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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六職難指揮，美蔣各自有算計； 將軍陳詞為抗戰，一片熱心付流水。 日本突然襲擊珍珠港，一下子改變了整個太平洋的戰略格局，促成了中美關系的“新蜜月”；羅斯福總統想靠蔣介石政府頂住日軍在中國戰場的進攻，并為日后的反攻提供重要的基地。從此美援源源不斷地運到重慶，但為時不久，這個幻想就破滅了。史迪威將軍成了這一悲劇中的犧牲品。 珍珠港事件后，德國參加了對美戰爭，日軍開始擊潰分散在太平洋各島嶼的美、英、荷軍隊。這一打擊雖然最后證明是使美國舉國上下團結一致的轉折點，卻使無數的美國人感到震惊和喪失信心。戰爭爆發不久，《紐約時報》在一篇社論中滿怀希望地說，盡管美國最初遭受了損失，但它決不是孤立的：“我們有像中國那樣忠誠的盟友，它有著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中國依靠其吃苦耐勞、足智多謀的人民，將十倍地報償我們以前給它的援助。有了這些盟友，我們就會找到太平洋戰略的鑰匙……” 但是，重慶蔣介石政府的看法卻和《紐約時報》不一樣，大多數官員對日美開戰歡欣鼓舞， 如釋重負。 著名女作家韓素音在《沒有飛鳥的夏天》一書中寫道：“蔣介石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戲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禱。國民党政府官員紛紛互相祝賀，仿佛已經獲得一次偉大的胜利。在他們看來，美國對日作戰，這是他們盼望已久的偉大胜利。美國終于同日本打起來了，現在中國的戰略地位將越來越重要了。美國的鈔票和裝備將源源不斷地流入；五億美元、十億美元……現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將大為增加。如今美國將不得不支持蔣介石了，而這意味著美鈔跑進官吏的腰包，跑進軍隊司令官的腰包，意味著槍炮送到胡宗南手里，以便將來攻打延安。” 對于珍珠港事件，《紐約時報》社論撰稿人的估計和國民党人的實際反應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有助于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關系的悲劇。同盟雖已結成，但進行的是兩种不同的戰爭。美國決策人員希望利用中國的人力作為一股抗擊日本的巨大力量，而國民党政權卻想利用它同美國的結盟撈取金錢、武器，以及幫助他們贏得國內最高權力的影響力。美國人認為，他們能夠把援助當作一种手段，“鼓勵中國領導人進行必要的改革”；而蔣介石等人卻相信，有了外援就能為我所用，根本不必進行什么改革。這些矛盾給虛构的“太平洋戰略的鑰匙”投下了第一個漫長的陰影。 甚至在日本席卷美國在太平洋的分散的前哨基地時，在中國的美國軍事和外交官員就力求提醒羅斯福政府，不要過分看重同中國的盟友關系。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約翰·馬格魯德將軍曾預言，國民党人會同日本締結事實上的停戰協定，而讓美國人繼續進行戰爭。國民党想要撈取大量美援，“主要是打算在戰后采取軍事行動”。期待國民党人發動攻勢是一种“不切實際的幻想”，反倒助長了他們的“爾虞我詐”傾向。馬格魯德解釋說，蔣介石把他的士兵和裝備看作固定資產，必須保存下來，用以支援對其……同胞的戰斗，去謀求經濟和政治的最高權力。” 海軍武官麥克休在寫給海軍部和白宮的報告中，建議對中國現有的軍事价值不要再作樂觀的估計。盡管如此，麥克休由于一貫主張給予國民党以政治上的支持，提醒華盛頓不要吝惜對中國的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如果這樣做，那就要冒促使蔣介石“排外”或与日本妥協的風險。這位武官說，美國的策略必須遷就落的要求，同時給“委員長的寵儿陳納德”提供一支空軍去打擊日本。 這些來自重慶的報告雖然在政治內容上不盡相同，卻證實了中國在當前戰爭努力中的軍事价值是靠不住的。但是，羅斯福卻認為，在日本最終被打敗以后，亞洲將進入一個新的政治發展階段。日本作為一個主要軍事強國的地位將隨之消失，而強大的英、法、荷也將如此，即使不是立刻衰落，也為期不遠。兩支主要的力量可能會赶快填補這一勢力的真空。因此，羅斯福和他的顧問們希望經過穩妥地改組亞洲將有利于“世界的穩定和繁榮”，而美國在塑造戰后亞洲的面貌方面應起主要作用。 