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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孤立主義


        孤立主義真荒唐,不管他人瓦上霜;
        貌似公正守中立,縱虎傷人說風涼。

  1936年,羅斯福雖然以壓倒多數贏得了第二任總統選舉的胜利,但在對外政策上卻受到孤立主義的束縛和制約。
  1937年至1939年間,正當德意日法西斯著手掠奪更多的領土并使世界更加瀕臨戰爭邊緣時,美國內部卻在怎樣才能最好地确保自己“不卷入”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而無休止的辯論。孤立主義者堅持認為,美國應當避免杰斐遜當年所感歎的那种“糾纏不清的同盟”,甚至包括避免對世界的安定作出集体保證的任何承諾。孤立主義者尤其認為,美國決不應承擔任何責任去幫助維護世界和平;”他們還否認美國有任何值得予以援助以代替美國可能介入世界性沖突的潛在盟國。
  造成30年代后期的孤立主義政策思想,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現實的土壤。它在美國歷史上是一股頑強的傳統勢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美國的外交政策和經濟生活達150年之久。羅斯福与孤立主義的斗爭,几乎貫穿12年總統任內的頭9年,并且异常曲折,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他才噓了一口長气,感到如釋重負。
  美國的孤立主義是以“中立主義”的形式誕生的。1793年及尼英法戰爭爆發,盡管美法早在1778年訂了同盟條約, 可是美國總統華盛頓于1793年4月22日發布《中立宣言》,宣布對交戰雙方“誠心誠意地”采取“友好和不偏不倚”的政策,嚴禁美國人以任何形式參与、幫助或支持交戰雙方的活動。
  三年后,1796年9月17日,華盛頓又發表了著名的《告別演說》,告誡美國人:“我們對待外國的重大的行為准則是,在擴大我們的商務關系的同時,盡可能少与它們發生政治關系。”他反對把美國的“命運与歐洲任何一部分的命運糾纏在一起,以致使我們的和平与繁榮卷入歐洲的野心爭奪、利益、情緒或反复無常的羅网中去”;他認為美國的“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國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結盟”。他還認為,美國“可以穩妥地信托暫時的聯盟來應付非常緊急事件”。可是最后這一點,從來不被孤立主義者所引用。
  這篇并非完全出自華盛頓手筆的《告別演說》,在美國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從美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活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在美國是否卷入問題上,華盛頓的遺訓起著他本人万万沒有料到的作用。國會在任何時候辯論外交政策時,華盛頓的幽靈就出來主宰辯論。參眾兩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60年中,每逢華盛頓誕辰日(2月22日) 或在此日前夕,都要誦讀《告別演說》。因此,它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
  1823年,美國第五任總統門羅宣布的“門羅主義”原則,實質上是華盛頓宣布的原則的發展。它提出了華盛頓沒有用明确的語言闡述的原則:不允許歐洲任何國家在西半球殖民或進行任何干涉。門羅總統提出此項咨文以前,向當時已有80高齡的杰斐遜征詢意見。杰斐遜在复信中簡要地把日后門羅所宣布的政策歸納成兩句話:“我們首要的基本的箴言應當是:決不使我們卷入歐洲的糾紛中,其次是決不許歐洲來干涉大西洋這邊的事情。”
