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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重任情報官，秘密訪華施离間； 強硬軍人搞政變，立場站對獲升遷。 話說岡村宁次回東京后，在家与老母和儿子度過了1935年的元旦節，接著又休息了几天便于1月11日去參謀本部上班。 他上班后，方領略到“參謀本部所設之本部附一職，沒有任何具体業務，每天只是讀讀報，打听打听消息，就這樣一直体養到3月份，真是天賜的好机會”。美景不長，岡村這時正當人生盛年的51歲，經驗閱歷和才智正是丰富、充沛的時期，上司是不會讓他長久地過這种半退休式生活的。3月7日，岡村接到了任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的內令，該部職責是掌管日軍的對外情報工作，其中主要任務就是搜集有關中國的軍事、政治情況，研究和制定對華方略。 4月初，應裕仁天皇的邀請，偽滿皇帝傅儀訪問日本。4月6日上午，軍部各高級將領在東京車站集合，与政府閣僚一起陪同天皇迎接博儀。對傀儡皇帝的來訪，日本政府給予了隆重的接待，認為這是“東洋史上划時代的盛事”，“是日本國莫大的光榮”，因為它標志著日本居然能夠頂住國際壓力締造了一個新的“國家”。當天晚上，日本軍方為在“滿洲國”建國過程中的有功人員頒發勳章，岡村宁次被授予三級金光章，他“雖感遺憾，但不胜感激”。轉天下午，他又非公開性地拜見了博儀，一面暢敘自己此前在關東軍任上与偽滿官員結下的所謂“友誼”；一面表示他掌管的參謀本部第2部，將全力配合博儀“鞏固國家”。博儀很高興，會見結束后命人把從東北帶來的貴重土特產，送到岡村的家中。 這年秋季，日本陸軍、海軍和外務3省經過反复協商，共同制定了“以帝國為中心，在日、滿、中三國提攜互助基礎上”的對華政策綱要，即：1．“使中國方面徹底取締排日的言論和行動，擺脫依靠歐美的政策，同時采取對日親善的政策，迫使中國就具体問題与帝國進行合作”；2．“最終必須使中國正式承認滿洲國”，而當前要使中國“不僅事實上默認滿洲國，停止其反滿政策”，還要使其“至少在与滿洲國毗連的華北地區在經濟上、文化上与滿洲國進行交往及合作”；3．“鑒于來自外滿等地的赤化勢力的威脅已成為日滿華三國的共同威脅，為排除此威脅起見，應使中國在与外蒙接壤地區就我方所希望的各种措施進行合作”。這3條綱要因是外務省草擬，于是當時就与外相廣田宏毅的名字聯系起來，被稱為“廣田三原則”。 中國方面事先偵知了日本外務省和軍方聯合制定的這個對華“新政策”，所以指示駐日大使蔣作賓數次約見廣田宏毅，也提出了中國政府改善兩國關系的三項基本原則：1．彼此尊重對方在國際法上之完全獨立，即相互間完全立于平等地位；2．彼此維持真正友誼；3．今后兩國間之一切事件及問題，均須用和平的外交手段來解決。國民政府還表示希望日本取消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撤銷《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以及在華北的其他約定，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日本如能做到這些，中國將設法停止民眾的排日運動，不談東三省問題，實行兩國經濟提攜。10月7日，廣田外相最后一次約見蔣作賓大使，除繼續堅持“廣田三原則”外，蠻橫地要求中國：1．“絕對放棄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借歐美勢力牽制日本”；2．中國如不能即時承認滿洲國，“無論如何對于滿洲國事實的存在必須加以尊重”；3．“防止赤化，中日需共商一有效之方法”。廣田說，以上3點中國“如能完全同意”，日本再對中國所提的三大原則“逐漸商議實行”。這就是說，中國須首先承認他的“廣田三原則”，依從日本、追隨日本，然后才可以討論其他。