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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戰分子獎 鮑林又可以揚眉吐气了。新聞媒体打到護林小站的電話泛濫成災，鮑林從中了解到事情的經過。就在部分禁試條約生效的那一天，挪威議會所屬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史無前例地宣布，同時頒發兩個諾貝爾和平獎：一個獎給鮑林，算是前一年（1962年）的和平獎，因為當年沒有頒發和平獎，委員會也未作說明；另一個獎是1963年的和平獎，獎給了國際紅十字會。 這一消息來得太突然，鮑林思想上根本就沒有准備。他整整用了四個小時向從世界各地來到護林小站的記者訴說自己惊喜交集的心情。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非常高興，因為他為和平所做的事情總算得到了認同。有一次他在与記者會見的時候，突然間插進了一個陌生人大聲講話的聲音：“上帝保佑您，鮑林博士！”護林員不好意思地解釋說，他們正在舉行慶祝會，這方海岸線附近的人都像他一樣感到很興奮。 美國人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并不是沒有先例——馬歇爾１本奇２50年代就曾得到過諾貝爾和平獎——但這一次很特別，鑄成了一條大新聞。當鮑林挂斷電話回到自己的小屋時，媒体已經開始熱炒這件大喜事。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成群結隊飛抵蒙特里和圣西農赫斯特城堡的小型飛机場，接著又租車南下風塵仆仆地來到這個遠离城市的牧場。鮑林夫婦看到這一情況，感到還是開車回到帕薩迪納去更好些。 １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lshall，1880—1959），美國陸軍五星上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任陸軍參謀長（1939－1945），后任調解中國內戰的特使（1945—1947），國務卿（1947—1949），國防部長（1950—l951），提出“歐洲复習計划”（即“馬歇爾計划”），獲1953年諾貝爾和平獎。 ２本奇（Ralph Johnson Bunche，1907—1971），美國國務院官員，聯合國創始人之一，1947年任聯合國托管部主任，后升任副秘書長，在調解國際爭端方面有貢獻，獲1950年諾貝爾和平獎。 當他們抵達家里的時候，發現許多記者已經在愛娃的花園里搭起了帳篷。攝影机在不停地搖轉，攝影燈光在閃爍，一批批電報從四面八方飛來，電話鈴聲不絕于耳。鮑林來不及喘一口气就舉行了一次簡短的記者招待會。會上，他首先感謝諾貝爾獎委員會，然后談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次獲獎也許能在美國促使爭取和平的活動成為受人尊敬的事業。隨后，他推開簇擁在身邊的記者，試圖盡快擺脫這一切，腳踏實地回到現實的生活中。 鮑林心頭充滿了喜悅。多少年了，因為參加爭取和平的活動，他曾經受到多少人的指摘、謾罵和壓制。現在，他總算洗清了不白之冤。既然世界用這种方式承認了他工作的价值，怎么還會有人說他是受人指使走上了迷途呢？他和愛娃談論這一點時，又領悟到了另一層意思：歷史上誰也沒有獲得過兩次由一人獨享的諾貝爾獎。愛娃很快就指出，居里夫人就獲得過兩次，但鮑林說她有一次是与別人共享的，而他的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 至少從字面意義上可講，這兩次獎都是他一人獨得的。不過，鮑林當然也同意一些祝賀電報的說法，認為愛娃有資格共享這項諾貝爾獎，而且愛娃本人也不諱言她無愧于分享這一榮譽。“我們將這一榮譽看作為一個明證，證明這么多年來我們的立場是正确的，”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寫道，同時又謙和地提到了自己在鮑林的政治活動中所起的作用。“您當然清楚，我丈夫原本希望不聲不響地待在自己的實驗室中搞他的科學研究。但是，人比科學真理更重要……”每次發表有關這次諾貝爾獎的聲明，鮑林總會非常細心地提到，這也是對羅素所做工作的承認，是對全世界各地反對核武器的和平人士所作努力的承認。 然而，話雖這么說，這個獎畢竟還是他得到的。在鮑林的眼里，這比他獲得的任何其他獎勵更珍貴。“我得到了諾貝爾化學獎，只是因為我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而且做得比較有成效……況且那時我心情很舒暢。那時我正在做的事，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我可以做而且也喜歡做的事。因為做自己喜歡做的事而獲得諾貝爾獎，那當然不錯。不過，我已經說過，我總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他對采訪他的一位記者這樣說。另一方面“我曾經作過五百次講演，談論放射性塵埃，談論核戰爭，談論在大气層停止核試驗的必要性，談論最終消滅戰爭的必要性。您知道，我并不喜歡作這類講演……我在做的事是我不感興趣的事，只是出于道德和信念的驅使，我才這樣做。在某种意義上我是逼出來的……因此，當我在1963年得悉我已被授予諾貝爾獎時，我感到我們作出的犧牲還是值得的。” 諾貝爾和平獎使鮑林回旋的余地增大了，光獎金就是五万美元——相當于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三年的工資——他和愛娃立即籌划利用這筆錢建造一個現代化的新家，以取代鹿寓牧場那所陳舊的小屋。 同時，他离開加州理工學院的打算也更加堅決了。 鮑林回到帕薩迪納那一天中午，當地報紙刊登了杜布里奇對他這位杰出而又使人頭疼的教授最近獲得的榮譽所作的反應：“諾貝爾和平獎是對鮑林博士長期來百折不撓的努力給予的崇高獎勵，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示了核戰爭的危險以及達成禁試協議的重要性，”這位加州理工學院校長說。然而，他接下來加上了錯誤的一句：“盡管許多人不贊成他使用的某些方法和從事的某些活動，但這已清楚地證明，他對世界輿論具有重大的影響。” 鮑林正要找借口离開加州理工學院，杜布里奇的聲明使他下了最后的決心。在鮑林的心目中，作為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唯一在世的人，一直以學校為家，這就使學校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然而杜布里奇的反應卻是強調許多人認為他的“方法和活動”是錯誤的。找不到個人表示祝賀的詞句，絲毫沒有顯示出學校的自豪感。愛娃在讀到這份聲明時，几乎肺都气炸了；琳達打電話到校長辦公室，“用非常生气的語調”痛斥杜布里奇對待她父親的態度。 加州理工學院其他人的反應則各不相同。鮑林研究組的人一個個笑逐顏開，他們在鮑林的辦公室上挂上了一塊標語牌——“鮑林确定了和平競賽的步伐”——大家興高采烈地聚集在一起，暢飲香檳酒，共享大蛋糕，紛紛向鮑林表示熱烈的祝賀。科里比誰都更清楚，鮑林為了履行自己對和平事業的承諾，在科學研究方面曾經付出過沉重的代价，因此，他走進鮑林的辦公室，默默地与他緊緊擁抱在一起，這是多么令人激動的情景啊！ 但是，化學系和校方卻出奇地平靜，難得听到几句祝賀聲，而且其中夾雜著一种敷衍的味道。更沒有跡象表明要舉行任何一种慶祝會。 社會上對鮑林得獎的反應也有很大的差异。許多左翼小報，也有几家大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華盛頓郵報》，都表示祝賀。然而在主流報刊中，大多數一反往常而持批評的態度——在一般情況下，它們對諾貝爾獎新得主總會极盡吹捧之能事。有些報刊發表社論說，要講誰有資格得獎的話，那就是肯尼迪，他在古巴導彈危机中堅持強硬的立場，教訓蘇聯人：他們最好和美國坐下來談判。肯尼迪用美國人所喜歡的方式贏得了和平：逼對手乖乖地就范。