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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感冒的終結 鮑林對醫生并不討厭，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他們不怎么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圣地亞哥醫學協會舉行的一次宴會上，談論分子型疾病的問題。在他發表演講的時候，有些醫生不時地談笑和碰杯，使他有一點惱火。隨后，他和愛娃出席了在一位協會官員家里舉行的招待會，他在無意中听到有人議論說，因為鮑林事先同意免費作講演，所以他們可以集資去請一位真正有本事的醫生下一個月來作一次演講了。鮑林夫婦倆感到這是對他們的輕慢，從中看到了醫學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貴賤的標准。“無意中听到這些議論后，我下定決心，自此之后，任何醫學團体要我去講話，如果我認為給我的津貼和酬金，与他們給醫生支付的相應酬謝不相稱，我就一定會拒絕這一類邀請，”他說道。 醫學界在金錢上的態度還是問題的一方面。在鮑林看來，有些情況下，醫生們并不真正懂得他們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价值。這种現象促使鮑林決定就維生素Ｃ問題展開一場公開的討論。 60年代末，在一般情況下，鮑林對抗坏血酸及其作用一直采取沉默的態度，只是偶而談到這种物質与其他營養成分一起可以用來治療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鮑林感到斯通在理論上進行的論述是正确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經歷，他開始就抗坏血酸与一般健康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意見。他在對西奈山醫學院的醫生們所作的一次講演中提到，他本人運用維生素Ｃ來預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見在報紙上刊登出來后，收到了維克多·赫伯特博士寫來的一封“言辭非常尖銳”的來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臨床營養師，曾經幫助過制定維生素日荐量的美國標准。他在信中攻擊鮑林說，他用維生素Ｃ的所謂优點為江湖騙子提供了幫助和安慰。赫伯特質問鮑林：哪里可以找到處于嚴密監控下臨床研究的資料，可以用來證明抗坏血酸的确對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鮑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從來就沒有查閱過有關維生素Ｃ的文獻，僅僅讀了斯通寫的几篇論文的摘錄。于是，“在赫伯特這位老兄尖銳言辭的刺激下，”他開始像以往習慣的那樣，一頭鑽進有關的科技雜志里，搜尋有關的資料。 与此同時，《小姐》雜志的一位作者与鮑林聯系，征求他的意見，寫一篇關于維生素Ｃ有益健康的文章。鮑林提供了自己觀察到的一般性結果，認為“維生素Ｃ的最佳用量將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進”。他還請讀者閱讀他用分子矯正法治療精神病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在1969年11月號《小姐》雜志上。文中的論點遭到哈佛大學營養學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駁。斯戴厄說，鮑林“不是營養學權威”，目前尚無證据表明維生素Ｃ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預防；事實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蘇達大學對五千名學生進行過一次大規模調查，結果使人确信，維生素Ｃ對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這可刺痛了鮑林。他很快找出了有關的研究資料，發現斯戴厄說明的事實是錯誤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一共調查了363名學生，在為期28周的時間里，有些學生服用的是安慰劑，有些學生則服用了過量的抗坏血酸。的确，論文作者在結語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維生素Ｃ沒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鮑林對文中的數据作了更加嚴密的研究，發現作者的結論是錯誤的。盡管鮑林認為試驗者給學生服用的劑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鮑林現在講的是要用3000毫克——這些研究者在事實上還是見到了作用：過量服用維生素Ｃ的學生中，感冒減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劑的學生相比，其嚴重程度要輕30％。維生素Ｃ既不是預防藥，更不是特效藥，但根据鮑林的估計，它所產生的作用在統計學上是顯著的。 鮑林發現，在維生素Ｃ与感冒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其他一些報告也有同樣的情況——維生素Ｃ產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們的重視。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現象。從事這方面研究的醫生似乎一門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藥，因而對顯示出來的部分功效就不感興趣了。他們使用的劑量都比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這雖比美國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鮑林和斯通認為具有保護性的劑量卻要低許多倍），而且他們希望尋找的是一种藥效很強的物質。 鮑林認識到，問題就在于學者們的意圖是讓維生素Ｃ起到一种藥品的作用。在檢驗藥物療效時，傳統的做法是弄清楚藥物劑量的微小改變能不能引起療效的巨大差异，而劑量過大就可能產生致命的影響。一般的傾向是期望相對較小的劑量能帶來重大的療效。 但是，在鮑林眼里，維生素Ｃ只是一种營養品，并非是藥物。在醫學研究人員看到某种細微的療效時，他認為理所當然地應當采用更大的劑量去作進一步研究。鮑林在查閱有關文獻時，至少發現有一份報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將會發生怎樣的結果。1961年，一位名為李澤爾的瑞士學者對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試驗，他給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維生素Ｃ——這是明尼蘇達大學研究所用劑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則服用安慰劑。李澤爾發現，与服用安慰劑的滑雪者對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數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狀減輕了65％。 鮑林認為，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將其繪成示意圖，沿著基線標明維生素Ｃ的服用量，沿著邊線標明對感冒的影響，那么，從明尼蘇達研究的結果出發（較小劑量產生較小影響），就會有一條直線指向瑞士的研究結果（較大劑量產生較大的影響），鮑林還找到了另外一些論文，其結果与這种圖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過的研究結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響——鮑林估計這种情況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劑量太小，試驗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則因為故意的失察或無意的盲目視而不見有關的結果——但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認真進行的臨床研究支持鮑林和斯通關于維生素Ｃ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論：服用的維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劑量的標准，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狀也越輕。