這樣一來，雙方在日本的會談自然破裂。 正式的外交渠道談不攏，又輪到岡村宁次上陣了。他是日軍參謀本部中負責對外情報的部長，這個職務本來就負有一定的外交任務。10月9日，也就是廣田与蔣作賓會談破裂的兩天后，日本政府派他秘密出訪中國，向中國的軍政要員繼續兜售“廣田三原則”，順便向日本駐中國各公開及秘密机關傳達和解釋該原則。12日，岡村抵達大連；15日，到達塘沽。轉天，由塘沽先到天津，然后乘火車赴國民政府首都——南京。 1935年的中國，經過國民政府多年開展的“經濟建設運動”，社會各方面已有所發展。岡村到南京發現“南京新修了許多馬路，增加了住宅，和我多年前在時相比煥然一新了”。也正因為如此，隨著蔣介石政府的日益鞏固和經濟實力有所增強，對日本的侵略擴張有時也敢采取強硬態度，已不再一味地妥協、忍讓。 岡村宁次這次秘密訪華，沒有受到中國政府的正式接待。于是，他只好以“朋友”的身分拜訪了何應欽和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唐有壬。在岡村看來，何、唐都是中國軍政要員中主張“沖日親善”的人物，雙方的共同語言會多些，誰知情況并非如此。由何應欽作東“一起品嘗了精美的中國菜”，席間何、唐二人只是談些飲食風月之事，絕口不談外交問題。何應欽青年時期曾留學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岡村宁次當過他的區隊長，算是有師生之誼，此前商談《塘沽協定》時兩人打過交道，10年后的1945年，岡村宁次正是向他當年的這位學生遞交投降書的。而唐有壬是清末著名維新志士唐才常的儿子，青年時也留學過日本，畢業于慶應大學，由于有親日嫌疑，這次同岡村晤面后不久，便被人暗殺于上海的家中。可見，因日本對華侵略擴張引起的中國各階層仇日情緒，已日漸高昂，任何人都不敢公然与日方要員拉拉扯扯，免得被輿論戴上漢奸的帽子。 在南京沒有撈到什么，岡村又到了上海。在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內，岡村代表軍部召開了駐中國各地武官會議。會上他听取了各武官的情況匯報，然后就國內提出的對華政策綱要發表解釋性演講，并向各武官部署了貫徹“廣田三原則”的工作安排。之后，他乘“淺間丸”离開上海，經香港于10月26日到達了廣州。在廣州，岡村拜訪了陳濟棠，并設法見到正在這里的李宗仁。28日，他又乘民航班机飛往廣西南宁，兩次約見了白崇禧。白對他很客气，邀他“飽覽了廣西風光，品嘗了廣西料理”，但推說地方不好干預中央事務，也未与他談論什么實質性問題。 按照岡村宁次后來的自供狀，“此次之所以赴廣東、廣西一行，目的是和西南地方勢力提攜，牽制南京政府”。但實際上“自此以后，進展不大”。因為這些地方實力派雖与蔣介石存在著矛盾，但在國家和民族利益上還是深明大義的，不想步博儀的后塵當日本的儿皇帝，干分裂華夏的賣國勾當。 經過1個多月在華的奔波忙碌，無甚收獲的岡村宁次于11月16日灰溜溜地回到了日本。自此以后，日本軍方的一批法西斯強硬分子更堅定地認為，對中國必須采取高壓政策。他們甚至覺得連“田三原則”都是日本軟弱的表現，是軍部對外務省妥協的產物，認為“現在中國的態度之所以發生變化，原因是民國成立以來普遍深刻的反日教育之結果，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因而“外務省的親善工作是不妥當的”。在這种認識的促使下，加上對政府國內政策的不滿，由某些高級將領暗中支持的一批青年軍官，又開始醞釀以武力手段進行倒閣。不久，震撼日本政壇“二二六事件”發生了。 昭和11年（1936年）2月26日拂曉，日本陸軍第1師團所屬的約1400名官兵，在香田清貞大尉和其他几名同伙尉官的帶領下發動兵變。該師團是日本陸軍的精銳，一直駐防東京，其中大部分兵營就位于皇宮的外側。起事前，官兵們向皇宮方向宣誓：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堅決昭和維新！” “誓誅國賊！” 