  從1793年至1941年的近150年期間, 美國孤立主義的含義已有所變化。最初的孤立主義有著地理的因素,美國有与歐洲遠隔重洋的地理條件,而且當時美國的實力還不足以使它与大國抗衡。在華盛頓發表《告別演說》時,美國還只是人口不到500万的小國;“門羅主義”宣布時,美國人口也只有1000万多一點,經濟、軍事實力都很弱。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保衛國家的獨立,發展經濟。它當時沒有必要也沒有力量插手歐洲事務。另一方面,它也要竭盡全力反對歐洲列強插手西半球。
  “可是到了19世紀末期,美國感到划地為牢不利于自己的發展,它迫切需要開辟更廣闊的海外市場。1898年的美西戰爭,美國把西班牙逐出西半球,并在亞洲占有了菲律賓這塊地盤,從而開始了跨洋過海、脫出原始的孤立主義的過程。但是,在對外活動中,美國仍謹慎地堅持不与歐洲發生過分密切的政治關系。
  美國介入20世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与其說鼓勵了“國際主義”,遠不如說更加刺激了孤立主義情緒。一种企求确保美國不卷入歐洲事務和歐洲戰爭的心愿,開始在公眾和國會輿論中高漲起來。歷史學家們在一些著作中尖銳地指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承擔重大責任的不僅僅是德國,而且還有美國的盟國。一些有聲望的著作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同美國軍火商和國際金融界有著密切的聯系,他們殘酷無情地追逐利潤,這就引導他們去煽動和延長世界各地的沖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恩格爾·布雷希特的《販賣死亡的商人》,該書的書名不久就成為軍備工業的同義語。在這樣的輿論气氛中,參議院一個調查這种現象的委員會應運而生了。
  1934年2月由共和党人、北達科他州議員杰拉爾德·奈伊所提出的一項決議案,得到了參議院的普遍贊同。奈伊要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大公司与英法的軍火交易的內幕進行調查。1934年4月,參院決定成立調查委員會,由奈伊擔任主席。這是國會孤立派羅斯福一次旁敲側擊式的警告。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羅斯福是威爾遜政府的高級官員,并且是威爾遜政策的忠實執行者,孤立派舊事重提,多少有點“項庄舞劍”的味道。可是羅斯福容忍了這次行動。
  委員會提出了許多報告,共達數千頁,富有煽動性的報紙馬上把這些報告壓縮為陰森可怖的頭條新聞刊登出來。在委員會活動的后一階段,調查越出了軍火商的范圍,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華爾街的金融机构和國際銀行家身上。華爾街的銀行家大力資助軍火商制造軍備工業,謀取巨額利潤。人們發現,他們的代理人正在國會活動,或者在誘使哪怕是最小的國家購置更多的軍事裝備。奈伊公開聲稱,經濟利益集團對美國1917年參加協約國一方施加了巨大影響。報告點了摩根和杜邦四兄弟的名,指出他們充當協約國代理人謀取巨額利潤。
  奈伊委員會的結論是, 美國參戰既不是為了“拯救世界民主事業” ,也不是“為了保衛美國利益”,而是利潤攫取者的陰謀。報告從政治上對威爾遜大肆抨擊,并提供了許多材料,以使人們相信,美國參戰只是替“死亡商人”發財。沃爾特·米利斯的筆調生動活潑的新聞体著作《通向戰爭之路》,對經濟因素加以渲染,來解釋1917年至1918年的美國外交活動,證明他在《美國走向戰爭》一書里關于美國拋棄中立而致力于幫助協約國的政策。法西斯獨裁者在歐洲的活動,加強了決心阻止美國對國外糾紛進行干涉的那些人的力量。調查報告提出:“假如歐洲非要打仗不可,讓他們為自己的戰爭出錢;假如摩根和其他銀行家硬要參加到另一次戰爭中去,那就讓他們應募參加外籍軍團去打仗。”
  在一定的意義上說,奈伊的調查報告揭露了一部分真相,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錯誤的;但是30年代的國際環境与威爾遜時代大不相同,羅斯福踏進白宮之日正是希特勒攫取權力之時。在這种形勢下,孤立主義只能是縱容法西斯勢力的綏靖主義變种。
