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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抗聯”使無窮，對蘇未敢啟兵鋒； 支持石井害生靈，白山黑水遍哭聲。 岡村宁次帶領的第2師團開進東北后，立即被編入關東軍的建制序列，擔負維持偽滿濱江省一帶的治安任務，后又移防東部國境地區。師團司令部設在省會哈爾濱。 從國內調到關東軍的日軍師團，由于一般在國內留下留守部隊，故編制較國內常設師團略小。第2師團這次來東北的部隊計有步兵旅團2個，騎兵聯隊、野炮兵聯隊、工兵聯隊、通訊隊、輜重隊各三個，官兵總數約1万多人。部隊分散部署于管區各地，從事討伐“匪寇”与戰斗訓練、對蘇警備等。 第2師團這次要對付的是東北抗日聯軍。“抗聯”与几年前被日偽軍鎮壓下去的義勇軍不同，它是受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1936年2月20日，在中共滿洲省委的組織協調下，分散活動的各路抗日武裝領袖在湯原縣境舉行會議，聯合發表《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共產党員趙尚志、李兆麟等為抗聯的主要領導人。抗聯初期編為7個軍，后增編第8、9、10、11等4個軍。但總兵力不到5万人。其中，由趙尚志、李兆麟率領的抗聯主力，主要在北滿地區的松花江兩岸活動。而這一帶的“治安”，關東軍規定主要由岡村的第2師團負責。 抵達哈爾濱后不久，岡村宁次帶著警衛部隊沿松花江兩岸巡視。結果，他看到的形勢是：“匪寇橫行。与我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初期的1932—1933年的情況頗為相似，大為吃惊”。令他尤為不安的是，通過無線電偵察，“我師團管界通河附近的匪群，顯然与（蘇聯）伯力有無線電報往來”。過去的義勇軍主要是原東北軍官兵和民眾的抗日武裝，沒有明确的政治綱領，缺乏統一的組織和領導，而這次他所面對的是由共產党直接或間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岡村感到非常棘手。他要采取什么招數呢？回到師團司令部后，他帶著一幫參謀幕僚冥思苦想出三條毒計：利用偽滿軍、實行所謂“匪民分离”及軍事進剿時以切斷對方糧道為主。 他滿軍隊最初主要由“九一八事變”后投降日軍的奉系軍閥部隊所組成、后來，在關東軍的幫助下，偽滿政權通過辦軍事學校培養干部、征募新兵等手段，使其進一步擴充。至30年代中后期，偽滿軍警達到了20万人左右，比日本駐東北的正規部隊人數還要多。雖然關東軍派遣大量“軍事顧問”插進偽滿軍警各單位，但日軍許多軍官認為這支力量不足信賴，也瞧不起他們。 岡村在任關東軍副參謀長時，就主張充分使用偽滿軍警力量，他認為要剿滅東北的抗日武裝，“想通過從國外來的日軍之手來達到這一目標是极端閒難的。不如使用當地人，他們熟悉情況，因此，必須首先使滿洲國軍警切實靠攏我們，并給以方便，使他們易于進行工作。但這個意見當時未能在各兵團徹底貫徹，這次任師團長，并負責濱江省地區的治安工作，于是根据這一意見，确定了方針，貫徹執行”。在第2師團的防區內，配置有兩個旅的偽滿軍隊，他們以前駐別的地方時受盡了當地日軍的冷落和欺壓，這次歸岡村管轄，“我以誠意和愛撫相待，邀請兩位旅長等高級干部會餐并与之懇談。遇有軍務，也与他們共同商量。有時我把他們不值勤的軍官都請到哈爾濱，和我駐哈的全体軍官共同開怀暢談，使滿洲國軍官大為歡喜”。結果，關東軍首腦來哈爾濱視察時，看到這种歡聚的場面，都贊歎第2師團与配署的“滿洲國”軍隊能把關系搞得如此“融洽”。 為了籠絡偽軍替他打頭陣，岡村不惜突破關東軍的某些限制，在后勤供應上照顧對方。按照關東軍司令部的規定，偽軍的平時糧襪由“滿洲國政府”負責，作戰期間可由其隸屬的那個日軍部隊負責一部分。但在這种情形下，首先應由該部偽軍向自己的上級后勤主管部門提出申請數量，得到所需款項并轉帳給那個日軍單位后，才能從該處得到物資。