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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給我們講述了為我們的社會所竭力掩蓋、抑制的某种苦惱。依我看來，書中所披露的內容遠比一大堆由社會學家所作的分析，或由專家們所寫的長篇理論更為重要。這份獨一無二的資料終將會使廣大的群眾——至少這是我們所抱的希望——了解到：今天日益嚴重的青少年吸毒和酗酒問題，以及年輕人熱衷秘密結伙的現象，全都不是什么“舶來品”，而是我們的社會本身所釀成的悲劇。這些到現在還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外來的疾病，竟然產生于我們的家庭、學校及唱片俱樂部里，而這些地方卻正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年輕的克麗斯蒂娜（在凱·赫爾曼和霍斯特·里克的幫助下）在她所提供的這份資料中還告訴了我們許多別的事情：在通往吸毒的道路上，并非僅僅擁擠著一班素有怪癖而完全超脫社會的青少年，而是和整個社會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不合人情的住宅條件、遠不充分的娛樂場所，父母之間關系的破裂。學生与學校和家庭格格不入以及普遍的孤獨情緒等等都是促使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社會因素。當讀者看完她的敘述而合上這本書的時候，一定會提出這樣一個合情合理的問題：縱然不幸的克麗斯蒂娜是個吸毒者，是一名少年犯，但是，如果把她同她周圍那些构成這個所謂“正常的”社會的人們相比，究竟誰是更富有“人性”。更為“体面”的人呢？ 自從年輕人造反的風波日漸平息以來，我們之中的大部分人就以為一切都已納入正常軌道，可以高枕無憂了。他們認為，除了一小撮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匹敵者之外，今天的青年人都已和整個社會融為一体而毫無沖突。產生這种思想的根源是因為我們常常對某些社會現實加以掩蓋和壓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青年人對社會強烈不滿的情緒以及他們那些几乎是天天的、令人難以忍受的挑釁行為到了七十年代已經銷聲匿跡。因此，人們往往小看、甚至是忽視了這种抵制的新形式——因為這种形式不像往日那樣大喊大叫，那樣聳人耳目。須知當今年輕一代的相當大一部分人所采取的正是這种新的反抗形式。 誠然，當我們受到家庭里。中學里和大學里那种整体上的沖突業已平息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大街小巷已經從那些沒完沒了的游行示威中掙脫出來的時候，我們會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們當然也不愿意看到，就在這個升平世界的外表下面，在為數日益增長的年輕人身上，開始出現另一些令人擔憂的征兆：一种奇怪的麻木不仁的狀態，一种自我反省的傾向。大多數已經立足于社會的成年人都采取一种基本上是防守的，逆來順受的態度：“搞你們的‘反文化’去吧，過你們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方式去吧，只要你們不干扰我們這個小小的世界就行了。可到頭來你們終將明白，要想在我們這個有高度組織而且是無情的社會中生活下去，那你就不得不下山還俗，重新做個平民！”對青少年漠不關心，甚至對他們表現出不屑一顧的態度，我們可以用這兩句話來形容他們的用意：“讓我們安靜！”和“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其實，這种見解只不過是成年人主觀的愿望，也是一种盲目的愿望。因為事實上克麗斯蒂娜和其他千千万万的青少年都是由于感到失望而脫离了我們的世界，因為大人并不懂得給這些孩子們展現出一個人類大家庭的形象，本來這個大家庭也有他們的一份，而且他們也將樂意參加，并且會在這個大家庭得到理解，感到安全和溫暖。克麗斯蒂娜和她那幫吸毒者，賣淫的伙伴一樣，都有滿腹苦衷的父母，他們的父母往往無意之中把自己的失望和孤獨——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以及他們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轉嫁給他們的孩子。 往往正是像克麗斯蒂娜這樣的孩子特別敏感，他們的感情十分脆弱，可同時卻又充滿著自尊。他們從父母一代的失敗中得到教訓，因而想逃避這個与他們格格不入的所謂“正常的”社會。看到這些脆弱的未成熟的孩子為了适應一個不現實的。但卻能滿足他們內心深處的欲望而結成團伙時，實在可悲之至。而他們的這些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克麗斯蒂娜究竟想從她的團伙中尋求些什么呢？