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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很有說服力的人 對鮑林來說，使用維生素Ｃ治療癌症，原本只是一個關系到科學的問題，現在，愛娃生了這种病，這就同時成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卡梅隆得到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支持了鮑林的看法，也即這個問題比原來的認識更重要。1976年，就在他和卡梅隆的論文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的那一個星期里，鮑林在倫敦的英國皇家學會發表了講話。這一次，他不只是用溫和的方式建議大家作進一步研究，而是用斬釘截鐵的語調說：“根据我的觀點，抗坏血酸很可能就是防治癌症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物質。”他作出估計說，正确地使用維生素，可使這种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降低75％。 鮑林這种憑空想象出的估計，再加上他用作根据的資料又少得可怜，結果使醫學界對他思想的藐視更加根深蒂固了。 然而，鮑林真可謂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樂觀主義者。接下來，他和魯濱遜打算向有關方面提出兩筆要求資助的申請，其數額之大是他以前從未有過的。第一個資助項目主要負責人是魯濱遜，計划數是580万美元，配合凱瑟永久保健系統建立一個國家級尿庫和血庫，其中貯有可以供臨床使用的几十万份樣本；第二個資助項目由鮑林負責，要求國家癌症研究所提供250万美元，“用來支持基礎性研究，開展在蘇格蘭進行的那种對維生素Ｃ的試驗、動物試驗以及病人對照試驗。” 基本的策略很簡單：如果提供資金的机构認為，這個研究所太小，難以支持重大的研究，他就要求提供足夠的資金來擴大研究所的規模。鮑林一連四次遭到了有關方面的拒絕，然而他并沒有气餒。正如一位持怀疑態度的國家醫學研究院的研究員所說，“這位仁兄可不肯讓步，他可以三天兩頭找上門跟你磨。”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這兩份申請最終沒有被批准。拒絕鮑林這個項目的部分理由是：評審人認為，對照試驗很難做，治療的方法也過于籠統，無法重复做試驗。兩個項目都被認為有不切實際的毛病：一個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資金都很成問題，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還包括鮑林，竟然要求提供800万美元的資助，胃口也實在太大了。 申請資助遭到有關方面的拒絕，本身就成了新聞。“鮑林和其他上了年紀的科學家一樣，根本不想再等了，”國家癌症研究所項目規划人約翰·卡爾貝勒解釋說。“他不想按一定的規章辦事——科學研究也得一步一步來——而在他年輕的時候可不是這樣。”森特一哲爾吉也曾要求國家癌症研究所資助他研究維生素Ｃ對健康的益處，卡爾貝勒對他也沒有客气一點。“我本人是想給鮑林或森特一哲爾吉鈔票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資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說，“而且他們連一份可供審核的申請書都不愿送上來。” 鮑林作出了反應。他給國會几十名議員寄去了項目建議書的抄件，并附上了一封信，說明申請遭到拒絕的情況。在這些議員中，就有特德·肯尼迪、喬治·麥戈文以及眾議院負責衛生和營養的几個小組委員會主任。他和魯濱遜還与一位律師進行了接触，詢問能不能控告國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為。律師的咨詢意見是，在法律上，美國人無權迫使他人一定要滿足自己資助的要求，因此，他們控告一個聯邦的机构，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過，鮑林的活動至少對一個重要人物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他就是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文松·德維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坏血酸來防治癌症，很可能成為在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里在癌症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發現。在過去的四年里，我對這一意見愈來愈深信不疑了，”鮑林在1977年初給德維塔的信中這樣說。剛開始的時候，德維塔与大多數同行一樣，對維生素Ｃ的价值根本就沒有重視，他本人的基點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藥物冶療上。此時，這位所長心里想，認真地作一次臨床對照性試驗，也許能一勞永逸地把這個問題解決掉。“鮑林博士開始与我在私下里接触，”他這樣回憶道。“他兩度寫信給我，并且親自來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數据很有啟發性……鮑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說服力的人。” 在勸說國家癌症研究所對維生素Ｃ作一次試驗的過程中，公眾輿論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維塔親自指揮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戰爭”，聯邦政府為這場運動已經撥出了几億美元的資金。但是根据一些人的批評意見，他取得的成果卻不多。正如鮑林不無得意地指出的那樣，多年來，最普通也是最難治愈的癌症死亡率并無明顯的下降。德維塔心里明白，要是他繼續對鮑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態度，那么一些著名科學家公開施壓、國會游說話動增強以及對國家癌症研究所進行攻擊等等情況就會繼續下去。 1977年3月，德維塔致函鮑林稱，他正在作出安排，對維生素Ｃ進行鮑林所要的那种試驗。試驗者將是一位無可指責的權威人士：查爾斯·莫特爾，梅奧醫學院腫瘤學教授，梅奧癌症綜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鮑林拜訪了國家癌症研究所，商討如何進行有關的試驗。這將是一次雙育試驗，受試對象是相當數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劑量維生素Ｃ。鮑林在致函莫特爾時強調受試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統未受過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療或放療嚴重影響的病人），以保證維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增強免疫系統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堅持運用維生素Ｃ的治療方法。之所以要強調這最后一點，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觀察到的那种反彈效應，也就是突然中斷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時，癌症患者的血壓不但不會逐漸恢复正常，反而會大幅度下降。鮑林非常擔心這种反彈效應會奪走停服維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爾似乎對他的建議持歡迎態度。根据預定規划，梅奧的試驗研究將在這一年晚些時候進行。 此時，鮑林夫婦的時間大致分成了相等的兩部分，一部分在帕羅·阿爾托大蘇爾牧場度過，另一部分則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鮑林和愛娃前往愛爾蘭訪問，在那里，他被選為一次環境學會議的名譽主席（他仍不斷地發表一些言辭激烈的聲明，指出人口增長過快、核武器、環境惡化等造成的危險）；在瑞士參加了一次諾貝爾獎得主的會議；又到倫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國科學家談論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系，最后又再次去萊波谷醫院拜訪了卡梅隆。鮑林曾費盡心机勸說他這位蘇格蘭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亞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謝絕了他的邀請。 鮑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樣處于動蕩不定的狀態。《新科學家》雜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過一篇調查報告，給研究所描述了這樣一幅景象：各种各樣的研究設備凌亂不堪，向國家癌症研究所申請資助遭到拒絕，工作人員對魯濱遜的獨斷專行深表不滿，所辦的診所運行不到八個月就關門了，据說是診所主任就誰是負責人的問題上爭吵不休——而鮑林又不好意思進行干預和決斷。 