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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從自我分析到夢的解析

　　本章所要論述的，是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紀最后几年內為使精神分析學進一步完善化和体系化所作的努力過程。這一時期，是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病症研究的基礎上，在創造了最初形態的精神治療法和精神分析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揚實事求是的科學觀察精神和立足于實際經驗的傳統，使精神分析學更穩固地獲得發展的重要階段，是他的精神分析學由雛型變為更完整的体系的過渡階段。
　　這一階段經歷了五年的時間。雖然時間不算長，但其成果卻遠遠超過前四十年。如果說以前一切成果都是在緩慢的、默默的努力中取得的，那么，這五年的果實就是以狂飆突進的形式奪得的。
　　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五年，人類歷史本身也進入了最關鍵的轉折時期。在那五年中，地球旋轉的速度似乎突然加快了，催促著人們在經濟、文化、科學方面加緊創造和勞動；同時，人類本身似乎也不安于現狀，處處顯示出躍躍欲試的競爭景象。社會的加速發展從另一方面加劇了國与國、集團与集團的矛盾。世界大戰的戰爭陰影已經開始出現，在經濟、文化、科學繁榮的背后，醞釀著一場大規模的戰爭。
　　作為奧地利的一位猶太血統的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一面從事科學研究，一面感受到了來自社會的种种壓力。這些壓力按其性質來說是帶有根本對立的內容的。這兩种壓力就是种族歧視、反猶太逆流、社會政治經濟气候的動蕩對他的消极的壓力和科學、文化、經濟的進步給他帶來的積极的動力。這兩种根本對立的壓力集中到弗洛伊德身上，都轉化為一种動力，促使他更發奮地研究和工作。
　　弗洛伊德极端蔑視种族主義的猖狂活動。當時，在歐洲大陸上，由沙俄統治的領土上首先刮起迫害猶太人的狂熱運動。在俄國和波蘭的領土內的猶太人首先遭到了殘酷的迫害，接著，這种對猶太人的迫害迅速地波及到整個歐洲大陸。弗洛伊德把自己對排猶主義的憤怒轉化為埋頭進行科學研究的力量。在這一時期內，他的研究成果一再地遭到了种族主義的偏見的壓抑和排斥，但他毫不灰心。在這五年中，弗洛伊德以凱旋式行進的姿態，騎著戰馬，直奔真理的王國，而把一切偏見、無理的指責和攻擊都甩在后面。
　　弗洛伊德在一八九五年發表的《歇斯底里研究》標志著他的精神分析學的建立。但是，它一旦建立起來，就同時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正如弗洛伊德在《自傳》中所說，《歇斯底里研究》揭示了歇斯底里症背后的那些深層原始意識的根源，但沒有回答“在心智演進過程中，它們何時開始成為病態的現象”；換句話說，“在心智的演變過程中，那些原始意識什么時候才開始感受到它們自身受壓、受阻而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對于這些問題，布洛伊爾都企圖用生理學的觀點去回答。布洛伊爾認為歇斯底里症在本質上是處于被催眠狀態的不正常的精神的產物。弗洛伊德則認為，歇斯底里症是多种复雜的精神力量同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動机、目的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也就是說，歇斯底里症是那些正常的受壓抑精神力量在反常的條件下轉化為變態心理的結果。弗洛伊德曾經把他同布洛伊爾的分歧看法概括成“被催眠似的歇斯底里”与“防御性的神經質”的對立。
　　為了徹底解決上述基本問題，弗洛伊德從一八九五年后不停地進行探索。他在這一時期的探索線路主要是沿著兩個渠道——自我分析和夢的分析來進行的。這兩种基本方法体現了弗洛伊德的科學研究的一貫作風，即重視自己的親身實踐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精神現象。
　　但是，弗洛伊德決心分析自己的精神現象及夢的現象，也是經歷了一段摸索、思考和分析的過程的。在這過程中，他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要把握住探索的方向。
　　弗洛伊德在出版《歇斯底里研究》以后，一直不斷地發問，病態的心理現象究竟怎么產生的？在催眠療法中，一個人的許許多多內在的和外在的生活細節、事件，究竟又經由怎樣的机制程序而慢慢地恢复起來？這些問題是解決精神治療及分析精神病病源的關鍵。弗洛伊德一天也沒有停止觀察他的病人。然后，他把臨床獲得的經驗進一步同自我分析和夢的解析結合起來。
　　弗洛伊德經過詳細的觀察，逐漸認識到：每一件被遺忘的事情，都有其痛苦的一面。如果以該病人的人格標准來衡量，那么，這些事情就包含著不能令他苟同或使他引為羞恥的觀念。由于這些不能苟同或引以為恥的觀念在不知不覺間形成，所以它會被遺忘，或者說使它不能在意識界中存在。所以，如果想使它重新回到意識界，就必須首先克服某些內在的阻力，以极大的力量去驅逐或鎮壓這些阻力本身。醫生在治療過程中所作的努力要視病情而定，并和試圖回憶的事情的難易成正比。在這過程中，醫生所需耗費的功力，顯然就代表了病人的內在心理的阻力。弗洛伊德在這方面的發現是繼發表《歇斯底里研究》之后最重要的發展，它构成了弗洛伊德的“抑制學說”。
　　至此，精神病理過程就進一步明白起來，讓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某人心里產生了一种特別的沖動，但被另外一种強而有力的趨勢所反對。我們可以猜想這時所產生的心理矛盾不外走下述一條路線，即兩种活力——“本能”和“阻力”在完全意識的狀態之下相持一段時間，直到“本能”的沖動被駁倒，而使其力量消失為止，這是一般正常人的解決途徑。但是，在患有神經質病的患者身上，由于一种至今尚未明白的原因，上述沖突的宣泄方式就大為不同。在受到一种旨在壓抑上述沖動矛盾沖突之后，“自我”受到震惊而退縮回去，從而阻止該沖動跑到意識界，并不讓它的動力宣泄出去。結果該沖動所帶來的“力量”還是原封不動。這种得不到宣泄的“潛能”就是發生歇斯底里的隱患。弗洛伊德把這一過程稱為抑制作用。
　　這是弗洛伊德的重要創造。在這以前，還沒有人這樣分析神經質机制。弗洛伊德把這一机制比喻為“防御机制”。
　　抑制作用的第一步還包括許多其他的步驟。首先，“自我”不得不長期消耗能量，即“對抗能量”，以對抗那些被抑制的沖動的再現的威脅，因此，“自我”最后必然達到精疲力盡的地步。另一方面，潛伏在潛意識里的被抑制沖動，也能找到宣泄的方法，或經由迂回的路線，找到适當的替代物，而使得抑制作用的目的化為泡影。在轉換性歇斯底里的病人中，這种被抑制的沖動几經周折，到達全身的神經分支中去，而從不同的地方“突圍”而出，遂產生特殊的症狀。這些症狀其實是折中協議的結果。因為它們雖然都是替代品，但由于有“自我”的阻力作用，它們都仍然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都不曾被外來力量所歪曲或改造。
　　抑制作用這個學說是了解弗洛伊德精神病治療法的關鍵。它是弗洛伊德的獨創和發明，這個學說標志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正式誕生。
　　根据這种抑制作用學說，精神治療的目標，已不再是反轉那些走錯了路線的效應，而是揭開被抑制的沖動的真相，代之以一种決定被駁倒的沖動的取舍的判斷行為。由此之后，弗洛伊德不再把他的治療方法稱為滌清法，而是稱之為“精神分析法”。
　　抑制作用學說是精神分析學的中心，它直截了當地把歇斯底里症看作是心理沖突和抑制作用等動力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
　　由于對病態抑制作用及各种現象的研究，精神分析學實際上把潛意識看作是人的精神活動的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遍、最簡單的因素。這种潛意識就是所謂原動的無意識的“心”。它是一切意識行為的基礎和出發點。人類的一切精神活動，不管是正常的或變態的、外在的或內在的、高級的或初級的、复雜的或簡單的、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都不過是這种潛意識的演變結果。依据這种學說，每种意識活動都在潛意識的心中深深地伏有其根株。人們要認識心理生活，要治療變態心理，就必須探索意識行為及其潛意識的源頭之間的聯系。