無非是要求得到一點點真正的友愛和遠离噪鬧塵世的安宁。她尋求自己能為他人所接受，以逃脫种种有形無形的壓迫。“我不敢肯定，到底在那些不吸毒的青年人當中能否存在像我們團伙中的這种友誼？”對她來說，團伙還是一個逃學避難所。本來，從理論上講，學校應該是他們所向往的地方，可她卻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譏諷學校：“什么叫‘環境保護’？環境保護不就是首先教導人們懂得和別人一起生活。這才是這所討厭的學校應該教我們的課題。應該教我們懂得彼此相互關心。而不應該讓每個人說大話，總想出人頭地，為了撈個好分數而整天挖空心思不擇手段。” 也許有的讀者為了自我寬慰而認為本書所披露的現象只不過与几個大城市有關而已，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种社會邊緣的視象罷了。對這种讀者，我們可以直言相告：少年吸毒。少年酗酒，以及由此產生的副作用——少女賣淫和与吸毒直接相連的少年犯罪等早已成為一种遍地蔓延的疾病。可是，為什么人們對這些禍害沒有足夠的認識呢？克麗斯蒂娜的忏悔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解釋：在那些了解內情的部門當中——其中有一部分是官方机构（諸如警察局、社會保健机构、醫療所）——很少有人對這個問題刨根問底，拉起警報。這些總是悄悄地過去，仿佛其中存在著某种默契似的，不管什么部門，都只能按例行公事的老一套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總是滿足于觀察、登記，最多也只能是把他們關押起來了事。因此，對于這些失足青年的痛苦、絕望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人們都視而不見，置若罔聞，而且竭力把吸毒這個問題說成只是走私。販賣毒品者的罪行，因而所進行的斗爭只不過是一种消毒的問題。有關部門如果能及時在政治上得到更多的支持，那么他們完全可以在治療和預防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可惜這种政治上的支持迄今仍然有虛無實。而政治行動本身也受到普遍主張克制的公眾輿論的壓力。這种傾向是由某些政治勢力精心策划出來的，因為他們擔心任何微小的形影都可能會給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帶來損失，所以把一切都歸咎于不适應的人或者是外國腐化者的失敗。 這里不僅是一個改進有關吸毒者的信息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改變成年人對吸毒問題的態度：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勇气來正視這個不幸的社會問題，因為我們本身對此負有主要責任，無法開脫。從某种意義上來說，吸毒問題只不過是反映我們這些成年人——我這里只當是一种籠統的說法——無能的一种，明顯的症狀，說明我們沒有辦法去說服年輕人的一代相信這一點：在我們給他們所提供的這個社會里，他們完全有机會去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尋找到真正人間的溫暖。事實上許多青少年之所以投身到吸毒或秘密結社的行列，這完全不是他們生來一蹴而就的天性，而是那些做父母的拒絕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幫助——當然這并非是做父母者本來的心愿，而是不知不覺地在同別人相處中形成的足夠的條件，導致他們只好走上歧途，另找出路。听听孩子們的心聲，了解他們的切身問題，几乎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而恰恰相反，許多做父母的都常常把他們自己之間的沖突所造成的負擔轉嫁給孩子們，把他們當成了替罪羊或者讓他們卷入沖突之中，更有甚者——這种情況也并不罕見——讓孩子們替他們解決他們的矛盾和沖突。克麗斯蒂娜的例子充分說明了這种心理机制：人們完全可以准确地分析出這個孩子面對著自己的父母之間的怨恨和他們那遠來得到滿足的欲望所采取的態度，可是對她來說，由于任務過重，力不從心，因而注定要失敗，只不過其失敗的方式不同于她的父母罷了。 無論如何，如果把孩子們走上脫离社會的道路看成是他們產生那种無可救藥的孤獨感的起點，那將是大錯特錯，因為這种孤獨感早已存在。因此我們不能把這种現象歸咎于孩子們一意孤行而拒絕同別人的交往。而事情恰恰相反，他們這种孤獨感的產生正是由于他們同那些負有給他們帶來關心和支持使命的人缺乏可靠而牢固的聯系。 不過，倘若就事論事，把這個問題簡單說成是某個當爸爸或某個當媽媽的過錯，那未免又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因為實際上還有許多其它因素導致家長給孩子們帶來有害的影響。克麗斯蒂娜在這本書中用一种罕見的尖銳口吻，一針見血地指出某种城市規划的弊病，正是這些弊病阻礙了人們之問的正常交往。