另一方面，籌資問題倒逐漸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龍》、《華爾街雜志》等經濟刊物上發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廣告，開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惡性腫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則廣告的標題；“萊納斯·鮑林——1954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196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年因維生素Ｃ獲得諾貝爾獎”是另一則廣告的標題。研究所還雇佣了一家專業的直郵公司來幫助策划募捐活動，例如，《預防》雜志的讀者就成了募捐的對象。事實證明，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隨著大批捐款源源不斷流進，研究所的財務狀況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1977年，來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過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郵募捐活動進入高潮，這一比例達到了85％。單單在1978年流進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万美元。 這筆突如其來的財富，不但沒有使研究所穩定下來，反而使它分崩离析了。籌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希克斯，但是，他和魯濱遜一直相處得不好，因此，當魯濱遜在制訂規划考慮如何使用這一筆錢的時候，兩個人鬧翻了。魯濱遜想，有了這么大的一筆收入，為什么不搬出這所租來的房子，在遠离加州南海灣地區選一個不那么嘈雜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樓呢？他開始与鮑林和研究所理事會商量，在俄勒岡買一塊土地——該州新近將某一天宣布為“萊納斯·鮑林日”——然后再創立一個新的規模宏大的研究机构，專門開發萊納斯·鮑林牌藥物。根据魯濱遜的設想，這一机构將會成為薩爾克研究所或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競爭對手。他在俄勒岡州立大學南面几英里的一個小山上找到了一塊風景优美、面積為兩千公頃的農業用地，并且与當地醫院的官員見了面，這些人似乎都贊成在醫療研究方面進行合作的意向。他還多次拜會了該州州長。雙方草簽了一份在資金方面誠心合作的協議。魯濱遜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來，他將成為一個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我們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學那樣的一所名校，”魯濱遜說道。 但是，并非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夢想。那時，魯濱遜新婚燕爾，因而，去看望鮑林夫婦的次數急劇減少；在此之前，他們之間的關系一度甚為密切，魯濱遜几乎稱得上是他們的另一個儿子，但是，這种關系近來卻開始冷淡起來。再說，他和鮑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溝通。舉例來說，魯濱遜認為，鮑林希望進一步從研究所的日常事務中脫出身來，用更多的時問去大蘇爾牧場陪伴愛娃，寫寫理論文章，只是偶爾几次來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魯濱遜有這种想法也不無道理，鮑林畢竟是76歲的人了，他讓各濱遜當研究所所長，正是因為他不想鑽在行政事務堆里。因此，魯濱遜大權獨攬，頗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現在机會來了，一定要大干一番。 但是，在他做夢在綠樹叢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學然而還未開始行動的時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問題上卻得不到一致的贊同。希克斯可不那么急著要背井离鄉到俄勒岡去安家，他喜歡海灣地區，這個地方有大錢可賺，而且社會聯系眾多，他仍想待在這里。研究所許多工作人員電這樣想，其中有些人還是理事會的骨干。 希克斯和一些理事會成員找到鮑林，反映魯濱遜當所長有許多缺點，不善于与人溝通思想，并且。談到了將研究所搬遷到俄勒岡州的看法。 鮑林感到非常惱火，然而又不想陷入是非之爭。他希望研究所的人自己把問題解決。1978年上半年，研究所內部不和達到高潮，他和愛娃外出旅行的興味卻更為濃厚——年初又到蘇格蘭跑了一趟，仍然試圖勸誘卡梅隆來美國；隨后又花了几大時間到古巴一游——他實在不想卷入研究所里爭奪行政領導權的斗爭漩渦。 此時，根据鮑林的看法，魯濱遜也的确很不像話。魯濱遜原本主持對老鼠的喂食、維生素Ｃ和癌症的研究。試驗方案都是他与鮑林一道設計的。其想法是，向不同試驗組的老鼠喂食不同劑量的維生素Ｃ，其中有一組老鼠則用海水拌和食物喂養。然而，到了1978年，魯濱遜卻自作主張擴大了試驗的范圍。啟發他這樣做的是他与一對有錢的夫婦進行的一次談話。丈夫名為阿諾爾德·漢姆斯伯格，妻子叫埃蒂·梅伊，他們對另一种藥物頗感興趣。埃蒂·梅伊患過癌症，她本人認為，她從一本名為《怎樣用自然的方法征服癌症》一書學到一點經驗，就是大量吃水果、飲果汁和生吃蔬菜，結果她把病醫好了。因此，這對夫婦要求圣克魯斯的這家分子矯正研究所推廣他們的做法。 魯濱遜決定用几組老鼠試驗一下這种飲食療法，除了讓這些動物服用維生素Ｃ之外，專門喂食生的水果和蔬菜。當鮑林得知這一做法時，很不高興。一方面是因為這与漢姆斯伯格夫婦有關，他對這兩個人沒有好感；另一方面是不滿魯濱遜整理出來的數据。從對老鼠進行的試驗得到的初步資料表明，使用的維生素Ｃ劑量很高，相當于一個人每天服用50克的劑量時，老鼠身上癌腫的數量和尺寸大大降低；但減小劑量，与一個人每天服用3克到10克的劑量相當時（這也是鮑林建議防止感冒和治療癌症所用的劑量），其效果看來正好相反，癌症的感染率提高了，有一組老鼠的發病率几乎提高了一倍。魯濱遜對此提出了一种解釋，目的是要鮑林放心，也許是因為老鼠体內就有一种合成抗坏血酸的能力，因此，在飲食中添加的維生素劑量較小時，也許就關閉了体內的合成功能，反而形成了維生素Ｃ不足的情況，因此在喂養的食物中一定要添加很高劑量的維生素Ｃ。 使魯濱遜更感興趣的是，他注意到，漢姆斯伯格夫婦建議食用水果和生吃蔬菜的方法似乎還有一种輔助作用，進一步增強了單用維生素Ｃ的保護作用。魯濱遜与漢姆斯伯格夫婦的關系日益親密。他們曾經談起要推廣基于這些結果的癌症治療方法，搞一些飲食療法的配方，包裝上打上經過萊納斯·鮑林科學和醫學研究所批准的字樣。 鮑林得知這一消息時，真是火冒三丈。“我把他（指魯濱遜）找來，對他說，‘你不能這樣干——竟然將研究所与一些用某种不尋常的方式行醫的人聯系在一起。這無論如何不行，必須赶快歇手，”他記得自己當時是這樣說的。除了希克斯和另外一些人一再告訴鮑林的一些事情以外，鮑林也的确感到，他這位從前的門生，經他一手提拔，當上了研究所所長。他現在搞的研究項目經過改頭換面，已不是鮑林原先計划的事了。 1978年6月12日，鮑林交給魯濱遜一份書面通知，要求他和希克斯在作任何重要決定時必須先和他商量。魯濱遜讀了這份通知以后几個小時，就把希克斯解雇了。 6月19日，鮑林以研究所理事長的身份，要求魯濱遜辭去所長之職，并且离開研究所一段時間，以免干扰重新成立行政机构的工作。魯濱遜要求給他30天時間考慮自己的做法，鮑林同意了。 7月初，鮑林向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員發布了一份公告，要求他們不要听從魯濱遜可能發布的任何命令，并且通知他們說，希克斯現在是研究所首席行政官。第二天，魯濱遜發布了他自己的公告：“根据研究所的公司法條款和內部章程，我是首席行政官，”他這樣寫道。“無論是鮑林博士還是希克斯先生都無權解除我的職務。” 各种各樣的傳聞沸沸揚揚。8月15日，研究所理事會請來了律師，選舉萊納斯·鮑林擔任所長兼經理。第二天，鮑林通知魯濱遜，他開始接管對老鼠試驗的工作。 九天以后，魯濱斯提出訴訟，控告萊納斯·鮑林研究所和五名理事會成員，其中也包括鮑林，要求賠償2550万美元。 分裂是怎樣出現的？雙方在后來作出的解釋中各執一詞。魯濱遜將根子歸之于對老鼠的試驗，稱鮑林不希望發表這樣的結果，即維生素Ｃ除了有抗癌作用外，還可能存在副作用。不過，魯濱遜對自己試驗的結果分析了一种可能的原因，鮑林后來在發表老鼠試驗的結果時采用的就是這一种解釋。 性格的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在希克斯和魯濱遜之間，水火不相容。大家都認為，魯濱遜相對來說缺乏行政管理的能力，這也是一個產生矛盾的因素。“我認為，這一矛盾的本質和根源都在于魯濱遜那种獨斷專行的作風，”祖凱康德爾這樣評論說。祖凱康德爾与鮑林合作撰寫了關于分子進化的論文，最終將接替魯濱遜擔任研究所所長之職。“在關系到研究所的重要決策中，他總想自作主張，……不大肯征求鮑林的意見。” 也有一些更深層次的原因。研究所就是魯濱遜的生命和未來。只要研究所的大權執掌在自己手中，他就是生活的主人，就可以擺脫鮑林的陰影，樹立起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听從鮑林指揮的二把手。