而鮑林卻相反，采用了姑息養奸的辦法，正如《紐約先驅論壇報》所稱，他“只知道舉著標語牌反戰”。《芝加哥論壇報》和《華爾街日志》說，給鮑林發獎，實際上是對美國親共運動的獎勵。盧斯１辦的那几家雜志就更不像話了。例如，《時代》雜志竟然借用鮑林這次得獎的机會，羅列了与鮑林發生過聯系的共產党陣線組織的名單；《生活》雜志發表了一篇用心极為險惡的文章：“舉止怪癖的鮑林博士，作為化學家也許是出類拔萃的，但他那些荒誕不經的政治觀點卻從來就沒有受到美國輿論認真看待過。”該文最后得出結論說，這個獎“對美國來說是非常嚴重的污辱”。在獲獎消息宣布以后的几天時間內，鮑林不但沒有受到這些雜志的吹捧，而且他不得不親自拿起筆杆給盧斯寫信，“表示我本人的气憤和對貴刊的蔑視”。 １盧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國雜志發行人，創建了《時代》、《財富》和《生活》雜志，是美國新聞史上最有勢力的人之一。 鮑林擔任過美國化學學會的主席，因此他曾期望這一團体會向他表示祝賀，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美國化學學會的學報對得獎的事冷眼相看，實際上采取了不予理會的態度，僅僅在一期的封底印一小段文字隱隱約約地提到了這件事， 鮑林對許多人不約而同采取的冷漠態度感到很意外，因而在感情上受到了傷害。但是，他和往常一樣，咽下了這口气，行動上顯得很爽快，裝出了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然而，他在內心深處卻很不平靜。得獎時喜出望外的心情，很快就為失望憂郁的情緒所取代。無論在全國范圍內，還是在加州理工學院，人們對這一消息的態度深深地刺痛了鮑林的心。對此，他迅速然而是有點莽撞地作出了反應，并且因此而改變了自己生活的航向。 10月18日，离開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正好一星期，鮑林在他的梅德爾寓所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在攝影机不停地轉動和攝影時發出的卡嚓聲中，宣讀了一份事先准備的聲明：他將要請假离開加州理工學院，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任職。這一中心位于圣巴巴拉市，是專門研究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個出謀划策的智囊机构。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一口否認他与加州理工學院之間存在著“裂痕”；他說，他到另一個地方謀事，反映了他個人權衡輕重之后的選擇，而且在得獎之前就已有打算。他突然宣布提問結束，請各位記者退場。 若干天以前，也就是杜布里奇的言論剛剛見報的時候，鮑林就通知化學系主任羅伯茨，說他打算永久离開加州理工學院——“不無遺憾”，他在給羅伯茨的書面報告中寫道，“我畢竟与諸位同仁在此度過了41年多難忘的歲月。”——羅伯茨赶緊向杜布里奇轉達了這一消息。在接下來的几天中，曾經有些不大了解內情的人試圖出面調停這件事，看看能不能留住鮑林——甚至鮑林也一度希望杜布里奇親自出面勸他留下來——但是，杜布里奇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他正想一勞永逸地拔去這一根刺，而且似乎不愿再把此事拖延下去了。 除了鮑林的家人和校方少數人之外，鮑林的記者招待會使學校里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意外。化學系大多數人，包括与他在一起干了四十年的人在內，都是從報紙上得知他要离開學校的消息的。接著，化學系迅速地召開了一系列會議，會上，鮑林請在他的研究項目中工作的人放心，他們一定會得到照顧，他已經作好安排，讓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繼續工作，一直到他的研究經費用完為止。 隨后，突然間，他的人就不見了。 學校里多數員工都感到愕然。杜布里奇卻不動聲色，一切照常在運轉，似乎鮑林從來就沒有在學校里工作過一樣。他除了簡單地敷衍几句，代表學校對鮑林的聲明表示遺憾外，沒有作出任何別的反應。几個星期以后，德爾布呂克和他在生物系的几位同事——這些科學家清楚鮑林的最新研究所具的价值，并且支持他反對核試驗而進行的活動——設法誘使鮑林回來參加一次小型的聚會，慶祝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次聚會是在科克霍夫實驗室和教會實驗室間的平台上進行的，与鮑林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時舉行的盛大慶祝會相比，确實有相形見細之感。許多生物學家到場了；相當多的化學家卻沒有露面。与會者都裝出了一副高高興興的樣子，但整個下午都籠罩在黯然神傷和若有所失的气氛中。對鮑林是如此，對加州理工學院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鮑林從加州理工學院离職后几個星期，一直忙著搬家前往圣巴巴拉的事。他還告訴美國化學學會，他要退出該組織。 盡管媒体作出了消极的反應——也許正出于這一原因——鮑林現在更加有名了，他能夠在化學領域之外找到謀生的崗位。合眾社投票將他評為1963年科學界的頭號新聞人物，和平運動人士則鼓勵他競選總統的職位，至少是參加參議員的競選。 鮑林仍能确保自己是一位媒体關注的人物。4月下旬，在華盛頓舉行了紀念國家科學院百歲華誕的慶祝大會，鮑林又在會上出風頭，公開抨擊肯尼迪新近宣布派人登月的計划。他將這一登月計划稱作為一項“可鄙的”舉動。他說，用于回答一個有關月球的問題所需的金錢，可以用來回答成千上万個有關人体健康的重要問題。《華盛頓郵報》在第一版上引述了他的講話。鮑林這篇講話有可能給國家科學院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投上陰影，為此，第二天，大會主席弗雷德里克·西茲感到有必要找一個机會讓鮑林与記者分開。他將鮑林拖到一個房間里，向他說明，在這樣一個專門用來慶祝科學成就的場合，無論如何要避免對政府作攻擊。鮑林同意，為了科學院的利益，他可以不再說話。當他們回到現場時，一位記者問起，“西茲博士有沒有訓斥您一頓？”鮑林看了他一會，笑了起來，反過來問，“誰敢呢？” 人們可以鼓勵他去干什么，但誰也不能指手畫腳強迫他。62歲之際，鮑林開始离開他干了40年的行當，向他親自設計和籌建的實驗室告別，辭去了他曾擔任過主席的專業學會，從頭開始了新的生活。 這就是他對這一切所持的看法。但是，在許多人眼里，鮑林似乎砍倒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在未來的十年中，他將過起漂泊不定的日子。 又見奧斯陸 1963年余下的日子里，鮑林夫婦仍然是忙忙碌碌的。愛娃在圣巴巴拉跑遍了大街小巷，終于在環境幽靜的蒙特希多地區熱泉路上找到了适合他們居住的一幢小屋。房前是一個漂亮的花園。于是，他們開始制訂搬家的計划，兩個人決定，他們在帕薩迪納的房子將不拿到市場上出售，而讓琳達和卡姆搬過去居住。愛娃和鮑林還与一位建筑師談過，他們希望在鹿寓牧場造一幢新房子。此外，他們又忙著准備在12月份出訪挪威，去參加諾貝爾獎授獎儀式。 11月下半月，鮑林和全國人民一樣，得知肯尼迪總統遭到暗殺，几天之內，一切事情都停了下來。在國際政策上，盡管鮑林与肯尼迪存在著意見分歧，但他仍然贊賞這位年輕總統辦事果斷的作風，贊賞他邀請自己到白宮作客的寬闊胸襟，贊賞他明知有意見分歧而仍對他以禮相待的瀟洒气度。“我喜歡肯尼迪，”鮑林后來說道，“盡管我与他曾經吵過架。”在接下來的几個月里，每次講話談到世界和平的事業，鮑林總要主動贊揚肯尼迪在簽訂禁試條約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當鮑林一行抵達奧斯陸時，肯尼迪暗殺事件對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鮑林一家從飛机上走下，一群記者和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官員上前迎接，唯獨不見美國官方的代表。