岡村覺得“經過這樣程序，一來時間來不及，二來對平素愛如部下的兩個旅也采取這一套手續，顯得不夠親切”，所以他常常從被委托保管的哈爾濱軍需倉庫中，把大量物資以所謂“廢品”的名義無償調撥給這兩個旅偽軍。 見岡村能如此“關怀”自己，兩旅（偽軍）便格外賣力，將抗日武裝逼人深山中。其后，他們在山中繼續分散部署長期露營，終于全部斷絕了抗日武裝的糧道。這兩旅偽軍由于這一“戰功”，受到了關東軍司令的优厚褒獎。而當岡村為違犯后勤供應制度，向其上司引咎自責時，也得到了通融，并未被追究。后來在1938年初，關東軍各師團長在長春召開聯席會議，“各部隊長都指摘自己管轄的滿洲國軍隊不起作用。唯有我在會上講了我師管轄兩個滿洲國的旅是好的，是起作用的，都能積极勇敢地与我軍共事”。由此可見，利用偽滿軍隊、以中國人打中國人這一毒招，在岡村那里見了效果。 實行“匪民分离”是岡村剿殺抗日武裝的又一招。他誣蔑說：“土匪（指抗日武裝）大体是農民及其他不法分子、不勞而食的賭徒，總之是社會渣滓。但他們和一般良民都有著聯系，因此，必須把匪民分离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日軍的所謂“匪民分离工作”就是在抗日武裝活躍的地區大搞歸屯并戶，制造無人區和“集團部落”。這個毒辣措施，雖然在岡村這次率第2師團來東北之前的1936年便開始大規模實施了，但它的提出則是在几年前岡村當關東軍副參謀長時期。不過，由于那時“滿洲國”剛剛“建國”，日軍團顧忌各方面影響沒有敢大張旗鼓地實施。所以，它的最早鼓吹者是岡村宁次。1941年7月他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后，更是變本加厲地推行這一套來對付八路軍、游擊隊。這是后話。 岡村一伙妄圖以這一措施割斷東北廣大人民群眾与抗日武裝之間的聯系，達到對抗日武裝圍困和封鎖的目的。1936年，關東軍在東北各地建集團部落3200多個，到1938年時這個數字翻了几番，竟達12560多個。他們強迫農民离開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家園，遷到指定的部落之內。集團部落的規模和設施，東北各地情況不一。在岡村的第2師團駐扎的北滿一些農村地區，部落的縱橫各約1華里左右，四周筑土牆，高3米左右，厚1米左右。部落四周筑有炮樓，并在土牆外挖有土壕。部落內外的通道非常少，一般只設一個大門。部落的位置一般避開山區，盡量設在平原，并根据三角戰的法則進行布局。各部落之間距离以徒步兩小時內能夠到達為限。每個集團部落容納的群眾少者三五十戶，多者百余戶。里面多是臨時搭建的簡陋房屋和草棚、地窖，而且因出入要挂號登記，种地也不准离部落太遠，致使遠處耕地大片荒蕪。糧食不夠吃，多以樹皮草根充饑。居住在部落里的農民群眾，常年忍饑受凍，苦不堪言。 更殘酷的是無人區，在那里日軍可以肆無忌憚地燒殺。因他們規定的無人區，一般是抗日武裝出擊日偽軍的基地，所以禁止老百姓在這樣的區域內通行或居住，違者逮捕、槍殺。 但是，從岡村宁次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出，他指揮的第2師團在防區內雖然實施“匪民分离”非常賣力，可并沒有完全阻斷當地老百姓与抗日武裝的聯系。因為無論日本侵略者多么殘暴、手段多么惡毒，人民群眾抗日愛國的精神是不會泯滅的。 在圍剿抗日武裝的具体軍事行動方面，岡村的方針是盡量采取掐斷對方補給線的方法。他曾得意地講起一個戰例：“1937年12月嚴冬，接到管界內六七股土匪共800多人隱藏在老岭山脈的确切情報。這正是一网打盡的好机會，但是，對盤踞在這個廣大險峻的老岭山脈的匪群，由于地形及其他原因，几乎不可能使用武力去討伐。因此，我采取了斷其糧道、待其自斃的方針，把發現糧道、封鎖糧襪移動等任務讓熟悉當地情況的滿洲國軍（增加一部分警察）負責，我師團各部隊則集中部署于其后方負責堵截，間接予以協助。”結果，經過3個多月的圍困，轉年3月上旬，彈盡糧絕的這部分抗日武裝，終于被他指揮的日偽軍全部消滅。 