鮑林查閱文獻后得知，抗坏血酸對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過，在文獻中，有更多的實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鮑林打算將自己的發現分之于眾了。 他認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過硬的證据表明，這是一种价格便宜、容易買到的營養品，至少可以用來使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過千百万人的一种疾病。再說，也許會帶來比這更有意義的結果。鮑林曾經讀到過一些資料，說是在冬天為大雪封閉的几個小村庄，村民們誰也不會生感冒，因為此時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當春天來臨時，有客人造訪，他們也把感冒帶進了村庄，每個人都將是受害者。如果服用維生素Ｃ，許多人增強了抵御感冒的免疫力，那又將是怎樣的一番景象呢？世界上流行著兩百多种感冒的病毒，它們复制自身的地方會減少很多；流行感冒的情況會緩解；感冒病毒的數量也會減少。“如果在世界范圍內降低感冒的發病率，”鮑林心里想，“那么普通感冒也會像英倫三島的天花一樣徹底地消失。我可以預測，也許再過十年或二十年，世界上有些地方就能達到這一個目標。”廣泛而又适當地應用維生素Ｃ，也許就意味著普通感冒的終結。 當然，這不但會大大減輕這個世界上人們承受的痛苦，而且也會使萊納斯·鮑林的名聲更響亮。鮑林已經是快到古稀之年的人了。他發現阿爾法螺旋并獲得諾貝爾獎，從而在國際上出了名，從那時算起，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此時，已有人開始談論，因為他在鐮狀細胞上所做的工作，要不要給他頒發第三個諾貝爾獎，也就是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不過，這种說法并沒有兌現。在這几年中，他的精力都投入政治了，而他近來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已置身于科學發展的門外，成了一個歷史性人物。 鮑林可不甘心做這樣一個人。他不打算躺在徒有虛名的榮譽位置上，僅僅在一些禮儀性場合露露臉，讓年輕人去摘取一頂頂桂冠，而沒有他鮑林的份。他身体仍健壯有力，頭腦仍机敏聰慧，他仍然是一名戰士。分子矯正醫學是他發揮雄心壯志的最新陣地。他主張為身体和大腦創造最佳的分子環境，至今尚無人能表明這一思想有什么不當之處。他發現了坏血病与維生素Ｃ之間的關系，表明人体大量攝入維生素Ｃ具有增進健康的作用。事實證明，他是正确的。將這些成果公之于眾，不但有利于公眾的健康，而且是用令人信服的實例證明他的一般理論是正确的。 1970年3月引日，他与長期來一直為他出版教材的弗里曼公司簽訂了一份協議，正式出版一本關于普通感冒的小冊子。這將是一本科普性讀物，書中，他要通俗地介紹他的思想，沿著《不再有戰爭！》一書的思路，直接地向公眾傳授有關的知識，讀者也許會從中得益。在接下去的兩個月時間里，他把自己關在大蘇爾牧場，潛心著述這本書。与此同時，他又草擬了一篇學術性更強的論文，准備將自己的發現向《科學》雜志投稿。 鮑林這本書的名字為《維生素Ｃ与普通感冒》。書中，他力求体現概念清晰、結构緊湊、通俗易懂的慣常風格，詳細闡述了他研究有關文獻資料得到的結果。全書綜述了其他學者精心設計的五次試驗，有關結果都證實了他的想法是正确的。文中還介紹了醫生們多次用維生素Ｃ治療感冒的經過，從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据，表明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是安全的。鮑林的書滿怀信心地宣稱，每天服用几克維生素Ｃ，最坏的結果也不過是引起輕微的腹瀉，這与藥店里很容易買到的阿斯匹靈可能產生的毒性相比，應當說是非常安全的。這本書的其余部分總結了他關于分子矯正的設想，闡釋了斯通關于進化的概念。許多篇幅用在個体的生化特征這一課題上，說明各人對維生素Ｃ和其他營養成分的需要量是很不相同的。 1970年11月18日，即將付梓的几份清樣送到了有關的報刊，一場規模空前的公開爭論沸沸揚揚地開始了。第二天，《紐約時報》引述鮑林的話說，為了處于最佳健康的狀態，為了預防感冒，每人每天需要服用1至4克維生素Ｃ。鮑林則借此机會抨擊醫藥界——從醫藥公司一直到醫學雜志和廣大醫生——企圖抹殺有利于抗坏血酸的證据。他們干嗎要這樣做？記者向他問道。鮑林回答說：看一下生產感冒藥物的厂家吧：這是每年五千万美元的生意，有人愿意在醫藥雜志上刊登舖天蓋地的廣告。 這就迅速地招來了醫生的反感，同時也触犯了醫藥刊物的編輯，因為他們不喜歡人們得出這樣的印象，似乎他們把利潤看得比人的健康更重要。醫學界看到了鮑林的想法將會產生怎樣的后果，感到有必要作出一定的反應，而且必須迅速地作出反應。 這本書非常暢銷，維生素Ｃ也因此身价百倍了。至少在公眾方面來說，鮑林選擇的時机可謂是恰到好處。60年代又再次出現了崇尚“自然健康”的熱潮，許多人憑著自身的經驗，相信人的肉体、精神和靈魂是合一的。匯入這一時尚洪流的有各种各樣的因素：歸真返璞、選擇天然食品的傾向；對瑜樹修行的迷戀；對針灸、閉目養神和其他東方醫藥的信仰；早已失傳的西方自然療法和順勢療法的新生。鮑林關于維生素Ｃ提供的信息回蕩在千百万人的心目中。醫學走上了公司化、程式化和命令化的道路，過分依賴于藥物治療，許多人開始對這种情況產生了反感，希望把自身健康的責任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要盡量采用順其自然的做法。鮑林發出這一信息的時机，正好是在美國城鎮的每一個角落雨后春筍般地出現許多天然食品商店的時刻，几乎每一家商店都有供應草藥的專柜，陳列養生和健康刊物的書攤，出售各种維生素的一個個龐大的貨架。 鮑林這本書的出版在全國各地激起了一陣維生素Ｃ熱。維生素Ｃ的銷售量直線上升，一個星期里就翻了一番、兩番、三番。藥品店老板接受各地報紙記者的采訪，鼓動人們到他們的商店去購買維生素Ｃ。批發店里的庫存很快就出空了。“維生素現在已供不應求，需要量甚至超過了現有的生產能力，”一位藥品公司的發言人在鮑林的書面世不到一個月時這么說，隨后還補充了一句，“不過，提高生產能力并不合算，因為我們可以斷定，這只是一時性的搶購風潮而已。” 這也招來了有關方面的迅速反應。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主任醫師查爾斯·愛德華茲向報界宣布，全國范圍內的維生素Ｃ熱是“荒唐可笑的”，“尚無科學證据，而且從來就沒有人做過重要的研究，可以表明維生素Ｃ具有防治感冒的作用。”鮑林發現，這個管理局曾在1966年提議，沒有醫生處方，不得出售每粒超過100毫克的維生素Ｃ片劑，因此，鮑林用諷刺的口气反駁了愛德華茲的說法：如果管理局堅持這一做法，那么，要是有人不到醫生那里開藥而想服用10克維生素Ｃ來治療感冒，此人至少就得服用100片。“我想，吞咽那么多片維生素Ｃ碰到的困難，決不會亞于吞咽管理局在制定這些規則時所用的某些言辭，”他這樣說道。 醫藥界報刊對鮑林的批評也同樣激烈。《美國公共衛生導報》稱，鮑林的書“只不過一种理論推測而已”。《美國醫學協會學報》在評論鮑林的書時說道：“在此，我們看到的不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哲學家或科學家作出的論述，而是一個為了推銷某种貨物的廣告商聲嘶力竭的叫賣……甚至那些吹捧萊納斯·鮑林的人也不希望他寫這么一本書。”《醫藥信函》的攻擊則最為尖刻，指摘鮑林的結論“是根据胡思亂想或者很不嚴謹的臨床研究得出的，因而是一家之言”，同時，它還指出，尚未找到确鑿證据可以表明，長時間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是安全的。 鮑林對書刊評論界就寫作藝術發表的看法只能閉口不言，但對事實方面的偏差則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你們對我的書刊登的虛假而有欺騙性的言論，破坏和詆毀了我的名譽，我要求你們在報上正式更正和收回，并向我公開道歉，”鮑林在給《醫學信函》編輯部的一封長達12頁的公開信的開頭這樣說道。