我們許多所謂“清洁地帶”的現代建筑群實際上把人們關閉在一個完全是人為的，冷漠的。机械的環境之中，這樣的環境只能大大加劇人們之間的沖突——對于大多數家庭來說，當他們搬到這里來安家時，在他們的行李里本來就已經藏著許多矛盾。我們所居住的這個“格羅比小區”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這种大建造群比比皆是，可是在設計的時候往往只從管理和技術上考慮，而忽略了人們情感方面的需要，結果造成一個小區實際上就是一塊文化大雜燴的地方，這些地方往往成了少年酗酒和吸毒的“熱點”。雖然事出有因，并非偶然。此外，學校也和一些大工場一樣，那里也往往充滿一种相互陌生、精神孤獨的气氛，同樣也充滿看激烈和殘酷的競爭。在這种條件下，當充滿生机活力的孩子無法隨波逐流，屈服于這种千篇一律的嚴酷現實時，他們就會在暗地里逃避到另外一個平行的世界中去——一個被他們的幻想所美化了的世界，而只是從表面上去應付家庭或學校里的規矩。這种現象往往難以為人們所覺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克麗斯蒂娜瞞著她周圍的人，在那么長的時間內過著一种兩重性的生活，用其“合群”的假象來欺騙那些可以給她伸出援助的手的人。這些人本來可以給她以勇气，讓她懸崖勒馬，以免自身墮入那無邊的苦海。 這就是這份個人心碎的資料為我們所提供的第一個教訓：一個人的墮落往往是要經歷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做為家長和學校教師，完全可以通過許多征兆察覺出來，從而及時采取措施，為身遭禍害的孩子提供必要的幫助。無論如何，如果你覺得一個孩子開始顯得“心不在焉”，并且似乎只是從表面上本能地參加家庭生活的時候，那你就必須刨根問底，睜大眼睛。如果你覺得你的孩子在家里的人眼里已慢慢變成一個局外人，甚至對那些他往日所信任的人也慢慢疏遠起來的話，那你就應該想方設法去了解到底這個孩子出了什么事情。然后該怎么辦呢？當然，一切都取決于家長、教師的愿望：從孩子的自我反省中認識到一個危險的信號，或者更應該從中看到孩子從他那些不良的惡習中解脫出來的好處。 第二個教訓：應該擁有進行早期治療的條件，而這种治療越早越好，越迅速越徹底越好。如果能夠采取聯合行動，取得家長的合作，甚至有可能的話取得老師的合作，在專家的指導下，開展“家庭治療”，這方法只要進行及時，效果必然很佳，成功的希望也很大。當然，如果一個年輕人毒瘤已經成性，那就更應該給予治療，只不過到這种時候再來治療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些對增加治療手段以及增設新的治療中心漠不關心或不屑給予支持的人，著實是一种不負責任的表現。滿足于把吸毒者監禁起來——這是一种為某些政治傾向的人所主張的目前廣為流行的做法——這實際上就是對這些年輕人徹底撒手不管，讓其自生自滅的做法，是一种大儒主義的做法。不管對吸毒者的治療會碰到什么樣的困難，做為一個想成為“人道主義”的社會就必須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來參与這一工作。我們并不缺乏治療的經驗，我們完全可以讓這些失足者從墮落的深淵重新爬上來。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种治療的過程往往要比失足者墮落的過程還長得多。治療這种惡習的花費也是浩大的，在這個充滿著自私和冷漠的世界里，要想實現這項工作更非一件容易事。例如在這個世界里，有人就想利用這些年紀輕輕的受害者，讓他們被迫落到小女賣淫的地步，以便從中漁利。 由此可見，這個問題的解決并不只是通過增加治療中心的數目，或者提高治療補助費用所能奏效的。只要克麗斯蒂娜的這种遭遇仍然受到普遍的容忍時，那么對吸毒分子的治療工作的開展就會違背某些人的利益，這些人打著自由的旗號，大言不慚地聲明他們有權對這些年輕的吸毒者進行“性消費”。其實像克麗斯蒂娜那樣失足的孩子同樣是我們的同胞，只不過她是處在那些自認為和社會“融洽無縫”的公民的另一邊。后者有時出自于“人道主義”，愿意為他們提供治療，而有時又想利用他們，甚至把他們貶為“商品”。這种矛盾本身就是我們的社會文明的一個普遍的特征。年輕的克麗斯蒂娜向我們描述了她墮落的真實緣由，她的敘述要比那些著名的研究所所舉行的冷冷清清的研討會更有意思，更能使我們了解到這個被人天天吹捧為“健康的”社會腐敗到了何等的地步。也許正是由于這個緣故，這本不尋常的書對他們來說是，而且必須是——几乎難以容忍的。 霍斯特一埃貝哈德·里希特教授 注：本序言作者里希特教授是德國一位著名的醫學、哲學博士。生于1923年。他在1952∼1962年期間擔任柏林“儿童精神病防治中心”主任醫生。從1962年以來任西德基森市大學精神病院院長。主要著作有《家庭、家長、孩子和神經官能症的心理分析》、〈類型〉等。 ——原注。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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