美國使館借故說，他們正處在悼念總統的悲哀中。然而，在人們的記憶里，諾貝爾獎得主的祖國不派代表去迎接他們得獎的公民來挪威領獎，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此，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加納·賈恩感到很惱火，然而鮑林卻采取了不屑一顧的態度，認為這是美國國務院又一次作出的冷戰姿態，他已習以為常了。 鮑林在周圍群眾的熱烈歡迎中，喜笑顏開地告訴大家，他的四個孩子和孫子萊納斯三世也一起來了。他們打算在三天的時間里參加各种各樣的活動，觀看火炬游行，聆听一系列演說。 頒獎儀式是在奧斯陸大學的節日大樓里舉行的，到場的人很多。鮑林在領獎時作了一次簡短的發言，表示榮譽也屬于愛因斯坦、羅素和“其他成千上万”為和平事業辛勤工作的人。結束時，還特別提到，有一個為正義事業奮斗的人有權与他共享這一項獎勵：愛娃·海倫。“在爭取和平、反對壓迫的斗爭中，她是一位不知疲倦并永遠鼓勵我前進的伴侶和同志，”他對在場听眾說。“我在這里，代表她，并以我個人的名義，對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慶祝活動過后，鮑林一家沒有馬上回國，他們又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几個國家進行了觀光和旅游。他們在奧斯陸与朋友們一起過了圣誕節，欣賞了瑞典和挪威冰天雪地的風光，然后到達哥本哈根慶賀新年。1月初，他們飛回紐約。此時，全世界和平人士總算找到了時間組織一次集會向鮑林致意。這次活動是由羅素、庫辛斯、施韋策和另外几十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起的，地點是在游艇飯店的大舞廳。大約有三千人到會，其中有來自匈牙利、錫蘭、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印度尼西亞的大使，還有來自加拿大、阿爾及利亞、巴西、蘇聯、以色利、印度和挪威的官方代表。這么多人濟濟一堂，听到了歷史學家亨利·斯蒂爾·科馬吉將鮑林比作為一位古雅典公民。他說，這些古雅典公民像鮑林一樣，“懂得幸福的秘密在于自由，自由的秘密在于有一顆勇敢的心。”那一天晚上，鮑林用他的諾貝爾演說詞將會議推向了高潮，結束時，會場中長時間響徹著暴風雨般的掌聲。 這是激動人心的宏大場面，但是，經過漫長的旅行再來參加這樣的會議，對体力可是個考驗。鮑林像年輕人一樣處處顯示出精力充沛的樣子——他在這次集會以后，又在美國東部拖著疲乏的身体作了一系列講演——但是，沒完沒了的活動，生活的滄桑造成情緒的緊張，終于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襲擊紐約，鮑林夫婦不得已在雪地里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館，兩個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們結束講演的旅程時——他們每到一處都要會見許多人，并且喜歡看到有大批熱情的听眾——感冒已經轉化為嚴重的鼻炎。 2月份，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此時，兩個人都已經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來，又開始張羅著搬家，開始了新的生活。 圣巴巴拉 “我們忙死了，”愛娃在1964年夏天給一位朋友寫信說。“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許許多多事做完。再說，搬家移居圣巴巴拉，任務比我們原先預料的要艱巨得多。”愛娃剛剛將東西搬出梅德爾寓所，琳達和卡姆就搬了進去。孫儿孫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來來去去的人，一切都亂作一團糟。到了圣巴巴拉，將鮑林的書和個人物品一樣樣塞進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們還得制訂出在牧場建造新房子的規划，到許多地方去講課，嘗試著在一個新的小鎮上定居。 諾貝爾獎帶來的熱鬧場面開始平靜下來。鮑林夫婦發現，圣巴巴拉是一個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磯，他們培養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們的后盾，在此則一時還找不到那么多的支持者；洛杉磯是一個特大型都會，而在這個孤城小鎮上，不免有些閉塞沉悶的感覺。“看來，這是一個相當偏僻的地方，”愛娃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說，“我們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与鮑林原先的想象也不一樣。這一机构是福特基金會為共和党創辦的，宗旨是“促進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規定的個人自由的原則”。為了實施這一比較含糊的綱領，該中心已經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推出了若干出版物，并且召開過几次正式的會議。 換句話說，口頭上已經談論得很多了。鮑林之所以對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興趣，原因就在于這一机构是由哈欽斯１領導的。哈欽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學的校長，一位受到鮑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鮑林曾希望利用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終將各方面力量集結在一起，實現他多年來為之奮斗的目標：在科學的基礎上建立起道德的体系，借助于這一体系，就像科學家回答自然界問題那樣，回答政治和社會方面的一個個問題。他本人就在筆記本中這樣寫道：“我所設想的戰略步驟是：（1）分析世界性問題；（2）确定一些基本的問題或了解遵循的原則；（3）討論這些原則并決定其取舍（決定采用的原則就將构成一种道德的体系）；（4）運用這一体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這類定理就是關于這個世界應當采用的結論。” １哈欽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國教育家，芝加哥大學校長（1929—l951），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員主席（1943—1977），批評美國教育過分專業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傳統，捍衛藝術自由，反對教師作忠誠宣誓。 這是一种宏大、樂觀然而又過于天真的設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遠無望實現的。他們抵達圣巴巴拉后不久，愛娃就擔心丈夫將會發現這個中心“只是徒有虛名而已”。“哈欽斯是一位聰明机智的人，”她寫道，“但我認為他考慮問題還相當浮淺，他給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聰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辦到的。” 