如果說，他以前曾經擔當過鮑林儿子的角色，那么他現在要成為他的競爭對手了，這几乎有一點六親不認的味道了，阿特·魯濱遜要搬掉這個父親般的人物，目的是要一手掌管他們兩人都視為珍寶的東西：研究所。 但是，對鮑林來說，哪怕是得意的門生，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自己的聲譽和研究。當他看到自己似乎有被晾在一邊的時候，他開始反擊了。“在此有人指出，阿特已經習慣于將研究所當作他私人的財產，”鮑林對一位記者說。“也許他以為我上了年紀，不中用了，只配坐在一棵樹下抽煙了。” 魯濱遜終于被攆出了研究所，但是，他在法律上不愧是一位難纏的對手。他遞交的訴訟狀，几經修改，一共有八份，要求賠償的總數高達6740万美元。這個案子前后拖了好几年，他的身心也全部泡在其中了。他現在的任務是，扳倒他曾經幫助創建的這一所大廈，鮑林的研究所理事會毀了他的學術前程和職業生涯，他要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价。 研究所方面的人也許這樣想，時間一長，魯濱遜的精力和錢財耗光了，他自然就會感到厭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魯濱遜和鮑林一樣，仍然不斷地出現在研究所的工作場所。他將自己一手購買的計算机用于賺錢的研究項目，將這些原本用于尿樣分析的儀器變成了商海鏖戰的工具。据他本人的估計，在接下來的几年里，他用這种方法一共賺了50万美元，這筆錢足夠支付他夫妻兩人的日常生活和打官司所需的開支了。 對研究所來說，這可是一場災難。几十万美元當作了法律方面的費用，而其中大部分來自以前募捐所得。諸如（巴龍）那樣的金融報刊和一些科學刊物對這一案子所作的報道，也給研究所的名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況且，魯濱遜仍不肯罷休。 對研究所來說，也不是只有不好的消息，特別1978年年底的時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來一再向他發出的邀請，終于來到了加利福尼亞，在研究所擔任為期一年的訪問教授。對許多工作人員來說，這就像是春風扑面。魯濱遜走了，那种一触即發的气氛也隨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為人和善，熱情大方。他和鮑林一直忙于修改一篇論文，其中總結了卡梅隆用大劑量維生素Ｃ治療癌症病人的有關結果；為了避開有些人的挑剔，他們刪去了那些缺乏對照試驗的病例，并對原先測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适當的修改。這樣，試驗的結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說服力了。服用大劑量維生素Ｃ的病人，与沒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將近一年。在接受維生素Ｃ治療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布為“病人膏盲”以后，又活了三年以上；對照組的病人卻沒有這樣的案例。這篇經過重新加工的論文，像往常一樣拖延了一段時間，終于在1978年9月號《國家科學院學報》上正式發表，編輯部的一位編輯還附上了一篇批評的文章，強調指出，運用歷史性資料作為對照組進行的試驗，与經過隨机選擇的雙盲試驗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隨后，鮑林和卡梅隆又開始著手將他們的思想撰著成書。這件事情幫助鮑林暫時擺脫了正在進行的法律訴訟給他帶來的煩惱。發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訊不斷。鮑林作為現代化學之父的地位由于一系列新的嘉獎而得到人們的承認。《時代》雜志甚至在一篇專門的文章中贊揚了鮑林。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國知名人士列舉了他們認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們生活的領袖人物。歷史學家科馬吉提名鮑林，他對讀者說，鮑林“將科學探索和道德領域里的偉大功績結合起來，通過几乎是18世紀的方式”發揮了領導的作用。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的提名是天文學家卡爾·薩根。 鮑林以前在促進禁止核試驗的運動中，巡回演講的內容都已標准成文；現在，為了推廣維生素Ｃ，他在作巡回演說時也有標准的講稿。首先是介紹斯通關于大劑量抗坏血酸的進化論觀點，然后批評美國政府在維生素營養問題上倡導了一种沒有道理的方針。他會指出，在實驗室喂食猴子的標准食譜中，應當將聯邦當局規定的維生素Ｃ含量（相當于人的日荐量）增加20倍。他還會告訴听眾說，當局也許希望實驗用的猴子能保持健康的狀態，因為它們与人不一樣，更換一批是要花很多錢的。 接下去，他會出示一套較大的試管，其中裝滿了不同劑量的維生素Ｃ粉末，表明像普通人那樣大小的各种動物每日体內會產生多少維生素Ｃ。他對听眾說，一頭重為刀公斤的山羊，每天在体內會產生13克維生素Ｃ，大約可裝至半根試管。他說，身材差不多大小的一個人体內產生的維生素Ｃ有這么多，此時他舉起了一根空空的試管。然后他又舉起裝著只有零星一點維生素Ｃ粉末的試管，這就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建議我們每天補充的數量。“這頭山羊体內制造的數量是食品和藥物營養委員會日荐量的330倍，”他說。“我想，這頭山羊關于這一點懂得的知識比這個委員會要多。” 然后，他會告訴听眾說，目前他本人每天服用的劑量是10克，他是隨著自己對維生素Ｃ的知識逐漸增多而逐步增加到這一劑量的。既然他自己寫的書本上建議的劑量只有2克左右，他為什么還要服用那么多維生素Ｃ呢？你們不必理睬從我的書中讀到的內容，”他說，“因為我在寫這些書時，我不得不謹慎一些——對這個問題我只能一步一步來，否則會嚇坏那些醫生的。” 盡管在科學上還存在著爭議，公眾卻听從了鮑林的意見。正如鮑林一樣，成千上万的人發現，每天服用1克以上維生素Ｃ，他們感到更有精神了，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維生素Ｃ的消費量不斷上升。在30年代的十年里，需求量增加得很快，盡管供應量增加了，抗坏血酸的批發价還是翻了三番。世界上最大的維生素Ｃ制造商霍夫曼·雷羅徹公司在此十年中建造了許多新工厂，生產能力提高了一倍——作為回報，該公司每年都要向萊納斯·鮑林研究所捐款10万美元。 鱷魚的糞便和木乃伊上的塵土 1979年3月，鮑林和卡梅隆在《癌症研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內容詳盡的文章，全面回顧了維生素Ｃ和癌症的關系，綜述了他們查閱350多篇文章和專著后發現的結果，最后的結論表明了他們在維生素Ｃ對控制癌症的作用方面得到的認識。“無論從對人還是對動物所作的試驗中，都有證据表明，癌症的引發和惡化都与抗坏血酸的缺乏有關，”他們寫道。“細胞間質要保持良好的狀態，抗坏血酸是必不可少的。……已有确實的證据表明，大量服用抗坏血酸，有助于用不同的方式增強人的免疫系統。另外，抗坏血酸可能具有某种保護的作用，防止人体受到化學和物理致癌物以及某些致癌病毒的侵害；抗坏血酸在某些被認為有抵御癌症作用的生物學過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們得出結論說：“應當毫不拖延地開展廣泛的研究，弄清楚抗坏血酸与癌症之間的關系。” 六個月以后，這种研究的第一批結果發表了，但消息卻不盡如人意。鮑林在1979年9月12日就收到了論文的樣稿。他從論文的標題几乎就明白了文中的全部內容：“大劑量維生素Ｃ（抗坏血酸）療法未給晚期癌症病人帶來福音。” 這是國家癌症研究所梅奧癌症綜合防治中心莫特爾教授進行的一次臨床試驗，結果似乎否定了卡梅隆在蘇格蘭所作的研究工作。不過，鮑林和卡梅隆在讀了這篇論文以后，如果說他們從莫特爾的研究中沒有找到明顯漏洞的話，那么至少還可以得出結論說，莫特爾并未重复卡梅隆的試驗。兩者最重要的區別在于，莫特爾進行試驗時選定的許多病人以前接受過相當程度的化學治療，鮑林事先就曾警告過莫特爾，這一因素可能會削弱病人的免疫系統。莫特爾讓60名晚期癌症患者每人每天服用10克維生素Ｃ，并且持續了一段時間，其中只有5人以前沒有接受化療和放療的經歷。他們對維生素Ｃ沒有反應，并不能說明維生素Ｃ沒有療效，鮑林致函卡梅隆時這樣說。“我想，根据這一結果和您觀察到的現象，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對細胞有毒害作用的化學治療可能嚴重地損害了免疫系統，以致抗坏血酸收不到預期的療效。” 接受卡梅隆試驗的患者則很不一樣——在蘇格蘭，對晚期病人一般采用的治療方法不像美國的治療方法那么急功近利——但這一區別在莫特爾的論文中只字未提。莫特爾聲稱，卡梅隆的病人中有一半曾在以前接受過放療或化療，然而，這并不是事實，卡梅隆這樣說。在萊汶谷醫院接受過這兩類治療的病人比例遠遠低于50％。 這是非常要緊的一點，鮑林向莫特爾指出了這一錯誤，井要求他在論文中予以更正，然后再送到《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去正式發表。然而他被告知說，這一期雜志已經開始印刷，來不及再作更改。 莫特爾的研究結果發表以后，就有人馬上將其作為證据，說明鮑林關于維生素Ｃ和癌症的想法完全是騙人的鬼話。“癌證試驗發現維生素Ｃ無益，”這是《醫學世界新聞》的一條標題。“萊納斯·鮑林大吹大擂，聲稱維生素Ｃ能延長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然而事實證明，這一想法与科學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一時間，全國范圍內許多報刊都帶上了這一腔調。 