接下來，他逐點駁斥了他們的文章，強調他引用的都是非常嚴謹的試驗資料，其中既包括瑞士和明尼蘇達大學的兩份研究報告，也包括1970年愛爾蘭學者對100名女學生進行的雙盲試驗１作的總結。這份總結報告表明，冬季每人每天服用抗坏血酸200毫克，就可以顯著地降低感冒的發病率、病程的長度和嚴重的程度。至于服用超大劑量維生素Ｃ的安全性，至今可以得到的全部證据表明，大劑量可能造成的最坏結果是輕微的胃部不适或腹瀉，再說，通過調整劑量，使人逐步培養起耐藥性，這類症狀就能得到緩解。鮑林還向這家刊物提出挑戰，敢不敢到法庭上出示這方面的任何實例，說明到底有沒有人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后身体健康受到了傷害。 １雙盲試驗，是指藥物試驗中，試驗者和受試對象雙方對試驗的細節均不知曉，其目的在于防止試驗結果受成見或心理的影響，從而有助于測定藥物的實際功效。 誰也沒有站出來應戰，然而也沒有人向他公開道歉。与此相反，《醫學信函》刊登的那篇文章為一些大眾化雜志競相轉載。其中就有一家名為《消費者報告》的刊物，重申了《醫學信函》的几個觀點，嚴厲抨擊鮑林的書，并且聲言說，在沒有更多關于維生素Ｃ的安全性資料的情況下，鮑林的行動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表現”、鮑林一家訂閱《消費者報告》已有几十年了，因而深為這篇文章的粗暴語調所震惊，鮑林將其稱為“肆無忌憚而又毫無根据的攻擊”。在主辦該刊的董事會主席和會員的聯席會議上，鮑林夫婦為自己的論點作了辯護，不過該刊同樣沒有作出相應的更正。 從《科學》雜志傳來的消息也不妙，鮑林關于人体發育需要維生素Ｃ的論文被退了回來。鮑林將這篇論文立即寄給了《國家科學院學報》，他知道，作為國家科學院院士，他這篇文章毫無疑問能在這家刊物上發表。 圍繞著鮑林這本書進行的爭議源出于這樣的一點：他本人沒有作過有關方面的調查和試驗。這本書闡述了他對分子矯正醫學的看法，作出了人体發育需要抗坏血酸的推斷，這些結論是很有意義的，但畢竟沒有理論的證明。另外，他只是選用了少數几例的研究，表明維生素Ｃ在一部分人中具有預防感冒或緩解感冒症狀的作用。這些內容作為會議論文也許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主張全体國民根本改變飲食習慣，理由就很不充分了。批評他的人指出，鮑林既沒有找到清晰無誤的理論來說明維生素Ｃ作用的机理，又沒有作過認真的研究——根本就沒有親自進行過研究——表明長期超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是安全的。醫藥界當時崇尚的信條是，為了保證飲食的平衡，才需要攝入少量的維生素，每天服用數克維生素Ｃ可能造成种种不良的后果，諸如胃部不适。膽結石等等，誰敢保證不會帶來其他毛病呢？ 為了發表自己的看法，鮑林采用了一种不同尋常的方式，拋開讓科學家同行審稿的通常渠道，出版了一本通俗的讀物，這就招來了猛烈的批評。他的行為更像是趨附健身法時尚的人，不像是一位嚴肅的科學家。大多數醫生對于新出現的治療方法一般都比較保守，非常看不慣那些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健身運動。他們受到的教育也使他們死抱著這樣的信念，也就是維生素Ｃ只能用于防治坏血病。因此，在他們眼里，鮑林更像是一個玩弄營養學概念的江湖郎中，鼓吹使用維生素，但終究是一個沒有行醫執照的人。 不錯，他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大多數醫生對他輝煌的科學生涯了解得不多。他已上了年紀，已經對自己的研究領域生疏了；他這個人迷上了維生素Ｃ，然而又固執地相信自己不會錯。維克多·赫伯特甚至在電視上為他作了這樣的診斷：鮑林生了一种類似于老年性夸大狂那樣的疾病。 讓鮑林閉上嘴，這成了醫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于《維生素Ｃ与普通感冒》這本書的爭議，在1971年這一年里始終是一個熱點。鮑林對來自醫學界的每一种指摘，都有他自己的答复。是的，他并不清楚維生素Ｃ是怎樣起到預防感冒作用的，但是，的确有證据表明它具有抵御病毒和增強免疫力的能力。正如他在書中指出，不管怎么說，“我們也許能用經驗所表明的那种辦法，應用抗坏血酸來增進人体的健康，盡管我們對其作用的机理還缺乏具体的了解。”已經發表的文獻都表明，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劑量服用維生素Ｃ具有良好的效果。實際產生的最坏結果僅是臨時性腹瀉或胃部不适，而且只要慢慢地加大劑量，這些症狀就可以緩解。還未見任何真正的膽結石病例證明是由維生素Ｃ引起的。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大肆宣揚服用抗坏血酸納這一种形式會帶來危險，它可能造成飲食中含有過量的納，但是，這种情況是很容易避免的，只需使用更加普通的抗坏血酸的非鹽形式就行了。除此之外，鮑林還指出，內科醫生可以毫不費事地囑咐病人服用阿斯匹靈，這是另一种藥理尚不清楚的物質，而且事實證明，它比維生素Ｃ具有更強的毒性。至于說到發表文章的方式，鮑林曾經試圖在《科學》這家權威雜志上發表自己的見解，然而這家雜志拒絕刊登他的文章。但是，維生素給人類帶來的希望實在太大了，而且鮑林的确上了年紀，因此不能再通過平常的渠道來傳達這一科學信息了。他是想通過公眾的力量來幫助公眾，醫生們也許會想到采取同樣的行動的。 鮑林在進行反擊時，強調了兩點。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并沒有兜售任何一种醫治普通感冒的靈丹妙藥，他只是提倡控制感冒流行的一种可行的策略。他從一開始就強調指出，各人對感冒的抵抗力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對維生素Ｃ的需要量也各不相同。有些比較幸運的人，不管体內有沒有維生素Ｃ，從來不會生感冒；也有些人，無論服用了多少維生素，感冒還常常不斷。這兩种人各處于鐘形曲線的一端，大部分則處于這條曲線的中間部分。鮑林相信，已有确實的證据表明，正是維生素Ｃ可以幫助他們提高自身的抵抗力。他希望改變一下這條鐘形曲線的形狀，使千百万人能感到好一些，幫助人類減少一些所受的痛苦。 鮑林認為，在這一點上，醫學界向錢看的風气和墨守成規的陋習成了他們的絆腳石。他說，醫生們忙著掙錢，顧不上讀一讀有關維生素Ｃ的文獻，他們一味依賴于自己專業領域里諸如斯戴厄和赫伯特那樣的專家發表的聲明。“他們三番五次重复那些陳詞濫調，不愿意回過頭來看一看實際的情況，”鮑林對一位記者這樣說。“他們或者是相互吹捧，或者是迷信權威，得到的是一鮮半瓜的知識，甚至是錯誤百出的信息，就是不愿核對一下實際的情況，最終得出自己的結論。” 換句話說，這一爭論不僅局限于對科學事實的認識，而且已經涉及到人們的世界觀了。在此期間，這本書已經十分暢銷，以至很快就安排出了紙質封面的簡裝本、在新版中，鮑林又專門針對醫學界的批評增寫了兩章一此時，他對抗坏血酸的作用已更加深信不疑。事實上，為了回答某些批評，他又更加仔細地研究了有關的資料。他發現，即使他接受醫生們為了證明藥效而為試驗規定的條件，也就是雙盲試驗（在這种試驗過程中，病人和醫生都不知道誰服用的是試驗性藥物，誰服用的是安慰劑），再加上他本人所作的限制，也即每人每天服用的維生素Ｃ要超過100毫克，隨后再跟蹤觀察一段長時間內發生感冒的病例，所得的證据也是“無可辯駁的”：見諸于報刊的四次試驗都符合有關的規定，其結果表明，維生素Ｃ在預防感冒和緩解感冒症狀方面具有顯著的功效。醫學界現在應做的事不是在這個問題上爭論，而是要進行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試驗，全面認識大劑量維生素Ｃ的作用以及作用的机理。 1971年12月，這本書的簡裝本正式面世。此時，由于冬天寒冷的季節已經來臨，維生素Ｃ的銷售量又再次扶搖直上。然而，試驗所得證据并非全都有利于鮑林。馬里蘭大學的研究人員宣布了他們的研究結果：對一批犯人注射感冒病毒，然后讓其中11人服用抗坏血酸，采用的是鮑林建議的劑量，也就是每天3克，連續服用兩周；另一些犯人則服用了安慰劑。結果，這11人和其他人一樣，都患上了感冒。馬里蘭大學的這一研究很快就得到廣泛報道，成了鮑林觀點錯誤的一個證据——盡管沒有跡象表明，這一小型調查是一次雙盲試驗，有關結果也是在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公之于眾的，沒有首先發表在一家權威刊物上。鮑林對此提出質疑，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方說，事先人為地對這些犯人注射病毒，這就可能超越人的免疫系統能夠承受的程度，此時，即使服用維生素Ｃ來增強免疫力，也都會無濟于事。 