　　在弗洛伊德看來，無意識的“心”，或“潛意識”，并不是被動的收容所。它卻象蓄電池儲存電能一樣，隨時可以發泄出去，可以主動地產生沖突。弗洛伊德也不贊成把潛意識看作凋謝了的記憶的消极、被動的保管庫。潛意識在本質上是原動的。它那不斷爭取表露或升華為意識的內容，乃是精神活動背后的原動力量。歸根結底，意識不過是由深藏的潛意識伏流所產生的心理生活的表面微波罷了。這种潛意識又是本能活動的源頭，也是性沖動和感情經驗的起源。這些潛意識雖然受到壓制，但它們永不斷地為得到自我滿足而斗爭。精神分析學的大部分任務就是考查這种被壓制的東西的活動方式及規律，考察它們尋求滿足時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徑。
　　“抑制作用”學說的初步建立，表明弗洛伊德終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這就是要探索人的心理深層的神秘世界。
　　正是在這种正确認識的基礎上，弗洛伊德開始在自己身上進行自我試驗。這种自我試驗的過程也就是“自我分析”的過程。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是從一八九七年七月正式開始的。雖然，弗洛伊德在這以前的理論研究和精神治療的實踐也可以算作是他進行自我分析的基礎，但是，促使他進行自我分析的導火線是他爸爸在一八九六年十月的逝世。弗洛伊德寫道：“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熱愛他，他的聰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經深深地影響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終結了他的一生，但卻在我的內心深處喚起我的全部早年感受，現在我感到自己已經被連根拔起來。”由此之后，弗洛伊德說，就導致他寫《夢的解析》那本書。實際上，《夢的解析》乃是自我分析的繼續。
　　自我分析過程是從童年生活的自我再現開始的。對于童年生活經歷的發掘，使弗洛伊德發現人類潛意識的基本成分恰恰就是幼年生活的凝縮物。因此，有目的地再現幼年生活經歷，將有助于了解潛意識的內容及其形成過程。這是揭示潛意識神秘王國的捷徑。
　　現在，弗洛伊德的心愛的父親的逝世，把弗洛伊德的內心感情帶回到以往的生活經歷中。對父親的怀念使他的腦海中重演了一幕又一幕舊日生活的圖畫。他想起的舊事越多，越可以在其中發現許多現有的感情和性格的痕跡，他發現自己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無意識動作、習慣性行為及感情都不過是童年時期的經歷的翻版。因此，弗洛伊德進一步加強了回想、分析和研究童年生活的決心。
　　為了進行自我分析，進一步揭開覆蓋著潛意識世界的帷幕，弗洛伊德在父親逝世后，更頻繁地詢問自己的母親，打听自己在小時候的生活情景。他試圖從他母親提供的線索和片斷材料中，盡可能完美地回憶那些早已遺忘了的童年生活。他把母親提供的材料同自己所能回憶到的印象聯貫起來，又把自己在童年時代的心理表現同成年后的許多心理現象加以比較。這就為他的進一步的自我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和有价值的啟示。
　　他的自我分析工作所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果就是發現儿童的“性本能”及其演變對于人類一生心理發展的決定性影響。
　　當他在自我分析中發現自己從小就有親近母親的特殊感情時，當他發現自己的親母感情具有排他性、獨占住——甚至由此產生妒忌父親對母親的關系時，他得出了一個极其重要的結論，即人從小就有一种“性欲”。而且這种“性欲”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原欲”，它是人的一切精神力和生命力的原動力之一，弗洛伊德稱之為“性動力”或“性原欲”。由此，他進一步創立了“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理論。關于這個理論的詳細內容及其發展過程，將在本書第九章進一步論述。這里要指出的是，“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理論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基本理論之一，而這個理論也和他的潛意識理論一樣是在自我分析和他的臨床實踐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詳述其自我分析的信中，宣布“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兩個基本因素是對雙親之一的愛和對另一方的妒恨。他認為，這是童年心理的基本內容，也是人類一切复雜的精神現象所由以發展的真正“胚芽”，是個人的和种族的“心理生活之樹”的“种子”。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始終都以“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為基本支柱而完善化和系統化。也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許多人對弗洛伊德產生誤解，將他的學說視之為“下賤的性變態理論”，或稱之“為社會上一切猥褻行為辯護的污濁理論”。
　　當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紀末發現“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時候，已經意識到他自己的理論所必然遭遇到的歷史命運，但弗洛伊德毫不畏懼。
　　弗洛伊德自己在回顧這一段對于他的一生及他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時期時，說道：
　　如果撇開滌清法這個預備期不談的話，在我看來，精神分析發展的歷史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里，我一個人孤軍奮斗，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做。這一段時期就是一八九五和一八九六年左右到一九零六年和一九零七年。（見弗洛伊德著《自傳》）
　　由于在自我分析中發現“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結果，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紀末的最后几年中陷入了孤立的地位。這時候，連一向支持他進行科學研究的布洛伊爾教授也開始与他分离。
　　關于這一點，弗洛伊德在《自傳》中進一步說道：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和布洛伊爾在《歇斯底里研究》一書中所建立的理論還很不完全；尤其很少触及有關病變過程所基植的那些病因上。現在，我已從經驗的快速增進的積累中發現在神經質背后的神秘因素；它們并不是隨便任何一种類型的情緒激奮，而是早年的或新近的性經驗所引起的。我之研究神經質患者，原是不怀任何偏見的，所以，我的結論絕不是我有意造成，也沒有夾雜半點個人的期望成份在內。