在這种背景下，1942年12月，經馬歇爾提議，由羅斯福批准，成立了盟國的中國戰區，建議由蔣介石擔任戰區最高司令。蔣介石同意擔任此職，但是要求羅斯福派一名高級將領擔任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而此人“不必諾熟東方舊情，只要有品學而熱心之人，便可合格，并以中將為合适”。 根据馬歇爾總參謀長的推荐，羅斯福總統決定派遣約瑟夫·史迪威中將來華。可是史將軍“借熟東方舊情”，而且特別諳熟中國舊情。中國軍閥混戰時期，北伐時期，日本在華北侵略擴張時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初期，他曾擔任美國駐華武官等職，四次來華，前后在中國駐了10年，會說中國話，也了解中國官場黑幕和老百姓的苦境。根据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与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交換的函件，史迪威將軍享有以下權力：監督和控制美國對華軍援事宜；在蔣介石統轄之下，指揮在華美軍及可能撥予的中國軍隊；代表美國政府參加在中國的國際軍事委員會，以及以委員長的參謀長身份行事，改善、維持和控制滇緬公路中國段。 1942年1月29日， 美國陸軍部宣布史迪威來華身兼六職：美軍駐華軍事代表，在緬甸的中、莢、美軍隊司令官，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制人，滇緬公路監督人，在華美國空軍指揮官，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在接受任命之前，提出受命的唯一條件是必須擁有指揮權。但是，日后這一問題成為史迪威与蔣介石交惡的一個触發點。 史迪威受命后，于1942年2月9日去白宮晉見羅斯福。對于這次晉見，史迪威是有不滿情緒的。他在日記中寫道：“造訪白宮，12點至12點Z0分。羅斯福十分愉快，但极為淡漠。就好像我是一個前來找他的選民。他海闊天空地泛談對戰爭的見解，言不及義，我插話問他有沒有帶給蔣介石的信。他顯然沒有，又花了5分鐘找了一些震惊世界的事來談。最后他算說到正題上了——‘告訴他（指蔣介石），我們在做的事是維持住中國，我們還打算一直維持到中國收回全部失地’。他接著說，他認為蔣夫人最好不要接受這個或那個組織的邀請來這里。那太像一些婦女俱樂部的宣傳旅行了。總統這一點是正确的。他令人感到親切、愉快……而又感到空空洞洞。” 在參戰初期，羅斯福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太平洋上，美國主力東移之前，希望中國頂住日本的進攻。他相信中國的戰斗潛力，愿意繼續加強中國軍隊，以便將來打擊日本。1942年美國在太平洋上已經阻遏住日本的攻勢，美國海軍希望得到增援來保持太平洋上前進的勢頭。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在羅斯福的戰略布局中，雖然仍在大西洋之后，但是与丘吉爾的想法大不相同。丘吉爾的次序是大西洋、地中海、北非、印度洋，只有在取得地中海后，才能將兵力調到印度和東南亞打擊日本人。丘吉爾對中國人能作出戰爭貢獻沒有信心。丘吉爾出于對大英帝國前途的疑慮，長期猜疑和排斥中國。他不愿意在印度和東南亞使用中國軍事力量打擊日本，為的是保持英國殖民帝國。 在1942年和1943年，羅斯福總統為“維持中國”成為一個有效的盟國，采取了一系列軍事、政治、經濟的步驟。這些措施除了供應軍事物資、加強中國空軍、訓練軍官和技術人員等軍援之外，還給蔣介石政府近七億元的貸款。羅斯福為了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 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樹立良好的形象，1943年1月11日，中美兩國在華盛頓簽訂了關于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及有關規定的條約。條約規定：美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北京議定書所賦予的特權，其中包括在華駐兵權。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館界、上海和廈門公共租界等等；美國聲明放棄內河航行和沿海貿易特權、 美國軍艦在中國領水內享有的特權。 