  德國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及其納粹死党,早已摸透了西方國家害怕又一場戰爭的心理。他們肆無忌憚地擴軍備戰,斷然采取進一步違反凡爾賽和約的行動,把德國軍隊增加到條約限額的五倍,恢复了強迫集訓。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赤裸裸地宣布他謀求帝國的鋒芒所向,將遵循古代羅馬囊括地中海沿岸的路線。他進一步昭示全世界,意大利應當擁有更多的非洲殖民地。1934年,意大利軍隊制造了一起与埃塞俄比亞士兵發生沖突的邊界事件。1935年,意大利陸軍、坦克和飛机對海爾·塞拉西皇帝的埃塞俄比亞發動了全面進攻。除了這些事件對美國輿論有著明顯的影響外,歐洲的新聞評論家和觀察家還經常發出警告和預言:另一次大屠殺正在逼近。
  面對這樣一种暴風雨般的事變和態勢,國會內外許多美國人企圖作出种种孤立主義的努力,來确保美國的中立和不干涉政策。幫民意測驗所稱,孤立主義在1937年擁有70%以上美國人的支持。但是,無論就地區或政治派別而言,還是就經濟地位或种族根源而言,孤立主義都沒有顯而易見的固定栖身之所。它得到得克薩斯州莫里·馬弗里克眾議員一類民主党人和諸如前總統赫伯特·胡佛一類的共和党人的贊助。親羅斯福的《新共和》周刊,和
  羅斯福的《芝加哥論壇報》同樣怀有孤立主義情緒。工業富豪們支持各种孤立主義的宣傳組織,小農場主怀著同樣的信念投票支持孤立主義的候選人。在許多人看來,中西部是孤立主義的中心,那里占支配地位的共和党政治和种族成分,必然使它具有這种形象。大部分講德語的美國人,不同程度地同情希特勒。斯堪的納維亞族系出身的美國人,則堅持他們的徹底中立的傳統觀念。但是,東部也存在類似的情緒,那里許多愛爾蘭后裔的美國人,在反對英國的態度上信奉原始的种族觀念:“我的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紐約市的意大利裔人,對墨索里尼的种种姿態和侵略行侵,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地感到洋洋自得;他們在曼哈頓區同那些把備受意大利軍團蹂躪的埃塞俄比亞人視為同宗的黑人,展開了激烈的街壘戰。
  在奈伊委員會報告的刺激希特勒重整軍備的威脅下,國會孤立派急于制定束縛羅斯福手腳的立法,規定歐洲發生戰爭時總統所能采取行動的限度。在這個背景下,國會制定了對交戰國實行武器禁運的1935年中立法,參議院通過該法案時僅僅花了25分鐘。這個法律期滿之后,又制定了禁止向交戰國貸款的1936年中立法。1937年中立法則規定,不准美船航行到交戰區,不准武裝美國商船,對交戰國實行非軍火貿易的現購自運原則。為了撫慰孤立派,羅斯福在1935年10月的一次演說中,鄭重其事地宣布:“不管海外的各個大陸發生什么事情,美國仍將而且必須不卷入其中,保持行動自由,這是很久以前我們的國父所祈愿我們保持的。”
  一條條的中立法,像一道道的繩索,捆住了總統的手足。在這种情況下,羅斯福不但不能采取反對中立法的行動,而且還表明自己与普遍的情緒是一致的。1935年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1936年希特勒進軍萊茵河,羅斯福說只能對局勢“警惕地等著瞧”。這反映出羅斯福在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前,對歐洲局勢發展難以采取堅定行動的境況。1936年8月,他在紐約肖特夸夏季講學中心,發表了一通博得喝彩聲的《我憎恨戰爭》的演說。他向人民保證他彈精竭智地“思考和計划怎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免于戰爭”。可是,當他听說張伯倫打算以承認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的征服來換取一項友好條約的交易時,則認為張伯倫是在進行一次极大的投机。他打比喻說:“如果一個警察局長同匪幫談條件,談的結果是匪幫不再作案,這位局長就成了個英雄;可是如果匪幫食言,這個局長就要進監獄!”
