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第十二章 塘沽協定



          探囊取物來談判,威逼利誘耍蠻悍;
          做完平生得意事,不滿冷落走為善。

  話說當時的塘沽,還是個居民僅万余人的小鎮。它位于天津東南方向100多華里的海濱,港內風平浪靜,便于船只停泊。經日方同意,中國當局選擇在這里舉行雙方的正式停戰談判。
  本來當關東軍向長城以南各地實行武力進逼時,日本的一項和平侵華陰謀已在付諸實施,這就是在中國策動內變,分裂華北,扶植傀儡,建立所謂“新政權”。早在1933年2月間,与關東軍進犯熱河的同時,其高級參謀、奉天特務机關長板垣征四郎便來到天津,專門開展此項活動,經費由岡村宁次具体籌措。板垣最初計划策動吳佩孚、孫傳芳等舊北洋派頭目出面組織親日政權。但由于這兩個人不愿留下漢奸的臭名,他們又選中原皖系軍閥成員張敬堯作為主要工具,企圖使張在北平發動政變,華北其他地方軍人加以響應。為了實現這一計划,板垣不惜重金收買華北的地方軍人,并利用他們与國民党政權的矛盾進行煽惑,借以削弱中國中央政府在華北的勢力。
  在華北一帶建立所謂“緩沖”地區,以确立偽“滿洲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保障,是關東軍歷來的追求目標。在岡村宁次建議下,日軍4月下旬對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門陣地的進攻,主要就是為了配合板垣的活動,企圖以日本軍事上的聲威來促成華北的內變。但原北洋系統軍人中甘心充當漢奸者畢竟是少數,縱觀整個抗戰期間,降日或反复無常經常反水的多是原西北軍系統的一些將領,舊北洋派軍官的气節反而要高些。這是后話。5月7日,張敬堯在北平被刺殺,板垣的計划擱淺。16日,原西北軍將領石友三在日本特務中野英光操縱下,在灤東打出“獨立”旗號,但無人響應。在這种情況下,板垣只好向武藤、岡村等人報告:在華北制造親日政權的計划,“因各將領持觀望態度,難以進展”。因而,日軍向長城以南的新攻勢便從策動內變,發展為以戰迫和。
  自日軍向長城一線進攻以來,中國軍隊雖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并沒有抗敵到底的決心。在上海事變爆發時,國民政府一度遷都洛陽,1932年12月又返回南京。蔣介石等人對當時各項政策研究的結果,仍然主張一面對日妥協,一面加強与列強各國的友好,首先要謀求國內統一,以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作為基本方針。即當前以討伐中共軍為目標,至于日軍的進攻,則作為將來的問題對付之。次年1至2月間,适值蔣親率國軍主力專心剿共之際,關東軍攻陷熱河部分地區,令蔣十分難堪。3月8日,蔣自南昌剿匪司令部飛赴河北省保定与張學良會談,結果張以承擔熱河戰敗責任辭去軍委會北平代理委員長之職而下野,11日赴上海。12日,何應欽受命繼張后任。蔣介石則急速南下對付中共軍。張學良指揮的東北軍改編為4個軍,分別以万福麟、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為各軍軍長。至此,蔣介石瓦解東北軍以及使中央威令擴及華北的夙愿,經一番周折反而初步獲得成功。
  這時,正赶上汪精衛在國外“游歷”約半年后回國,于3月30日又任行政院長,再次組成蔣汪合作政權。不久,對日持強硬態度的外交部長羅文干辭職,汪兼任外長。于是,對日政策也由抵抗更明顯地轉變為對日談判。4月中旬,國民政府通過北大校長蔣夢麟与英國公使藍浦森聯系,要求英國調停停戰。5月3日,蔣汪決定起用親日派、前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黃郭為委員長,成立有華北各界實力人物參加的“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職責是“改善華北方面的中日關系”,并將此意轉告給日本方面,以博得對方的好感。
