有關治療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弗洛伊德回維也納以后，表現出他既尊敬老師又不迷信權威的態度。沙考特對安娜·奧并不感興趣，但弗洛伊德能應用沙考特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沙考特所不感興趣的對象。不僅對沙考特，對布洛伊爾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深知布洛伊爾是第一個發現安娜·奧病例的人，也是第一個用催眠法治療安娜·奧病例的醫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滿足于布洛伊爾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爾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隱含的問題，終于發現了催眠療法的奧秘，揭示出催眠療法的使用范圍及其与人的內在精神狀態的關系。弗洛伊德在《自傳》中是這樣論述自己對布洛伊爾的催眠療法的認識過程的。他說：“在這個病例的催眠治療的過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澀曖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爾則一直沒有把它揭開過。我想不通，為什么布洛伊爾不肯為科學進一步盡力，而把那些在我看來极有价值的發現瞞著我那么長時間。不僅如此，問題還在于布洛伊爾在一個病例上所發現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廣之，普遍地應用到別的病人身上？在我看來，布洛伊爾的這些發現，既然具有那樣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個病例上應驗過，我就不相信它對別的歇斯底里病人無效。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經驗，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嘗試應用布洛伊爾的方法。”（弗洛伊德《自傳》） 弗洛伊德一向有這樣的作風：他學習別人的成果時總是很謙遜；但他永遠都把學習別人的長處當作邁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經過思考和觀察以及實踐，發現已有的成果的不完善性時，他馬上又毫不猶豫地跨上駿馬，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標。 他經過自己的治療實踐和研究，經過他的反复比較，發現了催眠術暗示作用的有限性。當時，最令他困惑的是兩點：第一，他不能使催眠術百發百中，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催眠成功；第二，他無法把每一個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為了使催眠術更臻完善，一八八九年夏，弗洛伊德親自到法國南錫，試圖向多年應用催眠術的法國醫生們求教。在那里，他親眼看到年老的法國醫生李飽特不辭勞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們的家屬當中進行治療的感人場面。他還親自看到另一位法國醫生本漢對病人進行的令人惊异的實驗。在觀察這場實驗時，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啟示。他在《自傳》中寫道：“給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得知在人類的意識后面，還可能隱藏著另一种极為強而有力的心智過程。”弗洛伊德發現這一方法有很大的益處，所以，就說服一個病人，跟他一塊到南錫去。就在這次治療這位女病人的過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漢的討論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果，即認為催眠療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這位女病人同安娜·奧一樣是一個极有才華的歇斯底里患者，也是一個出身清白的女人。因為她的病一直很難治好，所以她才轉到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采用了催眠療法，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多多少少地、勉強地維持自己的生活，使她從极其痛苦的可怜狀態中超渡出來。但是，催眠療法卻不能徹底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狀不時地复發。起初，弗洛伊德以為，這是由于自己知識有限，不能使催眠達到使她夢游或記憶消失的境界。所以，這次把她帶到南錫，同本漢一起研究和討論，并讓本漢親自地對她實行催眠療法。結果，才發現，催眠療法确實不能使她達到那种境界。本漢坦率地承認，他用暗示法所獲得的成功治療，也只見于住院的病人，至于他私人診所遇到的病人則一樣沒有得到成功。 為了介紹催眠法和暗示法，弗洛伊德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把本漢的有關暗示及其治療效果的兩大本巨著的第一卷翻譯成德文。弗洛伊德還寫了詳細的序文。本漢的這本書叫做《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療法》。与此同時，弗洛伊德還在《維也納醫學周刊》上發表了該書的詳細摘要。弗洛伊德在該書第一卷序文中，還詳細探討了南錫學派（以本漢、李飽特為代表）与沙爾彼得里哀爾學派（以沙考特為代表）之間的分歧意見。弗洛伊德認為，沙考特等人的意見是比較正确的。他認為催眠法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盡管其中包含著神經与肌肉的過度興奮狀態。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發表了《論失語症》一書，這本書是獻給布洛伊爾的。這本書詳細地總結了當時被公認的維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學說的不足之處和缺點，在失語症的研究方面開創了新生面。這個學說假設大腦前額葉和顳□葉的交叉部位是產生失語症的興奮中心，弗洛伊德認為失語症是功能性疾病。在評論過程中，弗洛伊德列舉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維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學說本身的矛盾性。他還指出，人的觀念和記憶根本不是當時庸俗的“學者”們所斷言的那樣是什么“特殊的大腦細胞的造型”。 在同一年內，弗洛伊德還同他的朋友、同事奧斯卡·李合著有關儿童腦麻痹症的書籍，書中詳細地列舉了三十五個病例，這是迄今為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臨床實踐總結。另外，弗洛伊德還為諾斯納格編寫的《醫學百科全書》撰寫論述小儿麻痹的文章。他的這些成就雖然是片斷性的，但已顯露出他的突出的創造精神。 几年的觀察和研究，使弗洛伊德發現布洛伊爾的臨床所見都可以在那些對這种治療有效的歇斯底里病人身上找到。在弗洛伊德本人搜集了大量的類似資料的基礎上，弗洛伊德建議布洛伊爾与他共同合著一本書。布洛伊爾起先竭力反對，不過后來同意了。一八九三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共同發表了《論歇斯底里現象的心理机制》。 