鮑林斷然駁斥了這一說法，他寫信并接受《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記者的采訪，說明莫特爾的研究和卡梅隆的試驗存在著根本區別。莫特爾在給《新英格蘭醫學》寫的一篇短文中對這個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對自己引述卡梅隆試驗中病人接受過其他治療方法的判斷作出了更正。“卡梅隆博士和鮑林博士聲稱，以前接受過化療的患者就不可能延長存活的時間，我們認為這一論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測而已……根据現有的證据，完全停止使用有一定价值的醫治腫瘤的种种方法，只給病人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Ｃ，我們認為這是有損于良心的事。” 現在，在莫特爾和鮑林之間，斗爭的界限已經標得很清楚。自此之后，兩人中斷了個人之間的通訊聯系，轉而公開攻擊對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鮑林指摘莫特爾的試驗是權勢人物為了反對維生素Ｃ而策划的陰謀的一部分，宣稱大多數醫生之所以不愿試用新的治療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醫療失誤的指控。莫特爾則多次公開發表聲明，將維生素Ｃ歸并為一种醫治癌症的假藥，就像苦杏仁、圣水、鱷魚的糞便和木乃伊上的塵土一樣。 說來也巧，這与40年前鮑林与林奇在蛋白質循環結构理論上的爭論頗為相像。不過，這次鮑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鮑林是突然闖進這一專門領域的門外漢。權勢人物根本就沒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里。鮑林注意到，他對手的論文很快就能在嚴肅雜志上得到發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論文卻經常受到退稿處理。因此，他深切地体會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資助的申請之所以被人直截了當地拒之門外，并非是因為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些思想站不住腳，而是因為有些人認為這件事情已經了結。 也許，鮑林現在能夠更好地理解林奇當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將鮑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為“希特勒式的權勢壟斷集團”，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強食、強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爾的研究工作當作最終的結論，但鮑林可不買賬。他和卡梅隆寫的《癌症与維生素》一書就在莫特爾的論文發表以后几個星期正式出版了。雖然，諸如《時代文獻補遺》那樣的一些報刊對這本書作了否定的評述——稱鮑林“對維生素Ｃ几乎達到了空想迷戀的程度”，并且得出結論認為，這本書“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為它使人們產生了缺乏科學證据支持的希望”——但這本書的銷路很好。其中一种原因是，鮑林自己出資購買了15000冊送給醫生和1000多位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他還敦促國家癌症研究所所長德維塔提高資助，再次展開臨床試驗，更精确地模擬萊汶谷醫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結果。為了進一步弄清楚這個問題，德維塔的代理人最后同意進行第二次試驗，嚴格規定病人在以前從未接受過化療或放療。使鮑林不夠滿意的只有一個問題，就是這第一二次試驗仍由莫特爾進行。 莫特爾的試驗結果公之于眾，魯濱遜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財源逐漸枯竭，在這兩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財務基礎又處于搖搖欲墜的境地。1980年，研究所的房東通知鮑林，下一年度來臨時，他就得搬出。在這一地區唯一能夠找到的是一家倉庫，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歷史，靠近帕羅·阿爾托的繁忙街區。要是在几年以前，鮑林是決不會考慮這种地方的，但那里房間面積大，房租又不貴，短期內就可使用。鮑林心里想，只要作一番改造，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等到籌資活動再度興旺起來之后再作打算。 自從愛娃胃癌開刀以后，五年時間過去了。這几年里的日子過得不錯。她与鮑林經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贏得了几個頭銜：圣加勃里爾學院授予她名譽博士的稱號，還有許多為爭取和平、環境治理和婦女權利而進行募捐活動的團体邀請她擔任名譽佳賓。 后來，關于抗坏血酸的爭論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卻開始急劇惡化。1981年夏天，她陪鮑林第二次訪問中國。由于腹部劇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厲害，因此不得不改變行程。當他們回到加利福尼亞的時候，她的醫生建議她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術。 結果不佳，她的胃癌又開始复發，醫生對他們這樣說道。癌症已經廣泛擴散到一些動脈周圍，做手術為時已晚。 在這种時刻，美國治療腫瘤的典型方法是進行化療，但是，愛娃与鮑林、卡梅隆、孩子們和她的醫生商量以后，決定抵制這种治療方法。她現在顯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應作何种選擇。她作出決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漸增大維生素Ｃ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療方法。 隨后，她搬到牧場居住，避開了多數人表示的同情和關心，希望用這种辦法來照顧鮑林的身体。她比誰都更加清楚，鮑林在失望時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她鼓勵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動，遵守預約，根据安排發表演說。鮑林外出旅行時，孩子們經常前來探望，陪伴在她的身邊。有一次周末，時間很長，她對琳達說了鮑林最不愿意听到的話：她希望身后為她舉行哪一類悼念活動，播放哪种音樂，采用何种方式殯葬。整個秋天，愛娃的身体愈來愈弱，同時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為平靜的人。現在，琳達每次看到母親這個樣子，都禁不住要哭出聲來。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親啜泣，那是她在朗讀琳達儿子沙夏的一封來信，信里充滿了純朴和愛戴之情，表達了奶奶在孫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最后，愛娃親自安排在公眾場合作最后一次露面。她非常高興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爾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獎獲得者的稱號。11月1日，美國公民自由協會蒙特里分會將要給她頒獎，她決定無論自己身体多么虛弱也要參加，并且把這個想法對孩子們和朋友們講得非常清楚。“她清楚自己將不久于人世，因此她希望我們都能在場，”她的儿子克萊林回憶說。“她知道這是她一生最后一輪光環了。” 頒獎儀式進行得非常順利。但在九天之后，鮑林正在前往英格蘭途中，愛娃開始嘔血了。斯坦福大學特別護理組的醫生告訴家屬說，她的內髒發生了大出血的現象；癌症吞噬著她的組織細胞，造成了腸胃系統出血不止。鮑林一听到消息就立即回來了。愛娃出血的現象止住了，又回到了帕多拉谷地的住所，并開始籌划著讓全家到大蘇爾去慶祝感恩節。但是，11月23日，她又大出血了，已經不能移動。于是，感恩節就在帕多拉谷地住所度過。 鮑林仍然希望，愛娃能夠挺下去，大劑量維生素Ｃ能夠產生奇跡，就像卡梅隆治療的那几個病人一樣，癌腫會在不知不覺中自行消失。他還在她的飲食中加上了水果、生的蔬菜以及家里榨取的胡蘿卜、芹菜和蕃茄的汁水，只要是他認為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的東西，他都想到了。“爸爸相信，他一定能救她的生命，”琳達說道。“我想，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本人能堅持下來……在我母親過世后，他曾對我說過，在五年之前，他還一直認為能夠救活她。” 愛娃的頭腦則要清醒得多。大出血現象日益嚴重，發生的次數也日益增多。最后，她挺不住了。她曾多次接受輸血，因為她失血太多。現在，時間到了12月初，她躺在帕多拉谷地家中的床上，要求不要再給她輸血。 鮑林盡自己所能，一直陪伴著她，抓著她的手默默無言。