美國參議院根据羅斯福的請求，于1943年2月11日一致批准上述條約。此外，1943年12月17日，美國國會根据羅斯福的請求，廢除了1882年至1919年制定的一系列的排華法。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指出：“我們要有足夠的勇气承認過去的錯誤，并加以改正。”与此同時，羅斯福還注意在國際事務中提高中國的大國地位。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將軍奉羅斯福總統之命經印度前往重慶，迎候他的這座陪都本身就是滿目瘡痍。1937年以前，重慶是長江峽谷上游的一座死气沉沉的省城，日本的進攻使它變成千百万難民的一個擁擠的避難所，其中主要是國民党政府机關。沿著穿過重慶市中心的這條大江的陡峭斜坡，老鼠、虱子、疾病、饑餓和日本人的轟炸侵襲著老百姓。在外圍的小山上，有錢有勢的人都安适地住在自己的別墅里。蔣介石挑選了其中一座別墅作為史迪威的官哪，可是這位美國司令官覺得那是一座令人掃興的墳墓。 史迪威從到達之日起，就拒絕接受像別墅那樣的一切虛假的權力象征。他同蔣介石的第一次正式會談時，就提出他要指揮已進入緬甸的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蔣表面上同意這一要求，可是私下卻抱怨史迪威態度傲慢，對他這位委員長不夠尊重。他說，“這個美國人的舉動根本不像一位參謀長或一位顧問，而是一位獨斷獨行的司令官。” 史迪威于3月11日前往緬甸前線時， 完全沒有料想到那里竟是這樣一种局面。中國或英國司令官，都不想為了他們認為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地區犧牲他們的人力和物力。中國司令官不愿接受美國人的指揮，英軍則希望抽身去保衛印度。當然，蔣介石只不過曾授予史迪威一點名義上的權力。史迪威在緬甸急得團團轉，他再次回到重慶，希望蔣介石能指令中國陸軍司令官服從他的指揮，可是沒有成功。史迪威所得到的口頭上的保證，在他返回前線時變得無影無蹤了。 在這种情況下，1942年3月在緬甸的戰斗几乎各方面都是災難性的。組織散漫、充滿失敗主義情緒的英、中部隊，根本不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并抱有明确目標的日軍的對手。史迪威發現他已無法激勵自己部隊的土气，并很快就看出，他并沒有指揮那些歸他統率的中國部隊的實權。日本人掌握了制空權，使他几乎無法接濟和調動他的部隊。到了4月中旬，戰斗已明顯地失敗了；到5月初，在緬甸的英軍、印軍和中國部隊，已經彼此失去聯系，亂成一團。史迪威本人率領一個縱隊披荊斬棘，經山間小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安全抵達印度。當那些疲憊不堪、虎口逃生的土兵于5月29日到達印度時，這位美國將軍公開承認：盟軍已經在緬甸遭到“慘重的失敗”。 史迪威對這次戰役的失敗，滿腔怒火，在一份55頁的報告中，他生動地描述了英國和中國指揮官貽誤戰机的行為。他得出結論說，英國人只關心保衛他們具有戰略意義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戰局符合帝國更大的戰略需要時才這樣做。他們不屑同中國人合作，認為中國是長期威脅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國家。對于蔣介石，史迪威更是十分嚴厲地加以指責，尤其是因為他阻撓了這個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的工作。史迪威寫道，中國現有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事實上是無可救藥的。只有依靠一批在“新軍”中由軍官們重新加以整訓、裝備和指揮的中國士兵，才能取得軍事上的胜利。史迪威在緬甸潰敗時抱有的“新軍”美夢，在他准備返回重慶時在內心深處扎了根。到了重慶，他向蔣介石遞交照會，要求徹底改組蔣介石花費畢生心血建立起來的武裝部隊。 當時蔣介石管轄的軍隊大約有380万人，由300個師組成，受12個軍區司令官的統轄。各師的忠誠和素質差別极大，以司令官個人的好惡和派系的傾向而定。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大約只有30個師，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嫡系部隊”。