這時，天空正飄著鵝毛大雪。政變官兵心情激動得渾身發顫，因為他們將要實現他們的武士道精神，自以為會成為日本將來的電影和戲劇小說里所表現的人物，成為被日本民眾世代傳誦的英雄。 按照兵變計划，行動分為6個小組。香田大尉自己率領的小組將襲擊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大將的官邸，說服他支持這次行動。川島大將是去年9月接替林銑十郎任陸相的，上任后主張“整肅”陸軍，取締部隊的越軌行為。另一組將占領警視廳，因為它不時插手涉及軍方的案件，被認為是個對軍隊不友好的机构。其他小組則分別刺殺首相、藏相、宮內相和侍從長，并干掉天皇顧問牧野伯爵和西園寺公爵。 凌晨4時半，香田清貞率領百余名官兵首先包圍了三宅板陸軍大臣川島義之大將的官邸，香田帶領几名士兵沖進去把川島吆喝出來，向他宣讀了兵變者的要求：1．絕對維護天皇統帥權；2．罷免和逮捕軍內与政客、財閥勾結的將領；3．任命荒木貞夫大將為關東軍司令官；4．召集各地的“皇道派”主要同志至東京以收拾事態；5立即下達戒嚴命令，听從起義部隊指揮；6．要求川島以陸相之名義，急速出面收拾時局，并立即前往皇宮，向天皇上奏起義部隊之本意和要求；等等。 川島義之接受了香田宣讀的各項要求，答應馬上進宮面奏天皇。 与此同時，兵變部隊也在其他几處分別得手。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在睡夢中，被20多把刺刀團團圍住，兵變頭目之一的安藤輝大尉將他從床上拉醒，隨即“砰砰”几槍，鈴木便躺在血泊中气息奄奄，后來經搶救才活了下來；由中橋基明中尉率領的行動組沖進藏相高橋是清的住宅，這位攥著日本財政大權的高橋，因為曾堅持削減上一年的巨額軍費預算，為少壯軍官所仇視，此時10几支長短槍在“滅誅國賊”的怒吼聲中，一齊射擊，高橋頃刻間被打成了一團蜂窩；齋藤內大臣的私宅也遭兵變部隊攻擊，內大臣當即身亡。 可是，這次兵變要殺掉的主要目標岡田首相卻逃走了。粟原中尉帶領的行動小組沖進岡田官邸后，卻沒有找到他。原來，机警的岡田听到外面的聲音不妙，便躲進夫人房間的壁柜里，得以僥幸逃脫。 兵變發生時，岡村在家中還未起床。听到外面的槍聲，他急忙起身想立即赶往參謀本部。但兵變部隊已包圍和封鎖了位于三宅板的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在這些地方的大門口架上机槍，并對通向這里的各個路口設立哨卡，禁止通行，違者即予射殺。岡村見去不成了，只好從四谷板町乘公共汽車到鞠町的憲兵隊机關大樓，在那里与杉山元中將、喜多誠一大佐等人組成了臨時參謀本部。數小時后，臨時參謀本部召開部、課長會議，岡村和石原莞爾作戰課長主張采取“斷然鎮壓”的方針，以整肅軍紀。 但是，一些陸軍高層人物，如荒木、真崎兩位大將及警備司令香椎中將等，內心贊同兵變部隊提出的目標，主張以“訓戒”和“勸導”的方針來處理，連“叛亂”一詞都誨之應用。川島陸相的態度也基本如此。 荒木和真崎本來就是發動這次兵變的“皇道派”軍人的挂帥人物。自30年代初以來，日軍部分少壯軍人聚集在荒本周圍，形成所謂“皇道派”。他們以日本帝國皇基永固為念，主張通過黷武軍人的武裝政變，自下而上地建立法西斯軍事獨裁。這一派的領袖除荒本外，真崎甚三郎、建川美次和小(口克)敏四郎等，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從1932年少壯軍人發動“五一五事件”槍殺首相犬養毅起，該派青年軍官又謀划了“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等，形成了昭和時代日本軍人以下剋上、犯紀作亂的風气。1934年初，荒木失去陸相職務，轉任最高軍事參議的閒職，這次發動“二二六事件”的少壯軍人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讓他重新出山。由此可見，他与兵變有著不明不白的關系。 