  1937年,新的世界大戰的陰影已經投射在地球上。在東方,日本法西斯大舉侵華;在西方,德意法西斯則在歐洲和非洲進行侵略。20年前使美國卷入歐洲戰爭的過程和教訓,像夢魔一樣壓在美國人心頭。在新的一代美國人中,和平主義情緒尤其強烈。這就是本世紀30年代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上舉足輕重的國會孤立派的群眾基礎。30年代美國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綱領,概括起來就是反對与歐洲結盟,反對干預其他大陸的戰爭。孤立主義在各地都有強大勢力,尤其是在中西部、西北部和落基山地區更為強大,而芝加哥則是孤立派的中心。這些地區選出來的國會議員,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羅斯福的國內政策。例如有死硬孤立派之稱的共和党參議員海拉姆·約翰遜,從1917年進入參議院直到他1945年死去,一直是威爾遜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堅決反對者,可是這位參議員卻是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者。被稱為“孤立主義之獅”的威廉·波拉在內政上也是支持羅斯福的,這就更增加了羅斯福的困境。當廣大群眾沒有作好精神准備,沒有從傳統觀念中懈脫出來,沒有正确權衡与自己攸關的利害時,而去采取某种重大的行動,那么這在政治上是危險的。羅斯福從威爾遜1919年的失敗中看到了這一點。18年后他又親身体驗了一次。羅斯福決定要謹慎地處理這一問題。
  為了用事實教育群眾, 逐步克服孤立主義思想,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孤立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說。他指出:
  “世界的政治情勢近來發展得越來越惡劣,引起了那些希望同其他國家和民族和平友好相處的一切民族和國家的嚴重關切和焦慮。
  “大約15年前,人類對于持久國際和平的希望十分強烈,當時60多個國家庄嚴保證在促進其國家目標和政策時不使用武力。在凱洛格-白里安非戰公約中所表達的高超抱負以及由此引起的和平希望,最近已為一种對災難的習慣性恐懼所替代。几年以前開始了恐怖盛行和國際上無法無天的情況。
  “它開始于對別國內部事務的非法干預或者違反條約規定去侵入外國領土;現在它已達到嚴重威脅文明社會本身的基礎的地步。標志著文明社會走向正義、法律和秩序的各個里程碑和傳統,正在被完全拋棄。
  “未經宣戰,沒有預警或任何正當理由,包括大批婦女和儿童在內的平民正在空襲中遭到殘酷的屠殺。在所謂和平的狀況下,船只無緣無故和未經預先通知就遭到潛艇攻擊并被擊沉。有的國家在從未危害過它們的國家中煽動內戰,并在內戰中支持一方……
  “無辜的人們、無辜的國家,正在因為一种對勢力范圍和霸權的貪婪而被殘忍地當作犧牲品,這种貪婪是缺乏任何正義感和人道主義的考慮的。
  “如果這些事發生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不要設想美洲將會逃脫,美洲可能幸免,西半球將不會遭受攻擊,并將繼續安宁地、和平地維持文明社會的道德和學術。”羅斯福進一步指出:“如果那樣的時代到來,武裝將提供不了安全,權威將提供不了助力,科學將提供不了答案。狂飆猛掃,混沌重現,一切文化花朵盡遭蹂躪,全体人類均皆夷滅。”
  羅斯福強調說:“要使那樣的時代不致發生——為了獲得一個可以自由呼吸、友好相處、無所畏懼的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作出一致的努力去維護法律和原則。只有如此,和平才能得到保證。愛好和平的國家必須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對違反條約和無視人性的行為,這种行為今天正在產生一种國際間的無政府主義和不穩定狀態,僅僅依靠孤立主義或中立主義是逃脫不掉的。”
  羅斯福最后用他慣用的比喻辭令向听眾指出:“世界上無法無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來這是不幸的事實。每當一場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時,社會上都會贊同并實行隔离病人,以資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疾病蔓延。”這就是被稱為有重要意義的“防疫演說”。這是羅斯福在經歷了四年多的迎合孤立主義者、和平主義者的要求之后放出的一個試探气球,想探探輿論的新風向。
  在這次廣播講話中,羅斯福還暗示美國不能排除卷入戰爭的可能。他說:“我們決心置身戰爭之外,可是我們不能保證美國不受戰爭的災難性的影響和免于卷入戰爭的危險。我們正采取使我們卷入的危險減至最小限度的一些措施,但是在一個信任和安全巳經遭到破坏的騷亂的世界里,我們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演說一發表,國會中孤立派大為惱火,竟以提出彈劾相威脅。羅斯福發現美國人民還不愿接受以集体行動來反對侵略者的概念,也就不再提“隔离”主張了。后來他對一位朋友說:“真難啊,你一心想帶領人們前進,可是回頭一看,沒有一個人跟著你,這真可怕!”