蔣介石的大部分力量主要依靠他在相互競爭的勢力之間施展手腕，使其保持平衡。他力圖視忠誠的程度使用大量的經費和物資去操縱地區司令官。部隊的薪響由將領任意發放，他們編造假名冊，虛報人數，然后把余額塞進自己的腰包。這是無本生利的大好買賣。 為了維持部隊滿員，軍官們橫征暴斂，強征農民入伍，其殘酷程度，同英國19世紀征兵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美國記者曾作過如下的報道：“中國農民一遇到征兵就像碰上水災或饑荒。饑荒、水災和干旱，同征兵相比，猶如水痘和瘟疫。這种毒害遍及整個中國農村。” “部隊的士兵如果有人死了，”這位記者繼續寫道，“他的尸体就被扔在路邊。他的名字仍舊留在名冊上。只要他的死亡沒有上報，他就始終是一宗財源，并且由于他不再吃喝，他給人提供的錢財就更多一些。他的口糧和所關的薪餉就成了他的司令官口袋里長期的紀念品，而他的家屬只好把他忘掉。” 但是，蔣介石所最關心的，不是改革這支雜牌軍，而是把它一直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有誰能夠給部隊分發金錢和武器，或者安排軍官的訓練，蔣就會失去控制，他那炙手可熱的正統地位也將隨之垮台。同時，蔣介石的辦法是保證使那些經過挑選的“可靠師團”能夠得到獎賞和倚重。這樣，“總是一片忠誠的胡宗南就為他自己及其監視中國西北地區共產党根据地的40万大軍贏得了特殊的恩寵”；而与日本人對抗的部隊卻享受不到什么特殊的照顧。 為了消除這种軍事上的惡劣狀況，史迪威打算精選30個師進行改編、訓練、重新裝備，置于新司令官的指揮之下。改組中國軍隊的建議主要是組建兩支新的集團軍。一支在印度建立，由從緬甸撤退下來的中國殘余部隊組成，并招募新兵加以補充。与此同時，另一支規模較大的30個師的兵團將在中國云南省西部調集。這兩個兵團在美國人的指導下由中國軍官自己指揮，它們在重新訓練和裝備后將調往緬甸，在英軍協助下重新開辟通往中國的陸上通道。史迪威認為，這一“簡單的改組”將在中國造成一條活躍的軍事戰線，并為中國經由緬甸獲取更多的援助舖平道路。但是，這一計划剛一出籠就遭到蔣介石的憤怒拒絕。這位獨裁者轉彎抹角地威脅說，除非史迪威和美國重新估价現行的政策，否則他就要同日本單獨媾和。几天之后，蔣介石向史迪威遞交了一份正式照會，向美國提出三點要求：第一，調遣美軍三個作戰師前往中國； 第二，立即建立一支擁有500架作戰飛机的空軍，交給反共親蔣的陳納德指揮；第三，每月飛越喜馬拉雅山運送5000吨物資。蔣介石并電告當時在美國的宋子文，要他迫使華盛頓的官員盡可能召回史迪威。 在這一事件后，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關系鬧得很僵，直到1944年晚些時候兩人最后鬧翻為止。在史迪威的日記中和他的總部里稱蔣介石為“小人”，稱宋美齡為“白雪”。這位美國將軍在日記中寫道：“必須設法掃除這幫坏透的家伙，讓一些實實在在的人來領導一切”。他在給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的報告中說，除非陸軍部和總統全力支持他迫使中國進行軍事改組，否則蔣介石所要求的大量援助將被囤積起來，最終用來對付共產党和國內的其他敵手。史迪威要求華盛頓必須了解中國的政治現實，以免上當。 除了史迪威不斷向陸軍部抱怨而外，唯一經常以批評的態度報道國民党人消息的，是美國國務院的“駐外机關”派駐重慶美國使館的一批級別較低的官員和史迪威的參謀人員，他們撰寫了一些報告。使館參贊文森特，把國民党人描繪為一群自私自利的小集團，“他們的唯一共同特征和共同目標是希望維持國民党在政府中的支配地位。”他寫道，中國還可能有救，但就看能否掃除現在的領導集團，代之以一個至今尚未發現的“自由主義革新派”。另一位在史迪威麾下兼職的駐華外交官謝偉思報告說，統一戰線“肯定已經成為陳跡了”。他強調說明，美國的援助必須針對日本和法西斯主義而不是為了蔣介石打內戰。首先，美國決不應當拿起武器去直接或間接地對付目前華盛頓差不多還毫不了解的中國共產党人。謝偉思勸告美國人到延安去發現誰是真正的革命派。另一位美國官員戴維斯說，僅僅由于美國在中國提供了援助和武器，這些東西便成了中國內部權力斗爭的因素。既然史迪威領導著美國代表團，他自然成了這場斗爭中卷入得最深的美國人。而且，史迪威為了抗擊日本想要改組中國軍隊的決心，同蔣介石的基本戰略背道而馳。“在蔣委員長看來，這些現實几乎同共產党或日本人一樣，是對他的嚴重威脅。” 文森特、謝偉思和戴維斯所寫的這些敏銳的、几乎是一針見血的報告，對羅斯福的對華政策并沒有發生什么影響。相反，羅斯福卻愿意遵循柯里提出的方針，而這种政策顯然是以偏袒親蔣的陳納德和依靠“個人外交”為特征的。