几個月以后，鮑林開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論道本身沒有錯，但應當是為實現目標服務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輪又一輪的高談闊論，除了研討，還是研討。“我對研究中心的不滿意見是，”他說，“唯有連篇累犢的空談，不見可以采納的結論。” 鮑林除了從事政治活動外，還打算繼續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無用于實驗的設施，又無資助科研的先例。鮑林在申請研究資助時，才開始認識到這一點是多么重要。舉例來說，1964年，自然科學基金會遲遲不批鮑林要求資助的申請，理由就是他沒有實驗室；他屬于研究中心，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考慮，根本挂不上鉤。自然科學基金會征求奧本海默的意見，他回答說，鮑林人非常聰明，“但建議給予科研的資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于是，鮑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時間里，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學分校似乎是一個合适的地方；他從前的一位學生弗雷德·沃爾，剛被任命為該校化學系主任。沃爾認為，能招幕到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職，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爾很快就提議讓鮑林在系里擔任一個輔助性的職務，并且擬寫了一份自認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荐書，逐級上報校方審批。 沃爾万万沒有料到，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校長竟然否定了這一提議。沃爾在鮑林面前不無尷尬地說，看來，考慮到鮑林的政治活動，要讓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謀事，可能會引來很大爭議。鮑林馬上寫信和打電話給加州大學總校校長克拉克·凱爾，請他決斷。沃爾記得，凱爾的几位校董——也許，他們對鮑林當年在忠誠宣誓的爭議中在總校的作為仍然記憶猶新——聲稱，除非他們橫尸地面，他們才會讓鮑林在加州大學某一分校任教。這位總校校長就這樣把事情擱下了。 鮑林對沃爾說，從此之后，他絕對不會再踏進加州大學的校園。 圣巴巴拉的情況也不見得有多好。 不過，鮑林雖然成了圣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愛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后出訪墨西哥、英國、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此時，愛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運動人士，她一個人前往荷蘭海牙參加婦女和平大會。在机場，她耽擱了很長時間，當地一位官員對她說，“他們不歡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讓她入境。無奈之中，她只得打電話給留在美國的鮑林，鮑林又接通了在華盛頓的荷蘭使館的電話，對方弄清了情況，愛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兩個人都忙得很，有許多事情要干。鮑林花了很多時間從事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划，稱之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這是一項目標非常廣泛的建議，旨在改變美國社會，使之适應于在武器、自動化和人權等方面新近取得的進展。這一建議的主要內容有：保證所有美國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資，對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進行大規模投資，等等。這個建議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擊它是“左派人士、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好走极端的經濟理論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則根本就未將其當回事。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敗的又一例證。 在業余時間里，鮑林夫婦曾經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沒有成功；他們想方設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殺事件有關的資料。根据有關證据，鮑林确信，這次謀殺是由一幫得克薩斯實業界人士、右翼分子和親約翰遜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用于研究和談論一個新問題：越南問題。 “我說不大清楚我們為什么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許我們總認為自己應當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對，”愛娃寫道。“不過，我也吃不准這种想法對不對。”在這一階段里，她在信中不斷提到，她擔心他們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壓力，鮑林拼命地工作，他們為共和党總統候選人戈德華特能不能當選感到悲觀。“在此一切都好，”愛娃寫道，“就是法西斯分子愈來愈猖狂……這個研究中心也許應當更名為‘美國民主制度失效研究中心’。” 1964年總統競選期間，總算顯現出唯一的閃光點。這倒不是因為約翰遜贏了——“有人說，約翰遜當了總統，但贏得選舉的是戈德華特，這种說法還是有些道理的，”愛娃寫道——而是因為鮑林得到了兩千五百張要他擔任加利福尼亞州長的選票。 接下來是不很愉快的兩年。鮑林為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花去的時間越來越少，個人出外訪問和工作的時間卻越來越多了。他們兩人關注的焦點已從禁試問題轉向越南戰爭。鮑林譴責這場戰爭不但違反憲法——他的論點是，約翰遜未經國會宣布就進行了戰爭——而且是沒有必要的。1965年2月，研究中心在紐約舉辦了一次名為“世界和平”的活動，鮑林在會上尖銳地抨擊了美國的政策。會后，他起草了一份致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呼吁書，支持立即停火并尋求政治解決的辦法。十名在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八名在呼吁書上簽了字。鮑林將這份關于越南問題的呼吁書寄給了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然后還試圖充當調停人，將胡志明的回信轉交給約翰遜。但是，白宮并沒有理會他所作的努力。 鮑林現在僅有的科學工具就只有筆、紙和計算尺了。1965年夏天，他又轉向純物理學，研究有關原子核結构的一种新理論。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樣是用原子建筑師的觀點開展研究工作的。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稱為“緊包裝球子論”，用他描述晶体結构時所用的方式刻畫了原子核結构。