　　由此可見，在自我分析中發現的“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學說對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它奠定了該學說進一步發展的理淪基礎，确定了該學說的今后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它又招致該學說在今后發展中所遭遇到的特殊歷史命運——更确切地說，這一理論核心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同形形色色的心理學派徹底地區分開來，并因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派別的旗幟上標出了引人注目的、獨具特色的象征性符號。而這一基本理論甚至埋下了導致弗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理論隊伍的分裂的种子。在弗洛伊德之后紛紛從事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人們中，因對“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的分歧意見，分成了許多派別，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弗洛伊德本人的學生容格、阿德勒等人。
　　正因為這樣，弗洛伊德自己自始至終都很珍視“奧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理論。他有一次曾半開玩笑地說：如果將來有一天他自己的半身雕像被陳列在維也納大學的紀念廳里的話，他希望在那上面刻上古希腊著名悲劇文學作家索福克勒斯（約前496一前406年）名劇《奧底帕斯王》的這樣一句話：“他解答了獅身人面獸斯芬克斯的謎語，他是本事最高強的人。”
　　但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過程從來都不是孤立地進行的。自我分析一點也不意味著閉門思索、自我分离或自我升華。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分析的過程始終都同自己的科學實驗和醫療臨床實踐結合在一起。他在臨床醫療活動中，也同自己的自我分析一樣，逐漸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個隱藏在精神生活背后的潛意識上面。當他這樣做的時候，越來越多地發現作夢現象同潛意識的活動的密切關系。
　　導致這一發現的關鍵是兩個因素，這就是幼童生活經歷在夢中的發現和神經質患者的病源在夢中的顯露。這一發現使弗洛伊德看到了研究和分析夢的現象對于探索潛意識的极其重要的意義。弗洛伊德認為，如果說他在這以前的醫療活動中發現了神經病患者的發病源頭是潛意識對于正常意識活動的干扰的話，如果說他在自我分析中發現了潛意識的基本成分是幼童時期的生活經驗的話，那么，他現在所發現的恰恰是上述兩個重要的研究成果的進一步結合，并使他通過這一結合更明确地找到了探索潛意識活動規律的重要途徑。在弗洛伊德看來，夢既然是潛意識心理現象的自我表演，那么，夢的內容就必然包含那些早已被遺忘了的童年經歷及導致神經病患者發作症狀的心理性病源。這樣一來，研究夢的現象就成為了治療精神病和探索潛意識活動規律的天然“窗戶”。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說：
　　當我要求精神病患者將他有關某种主題所曾發生過的意念、想法統統告訴我時，就自然而然地牽涉到他們的夢。這就使我聯想到，夢應該可以成為由某种病態意念追溯至昔日回憶間的橋梁。接著，我又進一步認識到，可以將精神病患者的夢當作一种症狀，然后利用對這些夢的解釋來追溯病者的病源，從而實現對患者的治療。（見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第二章《夢的解析方法》
　　弗洛伊德在醫療實踐中得出的結論同他在自我分析中所得出的結論相輔相成，使他決心把自我分析的重點轉向對自己的夢的分析工作上。
　　弗洛伊德一向重視本人的親身實踐的重要意義。他認為，人類精神生活既然以深藏于人類心理內層的潛意識為基礎，為了深入了解潛意識的活動規律就非要通過親自實踐不可。在某种意義上說，自己才是本人心理活動之最直接的見證人。
　　所以，在确認了夢的分析的重要意義之后，弗洛伊德毫不猶疑地著手分析自己的夢，并把這种分析看作是自我分析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夢的解析》一書的第一版序言中，弗洛伊德說：
　　在閱讀本書時，大家自然會明白為什么那些刊載于文獻上的或來源不明的夢都不能加以利用。只有本人以及那些接受我的精神治療的患者的夢才有資格被我選用。但我基本上放棄病人的夢不用，因為他們的夢的形成程序被神經質疾病的某些特征摻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混雜成分。不過，在發表自己的夢時，我又不可避免地要將許多私人精神生活的秘密呈露于眾人之前——這顯然超出了我的意愿。或者可以說，它超出了任何科學家發表其論述時所應該做的范圍。這是我的苦惱，但卻是必要的；与其完全舍棄提供這心理學發現的證据，我宁可選擇后者。
　　這又一次表明弗洛伊德在任何時候都准備為科學真理而作出必要的犧牲精神。在他看來，當科學真理的根本利益同個人的利益發生沖突時，絕不容許有任何調和的余地，更不能容忍讓科學真理屈從于個人利益和個人偏見。
　　弗洛伊德對夢的興趣，可以一直追溯到他的孩童時期。弗洛伊德自小就是一個很好的作夢者。甚至在很小的時候，弗洛伊德除了細心玩味他自己作過的夢以外，還把它們記錄下來。他和瑪莎訂婚以后兩星期，就在信上對瑪莎說：“我有許多難以駕馭的夢，我從來就不曾夢見日間心思所屬的事情。在夢里出現的，總是那些在日間稍縱即逝的事務。”這一點，后來成了他的關于夢的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年之后，他又在信中提到他的一個快樂的夢景。他說，他把這個夢寫成筆記，筆記中敘述了夢中的旅行。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弗洛伊德一直是很看重夢在心里活動中的地位。
　　在有案可稽的諸病例中，弗洛伊德所做的第一個夢的分析，是布洛伊爾的侄儿愛彌爾·考夫曼的夢，那是一八九五年三月四日的事。弗洛伊德把它拿來和他所治療的弗萊斯的一個病人的幻夢性精神病相比，認為其中愿望的實現這一點，兩者是一樣的。那個夢后來編入《夢的解析》一書中。這個夢是一個懶惰的醫生做的，那個醫生為了省得起床，夢見他已經在醫院中上班了。這是第一個用來說明“夢是愿望的實現”這個原理的夢例。
　　在《夢的解析》一書中，弗洛伊德說：“夢，并不是空穴來風，不是毫無意義的，不是荒謬的，也不是部分昏睡、部分清醒的意義的產物，它完全是有意義的精神現象。實際上，它是一种愿望的達成，它可以說是一种清醒狀態精神活動的延續，它是高度錯綜复雜的理智活動的產物。”（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第三章。）
　　弗洛伊德以自己的夢作例子來說明這個原理。他說，他在年輕時，經常作一些“愿望達成”的夢。例如，年輕時，由于經常工作到深夜，早上就很不愿意起床，他真想多睡一些。“因此，清晨時，我經常夢到我已起床梳洗，而不再以未能起床而焦急，也因此使我能繼續酣睡。”弗洛伊德就是在談到自己的這個夢例時，進一步引述上面提到的那個“貪睡的醫生的夢”的。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是這樣引述的：
　　一個与我同樣貪睡的醫院同事也有過同樣的夢，而且他的夢顯得更荒謬、更有趣。他租了一間离醫院不遠的房間，每天清晨在一定的時刻女房東就會叫他起床。有天早上，這家伙睡得正甜時，那個女房東又來敲門。她喊道：“裴皮先生，起床吧！該上醫院了”。于是，他作了一個如下的夢：他正躺在醫院某個病房的床上，有兩張病歷表挂在他床頭，上面寫著“裴皮·M，醫科學生，二十二歲。”事后，他坦率的承認這夢的動机，無非是貪睡罷了。（同上書）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引了自己的和別人的大量夢例，說明“夢是愿望達成”的原理。例如，他舉這樣一個例子：“一位年輕女人由于終年在隔离病房內，照顧她那患傳染病的小孩，而很久未能參加社交活動。她曾作了個夢，夢見她儿子康复，她与一大群包括道特、鮑格特、普雷弗特以及其他作家在內的人一起，這些人均對她十分友善親切。在夢里，這些人的面貌完全与她所收藏的畫像一樣。……”（同上書）