孩子們都在身邊。 12月7日，愛娃离開了人間。 大海 鮑林坐在大蘇爾家中的平台上，舉目遠望長滿了海草的大海，然后起身外出，來到了海天相接成純藍色一片的曠野。這是坐下來靜靜思考的合适之地。鮑林在此度過了一段較長的時光。 思考，純粹的思考，成了維系他生命的唯一依靠。他要把腦汁絞盡，思考的問題愈是困難和抽象就愈好。原子核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通過塊狀次級結构的設想，也即球子理論的結构化思想，為物質的核心构筑一幅合理的圖景。他在1982年發表了三篇關于原子核理論的論文。 愛娃的許多遺物仍然放置在室內。牆上和書架上有許多民間藝術的作品，還有那架巨大的鋼琴，現在在上面堆放著一疊疊報刊。每天上午，他似乎仍然在跟她講話，一面与她進行虛幻的交談，一面用調羹裝滿維生素Ｃ粉末，加到果汁中去。他還去尋找她的身影，幻想著在門廊中与她見面，她會要求他停下工作，到外面漫步，關照他別忘了回來吃飯。他想放聲大哭，朝大海一邊凝望，隨后，他轉過身來，繼續工作。 愛娃過世，他一時不知怎么是好。孩子們領著他舉行了悼念活動。接下來，他們焦慮地守護著他，不知下一步該做些什么。他們給他雇佣了一個全日制保姆，心想他需要有一個人為他洗衣煮飯。然而鮑林解雇了她，同時卻雇佣了一個園丁，替他照顧愛娃生前种下的那些花木。后來，鮑林又將園丁打發走了。 孩子們明白了其中的含意，決定讓鮑林自行其是，看一看他會采取什么行動。他開始自己做飯，一下子煮上一大鍋通心面條，連吃三天，然后再換另一种食品吃一段時間。在1982年春天，他曾試圖盡量像往常一樣安排自己的日程，到研究所上班，出外旅行和發表演說，審核各方面提出的意見。表面上看，他的精神狀態不錯。 但是，內心并非這樣。愛娃之死似乎將他撕成了兩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情感；一半是科學家，一半是小男孩。第一個一半好奇地注視著第二個一半的行動。乘飛机開會的途中，他會莫名其妙地嗚咽啜泣。在家里也是一樣，預先沒有什么先兆，經常不由自主地長吁短歎。有人問起愛娃，他就會失聲痛哭。 好像有另外一個人在做這一些事情，鮑林也清楚這個人是誰。他以前從來就沒有真正懂得應當怎樣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這是他唯一可能的表現。有些是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反應，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給孩子們寫了一封信，讓他們了解他埋藏在心里的悲痛。 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他逐漸從憂傷中擺脫出來。時間到了6月，他感到身体已經很好，可以到俄勒岡州立大學去參加第六十屆同班同學的團聚會。這次聚會成了他醫治心靈傷痛的一次机會。在團聚會前几天，他几乎未加思考就驅車登上了行程。車開得很快，一直到華盛頓州的一個小鎮代頓才停下來。在這個地方，他曾經和舖路工人一起勞動，那時他和愛娃剛剛結婚，兩人在此租了一個房間，度過了一個月時間。他尋找著兩個人在一起散步的那些場所。他還記得，那年夏天，愛娃在一次智力測驗中分數超過了他，使他大為吃惊。這是他碰到過的最為聰明的姑娘。 現在，生活又重新開始。從這個地方出發，他又驅車前往康頓和羅納洛克，在那里瞻仰了萊納斯·威爾遜·達令的墓地。然后來到俄勒岡的海濱，這是他度過童年的地方。那里，他對一切都已淡忘。最后，他抵達科瓦利斯，在那里住了几天，在團聚會上見到了以前的同班同學，在校園內散步聊天。他來到理科大樓的教室，就在這里，他第一次碰見愛娃；教室里基本上還是當年的景象。他走到教室前面的講台旁邊，站在那里巡視著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他似乎見到了一個班級的年輕姑娘，全是20年代的服裝打扮。他大聲說道：“米勒小組，請你說一說氫氧化銨有什么性質。” 他去了塞勒姆，尋找當年他和愛娃結婚的地方。隨后又到波特蘭，在那里，他曾經參加了達令日記轉交給俄勒岡歷史學會的儀式。他驅車南下，一路上，觀看了他為了打工掙錢上大學而幫助修路的一個個地方。最后，回到家里，前后的驅車行程一共2400英里。他可以讓愛娃·海倫安息長眠了。 他回來以后，作了一些改變。他在斯坦福大學附近租了一套公寓，离開研究所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他對儿子克萊林說，他可能會住在帕多拉谷地的寓所里。他在裝飾房間時，挂上了愛娃和他本人的照片，將獎狀用鏡框裝上，并且搬進了以前出外旅行帶的几件家具。房間不大，但很舒适。他有一半時間在這里度過，另一半時間則住在大蘇爾牧場的庄園里。 他又再次參与研究所的工作，并在其中作了某些變革。1983年初，魯濱遜的訴訟案進入了第五個年頭，申訴的事情很多，從終身職位的剝奪，到精神崩潰、誣陷和誹謗——正如魯濱遜所說，“除了廚房水槽之外，無所不有。”雙方花去的法律費用都達到了100万美元左右。最后，開庭的日期就要到了。 然而，這一訴訟案最終并沒有搬到法庭審理。2月，研究所理事會感到負擔不起有關的費用和名譽上的負面影響，決定庭外解決。魯濱遜在向律師咨詢以后，接受50万美元到60万美元之間的一個數字作為賠款——据他后來說，這個數目正夠他還清拖欠的法律債務，還可以買上一輛新車——自此以后，他就走開了。他后來曾試圖在俄勒岡的洞匯城外的一個牧場開辦自己的醫學研究所，但沒有成功；他在那里堅持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在家除了輔導孩子的教育外，就防彈設施展開研究，并且發表了一些文章。 鮑林的生活有了新的節奏。他起身很早，往往在清晨4時左右。在牧場，則首先要在爐子里生火，吃些早點，然后就整天泡在書本里做理論研究。下午4時左右，他會停止工作，休息一兩個小時，看一會電視，多半是《人民法庭》之類的新聞談話節目，他非常喜歡。他自己動手准備晚餐，經常是牛尾湯或一些意大利面食，然后在7時左右上床，一直讀書直到睡著為止。他不再喜歡科幻小說——他感到自己已經知道所有的情節和排列次序，不再喜歡那些談論外星人性別的新熱點——不過，偶而也會讀一部路易·拉姆爾寫的西部小說或者讀一篇偵探故事。他也喜歡瀏覽一下彼得有時候寄來的英國幽默雜志。他喝伏特加的數量比從前略有增加。他也不再那么關心自己的外表；渾身上下的服裝往往不很協調，頭上永遠是那頂黑色貝雷帽，上身是陳舊的運動衫或有多處磨損的毛衣，下身褲子有不少污漬。除了偶爾散散步或在牧場游泳池里裸游之外，他几乎沒有其他的体育運動。不過，他還是非常健康的——他深信不疑，這應歸功于他服用大劑量的維生素Ｃ。 他不知疲倦地外出旅游，經常不斷地談論世界和平和國際大事、贊成凍結核試驗的運動，大聲譴責里根“喪失理智的軍國主義”和愚蠢的星球大戰計划。他出訪蘇聯，在那里，盡管他一再努力，仍然未能會見薩哈洛夫；后來又去尼加拉瓜，登上了和平舟，船上滿載著來自挪威和瑞典的藥品和食物，抵達后与奧德加總統同乘一輛吉普車前往首都馬那瓜。 他發現，自己雖然不喜歡孤家獨處，然而他至少已經習慣于這种生活。愛娃之死打亂了他生活的平衡，他深深地怀念著她。但是，他終于振作起精神，又繼續上路了。 研究所再也沒有回复到1978年時的興旺狀態。魯濱遜的訴訟案吸干了研究所的資金儲備，這些錢原本可以用來為一些項目提供穩定的資助。希克斯開始將自己的精力盯在一些富有的捐款人身上，其中有哈默，日本慈善家良吉佐川，還有幫助鮑林招待80周歲生日晚會客人的丹尼·凱耶。研究所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黑領結宴會表彰一位有可能捐款的有錢人，授予這個人一枚“萊納斯·鮑林人道主義勳章”。有些活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哈默在接受鮑林研究所頒發的一枚勳章后，就捐了一筆數目相當大的錢。但是，研究所始終未得到足夠的資金可以搬出這家倉庫。 在超級市場的通俗小報上，在電視節目中，鮑林仍不遺余力地宣揚維生素Ｃ的作用，這無助于營造一种純洁科學的氛圍。鮑林應邀在《多諾胡》中拍攝廣告，使人感到尤其尷尬。在這一廣告中，他和另一名充當客人的老壽星杰克·拉·拉尼一起手執一系列營養品，向觀眾招徠和叫賣。 對此，鮑林似乎不以為然。直接与公眾打交道，他已經習以為常，雖然他的許多科學界同行認為這有失体統。他的研究所已經离不開公眾的支持。要是他能夠得到科學部門的足夠資助，他還不至于通過無線電波來推廣他的思想了。 1983年春標志著他的學術形象的一個低潮。郵政法官在舊金山舉行了一次听證會，控告一個從事郵購業務的維生素商人進行虛假和誤導宣傳，他的名字叫奧斯卡·法爾可尼。鮑林也被通知到場。法爾可尼經營著一家所謂的“營養品批發俱樂部”。他登出廣告聲稱，維生素Ｃ能夠防治膀胱癌，中止尿道感染，有助于戒煙和戒酒，并能清洗腸胃系統使其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侵害。要是沒有鮑林出席，這次听證會本來不會引起多大影響，但是，舊金山的几家報紙報道了鮑林的證詞，科學刊物《自然》雜志又在新聞欄里轉載，因此，鮑林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知道了這一消息。根据《自然》雜志所作的報道，鮑林“甚至愿意為法爾可尼的最為极端的說法辯護，”并特別關心維生素Ｃ在預防癌症方面的作用。記者還記下了斯通的證詞。作為“一名已經退休的釀造化工師”，斯通作證聲稱，“所有臨床疾病都有一個維生素Ｃ缺乏的問題。” 大多數科學家對鮑林的斷言并不相信，但是，考慮到他在以前取得的偉大成就，因此都決定采用莫衷一是的態度。鮑林的學術生涯給他帶來了一連串的獎勵和榮譽，現在，1984年，美國化學學會又給他錦上添花，授予他最為權威的榮譽——普里斯特利勳章。在頒獎的前一天，《今日美國》注意到，“多年來，萊納斯·鮑林一直受到社會的歧視，今夜對他在科學上的丰功偉績作了最后的定論。”