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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總統特別助理


        霍普金斯受人贊,既有卓識又有膽;
        全心全意為國家,貢獻之大難說完。

  在羅斯福的朋友中,關系最密切和幫助最大的要屬路易斯·豪和哈里·霍普金斯了。作為羅斯福的智囊和“參謀長”,路易斯·豪成功地幫助羅斯福參加總統競選,并最終把他送進了白宮。但不久路易斯就去世了。對于他的死,羅斯福夫婦是非常悲痛的。繼路易斯·豪之后,霍普金斯成了羅斯福的高參。在他擔任總統的12年間,可以說,羅斯福的每一項重大決定和任何困難問題的解決,沒有一項不是在霍普金斯的參与下完成的。他既是總統的特別助理,又是羅斯福親密無間的好朋友。
  當霍普金斯作為“客人”住在白宮的那几年,他一般被認為是為總統出謀划策的“危險人物”。仇視他的決不只限于那些憎恨羅斯福的人。內閣內外,羅斯福最忠實的朋友和同事中,也有不少人极不喜歡霍普金斯,對他享有實際權力和影響的特殊地位,甚為不滿。許多人奇怪,為什么羅斯福要把他留在身邊。
  對于這位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總統特別助理, 馬歇爾將軍說過,“他對國家的貢獻之大,哪怕作個粗略的估計也是困難的。”羅斯福有意識地培養這位有識之士,向他灌輸政治和軍事的藝術和科學,然后委之以決策大權。這除了總統喜歡他,信任他,并需要他之外,沒有其他解釋。霍普金斯來自中西部玉米地帶,是一位福利工作者,習慣于把錢看作一种應該盡快花掉的東西。他是一位放蕩不羈而又富于韜略的革新家,在出身、教養和待人接物方面都与羅斯福大相徑庭。但是,他身上的一些素質,包括某些令人惋惜的缺點,卻得到了羅斯福的欣賞和喜愛,這原因之一可能只是因為這些缺點太不一般。對他們這种關系的最好說明之一,是觀察深入的美國專欄作家雷蒙德·克拉拍在1938年寫的一段話:
  “許多新政派人物的死板固執,使羅斯福感到討厭。霍普金斯決不如此。他天生知道應該在什么時候提出要求,什么時候保持沉默,什么時候堅持,什么時候退讓,什么時候跟羅斯福直截了當打交道,什么時候得繞一些彎子……霍普金斯靈活、机警、精明、大膽、有見地、對什么都滿不在乎,這樣一個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必然得到羅斯福的寵愛。”
  在戰爭期間,霍普金斯的功勳尤為卓著。羅斯福死后,杜魯門總統把功績优异勳章授予霍普金斯時, 陸軍部在嘉獎令中說他為解決戰爭面臨的多种問題表現了“洞察一切的判斷力”。舍伍德說,“這話對霍普金斯實在太妙了——洞察一切的判斷力——這表明他現產問題深入敏銳,并表明這种觀察力后面的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毅力。”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以及繼之而來的戰爭年代中,霍普金斯認為他的工作,他應盡的天職,就是去找出羅斯福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尋求途徑,使一切困難,哪怕是羅斯福本人可能出現的動搖,也不足以妨礙它們的實現。霍普金斯決不會犯威爾遜的顧問愛德華·豪斯上校犯的錯誤。豪斯自稱對威爾遜總統的心理比總統本人掌握得更透徹,因而使他与威爾遜之間出現了致命的裂痕。羅斯福可以把任何使命委托給霍普金斯,派他前往五角大樓或唐宁街,而絕對相信霍普金斯不會單憑臆測,就對首腦的政策或意圖吐露一句決定性的話。對羅斯福判定的范圍,霍普金斯決不擅自越出一步。
  霍普金斯首次訪問莫斯科是在1941年7月,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后還不到1個月,當時羅斯福曾致電斯大林:“我要求你對他完全信任,就像你直接与我談話一樣。”在那個時候,羅斯福還從未与斯大林有過個人接触,但是斯大林相信他的話。斯大林与霍普金斯談話之坦率,是他對以前來自西方世界的戰時使節從未表露過的。值得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并未攜帶羅斯福要他怎么說成怎么做的任問書面指示。羅斯福常常說:“哈里是實現我的意圖的理想使節。他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外交禮節’。任何官樣文章碰到他,都會被他打個落花流水。他跟一個外國要員談話的時候,知道怎樣在椅子上往后一靠,把腳擱到會議桌上,說道:‘啊,是嗎?’他正是這种以超紀錄的迅速抓住問題實質的能耐,使他獲得了丘吉爾的歡心。”