岡村吹噓在他率第2師團負責偽濱江省“治安”的短短一年多時間內，“當地多股上匪被殲滅，治安好轉”。其實，我東北抗聯將士不畏強敵、前赴后繼，日本侵略者是剿不滅的、著名的抗聯領導人趙尚志同志，此時就一直活動在他的防區通河一帶山林里，始終沒有被他抓到。1938年6月，岡村离開東北，由第2師團長升任日第11軍司令官后，每當向部下提及此事，還深以為憾。 對付蘇聯，是第2師團開赴東北前軍部規定的另一項主要任務。為了試探日軍的反應和實力，1937年6月25日夜，蘇軍派小部隊占領了黑龍江奇克上游的江中島。為了反擊蘇軍、收复該島，關東軍司令部決定由其第1師團發動進攻，并令第2師團迅速向邊境開進。岡村判斷：“蘇軍當前不會与我軍挑起戰端，不致發展成為大的問題，故而我雖根据命令進行了派兵准備，但除臨時檢閱外其他預定的例行公事一律照常進行。”果然，正如岡村所預料，雙方炮艇在江面上經過一陣對射后，不久，蘇軍主動從島上撤走，大仗沒有打起來。但此后岡村的第2師團防區進一步向邊境地區移動，更明确了對蘇軍“警備”的任務。 岡村宁次這次作為師團長再度來到東北，還与殺人魔鬼石井四郎相勾結，干了大量滅絕人性、殘害無辜的勾當。他早就認識石井，1933年石井在哈爾濱以南的五常縣背陰河創建“細菌實驗所”時，岡村當時正擔任關東軍副參謀長。由于目的不可告人，“關于石井机關的創建這件机密中的极密事項，在陸軍省只有大臣、次官、軍務局長、軍事課長及醫務局長知道，在關東軍中也只有小磯參謀長和我知道，而且只有我負責直接与石井秘密會面并与中央聯系。因此，只有我一個人了解該机關的情況”。岡村不打自招地供出了他在該机關創設中起的作用，以及与石井的特殊關系。 石井四郎比岡村小6歲，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葉縣的一個大地主家庭。此魔自幼頭腦聰敏，据說在本地“池田學校”念小學時，一個晚上，能把當天學的課文全都背下來，連老師也大為惊訝。中學畢業后，他被軍方選中，作為陸軍的委托學生就讀于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由于他學習刻苦、成績出類拔萃，該校校長對他寄予极大的希望，后來把自己的女儿許配給他。1920年底，大學畢業的石井正式到日軍服役，至1924年8月時，職務為日本第一陸軍醫院軍醫大尉。同年，他再度考入京都帝大醫學部讀研究生，主攻細菌學、血清學和防疫學。1926年4月，石井研究生畢業回到陸軍醫院，一邊工作，一邊撰寫關于防疫學的博士論文。轉年，石井通過論文答辯，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1930年8月，石井晉升為軍醫少佐，并任陸軍軍醫學校教官。他從這時起，在教學之余，開始著手細菌的毒性研究，還在軍醫學校同事、軍界上層人物中間進行鼓動，說從戰略作戰的觀點來看，細菌武器乃是一种很有利、很經濟的進攻武器，因此，日本必須准備細菌戰，并极力要求加緊研究細菌武器。石井的主張，得到了日本陸軍省一些高級軍官的支持。 1932年8月，石井的研究所在陸軍軍醫學校內開張。一年后，在石井的積极活動下，陸軍省首腦批准撥20万日元將其研究所移至中國東北。因為在日本國內，石井的研究所不可能拿天皇的子民當動物來實驗，可見彼此心照不宣的石井和陸軍首腦，一開始就怀有歹毒、凶殘之用心。 該所遷來東北后，受關東軍司令部統轄，專門負責作戰、情報等工作的副參謀長岡村宁次，是石井的最直接上司。當時，石井僅是個軍醫少佐，而岡村宁次是陸軍少將，他對岡村的話言听計從，每月總要從哈爾濱跑到長春關東軍司令部一二次，向岡村匯報工作。干過多年諜報工作的岡村，得悉石井一伙穿著配有日軍醫務技術軍官標志的服裝，進進出出于該所內外，深恐附近中國人偵知這是個特殊机關，便指令石井“使用步兵少位軍裝，其部下軍醫亦被命令使用相當官銜的步兵軍裝”，以掩人耳目。 石井机關初期的經費多半是由關東軍司令部撥給的，而直接負責辦理批复、轉撥手續的就是岡村宁次。平時，岡村對石井机關的“專家”們也處處給予關照。一次，兩名軍醫大尉在細菌實驗中感染死亡，“我記得在中央的諒解下，我曾虛報戰況為兩名死者申請了特殊功勳”。