正如《華盛頓郵報》所說，這標志著鮑林恢复了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大家應當表示歡迎。但是，在鮑林看來，比受人尊敬更加重要的是，讓世界相信，便宜而又安全的維生素Ｃ可以大大消解人類的痛苦。 最大的怪人 此時，莫特爾發表了他進行的第二次試驗的結果。一直到1985年1月，記者打電話給鮑林時，他才听到了有關的情況。記者告訴鮑林說，他們收到了一份新聞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試驗再次表明維生素Ｃ對癌症病人沒有療效。 鮑林這次甚至沒有享受到給予一份預印稿的禮遇，但是，在他得到并且讀了這份試驗報告后，他憤怒极了。不錯，莫特爾接受了鮑林早先提出的意見，受試病人的确在以前沒有接受過抗癌藥物或輻射的治療——一共有一百例患晚期結腸直腸癌的病人接受了試驗，現有的其他治療方法對他們已經無效。這是一次隨机分組的雙盲試驗，嚴格遵守了臨床試驗的所有規范。但是，据鮑林估計，莫特爾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試驗人員看到腫瘤并沒有縮小，就認定維生素Ｃ沒有什么作用，馬上讓病人停服，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又改用化療了。在試驗一种新的藥物時，如果未見療效，那就立即停藥，這是一种常規的做法——不能很快地收到療效，再加上可能產生嚴重的副作用，那就有足夠的理由重新采用原先已經證明是有效的手段——但是，鮑林提出异議說，在維生素Ｃ的情況下，這樣做是錯誤的。維生素Ｃ并非是藥物，而是一种食品，在試驗中間讓患者停止食用維生素Ｃ，可能產生反彈效應，白血球的數量可能會下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卡梅隆讓病人堅持服用維生素Ｃ，一直到死亡為止，因而能保證維生素Ｃ在最大限度的時間內發揮其作用；而莫特爾讓病人停服，不但沒有重复卡梅隆的試驗，而且在實際上可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莫特爾的試驗結果于1月17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隨文刊登的還有國家癌症研究所一名官員撰寫的社論。這篇社論認為這次試驗結果是“毫不含糊的”；暗示卡梅隆的發現是“選取試驗樣本時發生偏差”引起的結果；維生素Ｃ并沒有顯著地延長患者存活的時間；鮑林和卡梅隆都錯了，這一爭論可以了結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他那么惱怒過，”莫特爾的論文發表后几個星期，卡梅隆在寫到鮑林的情況時這樣說道。“他認為這件事自始至終都是對他個人道德的攻擊。”然而，其含意還遠不止此。更為嚴重的事情是，莫特爾的試驗可能意味著：鮑林研究所對癌症的研究工作再也得不到大筆的資助。鮑林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反應，還可能包含著情感的因素。既然莫特爾的研究表明維生素Ｃ是毫無价值的，那么人們對鮑林在拯救愛娃生命時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一個問號了。 因此，盡管鮑林已是86歲的高齡，他又像往常一樣，与莫特爾的第二次試驗結果展開了艱苦的斗爭。他在向新聞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中說，梅奧研究小組聲言重复了卡梅隆試驗，這是“虛假騙人的伎倆”。他又寫信給德維塔、莫特爾和另外五名論文的作者，寫信給撰寫那篇社論的作者，寫信給《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編輯阿瑟·萊爾曼，要求他們“更正、收回所寫的文章，并公開致歉”。他威脅要進行訴訟，控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國家癌症研究所和梅奧防治中心。他將莫特爾試驗中的漏洞制作成幻燈片，并向醫學界人士放映。他撰寫了一篇論文，說明讓病人突然中斷服用維生素Ｃ會加速他們的死亡，并將這篇論文投寄給《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他曾作出努力促使議會就這個問題舉行听證會。他還親自出現在媒体上——据卡梅隆說，鮑林在接受電視采訪時，顯示出一副“疲憊、蒼老、憤憤不平”的模樣。 一切都無濟于事。鮑林的猛烈攻擊反而使莫特爾處于居高臨下的地位，他說，“我們現在應當轉向更有希望的治療方法，不能再抱住毫無价值的方法而停步不前了。”莫特爾遵循了對新藥物進行臨床試驗應當采取的一切步驟；鮑林現在聲稱維生素Ｃ不應當看作為一种新藥，實際上是企圖中途改變競賽的規則。他不再回复鮑林的信函。在國家癌症研究所，德維塔認為這件事情已經結束。律師勸說鮑林不要采取法律行動，因為法官不大可能在這樣一個技術性的科學問題上明确表態。至于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方面，萊爾曼拒絕刊登鮑林撰寫的兩封來信——一封批評莫特爾所作的研究，另一封駁斥那將配發的社論——聲稱事情已經足夠清楚。鮑林与他辯論此事几乎有一年之久，萊爾曼已經极為反感，以致這位很有影響的社論編輯最后也中斷了与鮑林的聯系。 夏季來臨，鮑林在科學領域和公眾舞台上展開的斗爭以失利告終。醫學界的主流看法可以歸結為：他們已經超出常軌地對鮑林的思想進行了試驗，兩次試驗都證明這种思想是毫無根据的，鮑林的憤怒反應只能說明他這個人缺乏實事求是的精神。通俗報刊一般無法分析鮑林表達的反駁意見，因此，自此之后，關于鮑林的報道都要使用莫特爾的試驗結果來衡量有沒有發表的价值。直到最后仍然站在鮑林一邊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問題上喜歡標新立异的人了，這种情況使鮑林在醫學界處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個人在收到鮑林研究所發出的募捐呼吁書后，在回复欄中草草地寫下了這樣的詞句：“你們這些家伙是不是一定要輸得精光才肯罷休呢？我尊敬鮑林，但是你們不應當使用狀告一家醫學雜志的辦法來解決醫學上的爭端。” 甚至卡梅隆也認為鮑林關于偏見和陰謀的說法有點過火了，他在私下里說：“我認為，我們反對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惡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牽扯到鮑林對萊爾曼發出的威脅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圖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結果，但是，卡梅隆的觀點更接近于鮑林的看法。雖然他根据這家雜志評論員的意見，三度修改這一篇論文，時間又過去一年，他的論文最終還是被退了回來。 但是，鮑林仍然認為這件事情并沒有完。梅奧中心的試驗無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亞科學史家埃弗里恩·理查茲新近發表了一篇對維生素Ｃ所作的長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爾沒有保卡梅隆那樣堅持讓受試病人長期服用維生素Ｃ，因此他不但采用了不同的治療程序，而且他在确定結果時運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爾是將維生素Ｃ用作抗癌藥看待的，而在确定其藥效時，衡量的標准是疾病進展的情況：在此就是腫瘤縮小的程度。卡梅隆試驗的著眼點卻不一樣，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沒有緩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時間有多長——換句話說，就是生活的質量有沒有改進。根据卡梅隆的經驗，有些病人的腫瘤變小了，然而這僅是多种效果中的一种。將其作為成功与否的唯一的量杆，對卡梅隆所作試驗的評价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茲又說，這不但算不上是對維生素Ｃ与癌症之間關系作出的最終結論，而且“這一爭議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表明用臨床試驗的辦法來解決醫學上爭議的問題，存在著局限性。” 如果說，莫特爾的研究算不上是關于真理的最終結論，那么暫時應當算作實踐上最后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爾的第二次試驗結果發表之后兩個月，鮑林坐在一架飛机上，与在他身邊的一位牧場主攀談起來了。這位牧場主不清楚与他交談的人是什么身份，聲稱看醫生有其危險性，因為“你也許正好會碰到一個吹捧大劑量維生素Ｃ的怪人。”鮑林看了他一下，說：“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他后來終于認識到，人們竟然這樣看待維生素Ｃ，實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此，他決定重新開展對公眾的教育。鮑林制訂了一份規划，給普通讀者寫一本有關健康的書，通俗地向大眾介紹自己在這個領域里所得知識的精要。這本書名叫《長壽与健康的秘訣》，1985年秋天寫就，1986年初正式出版，出版者仍是長期与鮑林有合作關系的弗里曼出版公司。封面乃是一幀上佳的廣告。已到80几歲高齡的萊納斯·鮑林正面近鏡頭彩色照片：精神矍鑠，面色紅潤，目光炯炯，笑容可掬，顯示出一副健康的福態。