  丘吉爾對此也有同感,他說:“我曾參加過几次重要的會議,出席會議的行政要人有20人或者更多。每當討論茫無頭緒,在座的人都一籌莫展的時候,哈里·霍普金斯總會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性的問題:‘的确,總統先生,這就是我們必須加以解決的。我們是不是要談談這個問題呢?’結果,他所提出的問題,總是受到重視,大家一重視,問題也就獲得解決了。”
  一次,丘吉爾、羅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宮樓上橢圓形辦公室共進午餐。他們商量當天下午的正式會議上將提出討論的重大問題。像往常一樣,羅斯福和氏吉爾談起來總是漫無邊際。這時就得靠霍普金斯把這些翱翔天外的想象拉回到地面,以便考慮當前亟待解決的問題。他這么做的時候一貫是單刀直入的。于是,丘吉爾回頭對他說:“哈里!戰爭結束以后,英王陛下政府打算報答你,授予你一個貴族稱號。”霍普金斯有些不愿意地回答說,貴族院議員的頭銜,他并不渴望。但丘吉爾馬上接口道:“我們已經考慮了一個稱號。你應該被稱為‘抓根本問題勳爵’。”
  盡管霍普金斯為工作廢寢忘食,身体又長期虛弱,但他還是向往生活的樂趣。他愛好賽馬、看戲、逛夜總會,愛好与時髦、漂亮、才气橫溢、好尋歡作樂的人在一起。和他作對的報紙罵他是“浪蕩子”,他听了反而高興、自豪。他覺得那使他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總統的保健醫生麥金太爾將軍有一次說;“我最大的任務就是不要使哈里感覺到他的病已經完全好了。只要他認為他已恢复健康,他就會跑到市里去,然后從那里直接到梅奧醫院。”羅斯福對這位任性的朋友這些逢場作戲的行為,感到有趣,但詞時對他的健康也相當憂慮。他的態度既像一位溺愛子女的父親,又像一位親密的兄弟,對他的任性雖然覺得可以寬恕,但為了他的健康,對他的活動又認為必須嚴加約束。
  1939年5月21日, 正當霍普金斯因多次病魔纏繞、臥床不起的時候,羅斯福既含蓄又幽默地給他寫了這樣一封信:“親愛的哈里:好孩子!教師說你增加了兩磅。2磅等于2元。希望你繼續有所增加,把收入存入小小的儲蓄所。”信中夾著兩張1元的鈔票。8年之后,他不在人間時,鈔票還夾在那里。据認為,霍普金斯留下的財產,除了這點錢,恐怕就不多了。他一生雖然生活任性放蕩,但可以為眾人慷慨解囊,從不聚斂財富。
  霍普金斯于1890年8月17日生在衣阿華州的蘇城, 与紐約的海德公園似乎不知相隔多遠。他51歲生日那天,隨同羅斯福總統參加大西洋會議后回到華盛頓。會前他是由倫敦飛往莫斯科的。一位朋友問他第一次會見斯大林的情況,他說道:“我真不相信我會到那里去,走上克里姆林宮的樓梯,去會見一位統治著1.8億的巨人。我一直在問自己:霍普金斯,你這個蘇城馬鞍匠的儿子,你要在這儿干什么呢?”那位有些心直口快的朋友听到這里打斷他的話說:“算了,哈里,你不要跟我講這一套。你第一次踏進白宮的時候,你曾對我說,你這個馬鞍匠的儿子竟會在那儿。你第一次訪問唐宁街十號回來,你說的也是這么几句話。你不要再吹噓你那卑微的出身,不行嗎?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唯一的一种自命不凡的表現。再說,很可能其他許多馬鞍匠的儿子也到過克里姆林宮。當你走進那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時,你應該想的只能是:你是總統的私人代表,因此理所當然,你有權到那里去!”這一點給予霍普金斯很深的印象。1945年,他完成最后一次莫斯科之行,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使國外回來,在歡迎會上他致答詞時說:“當你有整個美國政府的力量作后盾的時候,要做好這一類工作是并不困難的。”