一般公眾仍然相信鮑林的看法。1971年，對維生素Ｃ的總需求量上升了15％，這比人們先前估計的要高三倍。到1970年年中，維生素Ｃ的銷售量在欣欣向榮的維生素市場上已遙遙領先。据估計，大約有五千万美國人每日都要進補一定數量的維生素Ｃ。維生素Ｃ的制造厂家不無欣喜地將這一現象稱作“萊納斯·鮑林效應”。 萊汶谷 對于鮑林的工作，醫學界一般都持否定的態度，但是，他提出的論點，至少在部分醫務人員中引起了共鳴。鮑林不斷收到一些醫生的來信，從中可以得知，有些醫生給病人服用過量的維生素Ｃ后，看到了積极的效果；有些醫生還發現，一兩克維生素Ｃ有助于戰胜他們自身患上的感冒。 甚至還超出了感冒的范圍。1971年11月，鮑林收到了一位名叫伊万·卡梅隆的來信。這是一位外科醫生，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一家名為“萊汶谷”的小醫院里行醫。他在信中介紹了用大劑量抗坏血酸醫治癌症時自己看到的一些令人意外的結果。他在信中寫道，每天用10克或10克以上時，癌症的發展似乎就慢了下來，在某些病例中，腫塊甚至還縮小了。他只是在少數几位晚期病人身上進行了試驗，但是他想，鮑林也許對他所作的初步研究感興趣，因為他對抗坏血酸的作用机理持有自己的看法。卡梅隆早在五年以前的一本書中就提出，維生素Ｃ可能具有增強細胞間質的作用。細胞間質是一种黏膠狀的富于膠原蛋白的黏多糖，這种物質在体內具有黏結細胞的功能。卡梅隆提出了這樣的假設：細胞間質良好，就能有效地制止癌細胞的擴散，因為腫瘤人侵人体時，首先要破坏黏結正常細胞的間質。黏結細胞的作用越強，癌症人侵的能力就越弱，癌腫就更容易得到控制和治療。 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指出，癌症在瓦解這种天然的免疫功能時，產生了一种□，稱作透明質酸□。這种□具有溶解細胞間質的作用，從而為癌症人侵人体打開了道路。維生素Ｃ有助于形成一种不利于透明質酸□的分子，因而能抑制癌症的發展。雖然這一理論框架還有待于詳細的研究，但卡梅隆對自己的發現和從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觀察到的臨床結果感到很高興。他和鮑林一樣是使用維生素Ｃ的熱情提倡者。“在您的幫助下，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表示樂觀，我們不久就可以征服癌症，”他在給鮑林的信中寫道。 鮑林對卡梅隆的發現頗為重視，并且急于利用這一新的線索探討維生素Ｃ的作用机理。維生素Ｃ有助于增強黏結細胞的物質，這一概念不但能用來解釋几次研究所證實的結論，也即維生素Ｃ具有抗癌的作用，适用于治療人們已經知道的坏血病（其症狀是組織坏死和牙床出血等等），而且也符合人們在各种情況下觀察得到的結果，例如，維生素Ｃ對椎盤移位的人似乎也是非常有益的。維生素Ｃ很可能是一种人体組織的增強劑，一种有助于身体處于完好狀態的物質。 鮑林開始与這位蘇格蘭外科醫生建立起通訊的聯系，并且很快就斷定卡梅隆決不是一位异想天開的人。卡梅隆舉止隨和，精明能干，畢業于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是愛丁堡的格拉斯哥皇家外科學院的研究員。作為一名外科醫生，他有效地治療癌症已有多年，并且在癌症冶療力面發表了多篇論文。他在1966年撰寫了一本書，名為《透明質酸□与癌症》，曾受到讀者好評。鮑林閱讀了這本書后，寫信給卡梅隆說，“我頗有興味地了解到您觀察所得的結果……我感到，您的思想的确很重要，而且是很有根据的。” 過了一個月，從蘇格蘭方面傳來了一條不那么令人鼓舞的消息。“過去几天里，我們這里在臨床治療方面似乎陷入了災難性后果之中，”卡梅隆寫道。在接受他進行維生素Ｃ治療的几個病人中，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有三個病人已死去。其中一人死于大出血，也許是因為維生素Ｃ的作用很強烈，造成腫瘤自身的坏死而引起出血的症狀。因此，他當初的熱情很快就冷了下來，怀疑的情緒開始占上風。卡梅隆寫道：“事情已經愈來愈清楚，雖然抗坏血酸有‘作用’，但是要具体運用于臨床，還會碰到相當大而且目前還無望解決的問題。” 鮑林回信勸說這位同行堅持自己的努力。“据我所知，您在治療癌症方面需要攻克的將是最為重要也是最有希望的問題，”他在給卡梅隆的信中這樣說。“首先，最為關鍵的是要進行透徹的研究來弄清楚抗坏血酸的价值。”關于這一令人激動的新理論，也應當寫一點東西正式發表。他致函卡梅隆說，最好的辦法是對身患晚期癌症的病人進行雙盲試驗，讓其中一些人服維生素Ｃ，另一些人則服安慰劑。但是，卡梅隆拒絕了這一建議。雖然有少數病人死亡，但是接受維生素Ｃ療法的其他病人，無論是他原先的支持者，還是后來新列入這一名單的人，病情仍比預料的要好。他感到，只給這些已到癌症晚期的病人服用維生素Ｃ，不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這是有損于道德的事。 鮑林心里想，即使不進行雙育試驗，也有足夠的東西可以發表了。他認為，為了促使人們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應當將卡梅隆在維生素Ｃ与癌症問題上所作研究的結果盡快地公之于眾。 鮑林幫助卡梅隆整理和提煉了關于透明質酸□的理論，全面回顧了他在治療癌症患者的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并著文在美國發表。兩個人決定聯名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稿。這家刊物是發表這篇論文的最理想的場所，不但是因為該刊發表文章的速度比大多數刊物來得快，而且是因為這樣做決沒有退稿之虞。該刊長久以來遵循的方針是，如果某人有資格進入國家科學院，那么此人撰寫的文章就可以不經同行審稿而直接發表。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只有兩三篇院士的投稿未被錄用，那是因為它們直接地攻擊了其他國家科學院院士的工作——這被認為是缺乏君子風度的事——還有一篇沒有完全成稿的論文是例外，因為投稿的院士新近因中風病倒了。除此之外，院士投送的稿件全都刊登了出來， 因此，几個星期以后，鮑林收到《國家科學院學報》編輯部主任約翰·埃德塞爾的來函，通知他這篇關于癌症的論文不予錄用的消息，他被惊呆了。埃德塞爾寫道，決定是在編輯部的一次會議上經過激烈辯論之后作出的，大家認為，在諸如癌症治療這樣一個頗有爭議的領域里，提倡某种治療方法的論文，屬于醫學雜志刊登的范圍，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加适當的評价。埃德塞爾本人是作出這一決定的關鍵因素。他認識鮑林已有四十年，對他一直是非常尊敬的——事實上，在1952年英國皇家學會的會議上，正是埃德塞爾為鮑林的阿爾法螺旋進行了辯護——但是，他也是一位醫生的儿子，他父親對他的影響很深，教育他在使用一种新的治療方法前，務必要不厭其煩地對其療效進行透徹的檢驗。他從鮑林和卡梅隆的論文中沒有看到這种負責的態度。“這是一個令人煩惱而又深感痛苦的決定，”埃德塞爾后來回憶起這件事情時說道。 這也是沒有先例的事。“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辦，”鮑林在听到上述消息后，在給卡梅隆的信中這樣說。“要將這篇論文在美國發表，我已無計可施了。我從來就沒有在醫學刊物上發表過任何東西，因此心里一點把握也沒有。”最后，鮑林和卡梅隆對論文作了小的修改，對維生素Ｃ用于臨床的建議作了低調的處理，然后又再次向《國家科學院學報》投寄。但是稿件再次被退回，這一次還得到了科學院理事會的支持。与此同時，《國家科學院學報》异乎尋常地退稿的消息在科學界傳開了，《科學》雜志在8月初對這一爭論又進行了全面的報道，因此引起了全國范圍內廣泛的注意。這件事進一步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就是鮑林在熱情地鼓吹使用維生素Ｃ的時候，完全喪失了科學的目光，否則的話，從不退稿的科學院學報怎么會拒絕刊登他的論文呢？ 在最近發生爭論的這一事件中，唯一的好消息來自一家專門供癌症醫生閱讀的雜志——《腫瘤學》，該刊的一位持同情態度的編輯主動提出要刊登這一篇文章，鮑林和卡梅隆迫不及待地同意了。 這一風波似乎并沒有使鮑林的熱情冷下來。卡梅隆仍不斷發現，維生素Ｃ對晚期癌症病人有延長生命、減輕疼痛、增強体力的效果。維生素Ｃ提高了他們生活的質量。甚至少數病例還顯示了更好的療效，病人在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后，癌腫完全消失了。听到這類趣聞式的報告，鮑林的精神更加振作了。他又繼續搜尋一些以前發表過的報道，說明抗坏血酸療法在醫治其他疾病時也有一定的療效。