過了兩年，即一八九五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了。 這本書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這本書的出版，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弗洛伊德說，這本書的重點并不是描述歇斯底里病症的特性和各种現象，而是探索和尋求發生歇斯底里症狀的最深刻的“源頭”。弗洛伊德說，該書“只是把曙光投射在症狀的源頭上去，所以它特別強調情感生活的意義，以及分辨下意識的、意識的和能意識的精神活動的重要性。它假設症狀起于某一個感触的壓抑，從而提出了一個動力因素的概念。此外，它又認定同一症狀是同一能量的產物或等价物；這同一能量若不產生這樣的症狀，也必然會用到其他方面去而產生相應的症狀（后面所說的這個過程，就是它的所謂‘轉換’）。這也就是所謂經濟因素的概念。布洛伊爾把我們的方法稱為滌清法。他解釋說，這种滌清法的治療目標，是要把走錯了路線而造成症狀的積累情緒，導引到一條能找到出路的正常道路上去。滌清法的臨床效果相當良好，直到后來才知道它的缺點和各种各樣的催眠治療法的缺點是一樣的……”（弗洛伊德《自傳》）。 弗洛伊德在上面提到的精神活動的三种狀態－－－下意識、意識和能意識是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學的基本概念。分辨出精神活動的上述三种狀態；分析它們的活動規律，發現它們在何种情形下相互矛盾、造成堵塞，又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被疏導、解除受壓抑狀態；分析它們的正常狀態是怎樣演變成异常狀態，即所謂“變態”。探索那些變態心理的產生根源、机制及其治療方法等等，乃是弗洛伊德在這本書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所有這些問題是第一次提出來的，因而也沒有人解決過的。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正是沿著這些線索進一步發展和完備起來。而在《歇斯底里研究》一書中，這些問題只是初步地提出來了，遠沒有徹底解決。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所用的第一個病例是伊米夫人的病症。伊米夫人從一八八九年五月一日開始接受滌清法的治療。在治療中，他使用了“夢游法”，同時進行暗示、推拿、洗浴等方法。他在治療中得知，精神治療的效果取決于病人与醫生之間的個人關系的改進。如果雙方關系不好，就會使所有療法失效。有一天，病人突然用雙臂摟住他的脖子，好在進來了一位工作人員把弗洛伊德從尷尬處境中解救出來。從這里，弗洛伊德就理解到醫生与病人的關系所以對治療效果起著如此重大的影響，就是因為人的神經活動大都以性欲為基礎。此后二十年，弗洛伊德才明确地指出：所有這些“轉移”現象都證明了神經沖動起源于性欲。這是一個重要的起點，預示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未來發展方向——到性沖動當中尋找精神現象的根源。但是，這种觀念，在九十年代初還剛剛露出苗頭。 值得指出的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的合作發生了裂痕。弗洛伊德說，關于歇斯底里症与性欲的關系之最初發現使他“邁上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超越了歇斯底里的領域，開始探究那些常在門診時間里來看病的所謂神經衰弱病人的性生活”。接著，他說：“由此，我開始有一個傾向，認定神經机能病毫無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礙，而所謂的‘實際神經質’即是這种障礙的直接的具毒性表征；‘心理性神經質’則是這類障礙的心智表征。” 在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以后，由于獲得了性因素在神經質的病因中所占的重要地位這個結論，弗洛伊德曾在好几個不同的醫學會中，宣讀他研究這方面成果的論文。但所得到的反應只是怀疑和反對。而布洛伊爾雖然在開始盡全力地以他個人的影響力支持弗洛伊德，但不久也站在反對的立場上。 弗洛伊德研究一般神經系統疾病的另一個結果，是改變了滌清治療法的技術。這個技術叫做“專心法”，這种技術是從本漢的觀點得到的啟示。按照本漢的看法，所謂催眠法就是把被壓抑的、已經被遺忘的經驗疏導出來。所以，弗洛伊德設想可以用“專心法”使病人回憶起被遺忘的事情，以便配合對歇斯底里的治療。弗洛伊德發現了“專心法”的功效以后，慢慢地放棄了催眠術。所以，弗洛伊德所實用的精神治療法是不斷改進的，起初是“催眠法”，接著是在催眠法基礎上的“滌清法”，然后是“專心法”。以后，我們將會看到，正是經歷了這些不同階段后，他才有可能通過夢的分析而終于創立獨具風格的“自由聯想法”，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療法”的系統化。 關于催眠術的缺點，最根本的是沒有真正考慮到歇斯底里症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真相。弗洛伊德通過自己的臨床實踐經驗，證明性欲和性沖動的正常与否在精神活動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弗洛伊德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進一步系統地研究了這個問題，就是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過程中，弗洛伊德在醫學史和心理學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學”這個概念。 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一書中的“精神治療法”那一章，一般被公認為精神分析方法的開頭。弗洛伊德經常用“精神分析”這個詞，但他總是很謙虛地把他的在這個時期的方法稱為“布洛伊爾的滌清法”。 “精神分析學”這個詞是在一八九六年三月發表的法語論文中首次正式出現的；接著，一八九六年五月同一篇論文的德語版也正式發表了。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七日致弗萊斯的信中說，他所采用的特殊的精神治療法——其中包括催眠法、滌清法、專心法等等在實質上都是一個東西。所有這些方法，构成了他的精神分析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從這里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從一開始就包含著三個不可分割的內容：（一）精神治療法；（二）關于心理的一般理論；（三）精神分析的方法。 總之，弗洛伊德与布洛伊爾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盡管在當時的醫學界遭到了普遍的反對，但它開創了精神分析學的新紀元。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在人類歷史上閃耀出來的第一道曙光。弗洛伊德經歷了几十年的艱苦的醫學研究和臨床實踐，克服了社會上的种族歧視的壓力和生活上經濟困難的打擊；終于在他近四十歲時初步地創立了精神分析學的雛型。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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