  哈里是戴維·霍普金斯和安娜·皮克特的五個孩子中的第四個。他家的一位老朋友羅伯特·克爾說過:“凡是對遺傳學有興趣的人,哈里是最好的研究材料,他是他父母性格的混合物。”戴維·霍普金斯,人們都叫他“奧爾”和“老爹”,他是一個可愛、老練、隨和但又沒有一定主意和得過且過的人。他不論住在哪里,總是當地最受歡迎的公民之一,但他從來不在一個地方長期定居。他前前后后換過不少工作:當過報差、礦藏勘探員、馬鞍匠、旅行推銷員,還開過小店舖,但他的主要樂趣是滾木球戲,他在這方面有專長,而且靠打賭贏過不少錢。戴維不論干什么買賣,他用的信箋頂上總印著“生意興隆”几個字,這表現了一种雄心勃勃的樂觀主義气質。他的儿子哈里也繼承了一些這种气質,盡管他有時難免疑慮不安,但最后總是重又燃起熱烈的希望。
  當哈里·霍普金斯從格林尼爾學院畢業不久,正赶上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曾先后打算進陸軍、海軍或海軍陸戰隊服役,但因左眼視网膜分离未能入伍。最后他加入紅十字會,被派往新奧爾良,指導墨西哥灣分會的工作。在這里顯示了他的才華和超凡的工作能力。后來他以优异的成績被提升,指導東南部各州整個紅十字會的活動,總部設在亞特蘭大。1921年,他回到紐約,立刻通過他的老朋友約翰·金斯伯里找到了一個職業,擔任改進紐約市衛生狀況協會的主任。
  霍普金斯第一次見到羅斯福是在1928年的競選運動中。這一年艾爾弗雷德·史密斯競選總統,羅斯福競選紐約州長。這次會見給霍普金斯留下很深的印象,因為他從無線電廣播中听到羅斯福為史密斯所作的“快樂的勇土”提名演說時便大為激動,那時史密斯是霍普金斯崇拜的偶像,霍普金斯曾為他奔走呼號。但是,對羅斯福來說,与這位面黃肌瘦的社會工作者會見,不過是多握一次手而已。但其后,霍普金斯日益引起了羅斯福的許多朋友和羅斯福夫人的注意,羅斯福夫人對福利工作一向是很關心的。
  霍普金斯所以對羅斯福產生迷人的興趣, 是從1931年8月28日听他在州議會發表的一次演說開始的。在這篇演說中,透露了這位年輕州長的最基本的社會哲學思想。羅斯福說:“什么叫國家?國家就是一個有組織的人類社會的合法代表,它是這些人為了互相保護和過幸福生活而創建的。”“國家的責任之一,就是關怀那些陷入逆境以至不靠別人的幫助連最起碼的生存資料也無法獲得的公民。這一職責是每一個文明國家所公認的。”羅斯福強調指出,“政府對這些不幸的公民理應給予幫助,這不是什么恩賜,而是一种社會責任。”
  為了實現這些,羅斯福采取的第一個措施,是在紐約州成立了臨時救濟署。霍普金斯擔任了這個救濟署的主任。當時經濟危机日益惡化,就業問題每況愈下,需要救濟的人越來越多。后來霍普金斯通過以工代賑,發動群眾生產自救,對緩解失業問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成了羅斯福推行新政的有力助手。后來羅斯福當選了總統,他也因此而一步登天,走上世界政治舞台。但在未來的12年中,他的薪金卻比1932年還低。然而,在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他為救濟別人而支付的公款卻高達90億元。
  霍普金斯不僅是一位救濟工作的能手,而且還是一位業余詩人,在此期間他寫了一些詩篇。他在一首詩中寫道:
  瞧這雪——瞧啊,
  快來瞧呀,
  它像我的床舖一樣白。
  這皚皚白雪就是一張床舖,
  在它冷冰冰的怀抱中安眠,
  爬到它洁淨的覆蓋下安眠吧。
  最好就在這宁靜的白雪下安眠吧。
  何必站起身來另找睡處。
  瞧這雪——瞧啊;
  快來瞧啊,
  它像我的床舖一樣白。
  還有一首,表現了他對祖國始終不渝的愛,以及他對貨幣兌換商的態度:
  在炎熱的6月,一行行玉米排得又長又直。
  衣阿華的玉米可說是用溫情的手培育的,
  它那金黃多汁的姿態是柔和的,
  它那金黃的色澤是美好的,
  衣阿華人對待玉米就像老練的銀行家注視著自動收錄器中的股票行情,
  太濕——太干——霜凍太早——太遲。
  衣阿華農民總是在暗中注視著。
  霍普金斯的救濟工作雖然博得了窮人的擁護,但卻受到富戶和商人的怒罵和批評。《華盛頓郵報》曾發表過一位弗吉尼亞婦女寫的詩,最后几行是:
  雖然我們還在付稅,
  霍普金斯先生!