現在，他更加确信，大劑量維生素Ｃ“几乎對每一种病症”都可能有其一定的价值，這也是他寫信給卡梅降時表達的意思。“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种靈丹妙藥，”他又補充道，這不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藥，但是選擇最佳的劑量，將有助于增強人体的組織結构和免疫系統，從而有可能戰胜疾病或緩解其症狀。這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分子矯正型的治療方法，它有助于克服体內遺傳性缺乏抗坏血酸的現象。對患有維生素Ｃ饑餓症的動物來說，維生素Ｃ是一种補品。 鮑林相信維生素Ｃ是有效的。現在他要做的事是進行研究來證明這一點。 研究所 在1960年左右，阿特·魯濱遜還是加州理工學院一名年輕有為的一年級新生，學的是普通化學。那時，該班的上課教師是尤格·華塞，但魯濱遜有時也看到鮑林應邀來為學生講課。大家對鮑林的一些事情都略知一二，知道他名聲很大，一直与美國政府作斗爭。此時此刻，鮑林大步走進教室，高高的個子，挺直的腰杆，一副堂吉訶德式化學家的模樣，后面跟著他的潘沙１——華塞，上气不接下气地扛著沉重的支架和模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鮑林成了一個傳奇式人物。一天，他們知道鮑林來講課，有人就在講台后的黑板上非常潦草地寫下了這樣的字句：“鮑林是上帝，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 １堂吉訶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小說《堂吉訶德》中的主人公，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潘沙則是他腑首貼耳、唯命是從的忠實侍從。 魯濱遜記得，鮑林看到了這句話，停頓了一會，就把“華塞是他派到塵世的先知”這几個字擦去了，然后又繼續講他的課。 在場每一個人都注意到了這一點，魯濱遜得到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兩年以后，他找到机會在鮑林手下從事麻醉這一課題的研究時，他高興得跳了起來。這位年輕人雖然還只是一個研究生，但他已經顯示出在實驗方面有非凡的才能。他幫助鮑林進行了一次革新，用海水丰年虫代替金魚來測定麻醉的作用。為此，他得以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并得到鮑林的青睞。 魯濱遜后來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在物理學家馬丁·卡門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在卡門的記憶中，魯濱遜是他帶過的最聰明的研究生——正因為這一點，他在研究生院畢業時立即就被學校聘任為助理教授。也就是在這里，他和鮑林又再次相逢，此時正值60年代末，鮑林來到圣地亞哥作短暫停留。在圣地亞哥分校，兩人談論起分子矯正醫學的精神分裂症問題，談論起跑林先前為尋找精神病的生化机理而對血液和尿樣進行篩選最終卻遭到失敗的原因。兩人构成了奇怪的組合：一個是年邁的理論家，另一個是年輕的實驗師。兩人的政治觀點正好是兩個极端。魯濱遜出生在保守的得克薩斯休斯敦，自我標榜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保守派”。但是，科學超越了任何觀點的分歧。魯濱遜認為，在鮑林的精神分裂症課題中，自己懂得怎樣把問題的頭緒理清楚。可以采用一些非常靈敏的方法，輔之以色譜分析，對人尿那樣的生物學复雜混合物中各种化學成分進行分离和測定，并利用計算机貯存和比較從成百上千人身上測得的大量數据。魯濱遜很高興有机會与鮑林在一起工作，并且有志于進行有關的實驗，因此，他將自己研究的重點進行了調整，以适應鮑林研究的需要。兩個人在圣地亞哥分校的交往密切起來了。不久，魯濱遜將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改進測定各种疾病造成的生化改變的方法。鮑林和魯濱遜從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得到了資助，專門用于精神分裂症尿樣分析的研究課題。魯濱遜的父母就在這段時間里相繼故世，因此，他將鮑林夫婦看作為自己父母的替身，后來成了鮑林夫婦在大蘇爾牧場的常客，甚至圣誕節也是与他們在一起度過的。 當鮑林轉到斯坦福大學時，魯濱遜竟然也跟著他同行，幫助他安裝日益复雜的用于尿樣分析的設備。他向圣地亞哥分校請了假，著實使他的導師們感到很惊訝。1972年初，鮑林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維生素Ｃ和癌症，魯濱遜感到鮑林交給他的建立在帕羅·阿爾托的小型臨時實驗室太小了——此時，已有16台气体色譜分析儀，還有各种各樣的計算机設備——因此，他和鮑林要求斯坦福大學提供更大的場地。 校方不大想滿足他們的要求。再說，鮑林從來就不是一個安分守己、循規蹈矩的教師。盡管1972年聯邦調查局最終認定鮑林對國家安全不再是威脅——結束了這個机构對這位科學家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調查，將搜集到的材料整理成多達2500頁的檔案，得出結論說，最終未找到過硬的證据可以證明他曾是共產党員——但鮑林繼續進行政治方面的活動。他攻擊尼克松總統所做的每一件事，從轟炸柬埔寨到他在巴基斯坦執行的政策，他接著還對記者說，尼克松應當服用維生素Ｃ；他用尖銳的言辭批評了斯坦福大學校方解雇了一名員工，這位員工曾發表演說，要求學校停止在軍事研究方面的投入；他還再三敦促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起來反對越南的戰爭。 這已經是夠糟糕的了。但是，到了1966年，鮑林在維生素Ｃ問題上的執著達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和魯濱遜對一些精神病患者進行維生素配方的試驗，給他們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然后觀察他們尿液中維生素Ｃ的含量（其用意是，体內缺乏抗坏血酸，將會導致攝入量增加，因而排泄物中的含量就降低）。在好几個月的時間里，鮑林不斷要求醫學院的人幫助他測試維生素Ｃ在病人身上產生的作用。醫學界對鮑林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抨擊，使斯坦福大學的校方開始感到很尷尬。 鮑林要求將實驗室搬到一個更大的場所，遭到了校方的拒絕。他又提議為他和魯濱遜的研究工作新建一所中等規模的建筑，學校撥出一部分資金，他本人再籌集一部分錢款。此時，校方開始認真起來了，他們提醒鮑林說，他已過了斯坦福大學為教授規定的退休年齡。最后，1972年年底，他們正式通知，建造新大樓是不可能的。 魯濱遜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和鮑林已經籌集到一筆資金。出資人名叫基恩·迪米克是一家制造气体色譜分析儀的公司已經退休的老板，同時也是熱心支持鮑林維生素思想的信徒。這筆資金一共是5万美元，原本可以充當在斯坦福大學擬議建造的大樓自籌資金的一部分。為什么不告訴斯坦福大學，事情到此為止了，迪米克的資金將在校外租一個地方用作實驗室？魯濱遜和鮑林認為，這是一個好机會，可以從根本上擺脫校方的干預，建立他們自己的研究所。 兩個人和迪米克一起商談這件事。1973年5月15日，他們正式宣布，從此以后，他們將在門羅公園的一個新的研究机构里進行他們的工作。這個地方离斯坦福大學有好几英里遠，他們將其稱為“分子矯正醫學研究所”。 鮑林現在已經72歲了，但他還像年輕人一樣精力充沛地用全部身心投入了新近開始的事業。過了几個月，他就辭去了斯坦福大學的職位。魯濱遜也和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割斷了最后的聯系。兩個人又開始向各方面尋求研究的資助。鮑林首先勸說他的朋友和同行參加研究所理事會——這是一种象征性職位，這些頭面人物的名字將出現在信頭上，有利于提高研究所的身价，更便于籌集資金的工作——一共有30個人接受了這一名譽，其中包括克里克、威爾金斯和另外一些諾貝爾獎獲得者。 迪米克的捐款已足夠支付研究所新大樓的租金，除此之外，鮑林和魯濱遜只有原來那一筆國家醫學研究所提供的用于尿樣分析的資金，因此，兩人不得不用自己的錢來支付工作人員的薪金和某些購買設備的費用。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兩個：一個是魯濱遜的尿樣分析的課題，另一個就是鮑林新近提議進行研究的維生素Ｃ。