  而在軍事上,何應欽起初是想要頂一頂。他准确地判斷日軍如果再進攻,主要將來自山海關方面。因此,他將華北的中國軍主力集中于灤東地區,沿灤河构筑數道防御陣地,又將其余兵力配置于長城沿線。
  為了“教訓”何應欽,并在停戰談判開始前再作一次軍事訛詐,5月3日,關東軍經中央部批准下達了由岡村宁次起草的“關內作戰”的命令。命令指出:“華北方面之敵,依然堅持挑釁態度,不僅再度進入灤東地區,而且在興隆縣方面已越過長城線進入熱河省內,我軍務須予以致命打擊,以挫敗其挑釁性進攻。”6日,東一京的參謀本部也提出了《北支(華北)方面應急處理方案》,其要點是:“以關東軍繼續使用武力加強壓制為基調”,“堅持在沿長城地區反复打擊中國軍隊”,同時,“采取措施,加強促進華北、華中和華南各方面的分立傾向”;中國如要求停戰,其軍隊須“大体上后退至宣化、順義、三河、玉田、灤縣、樂亭以南及以西,并以事實表明不再進入該地區”;而且“中方必須在事實上厲行取締排日,并予以切實保證”。該方案還告誡關東軍,要“避免締結停戰成文協定。在看清形勢的基礎上,根据對方之迫切要求行事”。
  從5月7日起,日軍沿長城猛攻中國陣地,很快又侵占了灤東地區,并侵入灤河以西。15日,在岡村宁次的建議下,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發表聲明:“如果中國軍隊幡然悔悟,放棄以往的挑戰態度,從國境線遠遠后撤,則本軍有意速回長城線,從事維持滿洲國國內治安之本務。若中國軍隊仍不改變態度,則本軍亦不得不繼續作戰。”
  未等何應欽答复,5月17日關東軍的第6、第8兩個主力師團,開始向南推進,目的在于“以作戰上最有力的態勢進入談判”。第6師團于當日占領唐山,18日進入玉田,19日占領薊縣,20日越過平谷、三河,第一線部隊抵達薊運河一線。第8師團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進攻怀柔,23日突破中國軍隊防線,并繼續南進。這樣,北平已處于日本侵略軍的槍口之下。
  此時的何應欽已無心再戰,在軍事上一籌莫展的情勢下,急于要与日軍達成停戰。而人數較中國軍隊遠為劣勢的關東軍,戰斗力也已用盡。岡村宁次認為,日軍雖暫時胜利,但整個平津地區的各派系中國軍隊約有40個師,區區几個關東軍師、旅團盡管戰斗力強悍,長期作戰畢竟不支,“因此,必須乘胜于最短時間內導致停戰。唯恐予中國軍以反擊的余裕”。可是,他的這個看法一時不被東京方面理解。參謀本部的首腦們起初對關東軍人關作戰顧慮重重,這時見戰事順利又主張繼續干下去,全然不顧現地作戰的關東軍兵力已捉襟見肘。于是,“關東軍對此發出抗議電報,認為停戰談判應由其自行處理,其他机關不得干預”。5月22日,參謀本部在關東軍指揮官們的壓力下,電告武藤信義可以与中方進行停戰談判。
  何應欽和黃郛知道,此時關東軍的掌權人除武藤信義元帥外,其次就是岡村宁次副參謀長。所以,黃郛的和談密使殷同于5月24日到達長春后,就要求直接与岡村宁次晤面。岡村在日記中記載:“5月24日及25日,我應殷同的邀請,單身前往他的住處密談,并把我軍有意締結停戰協定的想法告訴了他。通過兩天的會談,彼此間疏通了大体的意見,達成了有關停戰的大致意向。”
  岡村宁次這次与殷同秘密會談,起初居然對頂頭上司武藤連個招呼也不打,可見其專權跋扈和武藤之所以對他反感的原因。后來,“可能是軍司令官知道了這一情況,故而委任我為全權代表。本來,協定全文已經決定,任務只是迫使對方同意,因此可以說委任誰為全權代表都是一樣”。