  我們正在磨我們的斧頭,
  (霍普金斯先生)
  邊用我們的拇指試試它是否鋒利——
  現在我們要老實告訴你
  我們不是什么他媽的笨蛋,
  霍普金斯先生!
  反動勢力拼著老命,想依靠他們昔日的“威望和影響”重整陣容。他們的主要希望是要在群眾心目中把新政与莫斯科聯系在一起。把“共產主義”這頂帽子扣到羅斯福政府的頭上,尤其是霍普金斯頭上。《俄克拉河馬日報》駐華盛頓記者寫道:
  “美國政府的第二號人物,現在就是尖酸刻薄的哈里·霍普金斯,是在社會救濟工作方面大權獨攬的人物,也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
  “雖然他不是內閣成員,雖然他的職務是‘臨時’的,他的部門不用說也不是屬于‘緊要’的一類,但是這位喜歡吵架的先生權力之大,几乎超過了羅斯福身邊的其他任何人。”
  《芝加哥論壇報》曾在報頭地位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霍普金斯把它放大了,還裝上鏡框子。在《把坏蛋們攆出去》的黑体標題下,該報社論說:“霍普金斯先生是個頑固分子,他之所以在新政中占有顯著地位,就是由于他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最多的錢花在最荒唐的事業上;在這方面,華盛頓的任何胡鬧分子都是望塵莫及的。”
  在戰爭期間,霍普金斯不僅受到國內孤立主義者的反對,而且還成了德國法西斯攻擊的主要目標。德國人在其對美國的宣傳中,充分利用霍普金斯,揚言他為了捍衛英國帝國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正在使他的國家陷于介入戰爭的處境。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把霍普金斯描繪為西方野蠻主義的工具,處心積慮要由華爾街來奴役歐洲,把歐洲古老的文化降低到好萊塢的水平。由于納粹宣傳中這樣重視霍普金斯,結果反而提高了他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霍普金斯的個人生活也是不幸的。1932年他与一位名叫巴巴拉·鄧肯的女士結了婚。他們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但不幸的是這位短命的夫人于1937年患癌症死去,從此霍普金斯一直獨身。 直到1942年7月30日,在朋友們的勸促下才又和路易絲·梅西結婚。婚禮是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的,由羅斯福總統擔任男慎相。主持婚禮的是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拉塞爾·克林奇牧師。在場的有羅斯福夫人,霍普金斯的三個儿子和他的女儿,梅西夫人的直系親屬,馬歇爾上將和金海軍上將等。一般人可能認為,一向緊追著霍普金斯不放的那种仇恨現在會暫時收斂一些吧!不,如果這樣想,那就錯了。自從他結婚以后,對他的惡毒攻擊更是變本加厲了。