在魯濱遜方面，取得更多資助并沒有碰到多大的麻煩，但鮑林籌資的活動就不那么成功了。 1973年3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鮑林和愛娃帶著卡梅隆在蘇格蘭最早給予治療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歷，抵達貝塞斯達，并將其交給國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几名官員查看。鮑林提議說，也許現在美國就應當進行一些對照試驗了。但是，這些官員在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后，聲稱必須首先在動物身上作試驗，如果表明這种治療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動。鮑林心里想，這些醫學專家同樣是把維生素Ｃ當作一种藥物而不是當作一种營養品來看待的，盡管是這樣，他還是愿意照他們的要求作分階段試驗。他迅速提出了申請，要求資助10万美元在他新開的研究所里對動物作試驗。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評估人員對這一建議投了票，結果贊成票很少，資助一事未得到通過。鮑林后來根据評估人員指出的缺點進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請，申請書照樣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兩度申請，每一次都沒有結果。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國旅行，順道和鮑林一起走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這也是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然而，兩個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無所獲。國家癌症研究所學者們的態度与其他醫生們的態度如出一轍：在一家蘇格蘭小醫院里偶然出現的几個病例，還不足以證明可以得到大規模研究的資助。卡梅隆在給鮑林的信中讀到了他從國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寫道，在貝塞斯達，醫生們使用著化學治療、放射治療和外科手術等手段，他考察了這些“的确使人失望”的辦法，“我真不清楚他們到底得到了怎樣的結果，這些方法毫無疑問會造成許多細胞變异的現象，病人也隨之承受了許多痛苦。” 1973年夏天，鮑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國精神病協會的課題攻關組發表了一份篇幅很長的報告，批駁了分子矯正精神病學的概念。文中還特別提到霍弗和奧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說他們的理論基礎“是很不牢靠的”，他們的實驗結果缺乏普遍性，試驗的時間也太短，因而無法提供充分的資料，他們公布結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討的”。鮑林給美國精神病協會的雜志寫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駁了這份報告所作的攻擊，他譴責了攻關組成員有很深的偏見，他們的報告對一些重要的研究采取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對于我在1968年論文中提出的矯正分子精神病學的一般理論，對于抗坏血酸价值所作的具体的論證，這份報告既不作介紹，也未作鄭重其事的討論，”他這樣寫道；因此，他接下去說道，這一報告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然而，等到他這篇文章在第二年見諸報刊時，攻關組報告已經造成了很坏的影響：一些醫學界人士再次發表了看法；人們再次得到這樣的印象，即跑林關于分子矯正的思想純粹是胡說八道。 “我應當說，要理解醫生實在太難了，”鮑林對一位記者說。“他們習慣于接受人家的說法……他們只相信權威。顯然，他們難以理解世界在發生變化。” 1973年夏天，為了促使人們注意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系，鮑林和卡梅隆又嘗試了另一种做法。他們避開了卡梅隆難以證明的透明質酸□理論，強調維生素Ｃ是一种免疫反應的增強劑，有助于緩解藥物治療和放射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可以作為現行癌症治療方法的輔助手段，而不是從根本上取代這些方法。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對治療和研究癌症的机构不那么具有威脅性，而且更加有實驗事實作基礎。事實上，人們已經觀察到，維生素Ｃ有助于改進吞噬細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御癌症的過程中發揮的免疫力。 但是，這為時已晚。此時，鮑林几乎已經被醫學界完全置于孤立無援的地位。雖然他繼續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學術雜志上為自己辯護，甚至愿意在諸如《國民調查》和《午夜》那樣的馬路小報上，發表記者撰寫的訪談錄。現在他說的是，适當使用維生素的最佳劑量，并少吃食糖和禁煙，就可以延長美國人的平均壽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維生素Ｃ劑量則已增至6克。在醫生們的心目中，鮑林顯得愈來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們一致認為，這樣一位偉人墮落為一個江湖騙子，實在太可惜了。 時間到了1974年年中，鮑林的聲望和他開張不久的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同時到達了最低點。也許是先前的麥卡錫時代在醫學界留下了陰魂，原來安排鮑林對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學生作一次關于維生素Ｃ的報告無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于，作為報告會發起者的一個當地的癌症學會，對邀請鮑林作報告的學生們說，他們將不會支付有關的費用。分校校長認為，任何校外團体都無權決定本校學生听講的內容，因此，他用學校的錢支付了鮑林這次訪問的費用。1974年，似乎是對鮑林作出的一個回答，美國為維生素Ｃ推荐的日攝入量從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兩篇關于用維生素Ｃ治療癌症患者的論文，被美國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處理。主要的批評意見是，他沒有同時作一次雙盲試驗，而且在測定其療效時，用于對照組的類似病例是從醫院病史檔案中選來的——用醫學上的行話來說，這是“歷史性對照組”。他得到的結果還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為他的大劑量藥方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于心力衰竭或腎功能障礙，這种情況也許与維生素Ｃ無關，然而會嚴重干扰統計的結果。鮑林和愛娃在6月份乘飛机抵達萊汶谷醫院，親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樣工作的，并且還幫助他修改了論文的手稿。鮑林從理論的角度強化了有關的論點，并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就保證卡梅隆的發現能通過有關人員的審查，最后發表在《化學与生物學的相互影響》雜志上。 這至少是一件好事，鮑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魯濱遜在向科研机构籌集資金用于維生素Ｃ与癌症問題的研究方面，并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由此帶來的財政危机已十分嚴重，他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來維持有關的活動。