這次岡村再次來東北，他的司令部設在哈爾濱，离石井机關相距不遠，兩人再度相逢，又干了不少傷天害理的勾當。石井机關与哈爾濱日軍關押被捕抗日游擊戰士的看守所為鄰，第2師團每次討伐后都將一些被俘游擊戰士送進該看守所，再由石井的部下從中挑選出一些人來接受活人實驗。這個看守所，實際上是石井机關“實驗品”來源的一個中轉站。 一個當時在這里工作過的“醫學專家”，戰后供述了一次用活人進行傷寒病傳染實驗的情況。他們預先准備了亞公升投有傷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它用普通水沖淡，分給大約50個中國“犯人”喝了，結果，經過一周的痛苦折磨后，這些人全部死亡。為了研究治療，有的人被接二連三地進行實驗。先對受傳染的人進行治療，身体稍稍复原之后，再次進行實驗，直至死亡為止。 最殘忍、最慘無人道的，是用活人進行解剖實驗。一次，有個新來的攝影班隊員目睹了實驗現場。手術台上，對受實驗者施行麻醉手術后，執刀者問道：“感覺怎么樣？”回答說：“困了，想睡覺……”很快就不作聲了。 手術開始了。手術刀從喉嚨處一條線割下來，從左邊繞過肚臍，一气割到下身。受害者渾身是粘乎乎的鮮血，露出了白色的脂肪。執刀者在腹腔上打開一個小孔，然后把手術刀插進去割，里面的內髒器官被分別摘取。受害者就這樣被活生生地解剖了！ 針對嚴寒條件下作戰的需要，石井机關還重點進行了冰凍活人的實驗。石井一伙在做這种實驗時，每次用5至10人不等。“犯人們”被看押在嚴寒的室外，強迫他們把手或腳放在水桶里冰凍若干時間，直到被凍傷為止，然后再帶回室內迅速浸人溫度不同的熱水中，以獲取實驗數据。而進行這种實驗的結果，受實驗者多半是四肢腐爛，最終死亡或成終身殘廢。岡村宁次對凍傷實驗尤為感興趣，他供認，“特別對于治療凍傷，石井得出了用37度的溫水浸泡患處是最好方法的結論。這些都是根据使用人体進行种种寶貴試驗，或讓他活，或讓他死，或讓他再生等等所取得的成果”。并且，他還在率領部隊于野外作戰、宿營時，利用石井的“研究成果”，搶救和治愈被凍傷的法西斯官兵。 在岡村等關東軍各實力人物的直接支持、協助下，石井机關的規模越來越膨脹，“在哈爾濱南郊，建設了相當漂亮的房舍”；“事業”也越來越紅火。岡村承認，“由于石井使用了真正的人代替上撥鼠等動物做試驗，取得成效乃是理所當然的。我原來對于他順利地取得醫學成果的具体內容并不太清楚，但是在停戰以后，据他親自向我透露，僅獲有專利權的成果就達200多件以上”。毫無疑問，這些都是用數千名無辜中國人、朝鮮人、蘇聯人的生命換取來的。 盡管岡村在論及他与石井的關系時，常遮遮掩掩、半吞半吐，其實，物以類聚，兩人的私交一直不錯。1942年7月，石井四郎因私吞大筆公款，并在軍需商人承包机關工程時接受賄賂，被軍部查出撤職。石井一下子失了業。此時，岡村正擔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利用手握的大權拉了他一把，讓石井來到太原他屬下的第1軍，干了一個時期的該軍軍醫部長。戰后返回日本，他倆也經常來往聊天。后來，作惡多端的石井四郎因冤魂纏身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終于在瘋瘋癲癲的狀態中死去，岡村聞知居然發感慨道：“石井不幸病故，确屬可惜。” 書歸正傳。當岡村指揮第2師團在松花江兩岸全力圍剿我抗聯武裝的時候，1937年7月7日，隨著蘆溝橋事變的槍聲，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當時，岡村正在通河一帶追蹤趙尚志抗聯部隊的下落。事變發生兩天后，他于7月9日在通河接到電報，得知7日“突然”發生了蘆溝橋事件，13日回到哈爾濱后，通過各方面的情報，大体知道了事件的內容。出于對日本帝國利益的擔憂，他不愿讓日本陷入与中國的長期戰爭中，希望事變能在有利于日本的條件下早日就地解決。他在這几天的日記中記載了自己的看法：“在這一事件的背面，蔣介石對宋哲元軍這一地方部隊的實力受外力而削弱，可能是高興的；同時，國際共產党和斯大林對日軍在滿洲以外地區消耗兵力，也可能是歡迎的。