　　弗洛伊德為了說明夢的上述特征，建議人們進一步回憶自己在孩童時期的夢，或考查自己的儿女的夢。因為在他看來，小孩子的心靈活動較為單純，所以作的夢就比成人的夢更簡單，因而就更能生動地表現“愿望達成”的道理。而且，弗洛伊德還說：“就象我們研究低等動物的构造發育以了解高等動物的构造一樣，我們應該多多探討儿童心理學，以了解成人的心理。”小孩子的夢，往往是很簡單的“愿望達成”。例如，一八九六年夏，弗洛伊德舉家到荷爾斯塔待遠足時，他的八歲半小女儿作了一個典型的“愿望達成”的夢。
　　事情是這樣的：在這次遠足中，弗洛伊德帶著鄰居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愛彌爾同行。這小男孩文質彬彬，頗有一點小紳士的派頭，相當贏得弗洛伊德小女儿的歡心。次晨，小女儿告訴弗洛伊德說：“爸爸，我夢見愛彌爾是我們家庭的一員，他稱你們‘爸爸’、‘媽媽’，而且与我們家男孩子一起睡在大臥舖內。不久，媽媽進來，把一大把用藍色、綠色紙包的巧克力棒棒糖，丟到我們床底下。”
　　弗洛伊德關于“夢是愿望的達成”的原理是他論證潛意識活動規律的重要證据，也是他對夢進行分析后得出的第一個重要結論。正是這一結論把他同以前一切關于夢的反科學“理論”區分開來。因此，在這里有必要簡略地說明弗洛伊德得出這個結論的過程。
　　一八九五年夏，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法治療一位与他素有交情的女病人。由于弗洛伊德一家人都与女病人及其家人有過密切的來往，所以，這次治療給弗洛伊德帶來了沉重的精神負擔。這种負擔主要表現在他怕治不好病，他擔心，万一治不好，可能會影響兩家的友誼。結果，治療效果确實不太好。
　　有一天，弗洛伊德的同事奧多醫生拜訪了這位女患者——伊瑪的鄰居，回來后与弗洛伊德談起伊瑪的情況。奧多說：“她看來似乎好一些，但仍不見有多大起色。”那种語气听來就猶如指責弗洛伊德沒盡到責任。弗洛伊德猜想，一定是那些最初就不贊成伊瑪找弗洛伊德治病的親戚們，又向奧多說了弗洛伊德的坏話。但這种不如意的事，當時弗洛伊德并不介意，同時也未再向他人提起。只是在當天晚上，在甚感委曲的情緒下，他振筆疾書，把伊瑪的整個治療過程詳寫一遍，寄給他的一位同事M醫生。當時，M醫生還算得上是精神病治療的一位權威。弗洛伊德的動机是想讓M醫生知道，他的醫療究竟有沒有使人非議之處。就在當天晚上，即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四日之夜，弗洛伊德作了一場夢。第二天清早起床，弗洛伊德立即把想起的夢境記錄下來。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一書中，用將近一万字的篇幅敘述了這場夢，并逐一作了分析和說明。
　　通過分析，弗洛伊德發掘出隱藏他的精神世界內部的一貫意向，那也就是弗洛伊德所以做這個夢的動机。弗洛伊德說：“這夢達成了我几個愿望，而這些都是由前一個晚上奧多告訴我的話，以及我想記錄下整個臨床病歷所引起的。整個夢的結果，就在于表示伊瑪之所以今日仍活受罪，并不是我的錯，而應該歸咎于奧多。由于奧多告訴我，伊瑪并未痊愈，而惱了我，我就用這個夢來嫁禍于他。這夢得以利用其他一些原因來使我自己解除了對伊瑪的歉疚，這夢呈現了一些我心里所希望存在的狀況。所以，我可以說‘夢的內容是在于愿望的達成，其動机在于某种愿望。’”
　　弗洛伊德很重視這場夢所表現出來的內容、形式及其与主觀的內在愿望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這場夢所呈現的上述關系具有普遍的意義。因此，在一九零零年七月十二日寫給弗萊斯的信中，弗洛伊德把這個夢及其解析看作是他“揭穿夢的秘密”的“開端”，并半玩笑地說，有必要為“伊瑪的注射”之夢的解析立一個大理石的紀念碑。
　　确實，就在完成了對“伊瑪的注射”的夢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決心沿著這條結論的方向進一步深入研究心理學。就在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訪弗萊斯，興致勃勃地提出了“科學心理學研究計划”。
　　在這里，他把兩种根本不同的心理過程分為原發性和繼續性兩种。他認為，在夢中，原發性心理占据重要部分。這時候，在正常狀況下抑制著原發性心理的“自我”處于相對沉寂狀態。所以，原發性的心理才得以沖破“自我”的監視而自由地活動起來。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相對沉寂”不同于“絕對沉寂”或“完全沉寂”。如果“自我”真的處于完全沉寂狀態，睡眠時反而不會有夢。往往是在“自我”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休息的時候，即“自我”處于渾渾噩噩、懵懵懂懂狀態的時候，被“自殘’壓制下的原發性心理，即“潛意識”或“下意識”，才開始活動，因而產生了夢。
　　在這里，我們也看到，弗洛伊德已把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獲得的成果應用于夢的分析中。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也即精神分析學的中心理論，乃是關于潛意識的存在的觀點。依据這种觀點，人的精神分為三個層面：意識、前意識和潛意識（有時也稱為“下意識”或無意識”。）
　　弗洛伊德認為，意識是人的心理狀態的最高形式。用通俗的話來說，它是人的心理因素大家庭中的“家長”，它統治著整個精神家庭，使之動作協調。正是在意識的管轄和指揮下，人的精神生活才得以正常地進行。
　　意識的下面是“前意識”。這是曾一度屬于意識的觀念、思想，因与目前的實際生活的關系不大，或根本沒有關系，被逐出意識的園地，而留在意識的近旁。在意識活動過程中，屬于前意識的觀念有時可以“溜”出來，參与人的現實生活。例如，我正在有意識地看書，突然，我的妻子闖進來問我一個電話號碼。這號碼曾經留在我的意識中，但后來被儲藏在“前意識”的系統中。電話號碼是在看書這個有意識的活動時被擠到“前意識”領域中去的。現在，妻子突然問起時，呆在前意識中的號碼，經一种毫不費力的記憶行為被召喚出來。所以，前意識是意識附近的心理，它可以較快地、較易地闖到意識領域中。在完成一定的使命后，它又很快地退到它所屬的前意識領域中。
　　在意識和前意識的下面是“潛意識”。這是人類精神心理之最原始的因素。潛意識壓在最深處、最低層，但它又是最活潑、最不安分守己的分子。它們千方百計地想冒出來，每每想沖出前意識和意識的層面而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但是，在正常人那里，意識和前意識的領域及其關系是穩固的。意識，作為最高統治者，發揮了它的威力，控制著潛意識繼續留在最低層。這樣，才能保證人的意識的正常活動。弗洛伊德指出，人的記憶行為并不能把原動的潛意識的內容送到意識中來。潛意識同前意識相比，遠不是可以輕易地闖到意識生活中來的。弗洛伊德說，人的心理活動中，有一种保護意識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潛意識侵犯的“壓制作用”，強迫那些潛意識的沖動留在原處，并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或頂回企圖來闖的潛意識。
　　關于這种壓制力，在弗洛伊德早期研究歇斯底里症時曾稱之為“抑制作用”，并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檢查員”。為便于了解這個概念起見，我們可以把心理比作一個三層樓的住宅，在最高的一層住著心理家庭中最高尚的分子。在它們下面是前意識——它們是比較安靜而守禮的人們，可以隨便地訪問他們上面的那些“意識先生”。誠然，有一位警察站在樓梯上，但他是一個和善的人，一般是很少禁止前意識分子通行的。住在最低層的“潛意識先生們”卻是一群未受教化的、愛騷動的分子。他們經常吵吵鬧鬧，要通過那個樓梯，想躲過那位警察的監視；這警察的主要職責就是制止潛意識不要扰亂樓上的“意識先生”。那些不老實的潛意識，有時為了溜上去，就千方百計地偽裝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前意識的形態，或者，乘著夜深人靜警察先生因操勞過度而麻痹大意的時候，闖了過去。