  扑面而來的攻擊就是所謂“游艇事件”。婚禮之后兩周,參議員普倫蒂斯·布朗接到他的選民的一封揭發信。信中敘述的故事說,有一個名叫弗呂豪夫的,向政府表示愿意出售他的停泊在底特律碼頭的私人游艇,因此政府征用了,但遲遲沒有把它改裝作為海軍之用。經過調查才發現,所以推遲改裝工作,是為了讓總統的特別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同他的新娘子能夠蕩漾在五大湖上取樂。据人推測,游艇的費用還出自納稅人身上。“据我看來,這就是坏風紀和它的孿生物——灰心絕望—一所构成的‘行為’的又一個例子。”寫信的人憤怒地指出,“當然,霍普金斯先生的蜜月不關我的事,但是為他個人的方便而推遲改裝一艘已被征用的游艇,以及十之八九動用了納稅人的錢作為駕駛費用,這可關系我的事了。”
  參議員布朗把這封信交給海軍部長諾克斯,經過反复查對純屬惡意的捏造。實際情形是,霍普金斯和他的新娘子是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個小農場里度的蜜月,在婚禮舉行11天后,他就返回華盛頓工作了。而有關“我的凱第四號”游艇的謠言卻繼續流傳了許多星期。事實上三個月之后,在北非登陸前夕,霍普金斯還請教律師究竟有什么辦法能對付這個惡毒的謊話,回答是:“大概無法可想。”他對之無可奈何的還有另一個流行相當廣的謠言:霍普金斯夫人收到比弗布魯克勳爵贈送的价值50万美元的綠寶石,這份結婚禮物是為了酬謝她的丈夫在分配給英國的租借物資上盡了力量。這個謠言影響所及,使眾議員約瑟夫·馬丁宣布,要建議國會對哈里·霍普金斯以及租借物資的整個班子的公私活動進行調查。當然,這种建議是絕不會兌現的,因為毀坏他名譽的人不會傻到如此程度,竟愿讓霍普金斯獲得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的机會。
  當然,霍普金斯早已听慣毀謗并學會對此不屑一顧了;或者,再怎么樣也得裝著無所謂的樣子。他知道真正猛烈的攻擊是來自帕特森——麥考密克——赫斯特的報紙,這些攻擊正是表明他們對羅斯福的仇恨,他們因孤立主義一時被挫敗而發泄不滿。往常的話,他會對此嗤之以鼻地說“見他媽的鬼去”,然后繼續于自己的事。可是現在卻不一樣。這些攻擊不僅對著他本人,也對著他的妻子,而且在一些下流庸俗的例子中,更是如此。因此,他感到難受而動怒了,他決定以誹謗罪來控告他們。他确信,指出所有這些材料是怎樣被戈培爾所利用了的,會有助于他的訟書。但是,羅斯福勸他罷休。“這是一場斗爭,你會在這場斗爭甚至還沒有開始之前就慘敗了。整個訴訟過程將給他們以良好机會來大肆造謠誣蔑,而到頭來你能得到什么呢?讓你贏得一張判決書和得到一些賠償費,這對你有什么好處呢了”霍普金斯實在是十分勉強地接受了這一好心的勸告,不過他也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同他受到挫傷的感情相比,還有一大堆更加重要的事情要他去花費心思呢。當時,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取得的輝煌胜利,改變了整個戰爭的局面和矚目可見的未來圖景。為了推動胜利形勢的發展,霍普金斯還要急著協助總統,和高級將領們在一起,策划下一步的戰略大反攻哩!