在這本書中，作者清晰流暢地闡釋了營養、維生素和分子矯正醫學的知識，并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醫學界看待他思想的方式，特別還介紹了莫特爾所作的試驗，鮑林將其稱之為“梅奧中心臨床試驗的騙局”。不過，書末的語調還是樂觀向上的。鮑林提到，美國的分子矯正醫學聯合會已有五百名成員，至少在某些醫學院中已經開設嚴肅的講座，介紹他在這方面的思想。 鮑林建議說，飲食宜清淡，不過可以吃自己喜歡的東西，包括雞蛋和肉類，每天飲一兩次酒也無妨，少吃糖，大量服用維生素。“無論如何得吃一點水果和蔬菜，”他補充寫道。參加一點体育鍛煉傷不了身体，吸煙的習慣要改掉，精神上的壓力要避免。在健康問題上，他的唯一“標新立异”之處就是建議服用巨量維生素；此時，鮑林勸大家服用的劑量是每天6—18克維生素Ｃ，400—16000單位的維生素Ｅ（官方日荐量的40—160倍），25000單位的維生素Ａ（官方日荐量的5倍），1—2片含有各种維生素Ｂ的“超Ｂ丸”，再加上一些基本礦物質的補劑。 這本書雖然招來不少批評，但非常暢銷——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列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首位——這一成功對鼓舞研究所工作人員的士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也給研究所帶來了一些資金。在莫特爾的第二次試驗結果發表以后，研究所的募捐活動一度進入低谷，直郵捐款的數量僅僅是几個月前的四分之一。鮑林獻出了這本書的部分稿費，用來維持研究所的開支。 与此同時，加州理工學院為鮑林的85歲生日舉行了一次慶祝會，這對鮑林個人的士气也是一個鼓舞。從他決定离開這個學校時算起，已經20年了，在這段時間里，理工學院与這位尊貴的校友之間的關系一直很緊張，但現在看來，一切都已遺忘。加州理工學院正式宣布這一天放假不上課，并且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會上，發言者紛紛贊揚鮑林是20世紀最偉大的化學家，他所主持的鐮狀細胞的研究有資格獲得他個人的第三次諾貝爾獎，他還是現代生物學真正的鼻祖。克里克也到會幫助籌備慶祝的活動。多少年了，鮑林第一次感受到在自己學術活動的故鄉發自人們內心的歡迎。 向敵營心髒出擊 1989年4月，癌症研究所新任所長薩繆爾·布羅德同意与鮑林進行一次簡短的談話。兩個半小時之后，布羅德已經改變了原先對維生素Ｃ的看法。 在這次談話中，鮑林施展了他雄辯的才能，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在維生素Ｃ問題上所有的論點，對卡梅隆的數据作了新的統計學分析，同時他沒有忘記對莫特爾研究進行必要的攻擊。這是一場艱難的推銷。他在回憶中寫道，布羅德“對我在兩個小時中所談內容根本就沒有興趣”。但是，在會見快要結束時，布羅德要求鮑林將卡梅隆保存的病歷寄給他，并且邀請他對國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防治組的大人物們講一次話。 接著就傳來了好消息。卡梅隆保存的資料寄來后几個月，也就是1990年1月，國家癌症研究所公開宣布，他們將在這一年下半年聯合舉辦一次維生素Ｃ与癌症關系的國際研討會，主題發言人將是萊納斯·鮑林。 這也是鮑林本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帶來的結果。在莫特爾第二次試驗的結果發表以后，他從來就沒有放棄過自己的努力，盡管在此期間的某些時間內，他的注意力曾經更多地放在其他課題上。就是在1987年這一年里，鮑林已經是86歲的高齡，取得的成果總量，抵得上到達他一半年齡的三個普通科學家所得成果的總量。這一年他一共發表了6封致編輯的信，為4本書撰寫的前言，3篇回顧歷史成果的長篇文章，15篇有創見的學術論文——大約是每隔三個星期就發表一篇——刊登的雜志從《自然》到《物理學評論》，涉及的課題從晶体結构到核物理，從超導現象到新陳代謝，從化學鍵到世界和平。 在他發表的文章中，維生素Ｃ倒談得不算多，不過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頭腦中。研究所進行的研究繼續證明了這樣的看法：抗坏血酸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新的研究已經把方向對准維生素Ｃ對艾滋病的作用——鮑林本人也与研究所同事齊勒克·赫爾曼合作，采用新的方法對臨床試驗的數据作統計學分析。他們用這种新方法研究了莫特爾和卡梅隆分別進行的癌症試驗，再次發現維生素Ｃ具有明顯的功效。他們關于這一研究撰著的論文第一稿以前曾被《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拖了一段時間，經過几個月時間的審稿后，被退了回來，但是，鮑林現在受到他与布羅德談話的鼓舞，將這篇文章投到《國家自然科學院學報》。這標志著讓維生素Ｃ在癌症治療中合法化的運動又重新開始了。1989年9月，就在這篇論文發表的同一天，鮑林向敵營心髒出擊了，他對梅奧癌症防治中心作了一次維生素Ｃ与癌症關系的報告，報告會結束后又舉行了一次電視實況轉播的記者招待會。 1990年秋天，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題為“抗坏血酸：与癌症有關的生物學功能”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是國家癌症研究所幫助籌備的。從鮑林的立場看，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首先，他的思想已經合法化，權威部門承認討論維生素Ｃ防治癌症的作用是值得的。這本身就是向前邁進的一步，但還不止于此。來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研究工作者介紹了他們在這方面所作的研究，其廣泛的程度使會議組織者大吃一惊。在會上，与會者介紹了維生素Ｃ在□反應和非□反應中的重要性，維生素Ｃ對延遲腫瘤的形成和發展，延長病人存活的時間，減少治療的毒性，增強其他療法的效果，都有明顯的作用。与會者特別注意到，維生素Ｃ作為一种抗氧化劑，有助于清除可能會形成癌症的自由基。“實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興了！”這就是會議結束時鮑林所說的話。 會議組織者葛拉迪絲·布洛克對這次會議的結果也感到滿意——她說，“毫無疑問，在許多學者的心目中，維生素Ｃ的地位已有所改變。”——但是，她對國家癌症研究所內部作出的反應感到不快。她曾邀請該所各部主任与會，但這些人“實際上誰也沒有露面”，她說。几乎所有重要的醫學刊物實際上都對會議的論文采取了拒之門外的態度，只有《美國醫學聯合會學報》是一例外。這次會議將維生素Ｃ作為防止藥物治療產生毒性的一种替代方式來看待，使一些人頗感興奮。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點仍然是圍繞著維生素是食物中的營養成分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維生素Ｃ的食品有降低癌變危險的作用，對于這一點大家并無异議——他們考慮的是維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劑量服用的价值。布洛德召集了一個專家小組審查卡梅隆臨床試驗的資料，他們得出結論說，使用歷史性病例作為對照，其結果就難以令人信服。這樣，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据了。 這是踏步不前的信號。但是，國家癌症研究所召開的這次會議畢竟使人們對維生素Ｃ的態度發生了改變。在國家癌症研究所里，這不再是一個嚴禁研究的課題，也有一些學者開始轉向這方面的研究。維生素Ｃ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于人們重新開始認識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夠清除体內一類危險的分子。這种分子又稱為自由基，是体內化學反應過程中產生的一种分子形式的“垃圾”，它們可能在不同層次上對細胞產生破坏的作用。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它們是包括癌症、心髒病和衰老在內的万惡之源。看來，抗氧化劑能減輕這一种威脅，而維生素Ｃ和維生素Ｅ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劑。 1992年初，紐約科學院舉行了一次專門的會議，集中討論大劑量維生素和其他營養成分的作用。這次會議成了人們對維生素Ｃ的態度也是對鮑林的態度發生轉變的標志。几輪會議開下來，大家討論了維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在小組討論的階段，有一位來自阿拉巴馬州的營養學教授對大家說，“三天來，我听取了大家關于大劑量維生素Ｃ和其他營養成分的价值的講話，但一直沒有任何人提到萊納斯·鮑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這樣的時候，我們應當承認萊納斯·鮑林向來就是正确的？”這位教授后來寫信給鮑林說，他的提議當即得到了与會學者的響應，會場上爆發出響亮而又熱烈的掌聲。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發表了一篇流行病學的論文，表明每天額外服用500毫克維生素Ｃ的人，可以期望比不這樣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与鮑林有長期合作的關系。《時代》雜志對維生素這种令人吃惊的特性作了有關的報道，并且在封面上反映了這一點。