顯然，是應當采取一些具体行動的時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會決定作一些重大的變革。醫學科學机构也許不會資助他們的工作了，但是還有一個資金的來源：社會公眾。与醫生相比，公眾對鮑林關于維生素Ｃ的思想一直是比較支持的，他們可以直接呼吁公眾向研究所捐款。事實上，各种各樣負責癌症捐款的慈善机构這樣做已有几十年了。如果募捐順利的話，那么不但不必讓研究所關門，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擴大，開設一所小型的診所來進行直接的試驗。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將它改了名，從中刪去了“分子矯正”這個詞。一方面，因為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的攻擊而敗坏了這個名稱的聲譽；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說，使用這一個名稱，對一些可能的捐款人畢竟需要作很多解釋。從此以后，研究所的正式名稱為：“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這一名稱得到鮑林的認可，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在籌措資金問題上，將我的名字与研究所聯系在一起，看來還是有利的。” 鮑林對研究所的感情包含著多种的因素，一方面，為了使維生素Ｃ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軌道，建立這么一個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這也的确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就職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長，但他不喜歡行政事務性工作，因此對日常出現的一個個問題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態度。“我不想在無謂的細節上浪費掉時間，”有一次他對一位采訪的記者不無自豪地這樣說。“而且，我認為，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個秘訣。”他更喜歡將時間花費在旅行和談論科學問題和維生素Ｃ的講演上。他一直堅持對化學鍵和其他問題的研究，每年都要發表若干篇論文，余下的時間則是与愛娃一起度過的。 此時，他比過去更加關心愛娃了。几年來，愛娃的健康不時地成了他一塊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風——這是一場令人可怕的經歷：午夜時分叫來一輛救護車將她送到圣地亞哥的醫院。不過她很快就痊愈了——隨后，在1972年，愛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內障切除的手術。在她眼睛生病期間，他倆在牧場度過了一段較長的時光。第二年，兩人又一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間，他們訪問了那里的公社，回國時帶回了許多手工制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農民送給他們的禮物。 鮑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歡与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机，這一切使魯濱遜清楚地意識到，一定要找一個對研究所日常事務更加有直接興趣的人來掌管工作了。對鮑林來說，研究所也許在自己的漫長生涯中是一种榮譽的標志；但是對魯濱遜來說，研究所干系到自己長遠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辦下去。“鮑林作為所長并未做任何事情，”魯濱遜說道。“我對他已經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樣鼓起勇气對他說明這一點，因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過，有一天，我對他說，‘你瞧，干嘛您不干事？這使我們都感到很為難。’他看了我一眼，說，‘嗯，干嘛你不干？你當所長吧。’就這樣，我成了研究所所長。” 這就是研究所辦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魯濱遜當上了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所長兼經理，而鮑林木人則充當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后來的事實證明，魯濱遜也不是做這一工作合适的人選。鮑林繼續東奔西走地作關于維生素的講演，同時還接受了一些榮譽的稱號——1975年秋天，福特總統在白宮給他頒發了國家科學勳章，這是几乎將近30年以前杜魯門給他頒獎以來，他第一次接受以總統名義授予的官方承認的榮譽。魯濱遜則勞累和奔波，力圖為研究所找到穩定的財源。鈔票就是不夠用。研究所工作人員已經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減再減，魯濱遜和鮑林帶頭捐獻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資。到這一年年底，鮑林就完全不領工資了。 然而這并沒有給工作人員帶來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魯濱遜不善于行政事務的管理，形勢也就雪上加霜了。魯濱遜是一位优秀的實驗師，擅長于撰寫書面的報告和設計有關的實驗，但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內行。此外，就本質而言，他在籌集資金方面的能力并不強，因為他在与潛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時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對面交談時，又沒有鮑林那种說服對方的本領。他很快發現自己擔任所長一點也不輕松，一半時間都花在來來去去的飛机上，身邊總帶著一只公文箱，向人家要錢，而不是將時間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實驗室里最出色的人，”他在回憶中說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實驗室里。” 對于理查德·希克斯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机遇。他是舊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經紀公司董事長的行政助理，渾身上下一副光亮時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醫藥衛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鮑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會談論維生素与健康的關系，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見到這位科學家。希克斯本人就熱中于維生素Ｃ。1975年下半年，他与鮑林和魯濱遜接触，提出了一個幫助他們籌資的方案。他說，他們可以開展一個直接郵寄的運動，他本人愿意出力，條件是，在他籌到的資金中，抽出15％作為對他的回報，他的職務是研究所常務副所長——這也是他對籌資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計。“他給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對企業界可謂是了如指掌，知道怎樣觀察和行動，他將會支付各方面的開支，15％的回報不算多，”魯濱遜說道，“這樣，我就可以回到實驗室干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馬上任了。 研究所在艱難的處境里掙扎，鮑林則繼續為維生素Ｃ進行公開的戰斗。