  其實,這是武藤順手推舟讓這個軍部的大紅人再去出次風頭。
  中方談判代表是熊斌。此人是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早年人廣西陸軍干部學校、奉天講武堂,武昌起義時投身革命;1924年起在馮玉祥部工作,1925年任過北京政府的陸軍部次長,1931年改任國民政府文官處參事、國民政府參軍,1932年后任參謀本部廳長。日方以岡村宁次為正式代表,又命喜多誠一大佐、遠藤三郎少佐、藤本鐵熊少性等參謀和林出賢次郎書記宮隨行。另外,日本駐北平武官永津住比重和日第6、第8師團各選派的1名參謀,也作為代表團的非正式成員參加談判。
  5月29日,岡村率代表團由大連乘日海軍驅逐艦“朝顏”號,在風平浪靜的渤海上以24節的速度駛向塘沽。因山海關及沿京奉鐵路一線,早已成為中日雙方軍隊爭戰或對峙的地區,陸路交通基本阻斷,所以,選擇塘沽為談判地點也便于日方代表走海路前來。
  5月30日,“朝顏”號驅逐艦抵達塘沽港。岡村一伙人換上一艘小艇,沿海河往塘沽鎮駛來,他“目睹海河河口及兩岸塹壕上,中國兵守備之狀態,不禁要屬下做好戰斗准備”。自詡“中國通”的岡村宁次,雖然知道中國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古訓,但帶著這10多個人闖入同仇敵愾的對方營陣中,還是令他戰戰兢兢,不得不小心謹慎為妙。
  當天下午2時,以熊斌為首的中國代表團乘火車經由天津駛抵塘沽。岡村先派永津佐比重前去接洽。下午4時,中日所有談判代表集中開了一次會,雙方寒暄之后,互認委任狀,熊斌和岡村宁次又分別介紹了各自的隨員,并約定次日上午9時正式開會。
  在塘沽逗留期間,岡村二行被安排宿于火車站的站長室,由日本衛兵和中國警察共同負責警衛。塘沽鎮上戒備森嚴,唯恐中國民眾和下級官兵襲擊這伙所謂“和談”代表。
  5月31日上午,雙方按約定進入實質性的談判。但嚴格說來,這并非真正的談判,而不過是日方將自己的條件強加于中國的一個儀式。會議一開始,岡村便拿出了事先印好的停戰協定草案,說了一下大体內容,要求中方在1個半小時內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他還蠻橫地宣稱,對草案中方一字也不許更改。熊斌事前得到南京國民政府的指示。此次停戰談判應只限于軍事,不涉及政治,不可有放棄長城以北領土之類的文字。熊斌披閱日方草案內容,發現字面上沒有這類文字,但還是希望能發表一項聲明,表明東北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或一個地區的立場。對此,岡村宁次自然不會同意,熊斌也只好不再堅持,在日方限定的上午11時前原封不動地接受了日本的草案,在上面簽了字。這就是中日關系史上著名的《塘沽停戰協定》,其主要條文如下:

    1.中國軍立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
  坻、林亭口、宁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之地區,爾后不得越過該線,
  亦不得有挑釁扰亂之行為。
    2.日軍為證實第1項之實行情況,得隨時以飛机及其他方法進行監視,
  中方對此應予保護,并提供各种便利。
    3.日軍在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1項規定時,不再超過上述中國軍之
  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并主動回到大致長城一線。
