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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在巴爾干地區發生了兩次戰爭。戰爭的結果，俄國和奧匈帝國的勢力進一步在這個地區滲透進來。奧匈帝國還伺机蓄意消滅塞爾維亞國家；俄國則把塞爾維亞當作自己爭霸巴爾干的前哨。在奧塞沖突的背后，醞釀著俄奧的沖突并勢必引起俄、英、法三國協約与德、奧、意三國同盟的斗爭。這樣，巴爾干成了各西方列強矛盾的焦點和歐洲的火藥庫。 弗洛伊德對于戰爭爆發前所發生的國際危机早就心怀不滿。一九一二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譴責各大國的爭奪，稱當時為“可恨的時代”。但是，他對政治的厭惡又使他千方百計地逃离政治，因此，他和其他許多奧地利人一樣，并沒預料到戰爭將在一九一四年爆發。當戰爭爆發時，他感到震惊。但很快他又陷入少年時代的那种熱情——讀者可以回顧弗洛伊德在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爆發時的狂熱態度。接著，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靜狀態，置戰爭于不顧，專心研究他的理論問題。 戰爭爆發后的第一個月內，他堅持指導兩份雜志——《精神分析雜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時，在一九一五年春的六周內分寫出了五篇包含著他的重要理論觀點的論文。《本能及其變遷》和《論壓抑》是在三周內寫成的，他最滿意的《論潛意識》是在兩周內寫成的，而《對夢的理論的超心理學的補充》和《悲傷与憂郁症》則是在十一天內完成的。 在一九一五年春末夏初的六周內，他又接二連三地寫出了五篇以上的論文。八月，他寫信給鐘斯說，他計划要寫的關于超心理學的十二篇論文全部完成了。他說，他准備將這些文章以書的形式發表出去，但“現在還不是時候”。后來，在這一系列論文中，有七篇沒有正式發表。這些論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燒毀了，因為他不滿這些文章的質量。 從表面看來，戰爭的爆發并沒有嚴重地干扰弗洛伊德的學術活動，即使是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活動也仍然沒有中斷。 由于阿德勒与容格相繼离開弗洛伊德，一九一三年夏天，就組成了一個“守護”弗洛伊德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首先由鐘斯向費倫齊提出，接著，又得到了奧多·蘭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覺得，這個委員會如果要發揮它的作用，就必須繼續擴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親自推荐馬克斯·艾丁根也參加這個委員會。在寫給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說：“這個委員會的奧妙在于分負我的重擔以保證未來的前途，這樣一來，我才可以平穩而安心地沿著我的道路走到底。” 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它的創始人鐘斯。這個委員會成立以后，至少在十年之內，一直很順利和很圓滿地履行自己的歷史使命——保衛弗洛伊德的榮譽与學說，反擊對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學說的各种攻擊。弗洛伊德在他的《自傳》中，對這個委員會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滿意。他說：“和那些离棄我的人（如容格、阿德勒、斯泰克爾及其他少數人）相比，還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費倫齊、蘭克、鐘斯、布利爾、查赫、裴斯特、范埃姆登、雷克及其他等人，都忠誠地与我合作十五年以上，而且絕大多數都和我私交甚篤。” 一九一五年，蘭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費倫齊也成為匈牙利軍隊的軍醫。這時，弗洛伊德逐漸地感覺到了這場戰爭的危害性——它正逐漸地奪去他的親密朋友和親人（他的大儿子馬丁和小儿子厄納斯特在大戰爆發后不久就參軍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親密朋友的通信中尋求慰藉。 戰爭的爆發還促使弗洛伊德診療所的病人越來越少。戰前，從歐洲各地來看病的人很多；現在，病人寥寥無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這是一段最空閒的時期。他利用這段時間寫了不少論文。他不僅努力地寫作，還絞盡腦汁地思考各种問題。他用學術和理論上的艱苦研究工作來回避外間世界的討厭事務。他在給費倫齊的信中說：“我給這個世界的貢獻大大地超過了它所給予我的東西。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脫离這個世界，我希望這种狀況能一直維持到大戰結束。……” 在當時，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還給維也納大學開講《精神分析學導引》。在弗洛伊德的學生當中，有一位叫洛·安德利斯。沙洛姆的女學生。她在戰前就已經是弗洛伊德的學生，她是善于敏銳地發現偉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許多著名的文學家、科學家，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瑞典劇作家斯特林貝格，奧地利詩人李爾克，奧地利劇作家斯尼茲爾和法國雕塑家羅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他說，她曾迷戀于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兩位最偉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評价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學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聯系。