羅斯福決定在1942年至1943年期間，和重慶互派高級人員進行互訪。大致按照中國禮尚往來的傳統，羅斯福將派遣威爾基前往中國，蔣介石將派他的夫人宋美齡作為他的特使晉見總統。 蔣夫人以她与威爾基對等的身份在美國從1942年11月逗留到1943年的5月。 作為白宮的客人，這位特使利用一切机會去糾纏總統的助手、眾議員、參議員以及可能會影響外交政策的行政官員。在亂哄哄的國會聯席會議上和美國公民舉行的集會上，宋美齡為蔣介石和他的政府進行了廣泛的游說。她宣稱，“中國不僅為它自身而且也為全人類而努力奮戰”。她吹捧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最受人民信賴的領袖”。 1944年，革命力量、外國侵略力量和一項矛盾的美援計划匯集在一起，使中國的緊張局面達到了難以复加的地步。在盟軍終于開進緬甸，日本在中國中南地區發動一場猛烈的攻勢時，戰斗達到1938年以來的最高潮。蔣介石繼續拒絕把他的武裝部隊用于抗擊日軍，而磨擦事件不斷發生，中國內戰的跡象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這就不但促使史迪威而且也促使羅斯福考慮要在政策上作根本的變動。有几個月，總統看來認清了新的現實，甚至想部分地拋棄蔣政權。但是，這一方針未能得以實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在這時，蔣介石又向華盛頓提出了10億美援的要求。白宮認為，重慶政府動用1942年的貸款還不到一半，他們既沒有用于抗日前線，又沒有努力遏制通貨膨脹， 并且仍舊維持美元和法幣之間的人為的低匯率（20比1）來牟取暴利。實際上除了斯坦利·項白克而外，誰也不贊成提供新的大筆貸款。美駐華大使高斯堅持認為，“現時要支持任何這類貸款的建議，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考慮，都是沒有牢靠的基礎的。”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把蔣的要求說成是敲詐勒索。他气沖沖地說：“連一個鎳幣也不打算再借給蔣介石，讓這個騙子去跳長江吧！”最后，羅斯福正式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理由是國民党政府沒有能夠制止通貨膨脹、取締貨幣投机，沒有修改美元与法幣的匯率，而目也沒有充分承擔中國作戰地區的任務。因此，總統認為，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再向重慶方面提供貸款。 從此，美蔣關系出現新的僵局。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沙勒博士在《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中，披露了大量的材料說明這一問題。他說：“史迪威和羅斯福都重新致力于同延安進行接触，想必是為了把共產党的力量結合到中國政府和美國軍援計划中去。 ”9月，美國迪克西使團團長包瑞德上校從延安轉來共產党領導人的一份邀請赫爾利前去訪問的函件。信上說，共產党武裝部隊熱烈希望在抗日戰斗中与美國人合作。史迪威也發現他自己深為共產党的建議所吸引，并為他們的誠懇態度所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必須想法把武器交給斗志昂揚的共產党人。” 但是，在史迪威能夠采取行動之前，他必須取得實際的指揮權，而這件事情仍然頗成問題。蔣介石原則上同意羅斯福先前提出的要求，但這并沒有成為事實。蔣揚言，在他能夠親自控制“租借法案”物資分配權和武裝共軍的計划之前，拒絕交出任何權力。然而這些限制條件取消了史迪威擔任總司令的全部目的。而且，當史迪威和赫爾利在9月中旬商談的時候， 中國的戰局進一步惡化，蔣介石又吵著要把中國的遠征軍撤出緬甸。 在絕望之中，史迪威憤怒地提醒馬歇爾，除非他立即掌握指揮權，戰區可能要土崩瓦解。 第二天，即9月16日，史迪威把宋子文請來，“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如果他不能馬上得到充分的指揮權，他就要敦促華盛頓“完全撤出中國，另行建立基地”。 史迪威的信件在1944年9月回6日送達馬歇爾和羅斯福，這時他們正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出席“八方”會議。