　　上面所說的“警察”就是壓制或抑制作用的形象化表現。而所說的潛意識裝扮成前意識，指的是弗洛伊德的這樣一种觀點，即潛意識一般是無法進入意識層的，前意識則可以在符合一定規定、經過審查制度的考核之后進入意識層；所以，潛意識為了達到意識領域，往往借著某种与前意識相類似或有密切關連的觀念形式，把自己的強度轉移過去，掩蓋著自己。這种偽裝与前面提到的“轉移”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弗洛伊德總結夢和精神病患者的各种症狀，得出結論說：
　　“潛意識比較喜歡和前意識中那些不被注意、被漠視或剛被打入冷宮（受排擠）的概念攀上關系。”為什么呢？因為通過這种手法，潛意識可以偷偷地闖到意識層去。
　　弗洛伊德為了進一步說明心理過程的原動性質，認為有必要用新的概念說明人身上所表現的潛意識和前意識及意識之間的能動的、复雜的、變動的關系。他說，用潛意識、前意識和意識作為分析心理活動的概念是必要的，但還不充分。這些概念容易給人一种心理之靜止性的印象。因此，弗洛伊德又發明了三個新概念与上述三种形式的心理狀態相對應：原我（又稱“愛德”，即id）、自我（ego）和超自我（superego）。
　　“原我”，是指那些包含著不合理的、荒謬的內容的心理，它与意識的人格無關。“原我”的原字“id”是弗洛伊德從尼采（1844—1900）那里借來的。從字面上講，它是從拉丁文的非人稱的代名詞生發出來的。它的原意相當于英文的“it”，即“它”。因此，它可以很恰當地表明它与意識生活的矛盾性。這种矛盾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种潛意識与意識的關系——它本身不屬于意識，卻又時時處處想表現為意識。
　　說得更确切一點，“原我”就是一种本能的沖動。它不問時机、不看條件、不顧后果地一味要求自我滿足。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動中，它很自然地要被壓抑、受阻止。事情很明顯，如果不對它們壓制，任其表現或泛濫，就會使人變為瘋狂，不可收拾，以致最后犧牲自己的一切。現實生活是不容許“原我”為所欲為的。
　　在人類的現實生活中，“原我”的一部分由于在与外界的實際接触中不斷遭到打擊而失敗，它就得到了修改。這部分得到修改的“原我”便成為“自我”。“自我”限制和駕馭著“原我”，以便尋求适當的時机，在現實的原則的基礎上使“原我”的一部分要求得到滿足。“自我”好象成了“原我”的偵察兵和調度員。所以，弗洛伊德說：“就全体說，自我必須滿足原我的意向。假如它能制造實現這些意向的條件，它便盡了它的責任。”弗洛伊德把自我与原我比作騎馬人与他的馬的關系。馬供給運動的力量，但騎馬者具有決定方向和向著該方向前進的指導權。然而，在原我与自我的關系中，有時也出現一些不合情理的情形，即騎馬者必須在為自己所要去的方向上來指導他的馬。
　　在人的一生中，“自我”往往是在幼年時期慢慢形成的。而在儿童時期，人与其父母之間還保持著強固的感情聯系。那時，儿童的“自我”剛剛形成，還沒有強固到足以完全駕馭“原我”的程度。因此，儿童還要借助父母的威信壓制“原我”的沖動。父母的權威在儿童看來是絕對的、無條件的，由于儿童經常受到父母權威的壓制，在他的內心中也同樣形成了一种反映父母絕對權威的精神因素，這就是“超自我”的雛型。“超自我”從儿童時代起，就比“自我”更高一等，可以監視著“原我”的沖動，并強迫“自我”去壓制那些它所不容許的沖動。所以，“超自我”的胚胎是父母權威在儿童心理的“內部化”。到了成人以后，“超自我”隨著人的生活經驗的丰富和知識的完善而不斷得到充實和鞏固，最后，甚至自然而然地作為一种所謂的“良心”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所說的“某人沒有良心”，指的就是他沒有鞏固的“超自我”心理，因而不以理智和意識作指導，以致使他胡作非為。
　　“自我”，在与現實接触的過程中，要在滿足“原我”要求与嚴峻的和不講情面的“超自我”之間保持平衡。在《夢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曾把前意識比作“一道篩子”，立于潛意識与意識之間，它不但阻隔著潛意識与意識的交通，而且控制著隨意運動的力量，負責那能變動的潛能的分布——其中一部分所謂的“注意力”乃是我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
　　“超自我”對于意識的嚴格控制，使意識引起緊張的憂慮。為了免除這种憂慮，“自我”必須有計划、有節制地采取行動，一方面慰撫“超自我”，一方面給“原我”的要求以部分的或間接的實現，有時則給以适當的修改或改裝。“自我”所起的調節作用，有時表現為對現實的退讓，有時則表現為适當地緩和“超自我”的苛刻要求。這樣，經過“自我”調節而得到修改、調整的“原我”的要求就可以适當地表現出來。
　　為了描述“自我”的這种處境，弗洛伊德說：“有一句成語告訴我們，人不能同時侍候兩個主人。但可怜的‘自我’比這里所說的還要困難，它必須侍候三個嚴厲的主人，并且必須得盡力和解這三個人的主張和要求……這三個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原我’……‘自我’覺得它受到了三面包圍和威脅，當它被壓迫得太厲害的時候，它的憂慮便越來越厲害。因為它起源于知覺体系的經驗，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也愿意作‘原我’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個動作都為嚴厲的‘超自我’所監視。這种‘超自我’堅持一定的行為標准，根本不關心‘原我’和外部世界的任何困難。假如這些標准未被遵守，它就用緊張的感情來責罰‘自我’，使‘自我’產生一种劣等的和犯罪的感覺。正是這樣，為‘原我’所激動、為‘超自我’所包圍、又為現實所阻撓的‘自我’努力負起了調劑這种內外夾攻的勢力的任務。我們大可以明白為什么我們時常抑制不住地喊出這种呼聲：‘人生不是容易的’。”（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學新論》）
　　意識与無意識之間的因果聯系，在對夢的研究中表現得最為清楚。弗洛伊德說：“一個夢是一個被壓迫的愿望之假裝的滿足，它是被壓制的沖動与自我的檢查力的阻撓之間的一种妥協。”
　　在夢的分析中，弗洛伊德發現其中的心理活動規律和他所熟知的神經質病症狀，頗有相似之處。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日，弗洛伊德在猶太學術廳對一群年青人作關于夢的講演。第二年他又對該會作了一次更深入的講演。這個猶太學術廳是屬于一個猶太人組織的團体的，該團体名為“VereinB’ naiB’ ritb”，即“伯奈伯利茲社”。這是猶太人中的优秀分子組成的團体。從十九世紀末開始，這個團体經常邀請猶太裔學者作講演，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該團体的成員之一。在這以前，卡爾·馬克思也到那里作過報告。
　　弗洛伊德在這個團体的學術報告廳作了連續兩個晚上的關于夢的報告。
　　一八九七年七月，當他開始進行自我分析的時候，他在一封信中把對于自己的了解引人夢的諸問題中去，包括夢的成因与法則問題。由于當時心理學界對于夢還沒有認真地進行科學研究，所以，他的見解并沒有得到普遍的響應。那時候，他已經看出夢和神經質病在构造上的相似之點。他在信中說：“夢包含著簡要的神經質病的心理學。”
　　對于夢的解析所得出的結論，都是在“夢是愿望的達成”這個重要原逐的指引下逐步取得的。這一過程顯示，由于對于夢的解析是從醫療實踐中直接導引出來的，所以，它和自我分析過程一樣，從一開始就緊緊地圍繞著潛意識問題而進行。這一特點，使弗洛伊德對夢的解析活動始終沿著健康的、科學的軌道發展下去，以致使他能夠通過對夢的解析的完成，終于全面地創立了精神分析學的理論体系。
　　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要寫一本有關夢的書的念頭，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上，那是在他的自我分析真正開始前的几個月。可見，自我分析与夢的解析几乎是齊頭并進的，甚至也可以說是相互滲透和相互補充的。這也表明，自我分析和夢的解析，作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階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盲目沖動的偶然結果；它們都有一段相當充分的醞釀階段。早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弗洛伊德就產生了自我分析和夢的解析之最初行動。接著，經過兩年的反复實踐和摸索，終于從一八九七年夏季開始進入了正式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宣布說，他要強迫自己去寫一本《夢的解析》的著作，以便徹底地使自己從一年前喪父產生的悲哀心情中解脫出來。