岡村宁次原先也傾向于“皇道派”，是荒木和真崎欣賞的干將，他能得到關東軍副參謀長及現在的參謀本部第2部部長的職位，即得益于他倆的力荐。但是，岡村雖然認為有進行“國家革新的必要性，但目前要把扶植滿洲國作為首要任務，要穩定國內，即攘外必先安內，不應急于進行國家改造”，特別是近年來下級軍官屢次制造兵變，“損害了軍隊的名聲，削弱了首腦部門的統制力”。所以，事件發生后，他在當晚的日記中“開始即明确斥責兵變者為一叛亂之徒”。 由于參謀總長載仁親王一直因病休養，本部工作由副總長杉山元中將主持，他与岡村的看法基本一致。因為几年來，內閣大臣10几個遇刺，包括個別軍隊將領也有被暗殺的，而刺客都是激進的日軍少壯軍官，弄得日本國上上下下一談起軍人都心存惊悸。一方面，這种暴力手段推動著稱霸世界國策的運行，軍界高層人士嘴上不說，心里相當滿意；另一方面，青年軍官身上這种非理性力量又讓每一個高層官員，哪怕是軍界高級軍官睡不成安穩覺。因此，這次“二二六事件”發生后，以杉山元為首的一些將領認為“不能再這么放任了。” 在日本，天皇的權威是至高無上的，裕仁對這次事件持什么態度呢？事件發生的當天上午，川島陸相按兵變部隊頭目的要求，進宮面見天皇。他將情況稟奏天皇，并將兵變者要求的書面文件一并呈上。天皇閱畢，半天才開金口：“不管其精神如何，這次叛亂終歸是非常遺憾，我意此次行動有損我國体精華。” 日本的臣民們視天皇為神。每個日本人在孩提時便都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法基礎是對天皇和父母應盡義務。沒有天皇，則沒有祖國；沒有父母，則沒有家。對于日本人來說，天皇是神。對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愛戴、服從与盡義務。神的臣民們警告自己的孩子，如果他們直視天皇的臉，他們就要瞎眼。如果某人在演說中提到“天皇”二字，全体听眾就會立刻將身姿坐正。由于天皇在道法上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天皇不能輕易說話表態。無論是御前會議上，還是臨時向他稟奏的人，只能從其几乎毫無表情、含糊其詞的半截話中，猜測天皇的意圖。 這次川島稟奏事件經過，天皇使用了“叛亂”一詞來定其性質，跟以往發生此類事件時相比，已經是一反常態地直截了當了。但究竟是剿還是撫，天皇不給你拿主意，再追問下去就屬于干扰圣駕，是做臣子的不懂規矩了。川島本來內心就有些贊同兵變頭目提出的要求，這次上奏，天皇又沒有說非鎮壓不可，于是更傾向于以安撫為主。 東京街頭的秩序越來越亂。2月27日上午，力主采取鎮壓手段的杉山元參見天皇，報告了外面的情況和自己的建議，終于得到了鎮壓的明确口諭，即以參謀總長載仁的名義下達戒嚴令，部署武力解決的方案。 從27日天皇明确裁決使用鎮壓手段時起，岡村便整日呆在憲兵隊机關大樓內，晚上也睡在那里，与其他部、課長們制定具体的鎮壓作戰計划。參加兵變的官兵有1400余人，人數不少，而且來自戰斗力強悍的精銳部隊；事件發生在首都市區，他們占据的又是樞要位置，离皇宮很近，打起來難免要惊扰圣駕。這諸多不利，使岡村等擬制計划者，絞盡了腦汁。 再說川島義之、荒木貞夫和真崎甚三郎3位大將，仍想避免對兵變部隊開戰，他們派人找到香田等人，要叛軍來人到憲兵隊机關大樓——臨時參謀本部談判。27日晚，香田大尉、安藤輝大尉和竹島繼夫中尉如約前來，他們覺得陸軍中的大部分高級將領是站在他們一邊的，便聲言： “如果我們最初提出的要求得到同意，我們就服從你們的命令，否則我們不能撤离我們已經占領的地區。” 川島等3位大將向他們平和地指出其面臨的危險，暗示他們為免遭殺身之禍應盡快結束這种局面，并表示完全理解參与起事官兵們的動机，他們和這些起事的官兵是一樣追求昭和維新、國家利益的，荒木和真崎講了30分鐘。3名尉官听完，感到平常他們所崇拜的人物態度有了變化，但气頭上仍然堅決表示：“沒有結果，決不撤离。”談判沒有進展。 得知叛軍頑固堅持和軍方上層仍在猶豫，天皇非常生气。