考慮到有關的尺寸和電荷分布的情況，他將原子核看作為邏輯上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一團微粒。他還試圖將20年代關于晶体學總結出來的一套鮑林規則沿用于核物理。雖然這對現有理論是一种很有意義的簡化，但是在理論上并沒有多大的新突破。因此，當這一結果在1965年國家科學院的一次會議上公開發表時，僅得到一些物理學家非常勉強的認可。 1966年2月，鮑林慶祝了66歲生日。此時，他的心情越來越煩躁，精力也越來越分散。他既沒有研究的助手，又沒有具体的課題，政治上也沒有引人注目值得全身心投入的斗爭。 但是，在其他一些領域里，他卻發起了几場斗爭，法庭又准備受理他提出的几起訴訟。有几個案子在前几年就已不了了之了。比方說，在他協助上訴的第二個案子中，被告是國防部，這場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1964年中，最終審定原告根本無資格提出這一場訴訟。 此外，几宗要求賠償的案子仍然費去了鮑林不少的時間和金錢，其中有兩個案子是鮑林向貝林漢姆創辦的報紙和赫斯特報業集團分別提出控告的，最后的結果是庭外解決，鮑林只得到要求賠款的一小部分——3.5万美元，而原先要求數為100万美元。另外有兩家報紙，一家是圣路易斯的《環球民主党人報》，另一家是紐約的《每日新聞》，打算与鮑林在法庭上相見。經過多年的准備，兩個案子終于開庭審理了。雙方在法庭上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唇槍和舌戰，最后卻以有利于報紙的判決告終。 鮑林對兩案的判決不服，准備上訴，因此，又花了几個月時間与律師交談，提供證詞，搜羅證人等。這對鮑林、愛娃和許多朋友都是一件累人的事。大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乘飛机在各地奔波，一而再三地證明，根据他們的觀察，鮑林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決不是共產党員。《每日新聞》一案一直到1965年才結案，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复議不利于鮑林的判決；《環球民主党人報》一案歷經波折，拖到1966年才開庭复審，但最后結果無疑仍然偏袒報紙一方。 不過，鮑林提起的訴訟——或者揚言要訴訟——還是起了一些作用的。有時候，他發出威脅，聲言要控告報刊業主，報紙往往會發表更正啟事或者收回言論和聲明。鮑林雖然在法庭上輸了，但報刊的老板和編輯總算嘗到了鮑林的滋味，要是他們膽敢使用錯誤的語言來傷害他，他這個人就會不惜工本在法律上与他們周旋。正是由于鮑林這种好斗的性格，一些重要傳媒在描繪他的政治活動時，就不得不收斂一點了。 鮑林仍然不斷地与人打官司。1963年，他雇用了里諾市的一名律師，控告《內華達衛報》這家反共小報。該報在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重彈布登茲的老調，誣陷鮑林是隱藏起來的共產党員。1966年，經過几年時間開庭以前的准備，鮑林和迄今他感到最為机靈也最難對付的對手威廉·巴克利一起，走上了法庭。 巴克利，沙利文，“同伙人” 巴克利是依仗一些愛挑釁的自由主義人士和他們的改革起家的。他創辦了反映保守派輿論的刊物《國民評論》，表明保守主義也有令人快樂的地方：机警，辛辣，思想深邃，等等。盡管這份雜志的發行量很小（即使在60年代中期，掏錢訂閱的基本讀者也只有10万左右），但巴克利的影響卻比這要大得多：他在公眾面前揮洒自如，不時地流露出在耶魯大學的熏陶下那种特有的尖刻和辛辣，在辯論中可以無情地將對手剖析得体無完膚。因此，到60年代初，他已成為右派的一名首屈一指的代言人。 從1957年起，鮑林成了《國民評論》最喜歡攻擊的目標。鮑林為了征集到許多人在他的第一份請愿書上簽名，到處奔走和活動，為此，這家刊物的編輯將他稱為“老練的同路人”。在以后的五年里，這家雜志嘲諷鮑林使用了“遺傳學胡話”來為他的禁試活動辯解，稱他將核試驗的危險吹得“神乎其神”，他是一個‘沖了邪的瘋子”，是“騙子和說謊者”的代言人，云云。 鮑林對一切都未予理會。可是，到了1962年7月，他在《國民評論》上讀到一篇名為“同伙人”的社論，將鮑林和另外一些人歸并為信奉親共路線的同伙，社論編輯將鮑林污蔑為“蘇聯政策的吹鼓手”，多年來“利用自己的名譽、精力、聲音和文字一而再三地為蘇聯人獻媚和效勞”。 多少年來，《國民評論》說了不知多少比這還要難听的坏話，但是，這一次，鮑林的態度改變了。1962年夏天，他在白宮前示威后几個月，鮑林在和平運動內部受到一些人日益嚴重的排斥，這些人將他視作激進好斗的人，認為他的禁試熱情過于招搖了。這一次，他對巴克利的冷嘲熱諷之所以不能容忍，可能是因為他情緒處于非常沮喪的狀態，也可能是因為剛好碰到這樣的時机：1962年，他的几宗要求賠償的訴訟進展順利，他感到，上法庭似乎是杜絕對他的活動進行歪曲報道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1962年8月，巴克利收到了鮑林的律師米歇爾·列維·馬塔從紐約發出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要是不在報上為“同伙人”一文作出更正和道歉，鮑林將以“惡劣誹謗”的罪名向法院起訴。巴克利將這封信轉交給該刊的出版人威廉·拉什。拉什回函稱：“鮑林要是認為《國民評論》對他進行了誹謗，那就大錯特錯了。《國民評論》雜志誰也不認識鮑林，甚至誰也未曾与他謀過面。”拉什還說，他們的雜志樂于更正任何不實之詞。几個星期以后，《國民評論》又發表了一篇簡短的社論，標題是“你是否受到了萊納斯·鮑林的控告？”。文中提到鮑林已經“搬出了他的律師們……看來是要花一點時間同時做兩件事，一方面是鼓吹与敵人合作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是要詆毀那些反對他觀點的人……”這篇社論唯恐人們還不能清楚這家雜志的立場，結尾處又嚴詞批評了那些与鮑林達成庭外解決的報刊，稱他們“也許是過于懦怯了，不敢奮起反擊一位名聲很大的同路人企圖威脅輿論自由的猖狂舉動。” 陣勢已經擺開，雙方律師開始了緊張的准備。1963年1月17日，鮑林的起訴得到受理：他要求巴克利、拉什，還有社論作者、〈國民評論〉高級編輯本哈姆，賠償100万美元，因為他們的惡毒攻擊給他的名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在公開場合，巴克利裝出了一副气勢洶洶的樣子。“〈國民評論》一定要捍衛自己的觀點，捍衛自己不受任何人騷扰的權利，”這一案件公之于眾后，《國民評論》發表的一篇社論這樣說。“本刊決不會被一個愛打官司的公眾人士所嚇倒，用參議院的一個小組委員會的令人清醒的話來說，此人‘多年來已經證明自己隨時准備与共產党合作’。” 然而，巴克利在內心深處卻惶恐不安。此時，鮑林打官司的成功率還是較高的：他在兩個案件中達成了庭外解決，在其他几個案子中也迫使被告收回和更正了有關的言論。鮑林一次也沒有輸過。《國民評論》是一家小本經營的雜志，如果判下來的賠款數接近于100万美元，那么雜志在競爭中就要被淘汰出局了。單單是涉及到的法律費用就很成問題。 但是，巴克利認真研究了鮑林所寫的文字，最后決定与對方奉陪到底。他与拉什和本哈姆碰了面，認為將鮑林稱為“同路人”的根据就是鮑林本人的經歷，這与“將杜魯門稱為民主党人是一樣的道理”。如果鮑林想在這一點上爭論，那么他將隨同一批善于論爭的高手一起接受這一挑戰。 律師們花了數月時間就技術問題作了精心的准備。等到鮑林即將在案中宣誓忠誠的時候，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正式宣布了——這對巴克利一方是不利的因素——一直要拖到1964年初從奧斯陸歸來后，鮑林才能去紐約當著律師們的面出庭了。于是，法律准備的時間又增加了几個月。1965年，一名法官接受上司指派將雙方准備的材料分檔和清理，致使雙方原本希望得到對方背景材料的打算全都落空了。 這一拖延對《國民評論》倒是有利的。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對一起名為“紐約時報訴沙利文”的重大誹謗案進行了判決，使美國适用于誹謗的法律依据發生了一次根本的變化。