晚餐時，總統和羅斯福夫人在抱怨蔣介石的班底“貪得無厭和窮奢极欲”時，流露出了他們對中國局勢的擔憂。在史迪威提出警告的影響下，馬歇爾在魁北克的工作人員，起草了一份責備蔣介石的電報，由羅斯福批准發出。電報說，拖延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如果不給史迪威指揮部隊的全權，美援即將停止。電報譴責蔣介石招致“災難性的后果”，并強調指出，“我們在這里出席會議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再行拖延，你們和我們力求挽救中國的一切努力定將付之東流。” 史迪威9月19日親自把這份最后通蝶交給蔣介石， 打斷了他和赫爾利的一次私下會談。史迪威“稱心如意的复仇感”在他紀念這件事的一首詩里表達了出來。 我等了好久，要想報仇—— 終于時運來了， 我瞪眼瞧著那個小子， 兜屁股踢他個夠。 舊日的標槍准備在手， 對准目標，算好時候， 我直刺過去，只剩槍柄留在外頭， 捅得他兩面穿透。 小雜种渾身發抖， 無力說話，開不了口， 他臉色發青，肌肉顫抖， 強抑著自己不吐哀聲鳴啾。 為了我一切困乏的戰斗， 為了我所有災難的時候， 我終于有机會一顯身手， 叫那小子當場出丑。 我曉得我仍須忍受， 進行一場令人厭倦的競走， 可是啊，天賜的歡樂多么酣暢！ 我已叫那小子顏面盡丟。 9月23日， 當史迪威還認為赫爾利在支持他的時候，向這位總統特使遞交了一份要求聯合對抗蔣介石的建議。史迪威希望到延安去，以便在那里向“赤色分子提出一些建議”。他將要求共產党人承認蔣介石名義上的職權，同時認可史迪威是實際上的野戰軍司令官。那時他將把共產党部隊調到黃河以北，并給予可以裝備五個師的軍用物資，抗擊日軍。 在史迪威把這份毫不起作用的建議交給赫爾利之后的第二天，蔣介石和宋子文就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表示蔣原則上同意由美國人擔任總司令，但堅決不同意由史迪威擔任這個職位。這樣做將是“故意引起不可避免的災難”。赫爾利在蔣介石的信上附加了他自己的評論，告訴總統史迪威已成為中美關系的中心問題。如果決定把史迪威調開，總統希望蔣在軍事和政治方面采取認真的新的主動行動的想法就可得到保證。最后，赫爾利宣布蔣的決定是不可更改的，他赫爾利贊成這個決定。 在1944年9月25日到10月1日的一個星期里，問題懸向未決。由于不能确定應該采取什么方針， 羅斯福總統遲遲沒有答复蔣介石——赫爾利9月24日的最后通蝶。I0月I0日，這位特使又在給羅斯福的第二封信中寫道： “我的意見是，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你將失去蔣介石，并且你還會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將發誓說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歷史的結論。美國勢必在中國遭到失敗……我謹建議你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任命另一位美國將軍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指揮在中國的一切陸空部隊。” 赫爾利這個臭名昭著的善于撥弄事端的政客，向總統提出了一個狡猾陰險的問題，即對“失去中國”的責任問題，這是羅斯福所不愿接受的。總統經過反复考慮權衡之后，終于在10月18日決定召回史迪威，另選魏德邁去接替他在華的職務。就這樣，這位英勇善戰并頗有見地的史迪威將軍，作了這場悲劇的犧牲品。羅斯福在這一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令人痛惜的不光彩的角色。 羅斯福的對華政策，在1944年11月以赫爾利、魏德邁接替了高斯大使和史迪威將軍以后，就決定性地轉到了完全支持蔣介石政府的路線上。羅斯福的儿子埃利奧特·羅斯福在談到史迪威与蔣介石的斗爭時，認為他父親“押錯了寶”。他在評論羅斯福總統對待蔣介石夫婦的態度時說：“他對共產主義毫不溫和，但是他對蔣氏夫婦卻表現出溫和，他讓自己相信蔣夫婦是懂得在戰后中國實施民主的承諾的。在這方面，我母親就不那么輕信他們。”正是：總統押寶終失策，禍患從此無盡頭。欲知羅斯福日后如何進行國際周旋，且看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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