　　弗洛伊德寫《夢的解析》以前，不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備，而且也作了相當充分的資料准備。他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寫信給弗萊斯以前，就已經查遍了心理學史上有關夢的許多資料。他高興地發現，在那以前，還沒有人把夢看作是“愿望的實現”。他為了深入了解夢的本質，不辭勞苦地翻閱了自古希腊以來許多學者和普通人對于夢的觀點。
　　對于以往的各种觀念，弗洛伊德始終都采取謹慎的研究和分析態度。只要在這些觀點中包含有一點的科學精神，弗洛伊德就給予密切的注意。
　　例如，弗洛伊德對于古希腊哲學家亞里士多德關于夢的研究成果就十分重視。他說：
　　在亞里士多德的兩部作品中就曾提及夢。當時他已認為夢是心理的問題：它并非得自神論，而是一种“精神過剩”的產物。他所謂的“精神過剩”，意指夢并非超自然的顯靈，而是仍然受到人類精神活動本身的法則的控制。
　　弗洛伊德對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的贊賞并非偶然。因為亞里士多德盡管沒有明确指出夢的真正本質，但他至少排除了關于夢的“超自然”本質的謬淪，而把夢徑直歸結為人類精神活動本身的一個組成部分。亞里士多德甚至試圖從人的肉体感官的特殊感受中尋找夢的內容的來源。這在公元前五世紀來說顯然是難能可貴的。
　　弗洛伊德發現，在他以前，人們确實不很重視對夢的觀象進行考察，以致使他感到從原始時代起，到十九世紀為止，在對于夢的解釋的問題上，反科學的、宗教迷信的觀念一直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他深怀感慨地說：“這种原始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對夢的看法，迄今為止仍然深深地影響著一般守舊者對夢的評价，他們深信夢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關系，一切夢均來自他們所信仰的鬼神發出的啟示，并因此斷言超自然的鬼神對夢者有特別的作用，夢是預卜他們的未來命運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對形形色色的關于夢的看法的歷史性探討，使他得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結論，即人們對夢的解釋乃是他們本人的世界觀和宇宙觀的一個組成部分。
　　弗洛伊德說：
　　科學問世以前對夢的觀念，當然是由古人本身對宇宙整体的觀念所醞釀而成的。……因此，古代哲學家們對夢的評价完全取決于他們個人對一般事物的看法。
　　弗洛伊德還看到，人們對夢的看法又反過來影響著他們的世界觀。正如他所說：“史前時期原始人類有關夢的觀念，均深深地影響著他們對整個宇宙和靈魂的看法。”
　　使弗洛伊德更加不能容忍的是，當近代科學有了相應的長足進步的時候，那些反科學的迷信觀念仍然充斥社會，而那些自稱是“有學問”的哲學家們也竟為這些荒謬觀念吶喊。
　　我們由此看到，推動弗洛伊德研究夢的思想動力是他對种种反科學的宗教迷信觀念的厭惡。作為一個科學家，他從不相信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這個物質世界的內在規律性是可以認識清楚的。即使是無形的人類心里活動，也可以在人的机体內找出其內在的客觀根源。夢，作為人的心理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或虛幻的現象，它是人体內的复雜精神活動的一個特殊表現，其根源和人的其余精神活動一樣，是在心理世界的潛意識深處；而這种潛意識，既不是靈魂的“顯現”，又不是人体之外的“上帝”的“啟示”，而是人類早年實踐活動的濃縮品和沉淀物，不論從個人或人類种族發展系列而言，歸根到底，它都是實踐的產物。
　　這就表明，弗洛伊德研究夢的活動，開辟了心理學研究的廣闊前景，使夢和整個人類心理的研究奠定在科學的基礎上，并具有深遠的意義。
　　由于弗洛伊德對夢的分析活動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備和資料准備，所以，從一八九七年秋到一八九八年二月底以前，弗洛伊德順利地完成了《夢的解析》的前几章的寫作。弗洛伊德在談到這段寫作過程時說：“看起來這一部分還很不錯。它使我比預期的更深入到心理學中去，我所增益的部分是屬于哲學方面的。”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以前，他終于完成了《夢的解析》的第一部分。顯然，這一部分是在經歷深思熟慮和長期准備之后，一气呵成寫出的。弗洛伊德自豪地說，“無疑地這是寫得最好的一部分”。
　　三月十日，弗洛伊德對未來要寫的部分進行反复思索。他說：“對我來說，愿望之實現這個學說，只給我們心理學的解答，卻沒給我們生物學的，或者形而上學的解答。”他所指的“形而上學的解答”，指的是不久以前已經提出來的關于意識的內在构成的學說。弗洛伊德說：“依我看，就生物學觀點而言，夢完全是從人的史前時代（即一至三歲）的廢墟中建立起來的。這個地方也正是潛意識的發源地，亦即是精神神經病病源的唯一出處。而這一時期往往是正常人毫無記憶的部分。這和歇斯底里症相雷同。于是我擬就一個公式——在幼儿時期所見者，可以產生將來的夢；所听者，可以產生將來的幻覺；而所經驗到的性事，則產生將來的精神性神經病。人類重复幼儿時期的經驗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愿望的實現。近期新起的愿望，只有和那時期的事物有相關連時（或者是那時期的愿望的演化物，或者和那時期的愿望融合為一），才會造成夢。”
　　從這一段文字，我們就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寫作時的那种無時不在鑽研的、奔馳般的心靈。弗洛伊德和任何一個有刻苦鑽研和謙虛精神的真正科學家一樣，深知對任何一個問題的解答，不管多么精采、多么深刻，都不能看作到達此點后似乎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有關的問題了。他總是千方百計地去推敲已得的結論，找出它的不足之處，引出另一個考驗該項解答的新問題來。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他宣稱已經完成該書的第三部分，即有關夢的結构部分。但是從那時候開始，弗洛伊德停下該書的寫作，而著手寫有關一般心理學的論文。奇怪的是，他從心理學的寫作中，發現從變態心理學得來的研究成果，比從夢里得來的，還要有助益。顯然，他在寫該書的最后一部分時，遇到了麻煩。所以，他停頓了一段時間，而且，由于這本書涉及到了他個人及其家庭的許多私人生活和個人心理的內幕，所以，他似乎躇躊不前，不打算將它們公諸于世。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九日，他在一封信中說，他試圖分辨夢的本質和歇斯底里的症狀，因為兩者同樣都是實現愿望的改裝。他的結論是在夢里只有被壓抑的愿望存在，而在歇斯底里的症狀中，則是被壓抑的愿望及其壓抑物之間的妥協。在這里，他首次使用“自罰”作為例子來說明后者。這件事以后不久，他才在”責罰的夢”中，發現夢中也有那种妥協的存在。
　　在五月二十八日前，弗洛伊德又突然以“沒有特別的理由”，重新燃起對寫作《夢的解析》一書的熱情，并決定將它出版，還表示要在七月底之前一切就緒付梓。他說：“我想，所有的借故推托都是沒有用的，我這個大發現可能是唯一能使我有錢活下去的支持物。我可不能把它占為己有，而去挨餓。”
　　大体說來，這本有關夢的著作寫得相當好。有一次，弗洛伊德的朋友鐘斯問他哪些是他最喜愛的作品。他從書架上拿出《夢的解析》与《性學三論》來，說：“我希望這一本書（指《性學三論》）能因為大家都接受這個學說而很快就過時。但是，那一本書就得流傳很久一些。”接著，他又笑著補充說：“我的命運似乎注定要發現那些顯而易見的事情，例如孩子有性感触這件事，每一個保姆都是知道的；而夜夢和白日夢一樣，它代表愿望的實現這件事，原也是眾所周知的事。”