果真如此，可以說這一事件恰如他們所愿。因此，必須万分注意收尾方法，迅速予以解決。事件繼續發展雖屬勢不得已，但深陷下去，當為蘇聯所喜。” 在日本一手制造的“華北危机”中，日本軍政界上層人物群体內部存在著“擴大派”和“不擴大派”的分野。前者是大多數，力主以強硬的手段，一鼓作气立即使中國屈服；后者人數不多且不敢大肆聲張，認為徹底征服中國的時机未到，日本先要把“九一八”后吞掉的滿洲和簽訂《塘沽協定》等條約后在華北得到的實惠加以鞏固、消化。那個被岡村稱為“難得的謀略家”石原莞爾，就是“不擴大派”的主要理論代表。岡村的主張也大体与他一致。但是，這兩派在征服中國的根本目標上沒有差別，而且戰爭真的打起來后，“不擴大派”盡管憂慮重重，但帝國軍人的“天職”還是使他們踏上了高速運轉的擴大派戰車上。就是這個石原莞爾，蘆溝橋事變時正擔任日軍參謀本部內主管作戰的第1部部長，日本軍部向華北前線迅速動員、增調約3個師團兵力的方案，恰恰是由他主持制定的。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軍攻勢凌厲： 7月26日，日軍占領廊坊，切斷平津之間交通。29日，日軍兵不血刃進入北平城；30日，占領天津。 8月9日，上海發生日本軍人挑釁的“虹橋机場事件”；13日，淞滬大戰爆發，雙方激戰3個多月后，日軍占領了上海、蘇州、無錫。 12月13日，日軍攻占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同月，日軍還先后占領蕪湖、揚州、杭州、濟南。 1938年1月，日軍先后占領青島、蚌埠。同時，日本近衛內閣發表聲明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2月，日軍攻占臨汾。 4月上旬，台儿庄會戰中，日軍首次遭受重大挫折。 5月19日，日軍占領徐州。 蘆溝橋事變后不到一年，日軍鐵蹄踏神州，戰火燃燒了大半個中國。占領徐州后，東京大本營的下一個目標是武漢，并企圖在攻占武漢的會戰過程中圍殲中國軍隊的主力。 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遠在北滿的岡村宁次，一面率隊鎮壓當地的抗日武裝，一面眼盯著關內戰局的發展。他祈禱天神保佑，令大日本皇軍能“武運長久”，一舉擊敗中國軍民的抵抗，徹底圓了日本征服中國、進而稱霸亞洲和世界的擴張夢想。同時，他也預感到軍部會將他南調，擔負更重要的任務。多年以后，他曾對自己得力的參謀長宮崎周一開玩笑說：“你我都已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戰出了麻煩，就被叫去涂抹一番。”那位宮崎周一赶緊自謙地諂媚道：“就將軍而言，每次抹得确實相當出色，但我總是抹得粗糙。”是啊，對于這樣一個韜略滿腹、深諳統率之道的皇軍干將，當此大戰之際，東京大本營怎會僅讓他去對付肩扛几支破槍的游擊隊，或者僅僅讓他隔著黑龍江瞧老毛子的大鼻子打發日子呢？ 果然，就在日軍為准備空前規模的武漢大會戰、決定要專門組建第11軍時，軍部首腦立刻想起了岡村宁次。 1938年6月21日夜，岡村宁次突然接到關東軍司令部轉來的東京急電，內稱：“貴職調任第11軍司令官，速往參謀本部報到。”當時，第2師團正集結于掖河鎮進行軍事演習，原來預定關東軍植田司令官于第二天前來觀操，并“由我給所轄團隊講授圖上戰術，內容為師團在預想戰場進行戰斗的設想”。見到電報后，這一切只好取消。 6月23日，岡村宁次离開掖河，先回哈爾濱師團司令部跟接替他的新任師團長安井藤治交接了工作，然后又与石井四郎、哈爾濱偽滿軍政頭目等一一話別，便在大本營的再次來電催促下啟程返回東京。這正是：大戰在即調岡村，拔擢干將奪武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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