這篇報道強調了維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醫學世界新聞》也向讀者報道了一則封面標明的故事：“我們也許正處在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中，只要在我們的食譜中加進較大劑量的維生素，就會產生抵御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讀者提到了國家癌症研究所新近發表的一篇綜述性文章。該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維生素Ｃ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或控制各种各樣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結腸癌和直腸癌。 對于鮑林的研究所來說，這些好消息都來得太遲了。1991年，研究所經濟上發生了嚴重的危机，沒有足夠的錢支付工作人員的工資。不過，這些人對鮑林還是非常真心的，他們給研究所捐獻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時候甚至不領任何報酬，使研究所能夠繼續辦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這樣做也無濟于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債務。希克斯說，要是在短期內得不到300万美元的經費，研究所就只得關門了。 鮑林現在已經是90歲的人了。當記者們向他問起研究所財務狀況的時候，他把話題轉到了一件比較令人愉快的事。 他說，維生素有助于防止心髒病。 鮑林几乎一開始就知道，維生素Ｃ与心髒病之間有一定的關系，因為他很早就讀到有關研究的資料，得知抗坏血酸有助于降低体內的膽固醇，特別是与動脈粥樣硬化有關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膽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談過，要在研究所展開對維生素Ｃ与心髒病關系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轉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瀟洒熱情的德國青年醫生馬修阿斯·拉思拜訪了鮑林，他這方面的興趣又提了起來。拉思曾在几年以前与鮑林見過面，那時他還是一名學生，鮑林在德國進行爭取和平的旅行，兩個人曾同乘一輛車。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于鮑林從事的行業。他在取得碩士學位后，決定到美國定居。他拜訪了鮑林，告訴鮑林他已經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論。他相信，維生素Ｃ与脂蛋白（a）有緊密的聯系。脂蛋白（a），簡寫成Lp（a），是血液中膽固醇的載体，也是動脈粥樣硬化期間在動脈壁上積聚起來的斑塊中的一种成分。人們愈來愈清楚，Lp（a）是引起心髒病的一种危險的因素，因此許多人都將它作為研究的重點。根据拉思的理論，…（a）曾經是人体內演變而來的工具，其部分作用在于增強動脈壁。几十万年前，人類的祖先喪失了在体內生成維生素Ｃ的能力，因此動脈壁受到了削弱。拉思說，增大維生素Ｃ的劑量，就會降低…（a）的水平，心髒病的危險也就會減小。 對任何建議，要是能說明維生素Ｃ是有益的，鮑林向來就持熱情歡迎的態度。鮑林接受了拉思的想法，并且開始了行動。他還聘用拉思擔當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員，兩個人一起在《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簡要闡述了Lp（a）与維生素Ｃ間的關系。不久，鮑林又開始談論起維生素Ｃ与心髒病之間的關系，這与他十年前談論感冒和癌症的情況很相似。在研究所里，拉思開始用豚鼠作試驗，以驗證自己的想法。他還設法盡量与鮑林接近，以保證他對心髒病的研究在這位著名科學家的工作日程上永遠處于最优先的地位。 這是令人興奮的研究。在1991年9月召開的國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發言者提供的證据表明，如維生素Ｃ那樣的抗氧化劑在老鼠身上具有預防動脈粥樣硬化引起的損傷，并有跡象表明對人也有同樣的作用。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2則有种种不同的理論。國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學者們將此歸之于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作用，但其效果是相同的。 1991年12月，萊納斯·鮑林終于讓年齡追上了。他曾感到自己有腸道不适的現象，心想這也許是憩室炎。然而，經過一系列檢查后，醫生向他報告了一條不好的消息：他同時患了前列腺癌和直腸癌。 1991年到1992年的冬天，鮑林接受了兩次直腸癌手術。他在這一階段中，許多時間都是躺在床上休養的，有時候去大蘇爾庄園，有時候待在斯坦福的公寓里。拉思經常在他的身邊，給他提供醫療的建議，鼓勵他振作起精神，想方設法讓他有信心在心髒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拉思此時又寫了几篇論文。一篇論文的題目是“解開人類心血管疾病之謎：首要原因是抗坏血酸的缺失導致血管壁上脂蛋白（a）和血纖維蛋白的沉積”；另一篇論文的題目是“人類心血管疾病的統一理論：為消除引起人類死亡的這种疾病尋找一條可行的道路”。他說服鮑林作為共同作者署上了他的名字，但其寫作風格与鮑林的不一樣。 拉思對鮑林的影響日益增長，研究所里長期与鮑林在一起工作的同事們開始警惕起來，特別感到擔心的是研究所理事會成員之一小萊納斯·鮑林。 從研究所成立的那天起，小萊納斯就是理事會成員。在他父親生病以后，他愈來愈關注研究所里發生的情況。1991年財政危机發生后，研究所開始解体。到1992時，工作人員裁去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些還是學術帶頭人。2月，鮑林公開宣布他患了癌症。希克斯在3月辭去了副理事長的職務，由拉思掌管研究所的財務工作。7月，祖凱康德爾离職，開始創辦他自己的研究所，小萊納斯·鮑林接替他擔任了所長。 在余下來的研究所人員中，爭奪權力的斗爭開始了，一方是鮑林的長子，另一方是拉思。整個春季，拉思駕駛著他那輛帶有“NBL4MATT”這种裝飾性牌照的轎車，伴隨著身体日益虛弱的鮑林，風塵扑扑地奔波在丹佛和多倫多之間，出席各式各樣的會議。一路上，他照顧著鮑林，同時也不斷向他灌輸自己進行的心髒病研究是多么重要。在多倫多，當鮑林宣布成立萊納斯·鮑林心髒病研究基金的時候，他帶頭鼓起掌來。 拉思和鮑林之間的關系很快就變得极為親密。7月22日，這一關系結出了果實，鮑林正式簽署了一份文件，稱：“不言而喻，拉思博士將繼續進行萊納斯·鮑林畢生從事的研究工作。” 但是，拉思的影響將會逐漸削弱。7月23日，新成立的理事會召集了一次會議，考慮研究所應付財務危机的對策。會上，萊納斯·鮑林正式辭去了職務，由小萊納斯·鮑林接替他父親擔任理事長職務。不久以后，拉思就离開了研究所。 鮑林已沒有多少心思關心這些事了。歲月流逝，終生勞累，現在他打算休息了。他在用維生素Ｃ、生吃的水果和蔬菜、果汁，還有一种意在增強免疫系統的試驗性方法，治療自己的癌症。大部分時間都在牧場庄園里做他自己喜歡的事情：計算，觀望大海。疼痛時就服用普通的止痛片，要是仍痛得不行，他還有更厲害的止痛藥。 “我現在最感興趣的是，人應當有權尊嚴地死去，”在此不久以前他這樣寫道。“如果疾病或傷痛已經將我置于一种絕望的境地，那么我希望能讓我死去，沒有痛苦，但要有尊嚴。” 這就是他現在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盡可能地待在牧場上。他仍然在寫作，這一次，他寫的是原子核理論的最后一個版本。有時候，一些老朋友听到他生了病，前來看望他，實際上也是和他作最后的訣別。 最后，還是他的孩子們在身邊照顧他，有時在牧場，有時在帕多拉谷地克萊林的家中，這也是愛娃臨終居住的地方。鮑林仍然盡可能安排有關的活動。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個星期中，他還在會見朋友們，仍有時間研究一些問題，并在床上書寫了一份證詞給拉思雇用的律師。此時，拉思已經宣布要訴訟鮑林和他的研究所。 1994年夏天，美國科學發展聯合會在舊金山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期間，克萊林為了表達對父親的敬意，特意在一個下午安排了一次研討會。來自三個方面的听眾占据了大型會議廳一半的位置：其中有上了年紀衣著守舊的科學家，留著長發的學生，也有身穿天然纖維服裝熱衷于健康的人士。只能用輪椅推著鮑林來出席會議了。不過，一旦到達會議廳門口，鮑林卻堅持自己走進了會場。疼痛是那么劇烈，黑色貝雷帽下呈現著鐵青色的臉龐。在他走進全場時，會場上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掌聲愈來愈響，听眾紛紛站起來歡呼。鮑林停了下來，向大家揮了揮手。然后，用他那商標式的笑容對著大家咧開了嘴。 1994年8月19日，鮑林在大蘇爾牧場的庄園里永遠閉上了眼睛。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shuku.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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