  1943年圣誕節前夕,羅斯福在海德公園向全世界作了一次廣播演說。這是多年來霍普金斯第一次沒有同羅斯福在一起過的圣誕節。他同他的夫人和女儿當時已搬進喬治城那幢小巧而令人感到振奮的房子。霍普金斯對他的新環境以及美好世界的前景都感到十分高興。但時間不久就病倒了,先是住在海軍醫院,然后又去梅奧醫院動了一次大手術。5月初,他便到硫磺泉去長期休養了。
  他在生病期間,曾收到宋子文多次要錢要援助的電報。這位國民党外交部長在電報中說:“几年前當你也住在醫院時,我記得當時有一個重要的國際原則即將受到危害,你竟不顧醫生的禁戒從醫院赶了出來。今天,又有一個關鍵性的決定就要做出來了……”在宋子文寄來的另一封信上,霍普金斯寫道:“我無法在這里管這類事情。告訴他們說我病了。”他對國民党政府消极抗戰,而只顧要錢的丑惡行為十分巨感。
  1944年2月2日,他知道一個命名為“燧發机”的兩栖作戰行動已經開始,這是對馬紹爾群島的一次進攻。他知道,他的18歲的儿子、一等兵斯蒂芬,就在那個地方的海軍陸戰隊里,他給儿子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你可以想象,最近這几天我多么想念你,然而我希望一切都過得很好。我相信一定是這樣。日本人是絕對經受不了我們在馬紹爾給予他們的打擊的。
  戴維也在那里某個地方的一艘航空母艦上,也許你已經見到他了。
  一兩天前,我听說過羅伯特的消息,他正要給派到一個新的戰區去,他將在那里等待時机到來時參加大規模的歐洲進軍。
  路易絲和黛安娜都好,她們正在共享新居。
  我已在海軍醫院躺了一個月,也許還得在這里再住上兩三個星期。以后我准備到邁阿密海灘去休息一個月。情況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過這一次我似乎沒有往常那樣容易恢复健康。……
  一有時間就給我寫信,不過我想你在以后几周內會很忙,戰斗會很緊張,因此我希望收到你的信。
  總之,你要知道我希望你一切順利。”
  這封信一直沒有寄出。在霍普金斯乘火車去佛羅里達的途中,收到總統發來的一份電報:“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告知你,斯蒂芬在夸賈林的戰斗中不幸犧牲了。我們至今除了知道為他舉行了海葬外別無詳情可以奉告。他的母親也已得到通知。我堅信一俟我們得悉詳情,我將比以往更加為他感到驕傲。我很想念你。羅斯福。”
  后來獲悉,斯蒂芬是在戰斗的第一天犧牲的,即他父親給他寫那封信的前一天。當時他正在把彈藥運送到一個單獨的机槍部隊去。這是一件例行的公事,在戰爭中每天都有几千名士兵干這种工作。斯蒂芬一直干到倒下去為止,他和許許多多青年人一樣,奇跡般地表現出同樣的勇气。霍普金斯為自己小儿子的英勇犧牲感到驕傲。不幸的消息傳出后,許多同窗好友前來醫院探望他。這一期間他還收到兩封在戰爭期間新交的朋友的慰問信。這深深地触動了他。一封是約翰·迪爾爵士寫來的,他本人只有几個月的時間可活了。他寫道:“哈里,這場戰爭使你太傷心了。我還沒有見到過有誰曾經為了我們共同事業的進展而提出過更多的明智和勇敢的意見。究竟誰了解這一點呢?總有一天,這一點必須讓人們知道。今天馬歇爾將軍同我談到了你曾經起到的和至今一直在起著的偉大作用。所以希望你忍痛節哀,早日恢复健康,伸同諸友聚首共歡,繼續執行你的偉大使命。”
  另一封信是英國首相丘吉爾于1944年2月13日寫的, 由羅斯福總統轉到在梅奧醫院的霍普金斯手里。這封信這樣寫著:
  斯蒂芬·彼德·霍普金斯18歲
  “老將軍,令郎已經盡了一個軍人的責任;
  他剛剛活到成人的年齡,
  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戰斗精神
  證明了他的勇力,
  像一個男子漢似的死了。”
  —一莎士比亞
  當霍普金斯還在醫院的時候,盟軍已于6月6日渡過英吉利海峽進入諾曼底,法西斯的日子屈指可數了。在這胜利的日子里,霍普金斯躺在床上一直在考慮1939年以來發生的各种問題。他考慮過那些妨礙生產的隘口是怎樣沖破的,戰略物資的奇缺是怎樣解決的,孤立主義是怎樣戰胜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是怎樣發展和鞏固起來的……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滲透著他的一份心血。
  反法西斯戰爭胜利后,杜魯門總統為霍普金斯頒發了“优异服務勳章”。長期和他共事的史汀生部長在給他的信上說:“你的优异服務勳章包含的內容是,在具有极深遠意義的危机中,你的貢獻是十分出色和成功的。不僅如此,你還是憑著一种同樣偉大的謙虛和勇敢來完成一切的。勳章象征著對你的工作的承認,我為此感到歡欣鼓舞。”正是:為國費神心力瘁.輔佐總統第一人。欲知戰略大反攻情況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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