《美國醫學協會》雜志發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現狀的文章，認為維生素Ｃ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鮑林則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雙盲試驗指出了其中的缺點，同時也強調它的重要性——他用滿意的口吻提到，進行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關的思想——但事實表明，每天服用1克維生素Ｃ而患上感冒的人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么嚴重。《現代醫學》雜志發表了一篇社論，責罵鮑林之類的科學家是“自欺欺人”，指責他們會首先提出一個未經證明的論點，然后要求他人證明這個論點是錯誤的。鮑林威脅要以誹謗他人名譽罪控告該刊，同時還為該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論的聲明，要求在雜志上刊登。這家雜志的社論的确走得太遠了；編輯不得不正式道歉，說明自己未更認真地閱讀鮑林的書，然后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鮑林為他們草擬的收回言論的聲明。 但是，這些畢竟是無望真正取胜的被動應戰。鮑林希望使用新的證据，特別是關于維生素Ｃ与癌症關系的證据，向前走一步。鮑林和魯濱遜在1975年開始用維生素Ｃ對動物進行試驗。他們購買了几百只無毛鼠，讓它們服用不同劑量的維生素Ｃ、維生素Ｅ和其他抗氧劑，并用Ｘ光照射的方式促其患上皮膚癌。一組老鼠服用的配方中，使用了大劑量維生素和名為“萊納斯‘鮑林超級營養片”的礦物質，市場上有些人將這种營養片說成是為研究所籌資的手段。另外還有一組老鼠接受海水喂食。這一想法來自于加州理工學院一位校友寫給鮑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海洋無脊椎動物很少有患上癌症的，也許海水中有某种微量元素對它們具有防癌的作用。鮑林決定遵循這一線索作一次試驗。 1976年春天，國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個現場考察組來到鮑林的研究所檢查工作。考察組及時地了解到，這里的工作人員很少，鮑林經常不在所里，員工們抱怨魯濱遜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組的報告對研究所今后提出資助的申請還是有利的。 与此同時，鮑林收到了從萊汶谷醫院傳來的一些好消息。進入初夏時節，卡梅隆又進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維生素Ｃ的癌症病人，与歷史性對照組病人相比，存活期要長三倍——前者是210天，后者只有50天。鮑林幫助他把這些結果寫成了一篇論文，并且同時向《國家科學院學報》和《國家癌症研究所學報》投稿。“看一下這次會有怎樣的結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鮑林寫信給卡梅隆這樣說。 兩家雜志的編輯很快就說出了他們對試驗設計的關注，特別想了解對照組是怎樣選取的。論文審稿人怎么能保證，在确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對照組以及他們的癌症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時，使用的是相似的標准？論文聲稱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晚期”，但是誰又能保證，對于歷史性對照組中的病人，始終如一地使用了同樣的規定呢？《國家科學院學報》的論文審稿人簽署了“嚴重保留”的意見，認為論文在選取對照組病例時沒有遵循隨机性原則。 整個夏季，鮑林一直与這兩家刊物交涉，說明卡梅隆使用的對照組規模是很大的——對于每一位服用維生素Ｃ的受試者，對照組就包括了10個病例——而且，卡梅隆選取對照組病例的辦法保證了隨机性原則得到有效的貫徹。在此過程中，卡梅隆試驗成功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英國《新科學家》雜志采訪了卡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許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并且報道說，接受維生素Ｃ治療的100位病人在被斷定為處于癌症晚期后，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時間；而在對照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達到了這一指標。卡梅隆說，服用維生素Ｃ的病人中，將近有10％的人顯示出腫瘤縮小的明顯證据。這篇文章還引述了其他癌症專家的意見，認為如要在權威刊物上發表這一篇文章，一定會碰到麻煩，原因在于關于對照組還缺乏足夠的信息。正如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學流行病專家理查德·皮托所說，“歷史性對照組這一概念作為胡說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為甚。” 為了反駁這些批評的意見，鮑林采取了直截了當和以攻為守的策略。“我現在開始認識到，腫瘤學家對待新思想的態度應當對腫瘤治療現狀負主要的責任：盡管在過去20年時間里，用去了几十億美元，但是癌症病人的存活期卻沒有任何實質性變化，”他這樣說道。 使鮑林惊恐不安的是，愛娃的健康繼續在惡化，她為某些不明的疾病所困扰，甚至在鮑林外出期間也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使她錯過了1976年加州理工學院為鮑林75周歲生日舉行的盛大慶祝會。 几個月以后，她的病根終于診斷出來了：她患了胃癌。7月中旬，她接受了切除腫瘤和大半個胃的手術。她和鮑林不顧腫瘤專家的勸告，擅自決定不作化療和放療，而是采納卡梅隆的建議，每日服用10克維生素Ｃ。似乎也真的起到了作用，沒有多久，她就恢复了体力。她感到自己已足夠健康，又可以經常陪同鮑林外出發表演說了。 鮑林實在不想知道要是沒有她他將會怎么辦。他倆比以前更加親密了，生活中誰也缺不了誰，要把他們分開是非常困難的。然而，兩人也有爭論不休的時候，而且是‘撮為激烈的爭論”，愛娃有一次就對記者這樣說。但是，“与一個永遠是唯唯諾諾的人生活在一起，也是一件無法容忍的事，要是那樣的話，肯定其中一個是傻瓜，另一個是暴君。要不兩個人就都是騙子。” 鮑林和愛娃可都不是那樣的人。他們兩人是天生的一對，頭腦敏捷，友愛仁慈，幽默大方，才智過人，談笑風生。1970年年中，一家電影公司的工作人員為鮑林拍攝一部短片，准備作為科學節目《新星》放映。從中就可以看到兩個人之間親密無間的關系。 記者：他是否有一點以我為中心的味道？ 愛娃：喚，一點不錯，完全是一個自以為是的人。（轉向鮑林）你看呢？ 鮑林：是的，肯定是這樣。 記者：与他生活在一起，難不難？ 愛娃：難，他是（大笑）…… 鮑林：難嗎？我還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為隨和的人呢。 愛娃：嗯，也許是，巴——也可能是這么一种情況，但和他住在一起仍非常難。 鮑林：啊，在某种意義上，我倒認為与你難相處。你的原則性那么強，你的標准又那么高，我就只能整天循規蹈矩了。 愛娃：（大笑）你感到吃不消了吧？ 鮑林：有一點。 愛娃：那么，下一次你想越軌的話，得讓我知道。 鮑林：一言為定。 愛娃：那我們倒要看一看了，看一看到底是怎樣的…… 鮑林：不過，我仍然希望和你在一起。 鮑林看到她生了癌症，經過手術后身体受到很大的影響，心里很害怕。她的精神開始恢复了，但因為切去了胃的大部分，因此飲食習慣就有必要改一改。她突然看上去比以前矮小了，人也更瘦弱，臉上的皺紋也比以前更多了。不錯，她仍然陪鮑林外出，但她似乎更加珍惜在大蘇爾牧場度過的時光，在那里，她再次迷上了音樂，在吉他的伴奏下學習唱民歌，并且還購置了一台大鋼琴。她還經常根据自己的意愿讓儿女和孫輩們過來看望她。小萊納斯領著全家人，正好在离主房不遠的地方，幫助建起了一幢迎賓的小屋，這樣，孩子們看望老人就更加方便和自由了。70年代末，在大蘇爾牧場的那些歲月是十分美好的，洋溢著友愛的气氛和音樂的旋律。有几個星期，鮑林和愛娃單獨在一起，就是他們兩個人，一對情深意篤的老伴，靜靜地傾听著大海的濤聲。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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