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類的未來是樂觀的。弗洛伊德在給他的回信中說，“人類將戰胜這場戰爭，但我确實認識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將再也不會看到一個快樂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討厭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厭恨戰爭，另一方面也對容格等人的分裂運動感到憤慨。所以，他對形勢的看法越來越悲觀。一九一四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論精神分析運動史》中嚴厲地批評了容格与阿德勒的觀點。在大戰爆發期間，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潛意識及其他有關人類精神生活的重大課題。通過這些不停地著述活動，他試圖進一步加強自己的理論陣地。 一九一五年，奧地利著名的象征主義詩人李爾克訪問弗洛伊德。當時，李爾克已經四十歲，而弗洛伊德則已經是快六十歲的老人。李爾克因被征入伍而來到維也納，兩人在談話中討論了文學創作的問題。 一九一六年新年，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說，“關于戰爭，很難說到什么。沒有人知道，以后會發生什么、會導致什么以及會延續到多久。……這里的消耗是很嚴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國也不再存在牢靠的樂觀前景。”他在信中還說，他的大儿子已升為中尉，而小儿子是准尉，他們倆都正在意大利前線作戰。他的另一個儿子奧利沃作為工程兵正在喀爾巴阡山開鑿隧道。弗洛伊德很關心自己的儿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報紙。 一九一六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臨許多困難。戰爭使糧食嚴重地缺乏起來。在這一年弗洛伊德的許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臨著缺糧的威脅。他還得了重感冒病，使他的身体衰弱起來。他的六十歲生日是過得很凄慘的——几個儿子都在前線，又沒有足夠的東西吃。 到了一九一七年，弗洛伊德的境況更加困難。物質短缺、糧食不足、經濟上更加緊張。弗洛伊德還患了嚴重的風濕症，寫字的時候，手不停地顫抖著。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說：“我的精神并沒有受到動搖。……這就表明，一個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一九一七年夏天，他在措爾巴多山區度假。這個有四千尺高的山區，天气很涼快，但時時有風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戶外散步，并興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費倫齊、查赫、艾丁根和蘭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塊度假。 那年春天，弗洛伊德寫了一篇論文——《精神分析過程中的一個難題》。在這一年，弗洛伊德還把一九一五年出版過的《精神分析導引》加以擴充再版發行。 一九一七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顎癌的最初征候開始表現出來。他的這种病最忌吸煙，但對他來說，戒煙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顎經常顫抖，而且不時地發痛。弗洛伊德逐漸地擔心，他會在他母親去世前死去，而這將給他的老母一個不堪忍受的打擊。一想到這，他就更加憂慮。 一九一八年八月，德軍固守多年的“興登堡防線”被英、美、法聯軍突破。這時，德國的戰敗已成定局。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布結束前夕，中斷了三年多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第五次大會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 九月二十八日，大會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科學院大廳正式開幕。 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在德國全面崩潰之前，最后一次集會于一九一八年在布達佩斯舉行。那時中歐同盟國曾派官方代表參加大會，他們贊同設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療戰場神經質病。可惜這個目標一直都沒有實現。同樣的，我們的主要會員之一安東·弗倫德曾設想一套周密的計划，要在布達佩斯設立一個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療中心，但也因為當時政治形勢混亂，加上弗倫德本人的早死，而無法實現。此外，在布爾什維克統治匈牙利時期，費倫齊也以官方正式承認的精神分析專家的身分在布達佩斯大學開設精神分析課。” 這里所說的東歐各國政府指的是奧地利、德國和匈牙利政府。這些國家的政府代表參加了大會，表明在世界大戰中出現了許多患嚴重精神病的士兵。 布達佩斯代表大會推選費倫齊擔任主席。几個月以后，即到一九一九年春夏期間，布達佩斯大學有數千名學生請求政府委派費倫齊到大學開設精神分析課。 在布達佩斯代表大會上，弗洛伊德宣講的論文的題目是《精神分析治療法的前進方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大戰結束了。 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們能從前線平安地歸來。他等了好几個禮拜，一直沒有得到大儿子的音信。