　　《夢的解析》的出版，就象一把火炬一樣照亮了人類心理生活的深穴，揭示了許多隱藏在心理深層的奧秘。它不但為人類潛意識的學說奠定了穩固的基礎，而且也建立了探討這個遠比人類意識更對實際行為產生巨大影響的潛意識的新里程碑。此外，這本書還包含了許多對文學、神話、教育等領域有啟示性的新觀點，触發了許多作家、藝術家的靈感。
　　這本書所涉及的面很廣泛，几乎可以說，它是包羅万象的。它的主題——對夢的研究是以無比精辟的科學方法展示出來的，它的推理是遵循著嚴謹的邏輯的，所以，它的結論，自出版之日起，在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是經得起各种各樣的考驗的。其中只有极少數的結論作了部分的修改和補充。這在科學史上也是很少有的。
　　《夢的解析》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只有最后一章，即討論夢的過程中的心理活動規律的第七章，給弗洛伊德帶來很大的困難。這是總結性的、理論性很高的部分，因此，不但在寫的過程中最吃力，而且對讀者來說，也許是最晦澀、最難懂的部分，但它卻是該書的精華所在。弗洛伊德在寫這一部分以前，本來就先存畏懼，不過寫作上了軌道，他就寫得很快。他說“象做夢似的”，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就于九月上旬完成了。
　　當弗洛伊德把全書寫完，把稿子送去付印時，仿佛是和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分离似的，悵然若失。六個月之后，他曾在信上說。每當他遇到煩悶不樂的時光，每想到身后留下了這本書，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了。
　　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他在十月二十七日之前給弗萊斯寄了一份校稿樣本。那本書實際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但出版商故意在封面上注明一九零零年出版。扉頁上的題辭是錄自魏吉爾寫的《艾乃伊特漂泊詠》敘事詩第七卷第三百一十二行的詩句——“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將下震地獄”。這句話顯然是指受壓抑作用的人的命運而言的。弗洛伊德早在三年前，就想以此作為他計划中要寫的論歇斯底里心理學的書中某一章的題目。
　　這本書發行了六百本，卻花了八年才賣完。前兩個星期只賣了一百多本。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約二百多美元的稿費。
　　這本書出版十八個月之后，弗洛伊德在信上說，沒有一本科學性期刊提到這本書。只有非學術性雜志在少數地方提到了它。可見，這本書完全被人們忽視了。六個星期之后，《維也納時報》發表了一篇最愚笨、最惡毒的評論。作者是維也納柏格劇場前任經理柏克哈特，這位作者自己不學無術，卻誣蔑此書“毫無价值”。這個評論判決了該書在維也納的銷路。按著，在一九零零年三月三日的《環顧》和三月十日的《維也納外僑報》上分別刊登對該書的評論文章。六個月之后，《柏林日報》發表了一篇贊許性文章。接著，《白天報》又發表一篇好評。所有這些，就是該書出版后頭一、兩年內在輿論界的反應。當時，在柏林有弗萊斯的大力宣傳，但仍然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該書所遭受到的反應。他說，有一位精神科助理醫生根本沒有念過《夢的解析》就寫了一本書來反對弗洛伊德的學說。這個人就是后來的雷曼教授。這位雷曼教授后來還對學生說，弗洛伊德寫這本書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賺錢。
　　直到一九二七年，弗萊堡的霍赫才在他的《做夢的自我》一書中，把弗洛伊德有關夢的學說加以總結，并把它和關于惡夢的學說一起放在《夢的奧秘》一章里，還說：“那本有名的釋夢名著竟然印在廚房破紙上。”
　　《夢的解析》一書出版以后，銷路一直不好。科學史上很少有象它那樣的著名著作而遭受到這樣的厄運。一直到十年以后，弗洛伊德的這本書才受到重視。弗洛伊德有生之年，這本書出版了八次。最后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
　　在這些年中，這本書一直沒有作重大的修改，每次不同的版本只是增加說明和注釋，以及增加一些討論性的問題。
　　這本書的第一次外國文譯本是一九一三年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接著就是一九二二年的西班牙文版，一九二六年的法文版，一九二七年的瑞典文版，一九三零年的日文版，一九三四年的匈牙利文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文版。
　　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學的代表作。依据弗洛伊德總結的精神分析學理論，既然人的精神活動的原始基礎是意識背后的“潛意識”、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們停止自覺的意識活動時所發生的夢的活動，就恰恰是潛意識的最生動、最典型、最純粹、最真實的表演。在人的精神活動中，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神經病發作以外，大概再也找不到比夢的活動更有利的條件，能如此生動和如此典型地觀察“潛意識”的直接表演。所以，任何一個想要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的人，任何一個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精華的人，都不能不看《夢的解析》這本書。
　　由于不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基本理論，由于對人類精神活動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由于社會上的种族歧視的偏見和反科學的落后勢力的干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那個時代，弗洛伊德對于夢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當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正著手分析夢的時候，甚至有人譏笑弗洛伊德“走上迷途”。所有這些，恰恰證明弗洛伊德是一個敢于獨創、蔑視傳統、忠實于真理的科學工作者。他不是看風使舵、迎合“時髦”的偽君子。在他看來，只要是科學真理，縱然是未有前人開拓的、充滿荊棘的荒野，縱然會被人恥笑，也要勇往直前地探索。
　　現在，我們集中地介紹弗洛伊德從夢的解析中創立出來的“自由聯想法”。這是弗洛伊德在創立了精神分析學理論体系后治療精神病患者的獨特方法，它實際上也是夢的解析的科學研究活動的重要副產品之一。
　　過去，在弗洛伊德的治療中，對于病人往往是采取催促，鼓勵的方法。后來，弗洛伊德發現這种方法對于雙方的壓力太大了。而且，根据精神分析學的基本觀點，舊的方法也不符合人的潛意識活動的規律。弗洛伊德很快地改用新的方法。依据這种方法，他不再催促病人對某一個指定的題目說些什么，相反地，他要患者盡量放松身体与神經，進入所謂的“自由聯想”狀態。換句話說，他要病人想到什么就說什么，不給予任何思路的限制或指引。病人必須把他自己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直說出來，不能屈服于自己的判斷而把自認為不夠重要、或所謂毫無意義的事情棄置一旁。
　　經過實踐證明，這种方法可以達到預期的效果，例如把因“阻抗”而隱蔽起來的東西帶回到意識界來。