    4.長城線以南及第1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以中國
  警察机關任之。上述警察机關,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團体。
    5.本協定簽字后即生效。作為以上證据雙方代表于此簽上名蓋章。

  在這個協定簽字后,岡村宁次和熊斌經討論,又簽訂一項覺書,內容是:万一撤兵地域之治安發生扰害,非警察力量所能鎮壓,應由雙方協議之后再作處置。此外,日方還提出希望條件四項,迫使熊斌口頭允諾,其中一項是:“中日紛爭禍根之排日,望即徹底取締。”
  《塘沽停戰協定》形式上是中日兩國特定地區的軍事領導人所委派的代表簽訂的,但其實際效力与兩國政府間的協定并無差別。這個協定有兩方面的嚴重含義:第一,它确認長城一線為日軍占領線,等于認可了日本對東三省及熱河省的非法侵占;第一二,由于長城線和中國撤軍線之間定為中國非武裝區,使冀東至北平20余縣成為一個特殊地區,日本侵略華北的通路被打開,正如戰后日本戰史專家自己所供述的那樣:“日軍越過長城線在關內河北地區設置了有力据點一事,意味著作為將來繼續進入華北的第一步,也可以看作不久即走上通往中國事變的路程。”岡村宁次就是在這關鍵的一步上,為后來“七七事變”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埋下了楔子,盡管他戰后竭力表白這不是他的初衷。
  塘沽停戰協定,僅經過數小時的所謂“談判”就高速度簽了字,除何應欽在日本軍事胜利面前急于想停戰和岡村在談判桌上的欺詐威逼外,岡村宁次后來還談到了一個原因:“由于永津佐比重駐北平武官,趁平素交往密切的中國委員探詢日方意圖時,故意透露好像關東軍要求的條件非常苛刻(這是采取的一种謀略手段)。但是,及至談判條件內容時,出乎中國方面委員意料,條件并不過分苛刻。加之,作為我方隨員也參加了會議的永田武官又從中說服,也有關系。由于這一功績,永田武官后來被委任為關東軍參謀,受到特殊功勳的恩賞。”岡村和盤托出了他這個談判高手,与部下里應外和共同施展欺騙、訛詐的嘴臉。
  与熊斌簽完字后,岡村著實松了一口气,這可從他轉天的日記中看出:“夜獨居客舍。此次簽字,深感已使圣上安心。”7月27日,武藤信義元帥暴病死于任上,岡村于8月初送靈柩回東京。7日,武藤葬禮一結束,本庄侍從武官傳天皇圣諭要召見岡村,“我作為一名少將,被再次吩咐即時上奏是少有的”。8日下午,岡村去葉山御用邸參見天皇,并用了約15分鐘把塘沽停戰協定的擬制和簽訂情況詳細上奏,“陛下非常滿意”。后來,裕仁天皇還親自率侍從,攜帶協定文本到靖國神社向陣亡將士的亡靈“報捷”。因為這個協定標志著從“九一八”開始的日本對中國的軍事進攻暫告一段落,是它這段侵略成果的總結。
  達成停戰協定,也使偽滿政權感到高興。岡村稱:“當6月5日我回到長春時,意外地受到了滿洲國高級官員及很多滿洲國人的迎接。6月12日夜,滿洲國國務院設宴招待我全体停戰交涉委員時,除國務院高級官員、各部總長全体參議等,几乎滿洲國的全体高級官員數十人都出席了宴會,使我十分惊訝。”因為在日本人炮制和扶植下的“滿洲國”雖然“立國”,但許多官員的內心深處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們的心理就是雖然熱心討伐匪寇,但不希望中國人和中國人進行戰爭。因此由于停戰,人們特別高興。這是后來我才知道的”。
  岡村宁次視塘沽協定為他一生事業的“杰作”。由于這個協定是經他本人擬制和簽訂的一時其內容的夸贊“雖有自私之嫌、然而我卻認為這是從滿洲事變到太平洋戰爭,我同長期作戰的最重要的境界點”。日本戰敗后,1945年12月5日一美國《時代》雜志記者馬裘里·薩班斯小姐采訪岡村時問道:“如果日本在進入滿洲或在塘沽階定后即行停止豈不更好?”這時作為待審的侵華日軍總司令似乎也有所察悟,對這位“其軍事素養之丰富,觀察之敏銳一遠遠凌駕日本記者之上的美麗小姐的卓越見解,不胜惊歎”。岡村回答說,塘沽協定簽訂后,“如果能就此中止我國對外的積极政策,那就好了,不論當時或后來,我都認為應在此停止”。