為了保護正常的公開辯論，審理沙利文一案的法官們辯稱，評判一個人是否受到誹謗的標准，政治家和其他公眾人物應与普通公民有區別。比方說，一家報紙將參加競選的一名侯選人說成是“笨蛋”，就不算是誹謗——對于普通公民，就可以認為是誹謗——當然，如果有證据表明，這樣稱呼出于“實際的惡意”，那就另當別論了。不過，這也得由有關說法的虛假性或故意隱瞞真相的事實來界定。 對沙利文一案所作的判決，使政治家在誹謗訴訟案中取胜的難度大大增加了。當然，仍有這樣一個問題未解決，就是在選舉的范圍之外，對文藝界明星、議會外從事游說話動的說客或者像鮑林那樣的著名人士，上述裁決原則是否适用呢？ 鮑林關于誹謗的訴訟，特別是《國民評論》一案，就其動机和鮑林的形象而言，有助于界定沙利文裁決原則适用的范圍。在沙利文案作出判決以后，《國民評論》的律師馬上爭辯說，根据這一裁決原則就可駁回鮑林的申訴。但是，法官卻不能斷定，鮑林一定有資格算作為公眾人物，因而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隨后，1965年秋天，巴克利競選紐約市市長，他認為應當易地審理這一個案子，認為在曼哈頓審理保證不了公正，因為媒体對他的競選活動所作的報道“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這樣，這一案件又再次被拖延。后來，這家雜志試圖利用它正在斗爭的另一誹謗案加強自身在鮑林案中的地位，因為那一個案子已以原告失敗而告終。于是，鮑林案就進一步拖延了。 1966年3月，這個案子終于擺到了陪審團面前，有關各方都已厭倦了——雙方的辯論斷斷續續拖了六個星期，厭煩情緒隨之也進一步滋長。以梅塔為首的原告方律師謹慎入微，以至到了可能引起審案法官塞繆爾·西爾弗曼反感的地步。他們花了好几天時間表明鮑林原先享有良好的聲譽，甚至還請愛娃到場，出示裝滿了整整一箱的獎狀和獎章——其中包括鮑林的兩個諾貝爾獎——梅塔將這些物品遞交給法官和陪審團。鮑林取得的每一項成就，其中包括25個左右的學位，都在法庭上一一宣讀并記錄在案，鮑林本人站在原告席上的時間長達十小時。在檢驗他的背景、成就和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他始終直視著陪審團成員。“在我与有聯系的團体中，都沒有我知道或怀疑是獻身于共產主義的人，”他說。“對于馬克思主義，本人不但一無所知，而且毫無興趣。”他作證說，《國民評論》的一些社論在很大程度上對他的經濟收入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事實上，1962年，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工資未得到提升，而且他在賬面上的收入還略有下降。他還舉證稱，他受到加州理工學院校長和其他一些人的冷落，《國民評論》的社論損害了他的自尊心。 《國民評論》的律師在答辯時，同樣費盡了心机，同樣使用了好几天時間，不厭其煩地陳述了鮑林与左翼人士聯系的歷史，并且引用了國會進行各种各樣調查得到的結果。他們表明，鮑林在几年里的總收入并沒有下降；如果算進他得到的獎金，還有所增加。鮑林的律師提出了許多反駁的意見，一再打斷被告的證詞，以至西爾弗曼都失去了耐心。“如果陪審團還要听完雙方其余的話，”這位听了四周時間作證已經倦容滿面的法官說，“請記住，那就是4月1日了。” 這樣又過了兩星期。法官西爾弗曼實在听夠了。《國民評論》方提出一項新動議，要求引用沙利文裁決原則，駁回原告的訴訟。西爾弗曼表示贊成此動議，使鮑林方感到很震惊。西爾弗曼說，他現在已經充分听取了雙方的陳詞，可以作兩點判決：鮑林是一位公眾人物，适用于沙利文裁決原則；《國民評論》并沒有故意回避事實真相的舉動。根据沙利文裁決原則，事實上的誹謗不成立，因此，不能作出有利于鮑林的判決。“鮑林博士由于幫助自己所信仰的事業而提高了自己的聲譽，”西爾弗曼對陪審團說。“我只不過認為，這樣做也就限制了因名譽受到誹謗而在法律上作補償的要求。也許，我們可以將此看作為他為了維護自己的信仰而作出的又一次犧牲。” 法庭命令鮑林支付《國民評論》一千美元的法律訴訟費（這家雜志雇佣律師總共花去的費用超過五千美元）。陪審團隨后就宣布解散了。 鮑林簡單地說，這一結果使他很“失望”，然后就讓他的律師离開了。后來，他又請了一位更好的律師來幫助上訴，就是高級律師路易斯·尼澤。尼澤手下的律師小組開始時感到悲觀，但鮑林熱情地鼓勵他們好好干，認為有可能推翻沙利文裁決原則适用于本案的結論，因為鮑林并不是當政的官員。于是，律師小組同意把這個案子接下來。 但是，西爾弗曼對鮑林案所作裁決的合理性，得到了其他法庭為另外一些案子所作裁決的印證。在那些案子中，有關的公眾人物也不是政治家。1967年，美國最高法院對沙利文裁決原則作了更加廣泛的解釋。等到1968年春天尼澤最終將鮑林的上訴送到法院的時候，這已經成了明擺著一定要輸的事。在鮑林控告《環球民主党人》和紐約《每日新聞》的兩宗名譽誹謗案中，沙利文裁決原則也成了他敗訴的一個決定性因素。 《國民評論》用了整整七頁的版面，极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為讀者再現了案件審理的經過。巴克利的雜志不僅在鮑林的威脅面前渡過了難關，而且比以前更加神气活現了。 自此之后，鮑林被沙利文裁決原則解除了武裝，再也沒有提起名譽誹謗的訴訟。 分子矯正療法 鮑林在名譽誹謗案中接二連三地敗訴，為了打官司又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因此情緒很低落。他決定在科研工作上加把油。 到1966年底，鮑林和愛娃有一半時間是在熱泉路家中度過的，另一半時間則待在大蘇爾牧場新近竣工的漂亮宅第里。在那里，鮑林處于与世隔絕的狀態，如果頭腦里產生了什么新的想法，總會有大量的時間去思考。此時，他打算割斷与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關系，把時間集中用于理論科學的研究。他就石墨和氮化硼的結构發表了几篇論文，將重子共振作為金屬間化合物所處的旋轉狀態和電子轉移現象來考察，同時又再次探討了用科學方法解決世界問題的必要性。有几天時間，他反复思考著要不要透徹地研究一下自然界不明飛行物現象，將有關問題匯總起來，從目擊者的可信度，一直到星外來客的可能性，作一次全面的分析。 就是從這類想象力的遨游中，出現了一种具有概括作用的新思想。 這一切都起始于1965年下半年。鮑林拜訪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精神分析家卡梅爾。有一天，還沒有到吃晚飯的時間，他在會客室中想利用時間找一點有趣的材料讀一讀，他的目光落到了一本有關精神分裂症的書上，書名為《精神病學中的煙酸療法》。鑒于自己對用維生素（煙酸是維生素Ｂ中的一种）治療精神病方面的知識很缺乏，因而對這本書發生了興趣。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學者阿伯拉姆·霍弗，薩斯喀徹溫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長。該書總結了霍弗和他的同事漢弗利·奧斯蒙德多年里進行實驗所得的成果。這些成果似乎清楚地表明，大劑量應用煙酸以及有關化合物，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腦功能具有相當積极的療效。這兩位加拿大人開出的劑量是惊人的——在若于病例中，超過了日常先許用量的一千倍。看來，這樣大的劑量不但沒有產生明顯的不良副作用，而且在精神病症狀和复發率方面都有顯著的改善。霍弗和奧斯蒙德將他們的治療方法稱為“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 鮑林關注精神病的生化机理已有十多年時間了，因此頗為贊賞該書的論點。不過，仍然有一些問題他感到吃不准。 思考了一個星期后，他突然找到了答案。他知道，大多數藥物只是在一定范圍的濃度內是安全有效的；即使是阿斯匹靈，過量用藥也可能致命。在霍弗和奧斯蒙德的研究中，煙酸是當作藥物使用的，但劑量很大時，仍然是非常安全的，而目隨著劑量的加大，效果甚至更顯著，這种劑量的數量級遠遠超過了內科醫生的建議量。