  雖然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行動步步加緊,但是孤立主義者似乎并沒有什么覺悟,反而在“魔鬼”面前更加畏首畏尾了。1937年12月12日,日軍向南京發動了進攻,吃水不深的美國炮艦“帕親”號停泊在長江位于南京西南大約27英里的地方。一些美國商人、外交官和新聞記者正在炮艦上避難。“帕奈”號的天篷上剛涂好兩幅巨大的美國國旗,在它附近美國公司的三艘油輪上也都飄揚著星條旗。下午一點半剛過,一群日本轟炸机從空中俯沖下來,對“帕奈”號進行了輪番轟炸。當乘客和船員們坐木筏和小船上岸的時候,日本飛机又來掃射。兩名美國水兵和一名意大利記者中彈身亡,還有40人受傷。三艘油輪也受到轟炸和掃射,在下沉之前沖到了淺灘,油輪上的中國船員逃到岸上,同一天在長江上的几艘英國船也受到了襲擊。
  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對日本法西斯軍隊肆意擊沉“帕奈”號的行為義憤填膺。他們向東京發了一個憤怒的電報,要求對擊沉這艘炮艦并造成美國人傷亡的事件進行道歉和賠償。然而,這一事件卻助長了孤立主義情緒,他們深恐此事將導致美日對抗。當一項被擱置很久的決議案又拿到眾議院投票表決時,孤立主義者們進行了种种抵制。這項決議案要求修改憲法,規定在總統宣戰之前進行公民投票。而使這項決議案不能通過的唯一障礙是總統的那封措詞強烈的抗議電報。羅斯福說,這項決議案使他“不能”施行對外政策。即使這樣,表決結果仍然是209票對188票,這顯然表明了孤立主義的實力。
  鑒于國內的情況, 羅斯福沒有就此事大作文章。但在1938年1月召開國會時,他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要求增加國防開支的特別咨文。“作為陸軍和海軍的總司令,”羅斯福說,“根据憲法賦予我的責任,我應該向國會報告,鑒于其他國家的武裝力量日益強大,我們的國防力量不足以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因此需要加強。”總統要求國會撥款10.4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加強海軍力量,山為海軍被視為美國的第一道防線。提出美國必須准備兩洋作戰,要建立兩洋標准的海軍,即建立等于德意日三國海軍力量總和的兩洋艦隊。當時日本海軍已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戰列艦——68200吨的“大和”號和“武藏”號,它們配備的火炮口徑是18.1英寸,而美國海軍按照條約規定的限制配備的火炮口徑是16英寸。
  羅斯福的提案,遭到孤立派的強烈反對,他們怀疑羅斯福要与英國聯合起來玩弄“歐洲強權政治”把戲。國會要求總統表明,不使用美國海軍來保護在作戰區域做生意的美國人,也不用來“巡弋世界各地”和“強迫實施國際法和國際秩序”,反對与英國取得任何諒解和協議, 并要求美國從遠東撤出軍隊和商務代表、 承認“滿洲國”,主張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經過長期激烈的辯論,才通過羅斯福擴大海軍裝備的法案。
  1938年8月, 英法屈從希特勒的壓力,听任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在當時的條件下,羅斯福難以對慕尼黑悲劇作出強烈反應,但是他對局勢的發展感到震惊。展現在他面前的是這樣的一幅世界圖景:奧地利被希特勒兼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肢解了,柏林——羅馬軸心更加肆無忌憚,中歐和東歐實際上已經成了法西斯德國的勢力范圍,日本正進行著侵略中國的大規模戰爭,并在太平洋上蠢蠢欲動,同西方的德國、意大利遙相呼應。美國在東西方的利益都受到嚴重挑戰。在此情況下羅斯福向國會提出了取消中立法案的禁運條款。他認為中立法不利于受害者,實際上是幫助了侵略者。在此后的300天中,羅斯福為修改中立法進行了艱苦的斗爭。參議員們在會見時對羅斯福施加壓力說,全体共和党議員和25%的民主党議員都反對廢除武器禁運條款。在這次不愉快的會晤后不到兩個月,歐洲戰爭爆發了。可是孤立派不服輸,組織了一次廣播運動,大造輿論反對修改中立法。其中,著名孤立派代表人物林白上校做了令人發嘔的表演。他在世界人們心中留下了不光彩的形象。正是:總統修改中立法,右派狂吠來擋駕。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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