  岡村的回答一半是撒謊——一個是戰爭賭徒事后諸葛亮式的后悔。因為對日本的國家利益來說,得到了這份塘沽協定。實際上就已經意味著當時的中國政府默認了它侵占長城線以北的事實,對華北事務它也可以插上一手。無奈,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胃口太大,竟進一步要發動對華侵略的全面戰爭,結果在中國及反法西斯國際聯盟的共同打擊下戰敗投降,使日本反而失去了原來通過戰爭得到的台灣、朝鮮半島等大片土地;它好不容易在中國東北拼湊起來的“滿洲國”也垮台了。軍國主義的所謂日本“國家利益”。真可謂是雞飛蛋打,連到手的東西都沒有保住。
  武藤信義病死后,關東軍司令由菱叫大將繼任。菱刈上任后,不想讓小磯國昭和岡村宁次當自己的參謀長、副參謀長,要換上自己更信賴的人。小磯沒什么想法,他早想离開關東軍返回東京,另謀仕途晉升之道。岡村并不想走,“我期望犧牲一生,永駐滿洲服務于國家,又考慮到對居住在此地的日本青年的指導,以及一部分同志和關東廳日本官員的希望,也應永遠呆在滿洲”。他把這個想法說了,菱刈沒有啃聲。菱刈早從死去的前任那里聞知,這位副參謀長雖僅為少將,但恃才做物、權欲旺盛,且在下面的基層干部、幕僚中很有威望,留下他恐怕有喧賓奪主、架空自己這位大將司令官的危險。岡村見留任不成,又要求按他的職級平調到關東軍下面部隊中任旅團長,菱刈推說他本人沒有意見,但要听從東京方面的安排。
  東京軍部內,此時正矛盾重重。日本陸軍中權傾一時的荒木一真崎体制已開始不穩。陸相荒木因病臥床不起,反對派借机逼他辭職,荒木想讓參謀次長真崎接替自己,但遭到閒院宮的反對,最后妥協的結果由日軍教育總監林銑十郎大將擔任陸相;真崎就任林銑十郎留下的空缺,并由中將晉升為大將。
  但是,林銑十郎當上陸相不久,沒能得到這個職務的真崎很快就拉了一批親信与之作對。林銑十郎也不示弱,他手下的一幫幕僚也處處与真崎派作梗。一時間,日軍領導層內部亂了套。岡村宁次本是荒木和真崎這一派的干將,也受過他們的提攜栽培,但他這兩年离開東京遠在關東軍任職,客觀上使他与荒木、真崎的來往不那么密切了,加之他對誰也不愿得罪,所以,在軍部的一般將佐看來他是個超然派,便希望趁關東軍新任司令官菱刈不愿岡村留任的机會,要求軍部首腦把他調回來,為各派幕僚之間的團結“盡微薄之力”。
  小磯國昭調走后,西尾壽造中將出任關東軍參謀長。西尾壽造比小磯能干,這樣一來,副參謀長岡村宁次的作用不如從前了。1934年3月,“滿洲國”正式實施帝制,博儀由“執政”登基做了皇帝,而在博儀所熟識的日本軍官中,板垣征四郎是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一個,因此日本政府也希望由板垣來接替岡村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兼任“滿洲國”軍政部最高顧問。
  滿肚子怨气的岡村宁次,自參加完博儀的登基儀式后便什么也不想干了,上面的意圖他已猜到几分了。對菱刈司令官他更是不滿,當菱刈染上痢疾暫時住進醫院時,他竟一次都不想去探望,表面的理由是“我在前年、去年都遇上了兩任司令官(指白川和武藤)在軍中暴亡之事,自省是位不吉利的人物。這次菱刈司令官得病一回都不去探望,也有這方面的顧慮”。實則,他是對菱刈的排擠和冷落怀恨在心,巴不得他早死或早日离任。