對此，鮑林感到很惊奇，他開始考慮其他維生素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情況。 几個月之后，鮑林親自考察了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的作用，他的興趣更濃了。1966年3月，他獲得卡爾·紐伯格獎，這是對他將新的醫學和生物學知識綜合起來進行研究所作的表彰。他在接受獎章以后作了一次發言，提到他希望再活十五到二十年，親眼目睹醫學上必然會來到的巨大新進展。几天之后，他收到歐文·斯通的來信。斯通是一位來自斯塔騰島的生物化學家，喜歡交朋友，鮑林是在頒發紐伯格獎后舉行的宴會短暫時間里与他認識的。 斯通在信中對鮑林說，他非常欣賞鮑林的講話，但他認為再活二十年要求太低了。為什么不再活五十年？只要鮑林听他的勸告，就可以達到這一個目標。 他向鮑林敘述了一個有關維生素Ｃ的故事。 斯通從1935年起就對維生素Ｃ發生了興趣。那時，他開始發表論文，并且取得了使用抗坏血酸（維生素Ｃ的學名）作為食品添加劑的專利。好几年里，他閱讀了一系列來自世界各地的報道，說明使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治療各种病毒性疾病，甚至用于心髒病和癌症，都能得到一定的療效。斯通和他的夫人都相信維生素Ｃ有助于健康，兩個人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Ｃ——這是政府建議日用量的許多倍。 由此產生的結果是，斯通的感覺好多了。不過，真正信服這一點是在發生了一次汽車交通事故以后的事。1960年，斯通夫婦驅車奔馳在南達科他州的公路上，迎面与一醉漢駕駛的卡車相撞，兩個人都差點送了命。然而，斯通對鮑林說，他們兩人不但都活了下來，而且傷口异常迅速地愈合了。他將這歸功于他們在康复期內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的做法。 出院后，斯通打算向別人宣傳抗坏血酸的功效。他開始閱讀各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他注意到，在哺乳動物中，只有与靈長目動物關系最密切的人和豚鼠無法在自己体內合成維生素Ｃ，因為体內沒有產生這种維生素所需要的□。因此，人一定要通過飲食攝取這种維生素。缺乏維生素Ｃ，就可能生坏血病，這种可怕的病曾經奪走過成千上万海員的生命。還是一位英國醫生發現，食用酸橙汁或新鮮的柑橘，就可有效地防治這种病。為了預防坏血病，美國政府及時地規定了每天維生素Ｃ的最少攝入量。 但是，斯通認為，這是不夠的。坏血病不只是簡單的一种營養缺失症，而B也是人類共有的一种遺傳件缺陷，也就是先天性新陳代謝的缺陷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一种□的喪失，使人類失去了体內合成某种所需物質的能力。對動物所作的研究表明，簡單地預防坏血病，尚難保持人体處于最為健康的狀態。只有另外一些哺乳動物，如老鼠，才具有良好的生化机制自身就能產生出抗坏血酸。實驗證明，一位經過体重調節達到150磅左右的成年人，每天攝入1.4克到4克維生素Ｃ，這大約相當于一只老鼠自身体內產生的數量，才能保證人体自身的健康。斯通還相信，攝入量少于此數，就可能引起他所說的“慢性亞臨床坏血病”。這是一种身体衰弱的狀態，處于這种狀態的人很容易生各种各樣的疾病。他在一篇論文中得出結論說：“這种遺傳性疾病的概念可以用來合理地解釋，為什么能用大劑量抗坏血酸來治療坏血病和許多其他的疾病，從而為臨床研究打開了廣闊的天地，并且深入到目前尚未充分探索的領域。我們可以用大劑量抗坏血素來治療某些細菌性炎症、膠原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症。”遺憾的是，已經有六家醫學雜志拒絕刊登他這篇論文。 換言之，在斯通看來，眼用足量的維生素Ｃ來預防坏血病，与一個人用足夠的食物來填飽肚皮以免餓死是一樣的道理。要吃飯，要健壯，就要攝取更多的營養。他勸鮑林每天服用1.5克維生素Ｃ，這對預防傷風感冒之類的病毒性疾病有奇效。 “我并不相信這一點，”鮑林后來提到斯通的來信時說道。斯通畢竟不是醫生，嚴格的意義上來說，他也不是營養學家或專門研究醫學的學者。他是釀造工業界一位生物化學工作者。但是，斯通的理論框架——遺傳性變异造成維生素Ｃ缺失的思想——是与鮑林本人的思想一脈相承的。比德爾用鏈苞霉變异的概念表明，遺傳性變异可以導致像維生素和氨基酸那樣的營養成分的缺失，鮑林對比德爾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我們今天需要的各种維生素都是千百万年以前祖先生過的分子型疾病的見證，”鮑林在1962年就曾這樣寫過。要是在一兩年以前，他也許會把斯通的勸告當作喜歡异想天開的人寫來的信件付之一笑了事，但時至今天，他對精神分裂症的超大劑量維生素療法剛產生興趣，看來維生素Ｃ至少還是值得一試的。 他開始每天服用3克維生素Ｃ。 神奇的結果出現了。几十年來，傷風感冒一直是鮑林的心腹之患。一旦患上感冒，就不是小毛病。身体极為衰弱，咳嗽多疾，往往要臥床一星期，許多情況下還會并發非常嚴重的鼻炎。感冒嚴重地影響到他的工作，迫使他推遲出訪的計划，真使他苦不堪言。以前，他只有一种預防的辦法——每天針青霉素，從1948年開始，一直到60年代初，他斷斷續續地一直在用這一种方法。 接下來，就与維生素Ｃ有關了。他和愛娃開始按斯通的建議量服用維生素Ｃ。兩個人都感到比以前更有勁，精神也愈來愈好，而且不再患感冒了。四十年里一直纏繞著鮑林的毛病突然得了醫治，這与科學文獻中寫出的結論一樣是一個有力的證据，鮑林成了維生素Ｃ的信仰者。 不過，他是一個不想大事聲張的信仰者。三年里，他每天都服維生素Ｃ，從中得益，卻對其不置一言。這倒不是因為他從生化机理的角度對此不感興趣；事實上，在圣巴巴拉居住期間，他甚至開始測定自己小便中維生素Ｃ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坏血酸是一种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奧斯蒙德的想法借用于對精神健康和維生素問題的研究。 鮑林此時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論，那是一項關于精神問題的宏大計划，在未來的一年里，這一計划將要成為他施展想象力的主要陣地。霍弗和奧斯蒙德應用超大劑量維生素來醫治精神分裂症，對鮑林來說，這是促使他研究問題的“催化劑”，但其中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需要他考慮。經過多年的研究，鮑林開始認識到，人的大腦是一种分子一電子能激發的場所，它通過一种复雜的生化机制發送出种种信號，這一机制由代謝物提供必要的營養，其活動受到□反應的支配，并以某种人們尚不清楚的方式加以協調和調節——根据鮑林從最先進的流行思想中得出的結論，這一切很可能是通過神經細胞相互聯系的有利模式完成的。 鮑林的研究興趣集中在有關的生化机制上。他在探索大腦奧秘時所作的初步嘗試，十年以前對精神障礙和苯丙酮尿症患者進行的研究，其目標都集中在發現和界定□缺失現象，因為這种現象可以用來解釋精神障礙的分子學原因。他所采用的工具局限于尿樣分析和血液分析，由于這類方法太粗糙，難以幫助他找到所希望的目標，因此，這一研究最后以失敗告終。如今，精神健康問題又再次成了他注意的中心，另一种至關重要的理論又在他的頭腦中醞釀起來了。他相信，利用這种理論就能夠解釋——就像他創造的其他重大的理論一樣——各种各樣模糊不清，有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現象。 如果說，人的大腦功能取決于某些分子（比如，□、輔□、替代物、生成物等等）的适當數量的話，那么，大腦的最佳功能就很可能取決于在大腦中分子的某种類型的平衡，正如他后來所說，要有“合适數量的合适分子”。如果有一种重要的□不夠活躍或失效了——苯丙酮尿症患者就屬于這樣的情況——那么整個机制就會陷入混亂的狀態。不過，要是有一种□功能失調，我們就可以通過大量補充有關的物質來恢复平衡。