　　其實，所謂自由聯想并不是絕對的自由。病人的心智活動雖然沒有被引導到一個特定目標上，但他卻仍在精神分析狀態的影響之下。所以，我們應假定患者的精神狀態是處于醫生的控制之中。患者面對醫生的分析和控制，必然產生精神上的“阻抗”現象。他們對再現過去被壓抑下去的材料所具有的抗性，可由兩种方式表現出來。
　　第一种方式是嚴厲的反抗。須知，正是為了對付這种情形，才發明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則。所以，對于這种嚴厲的反抗不應大惊小怪。第二种方式是其原有的抗性以另一种形式出現，使壓抑著的材料不直接浮現出來，而以相近似的事情暗喻出來；而且抗力越大，病人所報告出來的聯想代用物和分析者所探索的真相之間的差別就越大。一個能泰然自若的分析家，當他傾听病人的聯想流的時候，對病人所提供的資料，能依其提出之兩种可能性而進行不同的運用：假如病人的抗性很輕微，他可以很容易地從病人的暗喻中，推論出病人潛意識里的材料、內容；假如病人抗力強些，那么和主題之間的距离也遠些，但這時也同樣可以從病人的聯想中認出其特性。總之，認清病人的抗力，是克服病人抗力的第一要訣。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實際上与解說的藝術有關。要成功地運用解說的藝術，就需要机智和不斷的訓練。要達到這個地步并不困難，自由聯想法优越于以往各种方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省力，最主要的是它能給病人承受最低限度的壓力。它可以永遠不失去与現實界的聯系，不忽略神經質疾病的結构中的任何因素，而且不讓任何東西因分析者的主觀期望而產生干扰作用。它完全讓病人自己去決定整個分析的過程及其材料的配置。与催眠法和催促法不同，使用自由聯想法可以使具有連系性的材料，在治療過程中的不同時間內和不同的地點上重現。所以，在一個旁觀者看來（雖然這個旁觀者在實際上是不可能有的），自由聯想法的這种自我分析過程及其治療作用可能是難于理解的。
　　自由聯想法的另一長處就是可以永遠不間斷地進行。從理論上看，假如不對它的特性加以限制，它總是可以找到聯想的對象，不致產生中斷。不過，在實際上，也可能會有個別病人，曾在治療中出現有規則的中斷現象。但是，這种特殊的病例并不妨礙對該病例的說明。
　　自由聯想法也叫分析法，即精神分析的過程。也就是說，在自由聯想的過程中，由于精神活動得到徹底的解放（相對于原來受約束而言），精神活動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流出。而在這樣的自由流出過程中，由于排除了外來的干扰，就呈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淨化過程，即出現精神活動的純粹狀態。所謂淨化或純粹狀態，就是排除了一切外來因素，恢复了精神活動的本來面目。這就是說，它就是它，是真正的自身。在這樣的純淨狀態中，精神活動中的各种因素呈現且自動地分离出來。從而，在自由聯想過程中呈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狀態——构成精神活動的一切因素（原始的、再生的、分化的、重合的、走向复雜化的、走向簡單化以致逐步消失的）都統統呈現出來了。因此，自由聯想法又象篩子一樣，篩出了精神活動中原來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混亂因素，使我們看出了它們的原來模樣。不僅如此，這個篩于還具有自動調節的作用，它的篩孔并不是一個尺寸、一樣大小的，而是可因對象的不同而改變自己的尺寸。因而，它可以把精神活動混合体中的任何大小的“因子”，都順利地流篩下來。正因為這樣，自由聯想法所展示的心理現象表面上很混亂，似乎毫無規律、毫無邏輯性，但實際上，它恰恰反映出精神活動本身的最原始的狀態及其內在的构成因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自由聯想法就是一种分析法，就是精神分析的典型應用。
　　弗洛伊德在應用上述分析法的過程中，發現了這樣一种現象：在治療過程中，無須醫生的力量，在病人与分析者之間，就可以產生一种在實際生活中不可能有、而只有在這种治療過程中才能有的強烈的感情關系。這种關系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而且可能處于愛与恨這兩种感情之間的一系列的任何一點上。弗洛伊德把這种感情關系稱為病人的感情“轉移”。我們在談到催眠法的時候，曾談到這种“轉移”的現象，現在，在應用自由聯想法時，弗洛伊德對它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弗洛伊德指出，這种轉移很快就取代了病人心中的原來的求治的愿望。只要這种轉移夠真切、夠熱烈，病人就會受制于醫生的影響，并使這种作用成為左右精神分析要務的樞紐。
　　這种轉移，對于一個不愿尊重客觀的精神活動規律的醫生來說，可能會被認為是反常現象，或甚至是令人討厭的現象。但是，對弗洛伊德來說，這种轉移的發生恰恰表明精神分析法的效應。因為它表明了精神分析已把患者精神活動的真實過程疏導出來了。只要醫生頭腦清醒，自始至終有駕馭病人的能力，并保持樂觀，就可以借此引導出病人心中受積壓的各种精神因素，使之在這個缺口中宣泄出來。
　　如果醫生不能駕馭事態的發展，惊慌失措，這种轉移就會變成影響或妨礙治療的消极因素。弗洛伊德說，當這种轉移變成為一种愛意，或轉變成一种恨意以后，它又成為抗性的主要工具，而可能麻痹病人的聯想的力量，因而就會妨礙治療的成功。但是，如果想規避這种作用，也是枉然之舉。因為精神分析本身必然會導致感情轉移，這是一种正常現象。
　　對于轉移，要認識到它是精神分析導出來的。所謂導出，并不是造出。前者是本來就存在，只因多种原因，隱蔽下來，精神分析解除了阻礙它出現的帷幕或阻力，它就自然而然地流出。而所謂“造出”，是指本來不存在的東西而被生產出來。正因為這樣，弗洛伊德明确地說：“應用精神分析而無轉移現象，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能因此認為轉移是精神分析的產品，或沒有精神分析就沒有轉移。實際上，是因為實行精神分析，才把轉移現象揭露出來、分离出來。轉移是人類心理生活中极普遍的一种現象，它可以決定所有醫學影響力的成功与否，而且在每一個人与其人為的環境的關系中，占有极顯著的地位。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和催眠家所說的‘暗示感應性’一樣，是一种動力因素。暗示感應性是催眠成功与否的決定性因素，而其不可預期的表現使滌清法遭遇許多的困難。同樣地，當病人已不再有這种感情轉移的傾向，或已轉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如導致早期性痴呆或妄想狂等，那么，想以心理學方法去影響病人也是不可能的了。”（見弗洛伊德《自傳》）
　　由此可見，精神分析法与別的精神治療法都應用“暗示”或“轉移”作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們之間還是有差別的。對于精神分析法來說，應用暗示或轉移，只是引發病人去做一件心靈上的思考工作，讓他隨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轉移抗力。這种思考工作，關系到他的精神狀態的命運。在進行精神分析時，分析者要讓病人感覺到轉移的發生，要主動告訴病人：在他的轉移態度中，正顯示他再次經驗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內自己与最早愛慕的對象之間的感情關系。要用這种說服來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顧慮。
　　如果醫生能真正地按這些要求去駕馭“轉移”，它就可以從抗性的最強武器，一變而成為精神治療的最佳工具。
　　當然，對“轉移”的處理，乃是精神分析術中最難掌握的一環。只有認真地觀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態度，才能抓住要領，加以實施。
　　弗洛伊德已經基本上把握了人類精神活動的內在規律，而這些內在規律恰恰就是在整個的夢的解析過程中總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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