裕仁畢竟考慮得深遠些，由于少壯軍人一再犯上作亂，已經鬧得社會上人心惶惶，國際上影響也不好，弄得過分反而會干扰國策的實施。于是，天皇毫不含糊地告訴軍部：“如果你們不能鎮壓叛軍，朕將親自帶兵去打他們。”28日凌晨，天皇還傳下敕令：命令叛軍迅速撤离所占地區，回到各自的部隊營地去，如果在次日（29日）晨8時前仍繼續堅持者，將被視作逆賊而殺無赦。 天皇敕令發表后，兵變部隊內部開始動搖。大部分官兵已心無斗志，但仍有少部分人認為敕令是圣上周圍的奸臣偽造的，拒絕撤离。 2月29日上午6時，陸軍省宣布：“本軍將斷然鎮壓制造騷亂的叛軍。” 從8時開始，山下、岡村等人分別指揮部隊向叛軍發起攻擊。叛軍官兵基本上未作抵抗，紛紛放下武器。這時，岡村宁次“作為先遣，9時半經櫻田門到參謀本部，慰問事件發生后被扣留在那里的官兵，爾后直接到了陸相官邸”。陸相官邸几天來，一直是叛軍的指揮部。叛軍頭目之一的磯部淺一，在其后來所著的《獄中遺書》中回憶說，執行鎮壓任務的部隊收复陸相官邸后，“他們如胜利者喧鬧，軍官和憲兵們在官邸內穿梭往來。這時，我等來到大廳，在此取下手槍及其他武器。山下、岡村少將命令將我們收容在第2接待室里”。接著，岡村來到這里向他們訓話，希望叛軍頭目為武士道的榮譽而自裁。岡村在當晚記日記時寫道：“在我不斷催促下，有5名叛軍軍官表示要自殺，接著又陸續叫來了几名，也希望他們自殺。” 岡村這一手是夠陰毒的，逼迫兵變頭目們自殺，既可以在民眾中維護日本軍人殺身成仁的武士道形象，又免得日后審判時，這些少壯軍人在輿論面前披露事件發生的淵源起因，造成新一輪的軍內派系紛爭。但憲兵司令覺得岡村這樣做過于殘忍，以提醒他“不要侵越憲兵隊的職權”為由，及時制止了。結果，叛軍頭目中只有野中四郎和井出宣時2人，在憲兵司令沒到來之前飲彈自盡。 不久，參加兵變的1483人中，有123人被起訴，審判結果：軍官13名處死刑，1名無期徒刑，6名有期徒刑；民間人士6名處以死刑；士官、兵除少數判有期徒刑外，其余被赦免開釋。 軍界上層也被動了大手術。3月23日，第1師團長崛丈夫中將、近衛師團長橋木虎之助中將，因負有對其部屬官兵管教不嚴之責而被免職；与這次事件有關聯的荒木貞夫大將、真崎甚三郎大將、林銑十郎大將、阿部信行大將、本庄繁大將等被勒令退職或編入預備役；原陸相川島義之、原警備司令官香椎治平被令待命。當然，這些人有些后來又東山再起，重新走到日本軍界、政界的前台，這是后話。 有人遭貶，就有人榮升。由于岡村宁次在“二二六事件”中立場站得對、處置又得當，所以他雖然一直被人們認為是荒木和真崎的親信，但沒有像小(口克)敏四郎那樣不識時務跟得過緊，因而在那些大將們遭貶的同時，岡村被晉升為中將。与他資歷相同的“三羽鳥”之一小(口克)敏四郎，卻在“整肅人事”中被解職，轉為預備役少將。而且，因第2師團長梅津美治郎調往陸軍省，軍部竟打破新晉升的中將不滿一年無資格擔任師團長的規定，破格將剛晉升中將銜的岡村任命為第2師團長。這個職務非同一般，因為整個日本陸軍直到1937年上半年，總共才有17個正規師團。 3月底，岡村到該師團司令部所在地仙台走馬上任。与前任梅津美次郎交接完工作后，他又深入到下屬各旅團、聯隊巡視了數月，考察和了解基層部隊的實際情況。這時，已到了1936年夏季。 中國東北的抗日運動，自義勇軍在岡村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期被日軍鎮壓下去后，沉寂了几年。從1936年起，在中共直接領導下，隨著“抗聯”的成立，東北的抗日運動再度高漲，“滿洲國”的“治安狀況又呈紊亂態勢”。第2師團是日本陸軍的精銳部隊之一，因而，日本決定增派第2師團赴滿洲。從1936年夏季開始，岡村宁次再度做侵華出征前的准備。同時，他還想在率部隊出發前，解決自己的個人生活問題，以免去東京家里的后顧之憂。再娶的新娘是誰？婚禮的場面如何？且看下章細說。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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