這也許就是霍弗和奧斯蒙德用煙酸所做的事——在一种□反應失調的情況下，大量運用一种替代物或輔助物使其回到正确的方向。 鮑林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新名稱——“分子矯正”精神病學，并且著手准備發表自己的思想。 “分子矯正精神病療法，就是通過給大腦提供最佳的分子環境，特別是提供体內正常狀態下各种元素的最佳濃度的溶液，對精神病治療的方法，”他在1967年春就這一理論撰著的第一篇論文中作出了這樣的解釋。采用不含蛋白質的食譜來治療苯丙團尿症，就是分子矯正療法的一例：其結果是降低了造成精神障礙的氨基酸濃度。霍弗和奧斯蒙德的超大劑量維生素Ｃ療法是分子矯正療法的又一個例子。還可以找到其他的例子。人們還知道，种种不同的營養缺失症，其中包括諸如糙皮病和坏血病那樣的維生素缺乏症，可能導致各种各樣精神錯亂的症狀。“大腦和神經纖維的功能，与其他器官的功能相比，更加敏感地取決于化學反應的快慢，”鮑林寫道。“我認為，精神病多半是由反應速率失常引起的。一個人的遺傳結构和飲食，以及重要元素的分子濃度發生异常的變化，決定了這類反應的快慢。” 這一新理論的某些結果使鮑林感到特別興奮。這是一种重要的理論，錯不了。這种理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考察了大腦運行的最佳方式。不過，還有比這更加深刻的含義。這种理論為鮑林提供了一條回顧過去的途徑，在一定程度上還幫助他明白了生活中發生過的一些荒謬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他還記得，他母親貝莉生了嚴重的貧血症，逐漸傷害到大腦，最后終于被迫進了精神病醫院。她的大腦中產生了分子不平衡狀態。應用分子矯正療法將會有助于杜絕別人再發生這樣的事。 還不止這一些。分子矯正這一概念可以應用于人体。比方說，糖尿病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需要進行分子矯正的疾病，讓病人体內自然產生适當數量的胰島素，這种病就可以得到治療。治療甲狀腺亢進，應當補充需要的碘。氟化水可以防止齲齒的發生。生命是一系列复雜的化學反應；人体就是發生這种反應的場所。如同任何別的化學反應一樣，人体內的化學反應也需要有适當數量的反應物、催化劑和生成物。鮑林很快就從分子矯正的角度，把他的理論從大腦活動推廣到人体健康所涉及的各個領域。 圣地亞哥和斯坦福 為了驗證自己的理論，鮑林需要一個實驗的場所。有了實驗的設施，反過來也有利于他尋求必要的資助。圣巴巴拉無法向他提供這樣的條件，他只得將目光投向其他的地方。1967年夏天，机會終于來到了。新建和正在發展的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邀請鮑林擔任為期一年的化學和物理學訪問教授。化學系似乎有意向將其轉化為一种長期聘任的關系。鮑林向民主制度研究中心請了假，愛娃在拉喬拉找到了住所。1967年9月，鮑林開始在圣地亞哥工作。 在一段時間中，他似乎又回到了輕松愉快的歲月。又有了一個實驗室——盡管很小，只有他在加州理工學院時那個實驗室的几分之一，但畢竟算是一個實驗室——又与一批科研人員為伍。他又能伴隨大學校歷的節奏開展工作了。 然而，事實證明，圣地亞哥与圣巴巴拉一樣，也非久留之地。鮑林好不容易湊到一筆研究資金，并且雇用了一名研究助理開始對某些問題進行研究時，他就得到消息說，長期聘用他的事又要泡湯了。至于理由嘛，仍然是政治。 鮑林對兩大政党的越南政策很厭惡，因而批評的火力也更加猛烈。1967年，他加入和平和自由党——該党提名參加總統競選的是布萊克·彭瑟，埃爾德里奇·克利弗——并且使用了“實現民主社會學生聯合會”這個左翼組織特有的語言。鮑林從心底里擁護這個組織的宗旨和策略，支持美國黑人爭取政治和經濟權利的斗爭，號召持續不斷地進行強大的群眾性示威活動。此時，他還談到了要進行革命的問題。“我相信非暴力斗爭，”他在1968年5月的一次反戰集會上說。“但是，當權者都相信暴力，相信武力手段——相信催淚彈、燃燒彈、警察武裝、空中轟炸、核武器、戰爭。只要當權者的自私心理不滅，我們關于未來革命應當采用非暴力方式的愿望就有落空的危險。” 鮑林使用的語言愈來愈激烈，再次引起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們的注意。從他抵達圣地亞哥的時候起，就听到傳聞，說加州大學有几個校務委員早就看不慣鮑林，堅決反對任何一所分校長期聘用他。說來真不巧，鮑林在1968年2月慶祝了自己的67歲生日，正好是加州大學教授法定的退休年齡，因此，事情就更加困難了。鮑林此時身体很健康，思維也非常活躍，几乎沒有考慮過要退休的事。但是，年齡還是成了再次聘用的障礙。与此同時，一項新的規定又開始生效，就是加州大學校務委員會取得了直接投票的權力，可以否決任何一個人到了退休年齡而要當作例外情況處理的提議。鮑林心里很清楚，這些校務委員無論如何不會放過他。他在圣地亞哥分校的前途未卜，因此要取得研究資助就很渺茫了。沒有資助，在學校里就難以得到科研的成果，到達退休年齡再要求續聘就更沒有理由了。 經過几個月的遲疑不決和內部的爭斗，1968年秋季學期開始前几個星期，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終于決定再聘用鮑林一年。事情已非常明顯，再要超過一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鮑林開始另謀出路了。他的老朋友比德爾曾經主動要求他去芝加哥大學任教，他也曾考慮過接受這一邀請，但最后還是謝絕了，他的家在加利福尼亞州。 他終于作出了決定。1969年2月，鮑林正式宣布，他將在學年結束以后离開圣地亞哥。他說，他的目的地是斯坦福大學，他已接受該校的邀請，擔任化學系的顧問教授。 1969年5月，成百上千名圣地亞哥分校的學生，聚集在學校体育館，哀掉一位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在人民公園發生的一次沖突中，這名學生被警察開槍殺害了。集會上，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舉行罷課，讓學校關門。 有些教職工呼吁采取溫和克制的態度，此時，鮑林來到了會場。他那激昂慷慨的聲音，愛憎分明的態度，与他以前在反對核試驗發表演說時完全一樣。他對与會的學生們說，伯克利槍殺事件是美國式軍國主義、經濟剝削和無視人權的又一實例，這類現象在越南還在不斷地上演。“罷工和罷課是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表達自己反對壓迫和剝削的一种方式，”他厲聲說道，所用的言辭也愈來愈激烈。“在整個加利福尼亞大學，每一個人，每一位同學，每一位老師，每一位職工，都應當站出來，与伯克利事件所顯示的不道德的非正義行徑作斗爭。” 這也算是他向加州大學校務委員們說聲再見的一种方式。 在許多方面，斯坦福大學的情況要好得多。不說別的事，帕羅·阿爾托离開他的大蘇爾牧場就要近得多。他和愛娃頻繁地往返兩地之間就不再那么費事了。化學系的老師對他的加盟也感到非常高興。在私立學校里，退休年齡不再是一個問題，他再也碰不到与校務委員們磨擦的麻煩。再說，舊金山地區的政治气候還是比較平和的。 但是，出于經濟方面的考慮，鮑林不得不与他人達成一筆交易，就是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一半的錢，再加上得到的全部資助，用來支付有關人員的工資。一年之后，工資就根本沒有保證了。僅有的實驗場地又很小，而且与化學系主樓是分開的。 鮑林心里想，關于分子矯正的項目一旦能得到資助，情況就會有好轉。他和愛娃在帕多拉谷地，离校園5英里的山區，找到了一所外表朴實但還算比較舒适的房子，房子里有一座用石塊建造起來的大火爐，配上用天然木料制成的家具，一切与他們在帕薩迪納的老房子還是比較相像的。 他想，這下他也許可以結束飄泊不定的歲月，真正安頓下來，在科研上做一點重要的工作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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