  這期間,無所事事的岡村宁次忽然儿女情長起來。他寫信要儿子忠正來長春游玩,去年夏天忠正就寫信說要來長春看看,他推說公務繁忙,沒有讓儿子來。忠正在那封信中,還告訴父親自己交了個女朋友,叫山口美知子。作為父親的岡村,“感到不知何時儿子已長大成人了。立即給忠正回了信,提出兩個要求:既要戀愛自由,也不要背叛家族主義,并且不能因戀愛而荒廢了學業和事業”。這次忠正來了,岡村本想要他把山口美知子帶來,當面看一下未來的儿媳,可忠正偏偏沒帶她來,反而把女朋友的哥哥帶來了。岡村歎息儿子不理解為父的心思,便以“我在關東軍任上是戰時的待遇,不能安排他們”為由,讓他倆去長春的一個朋友家小住几天,就給打發回國了。
  儿子要娶媳婦了,岡村也想到了自己的婚事。雖說理枝死后,他曾發誓不再結婚,但這七八年的鰥夫生活讓他嘗到了沒有家庭的滋味。遠在日本國內的石田還在等他,可見他遲遲下不了決心娶自己,熱情也就漸漸減弱,曾來信流露出:“再也熬不住了”的意思。作為在別國土地上耀武揚威的占領軍高級軍官,什么日本藝妓、中國美女,雖說不難弄來伴宿,但他自視是個有素養的帝國軍官,不是個無甚教養的普通官佐、士卒,所以他要維護自己在部屬面前的正人君子形象,輕易不敢去尋花問柳放縱自己。他開始產生回國后定下自己再婚之事的念頭。
  1934年11月30日,岡村宁次接到陸軍省人事局長松浦淳六郎的來信,私下告訴他做好精神准備,軍部將要把他調回參謀本部,由于眼下沒有實職的空缺,可能暫時安排他做少將級“參謀本部附”,并以個人名義擔保:一經騰出個實職空缺,定會為他話動、推荐,在關東軍副參謀長這個實權位子上受到過武藤和菱刈排擠和刁難冷落的岡村宁次,此時似乎想開了,他回信給松浦,表示自己眼下并不在乎權位的大小和尊卑。說自己在關東軍這几年因极為忙碌,健康受到相當損害,承蒙給安排了“參謀本部附”閒職,“完全無事可做,一方面可以處理家事,另一方面這也是天賜給的休息机會”。
  12月10日,岡村接到了軍部發來的正式調動命令。下午。岡村參加了關東軍司令部全体人員為他舉行的送別會,听了作戰課長冢田大佐代表所有參謀幕僚的致詞,“其痛切之言辭使我感動,特別指出我的明确而慈愛的指導使他們銘刻在心。贊美之詞令我惊恐,我亦致辭表示感謝”。
  岡村的歡送會,菱刈大將沒有參加。倒不是因這位大將沒有肚量,而是因為在岡村接到調令的前几天,菱刈便先于岡村被軍部免去了關東軍司令官的職務,原因是他在處理這年秋季發生的“滿洲國”警察日本憲兵之間的對抗事件中,有失職行為,引起了關東軍內部和一般日本僑民的不滿与抗議,東京遂決定將僅在關東軍司令部位子才呆了一年多、屁股還沒坐熱的菱刈調离,山南次郎大將接任。當然,岡村在這次令菱刈倒霉的事件風波中,暗中也給他做了點儿手腳,讓他領教了這個岡村少將在官場勾心斗角中,也非可任人欺負、宰割的尋常之輩。
  臨近1934年年底的12月26日,岡村和菱刈兩個昨日的對手,此時同乘一船由大連返國。菱刈的臉色灰溜溜的,他怎么也沒想到自己一個堂堂的陸軍大將,在司令官的交椅上才坐了一年多,就被人赶下台來,回國后他真是無臉見人。
  兩人在船上互不理睬。覺得無趣,岡村早早地回到倉房,“9時半就寢,但不能眠,起身也無事可做,12時才漸漸入睡。對于以能睡而聞名的我,這一個月來每日酒醉而眠已成僻,上船后因未多飲而不能眠。回東京后,要好好休養恢复舊態。本年已過,來年應自覺地趁職務變動之机,改變生活方式”。
  這是岡村轉天在船上寫下的日記。看來他是想回去后,挂著個“少將參謀本部附”的閒差,領份不算低的薪俸,過段悠戰悠哉的日子。但是,日本國內的政局正醞釀著新的變動,軍部法西斯勢力急于攘奪權力對外擴張,此刻正是用人之際,究竟岡村能過上几天的休閒悠哉的日子,且看了章細說。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后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