十二月三日，他終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馬丁自意大利寄來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馬丁和其他奧地利軍隊被意大利人民包圍，后來，他被送到意大利醫院治療。馬丁在醫院里，一直住到一九一九年八月為止。 在戰爭剛剛結束、紙張短缺的情況下，弗洛伊德還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論集》第四卷。這一卷厚達七百多頁，比前三卷的總數還要多。 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和平并沒有真正的到來。弗洛伊德在苦悶的气氛中，只好繼續發奮著書。這一年，他的愛情心理學中的第三篇論文——《處女之謎——一种禁忌》——發表了。与此同時，“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維也納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個神經質儿童的故事》（又名《狼人》）、《惡心的東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會的動亂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籠罩了一片陰影。弗洛伊德本人的診所收入少得可怜，他的儿子、女婿找不到工作。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零年的冬天，天气寒冷，又買不到燃料。弗洛伊德不得不在零下十多度的嚴寒下，守候著沒有暖气的診室，寒冷迫使他在室內穿上大衣和皮手套。晚上，弗洛伊德又要用凍僵了的手執筆寫稿和校閱稿樣。 由于經濟困難，弗洛伊德不得不靠借債度日。通貨膨脹的結果，使他原有的价值十五万克朗的存款化為烏有。這樣，當他六十歲開外的時候，他手頭仍然一文不名。 在這一時期，弗洛伊德曾寫信給鐘斯說：“我簡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處境也是很困難……遺憾的是，我不能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東西……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很坏的年頭里。” 一九一九年底，弗洛伊德夫人也身患重感冒而更加衰弱了。 在戰后一段時間內，唯一給弗洛伊德帶來慰藉的，是精神分析運動的廣泛發展。 戰爭帶來的災難，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數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們在精神上的空虛、苦悶和悲觀，使人們更加重視精神分析學，希望求助于它來探索解除精神苦悶的奧秘。 因此，戰爭結束以后，西歐各國政府、學者和普通人對精神分析學的興趣大大增加。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各國的支會進一步有所發展，對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動也大大增加了。 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歐戰雖然摧毀了好多好多的社團組織，但對我們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卻毫無影響。戰后第一次集會在中立國荷蘭的海牙舉行。東主國荷蘭殷勤地接待來自中歐各國的赤貧挨餓的代表們，景況令人感動。我相信這是英、德兩國的人在戰后的廢墟上第一次圍桌而坐，共同友善地討論雙方感興趣的問題。對于戰場神經病的觀察，終于打開了醫學界的眼界，使他們看到了心理因素在神經病中的重要地位。” 一九二零年海牙代表大會的召開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精神分析學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穩固基礎。戰爭使精神分析學深入人心，滲透到各個社會生活領域，滲透到一切与人類的精神生活有關的學科中去。從此，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邁入了嶄新的階段。精神分析學開始成為無形的精神酵母注人文學、藝術、社會學、教育學、法學、政治學等領域；而在滲透的過程中，不但精神分析學起到了改造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各部門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學的不足部分得到了發展和補充，它的不准确部分得到了糾正和改造。 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弗洛伊德擔負起更重的任務——他要負起在理論上補充、發展、修正精神分析學的重任，還要指導它在各部門的實際應用，總結新的經驗。 一九一九年，維也納大學把弗洛伊德從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沒有讓他在學校和系里擔任學術上或行政上的領導職務。 一九二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寫信給費倫齊說：“我剛剛完成一篇二十六頁長的論被虐待狂的病源學的論文，這篇論文的題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經開始寫第二篇文章，它的題目帶有神秘的色彩：《快樂原則的彼岸》。”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寫就。 《快樂原則的彼岸》是弗洛伊德在整個二十年代所寫的有關本能的一系列論文的第一篇。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由于“本能”理論的建立，使弗洛伊德關于潛意識的理論更加成熟和更加圓滿。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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